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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大概是當代最與眾不同的哲學家了。作為一個以形而上學為己任的人，他竟然同人類學家安德烈·勒華-古爾漢（AuditLeroi-Gourhan）①的團隊開展緊密合，以期“完完全全地重新建立一套關于技術的論述”。[1]這一切實在太不正常。
哲學家并非沒有關注人類學的先例，拉圖爾（BrunoLatour）就算上一個。但和拉圖爾親力親為地走到實驗室里去跟隨科學家和工程師不同，斯蒂格勒卻始終坐在搖椅上，借助古爾漢團隊實踐的所謂實驗性科技——在實驗室里重新復原（古人）磨燧石的動作，并通過這些動作復原尼安德特人的生活來思考技術問題。古爾漢是法國著名人類學家莫斯（MarcelMauss）①的學生。延續了莫斯乃至整個涂爾干學派整體主義的傳統，古爾漢認為工具、技術是構成了作為生物的人與人類社會的關鍵中介。同樣是得益于莫斯（當然也包括法國的殖民主義實踐），古爾漢特別強調了今天已被認為是人類學標配的“田野”工作來小心求證。古爾漢發現：從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不僅發生了大腦皮層的差異化過程，而且也發生了石器的差異化。[2]但由尼安德特人開始，大腦皮層系統幾乎不再進化了。相反，技術卻以極快的速度進化著。（[1]，p.74）這一切被斯蒂格勒看在眼里。斯蒂格勒甚至由此歷史性地指出，人之所以為人，本質上就是一個生命技術外置化的過程。（[1]，p.73）從而，人就變成了技術而并非僅僅是文化的產物。甚至沒有了字面、模擬或是數碼書寫等第三持存（tertiaryretention）的支持，人類就不可能擁有動物所不具備的第三記憶。由一代傳到另一代的經驗，或者說我們稱為文化的東西，也不可能實現。（[1]，p.87）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是文化的條件。如果拉圖爾也能多一點耐心或是斯蒂格勒本人能小心地收起他的冗長，他們肯定會相互同意。畢竟在上世紀70年代在索爾克（Salk）實驗室的田野中拉圖爾早已發現，有了銘寫裝置（inscriptiondevices）這樣的的技術，科學家才可以成為共同體，科學知識也才有幾乎無限增衍的可能。[4]
那么話說回來，將人類定義為技術存在，其他人是否會同意呢？斯蒂格勒回到了古希臘。無法被納入先驗論范疇的人類學不是古希臘的傳統。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家對人的問題不感興趣，（[2]，p.112）技術作為一種無目的、無邏輯的工具也被哲學所鄙棄：古希臘的廚師——同時也是屠夫和祭司甚至會厭惡使用刀具，一旦把禽獸殺死就棄之一旁。（[2]，pp.216-217）但斯蒂格勒還是必須回去原因是“我們今天使用的字母是在古希臘時期出現的……而嚴格來說是字母化促成了城邦”，即運用邏輯（logos）掌控的人類社會，構成其可能性條件。（[1]，p.54；90）然而回到古希臘，就不得不面對柏拉圖，面對哲學的誕生。然而問題在于，既然“只要時間改變，我們對自己所說的就有不同的理解”，理解的多樣性也被視為感受文本的巨大的歷時性的表現。（[1]，pp.91-116）甚至連柏拉圖都無法重現柏拉圖，那斯蒂格勒又憑什么能夠保證，他自己對于柏拉圖對于哲學誕生的理解是“正確”的？斯蒂格勒并沒有直接作答，卻還是端坐在搖椅里反詰：為何不放棄人文科學乏味的實證論所賴以存續自身的，為形而上學和詭辯論共有的人類中心論？（[2]，p.114）斯蒂格勒斷言，只要把以書寫的形式將生活規則外置化以及客體化的人工記憶的因素加入進來，柏拉圖所致力于譴責的詭辯術就絕不可能構成挑戰秩序的無限。這太不人類學了！斯蒂格勒顯然了解人類學：在作品里，他大量地援引、批判了盧梭、列維-施特勞斯等人類學家的著作；他和柏拉圖的哲學對話，也是建立在一個人類學發現——“古代社會技術和巫術合二為一”的基礎上進行的。但在對話柏拉圖時，斯蒂格勒卻并沒有事無巨細地描摹古希臘特別是雅典城邦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細節，用以說明自己傳達的真的是柏拉圖“主位”的觀點。相比之下，他只是提供了一個視角，讓柏拉圖“陌生化”了。就這樣，一邊標榜將人類學請進哲學的殿堂，一邊又轉手將她送了出去。
不過斯蒂格勒有一個判斷倒是對的：當今的哲學家對技術問題不甚敏感乃至視而不見：“這或許是一種可憐的無力感的表現，不然就是極大的傲慢，它有時甚至顯得有些歇斯底里，讓人難以忍受。”（[1]，p.41）何止是哲學家，人類學家也對技術問題避之不及，尤其是在中國。斯蒂格勒坦言，他如此關注技術的首要原因是：他是工程師的兒子，敬仰父親激發了他對技術的巨大熱忱。（[1]，pp.35-36）誠然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原生家庭，并以此作為打開或是拒絕打開技術黑箱的理由。但別忘了，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被技術所包圍的時代。如斯蒂格勒所言，“我們一不留意就被鏈鎖上了。”（[1]，p.113）拉圖爾也早就提醒我們，回避科學和技術，我們就只能“原封不動地闡述難以對付的對象”。[5]人類學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深入地了解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陌生的實踐和世界的有力工具。我們需要做的，就只是從舒服的搖椅中走出來——是的，在這一點上必須超越斯蒂格勒——再到充滿了異質性技術的田野里去，“把褲子坐臟”。如拉圖爾所說，“參加2至3年親自的觀察還有什么世界令人們不熟悉呢？”（[5]，p.17）真正的困難恐怕就在于這2至3年?；蛟S可以歸咎為這個急功近利的大環境，或許構成了這個大環境的本就是急功近利的我們：愿意去花時間去深入科學、技術田野的中國學者鳳毛麟角。即便有，也更多關注了田野中非科學、技術的“相關”部分，以便于能夠快速套用現成的西方術語講一個似曾相識的中國故事。更多地，只是將科學、技術“黑箱化”，人云亦云地討論諸如人工智能（AI）等“時髦”話題——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歷史、現行階段、算法特點和應用場景全然不知，卻依舊空談所謂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談負責任的創新。人類學家項飆提醒我們，“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的邊界越來越模糊”。[6]我們不得不警醒：當所有的哲學和社會科學家，乃至于更多活躍在自媒體上的非知識分子都可以以這種“簡便”的方式談論科學、技術時，技術哲學和技術人類學又會給自己留下什么？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C.Scott）曾用瞎子背瘸子來比喻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關系。[7]“技術”即人的哲學和人類學的關系又何嘗不是如此：哲學能夠提供深度和術語，人類學則奉以經驗和證據。正如斯蒂格勒所言：技術的問題的人類學思考，將引向一種純粹哲學性的認識。（[2]，p.94）是的，經驗和證據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那個為拉圖爾所不齒的僅關注了實驗室中非科學、技術部分的特拉維克（SharonTraweek），在榮獲國際4S學會（SocietyforSocialStudiesofScience）的貝爾納獎時還不忘記驕傲地提及，她在《物理與人理：對高能物理學家社區的人類學考察》的田野工作至今還有人引用、提及。從某種意義上講，斯蒂格勒之所以能夠從古爾漢的發現探討到哲學起源，也是因為柏拉圖“寫下了他的思考”，（[1]，p.94）成為他與之對話的絕佳素材。所以，去田野吧！難不成，想將技術哲學和技術人類學的未來拱手讓人嗎？
作者:王程韡 單位:清華大學科學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