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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傳播學范文1
[關鍵詞] 血吸蟲??；社會行為；疾病傳播
[中圖分類號] R383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6（a）-0129-03
血吸蟲病是一種與人的行為密切相關的疾病[1]。預防、控制或消滅血吸蟲病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教育背景、生產生活方式、一般衛生建設等諸多社會行為因素的制約。某縣是四川省血吸蟲病重流行縣之一，在2007年完成血吸蟲病傳播控制任務后，按照《某縣血吸蟲病綜合治理重點項目工作規劃（2010-2015年）》的要求，一直致力于2015年達到國家血吸蟲病傳播阻斷標準。本研究在該縣血吸蟲病流行村開展農村居民職業與文化程度、經濟來源與收入水平、生產生活方式、健康教育和感染情況等情況調查，以期了解這些社會行為因素在當地血吸蟲病傳播中的可能影響，為該縣實現傳播阻斷制定更為有效的血吸蟲病綜合治理策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某縣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全縣總人口12.01萬人，農業人口8.93萬人，占74.36%；非農業人口3.08萬人，占25.64%。該縣轄5鎮4鄉，40個行政村中有36個村為血吸蟲病流行村，受血吸蟲病威脅的人口數近10萬人。疫區歷史累計血吸蟲病患者42 002例，其中晚期血吸蟲患者417例，歷史累計病牛數20 503頭，歷史釘螺面積954萬m2。多年治理后，目前該縣疫區人群感染率已控制在1.0%以內，無病牛感染，釘螺面積下降到52萬m2。
1.2 抽樣方法
該疫區按照綜合疫情程度的不同，36個血吸蟲病流行村可劃分為重、中、輕3種，分層隨機各抽取出1個村，3個村的所有農村居民為本次研究的調查對象。
1.3 問卷調查方法
調查時間為2012年8月。調查前均對調查員統一培訓，采用入戶調查方式，使用統一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一般情況、主要經濟來源與家庭經濟年收入、居民生產生活方式、血吸蟲病健康教育等。
1.4感染情況調查
采集調查對象外周血耳垂血，采用ELISA試驗進行血吸蟲抗體檢測，陽性者全部用Kato-Katz法（1糞3檢）做病原學檢查，以了解人群感染率。
1.5 統計學方法
收集所有問卷調查信息和血檢結果，建立數據庫，使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本次調查共發出問卷3000份，回收2930份，有效2915份，有效回收率為97.17%。其中，男1471名（50.46%），女1444名（49.54%）；常住人口2906名（99.69%），外來人口9名（0.31%）；年齡最小5歲，最大84歲，5～
2.2 家庭經濟狀況與生產生活方式
2.2.1 主要經濟來源和家庭經濟年收入 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僅依靠農業的有1632人次（55.99%），既依靠農業又外出打工的595人次（20.41%），依靠農業和畜牧的223人次（20.41%），僅依靠外出打工的205人次（7.03%），依靠農業、畜牧和外出打工的191人（6.55%）。自述家庭經濟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者1025人次（35.16%），5000元以下者1890人次（64.84%）。
2.2.2 生產、生活方式 ①主要經濟作物前3位的是水稻（62.31%）、混合（28.30%）、水稻旱糧（5.04%）；②家庭擁有的水田面積多在0.1～3畝（91.03%）；③采用的耕作方式依次為機耕（75.10%）、人耕（23.79%）、機耕并人耕（0.59%）、牛耕（0.52%），不同家庭收入者耕作方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8.560，P < 0.01）；④主要耕地的施肥方式依次為化肥（91.15%）、其他（5.09%）、化肥與新鮮糞便施肥并用（1.95%）、新鮮糞便施肥（1.81%），不同家庭收入者施肥方式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55.757，P < 0.01）；⑤居民生活飲用水依次為自來水（97.87%）、溝塘水（1.78%）、井水（0.35%），不同家庭收入居民生活飲用水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533，P > 0.05）；⑥所有家庭均未修建三格式無害化廁所，99.76%調查對象擁有室內簡易或沖水式廁所，8.20%擁有露天廁所，16.26%建有沼氣池， 不同家庭收入居民修建沼氣池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548，P > 0.05）。見表1。
2.3 健康教育
被調查人群中2772人（95.09%）知曉一般血吸蟲病防治知識，143人（4.91%）不知曉。在知曉的人群中，主要通過一個途徑獲取知識的有1017人（36.69%），其中通過傳單或警示牌占37.36%，宣傳畫占23.01%，廣播占21.73%；主要通過多種途徑獲取知識的有1755人（63.31%），其中，通過傳單或警示牌、專欄板報、宣傳畫的有447人（25.47%），廣播、傳單或警示牌、專欄板報的有342人（25.47%），廣播、傳單或警示牌的有138人（7.86%）。不同年齡段和文化程度居民對血吸蟲防治知識的知曉率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均P < 0.01），其中，5～
表2 人群血吸蟲病防治知識的知曉情況
2.6 感染情況調查
本次參加問卷調查的2915名對象進行血清學檢測2911名，參與度為99.86%。血檢陽性者80名全部進行糞檢，糞檢參與度100%，糞檢陽性率為0%，人群感染率為0%。
3 討論
3.1 農村居民的職業、經濟狀況和生產生活方式是血吸蟲病傳播的潛在影響因素
本次調查中，疫區居民職業主要以農民為主（82.33%），生產生活多依賴農業經濟，農業結構單一[2]，水稻（62.31%）、混合（28.30%）、水稻旱糧（5.04%）為主要種植的經濟作物，這與該縣是傳統農業經濟縣相符合。當地農民在水稻種植過程中，常會因灌溉、耕種、除草等生產需要接觸到河溝水。在疫區，接觸疫水是感染血吸蟲病的重要危險因素[3]。接觸機會越多，感染機會也越多[4]。
研究表明，血吸蟲病易發生在人均收入低、家庭住房結構差、沒有接通自來水等人群中[5-6]。本次調查對象中自述家庭經濟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者占35.16%，5000元以下者占64.84%，低于2011年該縣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5899元，整體自我評價家庭經濟水平不高。2004年以來按照當地血防綜合治理項目的要求，該縣實施以機耕代牛耕的防治措施。本次調查顯示，除機耕（75.10%）外，仍有農民采用人耕（23.79%）和牛耕（0.52%），其中自述家庭經濟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群中人耕、牛耕比例為22.22%、0.58%；5000元及以上者人耕、牛耕比例為25.66%、0.39%?？梢娨环矫娌糠之數剞r民固守傳統的農業耕種模式，另一方面購置農機需要一定的經濟投入，受經濟條件限制。在疫區，人耕可使人體接觸到血吸蟲尾蚴的機會大為增加；牛耕的家畜是血吸蟲病的主要傳染源之一，是血吸蟲病防治的關鍵[7]。在施肥方式和糞便處理方面，化肥與新鮮糞便施肥并用、新鮮糞便施肥比例各為1.95%、1.81%，其中，自述家庭經濟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使用新鮮糞便施肥的為2.06%，5000元及以上者為1.27%；所有調查對象的家庭均無三格式無害化廁所，使用室內簡易或沖水式廁所為99.76%，普及沼氣池的比例為16.26%，提示當地糞便的無害化管理現狀還需進一步推進。疫區人畜糞便既是廣泛使用的有機肥料，也是散布包括血吸蟲蟲卵等病原體在內的主要污染物，新鮮糞便由于未經過無害化處理就直接在農田施肥，將會導致血吸蟲蟲卵擴散的可能性，使居民在生產過程中接觸到疫水而感染[8]。生活飲用水方面有1.78%的人群飲用未經消毒的溝塘水，在疫區這種生活習慣對人體健康將帶來極大的潛在危險性。
3.2 外出務工人員對勞務輸入地血吸蟲病傳染源輸入具有潛在影響性
在某縣疫區，人口的流動具有較為明顯的單向性，主要為輸出型。該次對3個抽樣村的調查顯示，抽樣人口中常住人口占99.69%，外來人口僅占0.31%。由于當地經濟相對滯后，有33.99%調查對象的家庭以外出打工來增加經濟收入，而來自疫區的務工人員在血吸蟲病傳播中的作用不容小視，將可能隨著人口資源的流動給勞務輸入地帶來血吸蟲病傳染源輸入的潛在危險性[9-10]，造成疫情播散的可能。
3.3 較高的血防知識知曉率和血清學檢測參與度有利于血吸蟲病傳播的控制
由于某縣血吸蟲病的治理經歷了50多年歷史，多年的血防工作積淀和宣傳，使得當地農村居民對血吸蟲病一般防治知識的了解程度較高，表現出知曉率隨受教育程度的增高而增高的特點。本次調查人群的血吸蟲防治知識知曉率為95.09%，達到《全國預防控制血吸蟲病中長期規劃綱要（2004-2015）》中規定的2015年流行區居民血防知識知曉率95%的要求。而且調查對象能積極配合血防部門進行血清學檢測，本次血清學檢測參與度為99.86%，血檢陽性者全部進行糞檢。農村居民對一般血吸蟲病防治知識的普遍了解和健康保健意識的增強，是有效預防血吸蟲病的基礎，將有利于控制血吸蟲病的傳播，發揮正效應作用。當然，也應注意到，文盲、學前兒童、5～
綜上所述，加快當地農業結構調整力度，有序推進城鎮化建設，改善當地居民生產生活方式，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疫情監測，有針對性開展特殊人群健康宣傳教育等將是有效防控血吸蟲病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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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傳播學范文2
論文關鍵詞：鄉村；廣告傳播；鄉村文化；和諧
鄉村是與城市相對照而言的，所謂鄉村，是指由鄉(及鎮)與村兩種社區構成的社會生活范圍。本文探討的鄉村群體包括在農村地域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群體和在鄉鎮從事勞動和居住的其他勞動者。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群體，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內涵和地域性。
縱觀我國廣告設計與傳播，總體發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輕鄉村，針對鄉村受眾的設計作品為數不多并缺乏鄉村文化氣息。大多數企業、傳媒、廣告公司以及學者在以城市為主位的前提下，將我國廣告設計與傳播的大眾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連接在一起，在有意和無意間將中國社會這個整體系統中的二個很重要的部分一鄉村群體遺忘在某個角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媒體“重城市，輕農村”的現狀仍然普遍存在，對子鄉村的關注依然很少。根據國家廣播總局有關數據顯示，面向農民、農襯和農業的廣播全國只有10套(分別是山西、江西、山東、河南、陜西以及廣西南寧、河北張家口、浙江嘉興、廣東茂名和揭陽電臺)，占全國2371套廣播頻率總數的0.42%。在省級電視臺中，只有大約十五六家開辦了農村專欄，與368家注冊的各種電視媒體相比，開辦率僅有4%。因此城鄉信息流動結構嚴重不對稱。
其次，長期以來，設計界忽視了鄉村地區的弱勢消費群設計在趨于城市化、大同化。盡管中國處于城市化的進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億的鄉村人口。加強對中國鄉村廣鉀究的重今科考麟勢群體的媒獻懷有利子解決藝術設計全面發展的粗頸問題，對于我們的廣告創意、廣告的有效傳播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同時也會潛移默化的推動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新農村的進程。
再次，很多設計人員將鄉村文化傳統和地城特色簡單化，中國鄉村廣告傳統的東西保存的不鄉好;卻在設計中不斷重復所謂有傳統特點的符號和手法。許多設計產品因偏離鄉村群體獨特的文化傳統，價格脫離鄉村消費水平而讓這些邊緣消費群體望而卻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廣告設計與傳播本能的忽視鄉村群體，造成發展的不和諧呢?
第一、經濟力量的弱勢和鄉村文化的邊緣地位，決定了廣告設計與傳播偏向城市而忽視鄉村。經濟環境是決定廣告的首要因素。近年來我國的鄉村經濟模式和結構雖然有了很大變化，經濟水平有了長足發展，但其收人還遠遠趕不上大中城市，少數邊遠地區的農民甚至還沒完全擺脫貧困。鄉村更多地保留了農業文化的傳統。在同樣的社會背景下，鄉村文化逐漸被邊緣化。
第二、在使用媒體資源的分配上，我國大多數的傳媒機構大都集中在城市。從傳播學角度看，廣告實質是信息的傳達，而信息在傳播的過程中必須借助一定的媒體。而如此高比例的媒體集中于城市，遠離鄉村，必然導致鄉村廣告傳播的高成本和難以形成有效傳播。
第三、絕大多數設計者已經習慣于城市生活，同鄉村生活方式相差甚遠，很難對鄉村受眾進行準確定位。生活方式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現代設計的重要出發點和核心概念。鄉村群體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言談交往等并不被設計者所熟悉。正如設計大師索扎斯主張，首先得教導設計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終決定設計。
第四、在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媒體過分地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社會責任。追求自身效益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大眾傳媒更樂意向處于社會強勢地位的受眾群提供信息服務，常常忽視弱勢群體受眾的信息需求。
第五、廣告設計片面地強調了產品或服務廣告，而忽視了品牌形象廣告、即使是產品或服務廣告也沒有充分的和鄉村環境相聯系。其實品牌形象廣告作為一種傳播稀稱為了能使姍的信息獲得人們的認可，總會進行一些令社會關注、并進行正面倡導的觀念傳播。如太陽能產品突出其節能的宣傳，同時應引導修繕自然環境，和諧人與自然的關系。
我國是個發展中農業大國，鄉村人口數量遠遠地超過了城市人口，故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廣告設計與傳播應重視鄉村群體及其文化傳統，反映鄉村氣息育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和諧的廣告設計與發展的道路。
無論傳媒在信息傳播的內容和數量上，還是廣告在作品的設計上都應給予“邊緣群體”更多的關注，充分重視他們的信息需要，將農村傳統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獨特的設計風格和思路并被他們所接受。如“實在人，喝實在酒”(龍江家園集團);“比一比，算一算，還是聯通最劃算”(中國聯通);“黑土地黃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復合肥);“時風時風，路路暢通”(時風集團)。這些廣告語都突出了產品獨特的優點，滿足了農村消費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鄉村基層，關注鄉村群體，摸索出廣告設計和諧展的模式和路徑。設計是以綜合為手段，以創新為目標的高級、復雜的腦力勞動過程。喳計工作需要長期的實踐與理論相結合，不是紙上談兵、閉門造車，還需要有較強的社會實踐技能。優秀的設計者應該及時掌握并預測設計的變化趨勢，弓!導變化的觀念指導設計、，使設計成為時代變化的表征和進步的催化劑。如蘭陵酒業根據農村市場的特點，利用不同媒體的差異性在墻體電視、贈品等不同媒體進行系列廣告宣傳，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藍星啤酒抓住農村夏季麥收的有利時機，組織車輛和人員分散行動，把啤酒送到田間地頭，給農民提供了便利，也實現了廣告的針對性宣傳。
關注鄉村文化，利用廣告傳播的文化特質，使他們逐漸適應社會和諧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步伐。廣告設計與傳播要從社會責任的角度適時保存農村傳統文化的精髓，滿足他們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農村的使用率遠遠高于城市。三笑集團就利用趙本山在農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樸形象，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滿足了農村消費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設計要融人普通鄉村消費群體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須盡量通俗化、簡潔化。不同消費群體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養是不同的，相應的設計也應該有差異。面對鄉村群體時，設計不能脫離鄉村生活，要考慮到農民的教育知識水平和理解欣賞的能力。廣告應盡可能的親切易懂，縮短與農民消費者之間的距離。如中國移動通信在某鄉鎮做的廣告語“中國移動通信卡，一邊耕地一邊打?！奔葱麄髁藦V告目標，又符合了大部分農民的工作習性，還引領了農民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機這種現代化的通訊工具。
鄉村傳播學范文3
傳播視角下的文化軟實力
蓬勃發展中的中國話語學
本土化:一個錯誤的答案
試論中國媒體的貧困報道
再論國際話語權及其提升路徑
論“龍”與德文“Drache”
初創期中國電視傳播的國際語境
傳播學術的主體性:歷史與世界視野
芻議德國民眾對中國負面看法的原因
新媒介賦權視閾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
融合時代傳統媒體“轉型”的方法與路徑
基于態度理論的國家形象及影響因素研究
理論價值:馬爾庫塞的傳播語言儀式化問題
軟實力(SoftPower)概念的跨文化語義分析
論民國時期平津民營報刊營業化轉型的局限
網絡輿論形成中的社會放大——一個概念框架
中年人QQ使用情況及其對人際關系的影響研究
傳播學學科化的困境:基于社會心理學的視角
新媒體的消費主義傳播——以淘寶網為例
來華傳教士對美國感知中國形象的影響及意義
對“廣告社會化”與“社會廣告化”的批判分析
前進與后退的伴生:“”時期的中國電視業
《大公報》關于日俄戰爭的信源選擇與報道傾向
基于興趣的社會交往:同鄉社會網絡內的交往邏輯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給機制的“廣場化”與公民性塑造
大眾傳播行政研究的興起及其典范化的思想史考察
《密勒氏評論報》專業新聞團隊的跨界特征及效用
互聯網時代的國家軟實力:論我國國際話語權的構建
“美麗神話”的電視建構:身體規訓與健康風險的遮蔽
大學形象研究的布爾迪厄立場——《國家精英》的啟示
“抗戰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盟國的媒體交往與宣傳合作
后黨報群眾工作部的歷史演變
日本時評的寫作與經驗——卓南生談新聞學的教研與實踐
中國公益類非政府組織微博研究:基于框架分析的視角
社交媒體與“行動型記者”:基于政治參與視角的考察
無聲大眾的武器:進步主義“耙糞者”的新聞生產與社會想像
誰是“公眾人物”?——重探“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及其后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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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的政治傳播再思考——功能與結構視角下的分析
海外華文報紙發展策略研究——基于對十份海外華文報紙的實證研究
多元化衍生的失序與規范——新媒體環境下社會熱點議題的特征與變化
卓南生教授談“從日本南進論系譜看戰后日本的東南亞報道與東南亞外交”
“文化帝國主義”過時了嗎?——“全球傳播時代”的國家、與平等
理解國際傳播的雙重視界——基于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歷史性分析
社會沖突性事件中的傳媒與公共領域建構——以“烏坎事件”新聞報道為例
漢語新聞學的面容、風景及其泥土性——基于大陸“中國新聞史”問題的思考
從“馬航失聯事件”恐懼奇觀看新媒介賦權下的情感話語實踐與互聯網治理
鄉村傳播學范文4
談陽新采茶戲，需從地方小戲談起。
地方小戲是一個約定俗稱的概念，所謂地方，指戲曲的流行區域；所謂小，指其相對于“昆、高、皮、亂”而言，沒有那么嚴謹的表演體系和眾多紛呈的劇本。其通常在民間歌舞或者民間說唱曲種的基礎上，由“以敘事體為主、代言體為輔”向“以代言體為主、敘事體為輔”轉變，變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角色以“一丑一旦”為主，或加一小生，常稱之為“二小戲”或“三小戲”。
中國長期的農業社會性質決定了鄉村文化與地方小戲是一種同文化的性質，或者說是一種伴生的關系。地方小戲建立于區域鄉村文化的基礎之上，為區域鄉村文化的傳播、強化和凝聚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區域鄉村文化則對地方小戲在觀眾欣賞層面上予以相同的審美心理，使之發展、壯大，流傳至更廣泛的區域。
與此同時，區域鄉村文化因為其區域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制約了地方小戲的發展和流傳。此時，地方小戲必然要揚棄自身的某些特點，以便更好地適應觀眾的審美。戲曲史之謂“弋陽腔”者，盡因其擅此道，“改調歌之”、“錯用鄉語”，故其流傳于大江南北，落地生根開花，蔚為大觀。然同時也必須看到，共性與個性的揚棄與流行區域關系密切，欲流傳廣泛，需消解個性，流傳范圍小者，個性突出。
陽新采茶戲隸屬于地方小戲之范疇。幸甚，2008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湖北省重點扶持保留劇種。
追溯源流，陽新采茶戲于地方采茶歌舞之基礎上發展而起，至遲，清朝中期，已經搬上舞臺，現有清晰傳代史十一代約兩百余年，其傳承關系十分明確。20世紀80年代達到最盛，據調查，當時陽新縣有劇團200余個，傳統戲本達100臺，被譽為湖北省的“戲窩子”，有民諺述此景：“陽新龍燕，四十八郾，抱起枕頭一撂肩，茶戲愛看一夜天”。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國戲曲團體的不景氣，陽新采茶戲也逐漸走向沒落。據新聞報道，“陽新縣采茶劇團是全省現存的惟一一家專業采茶劇團。被譽為鄂東南山區‘不敗的山茶花’的陽新采茶戲劇團，也曾一度陷入“凋零”的境地，一年演不了幾臺戲?！覀兊木袷臣Z儲備已經不多了！’目睹著采茶戲日漸萎縮的勢頭，李家高（筆者按：陽新采茶戲傳承人）無比憂慮。據了解，陽新縣采茶劇團現有在職演職人員四五十名，目前當家演員大多是1995年畢業于（湖北）省藝校的。由于經費不足，服裝、背景更新慢、色彩陳舊，大戲已很難排演”。
二、以往研究之基礎
目前，學界對陽新采茶戲的研究很少。1964年，湖北藝術學院楊匡民、程國權、熊永良等專家召集采茶戲知名藝人談會冰、劉應錫、成傳福等集中完成陽新采茶戲傳統音樂的調查、挖掘、整理和記譜工作，對陽新采茶戲進行改革，“以南河采茶戲為母體，改革陽新采茶戲；整理加工采茶戲音樂，純擊樂伴奏改文武場并舉，文場引入管弦樂器，武場吸收京劇、漢劇部分鑼鼓經；朝陽河流域方言道白改‘漢話’道白；吸收京劇某些表演程式，革除唱多做少的舊傳統”。1965年陽新采茶劇團正式掛牌成立。這次主要是陽新采茶戲進行實踐性的改造，使之“大戲化”，較少進行理論的研究。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全國文化系統進行《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的編撰工作，由湖北省文化廳領導、戲曲研究所負責實施，對陽新采茶戲進行了一系列的資料整理和初步的理論研究工作，出版有油印資料《湖北戲曲音樂集成?陽新采茶戲卷》（1985年，咸寧地區文化局、陽新縣文化局、陽新縣采茶劇團編）。該資料對于陽新采茶戲在當時的資料整理方面比較細致，而在理論研究方面沒有深入。自此之后，陽新采茶戲鮮有學者問津，各類學術報刊上也未見其一鱗半爪。
直到2000年，在鄉村文化研究的沖擊下，陽新采茶戲研究開始悄然升溫，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如《90年代陽新采茶戲民營職業劇團現狀調查》（2002年）、《80年代以來陽新采茶戲觀眾群的變化》（2004年）、《陽新采茶戲的傳播學研究》（湖北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內部出版物，2005年）、《扶植民營陽新采茶戲演出團體，占領鄉村文化陣地》（2008年、政協提案）等，這些成果在一定的文化意識的指導下完成，但探討不夠深入，多為描述現狀。
總體而言，學界對陽新采茶戲的研究較少關注，對鄉村文化與陽新采茶戲的關系研究、互動研究更是乏善可陳。
三、研究架構的設想
從鄉村文化角度的研究，實質上是立足于陽新采茶戲流行區域，以文化的觀點去解構陽新采茶戲，即將陽新采茶戲看作是在陽新鄉村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村民的生活、娛樂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能僅僅從藝術的角度對其進行觀照。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筆者綜合從傳播學、社會學、人文地理學、政治學的角度出發，作出以下構想。
1.以陽新采茶戲傳播的角度分析
戲曲的傳播涉及到三個方面：施眾（戲曲班社及從業者）、受眾（戲曲觀眾）、傳播機制（演劇體制）。從這三個方面入手，需要分析：
①陽新采茶戲的班社及從業者的構成，包括1949年之前、“戲改”時期、時期、改革開放之后等幾個時期，班社及從業者的社會身份是否有變化、如何變化等問題；
②陽新采茶戲的觀眾群體的構成及變化；
③在陽新采茶戲班社及從業者經歷了從民間到官方變化之后，對從業者和觀眾群體及群體思想的影響，在戲曲觀眾受到戲改、改革開放經濟生活的沖擊、文化思潮及現代多種媒體形式的沖擊之后，從業者和觀眾群體做出的文化的選擇；
④演劇體制的改變對陽新采茶戲演劇的影響，對于鄉村文化的影響；
⑤陽新采茶戲演唱語音的改變顯示出國家行政和民間藝術之間的博弈；
⑥在陽新采茶戲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后，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開展，給予其演出機制、人才培養機制等發生展的新機遇。
2.以行為理論的分析
①戲劇團體的生存狀態對于陽新采茶戲傳播的影響。
建國之前的班主制、建國以后逐步推進的“戲曲改革”、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本世紀的新農村建設、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性保護等文化政策影響著陽新采茶戲劇團的生存狀態，即經歷了民辦、公辦、公民混辦、政府扶植等多種狀態。生存狀態的改變，不僅改變了從業者的構成，也改變了采茶戲的劇目以及演劇體制，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鄉村的原有的文化娛樂結構和方式，必然也對陽新采茶戲的音樂發生了重要的影響，致使其改變。
②國家行政對于陽新采茶戲的影響。
自1949年始的在中央文藝精神的指導下，陽新采茶戲劇團作為政府的喉舌，在改變戲劇內容的同時也對采茶戲的音樂進行改革，這兩種改變有力地影響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鄉村的文化娛樂，改變了陽新采茶戲作為純粹的娛樂性質。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現在，但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改革開放和經濟活動的日益繁榮，影響力開始逐步減弱。本世紀伊始，政府推進新農村文化建設，政策對陽新采茶戲有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國家行政如何通過陽新采茶戲發揮作用，地方文化監管部門的各項政策與在陽新采茶戲演劇中的引導、鼓勵甚至強制的作用，對于戲曲作品的創新、發展的影響，對于具有本土性的新農村先進文化的影響。
③民辦職業、非職業劇團、國有劇團三者之間在人員組成、管理體制、演劇體制、人才培養等方面之異同，以及其對于鄉村娛樂文化之影響等。
1949年之前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是陽新采茶戲發展和演劇的多元繁榮期，民辦職業和非職業劇團的出現、演出機會的增多，劇目的傳統化以及一些民辦職業劇團的媚俗化等等，從表面上看是劇團適應鄉村文化娛樂的需求而做出的自身調整，實質上這些變化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互動關系。
另一方面，在當前形勢下，在鼓勵民辦職業和非職業劇團的同時，如何在鄉村中建立具有傳承、弘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功能的陽新采茶戲，既不過度涉入，又能適時指導提高民間劇團的演出質量。
四、結語
陽新采茶戲作為地方小戲，由其反映的鄉村民眾的觀念和行為及其在鄉村文化中的反應，陽新采茶戲對其所做的內適性調整和二者之間的互動，此應當為從鄉村文化角度對陽新采茶戲進行研究的重點。
在研究中，還應當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實證主義為理論指導，采用多學科交叉滲透、實證與理論相結合的方式，綜合運用音樂學、戲劇學、人文地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相關理論及方法，尤其需要重視深入實地考查采風，進行田野作業，收集歷史文獻和影音資料，獲得第一手資料，結合、比較陽新地區和其他地區地方采茶戲與鄉村文化的研究成果，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
唯此，方能真正的研究陽新采茶戲與鄉村文化之關系，從而真正了解、解析陽新采茶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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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考自省略/HTML/2006-11-
23/36974.HTM。2011年6月10日。黃石日報，2006年11月23日。
鄉村傳播學范文5
關鍵詞 19世紀美國 商業廣告名片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一、商業廣告名片的定義
顧名思義，商業廣告名片就是刊載產品廣告信息的名片，即名片一面書寫所持名片者的姓名等基本信息。另一面則書寫持名片者所在企業或團體的廣告信息。
關于名片的起源，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名片的國家，根據制作的材質不同，曾被稱為“名刺”、“名紙”、“名帖”等：但也有學者認為，名片是西方的“舶來品”。在西方名片最早出現在法國，據說是從法國路易十四的宮廷里最初流行起來的。至十九世紀中葉，名片在歐美等西方各國已廣泛流行，并且材質和樣式越來越考究。
二、媒介社會學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媒介社會學的視角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19世紀美國商業廣告名片的興起和發展。
媒介社會學，又可以稱為傳播社會學，即運用社會學理論，分析傳播過程，研究媒介和社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這是一種社會學和傳播學的交叉性研究，可從社會學和傳播學兩個視角來觀照傳播現象，使其展現出更真實的一面。
著名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加拿大傳播學者莫斯可(Mosco，1996年)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在政治和經濟的張力下》一書中寫道，傳播政治經濟學方法是從的基本立場出發，研究社會權利關系與傳播生產、流通、消費的相互建構，剖析社會現實中的傳播現象。
因為現實與歷史總是有著相似之處。運用歷史的視角和方法分析事物的發展現狀和趨勢是十分必要的。對于傳播史的研究而言，站在歷史的高度和媒介社會學的視角下，通過從傳播現象或事件所發生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變革的情境中解釋其出現、發展的原因，探析其社會背景的復雜性，可以為研究傳播史“左右逢源”，和現實社會中的傳播現狀研究提供依據，做到“以史為鑒”，并可以對社會中傳播事業的發展做出更加科學和準確的預測。
在本文講述19世紀美國商業廣告名片興衰的過程中，運用媒介社會學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和方法，把美國商業廣告名片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通過描述其現象，列舉當時的社會現實，特別是對商業廣告名片構成威脅的報紙、雜志等媒體的現狀，運用歷史考察維度來關照社會與商業廣告名片的融合發展，探索其興起、發展及其衰落的原因。
三、商業廣告名片出現的背景
從內戰爆發到19世紀末的美國歷史，是近代美國向現代美國轉變的重要歷史時期，其主要特征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兩個歷史性轉變的帶動下，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文化思想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美國內戰期間，美國國會及聯邦政府采取一系列促進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以保證取得內戰勝利的政策。1862年和1864年，國會分別通過“宅地法”和“移民法”。兩則法律互為補充，把吸引移民和西部開發結合起來，為資本主義工業開發提供了原料和勞動力。此外，聯邦政府還采取了科學技術革命，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發展教育事業等政策，這些政策為迅速的工業增長奠定了法律基礎，同時也是保證美國聯邦政府取得內戰勝利的物質基礎。1862年后出現了戰時經濟繁榮。
戰后，遺留下的大量剩余商品，以及戰時用于生產軍用物資的機器轉為民用產品進行生產，這促使新的品牌產品出現。此外，南北市場的融合，為新的品牌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各類新興產品都需要一個影響較大的全國性的媒體進行宣傳，媒體的宣傳作用受到極大重視。
整個19世紀，由于廣播、電視等電子媒體尚未出現，印刷媒體勢必成為商品宣傳的首選。而作為印刷業鼻祖的書籍自身屬性和郵政部門的管理問題，并沒有給廣告提供足夠的空間。假如在書籍中做廣告，那么郵寄時書籍就不能以書的費率被遞送，而會產生額外的費用，這樣就大大增加了書籍的運輸成本，進而使得書籍出版商對加載廣告望而卻步。
作為早期廣告信息最主要的載體，報紙在此期間也受到了限制。由于造紙原料和印刷技術條件的桎梏，使讀報成為一項社區活動。另外，雜志給予自身的定位為“模仿的是書籍，而不是報紙”，出版商把自己視為“把關人”，阻止低俗、商業化的信息進入，保護他們對版面的特權。同時，雜志的收入幾乎完全可以靠訂閱維持，因此雜志拒絕廣告商的要求也就不足為奇了。
內戰前，美國絕大多數人口分布在農村，城市化進程緩慢。尤其是在美國西部大開發前，由于山地居多，交通不便，人煙稀少，人們購買商品多具有固定的地點，大型超級市場尚未形成規模，小型零售商就成為消費者直接接觸的廣告信息來源。
商業廣告名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悄然出現和興起了。除新聞紙的價格昂貴和雜志不把版面出售給企業等原因外，廣告主卻非?？释诿襟w廣告信息，這種需求和滿足的極端不均衡也加速了商業廣告名片的繁榮。
四、商業廣告名片的興起和繁榮
印刷技術直接制約了商業名片的數量和規模，到了19世紀，尤其是80年代以后，生產技術的改良，蒸汽動力運用在印刷機上的使用，使得商業廣告名片的印刷速度大大提高了，與此同時成本卻一再降低。商人們也喜歡名片，因為他們的名字被印在上面。公司則通過宣傳創造一種品牌，是一種“自我實現式的預言”。一時間商業廣告名片成為眾多廣告商所追逐的新型廣告媒體。
早期的商業名片只是簡單的列出產品的名錄，沒有準確和感性的描述，針對性和受關注度也都不夠。在其推廣過程中，游走在鄉村間的產品推銷員成為商業廣告名片在企業中最主要的推廣者。名片由產品推銷員發送至各鄉村商店的柜臺上，充當現代意義的“POP”廣告。
但此后，商業廣告名片的發展出現與生活相貼近的趨勢，如除載有廣告信息外，廣告名片還有可能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如：一些名片“上面載有日歷或生活小常識”等，成為“植入式”廣告的前身。廣告主也在每年的喜慶時刻把精美的名片寄給消費者，作為廣告主對消費者表達感謝的方式，好像圣誕節時寄送圣誕賀卡這樣的現代禮儀傳統。一時間商業名片廣告成為炙手可熱的廣告媒體，塑造了一批當時家喻戶曉的產品品牌。
五、商業廣告名片的衰落及其原因
然而商業廣告名片繁榮的好景并不長。19世紀末，美國已基本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系，進而美國的經濟重心、人口重心和城鄉結構等出現一系列的變化。美國的城市化進入一個鼎盛時期，1860～1900年間，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由19.8％上升到39.6％，大城市的數量明顯增加。人們對報紙、雜志等閱讀性讀物的需求增多?？陀^上促進了報紙、雜志等行業的發展，為這一期間主流媒體廣告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可能。
與此同時，美國已形成全國性的商品銷售網。舊式的直接出售農產品和手工業商品現象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與大企業集團掛鉤的百貨商店、聯號商店、郵購商店以及他們下屬的零售商店。這些銷售網點嚴重沖擊了鄉村間零售店的生存空間。從而，商業廣告名片的“寄生載體”――個體自營零售商店性質發生了改變。
1875年起，新聞紙原料問題與印刷技術問題的解決使報紙變得廉價。19世紀80年代，面對出版商對廣告的限制，廣告商也開始動用他們對報紙的“經濟特權”，逐漸掌握了報紙版面的編輯權和控制權。攝影術和印刷術的革新所帶來的高品質圖案也使商業廣告名片喪失了“比較優勢”。此外，1879年的《郵政法》為雜志制定了一項特殊的郵寄價格，這一變化為雜志刊載廣告信息提供了可能性。因此，19世紀末的雜志發行量增加了幾乎一倍。這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商業廣告名片的份額，決定了商業廣告名片作為廣告媒體走向衰敗。同時也正是19世紀末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的變遷以及廣告主的廣告訴求理念的革新，將名噪一時的商業廣告名片所埋葬。
鄉村傳播學范文6
摘要：從“國家政治”的層面研究農村婦女參與村民自治，會對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與作用做出不切實際的低估判斷。本文以“村莊政治”為視角進行研究，證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傳播是農村婦女參與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因此得到真實、原本的體現。
中圖分類號：C669．68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4-2563(2007)01-0016-05
當前已有的關于農村婦女參與村民自治的研究，多把焦點集中于“國家政治”層面，并由此給出解釋。這種研究思路，對農村婦女的實際參與情況做出了不切實際的低估判斷，認為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與作用不盡如人意，遠不如男性村民。其實，只要將“國家政治”和“村莊政治”區別開來，就會發現一個考察農村婦女參與村民自治的新視角。
相對于“國家政治”而言，“村莊政治”貼近于村莊的實際生活，更具有現實感?！按迩f政治”由一系列的人與事組合而成，而黏合一系列人與事的又是維系村莊生存、發展的各類信息及其運行，即傳播。被涂抹有政治涵義的傳播，被稱為政治傳播。在村莊政治生活中，農村婦女于政治傳播中大顯身手，多層次、多角度地型構著村莊政治，表現出積極的有效參與，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與作用得到真實、原本體現。湖北省Y縣黃村的調查證實了這一點。
一、“村莊政治”――村民自治中農村婦女參與政治傳播的背景
湖北省Y縣黃村和筆者其他的相關調查、實際生活感悟以及已有的眾多研究均表明，“國家政治”與“村莊政治”并非是一個完全等同的概念。
“國家政治”考慮的多是如何獲取資源，實現積累，維護穩定，鞏固統治基礎。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民眾參與和關心國家大事，依法參加村莊干部、人大代表的選舉，貫徹執行政府各項政令。
“村莊政治”考慮的則多是家庭利益在村莊中的實現和維護，家族在村莊社區中的地位升降。“婚喪嫁娶，蓋房起居”的禮儀往來。正如此，人們不得不思考村莊政治對村莊社區日常生活的“入侵”、滲透和交融――村莊日常生活政治化，即村莊中的家庭或家族集團對村莊權力、資源的爭奪，以及為維護或改變既定的權力格局而發生的政治行為。它使本來并不起眼的日常生活被賦予了明確的工具理性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村莊政治”成為考慮村民行為的一個重要基點。
“不論哪個國家，自由表達和自由獲取信息是基本人權”。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信息傳播是每個人天賦人權的基本組成部分。在不違背國家法律規定，遵守社會公德的前提下，人人有權使用社會提供的媒介和其他手段開展傳播活動。也就是說，信息傳播本身具有普適性。然而，在“村莊政治”的實際生活中，參與政治傳播、承擔政治傳播功能的多是農村婦女。因為，無論是從其投入的成本――效用結果，還是從其后果承擔來看，農村婦女于此都略勝于男性村民一籌。
這樣，“村莊政治”不僅給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參與政治傳播提供了廣闊的舞臺――農村婦女能夠更直接、更便利地在日常生活中傳遞政治信息，而且還奠定了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參與政治傳播的社區基礎――熟人網絡的交流使得農村婦女傳播政治信息毫無顧忌。
因此，“村莊政治”的視角可以成為考察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新基點。只要事關家庭或家族的利益、地位，農村婦女總是積極的參與到村民自治中，其表現就是政治傳播。
二、政治傳播――農村婦女有效參與村民自治
(一)政治傳播的基本涵義
目前，關于政治傳播的基本涵義是由BrainMcNairy于1995年提出來的，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所有由政治家和政治角色為達到特定目的而運作的傳播形式：針對投票人和專欄作家所進行的傳播活動：新聞采訪、評論和其他形式所進行的討論政治的傳播活動。國內學者邵培仁把政治傳播看作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的“復雜動態”過程。他認為，政治傳播就是個人或集團憑借一定的媒介，采取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向人們表現、傳遞知識、意思等富有政治涵義的精神內容的動態過程。
鑒于此，本文對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傳播作以下界定：村莊社區中的個人、組織、利益集團等，出于個人、階層的利益需要，通過各種媒介方式推動村莊信息傳遞與運行，引導和影響公眾，從而捍衛維護個人、階層最大政治利益的一種傳播方式。村莊社區中的政治傳播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政治傳播是一個傳播過程。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哈羅德?拉斯韋爾認為，構成人類傳播活動過程按先后順序排列的五個基本要素是：誰、說了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取得了什么效果。因此，可以看出村民自治中政治傳播也如此，它包括傳播者(誰)，即村民自治中，想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村民。說什么(信息)，即自治活動期間，村內流動的與自治相關的信息及負載信息的各種符號，包括語言類的和非語言類的。傳播媒介(通過什么渠道)，即政治傳播中所憑借的物質手段和技術媒介。如用金錢、物品相誘，以感情情緒渲染，用散布流言攻擊，用競選辯論等。受傳者(對誰)，即政治傳播活動中接受信息的村民。傳播效果(取得什么效果)，即政治傳播活動中信息到達村民后所產生的反饋，以及與傳播者預期反應之間的差距。
其次，政治傳播的中介是符號。政治傳播也就是政治符號之活動。這種符號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如文字、圖畫、音樂等等。選取何種政治傳播的符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給公眾或選民提供信息的暗示。
第三，政治傳播具有鮮明的傾向性。村民自治中，尤其是選舉中的政治傳播是針對村民所進行的傳播活動，其目的主要是通過信息來左右和影響投票人的態度和行為。而且，這種影響過程是不斷變化的、能動的和相互的。傳授雙方通過交替作用，相互影響，從而達到對選民說服和支配的目的。
(二)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參與政治傳播的場域表現
參與村民自治是村莊的大事。但是，村民自治只是構成村民生活的一個事件。農民尤其是農村婦女參與村民自治與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傳遞密切相關。
1．“點歌戰略”――低成本的人際傳播手法
傳播學研究表明，人際傳播對改變態度的作用最為顯著。它所使用的媒介豐富多彩，但從實際意義上說，多是關系雙方的符號傳遞。這些符號的選擇根據是人們對關系的運籌與把握，以既有關系為出發點，以鞏固、拓展關系為歸宿。在村民自治中，尤其是在村委會選舉中，人際傳播以其交流便捷、反應迅速、效果明顯而備受村莊“政治精英”青睞。在此基礎上，村莊政治精英充分利用“熟人社會”之便利，積極傳播政治信息，溝通人際情感，改善社區關系。
湖北省Y縣黃村現任村支書查嫂辦事利索，眼疾手快，心眼好，在村莊社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全
村僅有的6臺廣播喇叭是在其上任伊始修理好的。村干部職位的肥缺使得現任村干以及有意參加村干部職務競選者千方百計地拉選票。其中，“點歌戰略”可謂一箭雙雕：既經濟、實惠，給足當事人面子，又使現任村干部尤其是村支書查嫂獲得了不少選票。從2003年正月起，查嫂安排村民兵連長兼團支部書記小郭，按照村民花名冊給60歲以上的老人點播生日歌曲，將這首歌曲(在所有的點播歌曲當中，2／3的是戲曲)于每位老人生日的當天在全村的廣播上連續播放3次，并且配有祝福語。祝福人是“黃村村兩委率全體村民”。歌曲雖然時間不長，但老人非常看重，往往把村廣播的祝福歌曲視為收到的最好生日禮物。長此以往，一首首生日歌曲便把當事人及其家屬的選票同查嫂畫上了等號。用查嫂自己的話說，就是“付出最小的代價，換回了最大的回報”。結果，查嫂不僅蟬聯村支書，而且在村兩委中的工作得心應手。
2．場外演辯――設置議程，說服選民
從傳播學的角度講，在辯論、演說過程中，傳播者于無形之中為選民設置了思考的“議程”。于積極意義上，辯論、演說有利于幫助人們準確了解候選人的能力、政見，承擔積極的“環境守望者”角色；同時，辯論、演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將選民的政治意向引入政治傳播者設置的特定方向，從而使選民成為傳播者思想上的“俘虜”。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及諸多地方相關法規都明文要求，候選人應該在村委會選舉過程中開展辯論演說。在這一原則規定下，廣大農村群眾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對其逐漸進行了兩點擴展：一是在村委會選舉過程中，除了選舉大會當天的演辯以外，其余時段的演說辯論并非一定由候選人本人親自完成。實際生活中，多是以候選人為主，其家庭成員、親朋好友積極籌劃、參與。自然，農村婦女無法缺席。二是辯論演說的內容并非完全是宣傳候選人的施政綱領，有時甚至會出現互相散布謠言，惡語中傷對手。有趣的是，這些“側翼”工作多由候選人自家的婦女成員承擔。
黃村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副主任候選人之一的陳老漢，曾當過小學老師，為人厚道，其妻賢惠。令人奇怪的是，在本次換屆選舉中，陳老漢本人并沒有做出多大的架勢做宣傳。相比之下，其大兒媳婦項嫂倒是四處忙碌。村莊集中地的商店、院落和路邊時常見到她的身影。她每到一處總不忘闡明“我老頭兒(對其丈夫父親的俗稱)一直想，他當了村干就嚴把村財關，六隊的路要改，五隊的水渠該補的就補，三隊的電線桿子全都換成水泥的，木樁子都不要，小學的孩子照樣回來上課(因黃村小學學生減少，其鎮教育組便把該校的學生合并到另一小學。對此，學生家長意見很大，并為此鬧過事)”。對此，有的村民半信半疑，有的村民表示“老陳的大媳婦(大兒媳婦)說的蠻癢人，也還是那么回事!小學的事情是要有個人來說說”。其實，在陳老漢的大家庭內，項嫂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八m然書讀得不多，但精明，看事遠，又圓呼(圓滑)”，陳老漢當著家人以及外人的面總是這樣夸獎項嫂。談到幫助公公參加競選，項嫂自己也非常清楚：“這些話，我先替他說出來，探探風，總比他自己瞎撞要強。要是管用，到了那天(選舉大會當天)就再說一遍。不中用就再改。而且，我說的有些話，以后的事情也好辦些。”終究是功夫不負有心人：陳老漢最終獲取選票513票，高出第二名候選人37票，成功當選朱家坳村村委會副主任。
陳老漢的大兒媳婦項嫂替公爹作正面辯論大功告成。與此相反，胡老三的二女兒小胡采取詆毀對手，散布謠言的方式幫助其父親。小胡在接受訪談時說“項××(胡老三的競爭對手)腐敗得很，弱得很，貪生怕死。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什么能耐都沒有”。項××不能給村民帶來物質福利，雖然不符合“社區情理”，但小胡不僅將其不足擴大至對其人品的攻擊，而且還將村民對項××的反感夸大至仇恨。(實際調查，項××的個人能力并沒有小胡說得那么差)。小胡的做法無非就是想反襯胡老三的才能和正義，美化胡老三，讓更多的人支持胡老三。雖然最終結果并沒有讓胡老三及其二女兒小胡如愿以償，但是，僅差7票位居第二的選舉結果也沒有讓他丟盡臉面。
3．“千層底”之后――小群體于村務決策中分化異己
早在20世紀40年代，傳播學者就對小群體如何影響政治主體的政治態度做了審慎研究。結果表明，在小群體傳播中，人們強烈支持、傾向于其所屬的基本群?！盎救骸笔侵赣虚L期持續的、親密的、面對面的接觸群體。諸如一個家庭，一個工作團隊，一個村民小組等。
黃村村支書查嫂與村婦女主任劉嫂素來不合。劉嫂依仗其在縣城銀行工作的哥哥時常在工作上給村支書查嫂放暗槍。國慶節長假，劉嫂家里來了一批婦女，(約三四十人)嘰嘰喳喳的，好不熱鬧。原來，她們正在納“千層底”(用碎布角黏在一起。然后用細線穿針拉緊)。劉嫂解釋說“村里窮，沒錢賺，我托哥哥幫她們找點活兒干。這一雙布鞋納好后，外邊賣十幾元，她們納一雙賺兩三塊”。劉嫂秉承“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之理，在眾婦女正忙著納“千層底”之時，劉嫂坐在她們中間，“老查馬上要開會定我的誤工補貼(根據實際情況，在黃村，婦女主任的報酬按照實際的誤工補貼計算)。你們也知道，我一年到頭為這鬼當子事既跑路又慪氣。要是還扣我的錢，你們說要不要得(講不講良心)?所以，你們晚上回家跟他們(當場婦女的丈夫。后經調查，這些婦女的丈夫大多是黃村的村民代表、黨員、小組長。而在黃村，村務決策的參加者就是這些人。)說說，在老查開會的時候，多幫說幾句。”
通過這次活動，劉嫂極力利用小群體傳播之功用，借助“找點活，賺點錢”之名，于村務決策行分化異己之實，致使村支書查嫂在有關決策中喪失支持力量，步入劉嫂設計的決策“陷阱”。
4．路邊聊天――村務監督的另類詮釋
在黃村，常?？梢娐愤?、屋前、小商店聚集著三三兩兩的人群，婦女名列其中。除了家長里短，婦女也常聊一些諸如“村里的賬怎么算”的問題，因為，婦女對村莊所擁有的公共資源(村提留、上級扶貧救濟款)充滿期待。所以，在一起聊天時不僅會盤算“今年村提留一起有多少”，還會對這些資金如何使用進行議論。比如，“村里應該把已經用的錢公布一下。該花的花在哪里?”“收了提留款，也得做點事，路也是那個路，學校里連學生都保不住”，“聽說，村里買了大彩電，放在支書的房里(村委辦公室)?！?/p>
在發泄不滿的聊天過程中，婦女也在達成共識，并找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為村里的“”做輿論準備?！斑@次，村財務公開要是有問題，我們就不簽字”。按照龍河村所在鎮政府的規定，村干部的報酬要經村民代表簽字畫押后再予以發放。所以，很多村民把這當作對抗村干的一個“殺手锏”。
聊天也是村民監督村干部能否辦實事的一種方式。在日常閑聊中，婦女逐漸明確到當村干部就得為村民辦實事，謀利益。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日益積
累起對“花瓶村干”不干事的不滿?！袄虾侵徽f不做的人。而且愛忽悠人?！薄艾F在的村干，不比從前的，凈是說光面話?！边@樣的一些言語，一旦成了氣候，傳入村干部耳中，也能有一定的作用，督促他們采取相應行為予以應對。
三、思考與結論
1．“傳播力政治”――農村婦女有效參與村民自治的新形式
在傳統社會，往往憑經驗或年齡樹立一個人的政治影響或政治威信?！袄献孀趥飨聛淼摹?，“過去就如此”的思維方式成為鄉村生活秩序的合法性源泉。對于這種政治生活，不妨稱之為“影響力政治”。在“影響力政治”氛圍中，深受“男主外，女主內”觀念束縛的農村婦女，基本上長期被排斥于政治或公共參與大門之外。因為，對于廣大農村婦女而言，她們位低言輕，又毫無文化知識，自然在鄉村社會也就不可能獲取同男性村民相當的經驗。等到“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有了經驗后又在年齡上輸掉男性村民一大截：西方人類學的研究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表明，女性進入更年期以后，其思維方式、反應速度便大不如男性。在一無經驗優勢二無年齡優勢的情況下，農村婦女參與村民自治的效果差強人意。
現代社會使傳統的“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越來越不靈驗。而來自外界的信息、資源則較傳統更有威信。特別是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現代大眾傳媒的迅速普及，使封閉保守的鄉村日趨與外界聯結起來。在村民自治中，政治傳播不自覺之中拉近了村民同政治的距離，從而使村民冥冥之中參與了政治，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傳播力政治”，即誰傳播，傳播得力，誰就在政治上占優勢。鄉村社會的特質及農村婦女自身的生活特性使“傳播力政治”對農村婦女具有極大的適應性和吸引力，以“傳播力政治”為內核的政治傳播成為農村婦女的有效參與形式：于民主選舉中，傳遞政治意向，制造村莊輿論，爭取應有的支持；于民主決策、民主管理中，擴散政治要求，尋求制度保護，逐漸明白村莊的政治權力格局；于民主監督中，議論政治觀點，推動村務有序運行。
2．政治傳播一農村婦女的民主訓練場
村民自治這一草根民主的崛起，迅速填補了農村民主的空缺。但是，村民自治的推進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其參與主體的適應態度、效果提升都依賴于其民主素質的培訓和演練。對于主體之一的農村婦女而言，村莊政治生活的政治傳播無疑是一塊絕好的民主訓練場。因為，通過政治傳播，農村婦女的權利意識、利益團體觀念、政治技巧都得到日益增強和提高，民主規則也日趨熟絡。
正因如此，黃村劉嫂在得知村支書查嫂即將決定其誤工補貼之時，并沒有采取制度外方式，通過非理性途徑達到目的，而是采取政治傳播的捷徑，應用和施展其政治技巧。一方面，使自己的愿望得到實現，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增強了自身乃至群體的其他人的政治效能感?！斑@種辦法還挺管用?，F在想想以前，硬碰硬，真是不值”，劉嫂津津樂道的評論“千層底”之事。一位村民代表的妻子也這樣評論“我姐(該婦女的親姐姐，在黃村村委會附近經營一小商店。)就沒她(劉嫂)能干。要是有她這樣就好了。”
3．“生存理性”――農村婦女參與政治傳播的動機因素
農村婦女在政治傳播中的行為其實是被行動者賦予了明確的主觀意義。這種主觀意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具有理性色彩，但它不一定是韋伯所說的與制度規則相聯系，或者是經過投入一產出的精確計算的那種理性。更多的時候，它可能是與社區政治、文化環境相聯系的，受生產方式制約的“生存理性”。這種生存理性確實是根源于保障自家生存安全的考慮，極力避免給家庭招惹“禍害”。
這種“生存理性”的智慧明顯體現于參加朱村村委會選舉的多是女性，討論村務的也多是女性。黃村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兩位正式候選人的胡老三和陳老漢雖然彼此熟絡，但為了當選都暗地較勁。在他們都想爭奪的中間勢力中有一小張夫婦(丈夫姓張。妻子姓胡)。小張夫婦本來想選陳老漢，因為陳老漢曾在分田地的時候照顧過自己，而且陳老漢的女婿是張家獨生子的班主任兼英語老師。但是，胡老三又是小胡的堂叔。為此，小張夫婦不得不對參加選舉進行認真的權衡分析。結論是只有保持中立才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確定了立場，還要解決如何投票的問題。如果不投票，可能會得罪競選的雙方，而如果只投一方的票，那勢必會得罪另一方，假使這一方將來掌權，可能會給張家“穿小鞋”，搞打擊報復。所以，婦女站出來投票就成了一個可取的選擇。因為根據鄉村的傳統，家庭的代表是戶主，而在父系父權家庭制度下，戶主通常是父親或丈夫，他們的言行才代表整個家庭或家族，而婦女則不是?！澳兄魍?，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和“男主女從”的家庭關系仍是大家認可的村落規則。所以，在村民看來，小胡投票只是代表了她個人，如果小胡投了一方而沒有投另一方，頂多也只是被別人認為“婦人之見”。不會因此牽涉到她所在的家庭。即使胡老三知道了有怨言，也無法向小張家發難。因此，小胡這樣的投票可謂是一箭雙雕，即使整個家庭和家族免受因為投票有可能帶來的來自胡老三的指責或傷害，又得到了他們所想要的結果。
采取這種藏鋒守拙、兩面都不得罪的策略，不僅是小張夫婦二人，在黃村“拷貝”小張夫婦做法的村民比比皆是。而且也并不完全獨存于應對村委會選舉之中，村務尤其是村財務監督，也多半體現了這一策略。也許，婦女品頭論足，傳遞村莊信息、政治意見的本意并非在于要把村財弄得水落石出。但是，只要出現“瞎貓碰見死老鼠”的情況，此時高興的不僅僅是有意查賬的村民，那些制造、傳遞信息的婦女心理也是樂開了花：“怎么樣?要不是我們說，十年臭賬還能查出來?！倍坏┖翢o影響，她們又會說：“你們大男人都不說，要我們婦女說?”
由此可見，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的行為原因既不是踐行傳統社會所強調的村莊精英的個人道德，也不是遵從集體經濟條件下所強調的意識形態，而是出于一種非常直接的利益考慮，一種以村莊政治為背景的用以保障自家安全的“生存理性”。
(本文的調研得到湖北省Y縣縣委組織部、婦聯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徐勇教授也予以親切指導。在此深表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