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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1
一、相關金融學理論簡述
在詳細闡述金融控制理論之前，我們先了解另外兩種金融學理論——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通過對這兩種金融學理論的了解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金融控制理論。
（一）金融抑制理論
20世紀50年代，格利和肖開始關注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結論——當一國的政府對本國金融實行嚴格的控制時，就容易出現抑制金融發展，進而抑制經濟發展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調查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發現很多國家存在金融與經濟相互抑制的惡性循環現象，他們稱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可以概括為：一國政府對金融業制定了政策，人為的降低利率，實行歧視性的信貸政策，以此促進經濟發展，但卻制約了金融業的發展，使金融業處于一個沒有效率的狀態，反而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的一種狀況。金融抑制有幾個特征：一是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不能反映實際價格水平；二是金融市場是分割的；三是高存款準備金率。雖然金融抑制有很多缺陷，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但很多政府依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因為他們的金融體系和稅收制度還不健全，只有增強對金融的控制才能保持政府的財政能力，才有力量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這樣雖然造成了資金配置上的低效率，但是卻能掌控經濟的發展。
（二）金融深化理論
1973年，麥金農和肖各自系統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其核心觀點是政府要放松對利率的控制，鼓勵銀行間競爭，以此最終實現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可以概括為政府放松對利率的控制，加深資產金融化的程度，逐漸形成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使金融業具有充分的競爭性，從而使金融業在經濟的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最終形成金融與經濟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一種狀態。金融深化的標志有三個：一是推進利率市場化；二是發展正規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三是構建一個有效的中央銀行系統。雖然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一系列問題，但對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沒有足夠重視。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完善，信息傳遞效率差，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道德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如果單純鼓勵銀行間競爭，可能會引起惡性競爭，不利于金融業的發展與穩定。政府放棄干預推行利率市場化也會使發展中國家失去調控金融活動的能力。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進而波及全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過度的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過度的金融深化并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金融控制文獻綜述
（一）金融控制的內涵
寬泛的講，控制是政府對經濟的所有干預，政府實行金融控制政策是指在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政府采取有利的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等政策工具，對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速度進行控制，而不是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實行過度的市場化措施，并最終在不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實現金融的和經濟的發展。政府對金融進行控制的時，由于執行力度、對象和步驟的不同，金融控制的效率也不同。本文認為金融控制是政府對金融領域的控制，即政府為了促進金融業發展、彌補金融市場失靈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以出臺法律法規為主要手段對金融主體進行扶持、引導、規范和約束的總和。
（二）國外金融控制文獻綜述
金融控制一詞，最早由麥金農提出，他指出財政控制應優先于金融自由化。麥金農的金融控制理論是一種財政和貨幣控制理論，該理論指出轉軌時期的政府靠發行貨幣取得資源將導致通貨膨脹，而不會實現經濟增長，因此必須實行財政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稅收機制。
1、金融控制內涵的界定
維斯卡西認為，政府控制是政府以法律手段，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的一種強制力。丹尼爾·史普博對控制的界定結合了經濟學、法學等對控制的定義，他指出，盡管市場是控制政策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但以往對控制的界定都傾向于把市場忽略掉，因此他把行政決策和市場機制統一了起來，認為控制是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機制或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供需政策的一種規則或特殊行為。
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靶枨髮颉钡慕鹑诎l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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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3
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關金融體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社會經濟中作用和建立最優的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一直是金融領域的學者們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以期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發展理論
伴隨著銀行的誕生，學者已經開始思考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但受限于當時結構主義，使金融問題無法被單獨作為一個專門的分支進行研究，而是將金融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分支來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最先就金融發展理論進行系統性研究始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發展理論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貨幣金融思想研究的變量大多集中于貨幣、信貸等和商業銀行等這些常見的金融變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聯系，也就金融在經濟社會中的重要性給予肯定。
亞當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銀行的活動可以促進一個國家的產業，但是這種增長體現在是本無所利的資本變得有利可圖。隨后經濟學家開始把金融理論放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上開始研究，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首次系統對貨幣經濟理論進行研究，還提出了貨幣金融對實體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實質性的影響。不過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貨幣金融對短期經濟的影響，而并沒有進一步分析對長期經濟的影響，因此，他的觀點不能作為嚴格意義的金融發展理論。
雖然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金融對經濟的作用，但是真正對其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學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經濟發展理論》中明確系統的分析了貨幣、信貸和利息等金融經濟變量對經濟發展重要促進作用。此外，熊皮特還將經濟發展的根源在于持續不斷的創新，銀行信用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體現在為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提供必要的購買力，銀行的信用創造了這種購買力，而信用創造的能力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他認為銀行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主要關鍵的角色。在這之后，西方學者開始重視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哈羅德多馬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強調資本、儲蓄等金融變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索洛?米德在對哈羅德――多馬模型基礎上，經過改進建立了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模型。該階段的研究雖然已經開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學者關注到單個金融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發表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與儲蓄―投資》兩篇論文中試圖建立一個從初步到逐漸深化的金融發展模型，用來解釋“經濟發展水平跟金融在經濟作用成正比例”這個論斷。隨后，兩人還從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角度去論斷了金融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這兩篇論文開創了從采用基本模型論述金融對經濟發揮作用的新模式。隨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發表了《金融理論中的貨幣》還提出了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運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制度的運行效率等觀點。與此同時，金融結構理論的創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發表了《發達國家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于金融形態的比較實驗》文章開啟了金融結構研究的歷程，為后來的金融結構研究奠定了基礎。
格利和肖雖然只是在金融增長的層次上進行了分析，但是已經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變革等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制度性因素，為后來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間，眾多學者對此類領域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他在此書中首次明確了定義了金融發展的概念，即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礎上首次對金融結構的概念和內涵進行了界定，構建了金融結構理論研究的總體框架和金融相關率、各類主要金融中介機構的相對規模指標等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基本指標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標，同時他還綜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國際橫向比較和歷史縱向來論述FIR值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的基本結論，提出了金融發展在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12條定律。
格利和肖為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啟蒙后來相關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進一步推動了后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成果雖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得到驗證，但卻沒有就金融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形成的運行機制做進一步擴展和研究，僅在實證研究中則僅限于35個國家，研究對象相對狹隘，也沒有指出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因果關系。
二、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
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的影響，一些新獨立的國家在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遇到國內儲蓄積累少和資本不足，這些因素制約了戰后這些國家的經濟恢復。探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這些國家金融體系效率低下和金融發展滯后。所以以麥金農（Mckinnon）和蕭（Shaw）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將研究重點放在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與之研究成果相關的著作。隨著受關注程度的加大，人們也越來越注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義發展思路已經取代了結構主義思路，成為當時的主導經濟理論。不少學者開始將研究的重點領域從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轉變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系統。這些很大程度上為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發展土壤。
20世紀7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產生的標志是麥金農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蕭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的問世。他們都是以落后地區和后發展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他們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發展和其經濟之間的關系被學術界稱為“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這兩個理論的精辟見解和獨到研究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和貨幣金融的一個重大突破，在當時的學術界引發一股熱潮。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中，他們的理論都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制定本國或本地區金融政策和確定本國貨幣改革的理論基礎。
麥金農和蕭的核心思想認為，對于那些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內部的金融結構和經濟發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環的運動。這些國家要想獲得更大發展，必須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維，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利率和匯率及資源的配置隨市場供求關系變動。市場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過采取取消利率、匯率的人為管制，減少政府對金融活動的過度干預，并且鼓勵私營金融機構的創立和發展，充分利用國內資本來降低對外資過度依賴的不利局面，運行貿易自由化、稅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體制機制的改革。
三、赫爾曼、默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約束論”
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出現之后，很多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盲目跟風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獲成功。究其失敗的原因，有學者《金融約束：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一書中指明：信息經濟學的發展為金融發展理論構筑了微觀基礎，金融約束的理論框架是在信息經濟學基礎上對金融體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進行分析，政府的適時適當干預，而不是完全對利率和匯率“毫無作為”可以有效地促進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證明了金融約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經階段。
上個世紀90年代，赫爾曼、默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從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將之前的金融發展理論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約束論”。這個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約束論”與其國內的實際發展規劃、經濟社會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論也為重新審視金融體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問題。他們認為經濟中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等問題導致瓦爾拉斯均衡在現實中難以成立，麥金農和肖在這方面的觀點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對金融活動的管理和規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約束本質上是政府方面通過對存款監管、市場準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讓銀行擁有“特許權價值”，并因此獲得租金。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對租金在生產部分、企業和政府之間分配，從而有效降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出現機率，起到鼓勵創新，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從而對經濟發展起到正向促進效應。兩人還同時指出，金融約束在發展中國家要想取得預期的效果，必須在通貨膨脹率較低、實際利率為正和良好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條件下才可實施。金融約束論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進程中所常見的信息不對稱和金融監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彌補市場失靈。進一步分析了政府適時適當干預有助于金融發展，在理論上更強調政府干預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認金融深化，而是對金融深化的進一步豐富發展和補充。
進入上個世紀末，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斷涌現出新的問題，經濟學家們嘗試將各理論，如博弈論、內生增長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結合金融發展理論為出現的新問題進行解釋。他們利用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對金融體系的構成要素和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進行了分許，同時還將金融因素引進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以便更好論述金融對經濟增長和效率影響?？梢哉f，內生金融發展理論進一步深化和發展金融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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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4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結合東亞發展模式與金融系統的實際，又產生了一個重要的金融發展理論分支——金融約束理論。赫爾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對于東亞金融系統頗具解釋力的金融約束理論。該理論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泰勒、范溫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將導致利率上升、生產成本上升和經濟產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場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性；丹尼爾和金宏寶（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從現金支付經濟中金融二元結構的視角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要重視非正式市場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強調了金融管制體制重構的重要性，并認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帶來了東亞的繁榮。不過其金融系統的整體設計不夠完整，存在諸多盲點：如關于取締強制存款的政策、外匯管制及匯率干預政策、外資及銀行的引進政策等。其認為政府可以通過金融約束給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再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規避潛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促進經濟發展。該理論也因為其過于強調銀行在金融系統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強，而隨著東亞經濟的沉浮經歷了鼎盛到停滯的過程?！皷|亞奇跡”時，東亞金融系統被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而東亞金融危機后則幾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銀行（2000）認為期限錯配和幣種錯配所導致的金融部門脆弱性是東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這主要歸因于資本市場的薄弱。并提出發展資本市場的幾個先決條件：包括發展基礎設施、交易系統和交易規則等。
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5
關鍵詞：金融深化；農村金融；金融機構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02-0193-02 引言
近些年來，我國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在促進經濟增長的方面收效甚微。農村正規的金融機構運作不能有效的滿足相應的增長的需求。農村正規金融在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是薄弱的環節，它是農村的金融體制核心，在農村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拓寬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覆蓋范圍，改善經營管理，是國家大力發展農村金融的必經之路。提高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辦事效率，監督其履行自身職責，使它能夠在農村經濟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的“三農政策”，作為資金來源的保證，為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持。國家也應該減少政策性的限制，防止對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過度管制，使其根據中國農村的實際開展各自的業務，從而真正成為服務于農村、農業和農民的金融機構。
2010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聯合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區應該根據目前農村經濟的發展模式以及當地農村金融市場的需求，開發具有針對性、可操作的一些金融產品以及服務，協調財稅政策、貨幣政策、監管政策以及農村保險的發展。結合市場化和政策化，以市場化為改革方向，以政策性作為合理的補充，合理的防范以及降低金融風險，用科學的方法防范化解法律風險，堅持抵制防范道德風險，強化操作風險意識，加強對操作風險的防范。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麥金農和肖最早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該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廣泛應用于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領域。國外農村金融的研究，主要有兩個重點的研究方向：在農村金融市場發展中政府發揮的作用、農村金融在減少貧困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研究的方法方面，分別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出發，構建農村金融的相關指標，測量農村金融的市場發展狀況，指出創造多元化的金融機構才能滿足農戶的需求。
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學者才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問題展開研究。國有銀行自1998年開始從農村全面撤退，農村出現金融信貸增長率的下降、中小企業從正規金融機構融資困難、貧困戶沒有融資機會、農村出現非正規的金融并且發展迅速，國內學者開始研究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和農村金融市場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提出了相應對策。
張元紅（2002）在總結農村金融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國外農村合作社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國學習。馬曉河（2003）指出我國應優先供給，認為目前需求型的金融抑制和供給型的金融抑制雙重供給不足是我國正規金融機構的表現，因此要推動農村金融發展要選擇供給優先模型。近年來，一些博士論文開始關注農村金融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宋宏謀（2004）運用金融相關率對1978―2000年中國農村的金融發展程度進行了統計分析，研究結論認為，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的地區，經濟越發達。姚耀軍（2005）實證研究表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相關性。謝玉梅（2007）對農村金融深化政策與路徑進行了研究，認為金融深化通過產權改革和利率市場化兩條途徑進行。孫?。?012）提出了金融支持、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創新對三農發展的重要性，實證分析得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創新有助于提高農村地區金融深化水平，促進農業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增長以及農民增收，有利于降低農村地區的貧困發生率的結論。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從實證和理論的角度討論農村金融，雖然方法存在差異，但都得出了較為統一的結論：金融抑制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同時緩解金融抑制必須通過金融深化的途徑。由于宏觀經濟環境在發展中國家各不相同，金融深化的次序與路徑可能會存在差異，但利率的市場化與資本市場的開放被認為是金融深化的必然途徑。
二、金融深化進程中的困境
我國農村金融深化進程面臨以下三個困境。
第一，金融發展模式選擇的困境。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帕特里克提出兩種模式：供給領先模式和需求追隨模式。前一種模式認為金融資產與負債、金融機構和相關金融服務的供給先于需求，主要強調的是金融服務的供給方對于經濟的推動作用。后一種模式的主要觀點是：經濟主體會隨著經濟增長產生相應的金融服務需求，為了滿足客戶需求，要不斷發展金融體系。需求方是金融服務強調的重點。這兩種模式之間存在一個最優順序的問題。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供給領先的模式處于主導地位，但是伴隨經濟不斷發展，需求型金融后來居上，占據了主導地位。
由于金融資源稀缺性，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踐中都采取了金融供給領先的模式，具體表現為金融資源配置在政府導向下都流向了城市與工業部門。我國農村金融政策也是遵循供給領先模式，致力于正規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按照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設的思路，力圖建立一個能夠完善服務三農的農村金融體系。但從改革的成效看，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都存在政策性業務，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沒有徹底分離，很難區分歷史性包袱與自身經營性虧損，現有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能滿足農村的金融需求。同時，道德風險嚴重，尤其是農村信用社利用中央銀行再貸款支農，掩蓋了農村信用社內部風險管理不善、財務風險不嚴等造成的經營性虧損，對中央銀行貨幣操作存在影響。
第二，金融制度創新的困境。金融的產權制度具有基礎性作用，不同的產權界定對金融發展具有完全不同的影響。限制體制之外的增長和傳統體制之內的改革是目前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主要局限；制度的改革重視機構、忽略機制；中介的地位明顯高于市場；監管嚴苛而發展不足，重監管輕發展。十年以來的農村金融改革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沒有將更低的交易費用和更高交易效率作為改革目標。改革的過程中，體現的主要是政府的意志，經濟制度和農村金融制度的變遷路徑相悖。歷經的經濟體制改革明確了農村經濟主體的產權關系，但金融制度改革卻使其更加模糊。
第三，農村金融政策目標困境。目前我國農村金融政策的目標主要是解決三農融資的困難，盡量降低農村信用社的虧損額，搶占民間高利貸所占的農村金融市場份額。為了到達以上的目標，政府通過建立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進行利率市場化等利率改革爭取占領更多的農村市場份額，但是政府在制定的上述改革措施本身存在著矛盾：要解決三農的融資問題，幫助農民甚至是貧困的農戶解決貸款難的問題、與提高利率、農村信用社等農村金融機構進行商業化改革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性。比如，農村信用社是以農村、農戶、農民為主體的金融機構，它主要是為農戶服務，為農戶提供利率較低的貸款，這就說明農信社具有一定的政策性，但是農信社作為一個自主經營的機構還要考慮商業性，這樣農信社的政策性與商業性就導致了農信社的經營目標模糊。除此之外，農信社的穩定性與持續性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國務院在2003年農信社改革的方案中提出的方式主要包括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以及股份制這三個方式，銀監會主要贊成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但是，在2006年舉辦的“全國農村信用社工作會議”上，金融制定與監管者又對農信社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農村信用社應該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有特色的服務農村的社區行的金融機構，認為合作制不再適合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發展，社區銀行是農村信用社發展的最終的目標。政策的變化不定，導致政策的實施者，這些農村金融機構找不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會導致改革的成本大大提高。
三、關于農村金融機構改革的政策建議
第一，鼓勵適合農業切實需要的農村金融產品創新。目前，我國農村的金融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獨立的創造金融產品成本高、困難大。可行的途徑是研究外國和同業先進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加以創新。改造出適合當地需求的金融衍生產品。例如，中國農業銀行推出的農機抵押貸款等，由銀行出資購買農機，農民使用農機創造效益后還款。這都是針對農業和農民自身條件限制，制定的貼合實際的創新產品。
第二，建立以金融為核心的惠普合作體系，發展金融合作集團。一方面，可以選擇農村合作銀行模式。農村合作銀行是以農村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縣（市）聯社為基礎組建的，是獨立的企業法人，享有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以全部法人資產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另一方面，可以與其他城市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聯合，可以積極推動金融產品創新的分享和利用，降低創新成本，合理利用資源，加快新型產品創新速度，產生規模經濟，更全面的滿足客戶需求。例如部分地區推出的農村信用社、農戶、龍頭企業、保險公司和政府“五位一體”的綜合服務方式。這樣大大降低了農業貸款的風險，保障金融機構和農民的切身利益。
第三，加強農村金融機構自身建設，提高員工服務水平。不僅要加強對金融專業知識的學習，也要開展涉農知識培訓，更加詳細了解項目的實際情況。起到降低成本、控制風險的作用。農業發展的現階段對金融機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金融機構的選擇不再停留在誰的貸款門檻低、利率低就選擇誰的初級階段，而更看重貸款后的配套服務，期待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利用自身優勢在農業發展上給予專業化的意見和發展規劃，幫助和扶持貸款人走上更高的平臺。這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和專業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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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6
關鍵詞：農村金融抑制；福利；文獻綜述
1.金融發展或金融抑制對經濟影響的傳導機制
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金融發展或金融抑制對福利影響的相關文獻，金融發展或金融抑制對福利影響的研究，一致隱藏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之中。阿馬蒂亞?森認為，提升福利的前提是要發展經濟和提高收入水平。17-18世紀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體現出這樣的理論趨向，這個時代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了良好的資本借貸體系、強有力的貨幣體系及不受約束的金融中介對于產業部門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入20世紀以來，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從企業家創新的角度闡述了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些擁有卓越才能的企業家只有在信貸和金融市場的支持下發揮才能，從而推動經濟發展。正如熊彼特所說：“純粹的企業家在成為企業家以前必須首先使自己成為債務人”，換句話說，完善的金融市場是企業家才能、創新以及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金融體系的迅速拓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結構也在不斷的變遷，金融結構變遷的規律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引起學者的重視。戈德斯密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金融機構與發展》中指出，金融發展理論的職責是找出決定一國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闡明這些因素怎樣相互作用，從而形成和促進金融的發展。戈德斯密斯認為，對各國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的比較研究，其目的就是在于揭示不同國家在金融發展的不同階段上金融機構的差異，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在20世紀70年代，麥金龍和肖在同一年分別出版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兩部經典著作，兩部著作都探討了金融發展、金融抑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自此以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開始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經濟學家不斷探討金融深化對經濟發展的傳導機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理論主要有四種：（1）麥金龍和肖主張取消利率管制，實施利率自由化，通過正的實際利率水平提高儲蓄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其傳遞機制為利率自由化真實利率水平上升儲蓄水平提高經濟增長；（2）卡普和馬西森建議通過利率市場化擴大投資規模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為利率自由化投資數量增加經濟增長；（3）加爾比斯主張通過利率自由化提升投資效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為利率自由化投資效率提高經濟增長；前三種理論的共同之處就是強調了理論自由化或市場化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意義。（4）帕加諾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建議通過金融深化增強金融體系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為金融深化金融體系功能加強經濟增長。
2.我國金融抑制的根源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部分發展中國對金融市場嚴格管制，對利率水平、金融機構業務領域和金融產品創新等加以限制，這些采取相似金融政策的發展中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制定并實施了重工業優先的超趕戰略。發展中國家要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本品，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一是出口初級產品，積累外匯來換回資本品；二是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勞爾?普雷維什認為，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少數工業化國家，處于國際經濟體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廣大的非工業化發展中國家，處于國際經濟體系的。中心國家和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心國家依靠資本和技術優勢占據主導地位，享受著國際分工產生的絕大多數利益。國家由于技術水平落后，生產效率低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主要靠出口初級產品與中心國家發生交往，成為中心國家的經濟附庸，幾乎享受不到國際分工的利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如果依據傳統的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將永遠無法改變貧窮落后狀況。發展中國家出口初級產品，但中心國家對初級產品的需求彈性很低，收入增加并未帶動對初級產品需求的明顯增加。國家進口工業制成品，而制成品的需求彈性較高，收入的增長會顯著增加對制成品的需求。上述特點決定了初級產品的相對價格不斷下降，工業制成品相對價格不斷上升，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因此，普雷維什主張發展中國家通過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實施超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促進國內工業化進程，形成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這樣才能改善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擺脫受控制、受剝削的處境。
發展中中國家一旦制定了超趕戰略，其面臨的目標函數也就隨之確定，即是在重工業優先發展下的資金積累最大化，重工業本身的產業性質決定了這樣的目標函數。從產業性質上看，重工業是一種需要密集資金、投資規模巨大且投資周期長的產業。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為實現超趕戰略的重工業化目標，發展中國家必須對金融進行嚴格管制，原因如下：首先，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是一種稀缺要素，資金的稀缺性導致其市場出清價格較高，即實際利率水平較高，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密集型、大規模、長周期的資金使用成本高昂，不利于重工業化戰略的實現，因此有必要對貸款利率實施上限管制，用低于市場出清利率的優惠利率來鼓勵重工業的發展。此外，嚴格管制存款利率，較低的存款利率有利于銀行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從公眾手中獲取稀缺的資金，達到低成本湊集資金以供工業部門使用的目的；其次，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發展落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短時間內湊集重工業化所需的大規模資金，因此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建立一種最大限度的湊集資金的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限制資本市場的發展，資金供給者與資金需求者的直接聯系渠道被堵，而由國家控制的銀行體系一股獨大，居民分散的資金沒有其他投資選擇，儲蓄成為了唯一的投資方式，銀行也成為公眾盈余資金的唯一投資渠道，資金的供給者與需求者只有通過銀行這種金融中介發生作用，從而最大限度的將公眾的資金集中到銀行；第三，為了克服外匯資金的短缺，有必要對匯率實施嚴格管制，低估本國貨幣幣值，最大限度的增加出口來獲取外匯。對稀缺外匯的使用上也有嚴格的規定，外匯優先用于重工業化急需的進口設備上；最后，為了保證資金按照既定目標的有序流動，必須對金融體系的市場機制進行嚴格限制，以保證金融體系不嚴重偏離國家的總體發展軌道?！敖鹑谝种啤睉鹇跃桶凑者@樣的邏輯應運而生。低利率降低了公眾的儲蓄意愿并刺激對資金的旺盛需求，投資需求所需資金遠遠大于銀行體系資金的供給數量，因此國家對有限的資金給予指導性貸款，通過信貸配給的方式將資金優先配給給重工業部門使用，以滿足國家超趕戰略的需要。
具體到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市場上，農村金融在整個金融體系中處于一個被抑制和被邊緣化的位置，農村金融抑制的內在根源在于在超趕戰略的重工業化過程中，農村金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剩余，成為制度變遷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需要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在不同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分攤機制是決定和影響制度變遷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在發展中國家，實際承擔制度變遷成本的是農村金融部門，本質是由廣大的農村居民和農業部門所支付。以中國為例，我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其中制度變遷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因為國企改革涉及整個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國企改革的順利推進對于計劃經濟體制國家順利實現轉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國企改革的制度變遷成本高昂。首先，國企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與民營企業共同成為市場微觀活動的主體。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穩定性和壟斷性受到挑戰，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減弱，國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了破產和倒閉的風險，而且體制的慣性使得國企在較之民企更缺乏競爭力和靈活性，這又加大了國企破產的可能性；其次，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承載了絕大部分城鎮人口的就業，國企的破產必然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在我國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狀況下，國家沒有足夠的財政實力維持失業者的基本福利水平，過多的失業人口會加劇社會的不穩定；最后，我國對國企改革采取的是漸進式改革，政府還需要在較長的時間內維持國有企業的資金水平和市場競爭力，并保證國有企業就業的基本穩定性，政府需要進一步投入較多的資金補貼，而對于已經實現由“國家財政主導型”向“銀行體系主導型”融資模式轉型的轉軌經濟，國企漸進改革的成本讓國家財政補貼難以為繼，金融體系則成了這種制度變遷的實際承擔者，而農村往往成為資金的凈輸出者，農村金融為制度變遷的成本買單。
3.農村信貸約束及其福利效應的實證成果
國外學者對信貸約束的影響因素及其福利效果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多數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的結果均發現，發展中國家農村信貸市場效率低下，貧困的農村地區信貸約束現象非常普遍，農戶的信貸需求很難以得到有效滿足。農戶信貸資金的缺乏會直接或間接的對農戶的技術選擇、生產效率以及農產品食品安全、營養與健康等方方面面產生消極影響。國外的多數研究認為，農戶的家庭特征是影響農戶獲得正規信貸的重要因素。Binswanger and Khandker（1995）基于印度農戶的平行數據研究發現，正式金融機構的貸款對農戶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農村社區的發展。Khandker（1998）注意到小額貸款與其他項目與以工代賑等形式具有相同的福利效果，小額貸款對貧困農戶很重要也很有益。孟加拉國的信貸項目的經濟效益和福利效果，具體來說，研究了信貸項目對農戶收入、小孩入學、勞動供給、財產、化肥和避孕工具等方方面面的影響，結果發現借貸對農戶的產出影響顯著，并且對改善孟加拉國貧困地區農戶的福利發揮著積極作用。埃及的經驗研究表明，農戶正規信貸約束主要受農業收入比、土地面積、家庭規模等因素的影響。非正規信貸市場約束主要受工資收入、家庭資產等因素的影響南非學者研究發現，南非家庭特征與融資約束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較大的戶主年齡，男性戶主、較大的家庭規模、較高的教育水平、較高的收入水平的白人更容易從金融機構獲取貸款。
國內學者對我國信貸約束的原因及其福利效應也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農村信貸約束現象普遍并抑制了農戶福利的改善。沈高明（2004）通過考察收入波動與消費波動間的關系，結果發現二者顯著正相關，說明我國農戶普遍面臨信貸約束，否則理性的消費者應該通過自由借貸來實現平滑消費以滿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何廣文和李莉莉（2005）研究發現，家庭勞動力數量、當前是否有投資及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都有農戶的信貸需求負相關，依靠非農收入為主要來源的家庭信貸需求較弱。朱喜（2006）利用工具變量法研究了農戶借貸對農戶福利的影響，結果發現不管是正規借貸還是非正規借貸都會顯著的改善農戶的福利狀況。李銳，朱喜（2007）利用3000個農戶的微觀數據，計量分析了農戶金融抑制程度及其福利損失。研究結果發現，農戶金融抑制程度為70.92%，樣本農戶由于金融抑制所損失的純收入、凈經營收入、消費支出和家庭資產凈值分別為9.43%，15.43%，15.57%和14.58%。黎翠梅、陳巧玲（2007）基于對湖南的234戶農戶的調研數據研究發現，農戶收入水平和農業生產支出對農戶借貸需求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農戶的非農業生產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對民間借貸需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程郁、羅丹和韓?。?007）研究發現，農戶家庭收入、生產經營特征和家庭特征是農戶信貸需求行為的決定因素。張建杰（2008）從農戶的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考察“關系”這種特殊資源在農戶金融抑制中的作用機制，分析表明，社會資本高的農戶正規信貸的實際發生率高且戶均信貸規模大，農戶非正規信貸發生率又隨著社會資本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趨勢且戶均貸款規模則有增加的趨勢。不同社會資本的農戶通過非正規途徑的信貸發生率高于正規途徑的信貸發生率，且前者戶均貸款規模小于后者，不同社會資本水平對農戶貸款項目的差異不顯著。賀莎莎（2008）基于湖北的調研數據，實證發現當地54.3%的農戶存在資金難題，這些資金缺口難以得到有效滿足。程郁、韓俊和羅丹（2009）分析了制度性信貸配給所引發的信貸需求壓抑現象，認為正規金融機構交易成本過高和不完善的信貸配給機制與農戶風險規避行為交互作用，提高農戶所感知的信貸成本并降低了信貸獲得預期，從而產生了需求型信貸約束。研究還發現，估計型約束和需求型約束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年齡、收入。社員身份及與金融機構的關系等因素對兩種約束郵政不同的影響。金燁、李宏彬（2009）研究發現，農戶民間借貸行為的選擇主要受家庭結構、人口特征及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劉西川，程恩江（2009）從“潛在和隱蔽性”需求出發，依靠特殊的農戶意愿調查，在經驗層面衡量農戶所面臨的正規信貸約束，并用調查數據估計農戶正規信貸約束背后的信貸配給機制。研究發現，貧困地區農戶不僅受到供給信貸約束，也受到需求信貸約束，數量配給、交易成本配給與風險配給是農戶被排擠出信貸市場的三種重要方式。黃祖輝，劉西川，程恩江（2009）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來分析我國貧困地區農戶信貸約束的程度，基于雙變量的Probit模型研究發現，農戶參與正規信貸市場程度低的原因是供給與需求因素的共同的作用結果。工資收入會降低農戶的正規信貸需求，非農收入占總收入越高的農戶越容易獲取貸款，但對信貸需求影響不顯著。由此他們得出結論，在忽視信貸需求的情況下，僅依靠增加供給難以降低農村金融抑制程度，也不能有效的提升農戶的福利水平。白永秀，馬小勇（2010）采用Logistic回歸方法，基于陜西1151戶農戶的調研數據，檢驗了收入水平、非農程度、風險規避趨向、社會網絡等農戶個體特征對農戶正規和非正規信貸約束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收入水平和非農程度對農戶兩類信貸約束都具有負向影響；正規信貸約束受到“關系”的影響顯著，但不受農戶在內的風險規避趨向影響；非正規信貸約束不受“關系”的影響顯著，但受到農戶在內的風險規避趨向等因素影響。鐘春平，孫煥民和徐長生（2010）基于安徽的問卷調查，研究認為安徽農村信貸約束現象并不普遍，大部分農戶的信貸需求可以從各種渠道得到滿足，農戶收入較低和投機機會較少等因素是農民參與信貸市場不積極的重要原因。馬永強（2011）基于全國十省市農戶借貸的微觀數據，分析了影響農戶民間借貸的主要因素。結果發現，信貸約束、利息成本、風險、家庭經濟和人口特征是農戶選擇民間借貸的顯著因素，并且這些因素對不同類型的民間借貸影響不同。
4.結語
國內外關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戶福利影響的研究文獻很多，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但是參閱眾多文獻后，發現依然有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地方。比如大部分研究文獻以全國或者部分中東部省市整體作為考察對象，忽視了我國幅員遼闊，地區經濟、金融、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這一現實情況，以貧困地區農村農戶的金融行為作為考察對象的研究文獻較少，如果將中東部地區的相關研究結論及對策建議應用于貧困地區，其政策效應可能由于經濟文化差異等諸多原因而南轅北撤，因此專門考察貧困地區金融發展、信貸約束及對農戶福利影響的作用機制，對于全面認識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在研究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文獻中，各文獻把農民的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忽略了我國貧困地區農村存在的一個社會現象：農民的農業收入在家庭總收入比重持續下降，而非農收入在農民總收入比重中持續上升。不區分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而將二者合為一體進行研究，這可能忽略了農村金融發展對不同類型收入在影響上的差異性。第三，在關于農村金融與農戶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是從流動性約束和不確定性的角度來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很少有學者在直接在傳統的消費函數中引入農村金融發展變量來分析金融發展對農戶消費行為的影響。最后，研究信貸約束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的文獻，幾乎都是基于計量模型的角度加以研究，從描述性角度來分析的文獻較少，而描述性分析與計量分析相結合，使得結論更加具有直觀性和準確性。此外，在福利指標設計上，大部分學者用家庭總資產或金融資產余額等來作為度量福利的指標之一，本研究用家庭凈資產替代家庭總資產，是一個更好的福利度量是一個更好的福利度量指標。
基金項目：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3PYYJ13）；重慶三峽學院校級重點項目（13ZD1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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