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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政管理論文范文1
論文摘要：對水資源行政管理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同時對水資源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標、利益結構、動力和阻力進行了分析，以此深化對水資源行政管理改革及其進程的認識。
水資源問題用系統的觀點來看，可以分為工程體系問題和行政管理體系問題。水資源的工程體系問題包括水源、水調度、水土保持、水污染治理、防洪排澇等工程的規模是否適度、布局是否合理、利用效率是否高效等；水資源的行政管理體系問題包括行政管理體制是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管理職能的確定是否符合科學合理和適應性的要求、管理手段是否先進有效、管理效果是否達到預期目標等。本文將著重對水資源行政管理問題進行討論。
1問題的分析
1.1管理觀念問題首先對管理落后的認識不足。嚴格來講，我國目前仍然處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尤其在水資源管理方面。其次對人與自然的辨證關系認識不足。我們一直把人放在自然的對立面，對自然無休止地索取，人也就必然受到自然的懲罰。如為解決糧食問題，不加控制地超采地下水而出現地下漏斗；為防洪排澇，一味加高堤防。
1.2行政體制問題由于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縱向涉及中央和地方的權益，橫向涉及水利、農業、建設和環保等部門的權益，重復管理現象嚴重，責任不明，“政出多門”，不但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減弱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果，而且不利于水資源的統一管理、統籌兼顧、優化配置、節約保護和高效利用，違背了水的自然規律，尤其在流域管理和城市水務管理問題上矛盾更為突出。
1.3管理職能問題管理上仍然存在嚴重的“越位”和“缺位”現象?！霸轿弧敝饕冈撚墒袌鰜斫鉀Q的問題仍由政府來承擔。如水資源合理配置問題，其中最典型的是我國北方缺水地區水資源分配問題。“缺位”主要指宏觀調控不到位。如政策、法規的透明度、統一性和預見性較差；水資源監測、評價水平偏低；政策引導、信息服務跟不上等。
2改革的分析
2.1改革目標的分析水資源行政管理改革必須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為基本原則，以建立水市場為中心，把行政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改革作為重點，以實現水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最終實現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支持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主要包括：①加快水法、節水法等水法規體系的建設；②在明確水權的基礎上，建立流域水資源統一管理機構；結合城市供水及水處理市場的對外開放形勢，積極推行城市水務一體化管理；③以水價政策改革為契機，建立和完善水市場規制體系；④啟動水利資產管理運行機制，提高水利建設融資和水利國有資產增值保值能力。
2.2改革動力與阻力的分析
2.2.1改革的動力。改革的動力一方面是利益的驅動，另一方面是現實的需要。
①客觀形式的需要。所謂客觀形勢主要是指：我國水資源所面臨的危機已經嚴重制約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水利部門的改革顯然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需要進一步開放水務市場等。
②履行職責的需要。供水價格偏低，造成水資源浪費嚴重；眾多供水企業以及相關水管單位經營失敗、普遍虧損等等。問題的解決取決于水資源行政管理改革的深度和進程，因此，履行職責的需要也是改革的推動力之一。
2.2.2改革的阻力。水資源行政管理改革的阻力，一方面來自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來自傳統觀念的束縛和習慣勢力的制約。
只注重了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而忽視了水資源的合理配置、水資源的節約和保護。由于人們對水資源危機的認識不足，同時又由于改革的道路是艱難而曲折的，需要社會以及個人付出一定代價，因此，舊觀念的束縛對改革是一種無形障礙。同時，習慣勢力的影響也對改革形成阻礙。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們通常認為水利是福利事業，理應由國家投資和無償用水和排污。在這樣一種思維定式下，要想確立新的水資源觀念、水市場觀念，其難度是顯而易見的。
3改革的構想
3.1行政體制改革水資源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是：以加強流域水資源統一和城市水務一體化管理為突破口，構建現代水資源行政管理體制，以保證政府職能系統效益最佳，保證中央、地方以及社會組織對科學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水資源的積極性的發揮。
3.1.1流域水資源實行統一管理。設立流域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由中央政府代表、地方政府代表、用水戶代表、專家代表；委員會主席由選舉產生；流域委員會依法擁有對流域水資源的分配權，依法對流域水資源進行統一規劃、統一管理，實現流域水資源的優化配置。
3.1.2城市水務實行一體化管理。對供水企業、水處理企業實行出租或轉讓；對經營性水務工程實行資產管理；將用水許可與排污許可有機結合起來，推進城市節水。
3.2建立水市場
3.2.1水權管理改革。水權管理的核心是產權的明晰和確定。將水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開，是促進水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是建立水市場的基礎。
建議通過法律的形式，首先確定以占有優先權原則為主、河岸優先權及慣例水權原則為輔的優先權原則，再結合水資源現狀，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及實施細則。第二，設定總量控制、保障生活用水和環境用水，旱情調度預案、水污染防治的事權劃分等限制條件。第三，實行以水資源規劃為先導，有計劃、分類分批地進行水資源使用權登記并公告社會。第四，建立水資源使用權招投標、使用權拍賣等管理機制。通過以上努力，逐步建立起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水權制度。
3.2.2水價政策改革。改革現行的水價制定方法，按提高公眾參與程度，即由政府代表、用水戶代表、供水企業以及有資質的獨立審計事務所共同協商確定水價；水價應計入資源水價、工程成本、利潤；資源水價應在政府統一評估基礎上允許在合理的范圍內浮動；利潤不再以工程成本及運行成本加成的方式計算，而是以國家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和資本金來計算；水價的確定要兼顧公眾承受能力和政府的財政能力。
3.3改革管理模式
3.3.1資產管理。要盡快調整政府及水利部門在水利工程建設及管理中的定位。水務企業完成企業自我發展的公司制經營實體，經營性、科研性、開發性的事業單位要逐步轉制為企業。依據不同的情況和條件，對原有的水利工程要逐步實行企業化管理。
3.3.2節約用水。在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下，水價是調節供需方矛盾最敏感的經濟杠桿。國外研究表明，水價提高10%，將使家庭用水減少3%～7%，同時如果水費沒有占到市民收入的1%以上，人們就不會注意節水問題。
因此，政府應在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調整產業結構、制定相關用水標準及定額、推進節水技術發展的同時，以改革水價政策、提高全社會節水意識為重點，運用信息技術等現代管理手段，在建立節水型社會過程中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稅政管理論文范文2
一、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基礎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框架是以三個基本理論為支柱構建而成的,即財政聯邦主義的財政分權理論、公共選擇學派的非市場決策理論和演進主義的制度競爭理論。這三個理論從各自的角度解釋了稅收競爭存在的原因。
1、財政聯邦主義的財政分權理論在聯邦體制國家中,多級政府形成多級財政體制,同級政府擁有同等權利且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驅使,地方政府會憑借自己的權利爭奪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從而在聯邦體制國家中產生了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財政分權理論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這一現象,即稅收競爭是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
2、公共選擇學派的市場決策理論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出現了公共選擇學派,它把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競爭中人類行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對政府行為進行分析,說明在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間競爭類似于市場競爭。在這個“準市場”的作用機制下,人們可以通過“以足投票”來選擇能夠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具有競爭意識,謀求本地區經濟發展,滿足本地區居民的需求,從而得到選民的支持。稅收競爭作為地方政府間競爭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競爭力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人們都會選擇交最少的稅,而享受最好的公共產品的地方居住。
3、演進主義的制度競爭理論演進主義認為,競爭可以實現變化、進步和創新,社會活動主體間不斷的相互競爭產生了各種活動規則。哈耶克曾提出“競爭有利于制度創新”的觀點。而政府間競爭主要表現為制度競爭。所以,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是高效率稅收制度的發現者和維護者,它構成了誘致性制度變遷或中間擴散性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可以更容易的實現轉型期的制度選擇,從而構成財政分權制度完善的外在條件。
二、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研究的發展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在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對其經濟效應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論界對他的態度仍不一致,有人認為適度的稅收競爭可以帶來正效應;但也有人認為稅收競爭的存在就會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損失社會福利。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外理論界廣泛運用實證方法,對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效應進行了分析。國內學者在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也對地方政府競爭理論進行了一定的論述,并針對中國實際進行了一些實證分析。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1、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公共品的提供國際上,一般認為對國內稅收競爭問題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間稅收競爭模型。他在1956年發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明確提出“財政分權下的地方轄區政府間競爭有利于地方公共產品提供效率”這一觀點。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證明了:如果存在足夠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時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這是一種“類市場的理論”,他運用市場競爭理論分析聯邦制下地方轄區政府間稅收競爭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國內稅收競爭有效理論存在很多太過理想化的假設條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學者的質疑,但是它開辟了國內稅收競爭問題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學者在“稅收競爭會導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務于勞動力的公共產品提供不足”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為了吸引資本,競相降低相應的稅收,使得地方支出處于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最優水平之下,從而政府無法為最優的公共服務產出籌集足夠的資金。
特別是對于那些對當地經濟無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資項目上。所以,他擔心稅收競爭會使地方公共服務的產出達不到最優水平。另外,他還提出了國內橫向稅收競爭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會影響另一或另幾個地方政府管轄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稅收收入。在前人理論模型的基礎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種公共產品提供的無效理論:地方政府吸引資本流入的競爭,將驅使地方政府更為關注公共投入,從而導致公共投入提供過度,而過度的公共投入必然會擠占為本地居民提供服務的公共產品數量,從而使供公共產品數量過低,過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產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來Matsumoto又假設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并且資本和勞動力在生產中是互補的,得到的結論是,增加公共產品的投入將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尤其是有技能勞動力的流入,勞動力的增加可以鼓勵投資。這種效應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弱地方政府提供過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資本獲利的動機,但稅收競爭下公共支出的總體水平依然是處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狀態。Huber(1999)的分析則表明,如果稅收競爭扣動政府間機動稅“競爭到底”的扳機,會降低稅收收入,當稅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減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稅收。如果政府支出對居民產生效用或產品收益,或替代稅收不好尋找,那么財政償付能力的下降會導致地區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經濟增長德國學者何夢筆(1999)把西方政府競爭理論運用到中國,他在《政府競爭:大國體制轉型理論的分析范式》一文中,著重分析了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轉型過程,強調政府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競爭或體制競爭。他認為: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在中國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業安(2003)通過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競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經濟分權導致地方政府圍繞經濟資源展開競爭,但這種競爭受到政治體制的限制,導致地方政府在選擇競爭策略上的扭曲,(進取,進取)的均衡策略組合實際上無法實現,而得到其他策略組合,導致經濟資源的浪費。
3、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要素流動稅收競爭就是要爭奪經濟資源或擴大稅收資源,所以很多學者致力于研究稅收如何影響FDI。Dunning(1981)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被廣泛接受。他認為,作為尋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國公司,如果其擁有所有權特定優勢、區位特定優勢和內部化優勢,那么該跨國公司就會愿意并有能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
其中,區位優勢又包括自然稟賦優勢和投資環境優勢,稅收制度屬于投資環境優勢的一個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過四個假設分析認為,資本的流動性導致對資本的低稅率;資本流動性與資本課稅稅率負相關;如果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對資本稅率做微小的下調能導致帕累托改進。Wei(1997)發現稅率和和外資流入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Hines(1997,1999)研究認為:調高l個百分點的稅率會引致0.5至0.6個百分點的FDI內流的下降,稅率已經對跨國公司的決策行為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動產稅的戰略競爭?》一文中以財產稅為研究對象,運用空間滯后經濟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國波士頓主要地區的截面數據,建立當地
財產稅率與競爭地區不動產稅率的函數關系,證明財產的流動與稅率之間存在非零的斜率關系,即投資選擇對稅率具有應變能力。而且這一斜率的正負還取決于其他參數。陽舉謀、曾令鶴(2005)運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結合我國稅制特點,分析地區間稅收競爭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通過他們分析表明,我國地區間的稅收競爭是基于有效稅率的競爭,競爭會導致有效稅率降低和資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區間能夠進行合作,資本可以實現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政府策略選擇Wildasin(1988)認為,當參與稅收競爭的政府個數比較少時,以公共產品的水平作為決策變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稅率作為決策變量時的均衡解。它證明了當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術水平時,用前者作為決策變量時得到的均衡稅和均衡公共產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為決策變量時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區”和“小地區”之間“不對稱資本稅稅收競爭”情況。結果是:大地區的稅率相對較高,小地區的稅率則較低。所以,在地區大不對稱的情況下發生的不完全資本稅競爭中,小地區占據一定的優勢。DepaterandMyers(1994)發現,地區間在規模、生產技術以及消費者偏好上的差異有可能會得一地區把資本輸出到其他地區,資本輸入地區就會具有這些輸入的動機,從而得規定的資本稅后利潤率下降。這些地區具有提高稅率以獲得有利的“貿易條件效應”的額外激勵。他們稱這些貿易條件效應為金融外部性,正是這種金融外部性存在導致了資本輸入地區的公共產品過度提供,同時又使得資本輸出地區公共產提供嚴重不足。
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通過運用空間滯后模型對我國省際間截面數據進行回歸,發現中國的財政分權改革激發了地方政府推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積極性,但不恰當的分權路徑也加劇了地區間的稅收競爭。省際間稅收競爭反應函數斜率為負,說明省際間在稅收競爭中采取的是差異化競爭策略;同時也意味著地方政府目前對公共產品的偏好較低。而對省際間稅收競爭增長績效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則顯示,公共服務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稅努力與其財政充裕狀況直接相關。殷華方和魯明泓(2004)將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分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運用1979—2000年的資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則較少或沒有影響。超級秘書網
因此,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競相提出過于優惠的條件是無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沒必要在政策優惠上相互惡性競爭,真正要做的是大力發展當地經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綜上所述,不同學派從各自的角度對稅收競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論學者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從而推動了稅收競爭理論的不斷前行。關于稅收競爭的利弊,學者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這一形式與效率間的關系。我國國內橫向稅收競爭研究中觀點認為:稅收競爭可以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借助這一形式,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帕累托最優,而無需政府對經濟的強制性干預。對企業而言,政府間良性的稅收競爭帶來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稅收負擔的減輕作為該地區的成員之一,企業同時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最后,還可以借助經濟力量維護自身的權利,如用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迫使當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業生產的一些決策。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制定過低的稅率,可能會吸引更多的投資,但政府收入水平與支出水平之間的差距會進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嗇”于公共支出項目,從而降低了公共產品的總體支出,降低了公共產品的水平。一方面,損害了國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應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資企業可能獲得了暫時的經濟利益,但從長期看,投資“硬”環境的制約必將最終影響到整個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效率的損失。無論誰是誰非,稅收競爭的范圍從最初的一國內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說明其強大的生命力。從最初的稅率減低,到避稅港的出現,稅收競爭的手段可謂層出不窮。人們之所以不遺余力地致力于稅收競爭的沿用,事實上正是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這一政府工具的實用性。那么對于稅收競爭的運用,我們只能更多地本著趨利避害的原則,創建一個公平的競爭秩序,在這樣一種秩序下尋求獲得制度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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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陽舉謀,曾令鶴.地區寫作論文間稅收競爭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分析.涉外稅務,2005(l),14一18
稅政管理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隨著全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伴隨電子商務發展而來的電子商務法律法規問題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對于是否應對電子商務征稅及如何對其征稅等問題，歐美等一些國家已出臺了部分專門的法規。而對于經濟迅速發展的中國而言，電子商務稅收管理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國內一些電子商務企業已試圖或正在努力開拓國際市場，而部分國外電子商務企業也已進入國內市場。如何正確、合理地制定相關的電子商務稅收政策，以促進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及其國際化是我國政府亟需解決的問題。
隨著全球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電子商務稅收問題已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話題。歐美發達國家在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法規方面早已有所行動，而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新加坡也在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法規方面做出了嘗試。美國國會于1998年通過了《互聯網免稅法案》，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提供的網格接入服務暫不征銷售稅或使用稅；對在網上銷售而網下無等同物的商品與服務，如數字化產品及勞務，暫不征稅。此外，美國還力推將因特網宣布為免稅區，凡無形商品經由網絡進行交易的，無論是跨國交易或是在美國內部的跨州交易，均應一律免稅。歐盟國家的電子商務發展沒有美國成熟，主要致力于推行現行的增值稅。印度則于1999年一項規定，對在境外使用計算機系統，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國公司支付的款項，均視為來源于印度的特許權使用費并在印度征收預提稅。針對當前各國逐步規范電子商務稅收管理制度這一現象，已經參與全球經濟運作的中國也應考慮制定有利于我國經濟和電子商務行業發展的電子商務稅收法規，以使我國電子商務行業及電子商務法規能跟上其它國家的發展步伐。國家也已意識到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政策是勢在必行的。國務院辦公廳2005年出臺的《關于加快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研究制定電子商務稅費優惠政策，加強電子商務稅費管理”。而國家發改委、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2007年6月25日聯合的我國首部電子商務發展規劃——電子商務發展“十一五”規劃也指出，相關部門需研究制定包括網上交易稅收征管在內的多方面的電子商務法律法規。本文試圖對中國當前的電子商務相關稅收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一定的探索，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中國現行電子商務稅收管理體
2007年7月，全國首例個人利用B2C網站交易逃稅案一審判決，被告張黎因偷逃稅款，被上海市普陀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這個簡單的案件，由于其特殊性——我國首例網上交易逃稅案，引起了全社會對電子商務法律法規特別是稅收法規的關注及思考。雖然當前我國電子商務稅收問題處于比較模糊的狀態，也沒有專門針對電子商務的稅法。但如果參照傳統的稅法，我國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并非無法可依。本文分以下三種電子商務征稅對象來考察當前的稅收征管辦法。
(一)電子商務企業賣家
根據電子媒介是作為傳遞商品或服務的媒介，還是僅用來處理訂單、廣告和提供輔助的媒介，可以將電子商務分為直接電子商務和間接電子商務兩種。間接電子商務是指涉及商品是有形貨物的電子訂貨。交易的商品需要通過傳統的渠道，如郵政業的服務和商業快遞服務來完成貨物運輸。直接電子商務是指涉及的商品是無形的貨物和服務。如計算機軟件、音像制品等的電子信息傳輸和交易。因為間接電子商務只是相當于利用了網絡手段來聯絡和達成交易，而貨物的運輸有時甚至包括貨款的支付仍需通過傳統的交易手段來完成。因此，一般認為，對于間接電子商務與傳統交易的稅收征管區別不大，進行間接電子商務的企業賣家仍需與傳統企業一樣繳納相關的稅收。我國首例網上交易逃稅案的審判結果也表明，這類電子商務企業賣家須按傳統稅法規定繳納相關的稅收。對于直接電子商務企業賣家是否需和傳統企業一樣繳納相關稅收，我國稅法還未有明確規定。直接電子商務企業在銷售電子軟件、電子圖書等無形商品時，到底是把它歸為銷售貨物還是歸為提供服務也存在著爭議。
(二)電子商務個人賣家
特別地把C2C的個人賣家單列出來，是因為對于C2C是否應征稅及如果要征稅的話如何征稅等問題是目前學術界討論較多的話題之一。按照現有法規，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銷售全新的商品需要繳稅。現行傳統個體商戶銷售貨物的增值稅起征點為月銷售額2000～5000元不等。具體參照各個省市的規定，增值稅稅率為4％。如果參照這一標準，網上個體商戶月銷售額超過2000～5000元的也應繳納增值稅。2007年3月6日的商務部《關于網上交易的指導意見(暫行)》中，對于網上交易參與方作出如下規定：法律規定從事商品和服務交易須具備相應資質，應當經過工商管理機關和其他主管部門審。然而在目前的工商登記法規中，并沒有對”網上交易”這一領域進行規定，但原則上網上交易是需要辦理營業執照的。既然從事網上交易需在工商部門注冊登記和辦理營業執照，則電子商務個人賣家也應按規定繳納增值稅。然而在現實中，由于對網上個體商戶的監管存在較大困難，監管成本較高，收益也不是很可觀，所以一般網上個體商戶都不會繳納稅收。
(三)電子商務服務提供企業論文
電子商務服務提供企業可分為平臺服務提供企業和輔助服務提供企業。后者包括為買賣雙方提供身份認證、信用評估、網絡廣告、網絡營銷、網上支付、物流配送、交易保險等輔助服務的企業。在我國，目前多數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都注冊于各地的高新技術園區。這些企業大都擁有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其營業執照上限定的營業范圍很廣。這些企業被認定為生產制造企業、商業企業還是服務企業，將直接決定其稅負情況。在企業所得稅方面，高新技術企業、生產制造型的外商投資企業可享受減免稅優惠。而服務性企業則通常適用營業稅。那么，被定性為什么樣的企業就成為關鍵問題。因此，電子商務企業在設立時，就可以通過擴充、縮減營業范圍，使自己被認定為理想的企業性質。
綜上可見，雖然中國當前沒有專門的電子商務稅法，但根據當前的法律規定，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和傳統企業是一樣需繳納相關稅收的，而從事電子商務的個人賣家如果其完成的交易達到一定的數額，也應繳納相關稅收。至于為何大家都認為國家在對電子商務進行稅收優惠，其主要原因是我國沒有對電子商務企業和個人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或者至少可以說是監管較松，致使大部分電子商務企業及個人利用電子商務無紙交易的特點進行偷漏稅，而這就是所謂的“稅收優惠”。也即，中國對電子商務的“稅收優惠”并非來自于相關稅收政策，而是來自于監管的放松。稅務部門監管的放松減少了電子商務企業及個人的納稅。
二、中國當前電子商務稅收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不存在專門針對電子商務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當前法規本質上不存在任何針對電子商務企業的優惠，法規仍要求從事電子商務交易的企業與傳統企業繳納相同的稅收。而當前我國很多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可以不交稅或者少交稅。這不在于法律的規定，而在于稅務部門的放松管制。但畢竟管制的放松不等于稅收的優惠。另外，對于電子商務服務提供企業，除了部分企業可以利用高新技術企業的身份獲得一定的稅收優惠外，稅法并未給予電子商務服務提供企業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所以，整體來看，我國還不存在專門針對電子商務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二)稅收管制的放松不利于企業間的公平競爭，不利于電子商務行業的健康發展
根據前文的分析，從事網上交易的企業和個人也應繳納相關的稅收。對于大型電子商務企業，其公司運營和管理都比較規范，一般也會與傳統企業一樣繳納稅收。而對于從事電子商務的中小型企業，因為國家對網上交易稅收管制較松，再加上電子交易的無紙化，他們很可能利用電子商務進行一定的逃避稅。而事實上也確實存在這樣的情況。首例網上交易逃稅案就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例子。在這個逃稅案中牽涉到的黎依公司的偷稅行為并不是在稅務部門查稅時發現的，而是在警方偵查一起詐騙案時被意外發現。如果沒有這起詐騙案的話，黎依公司可能還在通過網上交易偷漏稅。這種對中小型電子商務企業較松的稅收管制，一方面，可以說是變相的“稅收優惠”，有利于鼓勵中小型企業積極參與電子商務，也有利于電子商務在一定程度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變相地鼓勵企業進行偷漏稅，不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也不利于營造一個秩序良好的電子商務交易環境和誠信體系，長期看不利于整個電子商務行業的健康發展。
(三)法規的不健全不利于我國電子商務行業與國際接軌
2007年8月28日，我國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在香港宣布進軍海外市場。據介紹，支付寶將與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合作，代替賣家人民幣購得外幣，再結算給海外賣家，解決用戶在國外網站購物時貨幣不同的問題。此項業務將支持包括英鎊、港幣、美元等在內的十二種海外貨幣。無獨有偶，阿里巴巴在2007年9月17日召開的阿里巴巴第四屆網商大會上，也宣布了該公司進軍海外市場的計劃。其國際化路線圖為先中國香港、接著是中國臺灣、然后是日本。這一系列我國企業欲開拓國外市場的舉措，意味著我國電子商務企業開始走上國際化的道路。巨大的國外市場將給我國部分實力雄厚的電子商務企業更大的機遇。而我國國內不完善的管理體制及稅收體制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電子商務行業的國際化。電子商務行業的國際接軌也要求國內管理體制與稅收體制的國際接軌。另外，眾多國外電子商務巨頭也正計劃或已進人中國巨大的市場，如何對跨國電子商務進行稅收管理也是我國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
三、中國的對策
雖然當前中國的電子商務行業發展還不成熟，對電子商務方面的一些概念也較難界定清楚，制定一部全面的電子商務基本法存在諸多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不能在某些方面先對電子商務浮現出來的一些問題加以規范。特別是在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方面，筆者認為有以下問題亟需解決。
(一)與國際接軌，逐步建立健全電子商務稅法和其它法規
隨著全球電子商務的發展，電子商務的貿易問題也被各國和一些國際組織如WTO所關注。電子商務的多邊貿易問題也被納入了WTO的多哈貿易談判中。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同時在考慮我國電子商務具體發展情況的基礎上制定相關的電子商務法規，有助于規范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也有助于我國在將來的電子商務多邊貿易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當然，在我國電子商務發展尚不成熟的時候制定全面的電子商務稅收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對此，我國可以就某些方面如電子商務企業賣家、跨國電子交易出臺部門法規，并在此基礎上逐步規范和完善電子商務稅收管理體制。
(二)加大對電子商務服務行業的政策扶持和稅收優惠
國務院辦公廳2005年出臺的《關于加快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信用、認證、標準、支付和現代物流建設，形成有利于電子商務發展的支撐體系，要加大對電子商務基礎性和關鍵性領域研究開發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發展促進了我國電子商務服務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網上銀行、第三方支付業務、物流、電子商務平臺等得到了快速發展。這部分歸功于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發展又受到當前我國電子商務服務業實際發展的限制。當前，我國電子商務服務業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如網上支付的安全問題、身份認證問題等，這反過來制約了電子商務的發展。所以，要加快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就必須加快我國電子商務服務行業如金融行業、物流行業、認證行業等的發展。此外，加快我國電子商務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助于帶動整個服務行業的發展，有利于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從而帶動整體經濟結構的有利變化。
稅政管理論文范文4
半夏始載于《神農本草經》，列為下品。蘇頌謂“二月生苗一莖，頂有三葉，淺綠色，頗似竹葉而光。……以圓郁軟者為佳。”吳其浚謂:“所在皆有，有長葉、圓葉兩種，同生一處夏亦開花;如南星而小，其梢上翹如蝎尾?！保?］再參考《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附圖，可以認為古今用藥是一致的，其葉形變化為不同年齡的植株。同時亦有類似的植物混用。
半夏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Pinelliaternata（Thunb.）Breit的干燥塊莖。四川、湖北、河南、安徽、貴州等省均有分布，藥源較為豐富，但半夏臨床用量較大，由于野生資源的減少，商品貨源日趨緊張，常以水半夏代半夏入藥。水半夏古文獻中未見記載，廣西民間曾有入藥習慣。60年代以后開始栽培，產量逐年增加，隨著正品半夏的缺乏，開始經銷全國各地。經藥理研究證明，水半夏有與半夏相似的止咳、化痰作用，但止嘔作用不明顯，因此水半夏不宜代半夏使用。水半夏也來源于天南星科植物水半夏Typhonuim.flagelliforme（Lodd.）Blume的干燥塊莖。
半夏性溫，味辛有毒。燥濕化痰，降逆止嘔，消痞散結。水半夏性溫，味辛，有毒。燥濕，化痰，止咳。其實還有以天南星（山珠半夏），天南星科植物獨角蓮（白附子），小芋兒，滴水珠等混作半夏使用，但它們的功效與半夏有明顯差別，所以，不法商家常以與半夏功效類似的水半夏混作半夏。
1兩者性狀鑒別特征
半夏塊莖呈球形，有的稍偏斜，直徑1～1.5cm，表面白色或淺黃色，頂端中心有凹陷的莖痕。周圍密布棕色凹點狀根痕;下端鈍圓較光滑。質堅實，斷面潔白色，粉性無臭。姜汁制過的半夏斷面半透明狀，味辛辣，麻舌而刺喉［2］。水半夏塊莖略呈橢圓形、圓錐形或半圓形，直徑0.5～1.5cm，高0.3～3cm。表面類白色或淡黃色，不平滑，遍體也可見點狀根痕;上端類圓形，常用有偏斜而凸起的葉痕或芽痕，黃棕色，下端有的略尖。飲片姜水半夏色較正品深，?？梢娖渖詈稚穆约獾捻斞?，外皮皺縮狀，斷面無正品樣半透明狀，質較正品輕。氣微，味辛辣，麻舌而刺喉。
2兩者顯微鑒別特征
2.1半夏塊莖橫切面木栓細胞10余列，常已除去，有的細胞內含茶褐色粘液狀物質。薄壁細胞內含淀粉粒，由外至內逐漸增多;粘液細胞較多，橢圓形，內含草酸鈣針晶束。維管束縱橫散布，外韌型或內韌型，周木型少見，導管直徑4～40μm，常數個成群排列。粉末類白色:（1）淀粉粒較少，單粒類圓形、半圓形或圓多角形，直徑2～30μm，臍點裂縫狀、人字狀、三叉狀或星狀，大粒層紋隱約可見，復粒多見，較大，多由2～4分粒組成，偶至8分粒。（2）草酸鈣針晶較多，散在或成束，有時可見存在粘液細胞中，針晶長20～144μm。（3）螺紋導管直徑10～38μm，少為環繞導管。
2.2水半夏塊莖橫切面木栓細胞約6列，常已除去薄壁組織，靠近木栓層處有大型粘液腔，排成一圈，內含茶褐色粘液狀物質塊。維管束縱橫散布，周木型，導管排列稀疏，直徑10～52μm，亦有外韌型維管束，薄壁細胞中含大量淀粉粒，粘液細胞中含草酸鈣針晶束。粉末類白色或黃白色:（1）淀粉粒極多，單粒較少，圓球形，卵圓形、半圓形或多角形。直徑3～14μm，臍點點狀、人字狀、三叉狀或短縫狀。復粒較多，由2～7分粒組成，有的分粒大小懸殊。（2）草酸鈣針晶成束散在，有的成束存在于粘液細胞中，針晶長14～72μm。（3）導管直徑7～34μm，螺紋為主，偶見環紋。（4）木栓細胞偶見，黃棕色或淡黃色，多角形，壁薄，有的含紅棕色團塊狀物。
3薄層層析
取偽品與正品粉末各1g，加乙醇10ml溫浸5h，濾過，濾液濃縮至1ml供點樣;吸附劑:硅膠G;展開劑:CHCL3-MEOH（9:1），展距15cm;顯色劑:25%磷鉬酸乙醇溶液。偽品與正品圖像有明顯差別。取偽品與正品粉末各1g加氨水1ml攪拌均勻，稍潤加CHCl310ml，回流提取1h，濾過，濾液濃縮至1ml供點樣;吸附劑:硅膠G;展開劑:苯-乙酸乙酯-甲醇-二乙胺（9:1:0.5:0.5）;顯色劑:碘-碘化鉍鉀液或10%硫酸溶液。兩者圖像有差別，證明它們所含化學成分不同。
4討論
實驗結果表明，水半夏與半夏在形狀大小與顏色上雖很相似，但仔細觀察，其形狀、斷面顏色及氣味有不同之處，臨床上，我們肉眼就可識別出來，且顯微薄層層析等特征更有明顯區別，可作為兩者的鑒別特征。水半夏在價格上是半夏的1/10。故許多不法商販為了謀取暴利，以水半夏代半夏用，使治病達不到預期效果。所以，醫務工作者應掌握識別技巧，嚴把質量關，使他們無機可乘。
參考文獻
稅政管理論文范文5
1概念及特點
1.1稅收征管是一種執行性管理
稅務人員在征管過程中，只能按既定的稅法正確執行，在執行過程中不得改變稅法，也不得放棄稅法要求履行的職責。因此，在稅收征管過程中遇到稅收法規無法執行時，必須通過信息反饋，最終以修訂稅收法規的形式來解決，在法規未修訂之前，只能正確執行。
1.2稅收征管應遵循法定程序
稅收征管的一切活動都應有法律依據，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得在征管過程中隨意變更。在稅收征管過程中若遇到了稅收征管程序方面的問題，也只能通過修改稅收征管法來解決，而不能在征管過程中相機行事。
2對稅收籌劃認識上的誤區
節稅籌劃是指納稅人在不違背稅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稅法中固有的起征點、減免稅等一系列優惠政策，通過納稅人對籌資活動、投資活動以及經營活動的巧妙安排，達到少繳或不繳稅的目的的行為。
3稅收征管籌劃的策略
3.1完善稅收制度，加強稅收法制建設是稅收征管籌劃的前提
(1)對稅收籌劃方案的合法性有明確、統一的認定標準。具體來說，即對逃稅、避稅籌劃以及合法的稅收籌劃的構成要素和性質明確認定，并明確對合法的稅收籌劃方案的否定由稅務機關負舉證責任。
(2)稅收籌劃的基本方向的原則。規定納稅人必須利用合法的手段來實現其籌劃的最終目標，不得與立法精神相違備。
(3)明確稅收籌劃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對稅收籌劃方案的受益人同時又是納稅人承擔方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并對其違規行為所負的法律責任加以明確。
3.2人的籌劃是稅收征管籌劃的關鍵環節
(1)建立良性的進入機制。
在個人信用方面，美國在招聘、選擇和安排公職人員方面有極其嚴格的規定，在上世紀70年代初，由美國就業平等機會委員會、人事管理總署、勞工部和司法部聯合提出了“雇員選擇程序統一準則”，所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包括申請表、申請條件、績效測驗、審查、書面測驗、領導談話和領導測驗等。個人信用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通過對構成個人信用變量的分析可以預測其以后的行為。如果所預測的行為對社會不利，則要把該人排除在選擇之外。一般而言，個人信用越好的候選人，對他行為的預測越趨向良性，被錄取的概率就越大。
(2)建立良性的退出機制。
只升不降似乎已成為我國公職機構的鐵定規律。美國就設立了公績制委員會，接受雇員的申訴，維護雇員的權利，這樣的機制的存在可使退出機制實現了良性循環，否則退出機制可能被扭曲，有可能成為不良動機的手段。因此，為保持機構的活力，應有進有退，能升能降，對于瀆職、失職和舞弊人員毫不留情地給予相應的處罰。
3.3征管程序的籌劃是稅收征管籌劃的中心環節
(1)在對稅務登記進行管理時，應注意以下問題：首先，在對領取稅務登記證的經濟主體收取規費時，只收工本費，不收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其次，明確稅務登記證的地位，讓其發揮類似身份證的作用，確保每個納稅主體都有稅務登記證，實行普通納稅申報制度;再次，使稅務登記證做到全面性、準確性、低廉性、遵循許可證原則和懲罰性的原則。
(2)賬證的管理包括賬簿和憑證兩大類的管理。賬簿管理應做到合法、準確、完整和耐久，記賬憑證管理應做到以原始憑證為基礎，憑證上的項目應齊全。
(3)納稅申報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網上申報，適用于有限公司等單位納稅人;二是雙委托納稅申報，即稅務機關委托銀行給納稅人開戶，由銀行定期劃款的申報方式，適用于個體工商戶納稅人;三是上
門申報，即納稅人自行到大廳進行申報。申報方式更加靈活，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務。
稅政管理論文范文6
摘要：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是企業知識管理的關鍵環節之一。從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特征出發，歸納了非正式知識轉移的三個研究議題，梳理了三種基本研究視角，為國內本問題的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個體；非正式知識轉移；企業知識管理
對個體水平的知識轉移現象的研究，首先來自科學計量學界關于個體間普遍存在的研發合作現象的探討。Allen對19世紀(1850—1875)英格蘭克利威蘭(Cleveland)地區鋼鐵產業有關技術變革的報告顯示，基于個體行為的技術訣竅的非正式轉移現象早已大量存在，Hippel在對美國11家中小鋼鐵企業進行的案例研究后指出，個體間的非正式技術知識轉移，是繼基于R&D合作協議和基于授權、出售兩類技術轉移模式后的第三類模式，他甚至認為，由于后者的便利性和靈活性，它對技術知識跨企業邊界的轉移效率要優于前者，事實上，就像經濟理論逐步認識到除了市場、企業兩類資源配置模式外，還存在基于信任、社會網絡等第三種資源配置模式一樣，個體間非正式的知識轉移現象普遍存在。
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①作為解釋變量，探求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對諸如產業集聚、企業技術創新等現象的影響；②作為應變量，探求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內在動機和基本規律。由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對企業組織的知識創新、轉移和配置具有基礎性作用，后一類研究顯得格外令人關注，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文獻。
1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特征和主題
1．1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特征
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目前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一般理解為私人間的知識援助．例如較早關注非正式知識轉移現象的Allen認為，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與正式轉移的區別在于其純粹的私人性質，獨立于組織結構、政策和正式合作，Hippel(1987)認為，非正式轉移主要發生在由共同職業興趣聚合在一起的R&D人員之間，他們構成的非正式網絡是私人獲取知識和建議的主要渠道．Granovetter關于社會關系和私人間信息援助方面的研究，拓展了非正式知識轉移概念的覆蓋范圍．Bouty認為，社會維度是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決策行為的本質影響力量，因此依賴個體社會關系而非組織制度獲取建議和服務，是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基本特征。
與正式的知識轉移相比，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在行為特征、轉移時空、轉移方式，以及治理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由表1可以看出，正式和非正式知識轉移的根本區別，在于治理制度和行為控制方式的差異。一般而言，正式的知識轉移在內容或者程序方面存在一定形式的約定，這種約定可以是正式的制度，也可以是合約，以規范知識轉移雙方的行為，非正式的知識轉移不存在一個明顯的合約，轉移行為的規范更多地來自雙方建立的社會關聯性質和強度。正因如此，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研究中，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性質受到重點關注。
1．2個體間非正式轉移研究的基本研究議題
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對于知識跨組織、團隊邊界的流動，提高個體工作效率，促進企業和組織的技術創新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例如Allen(1977)在研究R&D實驗室內的信息流動時發現，在R&D項目中被考慮的概念和潛在解決方案中，大約40％來自個體與外界的私人接觸；Tsai&Ghoshal在對美國一家大型電子企業的研究發現，跨團隊個體間的知識資源交換與企業產品創新的相關系數達到0．46(p<0．5)，李濤和王兵通過對107位在讀博土的調查發現，個體間的知識共享對改進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均具有顯著影響。
如何促進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是實踐界和理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在理論界產生了不同的研究議題，根據Argote，McEvily&Reagans所提出的知識管理研究框架，有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議題可歸納為三類。
1．2．1個體特征對非正式轉移的影響研究文獻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個體知識轉移動機和個體特征對知識轉移效果影響的研究．關于轉移動機研究方面，Gherardi&Nicolini認為，不論在組織還是在社會里，知識都是一種社會分層的資源，導致具有相對權力的各種地位，創造知識就是產生一種能被交換的價值資源，轉移知識涉及價值的轉讓，因此促使知識源進行私有知識轉移的激勵來自對外界的補償預期，包括經濟補償預期和社會補償預期。因此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動機包括經濟動機和社會動機。在經濟動機研究方面，Hippel(1987)發現，個體的經濟收益預期影響知識源的轉移決策；在社會動機方面，Thomas-Hunt，Neale&Odgen顯示，地位對個體間共享信息的類別具有預測作用。
除了考慮知識源的知識轉移動機外，接受方的動機研究也是一個重要方面．例如，Szulanski認為，NIH(notinventedhere)心理會導致接受方抵制新的知識和信息；在另外一份研究中，FionaLee發現，不僅接受方地位對知識幫助尋求有明顯影響，而且其性別特征也會對幫助尋求行為發生影響，相對男性，女性尋求知識或信息幫助的可能性更大。
在個體特征對知識轉移效果影響的研究中，Szulanki(1996)發現，接受方知識吸納能力和保存能力會導致知識粘性，降低知識轉移效果；Hippel(1994)在研究信息粘性(知識粘性)特征時指出，信息粘性不僅來自信息本身的特征，也與知識源與接受方的知識轉移經驗有關，對知識源來說，轉移經驗不僅影響他對可轉移知識存在的敏感意識，也會影響其編碼技巧和轉移方式的選擇；對接受方來說，經驗將減少知識搜尋成本，降低知識轉移過程中的信息損失。
1．2．2知識特征對非正式轉移知識的影響研究知識的意會性和情景性是人們關注非正式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們普遍認為，基于IT技術的正式知識交流制度對轉移意會知識方面是失敗的，意會知識相對顯性知識、不可編碼知識相對編碼知識擴散較難，因為意會知識的交流需要更多的社會因素參與。例如，Hensan表明，非編碼知識在弱關系中導致嚴重的知識轉移問題；Szulanki(1996)認為，由于知識一部分嵌入意會的技巧內，或者是由于不理解知識使用的新情景中的異質特征，知識轉移中會產生所謂的因果模糊特征，從而相對較難轉移．此外，知識的其他幾個維度對個體間知識轉移也具有重要影響，MenonandPfeifer表明，組織成員更傾向于評價來源于外部的知識，他們認為這種評價可能提升了成員的地位，UzziandLancaster關于貸款官員與企業家間的知識轉移研究發現，公共知識適合于臂長關系(arm’s-lengthties)的個體間轉移，而私有知識適合于嵌人性關系(embeddedties)的個體間轉移，他們的另一個發現是，不同知識類別對應不同的學習機制，私有知識的轉移相對公共知識更多地涉及探索式學習機制。
關于本主題的絕大多數研究主要還是鑲嵌于其他主題，如個體關聯性質對非正式知識轉移影響的研究中。在非正式轉移背景下，關于知識不同特征對知識轉移激勵、知識轉移方式的選擇和轉移效果的影響，應該成為未來一個重要的關注焦點。
1．2．3個體關聯性質與非正式知識研究明確以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為主題的絕大多數文獻都聚焦于個體間關聯性質的研究，目前對個體關系性質的刻畫包括兩種途徑。一是聚焦于私人間的雙邊關系，這組關系在一組關鍵維度上變動，包括關聯強度、溝通或接觸頻率和社會相似性，每一個維度都可能影響知識轉移的過程。研究的開創文獻是Garnovetter(1973)，他發現，個體間關系強度的差異導致信息交流的差異，弱關系相對強關系更有利于新信息的轉移。Hansen(1999)采用該概念，研究了項目開發中個體關系強度對知識轉移的影響，結論是：強關系對轉移編碼和非編碼知識比弱關系更有成效。Bouty(2000)在對法國18家各類機構的36位研究者的訪談發現，個體間的熟悉度、競爭度和信任程度是影響跨組織個體間知識轉移的三個關鍵變量，它們對知識轉移的內容選擇產生復雜的影響。
關于個體關系的另一個刻畫途徑是多個體的關聯關系。目前一個基本共識是，當個體鑲嵌于第三方網絡中時，知識在個體間流動變得更加容易。這方面的研究首先關注的是網絡結構效用。如Uzzi發現，結構嵌入有利于獲取更加意會性和私有性的信息。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個體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對知識獲取具有影響，這種位置的描述包括中心度和結構洞。例如，在把個體間的社會交往操作為部門間的相互作用后，Tsai&Ghoshal(1998)發現，處于網絡中心地位的個體在知識資源交換中更加活躍．結構效果并不局限于個人間關聯的占有方面，也體現于一種關于“誰知道什么”的意識，擴大了個體通過私人網絡獲取知識資源能力。BorgattiandCross發現，當群體成員共享一種簡短的手語時，知識的轉移更有效率。
目前，基于個體關聯關系的個體非正式知識轉移議題，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獲得了廣泛關注，嵌入性理論、交換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該議題面臨的一個任務是，如何將個體的關系刻畫置于復雜的組織背景下，研究非正式知識轉移對組織學習和知識創新的影響。
2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研究的視角
從上述歸納的基本研究議題來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個體特征、知識特征和個體間關聯性質三個關鍵變量對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影響，這種影響涉及到知識轉移激勵、知識轉移方式和知識轉移效果，三個議題涉及到三種不同的研究視角(見表2)。
2．1經濟交換視角
最初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研究者認為，個體主要關心轉移行為對所服務的組織經濟利益的影響，私人間的知識轉移行為其實質是一種經濟交換行為。該觀點的代表人物Hippel、ACarter和SSchrader等認為，如果私人知識或者信息轉移會損害自身企業或團隊的經濟利益，個體間的知識轉移行為就會中止，或者在知識轉移的內容和方式方面會受到制約。Hippel(1987)采用現場訪談研究了跨企業層面的非正式知識轉移現象，認為，非正式知識轉移是企業間一類資源交換模式，相對R&D合作或者授權、出售方式，這種交換不僅靈活，而且節省交易成本。交換的內容主要是私人在工作過程積累的技藝和訣竅，在很多時候，它們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所以，如果進行轉移，知識源就必須在喪失競爭優勢風險與未來獲取對方私有知識資源的好處兩個方面進行權衡．進一步地，他采用“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不同經濟收益情況下的知識轉移決策。Schrader繼承了Hippel(1987)的基本觀點，認為員工跨組織知識轉移并非是“泄露”，而是一種“有來有往”的交易行為，從長期看，這種行為有利于企業的經濟利益。通過實證研究，他發現在嚴格的經濟利益標準下，針對不同交換對象，個體在知識資源的選擇方面存在差異。經濟視角的觀點解釋了為什么即使是競爭對手之間依然可能存在非正式知識轉移行為現象，因為作為資源交換的唯一標準是經濟利益，它既是個體間知識轉移的動機來源，也是影響知識轉移內容和最終轉移效果的原因。
基于經濟視角的非正式知識轉移研究招致了一些學者的批評。Bouty(2000)認為，私人間的知識資源交換是否完全出自經濟動機值得懷疑：①個體私有知識的經濟價值的含義是模糊的，私人沒有足夠的信息評估知識交換產生的經濟利益得失；②跨組織的非正式知識轉移，組織利益對個體行為的約束假設也值得懷疑，根據Rogers等人的觀點，個體決策的動機首先來自個體目標而非組織目標，因此組織經濟利益是否成為個體間私有知識轉移的約束因素并非是無條件的；③經濟交換視角忽視了私人資源交換的社會含義，相互之間資源交換是構筑穩固的社會關系，獲取友誼、信任、聲譽和控制權的重要方式。因此，相對經濟交換，私人間的知識轉移行為更具社會交換的意義。
2．2社會交換視角
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研究的另一個視角是社會交換。Gamovetter認為，個體間的交換行為往往嵌入其社會關系結構中，Blau(1964)指出，社會交換不同于經典的經濟交換，它賦予交換雙方并不需要預先保證的“非特定”義務，只有社會交換，而非純粹的經濟交換，能使人產生義務、感激和信任感。與Hippel等人的觀點不同，Latour認為，私人行為并非是機械的，而是具有較強的社會策略性，進一步地，Latour和Woolgar將個體行為概念化為信用投資周期，研發人員通過不同資源(如數據、文章、技藝)的投入構建個體信用，以招集、組建個體網絡，并通過影響網絡中個體合作來追求私人目標，因此，個體通過信息或者知識交換策略發展個體關系網絡，以獲取包括知識在內的社會資源，是非正式交換的一個本質特征。
在上述觀點的指導下，Garnovetter(1973)首先定義了關系強度的概念，用來測度雙邊關系的社會親密度，并研究發現，相對強關系，弱關系更有利于新信息的傳播。Szulanski(1996)的實證研究表明，艱難的個體社會關系是知識粘性的三個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直接影響個體間的知識轉移效果。在研究個體關系結構強度的基礎上，人們開始關注雙邊關系的其他維度，如信任、互惠預期等變量對不同強度關系的效用。Levin&Cross的實證研究表明，信任是個體間進行有用知識轉移的干預變量，基于能力信任更有利于有用知識的吸收，這些文獻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由私人雙邊關系的結構出發，來研究個體知識轉移決策的變異，包括轉移激勵和內容選擇。在該視角的基礎上，人們應用嵌入性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研究在多個體關聯的社會網絡中，私人信息和知識流動的基本規律。
社會交換視角將個體間知識轉移的社會維度納入研究視野，凸現了私人資源交換的社會特征。其缺點是：較少關注個體間的經濟關系，個體行為的經濟動機被忽視。盡管Bouty對純粹的經濟交換視角提出批評，但實證研究表明，經濟因素依然是影響私人知識交換一個重要因素。
2．3社會－經濟交換視角
社會—經濟交換視角同時考慮了私人知識轉移的社會維度和經濟維度，Bouty(2000)在研究跨組織邊界的非正式知識轉移認為，個體間的競爭、熟悉度和信任是影響個體知識交換行為變化的三個關鍵變量，三者首先決定了知識轉移對象的選擇。她在訪談中發現，人們較少選擇不太熟悉或者直接的競爭對手進行知識交換，或者在內容方面會慎重從事。在知識交換中，人們會根據對手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交換邏輯。在圖利交換中，知識交換可能被當作一種獲取資源的策略，交換的標準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另一種交換被稱為公平交換，人們追求的并非短期利益，而是長期的互惠預期。兩種交換邏輯不僅適應不同的對象，也會導致不同的交換內容。在Bouty研究的基礎上，Kachra考慮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在個體知識交換決策中的影響。他的試驗研究表明，經濟因素(主要表現為個體所在團隊或者組織的經濟競爭)和社會因素(表現為個體間的社會關系強度)會同時影響個體間知識轉移的互惠預期，個體往往不得不在二者之間作出權衡選擇，
社會—經濟交換視角同時關注個體的經濟和社會動機，彌補了對二者單純考慮的缺陷，使研究更加貼近實際，是一個具有發展前途的視角．目前的問題是，同時考慮經濟和社會因素使問題復雜化，對社會因素主要考慮到關系強度，而沒有考慮到社會競爭對個體行為決策的影響。
3國內相關研究：正在興起的主題
目前，國內關注個體間的知識轉移文獻并不多見．但在產學研合作和組織內知識轉移方面，存在與之相關的主題，和吳貴生從知識的粘性特征及其產生原因出發，研究了產學研合作中知識轉移困難，提出粘性知識轉移機制；周曉東和項保華探討影響企業組織內知識轉移的因素，歸納了組織知識轉移的基本模式，提出構建企業內知識轉移機制的設想；李濤和王兵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出發，構建了個體間知識共享激勵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實證研究；徐金發和許強等從文化、戰略、組織結構和過程、環境、技術以及運營等五方面構建知識轉移的情景維度，提出了企業知識轉移的情景模型；錢亞東等分析了企業意會知識分享的基本困難，提出了構建基于網絡的知識交流共享平臺，試圖從技術上解決個體間意會知識共享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