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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1
城市化進程高速發展
日前，中國社科院財貿研究所研究員倪鵬飛博士在揚州舉行的第5屆城市競爭力國際論壇上表示。當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了《2007/2008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
據了解，本次報告涉及全球5大洲、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個代表了當今世界不同地域和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使用了 GDP 的規模、人均GDP、跨國公司的勞動指數、專利申請數、價格優勢、人均增長率等9項客觀指標對全球500個城市的競爭力進行研究。
報告顯示，在全球城市競爭力排名中，中國有59座城市進入500強。和兩年前的排名相比，中國一線城市排名大幅上升，上海從兩年前的第69位躍居第41位，北京從第70位上升至第66位，深圳由第73名升至第64名。
在一些局部指數排名中，中國城市也表現不俗。例如在跨國公司落戶指數前10名中，北京列第9、上海第10；人力資源競爭力前20名中，北京列第16；軟件環境競爭力前10名的城市中，香港位居第3；全球聯系競爭力前20名的城市中，上海排14，香港排17；全球10個最成功的城市，深圳和揚州占據兩席。
相關專家也表示，如今，中國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城市競爭力不斷提高，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進入高速發展期。
競爭力增長快速
令人矚目的是，報告中，中國的一些城市競爭力增長最快。在2001~2005年GDP5年增長世界 20名中，中國包頭、呼和浩特、煙臺、東莞、 中山、惠州、濰坊 等15個城市成為近5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
倪鵬飛表示，從競爭力增長排名看出，中國城市的發展，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沿海地區優先發展轉變為各地齊頭并進共同發展。西部的包頭、呼和浩特，中部的南昌、蕪湖，已與東部沿海發達城市齊頭并進，共同引領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使得中國各個區域經濟發展覆蓋面逐漸擴大。
報告顯示，經濟規模最大的十個城市占500個城市GDP總量的 27% ，全球城市競爭呈現寡頭壟斷格局。同時，全球城市收入水平空間分布崎嶇不平，世界經濟核心區一些頂級城市越來越強，與其他城市差距越來越大，世界經濟邊緣地區一些落后城市進一步衰退。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2
[關鍵詞]知識競爭力 評價體系 區域競爭力
[分類號]G352.1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先后出現了關于區域競爭力評價的相關研究，即通過評價找到影響區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及各因素的貢獻度。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區域競爭力評價進入了新的研究階段――知識競爭力評價。
1 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演化
區域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密切相關，其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末)，工業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階段。這一時期的區域競爭力評價主要是以比較各國的經濟實力為主，評價指標全部是硬指標，而且指標體系比較龐大，指標間的關系松散，研究對象也主要是工業化國家。代表性的評價體系有1979―1998年間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GCR)和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WCY)。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2001年)，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過渡的國際(城市)競爭力評價階段。這一時期區域競爭力評價的范圍從工業化國家逐步擴展到包括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發展中國家以及轉型經濟國家；評價指標體系主要是測評社會在知識的投入與產出狀況及其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創新體系的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代表性的評價體系有1998年－2001年間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GCR)和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WCY)及其國際經濟組織的知識經濟測度體系及國家創新體系。
第三階段(2002年－)，知識經濟時代的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階段。這一時期區域競爭力評價的范圍涉及全球主要地區和國家。以羅伯特?哈金斯協會提出的“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WKCI)為標志，WKCI首次對全球經濟體的知識經濟發展狀況進行綜合度量和分析，是衡量各地區知識容量、能力、可持續性以及將知識轉換成經濟價值和該地區居民財富程度的整體綜合基準。至此，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產生并成為當前研究熱點。
2 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類型與結構研究
對區域知識競爭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80年代學者們對知識經濟的理論研究。
198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馬克盧普在其著作《知識：它的生產、分配和經濟意義》中提出知識經濟概念。隨后，OECD將知識經濟定義為“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1996年以后，國外出現了一些國際組織機構對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筆者認為這些指標體系是對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初步研究；國內外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類型大致分為4個方面：
2.1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
美國是第一個對知識經濟測度指標體系進行研究的國家。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分別于1996年、1998年設計了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知識評價指數”與“美國國家新經濟指數”。美國國家科學院認為，近年來世界變化加速，而驅動力來源于技術創新和知識革命。該體系構建了6大指標23個細分指標；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于1998年提出美國國家新經濟指數，用以對美國各州在知識經濟各項重要指標上的發展狀況給予評分并做出排名，總計包括5大類17個細分指標。此后，OECD、APEC、澳大利亞知識經濟機構、新加坡、中國國務院信息辦公室分別于1999年、2000年制定了對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
從各國及國際組織機構所構建的知識經濟測度指標體系可以看出，知識存量、知識創新、知識應用與轉換在區域知識經濟發展中已經成為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對知識經濟測度指標體系的研究是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研究的起點。
2.2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
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國外以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每年分別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和《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為代表，這兩個競爭力報告自2001年以后，不約而同地加重了對“知識能力”要素的量與質的關注以及對其指標的不斷修正，如表1所示。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將這些機構對各國競爭力的排名作為評價自身國際地位、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參考依據。
國內對國際(城市)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研究主要是對國際三大競爭力報告的競爭力排名的介紹分析以及城市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構建。倪鵬飛建立了10多個測評指標用來測量國內城市競爭力并進行排名；此外還有尹玉龍評價體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評價體系、王秉安等提出的福建省區域競爭力評價體系、肖紅葉等的區域競爭力評價研究和中國人民大學競爭力與評價研究中心研究組提出的“三位一體”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其他主要的相關研究有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的嚴于龍以地區經濟實力、對外開放程度、政府作用、金融活動、基礎設施、管理水平、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8大類要素作為衡量我國地區競爭力的基本要素，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1980年與1995年地區經濟競爭力的排序；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姚先國教授建立的評價區域競爭力的體系，從地區經濟實力、經濟國際化程度、基礎設施、政府管理、金融環境、企業競爭力、科技和人力資本8個方面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評價，并對各因子的各個指標進行省際間靜態和動態的比較分析。吳玉鳴、徐建華、李建霞構建的我國區域信息發展水平評估指標體系；王福新對國內33個城市1996―1998年三年間的“城市內部經濟競爭力”進行排名。研究選擇國內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價指數等指標進行比較，但該研究沒有清楚交代城市內部經濟競爭力的理論內涵、指標體系，僅對計算過程和結果進行了說明與比較。黃宏亮把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逐級分解到10個系統層、31個狀態層和103個變量層，從而建立起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中各類指標的相應權重，直觀地展示了各省經濟綜合競爭力和分層次競爭力的狀況，對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構分析與趨勢分析。
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的制定與研究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2.3國家創新體系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創新活動社會化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創新活動的組織運作越來越具有國家或全球規模特征。1987年，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的
弗里曼首次提出“國家創新系統”的概念。之后，各國的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從國家或區域的層次上研究知識創新的組織結構網絡、網絡中各種活動主體的相互作用機制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特定國家生產、傳媒和使用知識的能力與效率。
1997年，OECD推出《國家創新系統》研究報告，該研究報告是從國家創新系統這一整體出發研究個人、企業和機構之間的知識與信息的流動，研究的重點已從傳統的投入一產出分析轉向對創新活動過程的分析。1998年OECD公布的國家創新系統專題研究報告簡本提出了從創新企業網絡、產業群、人力資源流動和組織結構關系等4個方面對國家創新系統的運行績效進行分析和測度的指標體系。為了測評OECD國家在知識經濟的發展程度、迎接全球化挑戰的能力以及國際競爭力的表現，1999年，OECD正式發表《科學、技術和產業計分表：知識經濟基準》一文，該文建立了一套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創新的指標體系，測評的焦點在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該指標體系包括12個大項，44個中項指標。
為了評估國家創新體系的強度，波特和斯特恩1999年建立的國家創新力指標體系發表在華盛頓國際競爭力會議上。該體系包括4大指標10個細分指標，并使用統計上的回歸分析和數學模型，用以辨識那些與國家創新績效以及相關貢獻緊密聯系的因素。
2000年，歐盟理事會制定了歐盟創新計分牌(EIS.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目的是關注歐洲企業政策與競爭力，希望能讓會員國了解其在創新績效上的優勢與劣勢。該體系的內容主要包括知識經濟的主要動因及數個創新產出指標，共4個大類16個二級指標。EIS指標體系總結了創新績效的主要方面。根據歐洲理事會提出的“歐洲創新計分牌”大綱設計的這一指標體系，2001年反映創新活動的指標增加到17個。2005年歐盟與聯合研究中心(JRC，Joint Research Centre)密切合作，進行了EIS自2000年歐洲理事會首次提出后的第5次修訂。通過這次修訂，評價總體創新指數(Summary Innovation Index，SII)的EIS指標體系經過改良增加到現在的26個，創新指標種類由原來的4類增加為現在的5類，新處理方法通過評估指標間的相關性，允許忽略某幾項并增加在新的方面影響創新績效的數據信息。
國家創新體系側重對國家創新能力與績效的測度，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是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國家創新體系強度的評估指標成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主要內容。
2.4區域知識競爭力測評體系
2002年，英國羅伯特?哈金斯協會(RHA)首次提出了“知識競爭力”的概念，并建立了《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WKCI)，通過該指數評價體系對全球主要地區和國家的知識競爭力進行評價。
RHA的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與WEF的全球競爭力指標體系、IMD的國家競爭力指標體系在指標設計、評價理論與方法、要素構成等方面不盡相同，但對“知識能力”要素的指標設計方面卻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約而同地加重了對其量與質的關注以及對其指標的不斷修正?？梢妵H競爭中“知識競爭力”的核心地位越來越突顯。
國內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研究剛剛開始，除了對RHA的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WEF的全球競爭力指標體系、IMD的國家競爭力指標體系的介紹與評價外，一些學者在參照羅伯特?哈金斯協會的《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及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競爭力報告》和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世界競爭力年鑒》的有關“知識能力”指標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國情對個別指標進行處理與更換，構建我國的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林善浪，王健(2008年)構建的我國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共三個一級指標：知識要素層、資源要素層和市場要素層，8個二級指標。
張川蕾(2008年)在構建知識競爭力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綜合評價方法，對我國31個省市2003―2005年區域知識競爭力進行了定量評估及比較分析，采用由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知識資本、地區經濟產出和知識的可持續性5個一級指標下的16個二級指標來進行分析。
相麗玲等(2008年)在分析國際三大競爭力評價體系的基礎上構建的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采用由知識經濟產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金融資本、基礎設施、知識的經濟轉化能力6個一級指標下的18個二級指標來進行分析。
曹如中等(2008年)將城市知識競爭力指標分為與知識資本有關的指標、與知識創新能力有關的指標、與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有關的指標、與知識基礎設施有關的指標、無法歸類的其他指標5個一級指標59個二級指標。
3 區域知識競爭力的評價方法與模型研究
目前國內外建立的區域競爭力評價方法有數十種之多，每種評價方法都各有其特點，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主要區別在確定權重上。
一類是主觀賦權，所采用的方法是專家從不同角度對研究對象打分，但難以避免主觀因素對評價結果的影響，如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等。如WEF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將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要素驅動階段、效率驅動階段和創新驅動階段，并給出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三類要素相應的權重，如表2所示：
一類是客觀賦權，所采用的方法避免了人為因素帶來的偏差，但往往忽略指標本身的重要程度，有時確定的指標權數與預期不一致，如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等。在IMD的國家競爭力指標體系中，不管每個二級指標所含具體指標數目的多少，IMD都賦予其5％的相同權重。IMD認為這種賦予相同權重的方法可以提高評價結果的可靠性，同時也有助于確保與過去評價結果間的高度兼容性。因為統計數據有時會出現誤差或過于冗長，固定權重就可以起到如防火墻的功能，防止因權重不同所引起的問題的放大。同時，IMD也使用了統計數據和調查結果兩種類型的數據來分別評價定量與定性問題。其中硬性的統計數據在所有測算指標中所占權重將近2／3，而來自年度問卷調查的數據等軟性指標占所有指標權重的1／3。
我國現有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方法多采取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對知識區域競爭力評價模型的研究有林善浪，王健構建的知識競爭力層次模型；曹如中等構建的知識競爭力決定因素鉆石模型和城市知識競爭力決定因素循環鏈；相麗玲等構建的知識競爭力模型。
4 結論
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產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知識經濟測評體系、國際(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城市競爭力評價體系、國家創新體系走向歸一的必然。
知識經濟測評體系的研究是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研究的起點。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的制定與研究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提出奠定理論基礎。國家創新系統的制定與研究對國家創新能力與績效的測度，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是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國家創新體系強度的評估指標成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主要內容，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中知識創新能力的測評提供了科學的參考。
目前，國外的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皆出自權威機構，RHA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可謂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代表，其全球知識競爭力排名對許多國家和地區評價自身的國際地位、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3
《報告》提出網絡就緒指數 （Network Readiness Index， NRI），用來評估一個經濟體是否在以下方面做好了全面利用信息技術的準備：信息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獲取成本及確保最優使用的必要技能；政府、企業和個人對信息通信技術的采納和使用情況；商業和創新環境，政治和監管框架；信息通信技術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網絡就緒指數（NRI）使用了公開渠道獲得數據以及“高管意見調查”的研究結果?！案吖芤庖娬{查”是世界經濟論壇與由全球167 家領先的研究機構和商業組織組成的合作伙伴網絡共同開展的一項全面的年度調查，調查對象超過15000 名高管，提供了網絡就緒關鍵領域的洞察和意見。
《報告》用網絡就緒指數考察全球144 個經濟體，位列前十名的經濟體為：芬蘭、新加坡、瑞典、荷蘭、挪威、瑞士、英國、丹麥、美國、中國臺灣。在亞洲經濟體中，中國臺灣（10）、韓國（11）、香港（14）、日本（22）、馬來西亞（30）位列前30名。由于對信息通信技術的采用率停滯不前，中國排名下降了7位，降至第58 位，被“金磚國家”之一的俄羅斯超過。“金磚國家”的排名表現普遍不佳。除非對信息通信技術、技能和創新進行恰當投入，否則“金磚國家”成員在過去所取得的持續快速增長勢頭或遇險阻。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4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計量經濟學；回歸分析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7-0006-02
一、引言
國際競爭力（International Competiveness）的定義一直以來不同的學者都從自己的研究視角給出了不同解釋，但越來多的人贊成這樣的看法，即國家競爭力是一個經濟體長期、可持續、綜合實力的體現，是一國保持國內生產總值持續高漲的能力。對國際競爭力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6年美國政府成立競爭力理事會（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目的是推動有關國家的競爭力討論、研究和比較活動。20世紀90年代中期英國政府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競爭力白皮書（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4—1998），并從1999年開始，陸續了年度競爭力指數排名。經合組織（OECD）在國際競爭力上也進行了多項研究。早在1980年，經合組織的科技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y，簡稱CSTP）成立了科技與競爭力臨時工作小組，目的是更深入的了解國際競爭力以及其與技術的關系[1] 。
現有的文獻對國際競爭力的研究主要體現為：“圍繞著自己的國際競爭力的定義，設立一套國際競爭力的評價體系，然后給出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的研究成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薩拉·伊·馬?。╔avier Sala-i-Martin）教授研究設立了“全球競爭力指數體系”，“世界經濟論壇（WEF）”根據這一體系每年發表《全球競爭力報告》來綜合評價各國的競爭力狀況，分析一國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的優劣勢，并提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發展戰略與政策；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也同樣制定了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運用和借鑒經濟、管理和社會發展的最新理論，建立了國際競爭力成長的基本目標，對世界各國或地區國際競爭力的發展過程與趨勢進行測度。IMD每年出版的《世界競爭力年鑒》是目前國際上有關國際競爭力最權威的年度報告之一；中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競爭力研究基地在2010年發表了《世界競爭力報告2009—2010》公布了世界75個主要國家和地區 2009—2010年國際競爭力的總指數排名，并對它們的國際競爭力及其相關情況進行了分析。
這些分析多為感性的文字敘述，缺乏理性的定量的分析。故筆者想嘗試一種新的方法，即運用回歸分析的方法，建立國際競爭力的回歸模型對國際競爭力進行一種定量的分析。
二、國際競爭力回歸模型
1. 模型變量的選取。根據國際競爭力是競爭力資產和競爭力過程相統一的原理，選取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創新能力（Innovation）、對外貿易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作為擬合國際競爭力的自變量。首先，基礎設施作為一個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可將它作為競爭力資產的代表引入模型。它不僅包括交通、通訊等公共設施，更包括教育、科技、醫療等社會性基礎設施。其次，創新能力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創新可以大大提高競爭力資產轉化為經濟結果的效率，對競爭力過程有著重要的影響。
2.變量的衡量。用什么數據來衡量國際競爭力、基礎設施、創新能力這些抽象的變量呢?一些國際組織（如IMD和WEF）通過構建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采用相應的指數來對其進行衡量。這些數據具有科學性，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認可。我們可以采用里面的數據進行衡量。而對外貿易依存度這一變量的衡量，可以通過定義（[IM+EX]/GDP）計算出它的具體數值。
3. 模型形式的設計。設定因變量國際競爭力指數“IC”，自變量基礎設施指數為“Inst”，創新能力指數為“Inov”，對外貿易依存度為“Ddft”。通過散點圖發現IC與Inst和Inov存在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與Ddft不存在線性相關關系，分析數據研究原因引入虛擬變量D（是否正常參加國際貿易看這個國家是否加入WTO，是否設置高的貿易壁壘等）：
D= 0 正常參加國際貿易的國家
1 非正常參加國際貿易的國家
研究發現IC與（Ddft+D）存在線性相關關系[2] 。于是設計模型的方程為：
IC=C0+C1Inst+C2Inov+C3（Ddft+D）+μ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5
瑞典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和實踐，也正如瑞典的國花鈴蘭一樣，香飄萬里，被介紹到了中國。
本期，我們聚焦瑞典的社會責任狀況，作為在全球范圍內較早倡導并系統開展社會責任理念和實踐探索的國家之一，瑞典在國際舞臺上一貫扮演著積極的甚至是導向性的角色。
國有企業要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楷模，這是瑞典國有股權政策的明確目標。瑞典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高效專業的管理者和實踐負責任經營理念的建設者，將可持續性要求融入國有企業的監管中，使我們充分認識到，瑞典國有企業不但要像其他普通企業一樣，要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同時還要履行好社會所賦予的公共服務等相應使命，承擔起可持續發展相關方面的社會責任，成為可持續商業的楷模和典范。這也就進一步說明并彰顯出，國有企業經營的不是一般意義的產品或者服務，更應值得注意的是，它所經營的還是引領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瑞典金融市場大臣彼得·諾曼特地給本刊來信，他這樣說道：“可持續發展并不是某些企業用作提升自己企業形象、討好監管機構和媒體的一個短期口號?？沙掷m發展是未來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將為企業利潤、地球和人類帶來持久的發展動力?！?/p>
在策劃中，我們集中介紹了瑞典政府及瑞典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為踐行企業社會責任所作出的努力。究其原因，也是希望這些實踐能夠被更多的中國企業參考和借鑒，并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和實現轉型升級的決定性優勢（詳見本期“封面文章”欄目）。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第二大貿易國，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的重任。發展方式的轉變既需要在理念上變革，同時也需要在發展方式和發展質量的評價體系上進行探索，擺脫過度依靠GDP等經濟指標評價區域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的局面。
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6
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ICT經驗很難推廣到相對貧困的地區，巨大的“數字鴻溝”仍制約全國IT整體水平的提高。
3月28日，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了《2006～2007年全球信息技術報告》（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06～2007），在對122個國家的網絡普及度和IT業發展指數的排名中，丹麥登上第一名的寶座; 緊隨其后的分別為瑞典、新加坡、芬蘭、瑞士、荷蘭; 衛冕冠軍美國僅名列第七; 中國連續第二次下滑，跌至第59名。
中國排名第二次下跌
雖然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令世人矚目，但這次出爐的《全球信息技術報告》可以說給我國的信息技術發展狀況敲響了警鐘;中國連續第二次下滑，且下降幅度驚人――下降了9位，跌至第59名。
報告指出，我國的手機使用率和互聯網接入程度低，IT競爭力仍然較弱。
此外，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ICT經驗很難推廣到相對貧困的地區，巨大的“數字鴻溝”仍制約全國IT整體水平的提高。而且，要想從低成本產品組裝，發展成能提供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的信息科技大國，我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新加坡是惟一一個進入前10強的亞洲國家。世界經濟論壇高級經濟學家Irene Mia表示，新加坡之所以能連續幾年在《全球信息技術報告》排名中名列前茅，關鍵在于該國已建立起極佳的監管和市場環境，并且政府很早就已擬定了全面的科技發展策略，如“注重新技術的采用和推廣、有效地結合私人企業共同提高科技的滲透率和傳播”等等。
在此次排名中，印度的名次下降了4名，列第44位。報告指出，由于基礎設施不完備、新應用個人使用率偏低及科學技術利用不充分，中、印兩國的ICT業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作用有限。
但中國和印度的IT業發展前景還是被業內人士所看好。市場調查公司Yankee Group分析師Laura DiDio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盡管丹麥在此次報告中位列第一，但該國不會成為全球最大的IT消費市場。不久后，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IT消費市場的地位，將被中國或印度所取代。”
她預測說，“在今后的三到五年內，中國、印度等國家排名將逐漸上升。”
北歐成最大贏家
在此次的排名中，丹麥、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顯然是最大的贏家――前10強中占有5席。
憑借優秀的產業監管環境，以及政府在IT產業增長、促進信息及通信科技產業（ICT）滲透和使用等方面有效的領導和推動，丹麥在互聯網滲透率、PC使用率、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環境等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能在今年的《全球信息產業報告》中排名第一。
參與撰寫報告的世界經濟論壇高級經濟學家Irene Mia說:“丹麥政府在ICT領域的有效管理，在確保該行業持續繁榮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主要反映在該國很早就開放了電信業、政府具有一流的管理和多種高效的IT業管理政策等方面。”
早在1996年，丹麥就對本國的ICT業發展有了很清晰的規劃; 1992年，互聯網就已經向青少年開放; 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中期，丹麥就早于其他歐盟國家開放了電信業，有效地促進了電信企業間的競爭。
此外，在經濟發展良好的內部環境下，丹麥政府始終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重視研發和先進技術的應用，這為丹麥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Irene Mia說：“北歐國家在通過關注教育、創新和促進IT產業滲透擴散，來提高網絡的普及率和IT業的競爭力方面為我們做出了表率。”
美國ICT業衰落
作為去年報告排名中的霸主美國，跌至第七名，這引起了美國各界對IT業發展的深刻反思。
本次報告指出，美國名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IT業發展方面監管不善; 手機使用率低（所有國家中排名第48位）;數學與科學教育質量低等。
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Peter Morici教授就表示，美國的監管環境急需改善。他指出，電信公司在美國要面對聯邦政府、各州和市的層層監管; 而網絡提供商為了互相爭奪利益，不重視對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在ICT業的眾多方面，美國都缺少像北歐各國一樣的合理政策扶持和有效監管環境。
美國投資公司Piper Jaffray資深分析師Safa Rashtchy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必須承認，美國并沒有處于互聯網和無線技術的領先地位。一方面是由于美國近年來經濟發展衰退和IT業缺乏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因為市場的競爭過于激烈。”
雖然美國的IT競爭力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中名次下滑了6個位置，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在技術研發方面仍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世界經濟論壇負責人之一、經濟學家Thierry Geiger說，從互聯網滲透率、產學結合和風險投資利用等方面來看，美國的IT市場環境仍是世界上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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