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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文化論文范文1
鑒于上述情況，對教材可作如下調整，將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的配平教學移至氧化還原反應基礎知識之后、第三章氧族元素之前進行。調整后優點是重點突出，難點逐步突破。當然，調整后起點高、難點集中，一部分學生“吃不消”。為此，我同時又對教學做了三個階段進行的改革試驗。
第一階段：知識準備
1．在進行高一化學教學之前，先對初三化學進行復習。使學生對原子、分子、原子結構示意圖；化合價的實質；化合價與電子得失的關系有較深層次的理解和認識。
2．在進行氯氣化學性質教學時，根據原子結構，分析反應中得失電子、化合價的升降等，使學生既掌握了氯氣的性質，又能判斷化合價變化、電子轉移數目。
第二階段：氧化還原反應基礎知識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學
1．基礎教學：起點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學生理解和明確以下兩點：（1）氧化還原反應的實質、氧化劑、還原劑在反應中的作用；（2）在反應過程中，電子轉移或偏移的總數目應相等。
2．練習教學：（1）訓練氧化還原反應的兩種表示方法：雙線橋法和單線橋法；（2）根據化合價的變化確定電子得失及數目。
3．過渡教學：（1）進行確定氧化還原反應過程中電子得失總數目的練習教學；（2）趁熱打鐵，引導學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還原反應中電子得失的數目必須相等，而每摩還原劑或氧化劑所提供或接受的電子的物質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電子的數目相等，就必須使氧化劑和還原劑的物質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而這個比例關系便是化合價升降數目的公倍數。學生理解了這一點，實質上就明確了配平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學：以練習為主，使學生熟練掌握用雙線橋表示法分析配平簡單的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
第三階段：鞏固、強化練習教學
1．強化訓練：（1）在后面各章節的教學中，凡是遇到氧化還原反應，都引導學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練習量。
2．跟蹤檢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3．堅持輔導：根據學生存在的問題個別輔導和課堂輔導相結合。
財政文化論文范文2
（一）財政穩定與利率自由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梢?，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梢?，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可見，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可見，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ㄊ校┘壵c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呢敊嗯c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毾淼亩惢?，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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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文化論文范文3
一是營造率先發展的政策環境。實施差別政策，發揮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導向作用，突出整體合理布局、注重地域功能差異，為各類企業進入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二是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重視并制定物流、信息、會展、中介等服務貿易集聚政策，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提升縣域發展級別。三是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制定推進支柱產業基地和重大項目建設政策，激勵科技、人才等各類要素資源向重點優勢產業集聚，增強競爭實力。四是聚焦科技創新。財政支出與稅收優惠政策形成合力，加快科技公共平臺建設，引導社會資金加大科技投入，進一步放大財政資金的規模效益。五是聚焦節能減排。研究稅收和非稅收入政策，加大對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獎懲力度，推進建立生態補償機制，落實好國家資源能源節約利用政策。
二、完善預算編審制度
一是深化政府收支分類改革。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政府支出按功能分類和按經濟性質分類核算，更加清晰地反映錢從哪來、到哪去、用在何處。二是改進預算編審辦法。繼續完善分類核算的預算支出管理，不斷改進和完善部門預算編制辦法，促進財政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三是夯實預算管理基礎。開展結余資金清理和非稅收入調查，推進預算管理基礎性工作。四是進一步完善定額標準體系，科學編制部門預算指標。堅持推行預算公告制度，通過社會輿論媒體的監督，增強部門預算的透明度。五是建立科學、規范、量化的績效預算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成本一效益”評估分析，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益。
三、深化預算執行制度改革
一是繼續加快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穩步拓展政府采購規模；進一步明確縣鄉管理體制，構建“條塊結合”的全縣政府采購格局；加快建設全縣一體化的信息管理平臺，使政府采購更加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管理效率得到提升。二是繼續深化國庫管理制度改革，推進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管理，將改革范圍進一步拓展至縣域所有實行全額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同時推進縣鄉改革；在人員經費、政府采購項目、部分專項資金已經實施的基礎上，建立財政性資金國庫直撥體系，為全面實施國庫直撥改革打下基礎。三是推進區域公務卡制度改革。選擇部分財務管理基礎較好，具有代表性的部門進行試點，切實增強公務消費的透明度，從源頭上加強廉政建設。
四、探索預算績效評價
一是推進績效考評試點。協同紀檢、檢察等相關主管部門，選擇社會關注的項目開展項目績效考評試點，并逐步擴大考評范圍和領域。二是增強社會參與程度。引入中介機構和社會專家對績效考評試點項目進行評價，預算主管部門組織開展自我考評，建立社會考評和自我考評相結合的績效考評方式。三是加強考評結果運用。探索績效考評結果公開的方式和范圍，對績效差劣或未按要求完成績效跟蹤的項目要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根據考評結果，安排、調整以后年度預算安排，建立績效對預算編制的正向激勵機制。
五、大力加強財政監督
財政文化論文范文4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我國的財產保險市場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由于受多年傳統經營方式的慣性影響，財產保險公司的經營并沒有很快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由此呈現出業務結構的不科學性、市場的不規范性、產品的不適應性，整體經營的風險性，制約了財產險業務科學有效的發展。業務結構不合理，公司發展就難以健康。因此，加速財產保險業務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實現科學有效，又好又快發展的當務之急。
1業務結構失衡制約了有效益的發展
一、業務老化，產品結構不科學。目前，在各財產險公司開辦的業務中，仍然是幾種老產品，有的險種條款已沿用十多年甚至幾十年，根本不適應用戶需求，陳舊的產品與活躍的市場極不相稱。在業務結構上，車險比例過高，財產險、貨運險、責任險、意外險及其它業務比例過低的問題十分嚴重。據統計，2008年中國人保財險公司車險業務占總體業務的68%，而市場化程度高的企財險及其它各分散性業務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他后起的保險公司，車輛險業務的比例則更高。由于業務種類相對集中，對單項業務的依賴性過高，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整體業務的發展。一些公司出現了車險增業務上、車險減業務降的危機狀態，這種整體業務系車險業務于一身的格局，有礙于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
二、業務發展比例欠科學。車險、企財險附加機損險所占業務比重較大，不僅造成了展業的依賴性，而且給調整業務結構帶來困難。更重要的是風險相對集中，影響了經營質量。據統計，2008年，人保財險系統車輛險的賠付率達61.2%，機損險的賠付率則更高。較高的賠付率影響了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
三、產品創新的緩慢性。由于受思想觀念、管理水平、政策條件、專業素質等因素的影響，目前保險產品的設計和開發還沒有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產品開發滯后于市場需求，特別是在新經濟時代到來、科技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的情況下，產品更新難以走在市場的前面，人們還習慣于用現成的條款去找現成的業務，不能及時創造出適應市場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需要，且獲利空間較大的保險新產品。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不加速保險產品的創新，將難以應對國際強手的挑戰。
2科學有效地調整優化業務結構
一、抓住國家經濟調控的機遇，大力發展非車險業務。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經濟的政策，增投大量資金發展交通、能源等基礎建設，這無疑為發展非車險業務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為財產保險公司帶來了商機，拓寬了業務發展渠道。因此，應抓住機遇，既在國家經濟調控中有所作為，又積極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積極發展各類工程險，擴大責任險、意外險，及時轉辦企財險，進而促進財產險業務結構的優化升級。
二、建立新產品開發創新機制，豐富保險產品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新興的產業和建設項目大量增加，新的技術設備也大量投入使用，給保險險種的創新提出了強烈的要求。有重點地開發新產品，更新替代滯銷產品，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保險產品只有根據市場經濟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的需求，不斷除舊布新，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財產險產品的創新，應集中高素質的業務人員和技術力量，有計劃地開發全國性產品，發揮地方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品。形成全國性與地方性產品并存，老產品改造、附加險、特別約定和新產品開發并舉，集中性業務與分散性業務并行的市場格局，以加速業務結構優化升級的進程。保險公司應與金融保險院校及科研部門密切合作，開發科技含量高的保險產品，促進業務結構的升級。研究開發出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科技含量高、經營效益好、適應發展趨勢的保險新產品，以保險產品超前意識的更新換代帶動業務結構的調整優化。
三、搞好現有保險產品的篩選，存優去劣，優化業務結構?，F有的財產保險產品，有的過于“傳統”和老化，質量不高；有的費率與風險、責任嚴重不對稱，市盈率很低，甚至嚴重虧損。對現有產品進行評估、篩選，是調整業務結構，實現產業升級的前提和基礎。篩選的原則是：發展骨干產品，保留有改造價值的產品，淘汰效益差、無市場空間的產品。實現保險資源的合理配置。篩選的標準：一是產品的經濟效益。按照商業化經營的原則，分析產品近年來的經營成果、利潤水平、結構地位等。例如對經營效益突出的企財險、貨運險、部分責任險等，要作為骨干業務大力發展；二是產品市場效應。對于那些雖然效益不很高，但占市場份額較大的車輛險、大工程項目建安險等，要在強化管理措施的同時積極發展；三是產品發展潛力，對一些已開發但暫不能形成較大規模的產品，要分析其發展潛力和社會影響力。例如對購房貸款保證保險、住院醫療責任險等，隨著國家宏觀改革方針政策的實施，必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可采取必要的措施扶持其發展。
四、因地制宜，加快區域性業務結構調整。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科技素質和生活水平參差不齊，因而對保險的需求、業務結構組合、發展方向和調整的重點不盡相同。為做到科學合理地高速業務結構，看準市場，突出重點是十分必要的。經濟較發達的中心城市，要適應保險市場國際化競爭的要求，大力開發保險新產品，開辟業務新領域，通過提高業務品質實現結構升級。工礦區要著眼于業務創新，抓機遇，在開辦大工程大項目保險的同時積極發展非車險業務，努力轉變業務增長方式。充分利用國家的“三農”政策，積極發展以繁育母豬保險、奶牛保險為重點的農業保險。通過分類指導，使業務結構的優化升級更具實效性和科學性。
3確保科學調整優化業務結構的對策
一、遵循市場化原則，逐步取消價格保護。目前保險業務結構調整滯后、產業升級受制的因素很多，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市場價格機制沒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價格過度地保護，限制了保險業的競爭，導致一些因價格過死產生的經營行為不規范，阻礙了保險業的結構性調整。鑒于此，欲加速保險業務結構的高速，應積極創造取消價格保護的環境，放開保險費率管制，按照市場化的原則進行改革，以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去自然地調節保險費率，平衡保險產品價格。另外就是加速與國際保險市場價格接軌的步伐，增強保險市場開放新形勢下的競爭能力。
財政文化論文范文5
關鍵詞:綿竹年畫 色彩特征 色彩文化
綿竹年畫,作為四川地區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它與天津楊柳青、山東濰坊、江蘇桃花塢年畫齊名,被譽“中國年畫四大家”。綿竹年畫起源于北宋、興于明代、盛于清代。綿竹年畫內容廣泛、品類繁多,如:避邪迎祥、歷史人物、戲曲故事、民俗民風、名人字畫、花鳥蟲魚等。從風格上講,它傳承了唐代年畫由畫師手工畫成的技法,同時還繼承了宋代的雕版印刷術的技術。從形式看,綿竹年畫分為斗方、橫披、中堂、條屏等,與國畫的分幅相近。從表現手法上看,綿竹年畫在用紙、用筆、用色上也別具一格,比如傳統綿竹年畫使用的粉箋紙與鴛鴦筆,都是極具當地特色的獨有工具。
綿竹年畫分紅貨、黑貨兩大類。紅貨指彩繪年畫,包括門畫、斗方、畫條。其中門畫制作手法多樣:細活有“明展明掛”、“印金”、“鉤金”、“花金”;粗活有“常行”、“水墨”、“填水腳”。畫條,分中堂、條屏、橫推、單條等,供廳堂、居室、走廊及牲畜圈等張貼之用。門畫有大毛、二毛、三毛等大小之分,貼大門、廳門、房門、灶門之用。黑貨,是指以煙墨或朱砂拓印的木版拓片,多為山水、花鳥、神像及名人字畫,此類以中堂、條屏居多。WWw.133229.Com
綿竹年畫在制作時和中國其他年畫一樣首先要刻成線版,但綿竹年畫區別于其他年畫的最大絕妙是,其刻于梨花木的板子印拓成的黑線版只起輪廓作用,成畫時全靠人工彩繪,從不套色制作,因此同一個線版的年畫經不同的藝人、甚至同一藝人不同的力道心情的彩繪,也會呈現出“同形不同色”的風格趣味,絕無重復。
綿竹年畫以彩繪見長,具有濃厚的民族特點和鮮明的地方特色。綿竹年畫構圖講求對稱、完整、飽滿,主次分明,多樣統一;在顏色上使用的也是民間染料,色彩上的處理是別具一格的,主色強調黃丹、佛青、桃紅、草綠,輔色則包含了猩紅、天藍等,運用色相和色度的對比,極富單純強烈的民間特色。綿竹年畫設色單純而艷麗,濃重而明快,對比而和諧,構成紅火、熱烈的藝術效果。
綿竹年畫獨特的色彩選擇還表現在“一黑二白三金黃,五顏六色穿衣裳”。指的就是綿竹年畫的彩繪過程:“一黑”指的是黑線版,“二白”指的是人物手臉底色及靴底作白,“三金黃”指的是衣冠及人物道具的橙黃色,而“五顏六色穿衣裳”,則指的是年畫中的人物服色,采用了洋紅、桃紅、黃丹、佛青、品藍、品綠等鮮艷且飽和的色調。同時還輔以“明展明掛”手法,借助色彩同類色深淺及階梯變化,造成了深、淺、明、暗的過渡,增加了畫面的節奏和裝飾情趣。
補色、高純度的色相對比原則,是綿竹年畫色彩選擇的主要傾向。年畫藝人在他們的作品中無拘無束地使用著盡可能艷麗的顏色:桃紅、佛青、猩紅、草綠、金黃……大紅大綠、又熱鬧、又刺激,充滿生機和活力。當然,綿竹年畫的色彩在表現夸張刺激、鮮艷奪目效果的同時,也非常注重色彩的統一和諧。所謂“光有大紅大綠不算好,黃能托色少不了”,就表露了追求統一性的色彩意識。綿竹年畫在強烈的對比中,也講究統一和調和,藝人們常常用少量的復色:“二門子灰”、或金、銀、黑、白等線、面穿插在對比強烈的色彩中間,以協調畫面色調,形成“艷而不燥”的色彩風格。
綿竹年畫的顏色多用礦物質色和民用染料,根據季節不同制作時調以不同成份的膠礬,使作品顏色爽朗,耐曬耐淋,經久不敗色。這就形成了它的另一個特點:年畫先由畫師起稿,刻版師雕版,再印刷到紙上描繪。其線條只起輪廓線作用,必須以彩繪藝人按程序施彩而成。由于用色除品色(染料色)外,也兼用石色(礦物質色),因石色的覆蓋力強,原有的雕刻線經不同的石色覆蓋后,還須重新勾線,只是畫面上的品色部分,因其色澤透明,原有的刻線雖經覆蓋仍清晰可見,便不再勾線。這兩種處理方式相結合,形成了綿竹年畫水印與彩繪渾然一體的藝術特色。
綿竹年畫歷代傳承的色彩選擇,形成了它獨特的色彩魅力,習俗賦予綿竹年畫色彩以獨特的“語義”,使供人娛目的色彩富有深刻的文化意蘊和豐富的歷史內容。我們不難發現色彩在綿竹年畫里不僅是一種視覺美感的呈現,也是情緒和情感的刺激和對應物,是積極樂觀情感的宣泄。綿竹年畫色彩真實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內心世界,情感體驗及歌頌理想、樂觀向上的浪漫主義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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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文化論文范文6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佐證材料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2）03-0129-0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致力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1998年啟動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公告活動，2001年公布了首批19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2003年10月又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經過30多年的發展，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概念深入人心，其保護工程也在各國聲勢浩大的展開[1]。中國政府為了搶救保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進一步弘揚中華文化，于2004年8月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2005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專門下發《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保護世界文化多樣性履職盡責工作的意見》，要求全國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積極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保護工作，2006年2月，國務院又下發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進一步要求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并決定從2006年起，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按照文化部統一部署，各省市也積極開展省、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評審工作。
內蒙古師范大學領導十分重視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工作，整合學校民俗學、民間文學、民族音樂、民間美術、民族體育、科學技術史等相關專業人員共同組建內蒙古師范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08年5月正式成為教育部重點人文基地——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內蒙古工作站。自中心成立后，先后以內蒙古師范大學作為項目保護單位，組織申報“科爾沁潮爾史詩”“蒙古族傳統牛角弓制作技藝”“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藝”三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其中“科爾沁潮爾史詩”、“蒙古族傳統牛角弓制作技藝”成功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藝”被評選為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近年來，中心成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調查、申報、評審等工作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在申報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工作中，申報書的撰寫是非常重要的步驟，本文試圖就申報書撰寫中佐證材料的問題談一些個人認識，以為內蒙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盡微薄之力。佐證材料是申報書中的關鍵內容，從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要求出發，充分論證該項目滿足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標準，所以是決定項目能否通過的重要保證。我們只能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入手，在申報書中就申報項目進行佐證。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定義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2]有關學者已經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條件做出科學、細致的說明。如從傳承主體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以杰出傳承人為依托，沒有杰出傳承人不能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傳承時限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具有悠久歷史，時間不足百年者不能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傳承形態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以活態的原汁原味的傳承為基本特征，非活態的、原汁原味的傳承項目不能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品質上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是一種重要的民族文化遺產，沒有重要價值者不能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后，申報的項目必須是當地的地域標志性文化，必須具有普世價值[3]。
為了地方基層單位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條件，正確有效的撰寫申報書，盡量使申報項目滿足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條件，我們一般希望申報書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論證：（1）各族人民世代相承；（2）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3）項目的價值和影響。
一、 世代相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依賴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環境而存在的，因此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要保護其文化形態，更重要的是要對其進行“傳承”[4]。由此可見，“世代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也是評審過程中需要滿足的首要條件。所謂“世代相承”，一般是指就是該項目的傳承時間在百年以上，傳承體系明確，各代傳承人清楚。如果項目申報書中撰寫的傳承時間不夠，或者傳承譜系斷裂，都會影響項目的申報。如某年“某某大餅制作技藝”申報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稱于1938年開始主營掉爐大餅，傳承時間不足百年，明顯不符合申報條件，無法通過也在意料之中。當然，這只是特例，絕大多數申報書都能確保傳承時間。但是我們注意到為數不少的申報項目，確實擁有足夠的傳承時間，民族特色也很濃厚。如庫倫旗申報的“布魯”，進入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肯定通得過。但“布魯”的申報材料中，在介紹歷史淵源時，其佐證材料也只是說“歷史悠久，流傳廣泛”之類泛泛的言語，缺乏強有力的證據。下一步項目經自治區推薦得以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在區外專家對相關項目不了解的情況下，單憑這些空洞的介紹顯然不足，可能會影響其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通?？梢杂贸鐾翆嵨锖凸偶械挠涊d來佐證項目的傳承時間。如蒙古族的養馬術作為傳統知識類項目完全可以進行申報。2008年筆者之一曾前往一些盟市調查蒙古族養馬術，了解到在通遼科左后旗有人十分擅長養馬。蒙古族養馬術可以包括養馬、相馬、療馬、馴馬等內容，分開申報自然可以，但將養馬術作為傳統知識與技能進行整體申報，效果更好。當然，作為馬上民族，養馬術的傳承歷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完全可以加入出土文物和古籍記載作為佐證材料，不但有助利于申報，更有利于將來的保護與研究工作。據筆者所知，距離科左后旗最近的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蒙古語文辦公室就藏有6卷《馬經全書》，另外在內蒙古圖書館、內蒙古大學圖書館、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分別藏有《十二技能俱全三種駿馬及其他諸駿馬的特征》、《馬頭明王相馬經》、《相馬三十六鑒》、《相馬寶鬘治療法明鑒中藥名錄》等相關古籍，若能對其進行研究，并與田野調查中所得資料相比對，互為參照加入項目申報書中，這些內容定會為申報增色不少。
另外，科爾沁地區擬將科爾沁土語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眼下語言的搶救和保護對傳承民族文化極為重要。語言的實物佐證很難找到，或許能從地方書籍中查詢一些資料，所以田野調查就極為重要了。然而語言的調查與研究是一項科學性要求很高，有很復雜的工作，需要運用多學科、多手段的研究方法?，F在自治區乃至全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保護工作剛剛起步，尚未顧及或者說難以承擔民族語言以及各地方言土語的普查評審工程，所以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口頭傳統，包括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保護范圍也僅限于口頭文學。
二、 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及傳統文化表現形式
“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則要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是民間自發形成、延續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活動。申報材料不但要體現該項目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更注意闡述項目本身為群眾在生產、生活所提供的便利，如勒勒車制作工藝的產生，方便了游牧民族進行遷移；蒙古族由于經常騎馬，常會產生骨折，于是催生出與之相應的蒙古正骨術等等，更可以提出該項目中所蘊含的民族精神以及審美品位。
同時，申報書中要注意該項目并非是在個人號召或政府指令下舉辦的有違群眾心愿的形式化活動，而傳承人也不必特意以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為對象。雖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或弘揚過程中，確實存在發揮過重要組織、領導及協調作用的行政官員，以及熱心學習傳統文化、號召社會關注傳統文化的專家學者，但如果這些人本身與傳統藝人、匠人不具有正式師承關系或水平尚無法達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標準，是不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條件的。
所以在撰寫申報書之前，一定要深入項目傳承地進行客觀實在的田野調查工作，發現最具代表性的項目，真實地將其記錄和描述下來。切不可不愿意下苦工夫做實地調查，以僅憑借自己的想象，或隨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趣味、或按照當前的政治口徑和政策要求亂改亂編，隨意拔高項目的思想性、藝術性[5]。只有堅持以全面性、代表性、真實性作為普查工作的指導原則，撰寫的項目申報書才能內容翔實而又具有說服力。
現實生活中，傳統表現藝術、體育競技項目確實多有既符合傳承人條件，又身為政府官員的人，在申報書中只需統一以傳承人身份標注，盡量避開官員、學者身份，以顯示申報項目的群眾性，因為這些虛銜確實與項目以及項目的傳承沒有必然聯系。雖然不是傳承人申報，但傳承人擔負著項目的傳承和發展，切不可輕視。明確并且保護傳承人是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機制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得強調傳習人的培養。通過傳承人的傳授，傳習人學習、接受、掌握該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技能，從而進一步發展該項目。[6]這些內容均為民間自發形成、延續的，不能全靠政府行政手段或者自己杜撰。
而文化表現形式，則要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既不是單一的物，如建筑、樂器，也不是單一的人，如表演者、制作者，而是將物與人緊密連接在一體，構成完整而穩定的文化行為系統。例如通遼申報的蒙古族馬具制作技藝，馬具是物，肯定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制作藝人當然也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馬具的制作技藝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另一方面，文化表現形式也不易進行人為的分裂，這點在地區遼闊的很典型。
以蒙古族為主體民族，但過去的蒙古族部落多在現今已被人為分割的行政區劃及邊緣地帶，如傳統的科爾沁地區就包括在現今通遼、興安盟和赤峰三個市級行政區劃內。因此，具有同樣文化表現形式的項目可以以民族分布的人文地理的范圍為基礎，同一民族、部落的相鄰市、縣進行聯合申報。一些盟市申報的項目已經進入自治區或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他盟市如果存有類似的項目，也可以進行申報，如果新申報的項目價值沒有先行申報的項目價值高，可以進入擴展項目；但如果后者價值更高，更具有代表性，則可以評為同檔次或取代前者而成為該項目的代表作。這就要求后者申報書的佐證材料豐富有說服力，而評審專家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形下，一定會做出合理的決定。如赤峰阿魯科爾沁旗申報勒勒車制作技藝獲批，2008年筆者前往通遼調研，扎魯特旗也有勒勒車制作工藝，完全可以繼續申報。阿爾昆都勒蘇木的蒙古包制作技藝也可以申報。
三、價值和影響
申報語言、禮儀、節慶類項目，要求這些項目代表一種活態文化，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功能，本身就有其價值和影響。若申報項目屬于傳統表現藝術、傳統知識與技能，則需要在申報材料中體現出項目本身的絕活、絕技。我們以傳統技藝為例，來看如何將此類項目的價值論述清楚。
手工藝品中所蘊含的絕技是成品的非物質的文化表現形式，所以將制作技藝完整（但不是全部）的展現出來，是此類項目通過評審的關鍵。全區各地起先普遍以音樂、舞蹈等傳統認識上的文化項目進行申報，而忽略了傳統技藝類項目的申報。最近認識到手藝也是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所以各地申報傳統技藝類項目數明顯增多，當然，其中肯定有企業商業利益的驅使[7]。但并不是什么東西后面加上“制作技藝”，就符合條件的。通遼申報有兩個傳統技藝類項目申報多次，但總是未得通過，原因就在于制作技藝沒有達到評審要求，當然，項目本身是否達到要求，可以再討論。
進行評審時特別關注兩點，一是項目中所列手工藝品是否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如在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勒勒車制作技藝”傳承人評審中，某人將制作小型工藝品勒勒車的照片添加到申報書中，畫蛇添足，顯然制作工藝品與真實的勒勒車大不相同，能夠制作傳統勒勒車的工匠不一定能制作工藝品的勒勒車，而能夠制作工藝品勒勒車的藝人未必制作得了實際生活中使用的勒勒車，二者沒有對價關系的。二是現在的技藝是否是傳統技藝的延續，如果有明確的傳承體系，比較容易判斷，但是據稱是傳統工藝的復原，則著實不好評斷，一般主要以是否使用現代的化工材料、是否使用現代的機器生產，成品外形、性能特征能否與現存歷史實物相符合為評判標準。
內蒙古蒙古族傳統工藝失傳，大部分是解放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牧民生活向現代化變遷所導致，從失傳時間上來看其實并不長，一些老手藝人或許還保留有這種工藝，只不過這些工藝品在現代生活中不用了，所以他們也就不制作，這有待我們進一步發掘，也是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重點。還有些老人即使不知道完整的制作工藝，但知曉其中的某一部分，經過有心人大規模的調查、尋訪，逐漸將失傳的工藝進行還原。在此基礎上，有條件的話還可以去蒙古國進行調研，那里蒙古族某些傳統工藝保留的情況比較好，內外蒙在一些項目上完全可以互相補充。這種傳統技藝的復原工作，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使用傳統的材料和工具真的恢復了這種技藝，其作品如果達到古代作品的水準，并受到國內外專家的認可，復原的技藝當然可以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內蒙古師范大學今年申報的“蒙古傳統牛角弓制作技藝”就屬此例。內蒙古傳統牛角弓制作技藝在解放之后一段時間內還是存在的，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后，國內大力推廣玻璃鋼弓，角弓逐漸淡出。項目傳承人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內，遍訪內蒙呼倫貝爾、赤峰、阿拉善、錫林郭勒等盟市，從老藝人口中逐漸還原角弓制作技藝，并前往外蒙尋求弓箭專家、著名制弓藝人的幫助。除了進行田野調查，他還從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內蒙古師范大學圖書館查閱清代蒙古文古籍《射箭要訣》、《寶常聚之破窗射箭經》，從中找尋傳統角弓制作技藝的線索，終于復原蒙古傳統牛角弓制作技藝。他使用的原材料和大部分的工具都沒有現代化用具的痕跡，制作出的角弓完全能和歷史實物相對應，得到了、北京、哈爾濱等地民俗、民族體育、傳統工藝、技術史等學科專家的稱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評審專家實地考察后也肯定了這項復原工作。制弓技藝也最終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但如果項目名義上稱古代的技藝的復原，卻無法將復原工作清楚完整的“復原”出來，甚至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是現代技藝，這就很難通過評審。這些項目無論在名稱之前冠以何種“貢品”“宮廷”“王府”“御膳”等字樣，終究不能算是傳統工藝而被列入保護對象。
除了復原技藝外，我區大部分是民族類傳統技藝的申報，這些項目在本民族間廣為流傳，傳承譜系很容易弄清楚，但是如果缺乏“技藝出眾”的論證，普遍性太強，不具有典型性，尤其在傳承人評審中，更需加強傳承人技藝出眾的佐證材料。一般來說，傳承人技藝的獲獎證書，編著的教材書籍，平面、聲像媒體對傳承人技藝所做的宣傳報道，專家學者以及研究人員對該項技藝調查后的調查報告、論文等科研成果或者是傳承人為傳承、提高技藝所做的文字性記載與實物標本，上述材料都是極好的佐證材料。如在“某某蒙古族縫紉技藝”傳承人的申報中，申報書A不僅將制作服飾的技藝詳細描述，而且特別提到傳承人將傳統手工縫紉制作技藝用文字記錄下來，編著出版物。申報書B則僅僅寫到傳承人師從母親學習縫紉技藝，技藝特點沒有交代。自然A較B好。其他獎勵、稱號等佐證材料亦如此類，不再贅述。
此外，申報書要極力反映出申報項目的最大價值。有些民族地區的群眾活動包含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而各遺產間具有明顯的無法割舍的文化聯系，不建議分列申報，最好是協調各方資源，將眾多分散的項目合為整體，用“文化空間”的名義進行申報，以突出項目的最大價值[8]。
四、 結語
申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關鍵。申報書一定要以真實性、整體性為原則，充分挖掘材料，對申報項目進行論證。當然，在撰寫申報書時，行文一定要流暢，要把閱讀對象想象成對該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未直接接觸過或者不十分熟悉的人，進行清晰說明和介紹遺產的基本情況和特點。另外，在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時，項目申報專題片也是非常重要的內容，而申報書實際上是專題片的腳本，更不能輕視。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材料文字向圖像的轉化的個案解讀以及拍攝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項，可參見相關論文[9]。
當然，在評審過程中，也不是只看申報書而下決定，還需聽取在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專業和學術方面有研究的文化學者、民俗學家、民族藝術家以及當地的老藝人的意見，必須尊重各民族文化藝術傳統，防止主觀臆斷，堅持以積極的、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工作。
我們將某一文化表現形式申報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搶救、保存、保護和振興該項目，以利于弘揚民族、地域文化。我們應該始終懷有“申報是手段，保護才是真正目的”的申報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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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祁慶富.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傳承及傳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114-123.
[7] 董 杰.“鴻茅藥酒事件”及其反思[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5）：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