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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月宴發言稿范文1
【關鍵詞】Plackett-burman法；項目制；高校學生活動；高校學生會工作
一、引言
目前，在校大學生參加人數最多，覆蓋面最廣，影響面最大的學生團體是各高校學生會。其中組織策劃學生活動已經成為高校鍛煉學生工作能力和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的主要途徑和方法[1]。如何更好地引導學生組織活動，擴展自身素質值得高校學生工作者關注。
為避免當前學生活動組織中存在的活動組織者集中于少數學生骨干，學生會干事的組織策劃能力鍛煉機會較少，部門間能動性差[2]，過多占用少數學生骨干的時間[3]等缺點，有學者鼓勵高校學生會采用“企業化運作模式[4]”，即采用“項目化管理[5]”模式。已有的研究證明，在學生組織活動的過程中引入項目制確實能比傳統方式發揮出更大的優勢[6]，但廣泛實踐后發現實際實施效果有待提高[7]，究其原因是相關理論不成熟，管理機制不健全等客觀因素對項目制在組織學生活動中的實施效果造成了一定影響[8]，而學生對參與項目制模式的積極性是影響項目制實施效果的主觀因素。目前，對提高學生組織活動積極性的研究主要以理論和概念性研究為主。陳霞認為運用之初，務必要因時、因事制宜[9]，找到影響因素是如何影響項目制實施結果的，就能針對性地調整，使之發揮正面作用[7]。
本文通過Plackett-burman（P-B）法對影響學生組織活動積極性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分析，通過對活動準備時間，單日工作極限，最佳工作時段，工作重復度，“打擾”[7]頻率，承擔工作數，項目組人數七個方面進行研究，尋找學生在組織學生活動中主動接受項目制的最佳實施方案。
二、制約項目制在高校學生組織活動中應用因素
通過走訪、調查、數據統計等形式，了解到高校學生對組織學生活動有著極大的熱情，也愿意在組織活動的過程中采用項目制的方式方法進行活動組織、策劃及實施。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校學生主要對活動時間過多可能會占用學習時間，全新的工作方式是否能夠充分運用和負責人存在較大壓力這三個方面存在疑慮。提取因素后，最終選擇活動準備時間，單日工作極限，最佳工作時段，工作重復度，“打擾”頻率，承擔工作數，項目組人數七個因素對研究學生運用項目制組織活動積極性的影響，來研究制約項目制在高校學生組織活動中應用的原因。
活動準備時間（A）。指從接到活動的開展通知起到最后完成活動所需要的時間。通過對該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高校學生對組織一項活動熱情的持續時間，以此作為最佳活動規模的判斷依據。
單日工作極限（B）。除去學習時間，一天學生能夠提供的、用于組織學生活動的極限時間。該項目有助于研究者了解高校學生所能承受的最大工作量和每日最佳工作小時數的傾向。
最佳工作時段（C）。目前高校普遍采用學分制的教育模式，導致高校學生的學習時間安排各所不同，通過本項目可以了解學生組織活動的主要工作時間和對工作時間段選擇的傾向性，有利于項目制過程中確定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間。
工作重復度（D）。項目制的運用是為了高校學生在組織學生活動中能充分得到鍛煉，避免出現學生會各部門各自為政，互不協作的問題。但每次交給“項目經理”全新的組織任務會給其帶來過重的工作壓力和精神壓力，在限定工作時間的情況下，無法保證活動質量。工作重復度項目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考察項目制下高校學生所能承受的工作重復程度，為指導老師工作中選擇合適的“項目經理”提供數據支持。
“打擾”頻率（E）。高校學生組織學生活動很大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平衡活動與學習時間。加入學生組織后，成員可能隨時隨地接到任務，這種臨時的“打擾”會和成員原本安排好的計劃產生沖突，這種不確定性的長期存在使學生產生厭煩情緒。研究“打擾”頻率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學生產生厭惡情緒的產生。
承擔工作數（F）。學生骨干作為學生組織的核心力量，需要經常承擔大量的工作任務，而工作任務往往分屬不同層面。通過對學生骨干承擔工作數的調查，可有效的為高校學生“減負”，避免出現工作過于集中或無事可做的情況。
項目組人數（G）。任務的過于集中和過于分散都不利于高校學生組織學生活動過程中能力的鍛煉和素質的提高，因此，將項目適當的分解就顯得十分必要，適當的小組人數既可以鍛煉組織者的領導能力，也可以防止出現[10]，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項目經理”所承擔的壓力。
參與積極性（Y）。將高校學生運用項目制組織活動的積極性作為響應值，可以很好的凸顯學生參與組織活動的熱情和積極性，是項目制模式是否能被學生接受的主要反映。通過P-B法這一高效的兩水平設計方案，無需考慮考察因素之間的交互影響，通過最少的試驗次數從眾多的因素中快速有效的篩選出主要的影響因子[11]。這將為項目制在高校團學活動中的進一步開展提供理論依據。
三、制約因素研究及數據分析
將活動準備時間，單日工作極限，最佳工作時段，工作重復度，“打擾”頻率，承擔工作數，項目組人數七個因素作為P-B實驗，實驗設計及結果見表1。從表2可知，在95%的置信區間上對學生參與積極性影響最大的4個因素依次是“打擾”頻率、單日工作極限、活動準備時間和承擔工作數。
從表2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對高校學生組織學生活動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打擾”頻率，其與學生參與組織活動的積極性呈現負相關。根據模型分析和實際調研發現，高校學生并不是完全不愿意被打擾，適量的工作機會不僅不會打擊他們的工作熱情，還可以很好的激發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在愉快開展活動的同時提高自身素質。大多數學生能夠接受的“打擾”頻率為2次/周，這樣他們依舊能夠自主安排課余時間。
單日工作極限的出現說明高校學生目前的工作壓力比較大，事務較多，因此對每日的工作時間關注度較高。調查中發現，學生認為一天的自由支配時間大約為5個小時（午休兩小時，晚自修3小時），3小時以內的工作是可以接受的。
學生對活動準備時間關注度之高是在調查意料之外。調查中發現，目前高校大型活動籌備時間少則半月，多則一個月甚至更長，過長的籌備時間雖然對大型活動的質量起到有力保障，但是隨著籌備時間的增長，高校學生，尤其是組織活動的主要負責人的厭煩情緒開始上升。項目制的開展理論上可以避免出現任務過多的集中在少數學生骨干的身上，但實際上項目負責人的壓力會因此加重，建議在實施項目制過程中，根據工作難度進行合理分工，降低單項難度，提高項目組之間的協作水平可以有效規避因活動籌備時間過長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如何才能對活動進行有效分解，個人所能承擔工作量就成為了重要依據。研究顯示，承擔工作數與高校學生組織活動參與度呈負相關。學生干部傾向于一次工作完成一項任務，同時處理3件以上工作就會明顯出現情緒波動。
擬合得到的模型方程為：
Y= 83.71-0.73X1-2.91X2+0.48X3+1.25X4-5.61X5+4.84X6+0.08X7
根據對模型方程進行的方差分析，模型的P值=0.01（表3），說明該模型有效，且效果顯著。從該模型方程可以看出，活動準備時間、單日工作極限和“打擾”頻率與項目制在高校學生組織學生活動的積極性呈正相關。而單日工作時段、工作重復度、承擔工作數和項目組人數與項目制在高校學生組織學生活動的積極性呈負相關。
四、研究發現與結論
通過對大量樣本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現階段高校學生，尤其是學生骨干的學習工作壓力較大。調查顯示，七個影響項目制在組織學生活動中應用的因素中，涉及到工作時間的直接選項就有3個，占調研因素的42.86%。分析得到的一個極顯著因素（“打擾”頻率）和三個顯著因素（單日工作極限、活動準備時間、承擔工作數）也都與工作時間有關。可見在當前項目制開展的過程中出現了項目設計不合理的情況，導致占用了學生過多的課余時間，這一情況可能是導致項目制在實際運用中出現“叫好不叫座”的主要原因。
通過調研，我們發現當高校學生的“打擾”頻率降至2次/周的時候，學生對活動的準備時間，單日工作極限和承擔工作數的關注度就大幅下降，對。最佳工作時間和項目組人數的關注度提高。高校學生普遍表示，當時間充分的情況下，工作的時間傾向于18點之后，項目組有3個人為佳。工作的重復度適當的提升可以更好的鼓勵高校學生在組織活動的時候運用項目制模式。
根據模型方程Y=83.71-0.73X1-2.91X2+0.48X3+1.25X4-5.61X5+4.84X6+0.08X7（表3）運算，同時結合團學工作開展的現實情況，得到較有利于項目制在高校學生組織活動中運用的條件為：活動的籌備時間盡量控制在2-3周，選擇有一定經驗的“項目經理”，每周的“打擾”次數控制在3次以內，由“項目經理”自行安排工作時間和項目組人數（上限5人）。分解活動時應注意項目組的工作量每人每天不超過2小時。本模型的建立為高校團學工作者在引導高校學生應用項目制組織學生活動方面提供了理論依據。
作為一種活動的組織形式，項目制可以比傳統組織形式更具效率、更能提升組織者能力、更能提升參與者的積極性。通過研究，指導老師可以對關鍵因素進行干預，以利于項目制在高校學生組織學生活動中的開展和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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