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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概念范文1
從哲學上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發生重大變化，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時進行變革。尤其是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更要如實反映經濟發展狀況，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引導和促進經濟發展，否則便不能發揮憲法的規范、約束、保障和導向作用。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是國家治國安邦的總章程，規定國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經濟制度是經濟基礎的法律表現形式，是國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憲法都對經濟制度加以規定，把它作為其憲法的重要內容。然而，我國憲法學對經濟制度研究的現狀卻不大令人滿意。一般憲法理論大都圍繞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展開，認為憲法以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為己任。至于憲法經濟制度條款在實際中的運行狀況如何，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規定以及如何發揮它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事實上，經濟制度作為一種基礎制度，之所以被各國納入憲法體系中并構成其重要組成部分，說明它對于國計民生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視的。
二、憲法經濟制度的內涵
關于憲法經濟制度的概念，國內學者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憲法經濟制度是一個國家用憲法、法律所確認和規定的各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它們所構成的經濟成分，是國家對各種經濟成分的基本政策與管理國民經濟的原則等方面的制度的總和”。第二種觀點認為憲法學上所說的經濟制度是指“國家確認并保護的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由此決定的分配原則以及人與人之間在經濟活動中的關系”。第三種觀點認為“憲法經濟制度是經濟基礎在憲法中的反映。經典作家認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基礎，直接調整經濟基礎的社會規范是經濟制度，而被規定在憲法中的經濟制度即憲法經濟制度。憲法經濟制度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對經濟基礎起調整作用”。
對于以上三種觀點，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從憲法學角度對經濟制度的概念作了比較全面的表述，既強調了經濟制度的客觀成分，又強調了經濟制度的主觀成分。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的憲法所調整的經濟制度應該是與國家經濟發展有重大關系的經濟關系、經濟原則，是經濟制度的客觀成分。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的原則，發展國民經濟的基本方針應作為概念的必備因素，沒有它們，概念就缺乏其主觀成分，不能顯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控制作用。第二種觀點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經濟關系，第三種觀點主要強調了憲法與經濟基礎的相互作用，忽視了經濟制度的具體內容。
綜上所述，經濟學中所描述的經濟制度屬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憲法學所述的經濟制度則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它反映了制憲者或修憲者對不同經濟關系所持的態度。經濟制度一旦表現為憲法規范或法律規范，便進入上層建筑體系之中。憲法學所研究的經濟制度正是作為上層建筑體系中制度范疇之一的經濟制度，而不是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
筆者認為，所謂憲法經濟制度是一個國家用憲法、法律所確認和規定的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以及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的原則，是發展國民經濟的基本方針等方面的制度的總和。社會主義憲法中的經濟制度既要反映客觀經濟基礎，又要體現人們的意志因素，是主客觀的統一，它不是現實生產關系的簡單再現。這樣定義既說明經濟制度是個法定的、歷史的概念，同時又說明經濟制度包含客觀的和主觀的成分，即生產關系、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的原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基本方針等方面的制度的總和。至于國家對各種經濟成分的基本政策，由于政策的變化很大，不宜用憲法來規范，否則會影響憲法的穩定性，以至權威性。
三、我國憲法經濟制度的變遷
回顧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轉型中憲法變革的歷史軌跡，可知經濟制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需要憲法作出相應的變革，從而推動了憲法的發展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內容，從而使得生產力獲得解放，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要求生產關系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如此循環互動。
憲法與其相依賴的經濟基礎是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一方面，市場經濟為憲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憲法對經濟制度的確定與實現依賴于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憲法以其根本法的地位，通過規定國家的經濟制度，確定經濟制度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憲法通過制定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經濟制度，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完善憲法的內容與結構。生產力是社會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生產關系是相對穩定的因素，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生產關系相應地變化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要求憲法中關于經濟制度的規定發生相應變化，將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在憲法中確立和鞏固下來。
實踐證明，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所有制結構、經濟體制等憲法制度的變革。我國憲法是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斷深化中制定和修改的，是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對人民群眾在實踐中產生的新成果、新經驗的總結。其中，有關經濟制度內容的變化，既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人民對國情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
經濟制度概念范文2
[關鍵詞]制度制度變遷成因 制度選擇
一、制度變遷概念分析
制度變遷本文指經濟制度變遷,是一種經濟制度代替另一種經濟制度的過程,或者說一種經濟制度被另一種經濟制度所取代的過程?？梢愿爬槿N形式:一),外力的強制作用,稱為強制性制度變遷;二),內力自動作用的結果稱為漸進式制度變遷;三),外力作用下通過內力作用的結果,即改良型制度變遷。歷史與現實的實踐來看,前兩種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第三種出現較少,且成功不多,主要有在我國清朝末年的明治維新,最后以失敗告終。
二、制度變遷的原因分析
本文試圖從歷史的、哲學的、經濟的、社會的不同角度考察,認為制度變遷可以看著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代函數。
1.制度變遷的歷史分析
從經濟制度變遷的歷史來看,人類共經歷過幾次大的制度變遷,按照社會發展理論,可以概括為:原始社會的部落與氏族制度,以絕對權利為核心的奴隸主王國的制度,比奴隸經濟制度創造出更大的財富、社會經濟效益更高的封建經濟制度。
上述三種經濟制度形式,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對于人類自身的發展和需求的滿足,都受到嚴重限制,于是在人類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中,面對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需求,客觀上需要先進資源配置模式,或先進的經濟制度來調節經濟資源,于是以市場為核心的資源配置和分配模式便應運而生。
2.制度變遷的哲學分析
制度變遷是一個哲學范疇,是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并自覺地遵循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規律。
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有著存在和消亡的理由與條件,因為需要一種與資源條件、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經濟制度,也就是經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當社會條件發生變化,這種經濟制度已不能適應新的環境要求,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條件,客觀上需要新的社會經濟制度來取而代之。的矛盾論充分證明了,制度變遷不是一次變革的終止,而同時又潤育著下一次制度變遷的來臨。
3.制度變遷的階級分析
制度變遷的階級分析不是從經濟學角度去解釋,而是根根據原理從非經濟方面去考察制度變遷的成因。
統治階級按照他們的利益來配置資源和分配財富,這種配置方式也就必然帶來分配的嚴重不公,于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由此,制度變遷也是階級斗爭學說集中反映。
4.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分析
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本身是經濟學問題,在面對資源的稀缺性和人類欲望的無限性這樣一個客觀現實面前,人類選擇有限的資源來滿足人類的需要便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經濟制度正是選擇與有效的最佳安排和規定。但是經濟制度的產生是由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包括生產力水平、資源和財富的豐裕度以及財富分配方式等等。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要求,一切社會經濟制度都應該是按市場機制來調節,按市場經濟制度來配置資源就是最佳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了。
三、制度變遷的選擇
制度變遷的選擇機制:
1.制度變遷的選擇機制就是選擇一種資源配置的經濟制度形態:一),獨立的分散配置式(奴隸制和封建制就是這種形態)也可以稱作傳統經濟制度;二),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即市場經濟制度;三),看得見的手――政府干預,即計劃經濟制度;四),兩只手同時發揮作用,即混合經濟制度。
2.兩種制度變遷的分析
按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看可以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型制度變遷。
A.強制性制度變遷。在短時間內以一種全新的制度形式強制型地代替原來的制度形式:一是通過社會革命的方式來實現,如各個社會制度的變遷。二是通過一系列的變革方式來實現,在一定程度上比前者要溫和得多,采用這種制度變遷的國家主要有俄羅斯等東歐國家。90年代初,這些國家采用“休克療法”,強制性地用市場經濟制度代替過去的計劃經濟制度。
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結果有兩個,一是用新的經濟制度,代替落后的、已經成為發展羈絆的經濟制度,使資源配置在一個較為合理的制度安排下進行。二是通過強制性全新的經濟制度,在短時間內代替長期習慣的經濟制度,必然造成這種新制度與客觀條件的不相適應,出現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因此,采用強制性制度變遷,除非是階級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采用階級斗爭、武裝舊的經濟制度,否則一般不采用這種強制性的方式來進行制度變革。
B.溫和型制度變遷(漸進型)
這種制度變遷方式在中國、越南、古巴朝鮮等國的經濟改革屬此列。其中以中國的制度變遷最為成功。
以我國1978年以后的變革歷程來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確立,在以市場機制作為配置資源主要方式的前提下,政府通過宏觀調空在彌補市場經濟缺陷,糾正市場經濟失效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成熟?！皟芍皇帧闭瑫r發揮著資源配置和調節作用。
實踐證明漸進式制度變遷是成功的,是符合經濟變革的基本規律的。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制度變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經濟制度演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但是,制度選擇卻要根據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來決定。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制度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因此,選擇什么樣的制度形態,取決于生產力的水平和社會資源的狀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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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概念范文3
說起經濟倫理，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這種概念或者說這種思想早已有之。自從有了人類的經濟活動，倫理道德也隨之產生。筆者試圖站在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經濟倫理的定義。第一個角度是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和研究倫理道德問題，那么經濟倫理可以這樣定義：經濟倫理是指研究規范經濟學對各種經濟制度和平等、競爭、效率等經濟范疇以及個人、集體消費等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綜合價值判斷問題的總和。第二個角度是站在倫理學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那么經濟倫理指的是研究經濟制度、經濟秩序、經濟活動、經濟行為是否合乎倫理道德的前提和條件。經濟倫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變得越來越具有現實研究價值，國內外好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經濟倫理學這門學科的歷史源頭。其實經濟倫理學如同政治經濟學一樣是個具有雙重含義的雙面性的學科，都是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在國外，經濟倫理這一概念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那個時候就把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的關系聯系起來了。在倫理學巨著《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說過這樣一句經典的話：“因為很顯然財富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東西，以他物為目的。”很明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類的財富就是經濟學的范疇，而人類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標。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經濟活動中的行為最終都會指向這種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本質分析
馬克思雖然沒有對經濟倫理做一個專門的、系統的專著進行論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中蘊含了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對經濟倫理思想也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經濟制度理論都滲透著經濟倫理思想，充滿了經濟學的人類關懷。這是有別于像李嘉圖那樣在假設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確性的基礎上進行財富與價值的一種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樣完全把經濟學范疇狹隘化，過多地從倫理價值上的人類主體出發，進行理論投射研究分析。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本質是他通過在當時的歷史時代背景下對資本主義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形態所有經濟現象和本質進行分析，包括對諸如剩余價值理論、勞動價值理論、產權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流通理論、經濟危機理論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腳點還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來對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基礎和理論范疇進行批判，并對無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進行了透徹而又科學的闡釋，對人類給予最大的人文關懷，經濟關系和倫理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所有的經濟制度和所有權理論都深深地打上了倫理的烙印。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在《資本論》中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他在這本書中始終沒有放棄對資產階級經濟倫理關系深刻的批判和對無產階級未來倫理命運的關懷，已經從早期的簡單哲學理性發展到對全人類的關懷。通過科學而又嚴密的經濟學分析和論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這種矛盾也會引起倫理關系的變化。馬克思在許多著作中，尤其是《資本論》中都表達這樣一種思想，即經濟研究必須有倫理關懷來引導，所以說從馬克思經濟倫理本質上講，馬克思的所有經濟學著作就是倫理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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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社會學；“嵌入性”
中圖分類號：C9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經濟社會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者都關注經濟行動中交易組織和制度，并對此展開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蓬勃發展將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對這一領域研究在基本假設、方法論主張等方面既有相同點又有所區別。本文旨在對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和主張進行簡要梳理和比較。
一、經濟學和社會學交叉研究的回顧
從學術發展史來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熊彼特、韋伯等人都使用了“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的概念。但這一時期的學科界限還不明確，學者身份往往帶有綜合性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數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對認識一些經濟現象的局限，并開始對這一方法進行反思，結果是經濟學發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趨勢，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經濟學研究出現了社會學的新取向。
經濟學對社會學問題的關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貝克爾。他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及范圍，將傳統的經濟學分析拓展到個人、家庭等范圍，使經濟學的研究突破了單一的物質生產領域，把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延伸到社會學領域。經濟學家的這種學科“入侵”，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會學者也嘗試用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問題。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使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的產生。他認為，社會網絡是經濟交易發生的基礎，市場是一種社會網絡，它體現了社會關系。懷特的研究極具開創性，這標志著社會學者開始關注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這種學科交叉，在經濟學領域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為代表，在社會學領域則表現為新經濟社會學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體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治理結構核心概念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Williamson，1975）。諾斯（North，1981）的研究關注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中的運用。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假設
通過對科斯、威廉姆森、諾斯等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理論的研究可以發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仍然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但這些假設相對于古典經濟學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1）“經濟人”假設。相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不關注制度或松散地對制度進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產生及變遷問題。圍繞“交易成本”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學派具體采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質上仍是“經濟人”假設下的效益最大化問題。（2）“有限理性”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主張“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科斯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這樣的假設，即人的行為都是基于當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預判后發生的行為（Coase，1994）。（3）“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暗含的“確定性”和“簡單性”假設相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環境中充滿不可預期性和各種變化，因此交易雙方都力圖將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復雜性納入契約之中，契約的達成在交易過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體系
（一）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蘭尼提出的，他在《大轉折》一書中寫道：“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中對波蘭尼的“嵌入性”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提出了“企業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著名觀點（Granovetter，1985）。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主張，確立了經濟社會學中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新經濟社會學也因此得名。新經濟社會學是建立在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的。
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都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關于個人的原子化假定，他們認為社會個體決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實并不如此，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經濟行動都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其中的一個最明顯表現就是社會的網絡關系特征，因此研究社會關系網絡是十分必要的。新經濟社會學者們普遍認為，“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是一項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假設。新經濟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學研究視角，即從社會網絡的角度關注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并對此進行廣泛研究。
（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假設
格蘭諾維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核心歸結為三個命題：即經濟行動是社會行動的一種特定類型；經濟行動具有社會性的定位；經濟制度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從新經濟社會學的上述基本命題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假設：（1）“社會人”假設。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經濟行動只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經濟行動者有多重動機。格蘭諾維特認為“盡管重要，經濟行為也僅僅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為類型?！保℅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設。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行動具有“嵌入性”，經濟行為被“嵌入在具體的、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僅僅用個體的動機來解釋”。（3）“社會建構”假設。20世紀90年代初期，格蘭諾維特闡述了“嵌入”的兩種形式，一種是關系性嵌入，另一種是結構性嵌入，新經濟社會學的關注焦點也由關系性嵌入轉向了結構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經濟制度何以被社會建構。格蘭諾維特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歸納為兩個社會命題：經濟行為總是社會性定位的，它不可能僅僅用個人動機來解釋；社會制度不可能以某種必然的形式自動地產生，而只能通過“社會建構”來形成。
四、結論和討論
在行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有不同的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中基于個體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則是建立在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基礎上，特別是強調“嵌入性”，即經濟行動嵌入于特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中。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已有的研究和基礎和假設來看，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兩種理論的不同取向，這種不同也根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不同方法論差異。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講仍然沒有突破經濟學的方法論的單一性局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式方法則是多層次多方向的，不僅限于某一單一領域。一個顯著的表現在于具體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規范分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則更像一種研究視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對地忽視規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以組織和制度分析為共同切入點，為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行動打開了新的一扇門，引領了新學科的交叉。同時，兩種理論的發展，也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兩門重要分支學科的進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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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概念范文5
但是人們面對的實際情況并不一樣，當年科斯面對的問題，是因縱向一體化而存在的企業與傳統經濟學個體主義假設的沖突。也就是說，他并不像諾齊克那樣，首先假設國家本來不存在然后再討論國家合法性。張五常當年在佃農理論上的突破，也是因為自己所習得的理論和一個司空見慣的固執現實發生沖突：在以往的佃農理論看來，佃農在分成租佃制下，勞動者的勞動收益都會小于其邊際產出，因此，這種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或無效率的，然而現實是這種所謂的低效率或無效率制度安排能夠長期存在并長盛不衰，人們似乎并沒有去創立新的制度安排來取代它。
由此看來，“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確實讓人們直面自己的真實存在，但也很顯然有點像黑格爾所說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F實存在的合理性來源于存在的現實性，這并不是新制度經濟學所愿意接受的。正因為如此，張五常發展出自己的“經濟解釋”理論：科學的進步，不是因為對的理論代替了錯的，而是因為較有廣泛解釋能力的，代替了較狹窄的，經濟學并無“沒有局限條件”的理論，正如其他科學理論，都一定有驗證條件的――否則就沒有解釋力；局限條件的“假設”不能與真實世界脫離。這種經濟解釋學可以說是以自己的局限性明示，來解決黑格爾“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一表述的非批判性。
然而我們閱讀無論是科斯的論文還是張五常的著作，都會遭遇到張五常所說的套套邏輯，它就像一種“主義”一樣。人們一旦有一點發現，就難以抑制地將這點發現轉化為一種“主義”論述，對于偉大的發現尤其如此。比如張五?！督洕忉尅芬粫械摹白运健奔僭O：“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質，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從經濟科學的角度看，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為一個辨證的基礎假設，在這個起點上不容有所爭議。而以這假設來解釋人的行為是否可取，是要看這個及其他附帶的假設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實的含意，再客觀地以事實驗證?！边@一表述很有點像張五常自己所說的套套邏輯，因為這個表述無法，或者無論將“自私”替換為任何東西，它都將成立。當然還有其他的套套邏輯。既然是套套邏輯，那就不會錯，就要放之四海。這大抵就是黑格爾所說的另一句“合理的就是現實的”。既然通過經濟解釋，發現了其中的合理性，那就要循名責實。
至少可以說“經濟解釋學”同樣具有這樣的雙重性。在具體的經濟解釋活動中就要看哪一重性質首先發揮作用，或者說這兩重性是如何地交織。在張五常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我們會發現這兩重性的交織：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制度的現實，或者說中國近三十年改革成功的現實；另一方面是私有產權及其基礎上的市場合約理論。這兩重性的交織最終推動形成張五常解釋中國經濟制度的三段論或三部曲。在我看來，這每一段論述都相隨著一個驚訝。
張五常的第一個驚訝是，相對于中國經濟的奇跡，“說得上是有私有產權但發展平平無奇的國家不少”。20世紀80年代初，張五常受西方經濟學家之“催促”來到香港，近距離向內地用合約理論“包裝”并“推銷”(張五常原話)私有產權理論。然而這種私有產權理論似乎無法完全解釋這種橫向比較。這就必須以較有廣泛解釋能力的理論代替原有的較狹窄的理論，或者轉換解釋所用的“局限條件”，使之與中國的真實世界不脫離。交換權利或市場合約是需要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前提的。張五常認為自己在中國發現了新的合約類型――為了約束競爭而界定權利，即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其實不過是將“權利”另一隱含的邏輯意義――“義務”或“約束”標示出來。任何一種權利，同時是權利他者對自己的約束或者說對權利主體的義務。
現在來看張五常的第二個驚訝。他首先將19世紀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在《古代法》一書中所表述的“從身份到契約”，轉譯成制度經濟學的語言：“從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并認為這是中國制度改革的重心所在。在他看來，“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而做到這種合約轉移，可以視為奇跡”。這“流血”的印象可能來自史書閱讀，也可能來自一直以來西方對中國崩潰的預言。第二個驚訝必然要求張五常有所作為。張五常就把從第一個驚訝中所發現的約束競爭合約理論，用來描述這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這就是張五常所謂的“承包責任合約”。承包責任合約盡管已經內置于張五常的約束競爭合約理論中，但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承包責任制”的一種轉譯。同理，所謂的“約束競爭理論”，也可以理解為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管制的市場經濟”等表述的轉譯。
張五常的第三個驚訝，就是在極端困難的90年代，長江三角洲大約八年就超過起步早十年的珠江三角洲。這讓他獲得對承包合約在縣際競爭中的擴張認識――負地價。在他看來，“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盡管略懂美國歷史的人知道，當年美國開發西部，其中一招就是用一美元或幾美元價格來私有化土地。這大抵就是美國式“負地價”的招商引資，或者說地廣人稀式的土地招商。中國是地狹人稠，如果簡單地照搬美國當年的“負地價”土地私有化，是否依然會出現當年美國的經濟活力，是很難說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張五常所謂的“負地價”租賃已經產生經濟活力。這種“負地價”得以刺激經濟活力的制度基礎，顯然不可能只是個體主義方法論基礎上的私有產權，共同體及其內部價值轉移的存在也是其必要的制度基礎。盡管其內部價值轉移的公平性不一定經常獲得保障，但那是另一類治理問題?；蛘弑M管這種價值轉移可能是采取市場方式，也可能是采取財政撥付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甚至是兼而有之，但總之，這種價值轉移因為性共同體的存在而成為可能。今天的中國是如此，當年的美國也是如此，否則就會遠遠超出默認者的“承受”邊界。
最后張五常概括出“四個重要的含意”，也許就是張五常概括出來的“中國經驗”四個規則：私產與市場對改進人民的生活無疑重要，但一定要加進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與安排來看問題；人民與社會面對的局限條件如何，對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的選擇性有決定性；經濟增長的速度與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是息息相關的；存在一個支持、保障和推動
相關合約結構的政府?！熬窒迼l件”理論非常容易讓中國讀書人想起斯大林“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理論。
然而，我們要明白的一個道理是，從現實組織或現實個人出發尋找發生學或起源學上的解釋，要么就只是對發生過程的一個描述，要么就是一種回溯式推論?；厮菔酵普撝荒軒椭覀儼l現一些必要的“局限條件”或曾經發生過作用的“局限條件”，但并不能有利于我們發現充分的“局限條件”，甚至充要的“局限條件”。只有在從復合性的現實組織或現實個人出發，才有可能更多地發現一些必要的“局限條件”及這些必要的“局限條件”的組合，比如張五常關于中國奇跡的橫向比較就是從一種復合性的現實出發。
這也是張五常在“勞動合同法”上喋喋不休所犯的規條，因為他忽略了一些“局限條件”。他將在解釋中的發現，進行“主義式”的“合理化”，認為雇用勞力的合約自由一旦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沒有，社會就會失去經濟活力。他忽視了經濟活力非常重要的一個局限條件，即作為經濟活力主體的生命。新的勞動合同法確實會使資本家的利潤受到一定制約，但它也因此挽救了資本家的生命。近幾年的勞資沖突，已經發生無數起資本家喪命的事件。這是真真切切的“流血”。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當然對于不同的人，張五常的解釋具有不同的意義。有些學者將確權定義為中國改革的根本所在。但是正如包括企業在內的社團法人或機構法人的法理學解釋，成為崇尚個人主義方法論的法學家所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樣，在確權這一行為中，權利主體的單一性抑或復合性是一個不可繞開的問題。也就是說權利主體是單一的，即個人主義的，還是多元的，即還包括各種集體產權，全民產權和公共產權，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否則至少可以說這種確權理論沒有直面中國的真實世界。
在張五?？磥恚r業承包與工業層層承包的組合，引用到有地理界限劃分的地區，是今天中國經濟制度的另一重心所在。雖然這一制度的發展非常復雜，換言之，幾乎難以描述這種農戶和企業的產權模式，向以地方政府為基本形式的地理分區產權模式的轉化過程，但他干脆等待其塵埃落定，露出其直截了當而又理性的結果性狀態。以招商型縣際競爭形式出現的政府組織經濟活動，因在原有的市場產權理論沒法獲得直接解釋而飽受詬病。張五常繞過對前述的轉變過程的解釋，而直接在結果性狀態中解釋其成功的機理。在個體主義方法論中，個體產權與集體產權、全民產權、公共產權之間是不存在轉換邏輯的，此時是做非此即彼的抉擇，還是像張五常那樣直面現實存在的結果性狀態，去發現和解釋它的運作機理，顯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張五常是在“約束競爭合約”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作為“廣泛的概念”的“合約”理論。在梅因那里，“身份”很難說是一種合約，因為“合約”總得包含一定的“同意的邏輯”，而“身份”很難說是同意的結果。在政治合法性中有一種“承認的邏輯”，或者說“默認的邏輯”，即這種合法性并不是各方協商的結果，而是主導者一方努力的結果，其他方對這種結果只是處于一種默認狀態。這種默認往往隱含了對非協商結果“承受”(甚至“忍受”)的程度；只要非協商結果沒有過分超出所能承受的邊界，默認者就不會起來反抗，就會給予認可。
這種“承認的邏輯”能不能直接被認定為“同意的邏輯”，從而同時被認為是冶約”，也許就不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因為在張五?？磥恚绻且环N經濟制度，那就看它是不是存在一定的權利界定，這種權利界定是不是有一定的經濟活力效果。即使是遵循“承認的邏輯”而運作的權利界定，也必然構成我們的“真實世界”。當然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有沒有存在過遵循“同意的邏輯”而運作的“權利界定”。略懂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的進程從來不是美麗的。也許大多數的合約結構是來自對歷史傳統的繼承，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
這就帶來另一個真正的問題，即合約內在目的的類型問題。在張五常這里，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帶來的租值消散，會導致人類的毀滅。既然有了作為“廣泛的概念”的“合約”，那么就應該有此概念下的不同種類的合約，不同種類的合約對應著不同的目的，甚至不同手段。如果把經濟制度定義為單一的維度，即租值最大化，或者說利潤最大化，或者說生產率，盡管問題并不因為這種單一化而簡單得多，但要比多維度的經濟制度定義簡單得多。至少在張五常這里已經有意無意地有了‘1人類共同體”這一目的內涵。用“租值消散”來討論問題，也表明這不同于“租值最大化”的討論方式，因為至少在邏輯上其間還存在一個“適度租值”的環節。
經濟制度概念范文6
一、關于“資本主義”概念的起源
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進行研究，首先應當搞清楚，是誰引入這一概念的。其次應當解釋，這一概念是如何在世界范圍內被當作現代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同義詞而確定下來的。
第一個對“資本主義”這個詞語的起源進行的研究是理夏德·帕索夫在《資本主義：概念和術語的研究》(耶拿1918版)中作出的，該研究詳細考察了資本主義概念的起源和傳播。根據帕索夫的研究，“資本主義”這一術語首先出現在路易·勃朗1850年的著作《勞動組織》(巴黎第9版)中(帕索夫，)。而讓·杜布瓦在他的著作《法國1869－1872年政治和社會詞匯》(巴黎1962年版)(倫敦1975年版)中舉出了一個更早的使用該詞的例子；埃里克·J，霍布斯鮑姆在其《資本的年代：1848－1875》中將這部著作評價為“詳盡的研究”(霍布斯鮑姆，)。根據杜布瓦的研究，“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已經由皮埃爾·勒魯在他1848年的著作《馬爾薩斯和經濟學家：是否總有窮人?》(布薩克，巴黎)中使用了(霍布斯鮑姆，第319頁；杜布瓦，第25頁)。以《牛津英語辭典》為根據的《思想辭典》1997年第2版(主編為托姆·博托莫爾，莫爾登，牛津，墨爾本版)，則聲稱威廉-麥克皮斯·薩克雷1854年的著作《新來者：一個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傳記》(企鵝出版社，1996年倫敦、紐約、維多利亞、多倫多、奧克蘭版)是最早使用“資本主義”一詞的文獻(第72頁)。這些分歧甚大的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表明，國際學術界還未能確定地回答，實際上是誰引入了“資本主義”這一術語。
為了推進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必要更加仔細地看一看同資本主義概念的出現相關的文本以及該文本中出現的術語。
皮埃爾·勒魯被認為是法國社會主義的開創者。大衛·歐文·伊文斯在他的著作《浪漫社會主義——皮埃爾·勒魯和他的同時代者》(布薩克1948年版)中引用了勒魯的《馬爾薩斯和經濟學家：是否總有窮人?》下面一段文字作為使用“資本主義”概念的證據：“資本主義工業(I’industrie capitaliste)讓我想起布雷斯特和土倫的劃槳苦役。我看到整個整個被奴役的民族，在資本主義(capitalisme)的皮鞭下勞作。”(勒魯，1848年版第25頁；伊文斯，第81頁)。然而在勒魯該著作的第二版中，“資本主義”一詞消失了，同一段文字是這樣的：“我看到整個整個被奴役的民族，在資本家(capitaliste)的皮鞭下勞作?！?勒魯，1849年版第28頁)。在這里，“資本主義”一詞換成了“資本家”。由此可以推測，“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對于勒魯來說同“資本家”這一術語的含義一樣。
在法國二月革命期間，路易·勃朗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進入政府內閣的社會主義者，在他那里“資本主義”概念是這樣使用的：“讓我們看看，構成巴師夏先生全部論證的基礎的詭辯是什么。這種詭辯就是經?；煜Y本的有用性和我稱之為資本主義(capitali、me)的東西，而資本主義，也就是說，一部分人占有資本，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因此你就可以高呼：資本萬歲!我們維護資本，而我們以更大的熱情反對資本主義(capital－isme)，即資本的死敵。下金蛋的母雞萬歲!保衛下金蛋的母雞，反對企圖殺雞取卵的人!”(《勞動組織》第9版第161－162頁)。他使用“資本主義”這一術語，是為了表達資本是排他性的占有物這種性質。
威廉·薩克雷是查爾斯-狄更斯之外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長篇小說家的代表，他使用“資本主義”概念來指稱資產階級的情感：“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感覺使保羅·德-弗洛拉克清醒，適于表達他的情緒?！?《新來者：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的傳記》第4章《1854年12月》，倫敦1996年版第488頁)。
此外，法國革命家奧古斯特·布朗基可能寫于1869－1870年的文章《社會批判》也出現了“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窺伺時機、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e)抓住了協作這個工具……”(《布朗基選集》巴黎1971年版第147頁)。后面還寫道：“然后，資本主義(capitalisme)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著人民在水溝中掙扎?！?第164頁)顯而易見，布朗基在這里使用的“資本主義”一詞是同“資本”和“資本家”相關聯的。
所有的例子都表明：1850年前后勒魯、布朗和薩克雷，以及將近60年代末布朗基，都使用了“資本主義”概念，用以表達一種經濟社會發展的總合狀況，這種狀況的特征在現代經濟制度產生的背景下，出現勞動階級的貧困化；資本主義企業家為賺取利潤而肆無忌憚；社會上貧富差距日益增大。在這些地方，“資本主義”還沒有像今天最終形成的定義那樣，用來表達現代社會的獨特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形式。
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概念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