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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1
[關鍵詞]家庭資產配置；預期通貨膨脹；卡爾曼濾波算法；多元GARCH模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012
1引言
在我國經濟由高速發展的快車道轉向轉型期深化改革的增長路徑過程中，居民的需求已由物質需求更多地轉化為追求生活質量的提高。另外，自股票、債券、保險等金融產品和金融衍生品的相繼涌現，家庭為了達到提高生活質量，降低日常消費、投資的不確定性以及自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目標，在考慮宏觀經濟因素的情況下，結合家庭經濟結構特點，持有并調整其資產組合，尋求家庭資產的合理配置。
國外學者對家庭金融方面的研究較早，JTobin（1958）提到人們面對風險時的流動性偏好問題，David McCarthy（2004）探討了非完全市場、勞動收入、異質性偏好、擁有的房產、年金和社會保障，還有心理偏見等因素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Joel Peress（2004）揭示了由于財富水平的差異，個體會獲得不同的私人信息，最終導致了不同家庭差異化的投資組合。Harrison Hong，Jeffrey DKubik（2004）等指出股票市場參與率更高的國家，其居民存在股票市場的“本土偏好”。Campbell（2006）深入探討了家庭金融理論，指出家庭在參與金融資產配置的過程中，有一小部分財富積累少、收入低、接受教育少的家庭會做出錯誤的決策。
國內學者在研究家庭資產配置結構方面，李建軍，田光寧（2001）指出家庭部門的流量金融資產中，儲蓄存款比重下降，但幅度減緩并仍占據主要地位，股票比重提高將超過國債，保險的比重也相繼提高。劉楹（2007）探討了1978―2003年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情況，得出了“總體呈現以儲蓄存款為主的多元化發展趨勢”的結論?？椎P，吉野直行（2010）闡釋了1992―2006年流量金融資產配置存在存款比例高，保險比例上升快，股票比例不如國債比例高的特點。家庭資產配置影響因素方面，史代敏，宋艷（2005）選取2002年四川省城鎮家庭的抽樣數據，分析發現各年齡層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結構相近；戶主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購買保險的數量無顯著差異；財富水平越高的家庭，其高收益的風險性金融資產占財富的比重越大。吳衛星，呂學梁（2013）的研究表明我國家庭投資股票的參與率和份額與年齡呈負相關關系，在財富分布上皆具有“鐘型”特征。吳衛星，王治政，吳錕（2015）從投資機會、社會保障、背景風險等方面深入擴展了金融資產配置理論。
綜合來看，國內外研究各有側重，國內在研究影響因素方面，多以財富、收入、人口特征等為主，而國外文獻則在此基礎上，逐步把一部分社會因素納入研究范圍，諸如社會保障等；另外，部分宏觀經濟變量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同樣重要，對宏、微觀因素以及多元資產進行區分，更有利于分析不同因素對不同種類資產配置的影響。
2宏觀經濟指標和家庭資產配置分析
21宏觀經濟指標-預期通脹率分析
在混合式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框架下，依據Clarida，Gali和Gertler（1999）的模型，建立考慮利率（it）變量的模型方程，以理性預期機制為前提，設定關于預期通脹率和預期真實利率的VAR方程，并用狀態空間形式表示。令πet表示t期通脹率πt的預期，ret=it-πet為預期真實利率，則：
狀態向量的初值為E（μ0）=u0，var（μ0）=N0，并在任一時段內滿足E（vtw′t）=0，E（vtμ′0）=0，E（wtμ′0）=0。
在以上狀態空間系統基礎上，利用卡爾曼濾波來獲得預期通脹率的最優估計。以2002年1月至2015年12月間的月度數據為樣本，變量選取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7天利率作為名義利率的代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度量價格水平，通脹率采用環比CPI的變化率表示，該變化率經過季節調整；產出缺口的衡量為：（季節調整后的實際GDP-潛在GDP）/潛在GDP，其中，月度GDP數據是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凈出口的加總，潛在GDP由HP濾波方法得到。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7天利率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數據；環比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凈出口數據來源于中經網?？柭鼮V波方法估計的預期通脹率見下圖?？柭鼮V波方法估計的預期通脹率圖
22居民家庭資產配置狀況描述
限于篇幅，家庭部門流量金融資產數據可查閱《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2002―2003）、《中國統計年鑒》（2007）、《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年報》中的資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住宅銷售額數據可查閱中經網數據庫。
我國部分家庭流量金融資產的變化呈以下趨勢：一是通貨占流量金融資產總和的比重大體呈現下降趨勢；二是存款在流量金融資產中的占比是最高的，除2007年外，其他年份占比都在60%及以上；三是股票占比呈波動性特征，具體來看，在1998―2000年間呈上升趨勢，在2010年達到了1049%的高位，之后又呈下降趨勢；四是國債占比在1996―1999年處于高位，平均在10%以上，2000年之后呈下降趨勢，但近兩年來又處于5%以下的增長態勢；五是保險準備金占比雖有小幅波動，但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尤其是 2007年高達18%；六是自2005年起，中國資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住戶部門的指標中加入了證券投資基金份額，2005―2007年占比呈現較快地增長，受之后的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占比呈現波動并保持低位甚至為負?？v觀數據發現，存款占家庭流量金融資產總和的比重高，股票占比不如國債比例高，保險資產比例上升快，證券投資基金份額占比依然較低。
住宅銷售額數據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除2008年較上年有下滑外，其他年份住宅資產配置均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
3家庭資產配置的實證分析
31實證模型與研究數據說明
311實證模型
多元GARCH模型是在單變量GARCH模型的基礎上讓回歸模型的當期擾動項的條件方差（協方差）矩陣依賴于上一期擾動項的平方項（交互項）和上期的條件方差（協方差）矩陣?，F令p=1，q=1（p為σ2t的自回歸階數，q為ε2t的滯后階數），多元GARCH（1，1）模型可以表示為：
312研究數據說明
預期通脹率由前文得到，GDP增長率、收入水平、家庭其他決策中的消費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利率源自中國人民銀行統計調查數據。家庭資產配置數據前面已有介紹，這里不再贅述。
32模型的建立與分析
321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將居民的資產選擇劃分為儲蓄類（通貨、存款）、收益類（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國債、保險準備金）、耐用品類（住宅資產）三大類。文章利用2002年至2015年居民家庭的資產數據，GDP增長率、預期通脹率以及居民的收入水平等構建聯立方程來估計GARCH模型的參數。多元GARCH（1，1）模型的均值方程可以分塊矩陣的簡化形式表示為：
其中，宏觀經濟指標因素包括預期通脹率、GDP增長率和利率，微觀內部因素為收入水平、家庭其他決策中的消費，資產價格因素主要為住宅價格。
322實證結果呈現
（1）被解釋變量的統計量描述
（2）研究結果分析
運用OLS對3個因變量分別關于自變量進行估計，在此基礎上檢驗方程所得的u1t、u2t和u3t都存在條件異方差效應，運用Eviews 80軟件估計多元GARCH（1，1）模型。
估計結果表明家庭的資產配置會受到宏、微觀因素的綜合影響。宏觀因素中，GDP增長率對配置儲蓄類資產的抑制作用、對耐用資產的促進作用均是顯著的，當GDP增長率上升1%時，家庭配置儲蓄類資產的資金平均減少13545%，而配置耐用資產的資金平均增加05628%；利率對家庭配置收益類資產的促進作用是顯著的，當利率提高1%時，配置收益類資產的資金平均提高36397%；預期通脹率對配置耐用資產的反向影響是顯著的，當預期通脹率下降1%時，配置耐用資產的資金平均增加36350%。家庭內部因素中，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決策都會擠出儲蓄類資產的配置，其中收入水平對儲蓄類資產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當收入水平提高1%時，配置儲蓄類資產的資金平均減少85642%；就收益類資產而言，收入水平對配置收益類資產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當收入水平提高1%時，配置收益類資產的資金平均增加25798%，而消費決策則會顯著地促進耐用資產的配置，當家庭決定增加1%的消費時，他們會增加27779%的資金用于配置耐用資產。資產價格因素中，房產價格會顯著地抑制家庭對儲蓄類資產的配置，當房價上升1%時，配置儲蓄類資產的資金平均減少00117%，另一方面，房價對配置耐用資產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當房價上漲1%時，家庭配置耐用資產的資金平均增加00095%。
估計的條件方差方程表示如下：
在儲蓄類資產的條件方差方程中，上一期殘差平方項的系數為07970，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服從z統計量，說明居民配置儲蓄類資產受外部因素影響時，反應迅速，波動持續時間較短；收益類資產的條件方差方程中，上一期預測方差的系數為05407，z統計量顯著（顯著性水平仍為10%），說明居民投資收益類資產時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波動會由上一期延續至今；耐用類資產的上一期殘差平方項的系數為03733，z統計量顯著，同儲蓄類資產的情形相近。
4結論
我國居民家庭在對宏觀經濟形勢做出判斷的同時結合家庭內部特征來配置資產，當宏觀經濟環境發生改變時，將根據自己的預期來對資產配置做出相應的調整，以實現合理、有效的資產配置目標。文章以多元GARCH模型為框架，以預期通脹率為代表變量，并結合其他宏、微觀影響因素探究家庭多元化的資產配置行為。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運用卡爾曼濾波算法估計預期通脹率時，隨著產出缺口的不斷增大，近兩年內的月度預期通脹率呈現下降趨勢，分析預期通脹率對家庭耐用資產配置的影響時，發現預期通脹率會顯著地負向作用于住宅資產的配置。實際上，當預期通脹水平下降時，住宅資產的配置呈現上升趨勢。
第二，家庭在配置各項資產時，儲蓄類資產的配置比例最高，最后是收益類資產，表明我國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仍以儲蓄類為主。相比其他因素，GDP增長率對儲蓄類資產的負向影響最為顯著，利率和收入水平對收益類資產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預期通脹率對耐用資產的負向影響最為顯著。
第三，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發生改變時，居民配置儲蓄類和耐用類資產受外部因素影響反應迅速，波動持續時間較短，更快趨于平穩，而投資收益類資產時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波動會延續，持續較長時間。
綜上所述，隨著近年GDP增速放緩和經濟轉型升級，預期通脹率下降符合實際經濟狀況，它對房價呈現負向影響，值得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另一方面，儲蓄類資產在面對外部宏觀因素變化時將比收益類資產更快地做出反應，當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通過影響利率來影響居民配置收益類資產時，資金運用的變動會持續較長時間，居民應慎重考慮收益類資產的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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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2
農業保險模式的選擇是一個國際性難題，它并非單純的保險業問題，而是涉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農業政策、農業與其他部門或產業的關系甚至各級政府責任劃分等，這些因素如果協調得好，就能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一個比較有利的環境和前提條件。因此，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通過立法手段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復雜利益關系進行綜合協調的過程。我們必須進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類型。任何一種或幾種模式的選擇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發展中的所有問題，這需要立法的不斷推進。
一、農業保險法定模式選擇的考量因素
縱觀中外農業保險法律制度變遷史，我們發現，農業保險法定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農業保險自身特點
農業保險具有風險的可保性差、交易費用高、產品的準公共物品屬性等鮮明特點，這些特點對農業保險模式的選擇會產生重要影響。農業風險的可保性差使保險組織與投保農戶在農業保險市場上難以自發成交，從而決定了農業保險不能全盤照搬一般商業保險的模式。由經營技術難度高、逆選擇與道德風險特別嚴重等多種因素引起的農業保險產品的交易費用過高，決定了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應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為一項重要標準，并以組織制度和運行制度的創新為基本原則之一。此外，農業保險產品的準公共物品屬性使政府對農業保險市場的干預成為必要，這決定了政府主導或支持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應是各國農業保險模式的理想選擇。
(二)宏觀社會經濟政策
一方面，宏觀社會福利政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會產生重要影響。發達國家將農業保險作為農村社會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農業保險的政策性很強;發展中國家視農業保險為農業自然災害損失補償政策的一部分，故農業保險的政策性顯得相對較弱。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也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的影響、農業產業政策的影響和外貿政策的影響。如在外貿政策的影響方面，根據WTO規則，政府不可以依黃箱政策對農產品進行直接補貼，但可以依綠箱政策對農業保險實施補貼，并向農業生產者提供與產量無關的收入補貼以支持農業?，F在，許多WTO成員國正在充分利用這一綠箱政策，在國內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財稅扶持為核心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農業保險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顯。
(三)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體現為該國或該地區政府財政收人和國民人均收人狀況，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政府財政收人就越好，國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則相反。由于農業保險具有準公共物品屬性，其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農業保險補貼支持，同時農戶也須采取“選擇性進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費才能享受相應服務，而不同農業保險模式對政府支持能力和農戶付費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別，因而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國際比較角度看，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特別是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間經濟實力差距大，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也就千差萬別。而在一國內部，亦可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同狀況，選擇多樣化的農業保險法定模式。我國東、中、西部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均衡，是此類混合式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實踐經驗和教訓
在已制定實施農業保險法的國家和地區，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既可能深受該國或該地區相關實踐經驗和教訓的影響，也可能受他國或他地區相關實踐經驗和教訓的一定影響。以加拿大為例，在1959年聯邦政府通過《聯邦農作物保險法》之前的20多年時間里，雖然該國沒有開辦農作物保險，但有一些與保險的功能相似的為因災受損的農場提供經濟補償的政策項目，這些政策項目在實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許多不足。這些源于國內的寶貴經驗和教訓，為<聯邦農作物保險法》的制定與實施打下了一定的實踐基礎。此外，促使該國政府下決心舉辦農業保險，也與其鄰國美國20多年試驗農作物保險所提供的較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有關。
(五)經濟學理論
經濟學理論在一定時期內對國家經濟生活總是會表現出相應的杠桿指導作用，這點在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中也不例外。相關的經濟學理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指導作用。美國農業保險理論認為，要取得農作物保險的成功，此類保險必須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統計資料。受此觀點影響，美國政府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十分慎重，在1938年開辦農作物保險之前已對1900年一1938年的災害損失進行系統科學的分析，對擬采取的模式進行了可行性論證，1938年《聯邦農作物保險法》獲得通過后，該國政府就設立了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負責設計、維持和完善農作物保險制度。德國及其他一些西歐國家農經學界，從19世紀以來就一直認為農作物一切險是不能成立的。受該理論影響，西歐除少數國家(如法國、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發展一切險農作物保險。
二、外國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具體選擇
受上述諸因素的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場為主導的商業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類。從保險體制和組織機構的角度來看，農業保險模式又大致可細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保險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3
“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宏觀經濟政策導向甫定。減稅降費作為多項決策中的亮點之一，拉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序幕。
長期以來，宏觀調控相對偏重需求側管理，財政政策則習慣于通過擴大支出和政府投資來刺激經濟。但在當前宏觀經濟新常態下，財政支出難有太大的增量空間，這是不爭的事實。
中央適時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思路，是著眼于穩定經濟增長和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殺手锏。
減稅降費，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環，其著力點在于降低企業成本，增強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發展后勁;降低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減稅降費，千頭萬緒，從何入手？中央主要提出四策。
第一，加快增值稅改革步伐。營改增改革既是減稅措施，也是統一商品貨物稅制、消除流轉環節重復征稅的重大稅制改革。因此，2016年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等行業已被納入營改增試點范圍。在此基礎上，簡并稅率，適當降低增值稅基本稅率，將節省企業成本，提高中國制造產品的競爭力。
第二，加大對創新創業的稅收扶持力度。進一步完善鼓勵科技創新的各項稅收政策，加大稅收減免、費用扣除與抵免、加速折舊等政策優惠力度，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轉變。完善在增值稅、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方面，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第三，正稅清費。目前，企業的稅外負擔較重，許多收費項目往往與行政審批事項聯在一起。進一步清理各種不合理、不合規、不必要收費，是減稅的應有之義。同時，要結合政府簡政放權改革，建立政府“正面清單”和市場“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第四，降低社會保險費率。在2015年降低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再次降低社會保險費綜合負擔，完善社會保險制度?？蛇m度降低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的征繳費率，在減輕企業負擔的同時，提高企業和就業者參保的積極性，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
鑒于生育保險與醫療保險的性質相似，可探索合并為醫療保險。
減稅降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減稅之余，不可忽視稅制完善和稅制結構調整。
保險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4
互聯網對媒體、零售、銀行以及我們整個生活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與汽車或者火車這兩項發明一樣，現代通信對我們的流動性產生了極大影響。但信息技術并沒有對生產率產生更大的影響，原因或許與我們衡量生產率的方式有關，而非信息技術本身的緣故。
那么，證券化信貸的長期影響又將如何呢？在《金融狂熱潮簡史》一書中，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沮喪地宣稱，金融對于創新沒有幫助，完全沒有。他表示，裝扮成創新的東西，歸根結底不過是以一些資產作為擔保的信貸。人們可以將其重新打包，橫向或者縱向切割，再進行打包，然后起個其他名字，但歸根結底就是有人欠別人的錢。如果這一市場繁榮起來，人們可以將證券化資產押注，而這是源于繁榮。加爾布雷斯的觀點值得認真討論。
一個現代金融市場的宏觀經濟功能是提供流動性、聚合信息并分擔風險。在信貸業務繁榮期間，支持者宣稱，抵押債務證券(CDO)等產品將有助于把信貸風險分散在經濟中。盡管從技術上講這是正確的，但它們分散風險的方式卻不恰當。它們不但沒有將風險分散給最具承受能力的人，反而將其分散給那些將其放至最大的機構――銀行。
聚合信息也沒有像原先計劃的那樣發揮作用。多數信貸市場產品都很不透明。而有關流動性的說法似乎也只在經濟繁榮期間成立。由于繁榮―衰退的交替對經濟的破壞極大，因此時至今日，現代信貸市場在宏觀經濟方面的凈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其負面影響可能會變得更大。
但筆者仍然懷疑，從長期角度看加爾布雷斯的說法是錯誤的。一個運轉正常、具備適當風險共擔和信息流動的金融市場應具有積極作用。如果沒有它，風險投資和私人股本的融資來源將會減少。從理論上講，次級抵押貸款――一種使貧困家庭在無需信用記錄的情況下為其房屋籌資――的想法也沒什么錯誤，只要交易各方充分理解風險，同時抵押貸款發放機構在發生貸款拖欠時承擔一些責任。
盡管這些條件在信貸業務繁榮期間都不存在，這些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一個建議是，迫使銀行保留部分特別目的載體(SPV)的權益類證券。對抵押貸款發放機構進行更加具體的監管也是可取的。布蘭迪斯大學史蒂芬?切凱蒂提出的另一個有趣的想法是，將部分信貸業務轉移到合適的交易所中。一旦這個市場經過改革，它可能在宏觀經濟方面產生讓人難以預料的影響。
如果存在此種影響，它將會有多大呢？即便信貸熱潮是一場真正的創新，它可能也無法與信息技術革命相提并論。金融市場中的許多創新不像看起來那么新。長時間以來，我們一直在將抵押貸款重新打包為債務工具――或是作為抵押擔保證券，或是備兌債券。所謂新意，是我們在將這些證券重新打包為更為復雜的產品，而它們又被重新打包為甚至還要復雜的結構。在這一周期中的每一步，其邊際宏觀經濟效益可能會遞減。
保險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5
保險的三項功能理論是對保險實踐的新認識、新概括，也是保險實踐的新起點。加強對現代保險功能的理論研究，深化對保險功能的認識，可以對保險業創新產品和服務、拓寬新的發展領域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使保險業在更深層次、更廣領域參與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中去。
二是現代保險發展理論。我國保險業已經進入到統籌規劃、整體推進的階段。要使保險業加快發展、做大做強，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保險發展模式，必須要有一個中長期發展規劃，對保險業的發展進行統籌考慮和長遠謀劃。通過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提出我國保險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進一步明確保險業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
三是現代保險監管理論。保險監管如何適應我國政府職能和行政體制的轉變，適應我國保險業發展的現狀與趨勢，如何建立現代保險監管體制，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保險監管理論，是當前一項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現代保險監管理論研究要在保險監管的目標模式、組織體系、方法體系、法律體系和監管合作等方面取得進展，推動保險監管實踐的發展。
四是保險業發展的政策支持理論。從目前我國保險業發展現狀看，在養老保險、健康保險、責任保險等許多方面都需要國家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這就需要大家運用制度經濟學觀點和研究方法，對國家政策支持的必要性、作用、具體方式等進行深入研究，為政府出臺相應政策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為保險業發展創造較好的政策環境。
當前，在加強上述保險基本理論研究的同時，還應針對三個熱點問題積極開展研究。
一是保險業如何為“三農”服務問題。農業保險有利于防范農業風險，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農村養老以及醫療保險等，也需要保險業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在這些方面，保險業責無旁貸。而如何搞好服務，迫切需要保險理論進行研究探討，為農業保險實踐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
保險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6
關鍵詞：政策性銀行；風險；內部控制；有效監管
一、政策性銀行的現狀分析
政策性銀行（Policy Bank），是指由政府創立、參股或保證的，不以營利為目的，專門為貫徹、配合政府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在特定的業務領域內，直接或者間接地從事政策性融資活動，充當政府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專門金融機構。①政策性銀行是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政策性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銀行、政策性保險公司、政策性投資公司等，其中政策性銀行是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體。②
在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分為政策性銀行和政策性保險公司，主要由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構成，其中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我國唯一的政策性保險公司。而政策性銀行是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構成了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體。
（一）政策性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應然作用
首先，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主要體現為：一是融資主體無法承擔高額商業貸款利息，二是融資主體不容易得到貸款，三是商業性金融機構無法承擔長期貸款的風險。這些是商業性金融無法承擔的，需要政策性金融來彌補金融市場上的缺位。
其次，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政府失靈。對這些國家急需發展的相關產業和產品，是財政所不能及的，財政通過行政手段對相關產業和產品的支持不符合市場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所以，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政策性銀行的特殊職能主要包括：根據宏觀調控的要求，執行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以直接的資金投放或間接地吸引其他金融機構從事符合宏觀經濟政策的放款，進而發揮其首倡、引導功能，引導資金的流向；③補充和完善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業的投資與信用體系。
（二）政策性銀行的制度缺陷
我國于1994年由國家出資設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以保本微利為原則，在特定領域從事專業性或開發性的政策性金融業務，為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在政策性金融領域，目前我國政策性銀行在運行當中暴露出了許多問題。
1.在立法上，缺乏在法律層面對政策性銀行進行定位、保障和監管制度。自政策性銀行完成組建并開始運作以來，我國尚未完成政策性銀行立法?，F行政策性銀行業務的開展以及國家對政策性銀行進行管理和規制大多參照《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章以及政策性銀行各自的銀行章程和內部規定，缺乏較高位階和較高法律效力的制度規范。
2.國家干預色彩較為濃重，過度排除市場機制，致使政策性銀行獨立企業法人的地位弱化。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就無法明確界定政策性金融業務統一標準，只能是針對個案進行分析界定，這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對政策性銀行監管的有效性，同時也決定了不得不通過具體行政行為對政策性金融業務進行規范和指導。
3.政策性業務萎縮，經營業績較低，政策性銀行面臨資金流動和資本充足的困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逐步發展，金融行業的資金供求關系也在發生著巨大、深刻的變化。此時政府主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引導市場主體的運作，商業銀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策性銀行對特定領域、特定產業的資金融通，因而政策性金融業務總量有所下降，這種嚴峻的形勢越來越突出地擺在當前政策性金融機構面前。
4.在內部業務上，由于政策性銀行的內控機制不健全、業務管理體制不適宜、職能關系扭曲，使政策性金融業務與商業性金融業務混同，造成了監管上的難題，給政策性銀行帶來了巨大的潛在經營風險。
二、政策性銀行的運行模式
鑒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政策性銀行改革的具體情況，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什么是政策性銀行改革。所謂政策性銀行改革，不應被簡單地理解為使銀行性質由政策性銀行轉變為商業銀行的變革。而是應該理解為，把政策性銀行的運行模式由單純或者主要依靠國家信用進行政策性金融業務拓展為在此基礎上，通過完善風險監管體制、夯實資本充足率，本著保本微利的原則，在完善雙賬模式的前提下，有限度地開拓相關的資本市場業務，適當地拓寬利潤渠道，以此來作為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支撐，減少對國家財政的依賴，即通過一定限度內的市場化運作，來進一步支撐和完善其政策性金融業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金來源
政策性銀行的資金來源渠道和形式應當多樣化，更多地面向市場發行金融債券融資，除了國家財政，更廣泛的運用社會資金，使有限的國家財政在更大范圍內發揮更大的作用，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政策性銀行的業務應當有所拓展，不斷擴大業務范圍，在從事政策性金融業務的同時兼營與其相關的商業性金融業務，使其資產中的短期資產和長期資產的比例合適，這樣其現金流的情況和對風險的分配上也能合理很多。同時擴大政策性銀行的商業性金融業務也能使其市場意識得到較好的提升，通過市場化運作手段，也可以實現其多樣化的經營目標。
同時，采取加大金融債券的發行，是一個重要的拓展資金來源和增強流動性的方式，那么最重要、最根本的更是要夯實政策性銀行的核心資本，這是基礎、前提。
2.資金運用
資金運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策性銀行踐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貸款投向指標，如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例，貸款投向指標具體分為資本性貨物出口信貸、一般機電產品出口信貸、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信貸和其他產品出口信貸。這些具體的資金運用就是在執行國家宏觀調控職能的過程。
在堅持以公共性原則、政策性原則、低利性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外，政策性銀行的資金運用應當多元化，適當拓寬資金投放渠道，完善資金運用的利益補償機制，保持資本充足率。政策性銀行應繼續實踐分賬模式下的兼營政策性金融業務和與政策性金融業務相關聯的商業性金融業務。
政策性貸款的范圍是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變化的，在某個特定時期里，某個產業或某種產品會成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對象，隨著經濟的發展，也許在某個未來的時點上，此產業或產品成熟壯大后，就沒有必要再成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對象，這樣的壯年產業或成熟產品完全可以通過市場途徑完成其融資過程。
3.資金管理
鑒于目前的情況和改革的形勢，政策性銀行應當分賬管理，劃分政策性金融業務賬戶和商業性金融業務賬戶。分賬管理有助于體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有助于強化政策性銀行的獨立法人地位。
在分賬管理的基礎上，建立、健全有效的隔離機制，防止商業性金融業務的不良資產轉嫁于政策性金融之中，防止政策性金融業務侵占商業性金融業務而帶來的腐敗等道德風險。
4.治理結構
建立、健全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等公司治理結構，引入、完善政策性銀行的獨立董事制度，發揮獨立董事制度在政策性銀行中對專業性業務工作的作用；強化監事會的作用，合理協調獨立董事與監事會作用。政策性銀行的決策應由其股東會和董事會做出，其它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涉。理順國家作為出資人與政策性銀行獨立法人地位的關系。
三、政策性銀行的有效監管
政策性銀行與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有著本質的不同和顯著的區別。因而，運行模式的選擇、監管制度的運用、對政策性銀行的調控和規制也應“因地制宜”。
（一）內部監管
目前，應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考核機制，考核時，機構考核和業務考核分開進行。一種考核是微觀經濟效益考核，主要是針對某個政策性業務，針對盈利水平、風險水平等因素；另一種考核是社會經濟效益考核，就是要考核政策性銀行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情況，就是對具體宏觀調控職能行使的效果的績效考核，這相對于前者是個比較宏觀、抽象、難以把握的一個概念。
1.合規性檢查
合規性檢查內容主要包括業務經營合規性、資產合規性、負債合規性、結算合規性、利率政策執行等方面。由于政策性銀行的運行涉及政策性金融業務和商業性金融業務，其合規性監管應著重于分賬監管模式下資產、負債的合規性，如何建立健全并完善分賬管理模式是合規性監管的重中之重。
由于商業性金融業務會帶來遠遠高于政策性金融業務的經濟效益，政策性銀行很容易會在本位主義的利益驅動下，將政策性金融業務轉化成商業性金融業務來攫取更大的利潤，或者將商業性金融業務轉化成政策性金融業務以攫取來自融資人的賄賂。這種道德風險是有過前車之鑒的，尤其在政策性銀行涉足更多的商業性金融業務的情況下，更是今后對政策性銀行監管的重點。
2.管理與內部控制檢查
管理與內控是任何企業都必須重視的，政策性銀行作為獨立法人，也一樣無法回避管理與內控環節。政策性銀行的管理與內控應著眼于資金運營管理、項目管理、其他業務管理等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內控監督管理體制，按照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內部監管，發揮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內控監管的預警體制，劃分一般性差錯、違規操作、違法違紀的分級監管體制，進而預防和減少操作風險和道德風險的發生。
3.財務收支以及經營成果真實性檢查
對財務以及經營的真實性、合規性檢查應切實由監事會承擔。由于在經營過程中，業務操作、分賬執行都是在銀行內部的行政管理層的運行之下，所以對財務和經營的內部檢查制度應由獨立于董事會和高管層的監事會來承擔才更能起到內部監督的效果。
4.其他風險監管
由于政策性銀行的特殊性，其風險性遠遠高于普通商業銀行。首先，在符合貸款投向合規、資產安全的前提下拓寬政策性銀行的融資渠道，通過立法完善政策性銀行的融資渠道；其次，建立健全利益補償機制，在保本微利的經營過程中，要不斷完善利益補償機制，來保障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比例、流動性等指標；第三，建立健全資金回收保障體系，鑒于政策性金融業務期限長、高風險，在企業內控中強化資金回收保障仍然是第一道風險防線，而外部監管僅僅是在內控之后，起著第二道防火墻的作用。第四，完善信息的綜合分布與金融風險綜合評價，信貸評級制度進入到分賬管理，有效對分賬管理進行評價和分析。
（二）外部監管
政策性銀行的外部監管主要體現在政府、國家審計部門、中央銀行、銀行業監管機構對政策性銀行的監管。對于政策性銀行的外部監管應做到協調、配合、統一。銀監會的監管主要著重在內部控制，由于政策性銀行涉及政策性金融業務與商業性金融業務以及國家在相關領域的特殊優惠政策，極易形成腐敗等道德風險。中國人民銀行對政策性銀行的監管主要應著眼于安全性、流動性和對資金的投放方向以及本息的清償的角度，在關注信貸安全性的基礎上，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而不能不計成本效益地盲目從事業務，否則無異于財政支出。國家審計署應對政策性銀行進行定期審計與不定期審計，對政策性銀行財務進行外部審計監督。
四、結語
我國的政策性銀行改革首先應明確政策性銀行的法律地位，加快政策性銀行的立法進程；其次，在堅持政策性銀行的性質不變的前提下，在發揮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同時，建立、健全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等，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在運行機制，尤其要強化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作用，并尋求二者的協調，使其在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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