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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1
【關鍵字】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對一個國家來講，它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出于協調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是出于穩定物價、擴大就業的需要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參與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場失靈在所難免。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正常運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
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宏觀政策的選擇與應用上。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改進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來制定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等。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含義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對稅收、政府購買、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整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國民收入和產出的政策措施。財政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支減收，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收減支。
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為例，它發揮作用的傳導過程是：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轉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資津貼來實現。假設增加政府購買，政府購買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總支出（Y = C+I+G+X-M， G，Y）；而當產品市場均衡時，總收入應該等于總支出，由此，總收入也增加。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引起國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實施同時也會產生反作用：當國民收入增加時，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預防需求隨之增加，在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投機需求就必須減少，而投機需求與利率是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為投資的成本，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而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支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購買增加導致私人投資減少的作用，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擠出效應”。同理，政府運用另外兩個工具，即稅收和轉移支付，其變化會引起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而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又影響了整個支出與收入。當然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3.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IS和LM線密切相關。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LM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無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LM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有效。
擠出效應也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因素之一。當擠出效應效果大時，貨幣政策不明顯；擠出效應小，則效果明顯。擠出效應體現在圖形上就是IS與LM線的斜率，IS線平緩，LM線陡峭，代表著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因而擠出效應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在本質上仍可歸結為IS和LM線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含義。貨幣政策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整來改變利率，進而影響國民收入與產出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分為兩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增加貨幣供給量（放松銀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減少貨幣供給量（緊縮銀根）。具體實施時，央行可以通過調整（再）貼現率，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例，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傳導作用是：當央行擴大貨幣供給量，利率就會隨之下降，以利率為成本的投資便會增長，從而拉動總支出，使總收入增加（Ms，i，I，Y）。與財政政策相似，貨幣政策的實施同樣具有反作用：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導致人們手中的錢增多，從而交易預防需求增加，交易預防需求與收入是正相關的，因此貨幣需求也增加，貨幣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導致私人投資下降，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之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同樣取決于IS與LM線。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不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不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IS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有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IS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綜上，從直觀角度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與IS線及LM線的斜率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若一國IS曲線比較陡峭，而LM曲線比較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線平坦，而LM曲線陡峭，則貨幣政策效果好。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實踐性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實踐性問題：
1.執行政策的時機問題。從理論上講，執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時一般執行擴張性的政策，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的政策。而實際執行過程中，即前面所述的傳導過程，在實際經濟中真正發揮作用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從政府意識到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到制定政策再到實施政策及政策發揮效果，其間存在時滯。每個國家都有經濟低谷與高峰交替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在經濟低谷時執行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政策時滯時間長，經濟已經向高峰邁進的時候才充分發揮作用，那么擴張性的政策將推動經濟的過熱，這違背了政策實施的初衷。因此，準確地預測好時滯，把握好政策實行的時機，非常重要。
2.執行政策的綜合運用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往往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過度使用其中一種而忽略另一種的作用。如片面強調財政政策，通過過多的政府支出來調節經濟，忽視相應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往往會造成人為的經濟失衡。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不夠健全。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的傳導機制的作用發揮緩慢，政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4.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利率機制的調節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監管水平低，政策的實施效果有時會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如貨幣政策效果會因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而變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難以避免等。
四、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的建議
1.政府盡可能的提高決策的效率，減少各環節占用的時間，盡量減少時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提高經濟調控的效果。
2.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更有助于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蕭條的時候，政府會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來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拉動經濟，同時會采取較為溫和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防止政府拉動經濟可能帶來的通脹。
3.改善微觀基礎。健康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減少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使政策效果更為充分地發揮。因此，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就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同時要優化經濟結構，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內，通過最初政策變量的改變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4. 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場，是實施有效地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在前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市場上諸多因素如利率等對于政策實施效果有著顯著影響。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市場化的利率機制，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充分發揮調節作用，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注重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使金融市場向著完善、穩定的方向發展，保障政策實施的健康環境。
5. 提高、刺激消費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中，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拉動國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覷，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費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們最終是否會增加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這些是加強消費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消費領域。
總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必須要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與思考。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三版，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
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2
關鍵詞：經濟結構；財政政策；有效性
JEL分類號：H32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11)11-0005-04
隨著CPI漲幅回落，通脹壓力趨于緩解，國內政府開始強化使用財政政策工具來調整經濟結構，今年10月相繼推出三項財政政策改革：原油天然氣率先從價計征資源稅、滬浙粵深四省市獲準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上海交通運輸業和現代服務業試點營業稅改增值稅.同時還啟動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
一、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整作用
著眼于總量調控的貨幣政策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對實體經濟產生間接影響，有利于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有利于控制和保持物價水平穩定。與之相比，財政政策可以直接影響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在產業結構調整、內需拉動方面會更加有效。
1、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有政策支持、技術進步、市場需求等，但核心動力是企業的主動投資。是企業自發地成為經濟轉型的主體。財稅政策就是推動企業轉變投資方面的重要工具。
從稅收對企業的影響來看，任何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稅收措施，都會刺激企業的投資意愿、加大投資力度；反之則會抑制企業的投資行為。如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經濟轉型的愛爾蘭，因本土資源缺乏，決定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愛爾蘭政府推出了很多支持措施，其中的一個關鍵性政策就是極其優惠的公司所得稅。從2003年起，愛爾蘭政府對所有企業實行12.5％的所得稅優惠，并不再征收其他地方稅。低稅率政策吸引了微軟、英特爾、谷歌等一大批全球高新技術企業。
此外，加速折舊、投資減免政策也會促使企業增加投資。二戰后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企業實行了包括特別折舊在內的一系列稅收優惠。1951年的《租稅特別措施法》規定，鋼鐵業特定設備的折舊率在3年內可比一般折舊率提高50％：1952年的《企業合理化促進法》又使鋼鐵業享受到新的折舊優惠，即特定設備在購入后的第一年內按購入價格的50％進行折舊；1961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機械設備的法定使用年限(平均縮短20％)，這些優惠措施對鼓勵企業投資起到了積極作用。1964年，日本的粗鋼產量比1950年增加了8.22倍，名列世界第三。
除發揮稅收的杠桿調節作用外，政府還可以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等多種手段來改善投資環境、改變企業對未來收益的預期，從而引導企業加大對高新技術等戰略性產業的資源投入。例如，日本投資1.3萬億日元建設筑波科學城，德國政府投資1.9億馬克建設高科技園區。
產業結構升級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淘汰落后產能。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時，通過市場化方式來迫使落后產能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如適當提高對落后產能企業產品的稅收。企業成本增加、收益減少.迫使企業逐步減少產量并轉向投資生產其他成本相對較低，收益相對較高的產品。很多國家和地區征收環境稅以推動產業從高污染高耗能向節能環保型轉變，如馬來西亞為普及無鉛汽油，調整了汽車燃油稅，使含鉛汽油的價格比無鉛汽油高2％。
2、促進消費、拉動內需。
國內經濟結構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消費不足。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逐年下降(見表1)。
居民消費支出取決于其收入，稅收是調節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尤其是邊際稅率遞增的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的影響最大。個人所得稅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水平。各國政府為了刺激居民消費，通常會考慮減稅。由于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減稅的重點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同時，利息稅、遺產稅等財產稅會使未來的消費價格顯得更加昂貴，有利于刺激人們增加當前的消費。此外，流轉稅、資源稅會轉嫁給消費者，造成物價水平的上漲和居民實際購買力的下降，也會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支出。
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刺激國內內需.2009年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汽車行業的政策，包括汽車行業調整振興規劃、汽車下鄉和鼓勵家電、汽車“以舊換新”等政策。這類補貼政策相當于增加了居民的當期收入.有效刺激了居民的消費需求。通常每年三季度是汽車銷售淡季，但2009年三季度一改往年淡季走勢，汽車銷量同比增長74％，且增速較二季度提升42個百分點z。
當政府增加對文教衛等民生方面的消費性支出時，可以改變居民對教育、醫療等未來大額剛性支出的預期，在當期收人不變的情況下，刺激居民增加即期消費，反之居民會減少即期消費，提高儲蓄比例。
二、影響財政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財政政策是否有效，首先取決于選取的財政政策工具或各種工具的組合是否恰當。也就是在政府預算約束下，財政收支的規模及其結構是否合理。例如，同樣是為二戰籌集資金，英國和美國就選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當時的英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認為企業投資對所得稅稅率并不敏感，且發行公債不利于政府財政平衡，主要借用提高企業所得稅的方式來籌資，；美國實行了相對溫和的稅收政策，發行公債是主要籌資方式。當政府用發債來彌補赤字時，穩定的稅收政策可以避免企業成本增加，使企業保持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有利于經濟的恢復。不同的財政政策導致英美兩個國家在二戰及戰后經濟發展的速度差異甚大。
其次，財政政策有效性取決于傳導機制是否順暢。財政政策傳導機制是指政府借助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通過收入分配、貨幣供給和價格等變量，來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消費、投資行為，以達到勞動、產品和資本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從而實現預設的政策目標(見圖1)。
在財政政策傳導機制中，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居民)能否按照政策預設的方向改變自己的行為以及行為改變的周期和程度，是影響財政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
凱恩斯乘數理論表明，居民消費傾向對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起著關鍵作用。微觀主體行為改變除受邊際消費傾向影響外，還受到預算的約束和制度的約束。
邊際消費傾向低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高，而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低，政府通過稅收、財政補貼對居民收入進行再分配，進而影響全社會的消費傾向。但在總收入既定時，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變得越低，且整個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會被拉低。從2000年到2009年.我國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從1：2.79擴大到1：3.33。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我國存在結構性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
若財政政策工具無法改變微觀主體(企業和居
民)預算，該政策工具對企業和居民行為的影響就會失效。理論上，個人所得稅稅率的降低會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增加當前消費，2011年9月國內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并壓縮了稅率檔次，但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環境下，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些剛性支出使居民始終存在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個人所得稅調整對居民消費促進作用并不明顯。
制度調整通常滯后于社會經濟環境變化，原有制度的慣性作用可能使新的調控政策難以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實施后，理論上，企業和個人應該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向來調整投資和消費行為，但現有的制度安排可能會增加他們未來的不確定性，弱化政策的激勵作用。2009年政府啟動四萬億元投資以刺激內需、拉動經濟，但政府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銀行貸款主要流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不但被限制進入很多領域且得不到銀行貸款的支持，結果是國進民退和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進一步惡化。一般認為，制度約束存在于市場機制不成熟的國家。但就正處于債務危機的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來說，現有的福利制度(高福利支出)對提高稅率、縮減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也形成了制度約束。
最后，外部環境的變化會改變企業和個人的預期.影響其投資與消費決策，從而影響到政策效果，因為理性的個體或企業面對政策釋放的信號，總是會預測政府隨后將推出的政策后，才決定其行為調整的方向和方式。
三、對財政政策有效性的進一步思考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這對運用財政政策工具調整經濟結構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在這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
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3
美國的聯邦政府財政政策主要由財政部起草，總統府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也參與制定預算、稅收和財政等政策。美國運用財政政策調控的經驗：
1、主要運用稅收手段進行調節。每當經濟蕭條時，為了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就實施減稅政策，減稅的手段包括降低稅率和縮小稅基（如提高起征點、增加免稅額等）。里根執政的20世紀80年代，為了刺激經濟發展，實施了大幅度減稅措施；小布什執政以來，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兩次提出了以減稅為核心的經濟刺激計劃，按照該計劃，美國10年內的減稅總額高達15000億美元。每當經濟增長過快出現過熱苗頭時，為了抑制經濟過熱或減少財政赤字，政府就實施增稅政策，增稅的手段包括提高稅率或擴大稅基（如降低稅收起征點、減少或取消免稅額）?？肆诸D執政時期，為減少政府財政赤字，保證美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曾將應納稅收入在14萬美元以上的夫妻聯合申報家庭（單身納稅人應稅收入在11．5萬美元以上）的邊際稅率從31％提高到36％，同時規定應稅收入超過25萬美元以上的部分適用39．6％的最高邊際稅率。此外，為了支持某個產業發展，美國也會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但是美國政府通常不用稅收優惠來招商引資。
2、嚴格依法管理財政預算。美國的聯邦財政預算由總統府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負責編制，報經國會批準。財政預算經國會批準后，財政部可根據經濟情況進行微調，但是財政預算支出結構的任何調整都由國會決定，無權變更。
3、政府對發行國債持審慎態度。美國政府對發債很審慎，主要根據財政收支預期進行，每年三月份公布政府的發債情況。美國決定發債是自動形成的，經濟好時政府就少發債；經濟不好時政府就多發債。不管政策制定者的意圖如何，當政府財政緊張時，總統必然要求發債，國會只要求財政部為滿足一定支出而融資，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4、財政政策長期發揮作用。在美國，不管是增稅、減稅還是調整預算收支的規模和結構，都要啟動繁瑣、嚴格的司法程序，必須經國會審批。因此，美國財政政策是長期的供給型政策。
5、面向全球發行國債，靠外國資本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和維持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多數年份美國都有財政赤字，美國彌補財政赤字的主要手段就是面向全球發行國債。目前美國40％的國債由外國投資者購買，日本和中國是主要的購買國。面向世界發行國債，美國不僅彌補了巨額的財政赤字，還通過資本項目的盈余來彌補經常項目的逆差，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
二、美國貨幣政策及其在宏觀調控中的運用
美國貨幣政策由美國中央銀行―――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獨立制定和執行，美聯儲的決策機構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它每年召開8次會議，研究通過貨幣政策調節需求，保持物價穩定。美國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的經驗：
1、貨幣政策目標明確。雖然從理論上講，美國貨幣政策目標有充分就業、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保持金融市場穩定等五個方面。但在實際宏觀調控中，美國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預防通貨膨脹，保持價格穩定。
2、主要使用利率杠桿進行調節。美國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就是調息。經濟過熱就加息，經濟疲軟就減息。比如，1994年當美國經濟出現過熱苗頭時，美聯儲在一年內連續7次提高利率，把聯邦利率從3％提高到6％，迫使當時的美國經濟降溫。1998年為防止世界金融動蕩造成對美國經濟的沖擊，美聯儲分別在1998年9月、10月、11月連續三次降低利率。2001年至2004年6月，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盡快恢復增長，連續10次調低聯邦基金利率，將其調至美國46年來的歷史最低點（1％）。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約翰?泰勒教授所說的：“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近年來美國情況特別好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帶來的價格穩定本身大概就使生產率得到提高……”。
3、建立靈敏高效完善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美國的利率調節之所以有效，首先是因為美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市場機制健全有效，利率的升降直接影響到企業和個人的利益；其次是美國信貸市場健全有效，金融機構向居民家庭發放了大量的消費信貸和住房抵押貸款。降低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益，還可以通過“借新還舊”維持高消費；提高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損，消費需求馬上下降。
4、實行信貸資產證券化。1968年美國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貸款債券。1983年又設計發行了抵押保證債券。1990年美國3萬多億美元末償還的住宅抵押貸款中，50％以上實現了證券化。信貸資產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不僅溝通了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疏通了貨幣政策傳導途徑，還有效解決了銀行“短存長貸”的矛盾，分散了房地產市場和銀行信貸風險，維護了金融穩定。
三、美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協調配合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需要協調配合。財政政策實施作用大、速度快和預測性強，但決策時間比較長，必須經過立法和國會審批等程序，有時候其決策的時滯會使政策實施趕不上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貨幣政策決策快、獨立性強，受政治干擾小。財政政策作用的主要對象是消費支出，特別是稅收政策主要影響消費；而貨幣政策作用的主要對象則是資本支出，影響主要體現在投資方面。所以，只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互相搭配、協調配合，才能取長補短，實現預期的宏觀調控目標。美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比較好，二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財政政策主要解決經濟長期增長問題，貨幣政策主要調節短期經濟波動。解決經濟蕭條問題，通常以財政減稅政策為主；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通常以緊縮的貨幣政策為主。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之間建立有協調機制，財政部長和美聯儲主席經常會面共商經濟大計，財長提出貨幣政策建議很慎重，以使中央銀行保持獨立性；美聯儲盡管獨立性很強，在決策時也要考慮對財政政策的影響。
2、美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同向搭配，包括“雙松”搭配和“雙緊”搭配。另一種是逆向搭配，包括“松緊”搭配（即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的配合）和“緊松”搭配（即緊縮性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搭配）。在美國宏觀經濟調控中，“松緊”搭配的政策是經常被采用的。
四、美國宏觀調控對我國的啟示
1、根據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制定宏觀調控目標。美國在不同時期實施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的核心依據是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的轉移。如在1945年至1968年，針對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美國政府把充分就業定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1969年至1980年，針對當時主要由于石油危機引發的物價攀升，美國政府把抑制通貨膨脹定為當時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采取了緊縮銀根等金融貨幣政策和法律措施；20世紀90年代，針對財政赤字嚴重，物價上漲較快的現實，美國把消滅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確定為宏觀調控目標。2001年以來，針對經濟增長緩慢，美國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以減稅為主要手段，以促進經濟盡快恢復增長為主的宏觀調控目標。借鑒美國宏觀調控經驗，首先應該根據我國各個時期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要求，相機制定宏觀調控目標。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制定宏觀調控目標，既要考慮當前經濟調控的需要，更要考慮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要求。
2、適當把握國債發行政策。不僅是美國，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都表明，財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經濟衰退，啟動經濟增長的長期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發行長期國債并不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稅收才是克服經濟衰退，擴大內需，啟動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最長期的財政政策手段。每當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經濟增長速度減慢時，美國歷屆政府首先采用的財政政策手段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減稅。反觀我國自1998年開始，已經實施了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以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拉動政府投資為主要政策工具。在當時擴大內需、啟動經濟增長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當前我國投資需求特別是民間投資已經啟動，還出現了鋼鐵、汽車、電解鋁、房地產等行業投資過熱現象；而且連續6年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已使我國財政風險有所聚集。在這種情況下，可考慮減少發行長期建設國債。
3、宏觀調控要高度重視并充分發揮稅收的作用。搞好宏觀調控要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作用。當務之急是要深入研究稅收理論與國外實踐，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和搞好宏觀調控的要求，深化我國稅收體制改革。一是要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穩步推進稅收改革。二是要統一各類企業稅收制度，特別是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稅收制度。三是要改革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將設備投資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四是要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簡化稅率級次。五是要在統一稅政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
4、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立有利于增加技術開發和促進社會發展的財政支出機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注重研究與開發、技術轉化和教育的投資，增加對新生產能力的投資，并運用競爭機制改善國家創新機制，取得了全球競爭優勢。日本由于忽視進入世界技術領先國家行列后的體制和結構調整，喪失了利用新技術創新成果推動經濟增長的機遇，使經濟陷入了長期衰退和停滯不前。因此，借鑒美國、日本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國宏觀調控要特別重視發揮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重要作用。當前，一要加強財政對高技術產業、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要增加農村地區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修路、治理環境等。三要增加有利于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支出，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四要增加擴大城鄉居民消費，促進經濟良性循環。
5、進一步完善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我國應該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同時，著重完善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此，一要加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后，我國分設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中央銀行不再直接監督管理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經營。由于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都是國務院直屬的正部級單位，中央銀行協調難度較大。因此要明確中央銀行對商業性金融機構的業務領導地位，金融監管機構也要考慮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信托投資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為現代金融企業。加快銀行業務創新改革，減少業務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調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體系，提高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水平。加快發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種，從總體上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發展貨幣市場基金賬戶，減輕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壓力。三是要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重點是存款利率市場化，發展利率套期業務，以減輕利率市場化后的商業銀行利率風險壓力。四是按照市場原則，相機抉擇，扎扎實實推進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五是深入研究我國當前條件下，利率、匯率和準備金手段的優點缺點，取長補短，搞好三者的協調配合，共同搞好宏觀調控。
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4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澹捎謁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訙往草x贛肫浞⑸璐形?，所以芯暽银嗅厷謾澳“惜贷”活R吧鞔畢窒?，货彼圑策对诊勦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灭?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5
關鍵詞：貨幣政策 效應 分析
開放經濟的發展伴隨著國際資本在國際間流動，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制約。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賴于外部因素，持續多年的國際收支順差，使外匯占款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張而逐漸成為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并逐步形成“人民幣升值”與“通貨膨脹”壓力并存狀況。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利用IS-LM-BP曲線全面闡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在經濟內外均衡調控中的運用，已逐漸成為分析經濟政策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其重要結論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本高度流動時，采取固定匯率制度安排，則貨幣政策無效；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安排，則貨幣有效。我國長期實行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對國際資本流動實行較為嚴格控制和管理，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逐步對外開放，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弱化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加上運營成本和金融風險遞增的約束，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本文擬從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實施的效應分析出發，探討貨幣政策實施效應弱化的原因，并提出優化貨幣政策的建議。
貨幣政策效應分析
（一）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中央銀行近期使用較多和頻繁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央銀行從2011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來，目前已經連續5次加息、8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再創新高。通常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商業銀行上繳的準備金增多，減少可用于放貸的資金，達到抑制過度放貸和控制過剩流動性的目的。另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還可以縮小貨幣乘數，調控貨幣供應量。從實際運作效果看，2011年前三季度M2增速為13%，余額78.74萬億元，同比增長13.0%，創下近7年來的新低，調控效果有所顯現，但通脹膨脹率短期仍處在高位。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縮減由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直接作用弱化，而主要是通過對貨幣乘數產生的影響來控制貨幣流動性，但央行完全控制貨幣乘數還受到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響。
我國外匯儲備近年來大幅增長（見表1），截止2011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31974.91億美元，同比增長30%。相應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也同步增長擴大，截至2011年8月末，我國外匯占款總額達252645.6億元（見表2）。依據貨幣供應量公式MS=Mb+m，貨幣供應量同時取決于基礎貨幣Mb和貨幣乘數m，理論上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可以降低貨幣乘數，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但實際上我國貨幣乘數幾年一直處于較高位置（見表3）。
貨幣乘數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現金漏損率、中央銀行存款率都是負相關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會引起貨幣乘數的變動，對狹義貨幣乘數的效應大，但對廣義貨幣乘數的效應較??；短期內，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繁調整并沒有對貨幣乘數產生影響。貨幣乘數的計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別代表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率和現金在存款中的比率。由此可見，貨幣乘數不僅受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影響，還受超額準備率和現金漏損率等非央行所能控制的因素影響。
實際上我國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普遍偏高，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需要支付利息，增加央行調控的財務成本，扭曲對商業銀行的調控功能，每次提高0.5個百分點對總的存款準備金率影響不大，只有連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以至緊縮銀行超額準備金中的大部分閑置資金，存款準備金率才能對貨幣乘數產生明顯影響。
（二）利率調整
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是我國“順經濟周期”所頻繁采用的一種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存貸款基準利率對貨幣市場的傳導效應是利率傳導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從理論上分析加息可以抑制通貨膨脹，調控貨幣供應量變化，然而在貸款利率浮動上限放開的狀況下，加息幅度偏小產生的實際效應并不大。由于我國利率傳導機制效應缺失，通過金融市場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利率難以有效引導存貸款利率。另外銀行放貸、企業投資行為的調整受到加息影響而存在時滯效應，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加息也更易吸引國際游資流入國內資本市場，加劇國內流動性的波動，匯率調控越加趨于困難。
此外，目前居民存在著較強的儲蓄偏好和銀行存貸差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間，但不斷加息必然會增加商業銀行的運營成本。同時中央銀行已經運用多種政策工具持續從緊貨幣供給量，資金融通緊張的情況已經凸顯，如果中央銀行再提高基準利率，將進一步提高資金融通的成本，使企業處于更加困難的境地。
（三）發行央行票據
2011年1-10月已累計發行央行票據1.173萬億元。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央行票據，在面對基礎貨幣持續剛性增長，其對沖功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央行票據發行短期會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但到期兌付卻會使貨幣供應量短期反彈，而且央行對央行票據支付一定的利息其實也是一種基礎貨幣的發行過程，在規模很小的情形下，發行央行票據回籠的貨幣量多于到期兌付的貨幣量時，才會顯現一定效應，如央行發行票據累計至一定規模，出現到期兌付央行票據利息的貨幣量多于發行回籠的貨幣量，發行央行票據短期調控失效。
目前央行發行票據的時間周期多為3個月、1年，具有短期回轉、靈活性強的特點，政策效應持久性較弱。另外當商業銀行資金短缺，可以在債券市場上出售央行票據以增加流動性，以及央行要吸引商業銀行購買必須提高央行票據收益率，將加大央行回籠貨幣的成本，同時利率的上升會使央行票據市場價格趨于下降，增加發行困難，這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央行票據的調控效應。
貨幣政策實施效應弱化的原因
（一）貨幣政策目標多樣化難以兼顧內外均衡
通常一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為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根據政策配合的“丁伯根”原則與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原則”等理論，不同的政策目標應由不同的政策調控手段來實現。另外貨幣量增加是由經濟社會內部因生產和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對貨幣的需求所決定，本身就具有內生性，貨幣政策的目標也就難以兼顧推動經濟增長和促進充分就業。在克魯格曼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資金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的“三元悖論”中，優化選擇目標，重點看中央銀行政策取向。我國貨幣政策實際運行過程中，注重經濟增長的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在兼顧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雙重目標的同時，更偏重于經濟增長，而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無論偏重于經濟增長，還是穩定國內物價和匯率，都會削弱貨幣政策效應。
（二）貨幣傳導機制的運行障礙
貨幣政策不能直接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需要通過一定中介來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凱恩斯主義認為，利率是整個傳導機制的核心。但實際上我國現階段利率市場化程度很低，同時利率與投資、物價之間的相關性顯著，與消費相關性微弱，貨幣需求和投資對利率的變動并不敏感。雖然利率對投資和貨幣需求的誘導作用始終客觀存在，但現存利率機制下用凱恩斯學派觀點來發揮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認為，當貨幣供應量供過于求時，可通過公眾的多余現金余額支出變動來影響支出和收入，但貨幣供應量難測難控，若社會居民新增貨幣只增加居民儲蓄，就不可能增加需求，自然短期也不會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用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國際貨幣流動性過剩與貨幣政策協調失衡
現行國際貨幣結構格局下的美國、日本及歐盟等為應對債務危機，刺激經濟發展，實施貨幣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呈現軸心國利益趨向，結果使國際貨幣流動性伴隨主要儲備貨幣供應國家的貨幣供應量松緊周期而波動。人民幣匯率雖然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具有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特性，自然形成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周期性影響貨幣流動性的虹吸機制，外匯儲備增加導致基礎貨幣供給量擴大而帶來的通脹壓力，中央銀行必須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以阻止貨幣供給量擴大，但同時會形成信貸收縮，增加利率上調的壓力，迫使中央銀行買入外匯儲備，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影響央行貨幣調控政策的效應。
優化貨幣政策調控的策略
（一）實施匯率浮動制和推進利率市場化
采取漸進式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實施人民幣適度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升值可實現貨幣政策的緊縮，調節國際收支失衡，有利于減輕固定匯率目標下外匯儲備規模擴張的壓力，降低外匯占款的比率和外匯儲備風險，緩解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在外匯管理制度上實行嚴進寬出，抑制外匯儲備超常增長。同時，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傳導效應，央行適時將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推出利率衍生產品以及長期大額存款利率市場化，提高貨幣政策市場化的調控能力。
（二）加快推動金融市場的建設
建立面向所有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和個人開放的全國統一債券市場, 加快推動金融市場的建設。規范化促進證券市場的現代化發展，推行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基金市場同步均衡跨越式發展，形成以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市場投資主體，推進利率互換，加快建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鼓勵商業銀行創新金融產品，大力發展商業票據和銀行票據，允許金融機構進入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打通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通道，為利率風險的轉化與分解提供操作手段和技術支持，全面發揮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調控功能。
（三）建立財政政策為主導與貨幣政策相配合的調控機制
基于中國偏固定的匯率制度導致財政政策更為有效，財政政策應成為主導政策,主要采取加大政府在各領域投資的直接干預手段,不僅政策乘數大，生效周期也更短，而貨幣政策改變投資的效果小，它只能在刺激經濟過程中發揮穩定物價、防止物價大幅上漲的作用。我國貨幣供給量變化很大程度受土地等要素資源的引導，而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給者和調控者，政府的投資擴張活動實際上成為貨幣派生的主體?；A貨幣增加也許并不是我國貨幣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以房地產繁榮為支柱產業推動經濟增長，根本的動因還是財政問題，它實際上構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資機制。因此，建立財政政策為主導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宏觀調控機制是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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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6
國內研究方面，不少學者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關系。姚大鵬（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認為，從微觀和中觀層面上改革我國的經濟結構，可以使我國的IS曲線和LM曲線更加平緩，從而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果加強，增強兩者之間的協調性。李穎（2007）認為僅依靠貨幣政策并不能夠有效治理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只有配合相應的財政政策，建立起消費主導的良性經濟發展模式和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貨膨脹。苗艷芳（2008）認為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合作不默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層次配合。李穎（2010）提出應該從四個層面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標、相對作用、實施主體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總結了從1998年到2010年間我國每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文件內容，發現我國的財政政策措施和貨幣政策措施之間缺乏配合，而且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時往往出現“一邊倒”的調整模式，這為宏觀經濟帶來了過強的刺激，很容易導致經濟“過冷”或“過熱”，不利于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實證結果證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物價穩定方面能夠有效互補。
從上文文獻綜述中我們發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決于經濟結構、宏觀調控體系、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時間等多種因素，分析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重要因素，對于增強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國內學者大都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忽視了對兩者之間配合效果的實證研究。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僅分析了價格層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數據時間序列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穩健型。為了彌補目前學術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建立了VAR回歸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效果進行了分析檢驗，希望就政策組合的效應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結論，并針對性地提出改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有益建議。
二、計量模型
1.計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為時間序列構成的向量，p為自回歸滯后階數，ut~IID（0，Ω）是隨機誤差列向量，其中每個元素都是非自相關的，但不同方程對應的隨機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
2.樣本與統計數據說明。本文利用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貨幣供給M2三變量構成的VAR模型研究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影響關系，為消除變量之間的異方差，將統計數據取對數后進行分析。樣本取自期間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為代表財政政策效果的統計量，以lnm2作為代表貨幣政策效果的統計量。Lnczsr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lnczzc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lnm2表示取對數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所有數據均來自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模型利用軟件EViews7擬合。
3.VAR模型的設定和估計。（1）以（lnczsr，lnczzc，lnm2）變量構成一個三變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確的模型估計結果前我們需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根據SC準則和HQ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4期。并對VAR（4）模型中的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進行了檢驗，通過診斷檢驗。（2）從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計表達式。
三個方程的可決系數（R2）分別是0.9258，0.8696，0.9998，擬合優度較高。從第一個方程來看，度量貨幣供應水平的lnm2的滯后二階的系數為負（-1.790），但是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0052），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收入增加速度。從第二個方程來看，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2655），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支出增加速度。從第三個方程來看，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負（-0.023），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正（0.0189），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當貨幣政策擴張時，由于稅收制度的穩定機制導致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這將削弱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但是擴張貨幣供給是同時配合增加財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財政收入增加的負面效果。（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發現lnczsr，lnczzc，lnm2三個變量互為格蘭杰因，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較強。（4）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是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的反應，也即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圖1是對VAR（4）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從圖1中可以看出，對對數的財政支出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6個月內引起對數財政收入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6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財政收入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在6個月內引起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的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2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貨幣供給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數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雖然會隨著時間的延長有所減弱但是其影響卻會長期存在，在15個月之后穩定在0.7個標準差的位置，而且該沖擊在5個月之后將導致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對數的財政收入的小幅減少。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財政政策的沖擊將對貨幣政策產生長期影響，具體而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財政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對于貨幣政策的增強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作用非常小，而且還會引起財政赤字。（5）預測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夠分析影響內生變量的結構沖擊的貢獻度，圖2是對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之間的對結構沖擊的相對作用。從圖2中可以看出，對數財政收入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5%左右；0%~20%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0%左右；0%~5%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5%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4%左右；18%~18%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8%左右；0%~8%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8%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65%左右；0%~25%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5%左右；0%~10%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0%左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效果要大于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效果。
三、結論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