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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1
關鍵詞:農村居民 消費 財政政策
解決消費問題最主要是要解決農村居民的消費問題。目前我國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仍未扭轉,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仍然較低。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增加,對于拉動經濟增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意義重大。
我國農村居民消費不足的表現
(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偏低
由圖1可以看出,1992年至今,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增長緩慢,與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從而使得農村居民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
(二)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差距較大
由表1可知從消費結構看,目前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中,生存消費比重過高,發展性消費支出比重較低。2010年,農村居民食品、居住和醫療保健的消費支出比例高于城鎮居民的比例,而其他各類支出比例均低于城鎮居民的支出比例。
(三)農村人口比重與居民消費支出比重極不對稱
由圖2可以看出,農村人口比重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比重是很不協調的。近年來雖然農村人口比重和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比重都在不斷下降,但是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比重下降幅度更大一些,2010年占50.05%的農村居民僅消費了23.2%的消費品。
(四)農村居民主要耐用品消費與城鎮居民差距較大
從耐用消費品的消費來看,農村與城鎮居民家庭仍有很大差別。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空調器112.07臺,農村僅為16臺,城市是農村的7倍;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家用電腦71.16臺,而在農村僅為10.37臺,城市是農村的6.86倍;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洗衣機96.92臺,農村僅為57.32臺,城市是農村的1.69倍;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電冰箱96.61臺,而在農村僅為45.19臺,城市是農村的2.14倍。
我國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偏低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水平偏低
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是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偏低的根本原因。1992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整體上雖有較大幅度提高,但其增幅卻一直低于GDP的人均增幅。特別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緩慢,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不協調導致農村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
從圖3可以看出,城鄉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2001年至今均在3倍以上。即目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不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如果將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會更大。
(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由于我國具有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比較落后。在農村存在著上學難、治病難、養老難等問題。農村居民普遍存在“不愿消費、不敢消費”的心態,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費,而是不得不為預期將出現的教育、醫療及養老等支出進行儲蓄。相當多農村居民對未來預期不確定,消費沒有安全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農村金融信貸體系和保險體系尚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居民只能用壓縮消費、增加儲蓄的辦法來增強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
(三)消費環境制約消費
目前農村市場消費環境不利于消費。第一農村基礎設施發展滯后使得農村市場無法發揮正常的規模效應。比如許多地區供水、供電、道路、電視信號接轉等問題仍沒有解決好,這就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居民對家用電器、農用機械等的消費。近年來農村基礎設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相對而言大部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仍然較為薄弱。 第二農村的市場層次較低,一些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和現象突出。主要表現在市場秩序比較混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坑農害農事件時有發生,這嚴重損害了農村消費者的權益,影響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和消費質量的提高。
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村居民消費
(一)加大財政支農力度,促進農村居民增收,激活農村消費市場
1.完善財稅支農體系。我國財政支農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是不相稱的。雖然農業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斷降低,到2010年僅占10.1%,但是財政支農資金的平均比重也在不斷下降,“八五”至“十五”時期分別為:9.49%、8.75%、7.79%。首先,要凸顯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應該逐步提高農業財政支出占整個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加大國債資金的投入力度,擴大農業利用國債資金的規模;盡快健全財政農業投入的配置和管理制度,完善制度有效運作的配套措施,強化支農資金的績效管理,確保有限的財政資金發揮最大使用效益。其次,要優化財政支農結構,突出農業財政投資的重點,應加大對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骨干品種、優勢產業發展、農產品質量提高的支持力度,有計劃有步驟的增加用于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的費用等;第三,要完善農業生產補貼政策,補貼的重點應該是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通過對農村居民和農業的直接補貼,促進農村居民增收,啟動農村居民消費。
2.完善稅收制度。要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首先是要規范各項稅費制度,進一步減輕農村居民負擔;其次要深化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精簡機構和人員,降低鄉鎮行政費用,提高行政效率。
3. 加快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要轉變思路,由“輸血工程”向“造血工程”轉變,加快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改革和建設,大力發展適應農村市場的小額信貸模式。
4.加大對農村居民的教育培訓力度。要不斷拓寬教育和培訓渠道,鼓勵和支持企業、行業協會和大專院校開展多方面、多層次的人才培養和在職培訓工作,在農業領域,重點是加快農產品深加工技術人才、農村流通領域信息技術人才等的培養;在非農領域,重點是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用技術的教育培訓。
(二)加強農村的公共服務,解除后顧之憂,讓農村居民放心消費
1.加強農村義務教育的公共財政保障體系建設。在農村義務教育已經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的基礎上,繼續增加財政對公共教育的投入;優化財政性教育支出結構;通過進一步改革農村教育體制,規范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機制;平衡各地的發展條件,如以教育補助金等方式資助貧困地區。
2.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減少農村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要按照“老有所依、病有所醫、生有所靠”的思路,盡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為目的的社會救助制度,是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后一道“安全網”;要加強對公共衛生和醫療基礎設施的建設,不斷加大對公共衛生和醫療的投入比例,加快完善農村醫療保障體制;要大力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突出大病統籌為主,重點解決農村居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政府要大力資助新農合。在基本制度不斷完善的基礎上,逐步完善養老、生育、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逐步建立起全面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居民對今后的生活有一個樂觀穩定的預期,農村的消費潛力便可以得到釋放。
(三)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方便農村居民消費
良好的農村消費環境,可以增加農村居民可供選擇的消費空間,降低農村居民消費的成本,刺激農村居民的消費意識和消費觀念。
首先,要加快市場機制建設,完善農村商品流通體系,加強農村市場管理,提升農村市場層次,完善農村商品銷售的售后服務體系,為農村居民提供質優價廉的商品和服務;保護農村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其次,要加快與農村居民消費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村居民消費塑造良好的硬件環境。林毅夫認為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國內需求、消除過剩生產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當前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村居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政策。要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要繼續抓好農村公路、橋梁、電網、通訊、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擴大農村電力水利供給的覆蓋面,提高電視信號的輸入質量,在給農村居民消費提供便利的同時,有效降低大宗消費品所產生的連帶消費成本,比如電價,這樣就可以全面搞活農村市場,讓各類商品都能夠靈活順暢地進入農村消費市場。第三,要加強對農村居民的消費教育,引導他們科學消費,不斷優化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提高消費質量。
此外,中央財政應進一步完善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政策,不斷壯大縣域經濟規模,推進小城鎮建設。強化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各省農業投入的轉移支付力度,盡快完善農業和農村生產生活所需的基礎設施,實現財政投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和農村消費增長的多元化目標。只要綜合采取以上措施,就能激活農村消費市場,擴大農村居民消費,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1.李曉嘉.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的動態效應分析.經濟學動態,2010(9)
2.黃威.我國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基于省級城鄉面板數據的考察.財貿經濟,2011(5)
3.馮鋒.現階段我國農村消費補貼政策效率及效益研究—以合肥市周邊地區下鄉產品市場為例.農業經濟問題,2011(6)
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2
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谪斦泿耪唧w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梢灶A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3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F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墒?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
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4
關鍵詞 可持續性財政政策 抉擇 評價模型 動態性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中,正確運用財政政策,使財政在良性健康的前提下發揮其作用,具有重要意義。而財政經濟的良性健康循環就是要求財政政策既能夠防范和化解各種財政風險,又能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要求財政政策具有可持續性。
1 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含義
1.1 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內涵
所謂可持續性財政政策就是指能夠為生態、經濟和社會等全方位的可持續發展提供長久支撐,而財政體系自身健全、運轉有序高效且自身良性循環的財政方針、準則和措施。這種財政政策既能夠滿足當前經濟發展需要,又不至于損害社會長遠利益和財政自身的良性循環,從而有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沙掷m性財政政策至少應該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涵:①可持續性財政政策更加注重財政支出效益,注重從長遠角度和整體角度考慮財政資金的利用效率,這是財政本身可持續的基礎和前提;②可持續性財政政策必須以培植廣闊的稅源為目的,這是財政本身可持續的保證;③可持續性財政政策要求以科學的發展觀、正確的效益觀和價值觀為指導,應該有利于生態、社會和經濟全方位的可持續發展。
1.2 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抉擇原則
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抉擇必須以國家和地方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為依據,以實情為基礎,要求既能夠促進發展,又能夠保證社會經濟整體的可持續發展。主要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1)市場優先原則。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前發展中的很多問題只有政府部門才能夠解決,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相對較高。但是實行政府主導絕不是政府主宰,不依照市場規律辦事;也不是政府主財和政府主干,不發揮市場活力。因此,政府行為科學合理不是要求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干預,而是要求市場自身能夠解決好的盡量由市場解決。
(2)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原則。國內外的歷史經驗表明,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和生態效益,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沙掷m性財政政策應該注重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協調統一,確保健康持續發展。
(3)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相結合原則??沙掷m性財政政策應該杜絕"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現象,這要求財政政策出臺前就對長期利益有前瞻性的正確預見,做到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相結合。另外,財政政策要綜合考慮其外部影響,做到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相結合。
(4)明確主次和先后,防止普遍撒網。財政力量相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相當有限的,在短期財政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沙掷m性財政政策要求明確主次和先后,才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其作用。
(5)統籌兼顧的原則。統籌兼顧原則是指財政政策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既關系到我國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是否能夠作到科學協調,也關系到我國財政承受和抵御風險能力的高低。
2 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評價模型的建立
隨著我國財政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公共財政框架體系的建立,強化財政收支管理與監督,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成為財政管理中的重要任務。對財政政策進行評價,有助于總結財政管理經驗,提高財政決策水平,確保財政政策的先進性和有效性,從而使財政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最大調控作用。
2.1 價值取向
在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評價中,第一環節是判斷價值標準,即要求有正確的價值取向??沙掷m性財政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促進經濟、社會和生態全方位的發展從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因此,在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評價中必須貫徹可持續發展觀,特別是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和財富觀。對一切財政政策都要以其對實現生態和經濟、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與協調發展來衡量其財富和判斷其價值,并作出相應的取舍。
2.2 評價方法
任何具體的評價方法都難免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為保證評價的科學性需要采用多種方法并從多個角度進行??沙掷m性財政政策的評價方法至少要注意:第一,評價方法多樣性。只注重量化指標的做法很可能導致南轅北轍的后果,只有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結合起來才可以既保證準確的方向,又能夠作出精確的判斷;其次,評價時機全面化。既要注重事前評價(政策出臺前的評價),還要注重事中和事后評價(即政策實施過程評價和政策實施后效果評價),加強對政策的跟蹤監控才能保證其科學性;最后,評價角度多樣化。經濟效益角度是政策評價的出發點,沒有經濟效益的政策表明沒有市場選票,不符合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社會效益角度和生態效益角度是政策評價的否決性原則,沒有社會生態效益甚至是社會生態負效益的政策不利于社會生態的可持續,必然損害經濟的可持續,其本質上也就不符合人民需要。
2.3 關于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
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評價,需要一系列的量化指標。而具體指標的選擇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同一指標體系評價不同具體政策是不科學的。根據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要求,其指標體系可以分為以下四個一級子指標系,分別為財政可持續評價指標系(a指標系)、經濟可持續評價指標系(b指標系)、社會可持續評價指標系(c指標系)和生態可持續評價指標系(d指標系),每一個子指標系又根據具體情況選擇二級具體指標。其中,a系主要是衡量財政自身是否健全、運轉是否有序高效并良性循環的系列指標,具體如財政收入依存度(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財政支出對經濟發展的彈性(財政支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等;b系主要是評價財政政策是否能夠取得足夠的經濟效益和長遠的經濟發展能力;c系主要是考察財政政策是否有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系列指標,具體如社區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城鄉收入比重等;d系是評價財政政策對生態的影響以及財政政策是否有利于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指標系列,如生物種類數量、自然災害發生頻率等。
2.4 指標應用方法
評價指標體系的應用,必須將子系所選具體指標的數值轉化為得分,由指標得分及其權重匯總得出子系總分。如a子系應用:首先設計出a子系具體指標系列集合{a| a1,a2,...,an},然后評價人員根據情況對各指標打分,得出各指標得分系列集合{e an| ea1,ea2,...,ean},再次根據各具體指標的重要性程度分別確定其在系列指標中的權重,得出權重集合{k| k1,k2,...,kn},最后通過計算得出a子系總分,計算公式為pa&fa=∑eankn。
然后用同一方法對上年度(即沒有相應政策時的狀況)進行評價,得出a子系原分pa,因此a子系評價結果ia=fa/pa。當ia>1時,說明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得到改善;當ia=1或ia<1時表明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不變或受到威脅,其他子系應用方法依此類推,分別得出a、b、c、d各子系評價結果ia,ib,ic,id。
2.5 評價模型的建立
根據以上評價得分結果以及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可初步建立評價模型:
目標函數:imax=ia+ib+ic+id約束條件:ia≥1,ib≥1,ic≥1,id≥1.
模型說明:ia≥1,表示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的改善或保持;ib≥1,表示經濟可持續性的改善或保持;ic≥1,表示社會可持續性的改善或保持;id≥1,表示生態可持續性的改善或保持。目標函數imax=ia+ib+ic+id表示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程度的高低。
3 模型應用中的動態性和具體性
具體財政政策的評價分為事前抉擇評價和事后效果監測評價兩種情況,而不同情況的評價在方法和模型上有其特殊性。
對于財政政策的事后效果監測評價,由于財政政策已經實施,只要其效果是積極的,即符合以上評價模型中的約束條件,就表明該政策是可取的。但已實施的財政政策由于財政力量限制而必須作出取舍時,就必然涉及到對a、b、c、d四個方面的價值優先判斷,這就要求對模型進行修正,即需要在目標函數模型中加入權重。而價值優先判斷對于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以及不同財政政策項目來說應該是具體的,不能夠一概而論。
因此,可以建立財政政策的事后效果監測修正模型:
目標函數imax=αia+βib+γic+δid,約束條件為ia≥1,ib≥1,ic≥1,id≥1α+β+γ+δ=1.其中α、β、γ、δ為根據價值優先判斷而確定的各方面權重。
對于財政政策的事前抉擇評價,由于財政政策還未實施,其實施后的效果需要通過科學預測才能夠作出準確判斷,與此同時也存在多項財政政策的比較取舍的情況。因此,事前抉擇評價既要求效果預測的科學性,又要求評價模型本身具有科學性。關于事前抉擇評價,其模型也涉及價值優先判斷,這種判斷的特殊性在于權重大小取決于政府部門的財政政策重心的傾斜,這方面也因為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以及不同情況而異。而建立起來的事前抉擇評價修正模型與事后效果監測模型在形式上是一致的,特殊性在于f值是預測值,加入了政府預期因素,且α、β、γ、δ的具體值也可能存在差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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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5
關鍵詞:財稅政策;經濟轉型;中小企業
1.如何發展中小企業財政政策
1.1分析財稅扶植政策的的發展情況
為了維持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目前我國財政部構建了科技型基金、國際市場拓展資金、服務系統項目補助資金、發展項目資金和平臺式服務系統項目補助資金等專項資金。中央政府全面利用財政和貨幣手段,逐漸改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系統是為了更有效地處理中小企業資金融資的困難。財政部有關數據系統顯示,2011年安排項目金額128.7億元為小企業發展,2009年全國5,547家擔保機構注冊資本金已達5,960萬元,同比增長1,045萬元。2009年當年共為37萬戶中小企業提供擔??傤~10,796億元。
面臨2008年下半年經濟增長迅速下降的狀況,國務院出臺看一系列計劃,實行踴躍的財政政策和合理廣泛的貨幣政策。在2010年~2011年,我國依然堅持保證財政政策方向不變的原則,而且對于調控的有效性、針對性和靈活性的進行不斷的提升,目的在于鞏固和開拓這些積極舉措的結果,同時為內部擴展、結構優化、民生改善、推進改革和保持經濟穩步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1.2稅收獎勵政策的形式
政府目前提出了一系列的稅收獎勵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在發展過程中對于中小企業的降低負荷。重點是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稅率從33%下降至25%是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在201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期間,在根據20%的最低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方面上,對于年應納稅所得額少于3萬元(含3萬元)的小型薄利企業,所交費用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
(2)實施優惠政策在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方面,對于適合條件的軟件企業、自主開發生產動漫產品企業、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
(3)把增值稅微型納稅人的征收率自6%和4%降至3%。實行于2009年1月1日起。
(4)對微型企業年應納稅額6萬元(原為3萬元)以下的減半收取所得稅,這種做法是讓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期限延長實施同時擴大規模。
2.財政稅收政策在中小企業中的缺點
2.1財稅政策的缺點
我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但是從目前實行對于中小企業發展的財稅政策角度分析,稅收政策中缺乏對于把中小企業當作一個特殊群體進行具有針對性的扶持的理念。稅收政策將各種稅收法律、法規和補充通知分散且不分類別的應用在中小企業的扶持里面。例如對于在所得稅的相關規定當中沒有區分中小型企業和大型企業,對高新技術企業、新辦三產企業、新辦企業、國家認定的新辦企業、三廢利用企業、福利企業等給予優惠。即便將一般納稅人或小規模納稅人在增值稅中有所區別,然而并不是按照《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區分的標準。
2.2競爭力的培訓對于中小企業的影響
對于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目前我國實行的各種財稅政策是給予直接或間接的財務扶持,在數量的投入方面比較重視,卻忽略了另一個比較具有重要作用的財稅政策——培養企業競爭力的效果。對于中小企業國家給予各種直接的財政資金的扶持和稅收獎勵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對于發揮財政政策的長期引導作用來說,對于培養競爭力對于中小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力。
2.3財政政策的全面、系統性不足
目前財政政策給予中小企業的扶持圍繞在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資金供給、科技創新、行業發展、區位地理等方面,然而所涉及的這些方面對于中小企業還是遠遠不夠的,它還包括很多全面的發展其中包括人才需求、組織創新、產業和投資導向等,然而目前的財稅政策并沒有過多地涉及這些方面。
2.4綜合努力力度不夠
目前部分直接財務支持是我國現有的財政政策的支持方式,例如安排預算應用于中小企業的進展資金、、科技創新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對于使用財政政策手段較少的是財政貼息、政府采購等。
在稅收政策獎勵方面也只局限于所得稅、增值稅等方面,對于減免稅收的方法只提供了稅率式、稅額式兩種,對于中小企業利用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資源稅等其它稅種以及利用迅速折舊、投資抵免、延期納稅、稅前還貸等稅收優惠方式扶持較少。
3.關于發展中小企業財稅政策的意見
3.1提高財政投資
財政投資對于目前我國的中小企業僅限于馬馬虎虎。對于財政資金的投資力度中央政府應給予大力的支持,對于各部分資金的投入力度也應該嚴格的分類,例如:項目基金、創新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等。
3.2財政政策的影響性
想要處理好融資在中小企業中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應當對于中小企業信譽業務極力扶植,加強對于中小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從而可以鼓勵擔保機制積極的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
3.3財政投資的效率
一方面我們應當對于中小企業提供法律法規、發展計劃、納稅登記、投資支持等“一站式”政府信息服務,增強對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為中小企業提供發表策略建議的平臺,這樣能夠對中小企業發展中所具有的問題及時發現。另一方面,應當利用有限的資金創造無限的社會價值,要規范中小企業的管理規章制度,財政資金的使用透明度得以提高。
3.4關于稅收法律制度的詳情
首先,可以稅前列支對于有貢獻的技術人員所得的獎勵;可以提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對步入中小企業的大中專畢業生;中小企業可以按高于普通企業的比例提取職工教育經費;中小企業員工的培訓費用培訓中心可以免收征稅;其次,中小企業的科研費用,可以按照相對的比例在稅前進行扣除,對于科研成績突出,取得獎勵的個人,可以減收個人所得稅;最后,只要是聘用失業人員達到合理標準并給予合法待遇的中小企業,可以擁有稅收減免優惠的政策。
3.5稅收優惠政策規模擴大化
中央政府應當拓展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及規模,放寬小型薄利企業的認證標準,這樣能夠使更多的中小企業得到振興和提高。稅收優惠政策設計的稅種繁多,其中包括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企業稅、個人稅、印花稅等。
3.6稅收獎勵政策實施
我們應當在稅收獎勵政策的實施上構建合理的評估系統,從而評價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和效果中出現的問題,綜合現實情況對政策進行改進。此外,為了避免國稅、地稅之間交叉管理所造成的責任不清、征管不統一、稅收不公平、漏征漏管的現象,可以將其由一個稅收部門進行統一征管。
總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中小企業具有無法替代的戰略位置,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能夠顯示出它鞭策著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們應當積極發展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空間,同時應該提高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的增長,擬定適合的財政稅收政策從而能夠在面對中小企業發展中所遇到問題時進行處理。(作者單位:吉林省地礦勘察設計研究院)
參考文獻:
[1]劉香菊. 淺論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方式選擇與效率提高[J].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9,(4).
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6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