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的目的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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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1

關鍵詞和諧財政政策內部和諧性外部功效和諧性抉擇原則評價框架

1和諧財政政策的內涵

和諧財政政策,是指能夠支撐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發展,而財政體系自身又能夠和諧循環的財政方針、準則和措施。和諧財政政策要求既能夠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又不至于損害社會經濟長遠發展和財政自身的和諧循環,從而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

和諧財政政策至少應該從兩個角度進行詮釋:第一、內部和諧性。和諧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是指各項財政收入政策之間具有和諧性,形成科學協調的財政收入體系;各項財政支出政策之間具有和諧性,形成科學協調的財政支出體系;財政收入政策與財政支出政策之間有效協調,實現和諧。第二、外部功效和諧性。財政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任何財政政策對社會都具有一定的調控功效。和諧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諧是指各項財政政策的調控目的是統一協調的,在調控中發揮著配套作用,應該防止出現功效矛盾甚至完全抵消的情況;同時各項財政政策均應該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

和諧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性與外部和諧性是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和諧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性是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是外部功效和諧性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內部和諧的財政政策體系,就不可能實現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諧,也就不可能長久支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和諧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諧性是和諧財政政策的本質內容和根本目的。和諧財政政策是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因此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是和諧財政政策的根本目的。

2和諧財政政策的抉擇原則

樹立科學明確的抉擇原則是和諧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前提要求,也是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和諧財政政策的抉擇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國家和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為依據,以實情為基礎,采用正確合理的方法對各項財政政策進行科學比較擇優的過程??傮w方向上和諧財政政策應該遵循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的原則,具體來說主要應該遵循以下根本性原則:

2.1遵循市場優先原則,實現“兩只手”的和諧

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中必然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政府應該注重發揮主導調控作用,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但是政府主導絕不是政府主宰,回到傳統計劃經濟的老路而不依照市場規律辦事;也不是政府主財或政府主干,不發揮市場活力;政府主導不是要求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進行全方位的干預,而是要求市場自身能夠解決好的盡量由市場解決??偟膩碚f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調控(看得見的手)與市場調節(看不見的手)之間的關系,實現“兩只手”的和諧。

2.2遵循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原則

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是我國現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和原則。這些要求和原則在和諧財政政策中就是要注意處理好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樹立正確合理的效益觀價值觀。國內外的歷史經驗表明,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和生態效益,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就不可能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財政政策應該注重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協調統一,實現價值觀的和諧。

2.3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注重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追求的是長期和諧。而一項具體的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相對來說具有時效性和短期性。如果為了追求短期的和諧而損失效率,實質是對長期和諧的損害。因此和諧財政政策必須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短期和諧必須服從長期和諧而實現統一。

.4遵循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相結合的原則

和諧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是相當廣泛的,在抉擇過程中必須根據科學的價值觀對其在不同時段、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的外部功效進行判斷權衡。只注重某一方面和諧而損害整體和諧并不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的。和諧財政政策應該綜合考慮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實現局部和諧與整體和諧的統一。

2.5明確主次和先后

財政力量相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發展的需要是有限的,急功近利思想不僅不能夠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發展,相反會危害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性,從而不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性和諧以及整體性和諧。和諧財政政策只有明確主次和先后,在實現內部和諧的基礎上才能夠最大程度的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發展。

3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

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要求和體現。為最大程度的發揮和諧財政政策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功效,對其和諧性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是客觀要求。

3.1評價的價值取向

在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中,首要環節是判斷的價值標準,即要求有正確的價值取向。和諧財政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因此在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中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對一切財政政策都要以其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功效判斷其價值,并做出相應的取舍。

3.2評價方法

任何具體的評價方法都難免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為保證評價的科學性需要采用多種方法并從多個角度進行。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方法至少要注意這樣幾個方面:第一,評價方法多樣性。只注重量化指標的做法很可能導致南轅北轍的后果,只有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結合起來才可以既保證準確的方向,又能夠做出精確的判斷。其次,評價時機全面化。既要注重事前評價(政策出臺前的評價),還要注重事中和事后評價(即政策實施過程評價和政策實施后效果評價),加強對政策的跟蹤監控才能持久保證其科學性。最后,評價角度多樣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是多方面的,僅僅在某一方面進行評價,難以對財政政策的和諧性形成正確認識。

3.3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

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需要一系列的量化指標。而具體指標的選擇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同一指標體系評價不同具體政策是不科學的。但根據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可以構建統一的評價框架體系,如圖1所示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

4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的應用

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的建立,至少可以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方面通過該框架可以明確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和基本內容,指導和諧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另一方面在該框架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設計出具體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下面將對后一方面進行說明。

4.1關于和諧財政政策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

根據評價框架,指標體系首先分為三個一級指標體系,即內部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外部功效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以及內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然后對每個一級指標體系再次分為相應的二級子指標體系,如內部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可以再分為收入政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支出政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以及收支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最后根據具體情況對每一個二級指標體系設計出具體的評價指標,如收入政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可以采用以下具體指標,具體包括財政收入的各種比例結構、財政收入依存度(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財政收入對經濟增長的彈性(財政收入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等。

4.2關于和諧財政政策評價模型的構建

根據評價框架以及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本質,可以從多個角度采用多種方法建立多個可用評價模型。較為容易的是建立線性規劃模型,通過對各項具體指標打分加權匯總,得出總的目標函數,同時根據一定的價值觀設定出一些基本的約束條件。這種評價模型的優點是可操作性強,適用于多種評價要求且難度不大;缺陷在于評價結果受評價人員主觀性影響較大,精確性不高,但通過人員素質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克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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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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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出版社,1994

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2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3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 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已經形成了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等三大傳統工具和“窗口指導”為主體的政策工具體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運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利率市場化的步伐舉步維艱,金融系統及金融體制存在明顯的“雙軌”并存特征,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缺乏制度保證和運作機制的支撐,貨幣政策效應特別是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修復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決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運行及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有效的國債市場,加上國債種類、期限中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能夠買進賣出的國債數量不大,因而難以達到利用國債市場進行微調的目的。為此,今后的改革應當通過完善國債的品種、期限結構,逐步建立健全國債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創造條件??偠灾?,只有存在一個高效流動的國債市場,才能既為財政提供巨額資金來源,又能為中央銀行提供調控經濟的手段,充分實現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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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4

    一、凱恩斯主義者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

    財政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者非常喜歡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他們認為,對總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之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

    減稅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會很快刺激總需求的增加。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涉及到政府預算的制訂和實施,由于時間間隔較短,效應也就較顯著。在西方國家,減稅,主要是減個人所得稅,既減少漏出,又對個人的勞動和投資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增加支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擴大總需求。但是,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究竟會使總需求增加多少,最終使GDP增加多少,很難作出估計。如果人們把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錢用于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并且邊際進口傾向較高的話,則總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很大了。

    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對總需求的擴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總需求,因而有較充分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話,就會耗費較長的時間,很難立竿見影。當然在對付長期性經濟蕭條方面還是有效的。不過,政府實施的項目往往由于缺乏責任心和管理,工程質量較差,很多被稱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會勞民傷財。

    與解決通貨緊縮缺口的財政政策相反,如果經濟存在通貨膨脹缺口,經濟基本已達到了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就應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即增收節支的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

    從近代歷史看,在西方國家,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存在過持續的通貨膨脹缺口,這主要是由于戰爭經費支出急劇增加所致。其余時候,基本上都是通貨緊縮缺口存在,通貨膨脹缺口只是暫時性地存在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存在過一個怪現象,就是在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失業率也上升,也就是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把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在收縮總需求的同時,總供應也收縮了,這樣抵消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國民產出也下降了,結果社會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業率上升。

    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同時萎縮會對總供應產生不利的影響。稅收的增加會對勞動和投資產生反激勵的作用,也會進一步推動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的削減會對某些依賴政府支出的部門(如衛生醫療部門、教育部門、公共交通部門等)產生嚴重的影響,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公共提供。對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持續的通貨緊縮政策還會使私人投資減少。所有這些都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減少。

    經驗表明,對付通貨膨脹并不難,即使有的國家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經過治理,也能平息下來,難的是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發通貨緊縮。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可被用來微調經濟,只要政府對總需求實行有效的管理。所謂微調經濟是指通過政府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干預,以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更為明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府針對經濟的冷熱,實施相反的對策(逆向調節),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高漲時期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則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比自發運行的軌跡要平穩得多。當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經濟的波動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使國民經濟秩序更加紊亂。

    政府調節經濟的的主要問題是時滯。如果時滯效應很長,穩定經濟的政策可能反而會成為“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因此,只要對經濟形勢判斷正確,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得當,經濟的波動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國民經濟一樣可以實現相對平穩的發展。

    二、貨幣主義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

    貨幣主義者反對把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國民產出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只能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結果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推動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抵消掉。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要與貨幣政策相配合,才會產生持續的效應,說白了,貨幣政策是真正對總需求發生影響的因素。弄得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總需求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1)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對別的注入和漏出的影響程度究竟如何?(2)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3)時滯效應如何?

    貨幣主義者堅信市場的自身調整力量,認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實施的。

    貨幣主義者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財政政策,一種是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另一種是不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純粹的財政政策,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之所以會引起貨幣供應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往往同時實施,二是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會連帶出貨幣供應的變化,而貨幣供應與財政政策的同方向變化會抵消財政政策的效果,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增加,收縮性的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減少,結果對國民產出的變化無濟于事。再說,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會對總需求發生影響,但這是貨幣供應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后者對總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應的,但由于時滯存在,要預測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很困難的,再加上各種復雜的經濟因素都會起作用,很難分門別類,對癥下藥,財政政策不可能把經濟調整到主觀設定的精確位置,微調經濟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從長期來說,純粹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國民產出是沒有影響的,只會產生擠出效應,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

    財政政策的貨幣效應究竟如何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密切不可分、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產生貨幣效應,純粹的財政政策(一點也不影響貨幣供應)幾乎是不存在的;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帶有財政政策的含義。真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經濟正處于蕭條時期,本來財政預算是平衡的,政府為刺激經濟決定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產生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發債,社會公眾把錢借給政府,這不涉及到貨幣供應的變化。政府利用財政赤字的同時,既刺激了總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這種國債發行方式結果增加貨幣供應。

    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均衡的國民產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使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使貨幣供應增加,市場利率可以因貨幣需求和供應同時增加而保持不變,由于市場利率保持不變,不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沒有擠出效應。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市場的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結果就會使投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注入量就會低于期望的水平,國民產出不會增加。

    擴張性財政政策在貨幣供應不變的條件下,究竟是否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就要看兩方面的變化情況。一是貨幣需求彈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比較缺乏彈性的,同樣是靈活偏好曲線水平上移,利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較有彈性的,總需求擴張后,對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靈活偏好曲線會上升,結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資彈性,即投資數量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利率的變化會對投資額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投資額對利率變化通常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取決于經濟形勢發展趨勢和所生產產品的銷售前景,而對市場利率的考慮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變化只對投資額產生較小的影響。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只會對利率產生很小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傂枨蟮臄U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貨幣主義者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明顯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嚴重的影響,擠出效應明顯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從長期來看,假使貨幣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完全擠出私人投資。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由于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者對財政政策實施的效應預期發生很大的偏差。

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5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 漸進轉換 方向

一、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內容和效果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1998年開始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具體表現在:首先,國內經濟由短缺轉變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從總體上講基本上是供不應求的局面,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就是壓縮總需求,增加總供給,防止出現通貨膨脹。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后的1997———1998年,市場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國內需求不旺,企業產品庫存總量不斷增加,1998年已達4萬億元,約相當于GDP的40%以上。買方市場的形成,意味著需求已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次,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1998年上半年外貿的出口額為869.8億美元,同比增長7.6%,與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長速度相比,增幅明顯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條件。再有,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國經濟“軟著陸”過程中,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等,以擴大企業貸款需求刺激投資。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以調整貨幣政策來拉動需求,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并未完全實現。

2.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主要內容。一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投資需求;二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三是調整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結構,鼓勵和擴大投資、消費與出口。這對于擴大內需、推動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3.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效果分析。(1)GDP穩定增長,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據統計,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7.8%、7.1%、8.0%、7.3%、8.0%和9.1%.無論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比較高的。尤其是進入2003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又進入了又一輪快速增長期。大部分經濟指標增勢強勁,初步實現了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發展勢頭,經濟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2)投資規模逐年擴大,民間投資成長成為主要增長動力。1998年到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僅總量上逐年增加,增長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穩步攀升,2003年實現了26.7%的高位增長。如果對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構成進行分析,會發現集體經濟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已成為我國投資規模擴大的主要動力,通過國債投資啟動民間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已實現。(3)居民收入水平持續上升,購買能力穩步提高。自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自2001年開始就和GDP的增長速度不相上下。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直穩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長率。

二、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根據當時特定的經濟形勢來決定的,在經濟形勢好轉變化之后,就應當適時調整和轉換。一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財政擴張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將最終導致財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會影響經濟效率;四是財政政策的時滯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結合可能引發“滯脹”;五是規模巨大的國債負擔將有可能引起未來的債務償付危機。因此,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漸進轉換方向

為了減輕財政政策負面影響,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我國應該對財政政策方式進行調整,主要從以下方向入手:

1.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向中性。積極財政政策在抑制通貨緊縮、擴大內需、控制供需平衡、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負面效應,尤其是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引起社會各界對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提出質疑。就目前宏觀經濟環境而言,積極財政政策還不容“淡出”,然而,由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緊縮性財政政策的轉型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紤]到經濟增長每年大約有1.8個百分點來源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再加上國債部分前期投資項目尚未完工,也還需要后續資金加以確保,因而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向中性的轉化應該有一個過程,是在保持長期建設國債一定規模的前提下,對其絕對量作審時度勢的酌情調減。同時,西方國家的調控經驗表明:在經濟蕭條時,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而經濟復蘇后,總量控制就應讓位于貨幣政策。因此,在財政政策轉型的同時應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加大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以減輕財政政策轉型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通過對我國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總量上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存在結構上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問題。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術的進步,供給有可能發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財政政策應由單一的需求管理轉向兼顧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由單一的國債投資手段轉向多元手段調節經濟。在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社會資源閑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國債投資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長期依靠單一的手段來調節經濟,其弊端便逐漸顯現,如: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對國債投資產生嚴重依賴、妨礙市場化改革進程、投資效益低下等。考慮到當前我國總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現實,實現政策手段多元化,通過公債、投資、稅收、補貼、支出、預算等手段的搭配組合以實現調節目標,就不失為一種理性選擇。

(1)稅收手段的運用。稅收是我國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國家用以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運用稅收杠桿調節經濟已發展成為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選擇。主要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稅。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屬于“生產型”增值稅,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設備投資和技改投資的積極性,遏止了市場對投資的需求,同時還阻礙了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因此,應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以增強企業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費稅。消費稅是我國現行稅制中對消費調節效應最強的稅種之一。在1994年實施該稅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應稅 消費品的消費。與1994年相比,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必要進行適當調整,重點可放在降低稅率和調整征稅范圍兩個方面。三是深化企業所得稅改革。要進一步規范稅制,盡快實現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減少各種優惠,形成公平稅負,激發國內企業的投資熱情,促進內外資企業的平等競爭,以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新形勢。另外,為適應目前世界各國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趨勢的新變化,我國也應考慮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

(2)財政支出手段的運用。首先,為適應財政政策由擴張性政策轉向中性政策,從支出的總量上應按照量入為出和量出為入相結合的原則安排支出規模,實現支出目標從積極拉動需求轉向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既從橫向優化資源在私人經濟部門和公共經濟部門之間的宏觀配置比例,又從縱向保持總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規模優化的前提下,按照優化供求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要求確定支出重點,統籌兼顧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使不同類別的支出能夠給社會帶來相同的邊際收益。此外,要選擇合適的確定支出項目的方法,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財政補貼手段的運用。財政補貼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主要糾正相對價格的不合理,通過影響相對價格結構進而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和供求結構。出于漸進式改革的考慮,我國的財政補貼一度被作為保護既得利益和保持社會穩定的手段,規模偏大、結構復雜而且剛性明顯,不利于發揮補貼的調節作用。隨著目前價格的逐步理順,首先補貼的范圍應嚴格界定在市場不能有效作用的領域,主要解決外部效應問題、農業等基礎產業的發展問題、公平收入分配問題以及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問題等,重在發揮結構調節作用。其次,補貼的規模要加以控制,補貼的標準要適合,補貼的結構也要相應調整,應增加貨幣補貼,減少實物補貼;增加明補,減少暗補;增加對生產消費領域的補貼,減少對流通領域的補貼。

(4)預算手段的運用。投資、公債、稅收、支出和補貼等調節手段要發揮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預算中得到體現,預算手段是各種財政調節手段的綜合運用,為了更好地發揮政策手段的調節作用,預算手段的運用首先要根據社會經濟狀況確定合適的調節目標,并考慮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點,確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實現目標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運作方式。其次,提高預算自身的技術水平也至關重要,應完善公共預算、國有資本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的編制;采用零基預算法確定收支指標,以避免各種收支指標剛性增長;并縮短預算調整的審批期限,從而縮短政策時滯。

3.財政政策由側重調節總量轉向側重調節結構。從“十五”計劃的醞釀過程至今,人們已清楚無誤地看到,影響國民經濟增長和需求擴張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十五”計劃明確提出“結構調整是主線”,因此,為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的財政政策應當努力實現以下方面的調節:

(1)供求結構的調節。財政應增加自身的社會消費性支出,如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科技等事業發展支出,增加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從而降低學費和醫療費的收費標準,確保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的有效運作。這樣既可以直接擴張消費需求,又可以改善社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從而增加個人消費支出,改善供求結構。同時,由于中低收入者和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因而,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也會對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問題極有幫助。政府應通過取消農業稅,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構建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大力發展消費信貸,允許消費信貸利息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同時,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也是必要的。

(2)產業結構的調節。在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總是極其有限的,關鍵是要依靠存量資源在產業間的流動。市場經濟下,存量資源的跨產業流動是資本重新優化配置的結果。但中國缺乏市場化的系統支持資本退出,資本無法從原有配置領域順暢退出,也就無法重新優化配置,結構調整就難以奏效。對此,財政政策應當在資本退出的補償援助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價格出錢收購、封存或淘汰過剩生產能力,讓那些過剩領域的資本能夠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補償,避免“市場失效”下的過度競爭。

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6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3/81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斦吲c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梢赃x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1] 鄧子基.財政與宏觀調控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54.

[2] 鄧子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當代財經,2006,(1).

[3] 新華網.震災引發經濟運行三大焦點問題強震難撼從緊政策[EB/OL].news.省略/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財經網.“經濟震波”加大財稅政策力度支持救災[EB/OL].省略/20080519/63589.shtml.

[5]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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