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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分析范文1
一、兩次危機的成因比較分析
1、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1）出口大幅度減少，經常項目赤字巨大。亞洲國家的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基本相似，同時它們的貿易結構相對單一，這就使得它們對發達國家需求的變化和貿易保護措施特別敏感。例如1996年國際市場對電子產品的需求大幅減少，而這些亞洲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在90年代轉為以出口電子產品為主，因此，泰國的出口增長率從1995年的22.15%下降到1996年的0.11%。這對亞洲經濟無疑是一次重擊。
（2）“泡沫經濟”也是引起這場危機的原因。當時，亞洲經濟的繁榮發展有一部分也是依靠房地產拉動的，房地產的巨額收入使得大量資金進入這個產業，房地產價格暴漲。因此，亞洲經濟工業化進程被縮短，貨幣化程度過高，多余的貨幣沒有實際的勞務和商品作為依托。
（3）國際游資的參與是引起危機的重要原因。當時，以索羅斯領導的量子基金為首的投資基金在亞洲興風作浪，使得一部分資金從亞洲撤出，造成這些國家貨幣的巨大壓力，成為這次危機的導火索。
2、次貸危機發生的原因
(1)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金融創新創造了大量以次級貸款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品，商業銀行將次貸資產打包出售，并通過投資銀行對其進行證券化，賣給養老基金、保險基金等投資者。這不僅使銀行將資金回收，刺激了房地產行業的繁榮，還使得所有相關的金融機構串在一起，同時又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桿性，使風險不斷放大。
（2）信用風險管理不嚴格。商業銀行在發放貸款時，都假定房地產的公允價值會持續增長，因此，發放貸款時就不考慮借款人的信譽。但是，房地產市場中價格是有波動的。在對信用風險監管不嚴格的情況下，如果房地產價格下跌，會給商業銀行造成呆壞賬，甚至是銀行破產。
（3）房地產市場扭曲繁榮。從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聯儲共降息25次。持續的低利率，使得房地產行業火爆，很多投資家也將資金轉移到這個產業中，房地產市場的泡沫越積越大。自2004年中期開始，發地產價格下跌，貸款位于率增加，引發連鎖反應，并最終成為全球性危機。
3、綜合比較異同點
通過比較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可以得出這兩次危機產生的共同原因是“泡沫經濟”，即資本流動性過剩，并沒有充足的商品和物資作為基礎。另外，還有經常項目赤字巨大、外債結構不合理等原因。最后，利率在這個過程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時由國際游資引發的，次貸危機是信用鏈條斷裂的連鎖反應。
三、兩次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關注與研究
從亞洲金融危機到次貸危機，許多國家紛紛采取措施來防范金融風險，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許多金融衍生品也隨之出現。這些衍生品可以有效的將風險轉移出去，但并不能消除系統性風險，因此，如果投資者以盈利性為目標，危機就會產生。我們應該加強對危機的研究，認識到其利弊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可以分散風險，推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風險只能分散，不能消失。我們必須把風險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圍之內。
2、虛擬經濟要有實體經濟作依托
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等都屬于虛擬經濟，一般來說，虛擬經濟的發展有實體經濟作為依托，二者協調發展。虛擬經濟極易引發泡沫危機，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國際金融全球化和其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次貸危機就是由于虛擬經濟過快發展但缺乏金融監管的經濟鏈條出現問題，引起一連串連鎖反應，最后影響到實體經濟。從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發生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虛擬經濟會產生大量的泡沫。因此在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警惕泡沫的產生和積累，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
3、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監管制度
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發生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國金融監管過松。由此看出，無論是經濟體制健全的發達國家還是經濟體制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都應該加強一國的金融監管。在金融自由化高速發展的進程中，金融的脆弱性不斷加強，這就更加需要建立健全的監管機制，加強金融監管。尤其我國金融監管機制還不夠完善，在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中，會有很多漏洞。因此，政府有效的金融監管十分必要。企業資金所有權的特點是資金大部分不是企業經營者所有的，使得企業的所有者更加傾向于從事高風險的業務，而這些業務很有可能對企業的債權人和整個經濟造成損害。我國應該重視金融衍生品發展過程中得金融監管問題。
4、建立國際間的協調機制
在國際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為了維護本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國際間的互幫互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忽略作為世界一份子的責任單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勢必會導致一國的危機蔓延至全球。這也是次貸危機帶給我國的啟示之一。如今世界上有四大風險評估機構，表面上它們有利于風險控制，實際上關于個體與整體的矛盾任然存在。因此，在其他國家的經濟發生問題時，為了防止其他國家的危機蔓延到我國，我們應該積極的與其他國家商量，采取措施來緩解危機，恢復本國投資者以及世界投資者的信心，為維護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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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次貸危機是否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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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分析范文2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非凡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治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治理手段受到嚴重的挑戰，非凡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假如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假如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假如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治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猜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預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答應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答應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假如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假如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治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治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預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熟悉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預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心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預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2001
亞洲金融危機分析范文3
近幾個月來，亞洲幾個國家和地區公布的經濟數字大多向好。香港第二季度本地生產總值數據顯示，在經濟增長加快之余，通脹亦漸趨溫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幅，從第一季度的2.9% 升至第二季度的3.3%。另以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計算，通脹由第一季度的1.4%，回落至第二季度0.7%。
分項數據更顯示，大部分經濟領域皆對第二季度經濟帶來支持，反映整體經濟增長動力日趨穩固。本地消費增長維持于4.2%的理想水平，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資本開支亦顯著回升，因為不明朗因素消退帶動商業投資重拾升勢，抵銷了建筑開支萎縮的影響?？傮w而言，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上升6.9%，扭轉了第一季度3.3%的跌幅。凈出口則繼續拖累經濟增長減慢，導致經濟增長減緩0.5個百分點。
亞洲金融危機
卷土重來的機會甚微
本地經濟增長加快，難免讓人以為環球經濟正不斷改善，但其實情況未必如此。最近，因為區內資金流向出現顯著變化，資金外流的情況，在印度尼西亞、印度、泰國等出現經常賬及財政雙重赤字的國家尤其明顯。自5月下旬以后，市場逐漸相信美聯儲將會退市，亦即削減資產購買計劃的規模，導致部分區內貨幣兌美元大幅貶值。外匯市場波動引發投資者對新興經濟體爆發金融危機的憂慮。巴西和印度均已采取措施應對，先后宣布調高利率，以遏止資金外流的情況及捍衛當地貨幣的幣值。
不少投資者憂慮近期區內資金外流的情況，將演變成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系統性危機。然而，我們認為時下與當年的情況迥異，故對區內中期經濟前景仍保持審慎樂觀：
其一，亞洲金融危機的癥結在于多個亞洲國家的經濟過熱。當時投資者憧憬區內經濟能夠保持高增長及具有后發優勢，外來資金大量涌入區內各國；反觀當下，區內經濟僅以溫和步伐復蘇，投資增長只貼近本地經濟所需。事實上，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東盟多國的經常賬已連年赤字，這與當下的狀況大相徑庭；
其二，固定匯率機制是觸發及加深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之一。而目前大部分亞洲貨幣不再與美元掛鉤，因此區內國家能夠避免本幣估值過高的問題?？v然貨幣貶值短期內難免引起金融市場動蕩，卻能有效改變對外融資狀況，并長遠促進出口、帶動經濟復蘇；
其三，區內融資困難的情況并不普遍。不少亞洲國家的經常賬仍見盈余，財政結余亦處于合理水平；
其四，過去10年，區內宏觀經濟狀況較以往穩定。與亞洲金融危機時相比，新興亞洲國家對外來資金的依賴程度已大幅下降，短期外債占外匯儲備的比重跌至50%以下。隨著私人機構貨幣錯配的問題得以紓緩，本幣貶值所帶來的沖擊，遠比亞洲金融危機為輕。
迄今市場對區內貨幣的反應不一。亞洲工業國家的貨幣，如韓元及新臺幣等未受太大考驗，表現遠勝于區內其他貨幣——這顯示需要按不同情況評估各國經濟的重要性。現在不少亞洲國家，畢竟已具備更成熟的條件抵御沖擊。換言之，新興亞洲國家經常賬收支惡化的程度及范圍，不足以引發如1997年般的國際收支危機。
復蘇可望持續，惟步伐蹣跚
近期，美國、歐洲、日本及內地的采購經理指數均見上揚，亞洲國家可望因先進國家的需求回升而受惠。亞洲各國最新公布的7月份出口數據與我們的分析相符，反映區內貿易活動未受太大影響。其中香港7月份出口貨值更上升10.6%。尤以輸往美國（2.9%）及歐盟（6.7%）的出口增長顯著，初步顯示先進國家的需求回穩。基于美國及歐洲經濟活動將漸趨活躍的判斷，我們對香港的外貿前景審慎樂觀，并維持本年出口增長的4%預測不變。
當然，香港經濟前景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需走向。值得留意的是，零售銷售增長在第三季度始見放緩。零售銷售總額增幅由6月的14.7%，急降至7月的 9.5%。同月訪港旅客數據，亦顯示市場人士不宜對零售業短期前景過于樂觀。
我們估算，商業投資于下半年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基于企業現金流改善及庫存下降，我們認為商業投資開支將于2013年下半年穩步上升。綜合各項因素而言，我們維持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3%預測不變，意味下半年經濟增速將繼續低于過往平均水平。通脹方面，總體需求疲弱，以及上半年租金溫和上升的滯后效應逐漸浮現，將有助遏止通脹上升。我們預測，香港2013年全年的平均通脹率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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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分析范文4
關鍵詞：貨幣政策；金融危機；穩?。唤洕鲩L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職能以來，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進入21世紀后，更成為熨平經濟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央行在制定、執行貨幣政策方面日漸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相結合的新一輪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將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伴隨著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舉措，央行事實上已經傳遞了緊縮銀根的信號，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首次對貨幣政策進行大方向的調整，這可能預示著將從調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人手，逐步退出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本文從多個角度，對1997年和2008年以來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加以比較，并對2011年新一輪“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提出改進建議。
一、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經濟環境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即使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同時經濟結構調整也不斷深化，金融市場的制度、結構不斷完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使得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環境與1997年相較存在巨大差異。
(一)國內因素
1.經濟主體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不同
就中國的經濟規模而言，在兩次金融危機發生前夕，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78973億元，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為265810.3億元，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從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59％增長到2007年的65％；在經歷稅制改革后，1997年財政收入為8651.14億元，2007年則為51321.78億元，增長了4.93倍，接近GDP增長速率的1.5倍。經濟成果的積累充分說明，相對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從宏觀到微觀，從政府到家庭，中國經濟抵御危機的能力都在增強。
2.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來，以銀行系統改革為代表，我國不斷完善金融體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業銀行貸款限額控制，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不良貸款，使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恢復了準備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強了商業銀行資金平衡、自我發展的能力。同時，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形成新的貼現、再貼現利率的生成機制，兩次擴大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逐步放開政策性金融債券和公開交易國債的利率管制等。這些舉措在降低金融風險的同時，促進了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完善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此后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礎。
3.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性不同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均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水平相對落后，規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貨幣政策工具單一，基本只能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對宏觀經濟發生作用。1998年以來，公開市場的債券交易恢復，債券市場逐漸活躍；同時大力整頓銀行間拆借市場，增強了金融機構資金的靈活性；發展以實物貿易為背景的商業票據，增加票據的承兌主體，降低票據市場的風險，增強了央行再貼現對貨幣總量和經濟結構調節的功能。這些積極推進貨幣市場發展的舉措，增強了金融機構活力，為貨幣政策運用提供了更加多樣靈活的調控工具。
4.貨幣政策受體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銀行體系中大部分不良貸款來自國有企業，這類企業對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低，這就使貨幣政策的力度在實施過程中被削弱。伴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強的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作為將貨幣政策傳導到實體經濟最終環節的企業，對于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隨著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繁榮，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形式更為多樣，投資方式更為靈活，從而增強了居民消費與投資行為對貨幣政策變動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不同
亞洲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有限，受影響的國家主要是亞洲的新興經濟體，它們大多與中國一樣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關聯程度較低。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美國，主要發達經濟體均遭重創，它們大多與我國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從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難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更為深遠，從外需的方面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動力。
2.人民幣匯率變化不同
從匯率角度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承諾人民幣堅決不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匯率基本不變。1997～2000年出口總額分別是1827.9億美元、1837.09億美元、1949.31億美元、2492.03億美元，可以看出亞洲金融危機后出口總額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時期的增長停滯后，1999～2000年又恢復了快速增長。
面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大幅貶值，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甚高，200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平均水平為7.60，2010年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62，進入2011年則達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4.5％。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國出口競爭力，出口對于國民經濟的貢獻直線下降。2009年，外貿出口下降了16％，而進口只降低了11％，順差減少了1020億美元，出口減少的損失比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為嚴重。
二、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效果比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出現經濟增長放緩、出口大幅回落、消費與投資低迷、國內外市場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態勢，宏觀經濟有通貨緊縮的風險。1997年到2002年間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的擴張貨幣供應量，著重國內經濟結構性調整，改革國有企業，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貨幣增長過快而積累在銀行系統中的金融風險。亞洲金融危機對我
國產生的負面影響時間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間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7.8％、7.6％、8.4％和8.3％，實現了經濟的平穩增長，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則保持平穩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7％，零售物價的平均增長率為6.2％，而廣義貨幣和貸款的增長都在年均20％以上。廣義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呈現上升的趨勢，與同時期的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國橫向比較，我國M2與GDP的比值處于高位，市場在溫和的貨幣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動性。
而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國內經濟正面臨通貨膨脹風險，2007年12月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至2008年6月間，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回收市場的流動性，以防止國內出現投資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擴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貨幣政策從“適度從緊”轉向“適度寬松”。面對全球經濟低迷的頹勢，我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強勁增長，同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較2008年下降了0.7個百分點，城鎮就業人員比2008年凈增910萬人，國內經濟運行總體企穩向上。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實現39.8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3.3％。
我國經濟在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均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平穩增長，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同時通貨膨脹的水平則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但應注意的是，與1997年宏觀調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為投資拉動8.7％，消費拉動4.1％，出口拉動-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時，投資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積極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的大規模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200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顯偏低，同時這個水平也顯著低于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的平均水平。從這一點來看，本輪宏觀調控的結構性調整力度不夠，“惠民”效果不佳，經濟增長更多依賴于擴張政策中大規模增加的投資推動，在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能否像亞洲金融危機后那樣實現長期穩定增長，能否在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情況下也不出現增長乏力的情況，還有待時間檢驗。
三、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比較
(一)貨幣政策目標
1997年以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為“適度緊縮”，到1997年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為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試圖實現“增加信貸和貨幣供應，擴大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間穩健中略顯寬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實施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逐漸把重點轉向對抗金融危機沖擊，2008年底央行調整貨幣政策，從“適度緊縮”調整為“適度寬松”，表現激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保持市場信心，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
(二)調控工具與力度
受金融市場發育程度和經濟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多采用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等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穩健”貨幣政策，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選擇略為寬松的政策取向，對于經濟的刺激作用溫和；2008年底貨幣政策則是從“適度緊縮”進入“適度寬松”，此番調整相比于1998年更為激進。例如，1998年我國連續三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而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內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調整的頻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開始實施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使基礎貨幣從2008年8月的11.76萬億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萬億元，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礎貨幣存量18.5萬億元，同比上漲了28.7％。廣義貨幣M2在2008年底為47.52萬億元，2009年底為60.62萬億元，2010年底為72.6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19.7％。2009年底各項貸款余額為41.39萬億元，比2008年末增長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貸款的增速有所放緩，增速為19.9％。
如表1所示，兩次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中比較密集的降低存貸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機發生后的一年內。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資以外，還向市場強烈地傳遞了寬松的政策信號。從降息的幅度來看，1998年開始的那輪調整幅度更大，持續時間也更長，而2008年開始的調整更傾向于高頻率小幅度的微調。但這并不能說明2008年實施的貨幣政策更為溫和，事實上從降息的頻率和基礎貨幣擴張的規模來看，2008年政策擴張的力度更強，但由于2008年新一輪降息開始時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間不大，在執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處于20年來最低點，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點。
從表2來看，我國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次數和幅度，都比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更顯劇烈。這同傳統金融理論的結論差異較大，存款準備金率以乘數作用于貨幣總量，對于基礎貨幣的擴張和收縮作用均十分劇烈，應屬謹慎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而我國自1998年完成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就成為貨幣政策制定當局慣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期間，運用更為頻繁，2003年至2008年間的20次調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進行的(在2007年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后，就先后運用過10次)。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與我國宏觀經濟有擴張要求時更為倚重積極財政政策有關，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各種基建項目達到拉動經濟的目的，為配合財政政策而實行的信貸擴張往往期限較長，市場對于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更為敏感，調升貸款利率以控制市場中的信貸額增加，將會給企業造成相當沉重的財務負擔，因此為避免寬松的貨幣政策退出時出現“硬著陸”，央行更多選擇了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緊縮性政策目標。
四、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我國應對兩次金融危機中均采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其基本指導思想是大體相似的，短期內均立足于通過政府投資擴張迅速刺激經濟回升，而長期目標則都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兩次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推進稅費改革、調整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運用預算、稅收、投資等手段活躍經濟，實現經濟總量擴張，從而促使經濟重回穩步增長的軌道。
在財稅工具的具體選擇方面，兩個時期的財政
政策則有所差異。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發國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國有銀行資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稅支持外貿出口三個方面，刺激經濟恢復的意圖直接且明確。2008年，除發揮投資、稅收、收入分配、財政貼息、轉移支付等政策組合優勢以外，另一重點則放在“增值稅全面轉型”等稅制改革上，這說明現階段宏觀政策的制定更為側重于短期經濟恢復與長期合理發展的統籌考慮。
在1998-1999年間，政府共發行長期國債2100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在本輪金融危機期間，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發行2000億元債券外，并在很短時間內系統地推出了規模高達4萬億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比兩個時期的財政政策不難看出，本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更強勁，這與同期貨幣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適應的，因為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輔以擴張的貨幣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費和投資出現“擠出效應”，從而保證經濟恢復增長的目標能夠盡快實現。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情況，從1998―2009年，積極財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時間，而貨幣政策保持穩健的僅有7年，這說明在兩次金融危機中，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更多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由于貨幣政策在多個層面都表現出非對稱效應，例如在時間層面，經濟衰退期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弱于繁榮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區域層面，金融發達地區貨幣政策效果強于金融欠發達地區；產業層面，貨幣政策對有形資本比重大的行業作用較弱等，針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有限，第一、二產業比重大等特點，選擇以財政政策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角，貨幣政策輔助的政策配合與我國的國情相適應。此外，現階段經濟轉軌時期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而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能力較財政政策略顯遜色。但應注意的是，過多的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刺激可能導致財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機、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等多種負面效應。事實上，2010年出現在眾多歐盟國家的債務危機，促使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在2011年開始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減少財政赤字，恢復政府信用。與2011年美國積極財政政策不同，歐洲國家的宏觀政策旨在管理財政平衡，也是“經濟二次衰退”與“信用危機”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
五、總結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基礎貨幣持續增長。根據宏觀經濟理論，超出實體經濟增長的貨幣供給總會傳導給價格，表現為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經驗顯示，從貨幣供給較快增長到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可能需要1年左右時間。2009年貨幣供給的大幅度增長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運行，這是經濟對擴張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應，且這種情形的慣性作用在2011年仍將顯現。面對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預期，央行從2010年底開始實行新一輪穩健的貨幣政策，并在短期內相繼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9.5％的歷史高點)等系列調控工具組合，貨幣政策趨于緊縮的態勢已然明朗。就長期而言，可以從健全資產和貨幣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推動利率市場化、提高央行獨立性等方面，優化更有利于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經濟環境。從短期來看，筆者認為針對新一輪穩健而偏緊的貨幣政策，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加以謀劃：
1.根據IS-LM模型分析，當采取“一松一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組合時，寬松的財政政策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新的均衡點可以出現在原均衡點的右上方，即可以實現利率上升，同時是國民經濟總產出不變或增加的政策效果。為配合偏緊的貨幣政策實現銀根緊縮、抑制通脹的目標，積極財政政策要保持調控的方向不變，但力度應逐步減弱，從貨幣需求的源頭降低對流動性的要求，增強貨幣政策回收流動性的效果。
2.當前的通脹預期除了有國內需求拉動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特點，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抑制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更有效，對成本推動型通脹的作用則相對有限，因此在實施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的同時，應輔以產業政策、就業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進企業自主創新、推進產業升級、提升就業水平，減弱成本推進型通脹的壓力。
3.由于我國經濟轉型的過渡期略顯漫長，經濟結構性調整也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之一。從GDP貢獻率來看，消費、投資、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不夠協調，以消費為代表的內需增長依然十分脆弱；從產業結構來看，低技術含量的產業仍占主導；從發展方式上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轉變尚未完成；從收入分配來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這些情況都反映出我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之下存在著嚴重的結構問題，而這可能會成為經濟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過信貸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勵居民進行實物資產消費，結合國家產業政策引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等方式，讓貨幣政策更多的參與經濟結構調整，將有利于國民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4.2011年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2011年1月廣義貨幣M2為73.39萬億元，同比上升了17.3％，環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長率為1.36％，意味著M2的增速將下降，市場利率將逐步上升。與此同時，雖然眾多新興經濟體紛紛采取緊縮政策以抑制大規模通脹，但美國仍然保持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國“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公布將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6000億美元回購長期國債。未來美國將繼續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費投資，所以在新一輪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觀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掛，導致國外熱錢涌入，削弱緊縮銀根的政策力度。
5.隨著中國近30年的高速發展，國內居民手中掌握的財富不斷增長，2009年底居民儲蓄存款為260771.7億元，較1999年增長了3.37倍。面對2010年高位的CPI數據，在市場的投資、消費熱情不減，股市表現低迷的情況下，成交額創歷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國各地甚至出現居民搶購黃金的現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脹預期下，國民害怕財富縮水因而更傾向于金融投資，希望通過資本增值來抵消通脹對財富的侵蝕。這種消費和投資需求會加快國內貨幣的流通速度，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對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應考慮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的影響。政府部門應該充分發揮窗口指導作用，向市場傳遞緊縮信號，勸導居民理性消費、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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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分析范文5
當時，憤怒的人群在街頭游行，抗議IMF的倒行逆施，就連許多建筑電梯內的關門按鍵
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韓國文化中，關這個詞被認為是不吉利、晦氣的象征。
按照中國人的說法，IMF肯定感覺“比竇娥還冤”，處在金融危機中的韓國政府向IMF求援，申請58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IMF同意發放貸款，但提出了將業已破產的韓國第一國民銀行和漢城銀行出售給外國金融機構的條件。因為IMF認為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亞洲銀行體制的缺陷。
危機前30年，東亞國家利用銀行體系作為工業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銀行的管理和信貸分配，導致風險管理的弱化及銀行資產質量下降。IMF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整套政策的重點，在于恢復受援國的外部經濟均衡，維護受援國貨幣在外國投資者與貸款人眼中的信譽。提供的改革方案從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出發，鼓勵各國通過經濟開放和金融自由化，參與國際競爭，從而實現經濟健康增長。
從外部世界看，這個處方對于韓國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韓國總外債與GDP比率已經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銀行規定的30%警戒線。外匯儲備回升到了990.25億美元，為5年來之最高記錄，居世界第五位。通貨膨脹始終保持在4%這個較低的水平上。
但對普通韓國公民而言，景況就遠沒有那么美妙。僅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韓國人均工資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費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雖然失業率也從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專家指出，在勞動結構中常任性職務工作者比重下降，臨時與計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變韓國公眾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趨勢。
于是，在許多韓國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縱容外國人掠奪自己國家的經濟與自己的一日三餐。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評論IMF此次處理東亞金融危機時，也有相似看法，他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泰國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基金會的首腦們說，緊縮政策將重建人們對泰國經濟的信心。當危機發展到其他東亞國家，并且這些政策的失敗已經很明顯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是眨眨眼，給每一個到它門口求援的國家開出同樣的藥方。我當時就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與拉美不同，東亞國家已經實現了預算盈余。緊縮導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不足，而這兩者都是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擔心緊縮政策將無法復亞經濟，它會把他們推入衰退甚至蕭條，高利率只會摧毀負債的地區企業，導致更多的破產與壞債，壓縮的政府開支將只能使經濟更萎縮?！?/p>
如果我們細心地對IMF針對此次金融危機的整個決策機制進行簡單追溯，就會發現對它的追問確實有相當的理由。作為受援國金融監視員的IMF,只能提供診斷與咨詢意見，在實際操作中，IMF并不“強制實行”任何條件，只進行援助條件的“談判”，但談判的所有籌碼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給對方以足夠的時間去達成一致的意見或向本國有關專家咨詢。IMF對各國經濟狀況缺乏客觀、廣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組往往要在幾天、乃至幾周內拿出一個完整的改革方案，這種方案往往凌駕于各國實際情況之上。在本次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economicReview》中，還沒有對東亞各國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錯誤地認為東亞金融危機已接近尾聲，進而對以韓國為中心的危機第二階段作出詳細的預見與決策分析。
具諷刺意味的是，東亞金融危機五大受災國中惟一沒有接受IMF援助的馬來西亞，2000年經濟增長率居然達到了8.5%的驕人比率。2001年，盡管由于上一年歐美經濟低迷而導致對馬出口產品的打擊，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率仍高達7.1%，超過東南亞其他IMF受援國。
馬來西亞成為身體力行拒絕華盛頓共識的第一個國家，當馬哈蒂爾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計劃并宣布在馬來西亞實行外匯管制時，來自“華盛頓共識區”的最權威的聲音都在預測馬來西亞經濟將在3個月內崩潰，然而事實是，馬來西亞已經成為經濟復蘇進程中惟一堪與韓國媲美的國家。
“馬來西亞是繼韓國之后，第二個令信貸體系得以重建的經濟體?！盋LSA新興市場戰略研究員克里斯托弗·伍德說。2002年馬來西亞國內貸款數額將增長6%，明年這個數字將達到11%。馬來西亞資產清理機構宣稱該國130億美元不良貸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達成清理意向，這種速度連韓國都望塵莫及，迄今為止韓國清理壞賬的進度也只達到60%。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馬來西亞從英帝國傳承下來的會計和法律體系，另外，馬哈蒂爾本人雷厲風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馬哈蒂爾宣布加入反恐陣營后，華盛頓共識加諸這個國家的最后一道詛咒似乎也煙消云散了。
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是IMF一貫秉持的信條，這是由位于華盛頓的地球上最顯赫的三個組織——IMF、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共同澆灌的一株圣草。它堅信自由主義的市場調控是對付危機的根本解決方案。同意和接受這些政策主張，往往成為任何發生危機的發展中國家從IMF獲取援助的必要條件。
顛覆的聲音總來自于體系內部，1998年1月，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聯合國大學一次演說中首次提出“后華盛頓共識”的概念。斯蒂格利茨這樣評價華盛頓共識:“往好里說，它是不完全的;往壞里說，它是誤導的?！彼偨Y說，華盛頓共識把金融自由化當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實現有效的金融體制的手段;它將私人化視為比促進公平競爭更重要的目標，結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尋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財富而非創造新財富);它依賴少數政策工具(如宏觀穩定、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來實現短期目標(如GDP增長)，而忽視健康與教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公平社會和民主的發展。“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廣的發展目標”——這是斯蒂格利茨“后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概念。“”版權所有
亞洲金融危機分析范文6
亞洲金融的歷史教訓
為什么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亞洲金融業表現如此出色,可以從亞洲歷史中思考分析。對于亞洲來說,如此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道分水嶺。當時,亞洲金融業已經經歷了20年的強勁經濟增長,從而縱容了松懈的借貸和草率的投資行為。當外來投資(當時仍然數額巨大)趨緩且政府無力支撐本國貨幣時,亞洲地區開始見證到一場巨大的崩潰。
這一次亞洲能夠成功地走出風暴,并不是偶然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1990年那場深刻而嚴峻的危機,讓亞洲國家學到了幾條至關重要的教訓,它們決意不再重蹈覆轍。從那時起,亞洲就未雨綢繆,為抵擋未來的危機做好準備。所以,當其他地區面對沖擊措手不及時,亞洲卻是胸有成竹、有備而戰。
舉例而言,自1997年以來,亞洲的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對財政紀律的重視度增強,貨幣政策的公信力也得到提升。最重要的一點是,先前的金融危機降低了亞洲經濟體累積的負債水平。事實證明這一點非常關鍵,它確保了由債務引發的西方世界危機沒有傳播到東方。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另一教訓,就是各國政府需要按照適合內需的步伐前進,逐步放松對本國金融行業的監管。1997年之前,一些亞洲經濟體過快地放松監管,導致泡沫增長。如果沒有適當的制度性基礎設施,這樣做無異于引火燒身。而近期出現的危機表明,亞洲經濟體已經走出了1997〜1998年金融風暴的陰影,監管環境更加穩健。
眾所周知,對于政府出手干預使亞洲經濟免于承受更嚴重衰退的做法,很多人都表示贊賞。的確,亞洲各國政府均堅決地支持本國經濟,為此公布了規模和范圍不等、數額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財政激勵政策,包括推動內需、降低利率、穩定貨幣以及終止貸款配額。亞洲各國能夠推出這一系列措施,應歸功于它們由于相對較低的公債水平、高外匯儲備以及健康的外債結余而擁有的堅挺財務實力。
亞洲銀行業碩果累累
然而,在亞洲強有力的危機對應措施中,也許最被忽視卻同樣重要的特征是當地銀行與西方同行相比的狀況。在亞洲,我們完全看不到預期中的銀行利潤下滑。例如,在2008年,亞洲銀行業的利潤總額比全球銀行業的利潤總額高出27%(全球很多銀行出現虧損,導致全球利潤總額走低),而亞洲銀行資產僅占全球銀行資產總額的14%,一級資本的份額僅為17%。相比之下,擁有全球大部分銀行資產的歐洲銀行業所遭受的虧損,相當于全球銀行業利潤總額的14%。美國的銀行業受到的沖擊最大,它在全球市場的資產份額為20%,虧損卻相當于全球利潤總額的80%。
這些數據雖然只能說明近期金融危機的概況,但是在思考并對比1990年所發生的事件與本次危機中發達國家的表現時,它們就成為謎底的關鍵部分了。有目共睹的是,亞洲銀行業表現搶眼。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們看到多家外資銀行抽身,導致當地企業信貸短缺,而亞洲本地銀行(它們同樣是受害者)力不從心,無法滿足本地需求。但是這一次,亞洲的形勢迥然不同。亞洲本地銀行的財務實力大大增強,并向本國企業提供了更強力的支持。它們現已因此而主導國內市場,除在城邦國家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之外,外資銀行在亞洲各國家或地區所占市場份額幾乎不足10%。在繼續前進和進行擴展方面,中國的銀行業所取得的成就尤其顯著,包括證券上市、國際銀行收購戰略性股權以及經濟強勁的增長。中國銀行業已經躋身全球最賺錢的銀行之列。
立足本地是關鍵
雖然機遇眾多,但銀行業將要承受的影響也很大。一旦企業開始為本地市場進行生產,其銀行業務需求會有重大改變。起初,當企業業務限于工廠進行出口生產時,基本的借貸和一般的跨境交易服務(主要是基本現金、貿易融資和外匯)已經足夠。但如同渣打銀行已經在遍布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1.7萬家分支機構中所看到的,由于企業運營更加本地化,渣打銀行需要提供具備充分本國貨幣能力的國內交易服務,而且由于企業開始在本國而非國際層面開展對沖、基金和結構交易,還要提供更具增值性的服務。
“立足本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有些人可能認為區域性銀行的資源少于“大型銀行”,因而境況更堪憂,但是規模固然重要,分支機構數量和本地整合水平同樣不可忽視?？紤]到多變的監管措施及其影響、截然不同的體系、語言和本地運營要求所帶來的挑戰,這一點尤為真切。
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打造本地業務,并使其具備足以抗衡亞洲本地銀行的技能。渣打銀行在亞洲的經營歷史已經有150多年之久,根據我們所積累的經驗,我們相信一家銀行要取得成功,必須根據本地需求開展業務,并且在多個小型市場同時提供一致。這種理念深刻地影響了渣打銀行的亞洲全球產品團隊的經營方式,即在所有市場管理具備多語種系統的標準化平臺。有鑒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形勢,現在人們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其他銀行必須同樣改變經營重點,在主要國家變得更加本地化或者找到一家可以為其做到這一點的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