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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論文范文1
為了保證弱勢群體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資助政策。2000年，國務院決定在全國所有公辦全日制普通高校開展國家助學貸款。2004年，國務院建立了以風險補償金為核心的國家助學貸款新機制。2007年，國務院又決定大力開展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工作。目前，國家在普通高校建立了以國家獎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學費補償貸款代償、勤工助學、校內獎助學金、困難補助、伙食補貼、學費減免等多種方式并舉的資助政策體系，同時實施家庭經濟困難新生入學“綠色通道”。國家資助政策體系的出發點就是促進教育公平，對潛在學生的資助可以減少其為接受高等教育所承擔的私人成本，從而提高他們進入大學的可能性。扶持困難家庭的子女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國家的資助體系雖然幫助了許多困難學生獲得平等享有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中國的學費仍然處在比較高的水平。家庭困難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仍然受到學費的制約。幫助弱勢群體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仍然需要完善的資助體系。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首先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對教育的需求。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持續上升，而國家財政能力有限，“窮國辦大教育”的國情，決定了各項財政政策制定的基點與價值目標主要是滿足人民群眾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促進機會公平將是很長時間內中國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的基本落腳點。
二、關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過程公平
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上升，高等教育規模不斷壯大，國家財政投入及資助力度持續加大。高等教育質量問題引起關注。高等教育的資源利用效率是影響學生平等享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的決定性因素。國家的財政政策開始關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促進過程公平。財政投入不斷加大，政策越來越關注高等教育資源的利用情況。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財政投入不斷加大，后4%時代怎么辦成了社會熱點。其中最引起關注的是投入的經費如何支配，也就是資源利用的問題。從投資體制入手，國家進行了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方式的改革。中國的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模式經歷了從“基數加發展”到“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再到“基本支出加項目支出預算”的變革歷程。1955年至1985年，中國采取“基數加增長”的高等教育撥款模式，但這種模式不利于高等學校教育成本控制和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益。1986年，國家開始采取“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學校經費的利用效率。但是，沒能切實核算高校的實際成本，導致各高校過多地依賴在校生人數作為撥款的參考依據，只注重學生規模的擴張，忽視了辦學質量。2002年至今，“基本支出加項目支出預算”模式得到應用。基本支出預算是學校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所需要的經費；項目支出預算則是學校某些專項業務活動所需要的經費，在高等學校核算中需要按照項目進行管理，獨立核算、專款專用[4]。撥款方式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價值追求并沒有否定促進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教育公平并不是說要將教育資源平等分配，而是教育資源有效分配，滿足高校運轉需求及項目的開展，使不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專業的學生享有其該享有的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即促進高等教育過程公平。高等教育資源得到合理利用，是確保每位學生平等享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是學生公平地分享學校的教育資源，以滿足和平衡每個人不斷發展的需要，從而使受教育過程處于公正合理狀態的決定性因素。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的關注，實際上是對于高等教育過程公平地追求，政策中折射出公平的價值取向。
三、方向：加強投入產出率的評估，實現結果公平
教育起點公平與過程公平的最終體現在教育結果公平上，教育結果公平是教育實質性的公平，也是衡量大學教育質量的關鍵要素[5]。起點公平一直被視為教育公平的核心組成部分,過程公平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起點公平和教育公平成為中國以往制定政策時的主要目標導向。增加投入、提高資源利用率，最終目的是要提高投入產出效率，而機會公平與過程公平的最終結果需要用結果公平來考證。在中國當前主要強調教育起點公平、教育過程公平的教育公平政策中,教育結果公平可以作為一種客觀的政策評價和監控的工具。同時,教育結果公平也將為中國教育公平的未來發展提供新思路和啟示[6]。結果公平應該成為今后制定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價值目標和導向。加強對高等教育投入產出率的評估，不僅是對高等教育投入資金與其所創造價值之間的關系的評價，而且也是對教育質量的評估，包括對人才培養質量的評估，是促進高等教育結果公平的一種有效手段。通過財政政策促進教育結果公平，以產出機制撥款的財政政策可以激勵大學提高教育質量，使更多的注冊學生完成學業，促進高等教育結果公平。
四、行動：以公平為取向，構建高等教育財政政策體系
（一）明確政府高等教育撥款的主體地位，加大投入
《國家教育與發展綱要》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本世紀末達到4％”[7]。這個本世紀末是指20世紀末，然而，直到2012年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28％，首次實現4％的目標[8]。目前，高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為4.8%左右，中低收入國家的這個均值反而更高些。從高等教育國家財政性經費支出來看，2009年，該比例首次突破7％，達到0.79％，成為歷史最高值，但2010年又有所下降。中國高等教育國家財政性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終沒有超過0.8%，而該值是目前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1%，主要發達國家平均為1.7%。很明顯，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中國財政壓力不斷增大。但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保證更多的適齡青年公平的享有高等教育，實現教育公平，仍然需要財政撥款發揮其主導性作用。
（二）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是平衡中央和地方財政及各區域之間的差異，從而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是最主要的促進公平的財政政策。由于中央財力和地方財力的差異，教育部直屬高校與地方高校的經費數量差異明顯，各地方政府財力不同，不同地區的地方高校的所得財政撥款也不同。這樣就造成了高校間發展的不均衡，造成各地區高等教育的學生在享有教育質量上的不公平。而高校畢業生涌向發達地區，又使欠發達地區在投入高等教育的收益降低，造成欠發達地區在財政上和人才流失上的雙重風險。這種不公平問題，需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來解決。高等教育財政支付轉移要以公平為導向，并以法律形式給予保證。支付的程序及算法要體現公平原則，具體來看要加大中央政府對不發達地區的縱向轉移支付，并不斷推行省級政府間的橫向支持。增加過渡性的轉移支付金額的數量，根據各地實際支付能力與全國平均生均經費標準間的差異，給予各地發展高等教育所必須的經費補償。縮小地區間高等教育資源的差距，保證不同地區的學生享有高質的高等教育質量的機會。
（三）不斷完善高等教育資助體系
除少數國家外，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接受高等教育都需要繳納學費，這是個人及家庭承擔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的渠道。然而，學費卻成為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礙，從而影響了高等教育公平。目前，中國在普通高校建立了多種方式并舉的資助政策體系。但是，為了惠及更多的學生，切實解決因學費而無法入學的問題，資助政策體系還應該不斷完善。隨著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各地高校學費的上漲的趨勢明顯，因此，要不斷的提高資助的標準及比例。豐富及細化資助的項目，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學生提供不同項目的資助。對于申請資助的程序要給予簡化，并且要透明化，保證公平、公開、公正。
財政政策論文范文2
公共財政(publicfinance)指的是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類型和模式。公共財政面對的是由私人部門經濟與公共部門經濟共同組合的混合經濟的背景，是從市場失靈出發，來界定公共部門即政府的經濟活動范圍和職能的。隨著城鎮化的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口不斷聚集，公共服務的覆蓋面變得越來越小，使得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成本也不斷下降。而城鎮化的發展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得其更有能力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及其特點決定了其與公共財政有著緊密的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型城鎮化的不斷發展要求公共財政提供制度保障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場在某些領域諸如公共物品提供領域的“失靈”狀態決定了公共財政體系必須加快完善起來。即市場逐漸退出某些競爭性領域，只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而政府財政在市場存在缺陷的領域加大支持力度。公共財政體系的完善能更好地滿足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人們對公共物品和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
(二)新型城鎮化需要公共財政發揮其杠桿調節作用
新型城鎮化相對于傳統城鎮化而言，更加注重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利用，而公共財政政策作為一種重要的調控手段能在這方面發揮其重要功能。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強調突出城鎮特色，公共財政政策需要引導企業找到適合本地區發展的特色優勢產業。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同時強調突出城市的主導功能，公共財政政策同樣需要引導城市圈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大城市為支撐，中小城市為重點，促進大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
(三)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是新型城鎮化和公共財政的公共目標
新型城鎮化追求一種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機制，以期同時推動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而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樣是公共財政體制所追求的目標。公共財政應利用政府購買支出和轉移支付等手段不斷調節城鄉公共服務規模，以最終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這對于新型城鎮化又是尤為重要的。具體而言，我國目前要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主要是提升農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水平，而這些能為城鎮化過程中的失地農民或進城農民工等提供更好的保障。
(四)“綠色城鎮化”理念需要公共財政政策的支撐
新型城鎮化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注重環境和資源的保護。而這一領域屬于“市場失靈”的范疇，公共財政正好能發揮其用武之地。盲目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的“城鎮化”不是“新型城鎮化”。公共財政體制應利用稅收、補貼等手段來糾正(鼓勵)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負(正)外部性行為，加大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力度，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也保持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建議
(一)完善公共財政體制，使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相匹配
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公共財政體制必須得到完善，這樣才能避免出現越位與缺位。必須建立起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公共財政體制，保證新型城鎮化建設對資金需求的穩定。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市場可以解決的事，政府就應該退出，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作用，而市場解決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物品提供等)，政府就應該主動解決。具體來說，事權的劃分要以公共物品受益范圍為考量對象，即如果受益范圍超過了本級政府轄區，則應由上一級政府或受益范圍內多個政府共同承擔;而財權則必須保證本級政府具有與事權相應的財力以滿足其履行職能。要拓寬縣(市)、鄉財政的收入渠道，鼓勵縣(市)招商引資，并可以將招商引資項目的稅收收入留給縣(市)，同時可以考慮將鄉鎮財政部門組織的各項收入留給鄉鎮，取消鄉鎮基數上解等。
(二)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均衡發展
新型城鎮化不僅是發達地區的城鎮化，還要包括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所以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就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國目前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還存在一些不盡完善的地方，比如資金分配不規范，有些資金甚至流向了東部發達地區;又如財政轉移支付僅停留在保障階段，缺乏引導功能，這樣地方政府對新型城鎮化強調的環境保護等方面就缺乏發展的動力。在公共財政體系下必須堅定不移推進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要優化轉移支付的結構，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以增強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給的能力，要打破傳統的觀念、方法，充分照顧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增加對這些地區轉移支付的力度。其次，建立健全省級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壓縮省一級財政支出，使財力向市縣傾斜。再次，加強財政轉移支付的產業引導功能。對于地方發展符合新型城鎮化思路的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等產業給予財政專項資金補助，增強地方政府建設“綠色”城鎮化的動力。
(三)積極推進新農村建設，促成新農村建設與
新型城鎮化的“聯動效應”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聯系的，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同時必須加快新農村建設。公共財政體系下的轉移支付制度在保證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同時還應促進功能區的建設，即促進產糧區、林業區、草原生態區等的建設，這一方面會促進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經濟得到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增加，實現了“新農村建設”與財政發展的雙贏。而要實現這一點，需要財政完善農業專項工程轉移支付、開創新型農業稅收體系以調動農民積極性等作為保障。
(四)推行新型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改革
財政政策論文范文3
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傊?，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在日本理論界、產業界和政治家中，對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較大。主流觀點主張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他們認為經濟復蘇是基礎，只有經濟復蘇了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稱，在政治家圈內也屬于非主流派。其能成為總理也是人們對主流派政策喪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內閣誕生后，極力主張結構改革，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壓縮政府支出，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加強競爭，活躍市場。從財政政策上講，主張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他主持編制的中央財政第一個年度預算(2002年度預算)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收支規模比上年度預算下降1．7％，與上年度決算相比下降5．9％。頂住各方壓力，將國債發行規?？刂圃?0萬億日元，公共投資規模壓縮10．7％；同時，大幅度壓縮財政投資規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財政政策論文范文4
一、傾斜的國民收入分配與“三農”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因為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及優先發展工業的發展戰略,國民收入分配表現為農業向工業傾斜、農村向城市傾斜,國家以隱蔽的價格形式(即“剪刀差”)、稅收方式及儲蓄方式從農業提取大量剩余為工業化積累資金。據有關部門測算,1979年以前的29年里,農業部門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約為4500億元。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確立了以家庭經營為主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戶經營的主體地位得到承認,同時,國家提高了農副產品的價格,國民收入分配中不利于農業的局面有所改觀,可供農戶分配的財力大幅度增加。但是,國家分配政策調整的另一方面,卻是減少了財政對三農的支出比例,造成財政支農投入不足,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一)財政支農投入不足
1.財政支出中支農投入的比例趨于下降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財政性支農支出(預算內,下同)的絕對量從1991年的347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1691億元,但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整體上卻呈現下降趨勢(見圖1),從1991年的10.26%下降到2009年的7.66%.其中,1998年支農支出比例提高到10.69%,這是因為1998年國家增發1000億元債券中有350億元用于與農業相關的長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黃河的堤防工程,蓄洪區建設移民建鎮和水利樞紐工程等,但實際上直接用于農業的只有20億元.
2.國家財政性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遠低于農業GDP在整個GDP中的比重
從圖2可以看出,財政性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般只及農業GDP在總GDP中比重的1/2到1/3.也許有人會說國家稅收中來自農業的也就一般在4%左右,但須知農民對財政的貢獻還有鄉鎮企業納稅,這一塊占到國家稅收的不小比例。以2001年為例,農民通過農業、鄉鎮企業上交的稅收就占國家稅收的18.7%,高出當年財政支農比重13.6個百分點,上交的金額達2352.7億元,多出財政支農支出金額1388億元.
財政政策論文范文5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怂挂粷h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
財政政策論文范文6
公共政策教學必須遵循和體現以上所闡釋的公共政策的學科性質和特點。但在當前的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還存在著以下主要問題:
第一，公共政策學的教學綜合性不強。公共政策的教學沒有充分整合各種學科知識，利用政治學、法學、行政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對公共政策進行全面系統地教學。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學的教材內容綜合性不強。從當前公開出版發行的公共政策學教材來看，絕大多數教材的綜合性還有待進一步加強。有的教材內容偏向政治學，側重從政治系統、政治權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統治等方面講解公共政策。把公共政策學編寫成為了政治政策學。有的教材內容偏向行政管理學，側重從政府職能、行政體制、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效率等方面編寫教材，把公共政策學編寫成為了行政決策學。大多數的教材沒有把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歷史學等的內容有機整合到公共政策的內容中去，對公共政策過程進行全面分析研究。二是公共政策學的課堂教學綜合性不夠。從授課教師來看，絕大多數的教師是行政管理、政治學或哲學專業出身的，擁有較強的專業知識，但對于公共政策涉及到的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知識卻知之甚少，在教學過程中對公共政策知識的講解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目前，全國只有北京大學、吉林大學等極少數大學有專業培養公共政策學的博士學位授予點。公共政策學的專業人才非常稀少，大多數的授課教師往往是在自學公共政策的基礎上進行教學，缺乏專業訓練和學習。因此，絕大多數的公共政策學授課教師往往把公共政策學有意無意地講授成為了政治政策學或行政決策學。三是公共政策學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的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公共政策學不僅要培養學生學習掌握知識的能力、思維判斷能力、理性反思能力、洞察問題的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還要培養學生的理論批判能力、決策能力、創造能力、道德能力和公共精神、公共責任感等。但在當前的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往往只注重向學生灌輸公共政策學的有關知識，注重考查學生的記憶知識的能力，沒有充分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素質的功能。
第二，公共政策學的教學實踐性不突出。這主要表現在：首先，課堂教學中缺乏對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在當前的公共政策教學中，絕大多數教師把注重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簡化為在課堂教學中進行案例教學，又把案例教學簡化為舉例子，用例子來論證說明公共政策知識理論。有的老師根本不知道案例教學的實質和宗旨，也沒有真正掌握案例教學的方法，無法把真正的案例教學法貫徹運用到課堂教學中去。其次，公共政策教學與社會實際生活聯系薄弱。在公共政策的教學過程中，有的教師往往照本宣科，完全按照教材的內容進行講授，沒有把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政策實踐問題融入到教學之中進行分析講解，使政策科學理論與現實政策實踐相脫離。同時，也使學生片面地感覺到公共政策實踐離自己很遙遠，只是極少數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事情，與自己沒有直接關系。再次，公共政策教學實踐實習環節缺失。在當前的公共政策教學計劃安排中，沒有教學實踐的環節。既沒有聘請黨政部門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對學生進行定期教學，也沒有安排學生到黨政部門進行考察調研或實習，學生缺乏對政策實踐活動的切身真實體驗，對公共政策實踐活動存在著神秘感。
第三，公共政策學的教學活動不重視公共性價值取向的強調與培育。公共政策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其公共性，缺失了公共性的政策就是非公共政策，是私人政策。這種輕忽公共性價值取向教育的傾向主要表現在：其一，在教學中強調公共政策工具理性，忽視公共政策的價值理性，即注重向學生傳授公共政策制定、執行、評估、調整等方法的傳授，而對公共政策制定、執行、評估、調整等背后所蘊含的價值取向的揭示和強調欠缺。其二，有的教師缺失公共精神，也缺乏批判反思意識能力，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也就不可能向學生強調和灌輸這些價值理念。例如，有的教師缺乏平等、公正、民主等意識和精神，有的教師甚至向學生有意無意地灌輸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等，使學生的價值觀受到誤導。缺失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政策教學，使學生無法領悟和掌握公共政策學科最根本最重要的宗旨和精髓，也失去了公共政策教育的終極目的。
第四，公共政策學的教學科學性不足、藝術性缺失。在公共政策學科學性教育方面，有的教師缺乏對公共政策的研究，對公共政策基本規律的領會把握不夠深刻、準確，在課堂上只能照本宣科，更談不上通過教學向學生灌輸公共政策過程中的科學追求與科學精神，甚至有的教師有意無意地向學生灌輸一些有?？茖W真理的迷信思想觀念，使學生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迷失了方向。在公共政策學的教學計劃安排上，許多學校都存在著教學時間安排不合理的問題，大多數專業把公共政策課程安排在大二上學期，這與該課程的學科性質特點不相符合。同時，公共政策的教學評價體系不完善、不科學，沒有圍繞學生能力培養需要進行教學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重教學評價的形式，輕教學評價的實質。
現行的學校教學評價中，常常忽視了它的教育與發展，片面重視其管理，使教學評價難以發揮其基本的功能。在公共政策教學科學性缺失的同時，對公共政策教學藝術性也缺乏基本的關照與兼顧。在現行的公共政策教材中，絕大多數教材都沒有涉及到對公共政策過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的探討，沒有介紹政策主體的情感、意志、偏好、個性等非理性因素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因此，在公共政策的課堂教學中，大多數的教師也就沒有向學生講授相關的內容，使學生所掌握的公共政策知識體系存在殘缺。
第五，公共政策學教學對當前中國現實社會公共問題關注不夠。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在公共政策的教學過程中，沒有注重中國特色的政策實踐活動，也沒有應用普遍性的政策原理來深入分析中國的實際政策問題。有的教材雖然嘗試提出了中國公共政策的決策模型，但卻與實際的決策相差萬里，是學者們模仿西方的決策模型，坐在書齋里臆想出的東西，這些所謂決策模型理論讓人如墜云霧。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沒有結合現實的政策問題。在我國，區域差距極大，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地區以及西部地區，區域發展極不平衡，政策問題的現實差異突出。在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各地區的教學內容和課堂教學并沒有與所在區域的現實政策問題聯系起來進行分析講解，因此，難以使學生把公共政策與自己生活、學習的區域生態政策環境聯系起來進行思考、學習、體驗，從而更好地掌握和領悟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知識。
二、公共政策教學模式優化的基本路向
當前公共政策教學中所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著公共政策學科功能的發揮，使其難以充分發揮提高學生政策科學知識素養和決策能力的作用。為此，必須根據公共政策的學科特點，優化公共政策的教學模式。其一，強化公共政策教學的綜合性。加強公共政策學的綜合性是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素質的基礎。首先要強化公共政策學教材的綜合性。在公共政策教材的編寫過程中，應該認真整合多學科的知識理論，全面深入分析和闡述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識原理。運用政治學、行政學、管理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學科的知識對相關的政策問題和原理進行論證闡釋。編寫公共政策學教材是一項系統工程，單靠一己之力或某一專業之學是難以編好的，應該組織政治學、行政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專業的學者在一起討論研究，集思廣益，發揮各自專業優勢進行編寫，把相關學科知識有機地進行有機整合，用來系統分析和研究公共政策問題。其次，加強公共政策課堂教學內容的綜合性。授課教師應該加強學習，對公共政策學所涉及到的學科知識進行系統學習與熟練掌握，在課堂教學中，把相關學科知識用來準確具體地闡述公共政策問題，在對公共政策進行全面系統分析與研究的基礎上，使學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技能。再次，加強學生綜合能力素質的培養。在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僅要準確全面向學生傳授公共政策的理論知識，讓其把握公共政策的基本規律，使其掌握比較扎實的公共政策專業知識，而且要想方設法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緊密聯系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課堂討論、案例教學、調查研究等方法，教師應用公共政策理論對相關社會問題進行政策分析，使學生養成關心社會重大問題的習慣，聯系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實際，從中發現與之有關的政策問題，并與學生一道進行深入分析研究，使其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掌握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其二，重視公共政策教學的實踐性。加強公共政策教學的實踐性是促使學生掌握決策基本方法和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環節。一方面，教師要真正熟練掌握案例教學的基本方法，認真選擇、整理、編寫、改造案例材料，設置近似真實的政策實踐情境，使學生在仿真式的政策實踐情境中開動腦筋，調動所學習的政策知識方法思考解決問題的對策，同時，讓學生把自己的解決方案與真實的解決對策進行比較，再通過教師的講評分析，使學生在模擬情境決策中感受體驗到公共政策各個環節的基本方法，掌握一般的決策方法與技能。另一方面，要重視公共政策教學的實踐環節，把公共政策課程的教學實習納入教學計劃之中，可以聘請黨政部門的領導干部定期講授公共政策過程的實踐狀況以及存在的問題，使學生了解我國黨政部門公共政策的運行情況，對公共政策形成一定的感性認識。同時，也可以把公共政策實踐在實習階段予以明確要求，即在學生的實習計劃安排中，把公共政策實踐的具體內容進行細化和明確，要求學生在黨政部門的實習鍛煉中，按照實習計劃的要求，對所在實習的黨政部門的有關公共政策狀況進行調查研究，寫出調查報告，把其內容納入到總的實習報告之中，并進行相關考核。
其三，把公共政策價值取向教育納入教學過程之中，對學生進行公共精神教育。公共精神是公共政策的靈魂，如果不加強公共政策價值取向的教育，培育學生的公正公平、民主法治、公共利益、公共責任等理念和精神，公共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首先，作為教師應該具有公共精神，把傳授知識、創造知識、發現真理、傳播真理作為自己教書育人的歷史使命，在教學過程中秉持公平公正、法治民主、公共責任感等理念和精神。要使教師具有公共精神，一方面要加強對教師的連續教育培訓，另一方面，在教師的選擇聘任以及考核評價中，要重視公共精神的標準和要求，把公共精神作為嚴格把握好教師入口關的重要標準之一。其次，在公共政策的教師教學考評中，應該把教師是否具有公共精神作為考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指標，使學生、教師和管理者能夠通過考評促進公共精神的發育，自覺或不自覺地激發培養公共精神。再次，在公共政策教學中，要把公共精神的教育作為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不能僅僅只向學生傳授公共政策的知識和方法。在公共政策學的教材編寫時，應該把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作為一個重要內容編寫進教材中。在講授公共政策時，注重向學生傳授系統的知識內容，并把公共精神的培養貫穿到教學的全過程之中，把公共精神的培育作為公共政策教學的主要目的之一。
其四，注重公共政策學的科學性，兼顧公共政策學的藝術性。公共政策的科學性是其有效性的前提。把公共政策作為獨立的對象和一門科學進行研究，這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結果，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表現。因此，加強公共政策教學的科學性是不言而喻、理所當然的。在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作為教師要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力，提高理性思維水平，不能把公共政策學講授為對黨和政府的政策的宣傳解釋，而應該把現實的公共政策問題和所有政策作為客觀的研究對象進行思考、質疑、分析，發現存在的問題，探究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斷優化政策制定體制和政策質量。在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培養和提高自己的科學精神，用嚴謹的科學態度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傳授公共政策知識，絕對不允許向學生宣揚迷信思想。如果發現有向學生宣傳迷信思想的教師，教學管理部門必須立即進行批評教育，嚴肅處理。在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注重向學生傳授公共政策的基本規律，使學生掌握公共政策學的基本原理。同時，及時調整公共政策教學計劃，提高公共政策教學計劃設置的科學性，把公共政策課程安排在大學三、四年級，使學生能夠學習掌握政治學、行政學、管理學、經濟學、法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倫理學等基礎課程及其研究方法之后，更好地領會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掌握公共決策的基本方法，并將公共政策與各種基礎課程有機結合起來學以致用。同時，以學生綜合能力培養為中心進行公共政策教學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設計，強化教學評估的導向性、獎懲性、管理。最后，在注重公共政策教學科學性的同時兼顧其藝術性的教育，向學生講清楚公共政策過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影響機制，并且使學生了解這些非理性因素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功能，掌握減少和避免非理性因素對公共政策活動產生消極影響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