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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范文1
一、《宋明理學》在專題中的地位。本專題主要講述的是儒學的發展歷程，理學是儒學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要清楚理學在專題中的地位，首先要清楚儒學在各個時期的歷史命運。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家學說。戰國時期，儒家學說經孟子和荀子得到完善和發展。秦朝時，由于“焚書坑儒”，儒學進入低潮。西漢武帝時，董仲舒改造儒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正統。東漢末年到唐末五代，由于各種思潮的流行，尤其是道教和佛教的廣泛傳播，儒學統治地位被削弱。宋明時期，儒學得到復興。明清之際，儒學受到早期民主啟蒙思想家的批判。
其次要弄清儒學在幾個重要時期的思想特點。春秋時期，孔子提出“仁”、“禮”、“德治”。戰國時期，孟子主張“仁政”，強調“民貴君輕”，荀子除了唯物思想而外強調學習的最高境界是把握“禮”。西漢時期，董仲舒儒學的理論基礎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政治的’大一統”必須要思想的“大一統”，從而順利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宋明理學將儒家思想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了一整套囊括天人關系的嚴密的哲學思想體系。
只有弄清宋明理學在儒學發展過程中的階段特點，才可能把握本節在專題教學中的地位，也才可能把握教學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宋明理學》的章節內部結構。教材有四目：“儒學困境與儒學復興運動”、“北宋五子與理學的創立”、“朱熹的學說與理學的成熟”、“陸王心學與理學的發展”。后三目抓住三個關鍵詞組“理學的創立”、“理學的成熟”和“理學的發展”即可知道本目講述的內容及其在章節中的地位。但對第一目的理解有困難?！叭鍖W的困境”講的是理學創立的背景，易于理解，但教材第一目有三段，背景究竟應該是什么，講到哪里，容易出問題。在集體備課中有的老師認為只有第一段東漢魏晉儒學被削弱是背景，有的認為第二段“韓愈和李翱的思想”以及第三段“北宋相對寬松的文化政策”也是背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原因呢？主要是在兩個關鍵語句的理解上：一個是“韓愈率先提出復興儒學的主張”，一個是“韓愈和李翱的思想成為北宋儒學復興和理學創立的先聲”，有的老師據此把韓愈當成了儒學復興運動和理學創立的開端。但是韓愈和李翱只是提出復興儒學，他們并沒有形成大規模的“運動”。而“先聲”是指“重大事件發生前，對該事件有促發作用的事件。”因此韓愈和李翱并不是儒學復興運動的開始，也不是理學創立的開始。搞清楚理學創立的背景后，“儒學復興運動”自然就清楚了，就是特指北宋時期士大夫掀起的復興儒學的運動，自然就不應該包含唐朝的復興儒學的主張。
第二個難于理解的是，儒學復興運動與理學的創立是什么關系？有的老師誤把前者當成后者的背景，事實上二者是同步進行的，理學在儒學復興運動中產生。
章節的內部結構很重要，理不清楚，層次亂套，學生得到的是錯誤的信息，后患無窮。尤其要指出的是，人民版的很多章節，如果教師理解不清楚，不但傳播了錯誤信息，也不利于教學，必要時可以根據自己教學的需要，調整教材目錄，便于自己的教學。
三、《宋明理學》的段落內部結構。以“朱熹的學說與理學的成熟”一目第四段為例。本段談朱熹理學的社會政治理論，我把它分成五個層次：第一，社會政治理論所談論的范疇是社會實踐的理論。第二，理論的依據是“道統論”，教材所談的“三綱五?！本褪恰暗澜y論”的內涵之一。第三，理論的核心是儒家有干預政治的天然權利，教材所談的“秦漢以來所有君王都是無道之君”、“道掌握在儒家手里” 就是儒家干預政治的理由。第四，儒家干預政治的方法是正君心。第五，政治理論的目標是“君心得正，才能正綱常、正百官，而后國治、天下平?！庇械慕處熣J為這太瑣碎，但是，如果教師不具備這樣的習慣和素質，就無法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分析習慣，就無法明白本段講些什么，更無法適應高考的材料閱讀。教材的每一句話都是有特定含義的，要像解剖青蛙一樣，掌握段落內部組織結構。
宋明理學范文2
關鍵詞：宋明理學；變故；送命理學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5）05-073-01
一、“送命理學”的出現
每學期每逢有教師上“宋明理學”一節（高中歷史教材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單元《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第3節），總能聽到大家把“宋明理學“調侃為“送命理學”。此說法雖是調侃之詞，但卻表達了教師們在此節教學中存在的困惑和焦灼。
二、“送命理學”出現的背景
宋明理學，大致分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有思想有見識的知識分子在思考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中所生出來的哲學智慧，在吸納外來宗教佛教和中國土生土長道教的營養后，最終形成了精致完備的思想理論和實踐體系。它的形成，深化了傳統儒學，鞏固和凸顯了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對中國古代社會后半期社會發展和文明走勢產生了極其深刻和深遠的影響。因此，理解本節內容對整體上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之演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但為何我們在教學中感覺有些為難，以至于變成“送命理學”呢？筆者認為有以下三點原因：
1、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因而與哲學思維密不可分，這是“送命理學”出現的一個原因。
教材中提到的五位思想家之主張和觀點，如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陸九淵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王陽明的“致良知”等等哲學思想，主要涉及到客觀和主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等一些哲學概念，如果歷史教師不運用這些哲學理論和常識，學生也沒有哲學基礎知識做儲備的話，思想家們的主張，對學生而言，便覺得如游龍般迷離，無法捉摸和感知。如：對“格物致知”這個概念的解釋，雖通俗易懂，但有不同的理解?！爸祆湔J為，要貫通，必須花功夫，格一物，理會一事都要窮盡，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由粗到精。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重重而入，層層遞進。”（教材P13“學思之窗”語）這種獲得知識，感悟智慧和道理的方法是帶有科學精神的，屬于客觀的。但為何朱熹卻認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學之真？主要原因是，這里的“物”有不同的含義：其本意是“萬物”；但在朱熹眼里，“物”是天理、人倫、圣言、世故，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內容，其思想在哲學上屬于客觀唯心主義的范疇。
2、對宋明理學所蘊藏的哲學玄機挖掘的不深、不準，或照本宣科，或霧里說“花”，這是“送命理學”出現的又一原因。
如：教師們在說到王陽明“心外無物”的主張時，常常愛舉“山巖中的花樹自生自長與人心感覺的關系”一個例子（教材P18的“歷史縱橫”）。如果教師只是簡單地重復這個故事，對王陽明的主張再不做深層地剖析和解釋的話，學生會得出“王陽明也太傻了！”這樣的結論。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在這個故事里，王陽明認為山間的花樹，當你看見它綻放時，它便明妍起來；而你看不見它時，其自開自落，沒有起到明亮內心的作用，強調內心感知力量的強大和重要。在這個角度上，與“破山中賊易，頗心中賊難”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解釋哲學家、思想家們真正的主張，便會造成學生認識上的偏差，甚至謬誤，也歪曲了哲學家們思想之真諦。
3、對宋明理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演變過程中的積極和激勵作用，沒有準確定位，這是“送命理學”出現的再一原因。
如：在分析宋明理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時，我們更多地強調其消極作用，如：強調朱熹“存天理、滅人欲”，是為了適應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用“三綱五?！本S系封建專制制度，壓抑、扼殺人們的自然欲求；陸王“心學”的出現標志著理學走向極端等等。反而忽略了它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產生的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比如重視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道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制、發奮立志；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凸顯人性的莊嚴，塑造了中華民族性格特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學家張載的一段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边@種境界何等磅礴，何等高遠？這也正符合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道德標準。
三、幾點教學建議
1、結合一些哲學常識講解，從宇宙觀、倫理觀和方法論三個方面逐一、對比分析主要思想家的主張，更易于學生理解。但不能簡單地套用“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宋明理學的真正價值。
2、在講解主要思想家的主張時，可簡要介紹人物的主要經歷，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可起到調節課堂氣氛的作用。但也要避免上成文學課，要重視人物思想主張出現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3、教師應該更多提倡宋明理學正面和積極的作用，激發學生內心中對宇宙和社會認知的渴望，把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己任，從而引起學生的心靈共鳴，并起到啟迪和激勵作用。
宋明理學范文3
關鍵詞：宋明理學；人文精神；時代價值
自以來，儒家思想特別是宋明時期理學因社會的急劇變化而迅速沒落，其價值與思想也成為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批判對象。“從‘五四’洋溢浪漫激情的倫理革命到“”充滿荒誕與嚴峻的政治批判，戴震的所謂‘以理殺人’成了知識階層與社會公眾鄙棄宋明理學的口頭禪。” 宋明理學作為近千年來封建統治時代的統治思想，其本身是有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糟粕，但其中的一些合理思想和人文精神在當代依然綻放著思想光芒。
一 、宋明理學中所蘊涵的主要哲學思想
宋明理學指宋明（包括元清）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從狹義上理解：理學主要是指在宋代占統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干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峰的以“理”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其主要哲學思想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天理”包含有道理、規律、秩序、準則、規定性等意思，而“滅人欲”主要是指克己省身。因此，“存天理、滅人欲”就是要防范個人欲望的過度膨脹，追尋維護社會、道德的和諧與美好；其次是“格物窮理”的思想。主要指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再次是“天人合一”觀念。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天人一致。指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則是一個小天地；二是天人相通。指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其中“天”并非指神靈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
二、宋明理學中所蘊涵的主要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人文知識化育而成的內在于主體的精神成果，主要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人文精神包含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三個主要元素。宋明理學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有見識的知識分子在思考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中所產生的哲學智慧，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后半期的社會發展和文明走勢。因此，發掘其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1.“存天理，滅人欲”思想中蘊涵的人文精神。
“人性”主要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的價值，它是尊重人的理性價值追求，而“存天理，滅人欲”恰恰體現了這一思想的命題。
理學家們著重于封建社會倫常秩序的建立，因而提倡節欲以維護封建社會的人倫關系的平衡。“天理”反映的是人的理性追求和理性精神，而“人欲”反映則是人的感性需求。因此“理”就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從某種意義上說“理”就體現了人的人性，而“欲”只是人的非理性部分。鑒于此，理學家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其中，“‘天理’是指社會的普遍道德法則，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望，是指與道德法則相沖突的感望。” 因此，“滅人欲”就是消除這些不合理、沒有人性的欲望。至于“飲食男女”的“人之大欲”，理學家并沒有加以否定，并稱“飲食男女之欲”為性，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則是加以肯定。此外，“富貴利達、取之有道”也可看作為“理”。二程說：“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卻反人情。人無利，直生不得，安得無利？” “富，人之所欲也，茍于義可求，雖屈己可也。” 主要是指人們追求物質利欲是正當的合理要求，但是這種追求不是不擇手段、不通人情，而是生財有道、取之有道。
從“男女之欲”和“富貴利達”之欲中可知：理學家并沒有對人的欲望加以否定，而是對人的欲望加以區分。理學家的“去欲存理”的道德修養，雖然有其許多不足之處，但他們在否定的同時又肯定了人的正當利欲追求，對于現今社會中存在的不擇手段、追求利欲最大化確有其反思功能。只有在合理性、合理義的前提下追求利欲，人們才能保持人的理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就是尊重人自身，進而才能達到人文精神中尊重人的要求，再進而實現人性與理性的統一，其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也就不言而喻了。
2.“格物窮理”思想中蘊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個命題就是“理性”，指的是人是有思想、有頭腦的，能夠思考真理、追求真理，而“格物窮理”思想就體現了這一人文精神要素。從 “格物窮理”、“格物致知”上看：理學家要求人們成為理性的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
首先，理學家認為人是理性的認識主體。理學家們的“理”是通過“格物”得來的，而不是從感性直觀中得到的。二程曾說：“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 從中可知，“理”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上帝賞賜給人們的，而是靠人們“格”所得的。一個“格”字就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體現，是人們在認識“理”過程中主體地位的完美表現，也是人理性的認識主體的體現。
其次，理學家們的知行關系也要求人們成為理性的實踐主體。不管是二程的知先行后，朱熹的論先后、知為先，還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都要求人們重視“知”的重要性。從某種層面來說，“知”代表的就是人的理性，“行”則表明是人的實踐。理學要求在“知”的理性指導下進行實踐的“行”，也就是說“行”必須是有理性的。從這一點上看，雖然理學家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實踐觀，但他們在“格物”的觀點中體現出的人是理性的實踐主體這一思想是不可否認的。#p#分頁標題#e#
從“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中我們可以看到宋明理學存在著我們現代社會中的某些人文精神的元素，即人既是理性的認識主體又是理性的實踐主體。
3.“天人合一”思想中蘊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要素就是“超越性”，就是指人可以超越自身達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宋明理學中“天人合一”思想就是這個“超越性”的集中體現。
宋明理學中的“天人合一”的觀念到宋代的張載、二程而達到成熟，張載提出“天人合一”、“人但物中一物耳”的思想，二程強調“一天人”、“人與天地一物”思想，這一思想基本上是宋明理學各派思想家的普遍思想，主要包括三個命題：“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肯定人是自然的產物；二是認為人與自然遵行同一規律；三是認為人性即天道。” 具體來說，“天人合一”思想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提倡一種人對自然的自然順應，主張人和自然之間保持平衡、融洽、和諧一致。“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在于認識到人和自然的倫理關系。當人成為理性的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時，人與自然的關系直接關系到人與人的關系，關系到人類活動的自由度和發展命運。直至今天，當人與自然的關系惡化而直接威脅到人類自身命運時，理學家們所倡導“天人合一”的觀點，正體現了人類社會拯救自身命運、對自身終極人文關懷和自身不斷發展過程中的超越性。
三、宋明理學蘊涵的人文精神的時代價值
宋明理學中蘊涵的以上人文精神，反映出了宋明時期的中國古代哲學家的不斷進取、不斷追求的精神，這種追求精神不斷給當代提供了啟發和啟示作用，所蘊涵的人文精神具有跨時代的價值。
1.“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時代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進行，市場經濟的觀念不斷強化并使得一些人把功利、利欲看的高于一切，窮奢極欲、揮霍無度。遏制貪欲、提倡節儉，構建“節約型社會”成了我國當務之急?，F在我們重新審視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時，發現其思想對于我國在現代化建設中有效地反貪、反浪費和構建和諧社會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存天理，滅人欲”主要是只對于那些人之常情、人的正常欲望，這是“理”，均為“存”的；而對于貪欲、無節度的欲望我們應該滅絕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擴大自己的欲望，要時刻遵守法律規則和崇尚道德。此外，“存天理，滅人欲”不僅啟示我們要戒“貪”，而且啟示人們要反浪費。節約從某種程度來說就是對自身欲求的節制，“滅人欲”就蘊涵了要節制人的各種欲望的要求?，F代化建設所面臨的生態失衡、資源枯竭等許多問題都與人的欲望過度膨脹有關，過度的欲望消耗了太多的能源資源，也使我國現有資源浪費了太多。因此，要改變這些狀況，達到人和自然和諧相處，我們在現代化建設中就必須節制我們的欲望，走環境友好型發展戰略。
2.“格物窮理”思想具有指導人們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時代價值。
宋明理學中“格物窮理”思想對于開啟和發揚現代人們的尊知理性精神和理性實踐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論思想指導作用。從“格物窮理”、“格物致知”的內涵和外延我們可以看出，物之理是人們不斷通過“格”所得來的，人的知識是“窮物之理”才產生的，人們對物之理的認識不能靠天，不能靠神，只能靠“格物”。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存在著盲目迷信、不努力學習、學術腐敗不斷滋長時，“格物窮理”思想的時代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人們只要不斷的“格物”，就不再會被迷信思想所蒙蔽和學術腐敗所侵蝕。我們經過“格物”來取得知識后，才會更加尊重知識，從而才會產生尊知的理性精神。
宋明時期的許多哲學家在談到“格物窮理”、“格物致知”時，都會不可避免的談到“知行合一”，宋明理學中“格物窮理”的目的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格物窮理”。“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的時代價值主要體現為人的實踐不是盲目的，是有一定的知識作為指導下進行的，人們的實踐不能離開“知”。“格物窮理”、“知行合一”思想彰顯了人是理性的認識主體和理性的實踐主體。它對當今社會那些盲目盲干、不講科學的人具有良好的啟發和批判作用，并科學地引導人們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3.“天人合一”思想體現了和諧社會發展理論的時代價值。
“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含義是指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人類各種關系和諧的基礎。“天人合一”思想為人們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為現代可持續發展觀戰略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理論依據和思維模式，同時“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助于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
20世紀以來，人類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環境、人口、生態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所帶來的危機在近年來更是有增無減，人炸、土地沙化、資源枯竭、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問題使得人類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可持續發展思想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而“天人合一”思想對于現代可持續發展觀的建立和發展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作用。如張載“天人合一”、“民胞物與”，二程的“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天人”等都包含著豐富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都追求“天”與“人”之間的和諧、均衡、統一，都追求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這些思想恰恰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吻合。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建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和諧統一的社會，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天人合一”觀認為，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有其自身的秩序；人類是在自然演化中誕生、發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和諧的一體，天人相依、相存；人與自然之間應該和諧相處，在二者之間尋求統一。這些思想與“和諧社會”的觀點具有相同之處，可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可借鑒的理論依據和思維模式。#p#分頁標題#e#
21世紀是人的世紀，是人類全面對自身關懷的人文精神的世紀，為了更好的貫徹實現人的現代化即“以人為本”的精神，我們就應該融合各方面有利的積極因素，對其加以揚棄為我所用。因此，對待宋明理學的態度也應該是把它的思想精華融于現實當中，吸取其合理的精神因素從而形成現代人的思想飛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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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頤，程顥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第1144-1145頁.
[5]程頤，程顥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第188頁.
宋明理學范文4
關鍵詞：復習策略；高考；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
重點是高考?？嫉目键c；難點既是高考常考的考點，又是學生容易出錯的知識點。《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是高考的重點，也是復習的難點。那么我們在復習備考中怎樣才能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呢？
一、依據課標
要想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就必須依據課標，因為課標是高考命題的依據。課標有關本專題的知識點在現行材中都有具體呈現，列出課標并加以闡釋，讓學生理解課標內容，如百家爭鳴，從含義、背景、概況（時間、代表人物、主張）、性質、地位和影響去把握。用課標指導高考專題復習，是保證突出重點、突破難點的正確方向。
二、把握線索
要想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就必須準確把握線索。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它貫穿于本單元的四課內容，儒家思想的演變是本單元的主線，同時這條主線又分為五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是演變的重要階段：春秋時期形成，戰國后期發展為蔚然大宗，西漢武帝時成為正統，宋明理學，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產生。這樣知識點就被提綱挈領地編織起來，穿線結網，構成儒家思想的發展輪廓，而且條理清楚，重點突出，學生很容易把握本單元的線索。
三、圍繞原理
要想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就必須圍繞原理。貫穿必修三的原理就是思想文化現象是經濟政治的反映，思想文化現象又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因此學習必修三，必須聯系政治經濟的相關內容，并探討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下面以儒家思想為例從兩個方面分析。首先探究思想文化是經濟政治的反映。儒家思想出現的歷史背景，應結合春秋時期大變革的時代特征分析。經濟上，生產力的發展，私田出現，井田制開始瓦解；政治上，分封制開始崩潰，奴隸主階級衰落，新興地主階級逐漸崛起；文化上，私學興起，到戰國時期大變革表現更為明顯。其次，探究思想文化促進政治經濟的發展。儒家思想促進社會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其出現后產生的影響：為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奠基，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學術文化、思想道德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奠定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基礎，推動了社會進步，也為以后儒家思想發展成為正統思想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礎。
四、理順關系
要想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就必須理順關系。理順本單元四課之間的關系：這四課以時間為序，按照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的階段特征來設置的，將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演變勾勒得特別清楚。主要應理順下面幾個方面的關系。
1.理順百家爭鳴與儒家思想形成之間的關系：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同時儒家思想又為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奠起基礎。
2.理順先秦儒學與董仲舒的新儒學之間的關系：董仲舒在先秦儒學的基礎上，汲取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學派的思想，發展了儒學。他增加了君權神授，通過政治途徑方式推崇儒學，使儒學實現獨尊。
3.理順宋明理學與董仲舒的新儒學之間的關系：宋明理學是新儒學，“新”在發展了董仲舒的新儒學，即宋明理學家在沖破漢唐儒學的束縛，融合佛教、道教的思想，重新闡釋儒家的義理，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
4.理順宋明理學與早期啟蒙思潮的關系：它們都是儒家思想，但早期啟蒙思潮批判宋明理學，批判宋明理學中的不合理部分，具有鮮明的反專制的民主色彩。早期啟蒙思潮不是要顛覆儒家思想，而是繼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神，以反對傳統儒家思想中的專制皇權為主要內容的思想體系，是對儒家思想的改革和發展，是儒家思想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完善階段。但是受社會條件的制約，這種完善并沒有完成改革儒家思想的歷史使命，形成思想解放潮流。
五、形成體系
要想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就必須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在統一課標、線索、原理和儒家思想各部分之間關系的基礎之上，生成一個體系，該體系既包括單元知識體系，又包括各課的知識體系。單元知識體系僅從地位的角度簡要地概括儒家思想演變的知識體系：春秋時期出現，在當時僅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戰國后期發展成為蔚然大宗；西漢武帝時期成為正統，后來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宋明時期為宋明理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其中程朱理學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明清之際，出現了早期啟蒙思潮，雖活躍，但只是滄海一粟，占統治地位的仍是程朱理學。各課的知識體系簡化為許多歷史概念，如百家爭鳴、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的新儒學、宋明理學和早期啟蒙思潮，每一歷史概念都從含義、背景、概況（包括代表人物、思想內容等）和影響等方面來呈現。
宋明理學范文5
近十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新態勢，總的說來有：方法論的檢討、中國經典的詮釋、出土簡帛的哲學思想研究、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思想、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及致力于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建構等。在這些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此外，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與道教、宋明理學、明清之際與清代學術、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等，已成為熱門或顯學；三《禮》之學、名家與漢語語言邏輯哲學、中國政治法律哲學、生態環境哲學、和諧思想、身體觀、身心平衡論與心理調節學說等，正進入重新探討的階段并不斷深入。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敖浀湮谋尽枷雽W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典汗牛充棟，在傳統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典文本與傳統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經典文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與發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學或某一單經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造性地闡發經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都激發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
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梢哉f，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
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間傳播及當地朱子學、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進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之思的這些本原特征，都說明應該“在與西方哲學的比照、對話中，超越西方哲學的范疇、框架與體系的束縛，確立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學界提出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自主性”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學或非中國哲學，猶如提出飲食的個體健康、個體選擇問題不等于排斥飲食或反對飲食，不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是常識，我們當然不能陷入因噎廢食和中西對立與隔絕的陷阱。
宋明理學范文6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敖浀湮谋尽枷雽W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典汗牛充棟，在傳統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典文本與傳統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經典文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與發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學或某一單經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造性地闡發經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都激發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
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梢哉f，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
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間傳播及當地朱子學、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進不息、常生?；摹?；③“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之思的這些本原特征，都說明應該“在與西方哲學的比照、對話中，超越西方哲學的范疇、框架與體系的束縛，確立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學界提出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自主性”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學或非中國哲學，猶如提出飲食的個體健康、個體選擇問題不等于排斥飲食或反對飲食，不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是常識，我們當然不能陷入因噎廢食和中西對立與隔絕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