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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范文1
[關鍵詞]疾病 克羅斯比 《哥倫布交流》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6-0114-07
疾病(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所涉及的疾病專指傳染性疾病)是自然環境變遷和人類演進的參與者之一,在人類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梢哉f,疾病與人類社會如影隨形,人類社會的發展為疾病的孕育、繁衍和擴散提供了條件。當野生動物馴化為家養動物后,人與動物的接觸增多,出現許多因與動物接觸而產生的疾病。然而,在很長時間里,歷史學界較少關注疾病及其影響,疾病研究曾經成為史學領域的“漏網之魚”。近幾十年來,這一局面因歷史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而大為改觀。其中一個表現是。1960年代后期環境史初露端倪后,環境史家把疾病納入研究范圍,從疾病的視角重新評價歷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探究疾病背后所折射出來的人與疾病、自然的互動關系及影響。近40年來,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梳理其研究成果,分析其研究范式,思考其史學意義及現實價值。是學習和研究環境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概述
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相關著作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通論性研究中的個案分析。另一類是專門研究。
(一)涉及疾病研究的通論性作品。1970年代以來,疾病研究呈現出強勁的勢頭。1976年芝加哥大學的榮譽教授威廉?H.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從人與瘟疫關系的角度論述疾病對歷史的影響,提出了“傳染性疾病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參數和一個決定性因素”的觀點。英國學者龐廷在《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中論述了影響人類歷史的三類疾病,分別是:曾經猛烈暴發的各種疾病和瘟疫:長期的、造成嚴重影響的地方性傳染病;人類都曾經歷過的疾病和健康不良。他還著力強調了工業化以來出現的新疾病及其影響,表達了對所謂“文明病”的憂思。德國環境史學家拉德卡的《自然與權力――世界環境史》較為全面地論述了自古至今的環境發展脈絡,其中也論述了瘧疾在歷史上的影響,認為“從古典時代到今天,瘧疾一直是人類歷史上最厲害、傳播最廣的地方病”。美國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強調,殖民征服中西方不但擁有先進的武器和技術(槍炮和鋼鐵),還擁有殺傷力驚人的秘密武器――病菌,天花、瘧疾、肺結核、麻疹等疾病成為西方占據世界主導地位的得力助手。此外,《疾病改變歷史》一書探討了古羅馬滅亡、殖民征服、拿破侖東征等重大歷史事件與瘟疫、天花、斑疹傷寒等疾病的關系。庫尼茲所著《疾病與社會多樣性――歐洲人對非歐洲人健康的影響》一書也有力地證明了歐洲人征服非歐洲人不是因為他們的勇氣或智慧,也不是因為他們的槍炮與鋼鐵,而是他們的疾病。不過,在承認疾病使土著人口銳減的基礎上,作者又深入一步,認為疾病是植根于特殊的文化、特殊的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眾多變量的表現,而并非單獨起作用的因素。疾病也在非洲歷史進程中留下了身影,論文集《非洲史中的疾病――一份概覽和病例研究》探究了疾病、移民、生態系統和人類行為之間復雜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是非洲相互交往的加強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疾病的風險。許多研討會也專門探究疾病與生態之關聯。2000年3月,在英國的愛丁堡召開了國際微生物學研討會,會后出版了由15篇論文組成的名為《健康新挑戰――病毒性傳染病的威脅》的論文集。該文集的一大特色就是學者們傾向于在生態和歷史背景下考慮研究的主題,他們一致認為人類未來最大的災難不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或宗教的,而是病菌的。
(二)環境史領域疾病研究的專著。美國環境史學家阿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在這方面既具有開創之功,又取得了突出成就。1960年代后期,克羅斯比從疾病人手重新探究西方征服美洲的原因,1972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哥倫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與文化后果》,拉開了重新評價美洲征服的序幕,也開啟了環境史領域疾病研究的先河。與以往的歷史學家過于局限于詳細論述1492年的政治和經濟后果不同,克羅斯比大膽強調生態后果是更根本的。為此,他論述了哥倫布交流的三大方面:疾病交流、食物交流和家養動物交流,認為這三大交流破壞和摧毀了美洲微妙的生態平衡,改變了美洲的生態環境。隨后,克羅斯比把他的生態研究視角延伸到對900-1900年歐洲擴張的研究中,重新審視1000年來歐洲在世界占據主導的原因,這體現在他的《生態擴張主義――歐洲900-1900年的生態擴張》一書中。他鮮明地指出:“歐洲人在溫帶地區取代原住民,與其說是軍事征服問題,毋寧說是生物學問題”,疾病是比刀劍更為強大、更為可怕的武器。在《病菌、種子與動物――生態史研究》一書中,克羅斯比更直接把“生態史”應用到具體的研究中,疾病研究成為生態史研究鏈條上必不可少的一環。這表明克羅斯比在疾病研究上由初期的嘗試轉為持續不斷的系統研究,不斷摸索疾病研究的視角和范式。
如果說克羅斯比提出了重新探討哥倫布征服美洲和歐洲殖民擴張的視角和框架,諾貝爾?大衛?庫克則從人口銳減這個具體問題探究疾病對美洲人口的影響。得出了“疾病造成的毀滅是發現美洲造成的所有后果中最悲慘的”結論,這體現在他的《注定死亡――1492-1650年疾病與新世界的征服》一書中。他在和洛弗爾共同編輯的《“上帝神秘的判決”――殖民時期西屬美洲舊世界的疾病》這本論文集中,也強調了疾病在殖民征服中的作用與影響,及其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與改造。對于1492-1650年間疾病在美洲人口減少中的作用,凱爾頓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傳染病與奴役――1492-1715年東南部土著的生態災難》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從而對克羅斯比與庫克的觀點作出了補充和修正。與克羅斯比籠統地論述疾病對美洲土著的影響不同,凱爾頓區分了不同時期疾病的不同影響。并用有力的證據說明1492-1659年間傳染病雖然在美洲的部分地區興風作浪,但是還沒有傳染到美洲的東南部,這一時期東南部人口的銳減與疾病無關;美洲人口的減少推動了奴隸貿易的興起,奴隸貿易打破了東南部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相對封閉狀態,結果天花也乘著奴隸貿易的陰風傳播至此,造成范圍更廣、后果更嚴重的人口銳減乃至種族滅絕,土著人口被迫向西遷移,東南部人口的銳減更刺激了1700年后奴隸貿易的興盛,歐洲白人、非洲黑人成為此地的新主人。東南部固有的生態環境隨之改觀,造成前所未有的生態災難。此外,惠特莫爾的《殖民早期墨西哥的疾病與死亡――美國印第安人的變形》一書具體考察了美洲征服時期墨西哥的疾病造成人口減少、生態變遷等問題。
以克羅斯比為首的提倡從疾病視角進行史學研究的學者被稱為“槍炮和病菌”學派,他們具有挑戰性和顛覆性的觀點遭到了某些學者的批評。出自9位歷史學家和1位地理學家之手的《16-18世紀的技
術、疾病與殖民征服――重評槍炮和病菌理論論文集》認為,“槍炮和病菌”學派的觀點雖有用但過于簡單化,歪曲了歐洲殖民擴張的本來面目,由此掀起一場熱烈的史學爭鳴。然而。由于他們拿不出充分、有力的證據反駁“槍炮和病菌”學派的觀點,非但沒有駁倒該派,反而使其觀點獲得更廣泛的認同。
在克羅斯比等人的推動下,疾病研究佳作迭出,溯古涉今。其中《瘧疾與羅馬――古代意大利的瘧疾史》一書采用跨學科的方法論述了古羅馬衰落與瘧疾的關系,鮮明地指出瘧疾是造成古羅馬世界萎縮和古羅馬滅亡的重要原因。蘇珊?斯科特等編輯的《瘟疫的生物學:歷史人口統計的證據》涉及了中世紀的黑死病,并且該書在人口統計學和瘟疫社會史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既照顧到歷史學家的歷史觀,又精確地描述和界定每一場瘟疫的不同特征,并運用跨學科方法和技術構建一部體現生物學觀念的瘟疫發展總體史”。與此同時,工業革命以來因污染而引發的疾病或產生的新疾病也成為史家關注的重點課題。邁克爾?杜里在《瘟疫的回歸――英國社會與1831-1832年的霍亂》中論述了霍亂與英國社會、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比爾?拉金的《污染與控制――19世紀泰晤士河社會史》雖然采用的是社會史研究方法,卻注意到了疾病與泰晤士河周圍的環境變遷之關聯,即泰晤士河環境的惡化造成霍亂橫行,根治霍亂也為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提供了契機。由于現代化的工業生產線也成為疾病滋生的一個根源,像《工作的危險――從工業疾病到環境健康學》這部著作就論述了從1800年代末到1960年代美國的工業衛生,注意到極度衰弱、鉛絞痛、鉛中毒性麻痹以及其他的疾病都是因工作環境而生的疾病,展現出工作環境、工業疾病與工人健康之間的關聯,推動了環境健康學的誕生和發展,
克羅斯比還探究了一戰末期席卷西方的西班牙大流感,。認為在解釋一種傳染病的后果時。生物學與社會結構同樣重要,主張從生物學角度探究西班牙大流感的病因與治療。隨后論述西班牙大流感的著作也程度不同地借鑒了克羅斯比的研究范式,《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傳染病――新視角》、《英國與1918-1919年流感傳染病――一個黑色的收場》和《1918年流感――溫尼伯湖的疾病、死亡與斗爭》。分別論述了西班牙大流感對非洲、英國和加拿大的影響及其暴露出來的環境問題。正當西班牙大流感肆虐之際,斑疹傷寒降臨波蘭??的岜人沟摹栋哒顐c美國步兵――1919-1921年美國人解除波蘭斑疹傷寒的遠征》講述了一戰后波蘭出現嚴重的斑疹傷寒后,美國派遣軍隊前往波蘭與斑疹傷寒戰斗的故事,并分析了與之相關的政治、經濟、醫學、外交和環境問題。
二戰后,水俁病成為因環境惡化而產生的疾病的典型。水俁病是日本的四大公害之一。發端于日本熊本縣水俁市。在《水俁病――戰后日本的污染與為民主而斗爭》。一書中,蒂莫西,s,喬治論述了水俁病與日本社會的民主運動、政治改革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聯,對于其他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相關的環境保護和環境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探究疾病問題的相關論文也數量眾多,此處不一一贅述。
二、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特點之分析――以《哥倫布交流》為例
1492年哥倫布率船只到達美洲,離船上岸后的歐洲人發現他們來到了一個奇異的“新世界”,植物、動物、膚色、語言、宗教等完全“非我族類”。一個多世紀后,歐洲人把這片陌生的土地改造為歐洲的翻版,成為“新歐洲”;而在舊大陸,歐洲人完成對亞洲和非洲的殖民瓜分卻用了將近400年的時間。鮮明的對比使人們不由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歐洲人能夠輕而易舉地征服美洲”?克羅斯比總結了以往史學家的諸多解釋:鐵器對石頭、加農炮和火器對箭和投石器的優勢;以前從未見到過馬的土著步兵看到馬后驚慌失措;印第安人各自為戰,他們的抵抗雖勇猛頑強卻無效:等等。
克羅斯比認為,這些解釋都存在疏漏。他把疾病視為美洲征服中的秘密武器,從疾病人手探究美洲征服的原因及生態后果,分析疾病交流是如何改變美洲的生態環境的。他還指出,有17種疾病參與到美洲征服之中,其中天花(第二章)是舊世界傳往新世界的疾病的代表,梅毒(第四章)是新世界傳往舊世界的唯一疾病,體現出“疾病交流”的相互性以及不對等性,而天花在早期殖民征服中的作用尤其不容抹煞。
天花是一種通過呼吸在患者中傳播的傳染病,在20世紀發現天花的疫苗之前,它是歐洲最致命、最盛行的疾病,尤其是兒童的感染率很高。但患過天花而存活的人即獲得了免疫力,因此前往美洲的歐洲人大都免受天花侵擾。1518年底或者1519年初天花隨歐洲人來到美洲,它在“美洲歷史上的影響就像黑死病在舊世界歷史上的影響一樣無可置疑,影響巨大”,在白種人的生態擴張方面扮演了與火藥一樣或許是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歐洲征服美洲的過程中成為不折不扣的“急先鋒”和劊子手。尤其是在歐洲人節節敗退的關鍵時刻,天花成為屠殺美洲土著、使歐洲人反敗為勝的第一功臣。
可見,與歐洲人的槍炮和屠刀相比,疾病是更恐怖、更迅速的殺人武器,在美洲制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口災難,富饒的美洲成為美洲人的墳場。這樣,與以往的史學家把印第安人的滅絕和人口減少歸結于歐洲人的屠刀不同,克羅斯比將之視為疾病肆虐的后果。
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銳減乃至種族滅絕造成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歐洲殖民者和窮人紛至沓來還不能滿足需要,歐洲人不得不從非洲運來黑奴充當勞動力,推動了奴隸貿易的興起和興盛,改變了美洲的人種和民族構成,對此克羅斯比和其他史學家找到了共識。不過,克羅斯比在此基礎上更深入一步,認為疾病(包括隨運奴船來到美洲的非洲疾病)不但直接推動了“人”(美洲的人種和民族)的改變,也間接促使“物”(植物、動物、作物、疾病的種類和數量等)的改變,結果使美洲的生態系統和生態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這種巨變的后果,與傳統史家從“進步”(包括政治進步、經濟進步、技術進步等諸多方面)的視角持肯定和支持的態度不同,克羅斯比從生態的視角出發持一種悲觀的態度,認為“它(指哥倫布交流的后果)留給我們的不是一個富裕的而是一個更加貧困的基因池”。
這樣,在研究對象、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克羅斯比的美洲征服研究既凸現出疾病的重大影響,也彰顯出環境史領域疾病研究的獨特范式。大體而言,克羅斯比的疾病研究具有以下特點。
(一)就研究對象來說,具有“老故事,新版本”的特點。自哥倫布到達美洲的500多年來,美洲人口銳減成為歷史學、人類學、人口統計學等領域的學者不斷探究的重點和熱點課題,得出了看似差異很大、實則無本質差別的結論,即基本都認為印第安人的滅絕歸因于歐洲人的槍炮和征服野心。而克羅斯比為這個“老故事”做出了全新的解讀,得出了一個頗富挑戰性和創新性的觀點:美洲人口銳減并非因為歐洲人的屠刀,而是因為歐洲人無意中帶往美洲的隱性殺手――疾病,哥倫布到達美洲不是“歐洲人征服美洲人”的征服故事,而是關于生態系統和與之相關的社會的演進故事,正如克羅斯比在副標題中指出的。是要探討哥倫布事件的“生物與文化后果”,同時突出疾病、食物、動物等生態因素在美
洲征服中的重大作用和影響,從而更新和深化了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
(二)從研究視角來說,把傳統史學的“人一人”研究拓展為“人一疾病一人”研究。以往的史學研究皆以“人”為研究對象,歷史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人學”。然而,在克羅斯比筆下,研究視角從“人”轉變為“物”,再從“物”作用于人,這就使征服者的高大背影讓位于生態因子的巨大能量,于是形形的“物”(包括疾病、食物、作物等)成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就人口銳減來說,疾病是屠殺印第安人的頭號殺手,成為這一重大事件中無可爭議的“第一主角”。這樣一來,歐洲人從“美洲劊子手”的陰影下解放出來,“歐洲人征服美洲人”的研究視角擴大為“歐洲生態征服美洲人”,進而擴展為“歐洲生態征服美洲生態”,生態因素在美洲征服中的作用躍然紙上。
(三)從研究方法來說,大膽引用其他學科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色。以往的學者多從各自學科的角度研究哥倫布事件,缺乏相應的交叉與整合,而克羅斯比憑借過人的才智和氣魄勇于這種學科交叉與整合的嘗試。比如,在疾病研究中,克羅斯比巧妙地把醫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人口統計學、地理學的資料和相關研究成果熔于一爐。廣博的史料應用與深厚的史學素養相結合。使克羅斯比以疾病為主題的環境史研究實現了“博”與“?!钡慕y一,具有鮮明的“跨學科”色彩。
但是,毋庸諱言,克羅斯比的疾病研究中還存在諸多值得商榷之處,比如他突出了天花對美洲人口的殘酷屠戮,忽視了許多土著人也在感染天花后產生了免疫力,成功地存活下來;對于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后天花在各個時期、美洲的各個地區造成的不同影響也缺乏較為明晰的論述:他過于強調了歐洲的疾病、生物和作物對美洲生態的影響,相對忽視了奴隸貿易興起后,非洲的疾病、生物和作物等對美洲生態的影響。此外,克羅斯比對疾病在美洲生態變遷中的作用有明顯的想當然之處,例如,他過于強調交流的相互性,因而不適當地把梅毒視為新世界傳人舊世界的疾病單列一章論述。以與第二章對天花的論述相對照,結果出現了明顯的史實錯誤。就克羅斯比從哥倫布交流中得出的結論而言,也有些需要辯駁之處。以往的史家大多強調哥倫布交流的政治、經濟“進步”意義,認為是先進征服落后的一個必然結果,克羅斯比從生態視角否認哥倫布交流的積極意義,如何看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我們當然不能為歐洲殖民者的罪行張目,為美洲土著的滅絕、生態系統的破壞唱贊歌,也不能像克羅斯比那樣持悲觀態度,而應從全球生態的視角加以評價。雖然哥倫布交流使美洲的生態環境面目全非,但也使歐洲、非洲和美洲的生態系統得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融合,推動了生態系統自身的演化和更新,豐富了世界生態的多樣性。還有人認為,克羅斯比把美洲土著的滅絕、生態環境的變遷歸因于疾病等造成的生態后果,而不是歐洲人的屠刀和種族滅絕政策,也容易成為西方殖民者為自己的殖民罪行開脫的借口,減輕殖民者的道德壓力,削弱對殖民主義的譴責力度。
總起來說,克羅斯比的疾病研究的價值不在于記錄哥倫布交流的全面廣泛,而在于對理解生態的和社會的事件確立了一種觀點、一種范式。如今,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既得益于克羅斯比開創的研究范式,又根源于疾病研究具有不容否認的史學價值和現實意義。
三、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之意義
疾病研究在眾多史家的努力下,如今蔚為壯觀,并成為環境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環境史家的疾病研究也并非一問世就受到主流史學家的認可,而是在質疑聲中確立其研究范式和彰顯其學術價值的。譬如《哥倫布交流》一書出版30多年來,就經歷了從冷淡忽視到奉為經典的歷程。這本大作在出版之前,曾有部分章節在學術刊物上登載。1960年代末全書成稿,因其觀點過于驚世駭俗,幾乎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書。直到1972年這本書才艱難面世,但學術刊物仍反應冷淡,不愿意評論。隨著新史學和環境史的異軍突起,這本書的境遇大為改觀。30年后的2003年,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修訂版暨30周年紀念版,以饗學界;美國著名史學家J.R.麥克尼爾在一個下午一口氣讀完了它,并為該書作序;如今此書榮膺環境史的經典之作行列,“哥倫布交流”這一概念也為主流歷史學家所接受,出現在美國史和世界史的教材中??肆_斯比自己也再接再厲,把他的生態史研究視角和方法應用到時間較長、空間較廣的生態研究中,《生態擴張主義》、《病菌、種子與動物――生態史研究》等著作都繼承了《哥倫布交流》的研究視角,并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方面有所拓展??肆_斯比的開創性努力既奠定了他在環境史領域的疾病問題研究方面的泰斗地位,也激發了其他環境史學者研究疾病問題的興趣和熱忱,使疾病研究成為環境史領域的“固有領地”,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疾病研究,從史學中的“漏網之魚”轉變為環境史領域的不可或缺的“固有領地”。從被質疑到被仿效,證明了史學界對這一研究課題的肯定和認可。那么,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的意義何在?我們可以從史學價值和現實意義兩個層面來認識。
(一)在研究對象、史料的分析和利用、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不但展現出鮮明的環境史研究特色,也有助于推動史學自身的發展。疾病是人類生存、發展中如影隨形的一員,也是生態鏈條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人與疾病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發展的方向和生態環境的走向。然而,在很長時間內,史學界對于疾病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定位總是模糊不清,對于它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也沒有充分的研究和合理的定位,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則彌補了這種缺憾。
獨特的研究對象也需要扎實的史料支撐,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依據。環境史家也非常重視對史料的取舍。不僅如此,他們在史料的運用上還有很大的突破。拉德卡曾指出:“環境史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激勵人們不只是在‘歷史的陳跡’,而是在更廣袤的土地上發現歷史。在那里人們會認識到,人類歷史的痕跡幾乎處處可尋?!边@在克羅斯比的疾病研究中具有鮮明的體現。
(二)體現了“世界是聯系”的唯物史觀,有助于史學的發展和史學思想的更新。克羅斯比認為:“人類的歷史不能從他最初留存的記載開始,也不應該只局限于他對文學感興趣的方面”,“理解人類的第一步是把人視為存在于這個星球上的一個生物體,數千年來影響他的同類生物體,反過來又受到他們的影響”,因而“在歷史學家能夠明智地評價人類團體的政治技巧或他們的經濟實力或他們的文學意義之前,他必須首先知道他們的成員人類是如何成功地生生不息并繁衍后代的”。這就必然追溯人與自然的關系,疾病研究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備受他的重視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以史為鑒”的警戒作用。一切歷史都暗含當代史的影子。1960年代日漸加劇的環境問題讓史學家也驚恐不已,具有深切現實關懷和史學素養的史學家開始從生態惡化、環境保護的視角探究歷史問題,從人對自然之順應、改造乃至破壞的活動以及自然對人之行為的反作用中尋找“人與自然”平衡的交匯點,力圖為當今環境問題的解決提供前車之鑒。正是出于對生態問題的深切關注和現實關懷,克羅斯比在《哥倫布交流》中才對生態系統的巨大能量及其造成的生態后果深感不安,甚至產生一些悲觀的看法。他的研究揭示了疾病如何作用于人,并對歷史進程乃至生態系統產生難以扭轉的影響,體現出“以史為鑒”的功能,即警醒世人,切莫小視疾病的巨大能量。
綜上所述,環境史領域的疾病研究探討歷史上疾病與人、人與環境的雙向互動,有助于我們更具體而全面地認識人類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相互影響,并警惕日漸嚴重的環境問題的危害??肆_斯比所貢獻的那些疾病研究成果,為人們從環境史的視角進一步展開對其他傳染病以及其他生態因子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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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范文2
十一月五日,美國《財富》雜志將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喬布斯評為“本十年最佳CEO”。理由是,自1997年重返蘋果公司以來,喬布斯改寫了計算機、音樂、電影與移動電話行業的格局,業績的顯赫幾乎超越了所有候選者。
在這次評選中,落選者也都是讓我們仰慕的“大腕”: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股神”沃倫,巴菲特以及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等人。谷歌聯合創始人,落選原因是他們的影響力僅限于在線廣告:“股神”巴菲特能夠面對互聯網泡沫,但在金融危機來臨之時的未能淋漓盡致地表現卓著;比爾?蓋茨,在離開微軟的日常業務運營后轉向了慈善事業,暫時的“告退”中止了對他財富創造的顯性評價標準。
在這十年中,只有喬布斯創造的財富神話讓人們見識到“超人的力量”。
“活著就是為了改變世界”
有人說,蘋果就是喬布斯,喬布斯就是蘋果。蘋果病了,喬布斯來醫治;喬布斯病了,上帝來拯救他。
健康的生命與成功的事業是人生最難得的兩大奢侈品,喬布斯都曾細細的品味過“得與失”的高度落差。
50歲的喬布斯曾被診斷出惡性腫瘤,最多可以活3到6個月。當死亡通知單即將變成無法挽救的事實時,奇跡發生了――醫生在抱著最后一線希望做檢查時發現喬布斯患的是一種少見的可以通過外科手術治愈的惡性腫瘤,他獲救了。在56的這一年,又成功的完成肝臟移植手術?!拔乙褟?0歲車禍受害者那里接受肝臟移植,我的感覺棒極了,我想吃很多冰激凌,我的體重需要增加30磅?!?/p>
與死亡擦肩而過的喬布斯對活著有著不同于一般人的領悟:“活著就是為了改變世界,難道還有其他原因嗎?”這就是喬布斯的生命哲學。
的確,他的生命充滿了神奇,他的商業奇跡帶給世界的就是改變?!八且粋€極富幻想的人,但是他可以做到不脫離現實,他密切注意著蘋果的各種運營和營銷活動?!奔坠俏氖紫瘓绦泄倮锇@f,“喬布斯是一個不為金錢所動的人,他的勤奮顯然是處于內心對蘋果的熱愛,通過蘋果這個媒介,他既是冷酷的裁決者,又是改變世界的執行者?!?/p>
蘋果是他的,也是世界的。喬布斯改變世界的三大產品是:1984年的Mac――蘋果電腦,2001年的iPod――蘋果媒體播放器和2007年的iPhone――手機上網、蘋果手機和在線商店。每一款產品都引起了業界的地震和用戶的瘋狂追捧,他的產品像漢堡和可樂一樣在全世界各地出售。到目前為止,蘋果公司已經賣出了2.2億部iPod,3000萬部i-Phone。
1997年,喬布斯重回蘋果公司的時候,股價只有16美元。而2007年7月,蘋果公司股價達到了驚人的145美元。他領導研制成的iMac――高度一體化、外形纖巧的新一代蘋果電腦,對于個人電腦,Pixar――電腦動畫對于電影,iPod對于音樂,iPhone對于手機,都有深刻的影響,這種深刻已經滲透到人類的生活方式,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喬布斯的崇拜者已將之視為“神”。曾因治病喬布斯離開公司6個月甚至比這個時間還有長,他的公司仍和他沒有離開一樣正常運轉,隨便問一位工作人員都會說:“我在為喬布斯工作?!?/p>
當一個人被神話的時候,他會有很多地方不同尋常。但仔細尋找,還是會發現細節:“當我17歲的時候,讀到了一句話:‘如果你把每一天都當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話,那么有一天你會發現你是正確的?!瘡哪菚r開始,在38年的歲月里,我每天早晨都會對著鏡子自問今天要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嗎?”38年的堅持本身就是“神奇”。
喬布斯會有中國版本嗎?
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為什么14種被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有13種來自歐亞大陸?為什么歐亞大陸存活的是牛、馬、綿羊、山羊、豬,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駝?它們為什么最終成為廣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他的答案是環境。
動物物種的合理存在是由環境決定的,企業或企業家其實也是由商業環境決定。喬布斯的成功離不開美國的商業環境。有兩個細節很值得注意。第一個是,他很幸運。1976年,喬布斯的蘋果公司剛剛誕生,在公司迫切需要資金發展時,百萬富翁馬爾庫拉“慕名”前來與他們合作,并提供拜69萬美元貸款,得到這筆巨資后,小蘋果變成了大蘋果。1980年,公司股票上市,上市當天就以29美元收市。也就在這一天,21歲的喬布斯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億萬富翁??此苽髌娴摹皟|萬富翁”故事,它背后傳達出的是――美國給予有理想的人提供了最自由發展的空間。
第二個細節是,2009年6月20日,《華爾街日報》文章透露,喬布斯在4月份接受了肝臟移植手術,并計劃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這件事引起美國證監會的調查。美國聯邦法院前檢察官和美國證監會執行律師彼得?海寧對外界講到,美國證監會調查的目的不是讓蘋果公司公布喬布斯的醫療記錄,而是要查明蘋果公司是否由于投資者希望喬布斯繼續擔任蘋果cEO而人為改變他的健康信息。如果喬布斯在給員工的第一封郵件之前就已經知道第二封郵件中所說的“嚴重復雜”的診斷結果,那么就可以證明喬布斯涉嫌欺騙行為。而如果蘋果公司董事會確實了解病情的嚴重性卻沒有向投資者說明,就可表明蘋果公司的確有誤導投資者的嫌疑。我們無法想象像喬布斯這么有影響力的名人,得了一場大病還要向投資者負責這么多事情。
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和資本主義機制里,有種天生的“制衡”力量――董事會、股東大會、機構投資者像一道道緊箍咒約束著像喬布斯這樣的人。而這種對沖,最終可用最小的“成本”獲得個人與社會的最大程度的“雙贏”。
當喬布斯又一次站起來的時候,媒體將史玉柱與喬布斯兩個在各自國家商界中具有標志性特征的人物進行了對比。
他們身上的共同之處是:都是本國知識青年里的佼佼者,早早投身高科技領域創業,并在30歲左右就達到了事業的第一次高峰;他們都習慣于蔑視陳規、特立獨行;他們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商業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喬布斯在Pc、音樂、電影、手機等多個領域都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則在軟件、房地產、保健品、金融投資、網游等戰場縱橫馳騁;他們都是執著的完美主義者,都能把一個產品做到“極致”。賣了10年的腦白金仍是中國最暢銷的保健品,而iPod則占據了數字音樂播放器市場的70%。此外,他倆還是洞悉人性的營銷天才,只不過一個靠發掘人性的美好賺錢,而另一個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搶金。
槍炮病菌與鋼鐵范文3
赫拉利是以色列的歷史學家,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執教?!度祟惡喪贰菲淮?,規模卻不小,講述的是所謂的“大歷史”―自宇宙大爆炸開始,以人工智能收尾。因為站得高看得遠,書的脈絡比較簡單清晰,具體內容分成四大部分:“認知革命”解釋原始智人如何依賴語言和文化優勢在進化中勝出。他們走出了非洲,散布到了全球。但智人走到哪里,死神都如影隨形:澳大利亞的巨型袋鼠、巨型袋熊和有袋獅子,美洲的劍齒虎、乳齒象、巨型樹懶和巨型犰狳,無數大大小小的陸地動物,最后,連智人的“近親”尼安德特人都紛紛消失滅絕了。“農業革命”細說人類如何發現并培植了谷物而得以安身扎寨,發展出新的文明,但這一過程也使大自然徹底改觀,并完全改變了人類自己的生存方式?!疤煜乱唤y”總結出人類由散落獨立的小部落一步步地走向全球一體化的最大推動力:貨幣、宗教(包括現代信仰)和帝國擴張。最后,“科學革命”描述了近五百年的巨大變遷。人類終于擺脫了大自然的鉗制;但展望未來,智人本身可能也會消失,或逃逸死亡而成為“超人”,或被人工智能取而代之。
赫拉利關于科學發展歷史的看法與分析尤其振聾發聵??茖W并不是單純高尚的智力活動,而是跟殖民主義的擴張,跟資本主義的擴張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茖W造就了西方帝國的興旺,促生了一個現代化或者說全盤西化的新世界,但也給人類和其它生物帶來過更加深重的災難,并使整個地球籠罩在隨時可能被徹底毀滅的核陰影之中。作者的這些觀點是靠精心選用的史實來表達的,比如下面這個故事。
(庫克船長帶領的)探險隊于一七六八年離開英國,于一七六九年在塔希提上觀察到了金星凌日,探測了幾個太平洋島嶼,訪問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并于一七七一年回到英國。他們帶回了大量天文、地理、大氣、植物、動物及人類學的科學數據。這些發現對很多學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關于南太平洋的精彩故事)激發了歐洲人的想象力,并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博物學家和天文學家。
這一段跟一般科學史中的描述無異。這些探險家們充滿了勇氣和智慧,他們的經歷新奇精彩,令人振奮。但作者緊接著勾畫了庫克航海的其它后果:
庫克探險后的一百年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最富裕的土地都被歐洲移民從原住民手里奪走了。原住民人口下降了百分之九十,活下來的則受到了最殘酷的種族壓迫。對澳大利亞土著和新西蘭的毛利人而言,庫克探險無疑是滅頂之災的開始,他們再無翻身的機會……哎!科學和進步連人死之后也不放過。最后的塔斯馬尼亞人的尸體被人類學家和博物館館長們以科學的名義占有了。他們的頭骨和骨架在博物館和人類學館里展出。直到一九七六年,塔斯馬尼亞博物館才把已死去一百年的最后那個塔斯馬尼亞人楚格尼尼的尸骨埋葬。到二二年,英國皇家外科醫師學會才放棄保留她的皮膚和頭發。
這種觸目驚心慘絕人寰的故事足以使科學的光環黯然失色。所謂的“農業機械化”對飼養動物的殘忍更讓人不忍卒讀?!度祟惡喪贰返淖畲筇攸c就是用這樣的典故促使讀者換個角度或者從更高更遠的視角看歷史,進而反思或接受赫拉利提出的一些新觀念。如果讀者本來就傾向于赫拉利所持的觀念的話,會對此書欣賞有加。
赫拉利的有些觀點感彩很重。“農業革命”部分中,第五章“史上最大的騙局”,認為人類從此淪為土地的奴隸,失去了自由,而且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并不比獵人更幸福、更有保障。這樣的想法不無道理,畢竟人類歷史苦難重重,罄竹難書。但幸福與否從何談起?什么是人類幸福?這并不是可以簡單定義的。事實上,作者自己在最后部分用了一章的篇幅專門解釋這個概念。這種用主觀判斷為歷史下定論的方式,即使完全認同作者的感情立場,也依舊讓人難以茍同。
《人類簡史》的另一個局限是把復雜的問題過分簡單化,以致失去內涵。在赫拉利的描述里,語言和文化對人的思想觀念的影響簡直就跟變魔術一般。法國大革命幾乎發生在一夜之間;他還舉例說,很多現代人一生經歷過數個觀念完全相反的王朝/制度―言下之意,他們的思想也肯定隨之翻來覆去地改變。但人心真的這么容易改變嗎?針對同一時代的歷史,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提供了非常詳盡的思想緩慢變遷的過程及前因后果。這當然是因為兩人使用的時間尺度不一樣,但過于簡化的結果只有結論卻缺乏實質性的、可以啟迪思考的細節。
赫拉利對人類的生物本性在歷史中占據的地位也是大而化之。他說三萬年前的智人祖先與今天的人]有太大的基因區別,似乎文化/歷史與人的進化是可以割離的。艾爾克?坎德爾在《洞察內心的時代》里提及一個有趣的細節,科學家發現“天才”的繪畫風格與法國三萬年前的巖洞壁畫非常相似,那就是都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了個體的特征。坎德爾指出,這個觀察說明遠古人類的大腦尚未具備完善的抽象能力,而是靠發達的視覺與眼手協調表達現實;大腦的語言功能產生于視覺功能之后,語言的進化是以視覺藝術才能的退化為代價的。這當然僅是一種理論。但進化生物學家最近發現,僅僅從羅馬帝國至今,英國人也已經變得更高大,膚色更淺,一個嗜煙的基因多態比例也減少了,證明人類依然在進化,而不僅僅是文化的產物。作者還對人類不同的國度和部落中都是男權的現象疑惑不解。他說找不出不存在女權社會的理由,因為男女在體質和智能方面并沒有什么差別。讀到這里,我不免走神:教授是不是從不觀看體育比賽、棋賽???他是否對比賽分男女隊也驚訝不已?試圖駁斥“同性戀是違背自然規律的”時,作者提出了一個“大拇指定律”:生物本能放任,文化傳統禁忌(Biology enables, Culture forbids)。他進而解釋說,為什么沒有不許女人比光速跑得更快的法律呢?因為真正“不自然”的事是不會發生的。也即人能做的事,就是天性,就不違反自然規律。這個說法很有意思,只是這樣一來,不止于同性戀,人類的任何行為都符合“自然”了,哪怕是殺人越貨,虐待動物。但這顯然不是作者在此處應用這個觀點的本意。
需要強調的是,我對赫拉利的這些觀點都非常贊同,但它們或源于信仰或是道德選擇,不是事實也并非真理;無需論證,但也不能隨意用一些非常淺顯的邏輯類比立論,或只挑有利的歷史典故為據。這是《人類簡史》一書的最大缺點。農業革命帶來幸福與否,他請讀者從一個因為荒年快要餓死的三歲小女孩的角度想想。但這就讓人不得不問,難道蠻荒時代一個被野獸追吃的四歲小男孩就幸福了?諸如此類的例子比比皆是。順便插一句,作者似乎也不善于反諷,把“與其說是人把麥子‘馴化’了,毋寧說是麥子把人‘馴化’了”這句話重復了許多遍,字里行間的微妙幽默盡失。當然,赫拉利也有風趣的一面,他說哈利?波特是花了“七本書”的工夫才掌握了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