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關于立冬的詩句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關于立冬的詩句范文1
關鍵詞：人力資本；流動；聚集
中圖分類號:F27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5-0123-02
中國人力資本的地區差異十分明顯，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人力資本豐富，而西部省份人力資本相對匱乏（錢雪亞、劉杰，2004）。并且東部地區的凈遷入人力資本增長較快，西部人力資本遷出量遠遠大于遷入量，人力資本從缺乏人才地區向人才濟濟地區流動（畢德國，2005；文建東，2005）。
高水平人力資本傾向于流入人力資本存量高的地區，這種人力資本流動現象，國外也有許多學者做過相關實證。Peri（2000）對美國167個主要MSAs（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1970―1990年間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到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地區對年輕的高技能人員有吸引作用，而對年長的高技能人員沒有吸引。Glaeser et al.（1995）對美國203個大城市從1960到1990年的數據分析，發現人力資本聚集現象顯著，且高人力資本就業增長與種族成分多寡、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不相關。Simon（1996）分析美國所有MSAs1940―1986年的數據，得出人力資本就業增長與當地大學畢業生所占比例的關聯更大，與高中畢業生所占比例相比。Shapiro（2005）對1940―1990年的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的流入關系進行分析，他認為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地區引起隨后高人力資本的流入，有60%是因為人力資本聚集產生的生產率的提高，其余是因為生活質量的提高。
綜合國內外文獻，對于人力資本流動現象的解釋主要有兩種理論：一是人力資本流動的傳統理論――預期收入理論；一種是聚集理論。
一、人力資本流動的傳統分析
以托達羅模型為代表的傳統遷移理論假定勞動者遷移的動機在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在此基礎上中國學者撇開城鄉二元經濟的前提，發展了人力資本在城市間遷移的動力分析。王桂新（1996）利用引力模型得出較低的經濟收入對人口遷出有推排作用，較高的經濟收入則有激發作用。龍奮杰等（2006）通過實證分析各因素的影響強度表明，當前收入以及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對城市吸引人口遷入具有較大的正面影響。
經濟因素，如產業結構、城市化水平、投資規模及其空間分布、中央政府的區域轉移支付政策等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區域差異，從而誘導勞動力的區際轉移。比如，Shuming Bao（2007）選取中國1980―2000年29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得出，投資量（包括國外直接投資和國內固定資本投資）與省際人口遷移率顯著相關。Gober（2002）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城市化水平、鄉鎮企業的發展水平、建筑業與輕工業比重等是影響中國省際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姜懷宇等（2005）認為城市化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才集聚的主要動力，城市化對人才集聚的影響既包含經濟影響，也包含文化和社會影響。
除了預期收入差和經濟因素以外，許多區域性的宏觀因素也可能影響勞動力區際遷移，它們包括自然資源稟賦、自然環境、地理區位、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存量、人口密度以及人才政策和社會網絡等。Shuming Bao（2007）認為氣候與遷出率顯著負相關，但與遷入率關系不顯著，并且他論證了社會網絡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遷入目的地的本地籍人力資本規模對人力資本遷入有正效應，因為同籍已遷入群體可能傳達給隨后遷入者確定信息，降低流動風險。姜懷宇等（2005）認為自然環境對人才分布的影響主要通過城市化間接發生作用，他還指出國家的區域、產業和人才政策對人才分布具有較強的影響。
實際上，在中國高水平人力資本聚集的區域并非與實際收入高的地區吻合，參照江小涓和李輝（2005）用價格差異修正后得到的各城市實際收入數據，可以看出人才聚集的上海市、南京市、天津市等地剔除價格水平的實際收入還低于一些中西部城市。由此可見，預期收入理論不能完全解釋人力資本聚集現象。
二、聚集理論
自Lucas（1988）提出“如果人們不是為了與他人更加接近，那么他們支付曼哈頓或芝加哥市中心的租金又是為什么呢”的疑問，引發了后來許多學者就人力資本在初始存量較高的城市區域聚集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學者們對是什么因素促使大量高水平人力資本流向人力資本存量高的地區很感興趣，而且這種吸引力大到可以彌補高昂租金以及人口稠密帶來的損失。
Lucas（1988）認為單個人的人力資本積累會導致整個社會平均技能水平的提高，即人力資本具有外在效應（external effect），人力資本外在效應使得人們在人力資本初始存量較高的區域聚集。
在盧卡斯用人力資本外在效應解釋人力資本聚集的理論基礎上，Glaeser（1995，2005）; Peri（2001）;Shapiro（2005）等人具體化人力資本外在效應并進行了實證檢驗。Berry and Glaeser（2005）建立簡化的城市聚集模型，將人才效用看做是工資、居住成本、基礎設施的函數，提出了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勞動力流入人才充裕的地區的兩種解釋：一是人力資本水平高的企業家更傾向于雇用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員工；二是住房供給缺乏彈性，高人力資本水平勞動力的涌入抬高了住房價格，使得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勞動力在人力資本存量水平高的地區增長緩慢。Peri（2001）提出人力資本動態外部性（a dynamic externality of human capital）是工作在人才聚集的地方能得到的額外收益，他認為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才聚集是內生形成的，因為人們在人才密集的地方可以通過向別人學習以提高自己。Shapiro（2005）認為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地區牽動人才流入，大部分是生產率提高起作用，三分之一的原因來自于生活質量的提高，具有高水平人力資本的人們能夠刺激消費基礎設施的建設，或者他們利用對政治的有效影響使制定出如減少污染之類的政策。收入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也是解釋高水平人力資本為何聚集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收入外部性是指同等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在平均工資較高的地區，其工資水平也相應提高（Acemoglu，1996），高水平人力資本集中會產生收入外部性，從而吸引人力資本存量較低地區的高水平人力資本流入。
三、人力資本聚集理論對中國的現實意義
從世界范圍看來，有的城市能經久不衰，有的則一蹶不振，還有一些從繁榮走向衰落，這其中不乏人力資本聚集效應的作用。在中國，高學歷、高技能人才為什么在人力資本存量水平高的東部地區聚集？是否高收入就可以吸引人力資本？西部地區怎樣才能留住人才？針對中國中西部城市人才匱乏、經濟不發達的現狀，人力資本聚集理論給我們以下啟示：
（一）加大對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資力度。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實現區域平衡發展，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應相互配合，協調發展。物質產品的生產不僅需要物質資本，而且要投入相應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增長除了自身的投入之外，還需要物質資本的投入。
（二）建設中西部地區留住及吸引人力資本的能力。中國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存量水平低，不僅是因為人力資本投資水平低，還在于這些區域人力資本流失嚴重。因此，建設欠發達地區留住及吸引人力資本的能力迫在眉睫，否則，即使教育等人力資本投入增加，人力資本素質提高，但如果留不住人才，那也只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這種吸引人力資本的能力即人力資本聚集效應存在的必要條件，一是信息的地方化特性（the localized nature of information）。為了更好地收獲這些具有地方化特性的知識帶來的好處，人力資本必須走進信息和知識所在腹地。這種地方化的知識、技術或信息，一方面是因為跨區域流動成本大造成地方化，但隨著運輸和交流成本的降低，這種地方化不會長期存在；另一方面有些知識、技術或信息只存在于某企業、某產業集群中，需要有相配套的人員、設備才能發揮作用，這種地方化特性長期存在。硅谷的計算機行業人才聚集就是技術的地方化特性造成的（Fallick et al.2005）。二是人力資本具有城市特性（city-specific），在一個城市建立了關系網絡的企業和個人，將不輕易離開這個城市，這些人力資本可以看做屬于這個城市特有人力資本存量。
參考文獻：
[1] Robert E.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2] Edward L.Glaeser， Jose A. Scheinkman，and Andrei Shleifer.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ities[J].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
1995，（36）:117-143.
[3] Curtis J.Simon.Human Capital and Metropolitan Employment Growth[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8，（43）:223-243.
[4] Curtis J.Simon and Clark Nardinelli.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ties，1900-1990[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2，（32）:59-96.
[5] Jesse M.Shapiro.Smart Cities: Quality of Life， Productivity， and the Growth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J]. nber15.nber. org/papers/w
11615.
[6] Shuming Bao， Orn B. Bodvarsson， Jack W. Hou and Yaohui Zhao[J].papers.省略/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01411#Paper
Download.
[7] Bruce Fallick， Charles A.Fleischmann and James B.Rebitzer. Job Hopping in Silicone Valley: Some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Micro-
foundations of a High Technology Cluster[J]. nber15.省略/papers/w11710.
[8] 錢雪亞，劉杰.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2004，（3）:39-45.
[9] 畢德國，薛婷婷.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人力資本轉移問題研究[J].生產力研究，2006，（11）:35-36.
[10 ]姜懷宇，徐效坡，李鐵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才分布的空間變動分析[J].經濟地理，2005，（5）:702-705.
[11] 王桂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遷移發展的幾個特征[J].人口與經濟，2005，（4）:1-8.
[12] 龍奮杰，劉明.城市吸引人口遷入的影響因素分析[J].城市問題，2006，（8）:44-46.
[13] 江小涓，李輝.中國地區之間實際收入差距小于名義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2005，（9）:11-18.
Literature Review on Human Capital Mobility and Agglomeration
XIONG Sh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79， China）
關于立冬的詩句范文2
為了加強對湖南省進京務工人員的管理和服務工作，不斷擴大京、湘兩地勞務合作，根據國務院和北京市的有關規定，經商定，湖南省勞動廳在北京設立勞務管理處。該勞務管理處是湖南省勞動廳在北京的常設機構，行使統籌管理湖南省進京務工人員的職能。其具體任務是：
1.全面了解和掌握湖南省進京務工人員的情況，負責登記建檔；
2.掌握并及時向湖南省各地提供北京市的用人單位勞務需求信息；
3.協助用人單位做好湖南省進京務工人員的招收、培訓輸送及管理工作，配合北京市勞動局做好勞務基地建設工作；
4.與北京市用人單位簽定勞動合同，逐步將零散進京的湖南省務工人員納入管理軌道；
5.負責湖南省進京務工人員的《外出人員就業登記卡》的驗證、簽發和年檢工作；
6.協助北京市有關單位處理湖南省進京務工人員與用人單位的勞務糾紛和勞務人員的傷、病、殘、亡等問題；
7.湖南省勞動廳委托辦理的其它有關業務。
湖南省勞動廳駐京勞務管理處設在湖南省人民政府駐北京辦事處院內。
關于立冬的詩句范文3
關鍵字：移動GIS；數據；組織管理
DOI：10.16640/ki.37-1222/t.2017.11.249
1 引言
移動GIS是以移動互聯網為支撐，以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為終端，結合北斗、GPS或基站為定位手段的地理信息系統，是繼桌面GIS、WEBGIS 之后又一新的技術熱點[1]。移動GIS 是以空間數據庫為數據支持，地理應用服務器為核心應用、無線網絡為通訊橋梁，移動終端為采集和應用工具的綜合地理信息系統。伴隨著智能終端和移動操作系統的不斷更新與完善，iOS、Android等移動平臺的處理能力日趨強大。以前只有桌面終端甚至工作站才能瀏覽和處理的空間數據，移動終端也能游刃有余的瀏覽與處理，甚至包括三維模型數據。本文將對移動GIS系統的空間數據組織與管理方式進行研究，為移動GIS應用系統的開發打下堅實的基礎。移動GIS系統中用到的數據大致可分為三類：底圖數據、空間數據和非空間業務數據。
2 移動GIS的底圖數據
地理底圖是GIS系統的骨架和控制的統一地理基礎[2]，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系統所能實現的精度和業務的詳細程度。底圖離線數據主要有松散圖片、bundle文件和tpk文件等類型，目前基于ArcGIS Runtime for Android/iOS都可以在移動端上離線加載，且實現方法都已經很成熟。以iOS為例，通過AGSLocalTiledLayer離線加載由ArcGIS Desktop輸出的Location.tpk地理底圖。移動GIS還可通過移動網絡在線加載地理底圖。通常地，這些在線底圖由GIS服務器對外，還是以iOS為例，通過AGSTiledMapServiceLayer在線加載GIS Server對外的切片地圖服務："http：//192.168.1.100/ArcGIS/rest/services/RoadData/MapServer"；通過AGSDynamicMapServiceLayer加載動態地圖服務；通過AGSImageServiceLayer加載影像服務；通過AGSBingMapLayer加載其他GIS Server對外的服務等。
GIS底圖一直使用金字塔技術進行切圖，使用戶能夠快速訪問指定級別的地圖或影像[3]。但是在數據量比較大尤其覆蓋面增大時，切片的文件大小急劇增加；當任何要素發生變化時，費時費力的切圖工作要重新開始。矢量切片是一種利用協議緩沖技術緊湊的二進制格式來傳遞信息，將矢量數據以建立金字塔的方式分割成若干個描述性文件，前端根據顯示的需要，按需請求不同的矢量瓦片數據進行繪圖。矢量切片將是以后地理底圖的主流方案[4]。
3 移動GIS的空間數據
移動GIS的空間數據也可稱為系統的空間業務數據，可離線也可在線。離線空間業務數據主要存儲方式是Shapefile、JSON、FeatureLayer、嵌入式數據庫（如Spatialite）等。得益于ArcGIS對Shapefile文件結構的公開，目前大量成熟可用的第三方代碼支持Shapefile文件讀寫操作。JSON是一種輕量級且完全獨立于編程語言的數據交換格式，簡潔和清晰的文本層次結構很容易被各種編程語言所實現，在移動GIS中已得到普遍的應用。FeatureLayer由ArcGIS提供，o縫支持以ArcGIS Runtime為開發基礎的移動GIS應用。Spatialite由SQLite擴展而來，成為世界上最小的空間數據庫，遵循OGC的Simple Feature Access標準存取空間數據，如WKT、WKB、Geometry格式和空間關系處理。spatialite_gui工具能將諸如Shapefile、CSV、DBF和XLS等格式的數據導入Spatialite數據庫，并提供SQL工作空間對SQL語句進行驗證。
類似Spatialite這類空間數據庫在移動GIS系統中，主要用于組織和存儲與地理位置有關的空間數據及相應的屬性描述信息。對于移動GIS而言，空間數據庫是整個系統的數據存儲中心。不僅能對空間數據進行管理，還為移動應用提供各種空間位置數據，是實現地理信息服務的數據來源。移動空間數據庫使得移動設備可以和多種數據源進行交互，屏蔽固定網絡環境的差異，優化查詢條件，如加入空間檢索以后，空間查詢的效率大大提高。
ArcGIS 10.2.2版本以后提供了一個后綴為“.geodatabase”的Runtime Content文件輸出功能，默認關閉，可通過如圖1所示的方式開啟。該功能可將桌面GIS軟件處理好的數據直接輸出。該文件將Geodatabase數據格式的系統表在SQLite輕量級數據庫上實現，為移動操作系統提供空間數據庫支持。
4 移動GIS的非空間業務數據
非空間業務數據即屬性數據，是對空間數據屬性的擴展，與空間數據的一個或多個屬性值相關聯。屬性數據表現了空間實體的空間屬性以外的其他屬性特征，是對空間數據的說明。如一個城市點，它的屬性數據有人口、GDP、綠化率等描述指標；城市的若干區域有地理要素的統計數據；城市的運行產生的各種管理數據等等。
數據結構的選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系統對GIS數據的組織和管理能力。數據結構確定后，在空間數據的存儲與管理中，關鍵是確定應用系統空間與屬性數據庫的結構以及空間與屬性數據的連接。目前廣泛使用的GIS軟件大多采用空間分區、專題分層的數據組織方法，同樣也適用于移動GIS系統。
5 結束語
數據的有效組織與管理，是移動GIS應用系統成功與否的關鍵。隨著城市地理空間框架、土地調查、地理國情監測、智慧城市建設等國家級項目的開展，與空間數據相關聯的非空間業務數據呈爆發式增長，如圖片、語音和視頻等多媒體數據也具有了空間屬性。如何組織和管理這些“大數據”將成為一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許穎，魏峰遠.移動GIS關鍵技術及開發模式探討[J].測繪與空間地理信息，2008（04）：45-47.
[2]張雪伍，李剛.基于MapGis的地理底圖管理系統研究[J].軟件導刊，2005（18）：23-24.
關于立冬的詩句范文4
根據市勞動局勞保發字〔1989〕61號《關于開展體力勞動強度分級工作的通知》精神，1989年市勞動保護檢測檢驗所對二商局、糧食局、一輕工業總公司、化學工業總公司等7個系統進行了體力勞動強度分級工作。通過現場測定、匯總計算，確定4個工種（崗位）為Ⅳ級體力勞動，14個工種（崗位）為Ⅲ級體力勞動，其測定報告書已發至企業?，F將已確定為Ⅲ級、Ⅳ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工種（崗位）通知你們（名單附后），并對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1.根據國務院《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有關條文的規定，不得安排女職工從事Ⅳ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工作；不得安排女職工在月經期、懷孕期、哺乳期從事Ⅲ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工作。
2.根據勞動人事部勞人護〔85〕6號《關于改由各主管部門審批提前退休工種的通知》、市勞動局〔87〕市勞保字84號《關于提前退休工種問題的通知》，從事Ⅳ級體力勞動強度作業累計滿10年的工人可按照《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的第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辦理退休。
3.從事Ⅲ級、Ⅳ級體力勞動強度作業工人的工資應按照市勞動局京勞資發字〔1989〕286號《關于適當提高特別艱苦崗位工人工資部分的使用辦法》規定執行。
今后，凡從事經市勞動保護檢測檢驗所測定的屬于Ⅲ級、Ⅳ級體力勞動強度工種或崗位的工人均按上述3條規定執行。
附：1989年Ⅲ級Ⅳ級體力勞動強度工種名單
－－－－－－－－－－－－－－－－－－－－－－－－－－－－－－－－－－－－－－－－
｜ 局、 ｜ ｜ 工 種 或 崗 位 級 別 ｜
｜ ｜ 企業名稱 ｜－－－－－－－－－－－－－－－－－－－－－｜
｜ 總公司 ｜ ｜ Ⅲ級體力勞動工種 ｜ Ⅳ級體力勞動工種 ｜
｜ ｜ ｜ （崗位）名稱 ｜ （崗位）名稱 ｜
｜－－－－－｜－－－－－－－－－－｜－－－－－－－－－－｜－－－－－－－－－－｜
｜ ｜北京市第四釀造廠 ｜大車搬運 ｜造醋車間翻坯 ｜
｜ ｜－－－－－－－－－－｜－－－－－－－－－－｜ ｜
｜市二商局 ｜北京市肉聯加工廠 ｜裝運凍肉 ｜ ｜
｜ ｜－－－－－－－－－－｜－－－－－－－－－－｜ ｜
｜ ｜北京市蛋品加工廠 ｜蛋品庫過磅工 ｜ ｜
｜－－－－－｜－－－－－－－－－－｜－－－－－－－－－－｜－－－－－－－－－－｜
｜ ｜北京市永定門糧庫 ｜裝卸隊掏囤 ｜裝卸隊小車盤 ｜
｜ ｜ ｜－－－－－－－－－－｜－－－－－－－－－－｜
｜市糧食局 ｜ ｜裝卸隊卸火車 ｜ ｜
｜ ｜ ｜－－－－－－－－－－｜ ｜
｜ ｜ ｜裝卸隊拆倒 ｜ ｜
｜－－－－－｜－－－－－－－－－－｜－－－－－－－－－－｜－－－－－－－－－－｜
｜ ｜北京市方便食品廠 ｜方便面車間和面 ｜ ｜
｜ ｜－－－－－－－－－－｜－－－－－－－－－－｜－－－－－－－－－－｜
｜市一輕工 ｜北京市電池廠 ｜配制車間拉料 ｜配制車間配粉 ｜
｜ ｜－－－－－－－－－－｜－－－－－－－－－－｜－－－－－－－－－－｜
｜業總公司 ｜北京市鉛筆廠 ｜制板車間截鋸 ｜成品車間裝箱 ｜
｜ ｜－－－－－－－－－－｜－－－－－－－－－－｜－－－－－－－－－－｜
｜ ｜北京市造紙一廠 ｜油原分廠打漿 ｜ ｜
｜－－－－－｜－－－－－－－－－－｜－－－－－－－－－－｜－－－－－－－－－－｜
｜ ｜北京市橡膠一廠 ｜拔楦 ｜ ｜
｜ ｜－－－－－－－－－－｜－－－－－－－－－－｜ ｜
｜市化學工 ｜北京市輪胎廠 ｜大輪胎成型 ｜ ｜
｜ ｜－－－－－－－－－－｜－－－－－－－－－－｜ ｜
｜業總公司 ｜北京化工總廠 ｜有機備料 ｜ ｜
｜ ｜－－－－－－－－－－｜－－－－－－－－－－｜ ｜
｜ ｜ ｜無機備料 ｜ ｜
－－－－－－－－－－－－－－－－－－－－－－－－－－－－－－－－－－－－－－－－
1989年體力勞動強度測定結果匯總表
－－－－－－－－－－－－－－－－－－－－－－－－－－－－－－－－－－
｜ ｜ 工種（崗位）級別 ｜ ｜
｜ 單位名稱 ｜－－－－－－－－－－－－－－－｜ 小 計 ｜
｜ ｜ Ⅰ ｜ Ⅱ ｜ Ⅲ ｜ Ⅳ ｜ ｜
｜－－－－－－－－－－｜－－－｜－－－｜－－－｜－－－｜－－－－－｜
｜市糧食局 ｜ ｜ ｜ 3 ｜ 1 ｜ 4 ｜
｜－－－－－－－－－－｜－－－｜－－－｜－－－｜－－－｜－－－－－｜
｜市二商局 ｜ ｜ 3 ｜ 3 ｜ 1 ｜ 7 ｜
｜－－－－－－－－－－｜－－－｜－－－｜－－－｜－－－｜－－－－－｜
｜市一輕工業總公司 ｜ 6 ｜13 ｜ 4 ｜ 2 ｜ 25 ｜
｜－－－－－－－－－－｜－－－｜－－－｜－－－｜－－－｜－－－－－｜
｜市化學工業總公司 ｜ ｜14 ｜ 4 ｜ ｜ 18 ｜
關于立冬的詩句范文5
為加強對本市農村勞動力及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的管理，根據《北京市農村勞動力就業管理辦法》（京勞就發〔1998〕312號）和《北京市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安置辦法》（1993年市政府令第16號）有關規定，現就辦理本市農村勞動力及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招聘備案手續的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本市農村勞動力
（一）用工單位招用本市農村勞動力須到勞動力輸出地區（縣）勞動保障部門辦理招聘備案手續。
（二）用工單位辦理招聘備案手續須提供下列證明材料：
1．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或單位介紹信；
2．辦事人員的身份證；
3．《招用本市農村勞動力花名冊》；
4．勞動合同書；
5．社會保險費繳納證明。
二、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
（一）接收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單位須到農轉工人員所在地區（縣）勞動保障部門辦理招聘備案手續。
（二）接收單位辦理招聘備案手續須持下列材料：
1．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的文件；
2．《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花名冊》；
3．社會保險費繳納證明；
關于立冬的詩句范文6
上市公司的內部人（董事、監事、高管）作為公司的直接控制者，掌握著公司經營決策的關鍵信息，其行為與決策影響公司價值和投資者利益。本文對公司內部人是否利用了其掌握的內部信息進行二級市場交易進行了驗證，并從公司治理的視角研究內部人交易的信息披露及時性，分析了不同最終控制權屬性下（國企和民企）公司治理機制的不同。
本文以上市公司內部人交易披露的及時性作為內部人是否利用其信息優勢做交易的變量，驗證了內部人交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其信息優勢。披露延遲加劇了股東和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基金持股比例高、超額聘請獨立董事有助于促進內部人交易信息的及時披露，因機構投資者有動機和能力干預公司治理，董事會的獨立性越強則其越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越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在國企和民企這兩種不同的微觀環境下，公司治理機制發揮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對于國企公司治理的改善有更明顯的作用，基金持股對于民企公司治理的改善有更顯著的作用。
關鍵詞：
內部人交易；信息不對稱；披露延遲；公司治理；控制權屬性
Insider Trad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Firms
Abstract
Insiders， who directly control firms， have complete and critic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corporate decisions. What’s more， their decisions influence firm value and the welfare of investors. This paper looks into whether insiders trade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they have， explore the disclosure of insider t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scuss the different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SOEs and Non-SOEs.
The disclosure delay of insider trading is a good proxy for whether insiders trade according to inside inform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y actually do. Since disclosure delay exacerbat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manage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such as having institutions as shareholders， employing more independent directors， etc. play an effective role. That is because block holders such as mutual funds have both the incentive and ability to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independent role of directors can benefit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firm.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mechanis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eem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n SOEs and Non-SOEs. The employment of more independent directors does more good to SOEs than to Non-SOEs. Mutual fund can be an effective supervisor to Non-SOEs. Moreover， the governance of Non-SOEs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due to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hares in Non-SOEs.
Key Words:
Insider Trad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Disclosure Delay，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trolling Rights
目錄
一、 引言 3
二、 文獻綜述 3
（一）內部人交易的動因 3
（二）內部人交易與公司治理 3
三、 內部人信息優勢與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 3
（一）公司行為決策 3
（二）公司治理機制 3
（三）公司治理的微觀環境——控制權屬性 3
四、 實證研究 3
（一）樣本 3
（二）研究設計 3
（三）結果及討論 3
五、 結論 3
附錄 3
參考文獻 3
圖表目錄
表 1 交易樣本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統計 3
表 2 交易披露的及時性 3
表 3 交易披露的及時性（百分比） 3
表 4 延遲組與非延遲組的公司治理特征對比 3
表 5 國企與民企的公司治理特征對比 3
表 6 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市場反應 3
表 7 延遲組和非延遲組 3
表 8 市場對不同職位持股人增、減持的反應 3
表 9 市場對國企和民企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反應 3
表 10 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市場反應與披露延遲 3
表 11 披露延遲與公司治理 3
表 12 不同交易方向下的披露延遲與公司治理 3
表 13 國企與民企兩種環境下的公司治理的比較 3
一、 引言
上市公司的內部人（董事、監事、高管）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人群，他們是公司的直接控制者，掌握著公司經營決策的關鍵信息，且他們的行為與決策直接影響到公司的價值和投資者的利益。Stijn Claessens &Joseph P.H. Fan（2002）對亞洲國家的公司治理情況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由于亞洲國家對于少數股東的保護較有限，使得控股股東有動機和可能性去剝削少數股東。由于公司的透明度較差，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同時伴有尋租行為、關聯交易、股權關系結構龐雜、多元化以及在資本結構中蘊藏著的高風險。在產權保護弱和制度不健全的亞洲國家，目前對公司治理實踐和及其結果的理解仍然很有限。從股東的利益和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出發，減小公司內部和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很有意義。
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公司內部人的二級市場交易的行為以及信息披露，探究以下三個問題的答案：公司內部人在進行二級市場交易時，是否利用了自己的信息優勢？如果確實利用了信息優勢，那么對于減少公司內外的信息不對稱而言，哪些公司治理機制是值得采用的？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種治理環境下，上述公司治理機制發揮作用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2006年起，我國允許公司的內部人在二級市場交易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各個行業的上市公司均出現了高管減持的現象，有的行業甚至有近一半的公司的高管減持；隨著創業板高管持股的解禁期滿，也出現了高管減持的浪潮。已有的實證研究表明，高管增持、減持公司股票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個人產配置的需要和對內部信息的了解。同時，公司治理環境的好壞對于內部人交易的市場反應也具有重要的影響。
結合我國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的現狀和前述的三個問題，本文構建了以下分析框架——從公司的行為決策（是否延遲披露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信息）、公司治理機制（董、監、高的持股比例、基金持股、是否超額聘請獨立董事等）和公司最終控制權屬性（實際控制人是國家還是個人）三個層面思考改善中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途徑，得到結論：
在公司治理決策層面，公司內部人在進行二級市場交易時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其信息優勢的。通過關注公司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信息披露延遲，可以發現，對于延遲披露的公司，內部人交易的累計超額回報更顯著，這反映出公司內部人利用了自己擁有的信息優勢。
在公司治理機制層面，本文關注了股權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超額聘用獨立董事、董事長和總經理兼任情況、公司前十大股東的關聯情況等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可使交易行為的披露更及時，反映出這些公司治理要素在改善信息不對稱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公司治理環境的層面，本文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類樣本，考察了公司高管二級市場交易的披露延遲情況，在這兩種不同的公司治理環境下，公司治理機制發揮作用的方式不完全相同。在國企中，超額聘請獨立董事的作用更明顯，而在國企中，基金持股的作用更明顯。另外，國企和民企在內部人二級市場披露的及時性的影響因素中，有一個顯著不同點，即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的影響。民企的股權集中度越高，越傾向于延遲披露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的信息。
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對樣本進行了更細致地劃分。并且，本文以一個完整的框架，從公司董、監、高的二級市場交易行為思考中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問題，尤其是考慮了公司治理的環境對公司治理機制的作用的影響。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對于內部人是否利用了其掌握的內部信息進行二級市場交易，僅通過披露是否延遲這一變量進行驗證，這一結論是否足夠穩健尚待探討。
二、 文獻綜述
事實上，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內部人交易是不被允許的。Manne在其1966年的論文中，為內部人交易進行了辯護，通過對內部人交易的經濟后果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指出允許內部人交易總體而言是利大于弊的。Manne的研究開創了內部人交易這一研究領域的先河，后來的研究大多圍繞著Manne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展開，即（1）誰從內部人交易行為中獲利（2）允許內部人交易的長期經濟后果是什么（3）在付出多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的前提下，內部人交易可以被完全避免。這些問題牽引出了許多在公司治理中人們關心的問題。目前，內部人交易已經被各國所接受，但是對內部人交易的經濟后果的討論仍在繼續。
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解釋公司高管二級市場交易行為的動因的研究；二是考察公司治理環境的好壞與內部人交易的市場反應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為了能夠客觀、全面地從公司治理的視角考察公司董事、監事、高管的二級市場交易行為，我們需要關注以下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公司高管進行二級市場交易的動機；第二個層面是這些動機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內部人交易的動因
從內部人交易的動機來看，形成了兩種主要理論。從投資組合的角度講，由于公司的高管承擔了公司經營的很多風險，因此，出于降低自有投資組合的風險的需要，他們需要減持自己公司的股票。從信息優勢的角度講，內部人（相對于）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因此，他們會根據自己對公司的情況的判斷做出選擇，增持或減持公司的股票，可能是為了獲利，有可能是為了向市場做信號傳遞。
內部人交易和管理層動機是相關聯的，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內部人交易可以提高公司業績和股東回報的均衡水平（Hu & Noe，2000）。首先，內部人交易把隱藏著的管理層的動機注入了資產的定價當中。其次，允許內部人交易可以促使管理層把他們個人的財富和公司的價值更緊密的結合，因為他們二級市場交易提供了除雇傭合約外的新的渠道來增加個人的財富。這種個人財富和公司價值的更緊密的結合，可以提高管理層改善公司經營的動機。
關于內部人會進行二級市場交易的動因，Kallunki等通過瑞典的內部人交易的樣本（該樣本提供了較為細致的關于內部人的信息，包括內部人的資產組合的大致情況）進行了研究（Kallunki et all，2009），除了內部人掌握的信息之外，內部人個人投資組合的動態調整、稅負考慮和行為偏差也在其交易決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些把大部分財富配置在公司股票上的內部人，其減持行為對未來公司股票的回報有較強的解釋力。
（二）內部人交易與公司治理
就公司治理而言，內部人所掌握的信息通過股價折射出來，股東可以借此調整自己的投資組合，這對于股東而言是有利的。Carlton 等人在1983 年提出，內部人交易在提高證券市場有效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它傳遞了信息。通過這樣的機制， 公司的股票價格可以逐步調整至合理水平， 從而避免了公司信息公布后引起股價的大起大落， 提高了證券市場的運行效率。很多投資者認為內部人對自己公司股票的交易行為蘊含著有價值的信息， 內部人交易信息反映出公司管理層對公司業績或者前景的看法。Jenter的研究同樣印證了這一點，他發現公司高級管理者對公司價值的判斷與市場對公司的估值具有系統性的差異（Jenter，2005），并且這種估值上的差異似乎是影響管理層決策的重要因素。從內部人交易的特征來看，與估值較高的公司相比，估值較低的公司的管理層更傾向于認為自己的公司被低估。該研究的證據顯示，無論是公司層面的決策，還是公司高管的個人投資組合決策，管理層都會積極地擇時。
當然，由于內部人交易有可能為管理層提供除薪酬之外的獲利機制，對公司治理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因為一方面，公司的管理者的利益與公司的股價表現有了更緊密的結合，為減少問題提供了可能性，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二級市場交易的渠道減弱了股東通過雇傭合約約束管理層的能力，從而無法保證管理層按照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如果或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縱股價，則使管理層勤勉工作、成為股東忠實的受托人反而更難了。因此，對于公司的高管的二級市場交易行為，市場可能會有正面、負面兩種不同的反應。
國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探求公司治理與內部人交易的市場反應。Gurgul 等( 2007)以波蘭上市公司為例進行實證分析， 試圖探討證券市場對內部人交易信息的反應。研究結果表明: 首先， 內部人拋售本公司股票的信息沒有對證券市場產生任何影響; 其次， 無論是從收益還是從交易量來看， 內部人購買自己公司股票的信息對證券市場產生了顯著影響， 即證券市場對內部人購買信息的反應較敏感。而在中國市場上，情況并非如此。曾慶生（2011）對于中國的上市公司高管增持和減持公司股票已經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對于減持行為，有顯著為負的超額收益；對于高管增持，市場卻沒有明顯的效應。可見，買入和賣出行為對投資者而言具有不一樣的含義，并且，在不同的環境中，投資者對于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的解讀也有所不同。
目前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人交易行為的研究較少，當前文獻主要研究發達國家的內部人交易行為或者對不同國家內部人交易行為進行比較分析。對于公司治理環境，除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法律環境對信息披露與內部人交易關系的調節效果，公司治理的微觀環境也影響著公司治理機制。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關注國有和民營環境下的公司的內部人交易行為，更細致地挖掘和探討上市公司高管增持、減持公司股票的效應，并由此探索公司治理的改進方向。
三、 內部人信息優勢與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
本文將公司治理解構為公司治理決策、公司治理機制和供公司控制權屬性三個層面，從企業層面的行為到制度環境層面的因素，對內部人信息優勢與公司治理問題進行探討。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下圖所示。
（一）公司行為決策
公司治理決策是公司治理的微觀層面，即為什么公司選擇一種行為方式而不是另一種。如果公司延遲披露董事、監事、高管的二級市場交易行為，一個合理的猜想是，公司內部人在進行交易的時候利用了其相對于市場上的投資者的信息優勢。如果公司內部人確實利用公眾并不掌握的信息進行交易，則內部人向市場傳遞了信息，交易行為披露后，必然會有超額收益存在；并且，在控制了相關的交易變量與公司基本面的情況后，如果披露的延遲仍然對于累計超額收益有解釋力，則這一猜想將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二）公司治理機制
公司治理中的許多要素，如股權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超額聘用獨立董事、董事長和總經理兼任情況、公司前十大股東的關聯情況等因素以及它們發揮作用的方式共同構成了公司治理機制。它們對公司的行為決策產生影響。一般地，如果公司的流通股比例越高，其面臨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約束就越強；基金持股比例越高，機構投資者越能對公司進行有效的監督；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可以在公司決策方面更好地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越及時的披露對于投資者越有利，因為它減少了信息不對稱。公司治理機制會對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披露的及時性有所影響，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可以通過回歸分析進行探究。
上述公司治理實踐是基于公司治理結構的背景下的，如下圖，公司治理結構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層是幾個必要的組成部分。股東會代表公司股東的利益。董事會是公司股東大會決策的執行機構，負責公司或企業和業務經營活動的指揮與管理，對公司股東會或企業股東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連接著股東和管理層，是減少成本的關鍵一環。監事會執行對董事會和經理層的監督，對股東大會負責。
（三）公司治理的微觀環境——控制權屬性
環境是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所處的局限條件。同樣的制度設計，在不同的環境中可能會有不一樣的作用，導致不一樣的結果。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國家還是個人，這一差異為公司營造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微觀環境。受國家實際控制的公司和民營企業的目標函數（效用函數）是不同的。在政府的控制下，公司不僅關注其本身的經營，也有可能更多地承擔社會服務職能。而民營企業更符合市場經濟中理性主體的行為模式。并且，在強勢的政府和產權保護較弱、投資者保護較弱的大背景下，國企和民企有著顯著的不同，其公司治理的特征亦顯示出較大的差異。因此，有必要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類樣本，考察公司治理機制在影響公司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的披露及時性的路徑。
四、 實證研究
（一）樣本
1、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搜集了自2007年4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管的二級市場交易的事件 。為了保證規范，本文以2007年4月1日，中國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變動管理規則》執行起作為樣本選取的起點，搜集到的交易事件超過18000個，但是由于公司實際控制人性質的數據缺失較多，最終只保留了272個有效樣本。其中數據來源為國泰安CSMAR數據庫，包括公司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明細數據、公司的股價數據（為經復權調整后的股價日度數據，以計算得到公司股票的對數收益率）、財務數據和公司治理數據。
2、變量描述
本文涉及兩類變量：公司治理變量和控制變量。
在公司治理變量中，是否延遲披露 （Delay）反映了公司在對待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的具體的行為決策，即假如變動日期和公告日期之間相差超過兩日，則視為延遲，延遲取1，否則取0 。實際控制人性質（ownership）反映了公司治理的微觀環境，若實際控制人是國家則取1，民營企業取0。其余是公司治理機制層面的變量，包括：包括股權集中度（concentrated_5），即前5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公司流通股比例 （liquid）；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hair_and_ceo），即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取1，否則取0；基金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institution），采用公司內部人的二級市場交易所在季度之前最近一個季度的數據；職務 （director、supervisor、management），即董事、監事、高管，其中，高級管理人員含總經理、總裁、CEO、副總經理、副總裁、董秘和年報上公布的其他管理人員（指除去董事會、監事會等管理人員）；超額聘用獨立董事 （independent_director_out），即當獨立董事人數減1 后仍占董事會比例33% 以上時取1， 否則取0；前十大股東是關聯情況（top_10_connected），如果不存在關聯取1，其他取0。
控制變量包括會計信息質量（audittype），當公司上年年報被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時取1， 否則取0) ；同日2個及以上內部人參與交易啞變量（traders）、內部人交易規模（tradesize），以交易額自然對數表示；公司每季度的托賓Q值（q），即Q=（股權市值+凈債務市值）/期末總資產，其中非流通股權市值用凈資產代替計算；上年總資產收益率（roa），即roa=（利潤總額＋財務費用）/平均資產總額，其中，平均資產總額=（資產合計期末余額+資產合計上年期末余額）/2 ）；每季度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等反映公司基本財務特征的變量。
3、描述性統計
全部樣本一共272個交易事件，其中，多個內部人同時交易的占全部樣本的45.2%，平均交易規模為10.97萬元，樣本公司的財務特征（包括審計意見、財務杠桿、托賓Q、盈利能力）如下表所示：
對比非延遲披露和延遲披露的樣本，可以發現，在基金持股比例和監事持股比例上，兩者存在很大差異。延遲披露的公司中，機構持股比例更低，內部人交易是監事的更多。
1、事件研究
本文通過事件研究來檢驗中國上市公司的內部人交易的市場反應。方法如下：
樣本覆蓋滬深主板的上市公司的共272個交易事件(由于涉及到較多的變量，剔除缺失值后不再有創業板和中小板公司)。
以公告日期為事件日，事件窗口的選取從公告日期前五天到公告日后20天。根據《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變動管理規則》，高管必須在其持股變動后兩日內進行公告，考慮到該項規定，以及變動信息可能提前泄露的可能性，結合以往的研究，將事件日前五天的股價情況也一并納入考慮。事實上，盡管出臺了上述規定，在研究中，筆者發現仍然有一半的交易事件中，披露是延遲的。
估計窗口長度為130天，從事件日前160個交易日起，到事件日前30個交易日止。采用市場模型，用日度數據進行回歸，估計出貝塔值和截距項，并計算股票的預期回報。
在計算預期收益率時有很多模型可供選擇，之所以選擇市場模型是因為：市場模型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準確刻畫股票的風險收益特征，用市場模型計算股票的預期回報是較好的選擇，相比于CAPM模型，市場模型的預測結果不會因無風險利率的選取的不同而改變，因此更具穩健性。
在估計窗口的長度上，估計期不能過短，否則不能準確刻畫股票的風險收益特征，同時，估計期不能太長，在長時段內，公司的風險特征是會變化的。
綜上原因，采取上述方法進行事件研究。
2、回歸分析
在事件研究所提供的情況的基礎上，筆者通過回歸分析進行更細致的檢驗?；貧w分析主要關注兩大類問題，一是累計超額回報與披露及時性的關系，一是披露延遲與公司治理機制的關系。
在構建回歸模型時，首先進行了相關分析，得到:公司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披露后產生的累計超額回報和披露的及時性相關，并且在統計上顯著。披露的及時性也與一些公司治理因素相關。在公司治理變量之間也存在的相關性，因此在構建模型時，要注意避免出現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比如，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比例以及前五大股東股權集中度這三個變量顯著高度相關，同樣的還有監事持股比例與董事持股比例之間存在顯著相關的關系。
首先，在控制影響股價的市場交易方面的因素，如交易規模、是否多個高管同時進行二級市場交易等因素后，延遲披露是否仍然對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超額收益具有解釋力。如果具有解釋力，則可以認為內部人延遲披露具有信息含量的猜想得到了驗證。以公告日期后20日的累積超額收益CAR為被解釋變量，以股權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兼任、超額聘用獨立董事、前十大股東是否關聯為解釋變量，并加上控制變量，如下面模型一：
（三）結果及討論
1、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延遲的事件研究
在計算得到每個樣本的超額收益后，本文對20日累計超額回報CAR進行假設檢驗，考察CAR是否顯著異于零。
從全樣本來看（見表6），存在顯著為負的超額收益。如果分買、賣行為進行檢驗，發現：對于減持行為，有顯著為負的超額收益；對于內部人增持，市場亦有顯著為負的超額收益，只是相比于減持的事件程度更輕。
以公司是否延遲披露為標準，對樣本進一步細分（見表7），可以發現：負的超額收益主要來源于信息披露的延遲。如果及時披露了消息，則不論內部人是增持還是減持股票，CAR與零均無顯著地差異。但如果消息是延遲披露的，有顯著為負的超額收益。并且，如果交易信息延遲披露且減持，則負的超額收益更加明顯。
按照交易者的職位進行細分（見表8），發現：市場對高管的交易行為沒有明顯反應，而對于董事和監事的二級市場交易，卻有明顯負的超額收益。進行交易的內部人的職位不同意味著他們在公司治理中承擔不同的角色，市場對他們的增持、減持行為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讀。由于董事會是為了減少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問題而設、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承擔了對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監督的角色，投資者對于董事和監事減持的消息更可能有悲觀的解讀。
從公司治理的微觀環境看（見表9），實際控制人為國家背景時，有顯著的負的超額收益，而這種負的超額收益主要是由賣出行為引起的。市場對于民企內部人交易沒有明顯的反應。
2、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披露延遲的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將對內部人交易的累計超額收益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以驗證公司內部人在進行二級市場交易時是否利用了其信息優勢。
如果公司內部人刻意向公眾隱瞞信息，則在其進行二級市場交易后，將不會立刻告知公眾其進行了二級市場交易。因此，我們以公司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事件的披露的及時性作為內部人是否利用其信息優勢的變量。在回歸模型中，控制以下變量：是否多個內部人同時進行交易、交易規模、審計意見、杠桿水平、托賓Q和資產回報率。由于賣出行為本身也會影響股權的市場價值，尤其是內部人大量減持的時候，因此需要在控制相關的變量后考察信息披露延遲是否顯著影響了超額收益。審計意見代表了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公司的盈余信息的準確性會影響公眾對于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的預期，從而影響證券市場對公司披露的信息的反應 。另外，公司基本情況也會有所影響，如盈利能力、資本結構、市場估值等。
如下表所示，在控制其它因素的情況下，延遲在統計上仍然顯著，驗證了前述猜想，即公司董、監、高在進行二級市場交易時利用了其信息優勢。
3、影響披露及時性的公司治理要素
表11顯示了不同的公司治理因素對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披露及時性的影響：基金持股、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均與披露延遲負相關。
由于公司治理要素互相之間具有關聯性，為了避免出現多重共線性而導致模型估計不準確，本文首先進行了相關分析（見附錄），發現：公司前五大股東的股權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比例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并且，持股變動人為董事和持股變動人為監事這兩個虛擬變量之間也存在較大的相關性。
根據相關分析的結果，本文一共檢驗了上述六個回歸模型，它們都指向共同的結論，即基金持股、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均與披露延遲負相關。這一結果的經濟意義是明顯的：首先，董事會的結構是公司治理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董事會連接了股東和公司的管理層，是代表股東的利益執行公司的經營決策的機構。因此，董事會的獨立性越強，越能公允地顧及到為股東的利益和公司的發展。其次，基金作為機構投資者，有動機、也有一定的能力監督和影響公司的決策?；鸪止杀壤礁撸瑱C構投資者越有動機和能力干預管理層有損股東的利益的行為，對于健康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形成有正面的作用。
在控制變量中，多個內部人同時交易的情形更容易出現披露延遲；財務信息質量越高的公司越傾向于及時披露內部人的二級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規模越大，延遲的情況就越少，因為大的交易規模更加難以掩飾。
當進一步區分買賣行為后（見表12），發現：超額聘請獨立董事的公司，對于內部人的增持和減持的及時披露都有一定的作用，基金持股只是在賣出樣本中較為顯著。
當把公司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事件披露的及時性放在國企和民企兩個環境中去，可以發現：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和更高的基金持股比例對于促進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披露及時性的作用很明顯。然而，這些公司治理變量的作用強弱在國企和民企中有所不同。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在國企中的作用更明顯，基金持股在民企中的作用更明顯。另外，國企和民企在內部人二級市場披露的及時性的影響因素中，有一個顯著不同點，即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的影響。民企的股權集中度越高，越傾向于不及時披露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的信息。
上述結果具有啟示性。首先，基金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面臨的外部約束就越強，對于民企而言，這一點會有比較明顯的作用，而對于行政性較強的國企而言，其約束力會有所減小，因為中國是一個強政府的國家，國家和政府機構處于絕對控股地位。其次，國企的關聯關系復雜，信息不對稱更明顯，因此獨立懂事的存在可以增加信息透明度，從而使市場對于公司內部人交易反應很敏感。獨立董事的作用在兩種環境中都很顯著，但體現在國企中的作用更明顯。第三，股權高度集中使得大股東在對公司有很強的控制的同時面臨更少的約束（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不能確保股東與股東之間得到公平的對待，往往小股東和其他非控股股東的權益得不到強有力和及時的保護。體現在內部人的二級市場交易上，非?？赡艿那闆r是，控制性股東利用自己所擁有的信息優勢進行擇時交易。從表13可以看到，股權集中度高的民企，信息透明度越低，披露越不及時。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兼任有促進了國企更及時地披露，而在民企中卻恰恰相反，當公司的經營決策權以及董事會的權利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時，他將沒有動機去關心非控制性股東的利益。
一、 結論
本文以一個完整的框架，從公司董、監、高的二級市場交易行為和信息披露及時性來思考中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問題，尤其是考慮了不同公司控制權屬性下，公司治理的不同機制。
從公司的具體行為看，董事和監事的減持行為引起了市場比較大的負面反應；相當一部分公司存在信息披露的延遲，內部人交易的市場反應與延遲呈反向關系，驗證了內部人交易包含了不為公眾所知的信息。
從公司治理的機制上看，由于基金持股增強了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約束力，獨立董事改善了董事會結構，超額聘用獨立董事、基金持股比例越高，使內部人交易的披露延遲越小。
從公司治理的微觀環境，即公司最終控制權的屬性上看，在國有和民營兩種治理環境下，公司治理特征不完全相同：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和更高的基金持股比例對于促進董、監、高二級市場交易的披露及時性的作用很明顯。然而，這些公司治理變量的作用強弱在國企和民企中有所不同。超額聘請獨立董事在國企中的作用更明顯，基金持股在民企中的作用更明顯。另外，國企和民企在內部人二級市場披露的及時性的影響因素中，有一個顯著不同點，即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的影響。民企的股權集中度越高，公司的控制者由于不受到保障其他股東利益方面的約束而越傾向于不披露內部人二級市場交易的信息。
附錄：
注釋：
參考文獻
1. Binder， J.J. (1998)， “The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Since 1969”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11， 111–137.
2. Classens， S.， and Fan， J.P.H. (2002)， “Governance in Asia: A Surve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3:2， 71-103.
3. Edmans， A.， Fang， V.W.， and Zur， E.(2011)， “The Effect of Liquidit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Preliminary.
4. Hu， J.， and Noe， T.H. (2001)， “Insider Trading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5， 681-716.
5. Jenter， D. (2005)， “Market timing and managerial portfolio decis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 1903 – 1949.
6. Kallunki， J.P.， Henrik Nilsson， H.， and Hellstr?m， J. (2009) “Why Do Insiders Trade? Evidence Based on Unique Data on Swedish Insid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8， 37-53.
7. Ke， B.， Huddart， S.， and Petroni， K. (2003)， “What Insiders Know about Future Earnings and How They Use It: Evidence from Insider Trad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5， 315-346
8. Mackinlay， A.C. (1997)， “Event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13-39.
9. Manne， H.G. (1966)， “In Defense of Insider Trad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Dec.， 113-122.
10. Verrecchia， R. (2001）， “Essays on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2(1) ， 97- 180.
11. 陳建林， 2010， 公司治理環境對信息披露與內部人交易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述評， 外國經濟與管理， 32(9)， 52-58.
12. 韓復齡，崔慶柱，2011，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內部人賣出交易超額收益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12，37-42.
13. 金香蘭，2009，對我國家族企業治理的思考，法制與社會，2009.2（中），244-245.
14. 同生輝，李春濤，2011，上市國企與民企公司治理的異同，中國金融，4，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