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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考察報告范文1
一、學校概況
1、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程度
我校本年度在校學生數為295人，入學率、鞏固率、畢業率均達100%。15周歲人口義務教育完成率為100%。
2、師資水平
我本年度專任教師學歷符合規定及取得相應教師資格證書的比例為96%。其中專任教師24人，具有?？埔陨蠈W歷21人，全部持有教師資格證，學歷合格率達100%，學歷拔高率達100%。教師已取得計算機中級合格證的有18人，中級合格率達85%，已取得乙級甲等普通話等級證的有18人，合格率達85%。
3、辦學條件
4、教育經費
二、主要成績：
本學年，我校繼續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學校發展，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觀，以實現師生共同發展為終極目標，貫徹落實隊伍爭一流，質量再攻堅，管理創特色，改革促發展四項工作思路，全面推進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走質量強校、教研興校之路，實施學校主動發展戰略，努力實現辦學水平的新突破。取得了如下成績：
一是進一步優化了學校管理，學校奧賽工作、安全工作和德育工作都受到了縣通報表彰，被評為縣級文明單位。
二是規范了校園建設，校園處處凈化、美化，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三是凸現德育成效。學校把 養成教育作為德育工作的重要突破口，推出了三主動 三能五不系列教育活動，學生自主、自律、自理能力明顯增強。
四是形成良好科研氛圍，科研成果十分喜人。教師的科研論文和學生征文有76篇獲獎。其中獲國家級獎6篇，獲省級獎36篇。學生參加省數學奧林匹克競賽，4人參賽，4人獲獎，其中獲省二等獎的2人，獲縣一等獎的2人。學生參加英語奧林匹克競賽，5人參賽，4人獲國家級獎，1人獲市級獎。
五是學校遠程教育的收視率達100%，培訓率達100%，使用率達80%，課程覆蓋率達80%。
六是成功進行了各種流行病的防控工作。從春季流感、手足口病到甲型N1H1病毒的防控工作，都進行了死防嚴堵，將疫情牢牢控制住，沒有一起病例發生。
七是教學質量穩步提高。一至六年級參加鎮統考，綜合成績居鎮前列。
八是通訊報道工作實現了質的飛躍，上學期上稿83篇，本學期上稿180篇，居縣前列。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強班子建設，提高整體素質
俗話說：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領導班子是學校的龍頭軍，只有充分發揮班子成員的帶頭作用，才能走活全校一盤棋。
班子成員內，校長帶頭，處處做到以學校大局為重，做到大事集體研究，小事相互通氣，難事相互支持，有功不攬，有過不推。生活上相互關心;思想上經常溝通，消除誤解，增進友誼;工作上互相幫助。班子成員能夠嚴格要求自己，廉潔自律。嚴格按政策辦事，不亂收費，不亂訂資料。班子成員堅持出全勤、滿勤，帶頭干繁重工作。因此，我校沒出現一例違法、違紀案件和犯罪行為。
(二)堅持科學決策，堅決依法治校
依法辦學是學校的生命線。為此，我校堅持依法辦學，依章規規范辦學行為。學校實行校長負責制。下設教導處、總務處、政教處和工會。校長定期召開行政干部會議，研究、討論學校的重大問題，分工布置各項工作。期末，校委會各處室依據學校制定的教職工目標管理考核方案，對教職工的德、能、勤、績進行全員考核。對學校改革與發展的重大決策，學校能在教職工大會或校務公布欄上向教職工公開。如去年學校工資的改革方案，校長就親自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公開。學校的招生規定、收費項目和標準，都通過招生簡章，向學生、家長和社會公開，自覺接受社會監督。
(三)加強德育工作，努力轉變校風。
我校始終堅持把德育放在學校工作的首位，積極開創愛國主義教育科學化、理想教育具體化、道德教育系列化、行為教育規范化、自我教育制度化的路子，把養成教育作為德育工作的重要內容來抓，形成全員育人氛圍，提倡彎彎腰精神。為了突出全體教職工的德育主人翁意識，我校在德育方面實行全員育人制。從校長、班主任到普通職工，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我校在師生中提倡彎彎腰精神，共同營造一個整潔優美的校園。我校大力開展了鳳舞九天的演講和知識競賽對學生進行熱愛家鄉的教育。由于德育工作的力度增強，我校已形成了文明求實、勤奮上進的校風。今年被評為縣級德育工作先進單位。
(四)狠抓教研教改，提高教育質量。
教學質量是一個學校的生命線。我校狠抓教研教改，以教務處為龍頭，教研組為實體，學科教師為成員的教研體系，組織開展教研教改工作。
新冠考察報告范文2
9月22日，在雙城市農業局領導的帶領下，學員們參觀了東官村現代農業農機專業合作社、東官村玉米萬畝高產創建示范片、春森蔬菜種植基地、幸福鄉永支村玉米萬畝高產創建示范區、幸福鄉慶城村中墨合作玉米高產種植式公關實驗區。
在參觀過程中，雙城市農業局副局長給學員們先后介紹了幸福鄉慶城村中墨合作玉米高產種植式公關實驗和幸福鄉永支村玉米110厘米大壟高產栽培技術。在中墨合作玉米高產種植中，他們試驗區采取主體技術為：一是選用試驗品種。選用耐密植、抗倒伏、葉片收斂、抗逆性好的品種；二是測土精準施肥。在保證N、P、K肥用量的前提下，側重于鐵、鋅、鎂、硼、銅、錳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三是調節土壤酸堿度。撒施生石灰調節土壤酸堿度，使土壤接近中性；四是超深松整地；五是高密度播種。播種方式為100厘米寬窄行平播，大行距為70厘米，小行距為30厘米，株距18厘米，畝播種密度7300株。六是精細化管理。七是水利全程配套。
9月23日，在肇東市農業局領導的帶領下，學員們參觀了肇東市五里明現代農機合作社、五里明鎮玉米大壟栽培模式示范區、肇東市甜嫂綠色餐桌工程種植基地。在五里明現代農機合作社，合作社的理事長給學員們介紹了各種農機的名稱、產地、型號、配套動力、工作效率。在甜嫂綠色餐桌種植基地，基地技術員給學員們講解了蔬菜的栽培技術和特種蔬菜的食用方法。在實驗區，農業局局長給學員講解了玉米大壟栽培技術，并且肇東市電視臺記者跟蹤采訪，當晚把我們參觀考察的消息在肇東電視臺播出。
9月23日晚，學員們來到了克山縣?？松娇h河南鄉副鄉長由于白天工作非常繁忙，利用晚上休息時間在我們就餐的大廳給學員們講解了克山縣仁發現代農業農機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歷程。
據介紹，仁發合作社于2009年創建。當時仁發村村支書李鳳玉和7戶農民自籌資金850萬元，國家投資1234萬元。組建了仁發現代農業農機專業合作社。2010年，合作社以每畝240元價格從農民手中租賃土地1100畝。由于土地分散，大型機械發揮不了作用，先進技術用不上，當年虧損187萬元。有些社員對合作社失去信心，合作社一度陷入困境。2011年，仁發合作社向農民作出7條承諾，合作社讓農民帶地折資入社。合作社7條承諾是：農戶土地入社秋季每畝350元保底分紅；先后入社社員權利和義務平等，秋后盈余按農民入社土地折資進行二次分紅；國家補貼資金產生的盈余按戶平均分配；有困難的社員可將入社土地折資款全額付息借回；入社社員仍享受國家發放的糧食綜合補貼；合作社重大政策一人一票，不按股權表決；農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經過半個月的時間，300多戶農民帶地入社。合作社有了自主的土地，大型農機發揮了作用，當年盈利1300多萬元。2013年取消了土地保底金，實現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仁發合作社管理人員錄用實行公開招聘，機務管理實行單機核算，生產管理落實地塊包保。
9月24日上午，學員們來到仁發合作社實地參觀。理事長李鳳玉又詳細介紹了合作社的發展方向。
9月24日下午，學員們來到了綏棱縣，參觀了雙合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和豐田水稻種植合作社，雙合合作社的負責人給我們介紹了機務日常管理。
9月25日上午，學員們參觀了綏棱縣靠山鄉光芒村農機合作社、上集鎮寶田村現代農業觀光園區、上集鎮民族村農牧作業點、綏棱縣大力家庭農場。
在上集鎮寶田村現代農業觀光園區，技術員給學員講解了水稻的農時標準、水稻用種標準、種子處理標準、置床處理技術標準、水稻耕作技術標準。
在上集鎮民族村農牧作業點，村負責人介紹了民族村為了推進城鎮化進程，節省土地，通過資金置換，實現了民族村整村進鎮。為了解決農民進城居住，遠程農業生產不方便的實際問題，經整體規劃和協調，騰出一處農戶住宅。改造成了農牧作業點，有效地解決了農民農業生產的后顧之憂。
參觀考察回來后，學員們立即進行了認真詳細的研究討論。單位也本著重實效、有針對性的原則，找出了亮點，借鑒了經驗?，F將考察結果總結如下。
一是要有先進的農機設備。
我們參觀了榆樹地區所沒有的先進農機機器（挪威215馬力深松聯合整地機，作業效率45畝/小時、哈爾濱100馬力馬鈴薯種植施肥機、美國335馬力履帶式拖拉機、美國485馬力聯合整地機，作業效率55畝/小時、還有氣噴式播種機）等。
黑龍江的農機補貼是60%，比榆樹市高出很多，同時建議政府支持農業，加大補貼標準。
二是雙城市中墨合作玉米高廣種植，大家都認為大有前景，對中、微量元素的施用，超深松整地（60～65厘米），高密度播種（7300株/畝）都非常認可，學員們建議政府和主管部門多引進中外先進生產技術，發展本地的現代農業。
三是仁發合作社，學員們不僅學到了成功經驗，而且在機務管理實行單機核算方面，有三家合作社決定馬上按仁發的模式管理，實行單機核算。
新冠考察報告范文3
“長江是我國第一長河,長度約為6300公里?！睂τ谶@句在小學課本里就已出現的話,人們已經習慣性地將其認為是定理。但是有人對此發生了質疑,并由此產生了重新測量世界大河河長的想法。他就是影響世界的遙感專家的劉少創。
中科院遙感所的辦公室里充滿陽光。眼前的這位影響世界的遙感專家的劉少創,收拾得干凈利落,坐在整潔的辦公桌前。這完全不符合他在記者想象中的形象――羽絨帽套頭,臉孔粗獷,皮膚皺褶里有冰碴,眉毛跟胡渣掛著雪霜,背后是巍巍高山。遙感加實地測量,這一切皆因為,世界上主要的大江大河,無論源頭位置還是其長度,多少年來莫衷一是。劉少創要的,是“精確而無偏見地描述世界”,認知并幫助更多人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與大自然。
科學追求:實測比地形圖更可靠
劉少創擁有的名氣就來自這“重測江河”。從1999年,劉少創開始揣著各種衛星遙感圖,陸續跑遍了地球表面的14條河流的源頭。不僅如此,“以后,我還打算再測20幾條?！彼f。
劉少創談到了量測技術科學發展之路。以前用的是軍用的指南針,帶一個小齒輪,在地形圖上沿河道滾。根據它的圈數和距離,通過比例尺,得到曲線長度。要不就是一根普通電線,弄彎以后順著河道放,再抻長去量它的長度;現在不一樣了,可以直接把地形圖掃描進電腦,用鼠標在河道上“點點”。“但這也有誤差。還是用軟件處理遙感圖最可靠?！彼惨虼诉x擇了這么做。
讓劉少創感到安慰的是,第一次從瀾滄江回來,他就覺得遙感這條路選對了。當時回到母校,他還特意找到導師王之卓院士,炫耀了一下。但導師隨即說,“瀾滄江是條國際河流,固然重要。但長江對中國更重要,你為什么不也研究一下呢?”這話讓劉少創長久深思。
河流的長度到底誰說了算?世界第一長河的名字又改冠給哪條呢?他思考的結論是,“如果說探尋瀾滄江的源頭只是為了應用和展示一下自己學來的專業技能。后來還能繼續的原因卻是找到了這么做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想清楚地定位我們的生存環境?！?/p>
于是,他的專業――遙感,變成了他測量河流的工具。
探源路上:重走三江源頭
當前期一切準備工作就緒,科學家便要踏上考察之路。
劉少創用手在遙感圖上比劃了幾個圈,意思是按圖索驥?！懊看慰疾於疾畈欢唷８鶕b感圖分析,定出幾個可能的源頭,然后直接到當地去找。”他把考察時間定在秋天枯水季節,因為“任何時期都有水”才是某地能成為源頭的要件之一。
必備物品不多,他本身也怕麻煩,一般都是輕裝,遙感圖、地形圖、手持GPS,再帶上個筆記本。怕不小心丟失,數據會一式三份。雖算不得單槍匹馬,人員也確實不算多。一般不會超過3個,司機、導游加上他自己。
2008年的三江源考察倒是一次例外。那次的科考隊由青海省人民政府組織,遙感、水利、地理、測繪等專家浩浩蕩蕩40天,到了20多條源流。劉少創的身份是首席科學家。
那一次踏上三江源令他激動。這是劉少創第二次探尋長江、黃河的源頭,第三次重訪瀾滄江――
“路上,我們也算自在悠閑,像支生態旅游的隊伍,打賭遠處草原上的動物是狐貍還是狼,感覺白云投影在身上浮動。車一停下,每個人便迅速動起來了。GPS定位、重力、氣象、水量、地層分析……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務?！币淮未?劉少創站在大河各個支流的源頭,記下珍貴的數據。他說,在厚厚的高原草甸底下,一汪靜止的水,聽得見藏族向導虔誠的誦經聲。
“最怕的是陷車。眼見六輪牽引車淹沒在積水里,沒法動彈,所有人都倒吸口氣。當然,最后它還是傾斜著車身踉蹌著回到了平地?！眲⑸賱撔φf自己已經挖車挖得很上手了。嚴寒是個威脅。不過這一行人的速度終于贏過了風雪,沒有耽擱進度,留下遺憾。一切都很幸運。
劉少創邊回憶邊下意識地在椅子上前后晃著,像是還在馬上。“高原反應、體力不支、風沙氣候等等這些都不算什么困難。關鍵是最終的考察結果能不能被承認、被接受?！?/p>
追求真理:“第一滴水”引發爭鳴
每當重測江河源頭,就會掀起一輪學術爭鳴?！拔业慕Y論始終是:黃河的源頭為支流卡日曲的源頭那扎隴查河;長江的源頭為支流當曲的源頭且曲。”劉少創堅持。
但現實讓他無奈。黃河水利委員會最終將瑪曲認定為黃河正源。1999年,國家水利部還在源頭樹立了黃河源碑,盡管根據2008年最近的這次三江源考察,卡日曲的長度和水量要遠遠勝過瑪曲,他們似乎并不打算修正。
為什么呢?在黃河源區,藏民口口相傳的民謠中唱到:“馬塞巴,雅達約古塞;約塞巴,雅拉達合澤”,意思就是:“黃河的來源出自‘約古宗列’,‘約古宗列’的來源出自‘雅拉達澤山’”。約古宗列曲是瑪曲的支流,在黃河源區藏民里,瑪曲就是黃河的正源。
看來“河源唯遠,水量唯大”并非絕對。出于情感認同和歷史因素的考慮,瑪曲的呼聲勝過了一般決定源頭的準則。
而長江,它的第一滴水從哪里流出,至今也是個謎。長江水利委員會在1976年和1978年兩次實地考察公布,長江有三源:北源楚瑪爾河,南源當曲,正源沱沱河。楚瑪爾河因長度和流量都太小,沒有介入正源之爭。
“沱沱河是如今公認的源頭,教科書上都是這么寫著。但其實通過考察發現,這是不正確的?！眲⑸賱撜f,“‘長辦’自己的考察報告中都說:長江以沱沱河為源全長6397公里,以當曲為源全長6403公里,但‘河源唯遠’的原則在這里又不被承認了?！边@次的原因是,“沱沱河自西向東,非常順直,但當曲有大拐彎,不夠順暢。”
新冠考察報告范文4
關鍵詞：高昌；地面佛寺；類型；分期
中圖分類號：K87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遺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勝金口和小阿薩遺址。據格倫威德爾所記，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遺跡64處，勝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處。另據李肖調查，交河故城現存地面佛寺20處。賈應逸從形制布局的角度，將交河故城寺院遺址劃分為具備組合關系的建筑群與單體佛堂兩類，分別對“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進行類型劃分，并推測了幾處寺院遺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將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為五種類型，另對E5、E6、E7等寺院的營造年代進行討論[2]。限于考古材料，學者僅對高昌少數地面佛寺進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繪塑題材明確，佛殿、佛塔與青藏、敦煌地區同類佛塔形制相近，營建年代被確定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過對寺院出土遺物年代的判定，認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營建于唐西州至回鶻時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嶠逃敕鸞趟重寺院的K寺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現存地面佛寺遺址殘毀嚴重，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零散{1}，多數寺院整體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倫威德爾[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報告中詳備的寺院實測圖、平面示意圖、素描、照片和文字記錄，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現存地面佛寺數量較多，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與發掘{2}，但除少數幾座規模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確。具備考古學類型劃分與年代判定意義的塔廟，多數只殘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無法確知，佛殿壁畫與泥塑多已殘毀，無法辨識其繪塑題材。探險家對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記錄又較簡略。這些都造成對交河故城地面佛寺進行全面研究的困難。勝金口與小阿薩地面佛寺遺址皆存有較為較豐富的圖像和文字資料，且保存狀況較好，可以將筆者的調查資料與之前探險家的考察報告相互比對。
有鑒于此，本文的研究對象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確、時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倫威德爾在繪制寺院平面示意圖時，多只繪出塔廟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數地面佛寺的整體布局并不完整。不過，塔廟或佛殿是寺院最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類型與分期研究的關鍵。故本文所選研究對象為高昌故城中21處{4}、勝金口4處、小阿薩、交河故城10處地面佛寺遺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單體佛堂，形制與寺院中的塔廟相近，兩者存在密切的關聯，但其塔柱多只殘存塔基，無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類型劃分
依據寺院中心建筑種類的不同，可將高昌地面佛寺分為三種類型：
A型：以佛殿為寺院中心建筑。根據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為四種形式：
Ⅰ式：平面呈縱長方形，正壁前塑像臺，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圖1）。
Ⅱ式：平面呈橫長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號佛殿、E-12號寺院、E-25[1]{5}號寺院（圖2）、E-3號寺院、E-11-74號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組合形式出現，即中間為橫長方形佛殿，前方兩側為對稱分布的兩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號寺院（圖3）。
Ⅳ式：方形佛殿外環繞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號建筑，交河故城E-25[2]號寺院，勝金口1號寺院、5號寺院、7號寺院、9號寺院（圖4）。
B型：以塔廟為寺院中心建筑。依據塔廟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為四種形式：
Ⅰ式：塔廟中心為方形仿漢式木構樓閣佛塔，頂部有圓柱形覆缽。包括高昌故城寺（圖5）。
Ⅱ式：塔廟中心為方柱形佛塔，下層四面各開一龕，其上分層開龕，頂部有圓柱形覆缽。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號寺院（圖6）。
Ⅲ式：塔廟由前、后兩部分組成。前半部為方形或長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廟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圖7）。
Ⅳ式：塔廟中心為方形塔柱，四面開龕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與K寺之間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號塔廟、E-11-61號塔廟、E-16號寺院（圖8）。
C型：寺院中心建筑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兩部分構成，前部為橫長方形佛殿，后部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薩佛寺遺址（圖9）。
二 各類型單體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對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間分布上相互獨立，尚未發現不同寺院間的疊壓、打破關系。各寺院改變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現象亦極少，能夠確認的只有三處，即高昌故城寺東北角被改建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橫長方形佛殿改建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層開龕的塔廟早于“回”字形佛殿，橫長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疊壓、打破和重修、改建遺跡現象的缺乏為排比不同類型寺院的相對早晚關系造成了阻礙。因此，只能通過對各類型寺院中單體寺院年代的考訂，得出各類型寺院營建的絕對年代，再結合前文寺院類型的研究結論，明確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與發展演變狀況。
（二）各類型單體佛寺的營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記：“涼承平三年，歲次大梁，月呂無射，量工興造?！惫识略籂I建的年代為大涼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雖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為主體建筑的寺院亦為數不少。《洛陽伽藍記》所記近50處佛寺中，只有15處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為中心的形式則更為流行{2}。且中原內地和南方地區的佛殿多為橫長方形，周繞僧坊、講堂、回廊等建筑。這樣的佛殿樣式及寺院布局形式與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測此類型寺院的出現時間約為5―6世紀。
A型Ⅲ式橫長方形佛殿及前方兩側構筑對稱分布配殿的形制與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頂經變、初唐第338窟北壁說法圖、盛唐第217窟北壁觀無量壽經變、盛唐第225窟南壁龕頂阿彌陀經變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畫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組作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則不多見[11]63-69。據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營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紀后期至9世紀后期。
A型Ⅳ式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號建筑前壁殘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經變，左甬道內壁殘存兩幅佛本行經變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殘存佛本行經變，寺A號建筑甬道繪佛本行經變，勝金口1號寺院甬道壁面繪佛本行經變[7]89，42，61，131。此類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畫題材及分布位置皆與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屬于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的回鶻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興建年代當為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廟中心為方形仿木構三層樓閣式佛塔，頂部有圓柱形覆缽，佛塔底層較高，兩側及后方原為環繞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閿Ω哂詰筆鋇牡疃ァ4慫廟的形制布局、佛塔樣式與吐峪溝溝東區塔廟窟K18相同，當營建于同一時期。K18形成于5世紀前期[12]，故寺的營造年代當為5世紀前期。
B型Ⅱ式塔廟中心為方柱形佛塔，下層四面各開一龕，其上分層開龕，頂部有圓柱形覆缽。此種佛塔樣式在高昌地區似為頗流行，且多出現于規模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環繞中心塔廟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為上、下兩層，下層僧坊每間平面呈縱長方形，前、后兩進，前室前壁開門、窗，前、后室之間的隔墻上開方形明窗，其下為拱門，后室后壁開圓拱形龕[7]79-80。吐峪溝溝西區以第12窟（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編號）塔廟窟為中心，兩側對稱分布一排僧房窟，亦為上、下兩層，下層僧房窟的形制與高昌故城寺相同，應是石窟寺對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兩者營建年代相近。吐峪溝溝西區第12窟與兩側僧房窟為統一規劃營造的洞窟組合，故第12窟與兩側僧房窟的營建基本同時。第12窟主室中心為四面開單層龕的方形塔柱。敦煌同類塔廟窟出現于545―574年[13]。同時，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圓拱龕兩側殘存帶泥塑忍冬紋的龕柱，與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龕兩側龕柱上的忍冬紋樣相同，年代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為西魏大統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殘存一排聯珠獸頭紋，此類裝飾紋樣流行于6世紀末至8世紀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當為6世紀后半葉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由此可知第12窟兩側僧房窟的營建年代，進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時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廟也可能營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即6世紀后半葉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說法圖等壁畫[7]圖版2中，聽法菩薩與吐峪溝溝西區第12窟主室說法圖中脅侍菩薩的造型、寶冠、瓔珞樣式及披著方式，結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溝溝西區第12窟的開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為6世紀后半葉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
B型Ⅳ寺與K寺之間的寺院出土兩幅壁畫，一幅為聽法菩薩、弟子像，其菩薩造型、瓔珞與寶冠的樣式和吐峪溝溝東區K27相同，K27開鑿于6世紀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樣式與吐峪溝溝西區第20窟、吐峪溝溝東區第32窟禪觀圖像中的禪觀僧的相同。另一幅為菩薩立像，左有墨書榜題：“行者系念思惟眾葉間生……”[9]圖版10，此題記內容與吐峪溝溝西區第20窟（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編號）前室右壁禪觀圖像中“行者觀想樹葉一一樹葉……”墨書榜題內容相近。吐峪溝禪觀壁畫繪制年代為6世紀中葉至7世紀中葉[17]，結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廟窟塔柱四面開龕形制出現的時間，可知寺與K寺之間寺院的形成年代當為6世紀后期至7世紀中葉。
Б[1]寺塔柱應為四面開龕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廟側壁于深紅色背景上，用白色顏料繪制蓮蕾、圓圈紋和四棱形寶珠[7]107。此種繪制技法與紋樣題材在吐峪溝最早期的洞窟溝東區K18、溝西區NK2中即已出現[18]，直至吐峪溝溝西區第20窟、溝東區第32窟禪觀圖像中，仍是常見的裝飾紋樣。考慮到莫高塔廟窟中塔柱四面開單層龕的出現時間，筆者認為，將此寺的年代推定為6世紀后期至7世紀中葉較為合適。
高昌故城T′寺由東、西兩部分構成，西部建筑出土了與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側相同的阿彌陀凈土變，又發現了身著蒙古衣冠的女供養人，屬于回鶻臣服蒙古后的壁畫。但據勒柯克所記，在此間建筑南墻的房柱上曾發現漢文題記，其中出現了武周新字，因而將此組建筑的年代確定為717年{1}。西側建筑明顯經過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應早于回鶻壁畫的年代。故而作為同一組建筑的東側塔廟，其營建年代可能為武周新字流行的載初元年（689）至長安四年（704）。
綜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結論，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當為6世紀后期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與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與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門塔、扎囊縣桑耶寺綠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畫題材已被考證為藏傳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為西夏至元代。
三 各類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類型單體寺院的營建年代結論，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為5世紀前期的高昌郡時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為6世紀后半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為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的回鶻高昌時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結果如附表。
通過對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類型劃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確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個基本的發展譜系：第一譜系以佛殿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為縱長方形，后演變為橫長方形，再于橫長方形佛殿前方兩側營造相互對稱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環繞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譜系以塔廟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廟的中心，佛塔最初為方形仿木構樓閣樣式，后演變為方柱狀四面分層開龕式，之后塔廟整體空間被劃分為前、后兩部分，前部為方形或長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廟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開龕或四面塑像；第三譜系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為聯系犍陀羅、中亞、塔里木盆地南北緣與河西地區的關鍵節點，高昌佛教與犍陀羅、龜茲、于闐、涼州、敦煌、青藏地區的佛教系統有著密切關聯[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發展譜系則能夠體現不同地區對高昌佛教的影響。
4世紀后期至5世紀前期，在后涼、西涼、北涼治下的高昌郡與涼州地區存在密切關聯，涼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營造佛殿是涼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時作為北涼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為仿木構樓閣的樣式[21]。涼州地區在地面佛寺中營造佛殿、塔廟中塔柱規制為仿木構樓閣樣式的寺院營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體現。涼州的寺院營造模式當直接影響到高昌寺院的規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時受到敦煌與龜茲、焉耆地區兩大佛教系統的影響。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內地及南方地區的以橫長方形佛殿為中心、周繞僧坊、講堂、回廊的寺院聯系緊密。A型Ⅲ式主殿兩側設置配殿的做法頗見于敦煌隋至中唐時期壁畫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廟于方形塔柱上分層開龕的做法則與承繼了北涼開窟傳統的張掖馬蹄寺第2窟，金塔寺東、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萬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樣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廟于塔柱四面開龕，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廟窟開始出現四面開單層龕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開單龕[13]226-228。上述幾點足見河西對高昌地面寺院的影響。
B型Ⅲ式塔廟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與龜茲大像窟、焉耆錫克沁第3、5、6、7、8、9（晁華山編號）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繪塑涅像的做法相近，應是對龜茲、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鶻高昌時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頗為流行的樣式。此種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錫克沁佛寺遺址中也極為常見，如A2、B4、B8、C4、C56、F4、K10、（奧登堡編號）等建筑[23]。雖然兩地此類寺院的影響關系還不甚明確，但此種寺院形制對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時段的關聯至關重要。
回鶻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傳佛教的強勁影響。地面佛寺也開始摹寫青藏地區佛寺的形制，出現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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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考察報告范文5
閃電懷表機心的血統
關于閃電懷表機心的血統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來源于Marie-Pia 和Auschitzky-Coustans合寫的《Lip ：des heures a conter》（法文版，出版社：Libris，2000）一書，書中認為閃電 36系列懷表機心仿自法國的Lip R36系列。因1930年代蘇聯從美國收購的Dueber-Hampden公司設備并非十分先進，不足以生產高質量機心，蘇聯遂向西方尋求更先進的制造技術。1936年，弗雷德?李普曼（Fred Lipmann）和蘇聯簽署了一份技術協議，允許蘇聯從法國Lip制表公司購買鐘表機心、零件和鐘表制造技術。Lip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負責建設位于莫斯科附近奔薩（Penza）的表廠（即Pensensky工廠），并訓練俄羅斯工程師。他們還出售了大量的Lip T18和Lip R43機心以滿足工廠起步發展所需。蘇聯以Lip機心為基礎，生產自制機心，并重新命名：Lip T18稱為Swesda、Lip R43稱為Zim、Lip R26稱為Pobjeda。蘇聯在1965-1973年間生產的Poljot機心幾乎所有部件都能與Lip R25互換。蘇聯的36系列機心來源于Lip R36也屬于法國和蘇聯之間技術協議的一部分。蘇聯在二戰前和二戰之后總計大約生產了1000萬個基于Lip的機心。另一種說法則基于直觀觀察，即閃電36機心仿制于Corterbert 617、624機心，且Corterbert機心從1940年代即被勞力士采用（圖1-2），所以閃電機心來源于瑞士。從外觀上看，閃電機心結構與1940年代的勞力士機心和Corterber機心確實很相似。Corterbert 617、624是當時質量很高的機心，這種版路設計當時很受歡迎，并成為其他許多機心的設計藍本（如1947年的Bulova懷表機心即是這種版路），所以閃電機心設計很有可能受其啟發。但不管哪種說法成立，閃電機心來源于俄國國外應該是肯定的。閃電品牌的歷史演變過程則是：莫斯科第二鐘表廠出產的較早36系列機心品牌原本是“Slava（光榮）”，偶爾也稱為Slava 3602。當生產轉移到車里雅賓斯克表廠后，3602名稱保留下來，但含義是Slava 3602的擴展。后來“閃電”單獨成為這一機心的名稱，手寫體Молния常做為品牌Logo，并注冊成為車里雅賓斯克表廠的商標（圖3）。
閃電懷表表盤標識
閃電懷表表盤內的俄文標識主要如下：
1、Молния。品牌Logo，俄語意義為“閃電”（英語Molnija），Молния的發音類似于英文組合“Molnya”。早期產品Молния標識也會刻在機心的大鋼輪上。
2、сделано в CCCP 或сделано в РОССИИ。前者代表“CCCP（蘇聯）制造”，CCCP 是俄語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Республик的首字母拼寫，英語縮寫則為SU（Soviet Union ）或USSR（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后者代表“俄羅斯制造”，РОССИИ是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俄羅斯聯邦）的縮寫。
3、在有些閃電懷表的表盤中央，有一個紅色倒寫的字母K，K上有字母CCCP（圖4）。這個標志是蘇聯官方質量認證標志，字母K是俄語詞“質量”（качество）的首字母。具有這個標志的閃電懷表出產時期是1967-1991年，這一時期的產品由國家認證委員會認證。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閃電懷表表盤的字母標識均非俄文或底端標有MADE IN USSR，或機心標識也為英文，則該產品屬于出口類型，但出口型閃電懷表機心型號與蘇聯/俄羅斯國內市場的產品相同。
閃電機心標識
與西方鐘表相同，閃電機心在部件上大多刻有標識，這些標識的意義是：
1、ЧЧЗ 或Ч2З。很多人將這種標志看成是數字443或423，其實ЧЧЗ是俄語Челябинский Часовой Завод縮寫，意義是車里雅賓斯克表廠（圖5）；Ч2З則是俄語Час2З-Д МОСКВА的縮寫，意義是莫斯科第二鐘表廠，這個標志的特點是字母用齒輪線條裝飾（圖6、7）。這兩種標識只出現在1950-1960年代的閃電機心中。
2、9點鐘標識。車里雅賓斯克表廠在1960年代開始使用這種標志，用于表示由該廠生產。這個標識有時標在主夾板上（圖8），有時標在擺輪下方（圖9），并且沒有應用于所有以后出產的機心。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這個標志之前，車里雅賓斯克表廠還曾使用過兩個標志做為廠標：最早的是一種星型廠標（圖10），大約1954年采用“ЧЧЗ”作為新廠標。
3、15/18 камней。該標識代表機心鉆石數目。閃電機心主要使用紅寶石，1947-1960年生產的閃電懷表一般為15鉆，1960-1991年生產的一般為18鉆，1992-2007年生產的一般為15鉆。區別主要體現在：15鉆機心主軸是銅軸承，高于
15鉆的機心是寶石主軸。
4、序列號。每一塊閃電機心都有一個序列號，其含義不是十分清楚。但與西方鐘表不同，閃電機心的序列號不能表明生產日期，閃電機心的序列號每3-5年會更新一次，這有可能是為一個生產計劃而制定的。
5、生產年份。閃電機心的生產年份標識格式是“季度-年份”或“年份 季度”，如“1-53”意義是1953年第一季度生產（圖6）；“85 2”意義是1985年第二季度生產（圖11）。這種標識多出現在1990年代前出產的機心中，在晚期的閃電機心中已經見不到了。
6、SU或RU。SU代表蘇聯時期生產（圖9），RU代表俄羅斯時期生產。
7、機心類型。閃電機心在早期并沒有明確的機心型號，蘇聯的機心型號標識系統出現在1960年代初期。在機心型號系統出現之前，早期15鉆閃電機心刻有好像“4K-6”一樣的標記，其實是“Часы Карманные C 6” 的縮寫“ЧК-6”，意義是“懷表-6”。蘇聯/俄羅斯的鐘表機心型號均采用4位數字表示，其中前兩位表示機心直徑，后兩位表示機心功能特點。蘇聯/俄羅斯鐘表機心基本型號說明如表1所示，其中前兩位數字用xx表示。閃電機心型號主要有3600、3602、3603和3608四種，大多在主夾板上刻記。由表1可知，閃電3600表示機心直徑36毫米，無秒針、無防震裝置；3602表示機心直徑36毫米，具備小秒針、無防震裝置；3603表示機心直徑36毫米，具備小秒針、防震裝置；3608表示機心直徑36毫米，具備中置秒針、無防震裝置。
3602機心是閃電機心的代表，主要用于懷表，有時也用于手表，如Model-191CS型潛水表等。3602機心的演變大致分三個階段：最早類型是莫斯科第二鐘表廠出產的厚度3.5mm的15鉆ЧК-6機心。這一時期的ЧК-6機心多有ЧК-6、Ч2З標識。其中一類的大鋼輪上標識Салют（Salut）（圖12）或Искра（Iskra）（圖7）。Искра機心17鉆，出現于1950年代中期，是ЧК-6的衍生機型。由于這兩種機心標識均非Молния，所以從嚴格意義上看都不屬于閃電機心。另一類大鋼輪標識Молния，則屬于閃電機心（圖6）。第二階段是1950-1970年代，車里雅賓斯克表廠生產的厚度依然為3.5mm、15鉆的ЧК-6，這一時期的機心大多具有Молния標識和星型廠標或ЧЧЗ標識（圖10、5），所以也屬于閃電機心。有官方文件顯示，車里雅賓斯克表廠生產的這種厚度3.5mm的機心也稱為3602A。第三階段則是車里雅賓斯克表廠自1960年代開始生產的厚度為4.65mm的18鉆3602機心，這種類型是成熟型3602機心，擺輪較厚，結構比ЧК-6要先進，主夾板上刻有3602（圖8）。俄羅斯時期生產的3602機心采用黃銅材料，15鉆，因材質低廉，橋板容易彎曲，機心質量較差。需要說明的是，ЧК-6機型有時被誤稱為3601，認為是3602之前的獨立型號，其實閃電懷表從未有過3601機心。ЧК-6機心部件與3602極其相似，但由于形式與尺寸的細微差別，ЧК-6部件與3602并不能互換，所以ЧК-6可以看成是3602的早期型?？傮w上看，由于在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的商品缺乏競爭，閃電機心結構從定型至停產變化并不大。表2列出了各代3602機心的概況，大致可以看出這款機心的發展歷程。
3603與3602的主要區別在于加裝了防震裝置。3603的防震裝置采用三角支架固定擺輪軸承（圖9），加入防震裝置的測試效果是將表從1米高自由落到硬木表面，擺輪主軸不會有任何損壞。此外，3603還配備了扁平螺旋游絲。防震裝置在手表上使用最多，懷表則較少使用，所以3603主要用于手表。Poljot、Moscow classic、德國JUnkers、Zeppelin、Aristo等品牌均采用過3603機心。做為懷表機心僅在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少量出現（圖9），主要用于出口產品。3600機心15鉆，無秒針，無防震裝置，主要用于盲文懷表（圖13）。3608機心出現在1957-1966年，16鉆，有中置秒針，無機心編號，是ЧК-6的修改型，主要用于手表（圖14）。1959-1970年，閃電懷表還曾使用過3017機心。這種機心是蘇聯政府在1950年代末為滿足工業、軍事、科研需求開發的，機心稱為Strela （俄語Стрела， 意義是箭頭），用于手表和懷表，并且產品受政府嚴格管控。3017機心基于瑞士Venus 150機心仿制，19鉆，無機心編號，具有小秒針和計時碼表功能。該機心1965年被允許商業化生產。采用該機心的閃電懷表稱為Molnija Strela，由于3017結構與一般意義的閃電懷表機心完全不同，所以Molnija Strela是一款新懷表（圖15-16）。其用于手表的品牌有Poljot和Sekonda。
閃電機心質量評價
閃電懷表的公認特點是精確可靠、強健耐用、價格低廉。閃電機心主體材質是鎳銅合金，細小的齒輪使用黃銅制作，較大的、直接與發條連接的齒輪則用碳鋼制作。機心打磨紋路主要有細條紋和日內瓦紋兩種。3602機心手動上鏈；最大儲能時間41小時；日誤差-20～+50s；擺頻18000bph = 5bps = 2.5Hz；擺輪主軸U3210；只能順時針調時間。比較來說，1950年代出產的3602機心打磨紋路最精細；1960-1970年代初期出產的制造工藝最好，走時精度最高，有人曾做過測試，某些產品精度可達日誤差-1～+1s；1970年代中期開始，制造質量開始下滑，工藝開始變粗糙，并取消了打磨（表2）；1992年后，機心質量大幅下滑，材質低劣，工藝粗糙。有趣的是，1992年后出產的“閃電”懷表表殼、表盤圖案設計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豐富、精美。從機械性能上看，3603穩定性優于3602，所以3603機心在西方手表機心中有一定的地位，車里雅賓斯克表廠為俄國國內外鐘表廠提供了大量這種廉價機心。有人曾對采用3603機心的Poljot手表做過測試（圖17），完全上緊發條后，3603 運行值介于快8秒和慢8秒之間（表盤向下/表冠向左），這個結果很不錯。但是在表冠向上位置時運行偏差值每天快超過25秒。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與蘇聯/俄羅斯的生產水平有關，一方面機械表的精度容易受環境影響。如果置于恒定室溫（21攝氏度）的桌面上，鐘表走時會偏快，而在體溫（33攝氏度）環境下走時會偏慢且略微震蕩，這是因為鐘表沒有進行完全溫度補償。為了溫度補償，閃電機心的擺輪采用了釘擺（圖18），可以看出擺釘是均勻排列的。這種釘擺經歷了從12擺釘―18擺釘―12擺釘的演變（表2），在閃電早期產品中就已使用。但不知何種原因，并非全部產品使用釘擺，這或許是質量不穩定的一個體現。閃電機心的優勢還在于幾乎所有閃電品牌機心都相似，所以尋找零配件很容易，維護方便。與強健的機心類似，閃電懷表表殼也很堅固。表殼早期采用鋼鍍鉻或用鎳銅合金做表前蓋，后來的產品采用銅鎳耐蝕合金做表后蓋、不銹鋼制做表殼或全部采用銅鎳耐蝕合金，這些材料都很耐用。
新冠考察報告范文6
摘要 摩梭女性思維并不是為了構建女權社會,男性身份在摩梭文化中具有獨立的符號象征系統,同時擁有著男性獨特的權利、地位。成人儀式“換褲子”是摩梭男性成年的必經階段,男性通過對“褲子”的獲取標志著成年,也代表著新的身份、地位及權力的擁有。
關鍵詞:符號意義 成人禮 褲子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聚居在云南省寧蒗縣及四川鹽源、木里縣的摩梭人,素有行“阿注”婚之俗,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走婚”。這種婚姻特點是“建立阿注關系的男女雙方,各自住在自己母親家生產和生活,分屬于兩個家庭,兩個不同的經濟單位。一般是男子晚上主動到女家走訪,過偶居生活,次日清晨返回自家家庭”,與此相應形成以母系血統作為代系劃分標準的“母系家庭”或者說是“母系家屋”。在母系家庭關系之中,摩梭人將女性作為家族繼承者以及家庭和社會關系的者,女性具有無上的尊嚴與地位,所謂“婦女是根種,缺了就斷種”,“無男不愁兒,無女水不流”便是摩梭女性觀念的真實寫照。
但是,這種“摩梭女性思維”并不是反對和壓迫男性,也不是對男性的否定和鄙視,在摩梭人觀念中男性同樣具有屬于男性社群的獨立性及有別于女性社群的標志性。男性和女性之間是一種“和諧分享”而非“占有與競爭”的關系。本文便是以摩梭人久為傳承的成人禮儀“換褲子禮”為例,并以禮儀中儀式物件“褲子”作為研究對象,探索摩梭女性思維中男性的獨立性。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摩梭“阿注”婚在現代摩梭人中已不流行甚至具有消亡的趨勢,據1998年《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統計,納西族絕大部分已轉向一夫一妻制婚姻,“阿注”婚已難尋覓。但是與“阿注”婚相宜的“母系家庭”思維仍然強烈地影響摩梭人,摩梭人對母親、對女性的尊重情感仍然深刻影響他們的家庭觀。因此,筆者認為在“女性思維”仍然具有主導影響力的摩梭社群中對男性社群身份、地位等的探討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一 “褲子”――成年符號意義
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古國,對服飾文化十分看重,服飾中所蘊含的社會儀禮和生活規范更是不容忽視。早在兩漢時期所編纂的《禮記》中便有“男子三十而冠,女子許嫁而笄”的記載,現今涼山彝族的“換裙”習俗、藏人的“戴頭”無偶單婚儀式等都是將服飾作為人生儀式的標志。同樣,摩梭人也遺存著類似的人生儀禮,即“換褲子禮”。其具體過程如下:
家里如有年滿13歲的男性少年,父母或兄嫂就要為他舉行“換褲子禮”。儀式由母親主持。年滿13歲的男孩,要走到火塘左邊前方的男柱旁,在舅父的主持下,雙腳踩在豬膘和糧食袋上,右手握著刀,左手拿著銀飾品,由舅父把男孩的麻布長衫脫下,換上短衣,穿上長褲,系上一根腰帶,并用牛角杯盛酒向客人敬酒。
服飾是人類精神的載體,也是物質民俗的直接現實,通過服飾的更換標志著人生進入不同的生命階段。范?蓋內普(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認為,“通過儀式”是一個身份轉化的過程,以儀式作為中介將儀式前和儀式后劃分為不同體驗階段。特納也認為儀式過程是一個反社會的過程,儀式過程中的社會角色是一個不同于日常社會角色的反結構。摩梭男子在未舉行“換褲子禮”儀式前處于兒童的文化結構中,履行兒童社會所賦予的社會角色,而一旦進入“換褲子禮”儀式過程就標志其進入非兒童亦非成人的反結構之中,也就是“閾限”階段,此階段是一個神圣的階段,是社會人在個人生活中隨著年齡的增長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的中介時期。在此階段受禮者既不具有兒童時期的特征也無法獲取成人階段的權力。而一旦完成“換褲子禮儀”便意味著受禮者步入成年期,從以前的兒童社會結構中徹底脫離出來成為成年社會結構中的一員,同時享有一切兒童時期無法企及的權利并履行相應的社會義務。
摩梭人認為兒童成為大人是很嚴肅的一步,是人生中的一項大事,而要正式成為成年人只有通過“換褲子”(男性)儀禮。而兒童一旦通過成人禮便成為成年人,享有成年人的權利并履行相應的義務。比如早期生活中,只有成年人才能參加部族的儀式活動,談情說愛,行“阿注”婚;同時,身為男性還應肩負對部族的保護責任甚至為之犧牲自己的性命。由此可見,雖然褲子并不為男性的專權穿著,但是只有通過“換褲子”男性才擁有成年的身份,表示其已進入人生的另一種社會結構,扮演成年人的社會角色,從此以后他的行為、言語、習慣等都會受到來自這個新社會群體習慣法的約束和管制。
二 “褲子“――身份符號意義
服飾的差異同樣標志著社會成員的性別?？v然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有過“男女同裝,不行禮服”的歷史,就算20世紀50年代以前,許多苗族地區的服飾還是男女不分,有的至今依然,如黔西北、滇東北交界的“大花苗”。但是作為“禮”和“理”的象征,服飾的一個重要作用還是區分男女,使男女有別,便于社會控制。作為摩梭男性成人禮中的重要儀式物“褲子”是否為男性的身份象征,又是如何作為男性身份的象征呢?
據戴平編著的《中國民族服飾文化研究》中記載:云南寧蒗永寧地區的納西族男女,在13歲以前穿麻布長衫,不著褲子。滿13歲時,分別舉行“換褲子禮”(男性)和“換裙子禮”(女性),標志著進入成年期。13歲以前(舉行“換褲子禮”前),納西族男女在穿著上并未有很大的差別,同是麻布長衫,同樣不穿褲子,也就是處于“男女同裝,不行禮服”的社會模式中;而一旦舉行“換褲子禮”或者“換裙子禮”,便在受禮者思想中根植了“男女有別”的觀念。即便是在儀式過程中,這種“男女有別”的思想也是相當明顯的,根據《中國民族服飾文化研究》對摩梭人成人儀式的詳細介紹,“換褲子”或者“換裙子”禮儀已經由兒童期的“男女同裝”明確規劃了男性禮服和女性禮服區別,即男性應舉行“換褲子”,而女性則“換裙子”,而不是同時舉行“換褲子”或“換裙子”。換言之,只有男性才有權進行“換褲子”而女性則必須進行“換裙子”,這是不可逆轉的習慣法。如果將此儀式思維進行抽空提取,則“褲子”便成為男性的儀式特權,“褲子”也就成為了摩梭女性思維中男性成人禮的代言詞,標志著男性完成”閾限”進入成年階段,從此便被一個定名為男性社群的社會群體所接受,正式成為此群體中的一員,享有男性社群的權利,遵從它的禁忌和習俗,構建男女兩性社會。
另永寧摩梭人具有這樣一種“催生”習俗,即當產婦難產時,習慣將孩子父親的一條褲子放在產婦的腹部進行反復的搓弄,邊搓邊說:“孩子,快出來,爸爸在等你。”以期可以借助男子的力量進行生產。衣物與生育的關聯在很多民族傳說和習俗中皆俯拾可見,主要因為衣服乃人體的象征之故。根據弗雷澤接觸巫術原理――“物體一經互相接觸,在切斷實際接觸后,仍繼續遠距離地互相作用”,“由此原則出發,原始人及巫師則認為,通過曾經與某人接觸過的物體便可以對本人施加影響,或者影響他人”。在此,作為父親(男性)力量象征的褲子具有父親的親情召喚力和吸引力,能夠通過親情的召喚和呼吁讓孩子順產;同時也可做為男性力量的象征以對抗妖魔魑魅,阻止鬼怪對產婦生產的騷擾?！把澴印蓖ㄟ^與父親的親身接觸成為男性“父親”力量的象征,“褲子”已不僅僅是衣飾的實體,而具有了社會和人所賦予的身份力量。這種力量可代替父親這個實體人幫助產婦渡過生育難關。這里的“褲子”便成為父親身份和男性力量的結合體,是男性身份和力量的象征實體。
實際上,服飾應該說從誕生之日起就有標志作用,部落、身份、等級都可以通過服飾進行明顯的區分,這是服飾不可避免的社會作用,是服飾文化意義的內涵。但是在摩梭人這樣一個具有“母系家庭”傳統的社群,其男性地位總會遭到外界的質疑。通過對成人禮和催生習俗中“褲子”的男性身份標志意義的探討,可以毫無疑慮地得出結論:摩梭社群中的男性地位并未受到女性思維的淹沒。
三 “褲子”――權力符號意義
任何一種儀式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形式和過程,而是將“受禮者”引入另一種慣制之中。有沒有通過此種儀式或者能不能通過此種儀式,與此人的年齡、身份、地位以及所享受的權利都有密切的關系。直觀上表現為人們通過某種儀禮獲得了相應的社群認同和身份認證,而深層名義則是以此種儀禮作為象征,標志其享有了某些未曾有過的特權,比如祭祀、婚姻、征戰等等。同樣,作為一種成人禮的摩梭“換褲子禮”,只有通過了此禮儀,男性才能擁有成年人的諸多特權。
文章前兩部分已經對“褲子”在摩梭觀念中所具有的成年介斷、男性身份的象征意義做了相關的闡釋與分析,而與此兩種功能相適應的也就是男性通過成人禮,進入成人期所應享有的權利和地位。走婚制、母系家庭以及由此根植的“女性思維”是摩梭社群的習俗和精神的標志。在許多有關納西族的考察報告中也都對摩梭母系家庭特點做過詳細的介紹,以下是1977年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對云南永寧地區納西族母權制的描述:
家庭中未發生男子娶妻,男子夜晚走訪女阿注,過偶居生活,白天回自己的家里參加勞動,而家庭中的女子則不出嫁,夜晚在家接待自己的男阿注,家庭成員的血統只能以母系計算,財產按照母系繼承。
在這類家庭里,由于全是母系成員,也就無父系親屬關系。有少數男子娶妻家庭……以及個別家庭女子招贅……血緣仍從母計,仍是母系。
這些家庭多圍繞著祖母們、母親們及姐妹們形成一個中心,并包括他們的后代組成一個集團。
在這樣一個女性中心社會關系中,女人享有絕對的家庭地位,男性也同樣履行相應的家庭權利和義務。男性作為舅權的擁有者,具有對外甥和甥女的撫養權以及教育權,雖然無法對自己子女實施養育權,但通過對甥輩的撫養同樣可達到繼嗣和養老的目的?！袄夏昴腥穗m然在家庭中沒有他們的子女,但以舅舅和舅父的身份,受到外甥和甥女的極大尊重,受到這些晚輩成員的供養。”
以上所介紹的男性權力是必須歸屬于成年男子,是男性在具有“男女有別”觀念后,依憑此種觀念對社會權力進行的劃分,“換褲子”便成為獲取此種權力的橋梁。只有通過禮儀習俗的過渡――穿上長輩給予的“褲子”,才成為可享有成年權力的個體,擁有母系家庭中舅權的先決條件,在家庭的過繼和獲取過程中,儀式物“褲子”也就不再僅僅是男性身份的象征,或者成年的標志,而更多的是一種擁有權力的表現。隨著家庭長輩(一般為舅舅)為兒童換上褲子也就相應地將自身擁有的舅權力量過繼給受禮者,讓受禮者成為此種權力的儲備者和享用者,完成代系的更替和男性權力的交接。
服飾的符號象征意義內涵多樣,是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立足于社會群體中的地位、身份、權力、等級等的象征。摩梭男性的“換褲子”禮在摩梭人社群中起著重要的符號象征意義,是摩梭人性思維在男女權利上的獨特反映。摩梭女性思維并不是構建“女權社會”,不是對男權地位的剝奪,也就是說摩梭女性思維中的男性身份并未受到壓制,仍然具有自己的身份標識和權利象征,是摩梭族文化的見證。男性和女性關系融洽和諧相處為摩梭人的共同勞動、生活帶來協調傳統,值得現代社會的關注和研究,并從中提取社會現實應用功能,植入現今社會發展中,為男女話語權的平衡提供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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