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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周期范文1
經濟周期也稱商業周期、景氣循環,它是指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是國民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的波動,是國民收入或總體經濟活動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動變化。一般可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現在一般也叫做衰退、谷底、擴張和頂峰。
根據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周期指的是一段時間內所有市場和產品的普遍性的繁榮與蕭條。同時指出經濟波動僅僅是指某些個別市場或產品的繁榮和蕭條,這種繁榮和蕭條是非普遍性的。所以,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有本質區別。新奧地利學派認為經濟周期是貨幣因素引起的。在貨幣經濟中,由于銀行系統可以自行創造出流通手段,從而可能引起貨幣的緊縮和膨脹。此外,在生產部門,資本化的生產方法成為普遍的形式。由于在貨幣經濟中,以貨幣表示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相對需求總量受到信用擴張和收縮的影響而時常變動,這樣就會導致經濟體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經濟危機。
二、奧地利學派經濟周期理論發展歷程
1.奧派經濟周期理論的起源
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門格爾的高級財貨理論、龐巴維克的資本利息論和維克塞爾貨幣和利率的關系等。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定義了“財貨”的概念,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就是需求品。門格爾進一步引出了歸算思想,即高級財貨的財貨性質為低級財貨所制約。再進一步,由高級財貨的需求派生理論,是資本的迂回生產理論。龐巴維克吸收了門格爾的迂回生產理論,提出了資本與利息的理論。維克賽爾提出了兩個利率概念,自然利率和貨幣利率,當兩種利率相一致時,經濟達到一般均衡狀態,這就是所謂的“積累過程理論”。
2.米塞斯經濟周期理論
米塞斯借鑒了貨幣學派、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威克塞爾關于自然利率和貸款利率的區別,同時結合企業家的精神,展開對繁榮一蕭條經濟周期的研究,并認為其是通貨膨脹性信貸擴張的必然產物。這種擴張人為地壓低利率,不僅導致在消費商品上投資不足,而且也引起在高級別資本品上不恰當的投資過度,也就是所謂的“不恰當投資”。對此,米塞斯認為周期性的經濟波動不可避免,首先要停止貨幣擴張,但不必要急劇緊縮,不要人為控制工資、價格、消費或投資,讓經濟自動恢復正常狀態。米塞斯進一步指出自由銀行制度將會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
3.哈耶克經濟周期理論
哈耶克認為,通過信貸市場向經濟體系中注入新貨幣會降低利率水平,從而導致資源的錯誤時際配置。因為利率降低后,投資者獲得資金的成本下降了,這會使人們增加投資。在資本報酬率較高、生產周期較短的投資項目的資金得到滿足之后,人們就會把錢投入生產過程較長的新增項目,構成了一個繁榮的過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某些生產要素會供不應求,這些要素的價格就會上升,成本的上升會進一步增加信貸需求。如果此時投資者撤回投資,這樣做的后果是,已經投入的成本很多是不可收回的,這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同時與這些資源相配套的就業人員也將失業,經濟將陷入蕭條。
三、奧地利學派對經濟危機的反思和對中國的啟示
根據經濟周期理論,一國經濟在一段時間內出現普遍性的繁榮與蕭條,所以就必然能做出一些預測。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預測到了。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判斷經濟是否過熱,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
當今的奧地利學派擁護者,如彼得•席夫、威家、KrassmirPetrov等同樣預測到了去年的金融危機,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經濟周期理論。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羅斯巴德認為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和信貸擴張政策,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產生了虛妄的繁榮假象,因為政府的管制和干預扭曲了市場的價格機制,人們瘋狂地借錢買房和進行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
經濟周期范文2
本文利用1979－2013年宏觀經濟數據和HP濾波的GDP與信貸數據，運用相關系數、共同周期方法和Granger因果檢驗，考察了中國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之間的關聯性。實證結果表明，中國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之間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和協同關系，短期內GDP周期波動是信貸周期的格蘭杰原因，而在長期信貸周期波動是實體經濟周期的格蘭杰原因，信貸規模變化有助于預測未來實際產出波動。因此，我國宏觀調控政策設計需要重視金融要素與實體經濟的耦合發展。
關鍵詞:
金融周期;實體經濟周期;相關性;協同性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持續下行的態勢，出口放緩，以銀行信貸為主要渠道的貨幣投放增加。截止2014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81.68萬億元，同比增長13.60%，較上年度的14.14%有所回落。隨著中國國際化程度、金融開放程度提高以及國內金融市場改革推進，在日益自由的金融環境下，金融因素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愈發明顯，金融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之間的動態關聯程度上升，金融因素成為反周期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曹永琴和李澤祥，2009)。本文試圖從信貸擴張與實體經濟波動角度，來研究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之間的關聯性，從而提出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建議。實體經濟周期是指GDP、就業、收入、投資等實體經濟活動的周期性波動。金融周期理論強調金融因素(包含金融摩擦、金融中介等)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鄧創和徐曼(2014)認為，金融周期是指金融經濟活動在內外部沖擊下，通過金融中介傳導而形成的與宏觀經濟長期均衡水平密切相關的持續性波動和周期性變化，包括資產價格、利率、匯率、貨幣供給量、信貸在內的各類金融變量，在不同經濟波動階段上的變動態勢。
而金融周期理論將金融市場因素(金融沖擊、金融摩擦、金融中介)嵌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中，系統研究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相關作用、相互關聯的內生機制的理論(周炎和陳昆亭，2014)。關于兩類經濟周期相互關聯程度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類是相關性研究。Claessensetal.(2012)對44個國家1960－2010年的經濟和金融數據的分析，發現信貸周期和經濟周期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相對于其他行業，金融體系中經濟衰退和經濟復蘇時的波動幅度更大、波動更迅速。曹永琴和李澤祥(2009)采用動態分析方法，利用我國M1數據和工業增加值來考察我國實體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間的相關關系，結果證實我國兩周期之間確實存在動態的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值在0.1－0.5之間變化。第二類是沖擊傳遞效應研究。Jermann＆Quadrini(2012)指出，企業盈利能力變化對銀行資產造成沖擊，并沖擊整體經濟波動。在美國近些年經歷的三次蕭條中，有兩次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場因素影響(Iacoviello，2013)。宋玉華和李澤祥(2007)認為現代金融周期的任何微小變化都可能通過金融市場的放大和加速作用對宏觀經濟產生巨大沖擊，掌握金融周期的運行規律對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具有重要意義。鄧創和徐曼(2014)借助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中國金融周期波動對宏觀經濟的時變影響及其非對稱性特征。
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金融周期波動先行于宏觀經濟景氣波動，周期長度大致為3年，且存在長擴張短收縮的非對稱性特征;金融沖擊的“產出效應”不如“價格效應”明顯，金融形勢好轉所產生的加速效應比金融形勢惡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何德旭和張捷(2009)通過研究資產價格泡沫與產出波動、信貸的超常增長與金融不穩定性之間的關系，指出現代經濟的金融周期特征越來越明顯，關注金融周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十分必要。很多學者從銀行信貸角度來挖掘兩類周期之間的關系。由于銀行貸款是實體經濟部門的主要融資渠道，因此貸款增長率對GDP增長的影響顯著(崔小濤，2010)，商業銀行信貸往往具有順周期性，這種順周期性會加大宏觀經濟波動(陳昆亭等，2011)?；诂F有文獻，本文擬從以下視角展開研究和分析:一是借助中國實際數據描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的變化;二是借助相關系數、協整檢驗、共同周期等指數和方法，探討中國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之間的相關性和協同性;三是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剖析兩類周期之間的因果關系。最后得出結論并給出若干政策建議。
二、中國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的現實描述
從現有文獻來看，實體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度量方法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主要有H－P濾波法、ARCH族模型、指數法以及Markov區制轉移模型等。本文首先描述中國實體經濟總量與信貸規?？偭康淖兓捌渲芷谧兓?，并將在下一部分以相關系數ρ衡量兩周期的相關關系，同時，借鑒Vahid＆Engle(1993)的共同特征方法識別兩周期的協同性，最后，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兩周期之間的因果關系。根據文獻對變量時間序列的趨勢項處理，本文選取對數化和HP濾波方法來獲得變量的周期性波動成分，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的周期波動成分作為金融周期的基準序列，記為IC，GDP周期波動成分作為實體經濟周期的基準序列，記為IGDP，樣本區間為1979－2013年。GDP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貸款余額數據來自《中國統計摘要》。由圖1可見，我國GDP總量增長迅速，截止2013年，GDP總量為56.88萬億元，是1979年0.41萬億元的140多倍。預計今后我國的經濟增速將逐漸放緩，保持平穩發展態勢，這與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密切相關。美國近期非農數據和實際個人消費支出數據顯示美國的就業形勢轉好，消費支出逐步增加，由此反映美國經濟復蘇的內在動力增強，將拉動我國外需增加。但歐洲經濟依然低迷，雖然已經度過了債務危機最艱難的時刻，高失業率和低消費使得歐洲復蘇內在動力不足。部分新興經濟體與中國面臨類似的增長調整和結構調整期。國內實體企業由于融資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提高擠壓了利潤空間，產能過剩和需求增長緩慢使許多企業難以為繼，實體企業陷入增長困境，同時，房地產市場自2013年暴漲后開始回調，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受房地產市場影響，2013年首次跌破20%。因此，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影響下，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實現穩健型的增長，需要政府了解實體因素和金融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巨大影響以及影響程度，制定適當的宏觀調控政策，來解決現實當中面臨的突出問題。
截止2013年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為71.9萬億元，是1979年0.21萬億元的近345倍之多。信貸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26.37%，而2013年美國這一比率約為359%。截止2013年，我國各項存款余額為104.38萬億元，可見，我國的信貸規模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政府出臺一系列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2014年11月至今的三次降息，通過信貸擴張減緩經濟下行速度，保證了經濟的平穩增長。根據圖2中HP濾波法得到的GDP和信貸規模的周期波動，按波峰至波峰劃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大致經歷了三個完整周期和一個不完整的周期，分別是1979－1985年(時間跨度為7年)、1986－1995年(時間跨度為10年)、1996－2008年(時間跨度為13年)、2009年－至今。2009年至今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從3個完整的周期來看可以發現兩個特點:第一，周期的時間跨度逐漸變長，預計2009年開始的新一輪的周期也將持續10年以上，這可能跟市場結構、需求機構、產業結構等變化日趨平穩有關。第二，單個周期波動幅度逐漸變小。由信貸余額衡量的金融市場波動看(圖2)，相比實體經濟周期，信貸余額波動相對頻繁，波峰往往滯后實體經濟1－2年。自1979年以來共經歷了4個完整周期和一個半周期，分別為1979－1986年(時間跨度為8年)、1987－1997年(時間跨度為11年)、1998－2003年(時間跨度為6年)、2004－2010年(時間跨度為7年)、2011年－至今。前4個完整周期，平均時間跨度為8年。在經濟繁榮時期，銀行放貸能力提高、放貸意愿增強，信貸擴張支持投資，會拉動需求和供給，促進經濟增長;當經濟衰退時，銀行對放貸標準提高，信用緊縮，投資下降，經濟增長疲軟。因此，在金融周期影響下，經濟周期波動可能比一般情況下波動幅度更大。
三、中國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的相關性這里采用兩時間序列之間的相關系數ρ來考察兩周期的相關性。根據圖2，兩個波動序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們到達波峰和波谷的時間并不一致，信貸余額波峰的出現往往滯后實體經濟1－2年。我們依據信貸余額波動序列的周期來劃分相關系數的計算區間，依次為1979－1986年、1987－1997年、1998－2003年、2004－2010年、2011－2013年，考慮到2011－2013年周期的不完整性，以及時間間隔較短，可能會對相關系數的準確性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將其歸并到上一周期里。結果如表1。由表1可見，在樣本期內，中國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之間總體呈現一種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但系數值隨時間呈縮小趨勢。
(二)中國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的協同性根據Vahid＆Engle(1993)的理論，假如信貸余額和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可以認為兩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在長期內具有共同趨勢。假如信貸和GDP的一階差分具有共同的線性相關，就認為兩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在短期內具有共同周期，即在短期內具有共同的波動路徑。若兩項特征均具備，那么就說明這兩個周期具有協同性。本文首先對上文得到的IGDP和IC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考察我國實體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即他們在長期內是否具有共同趨勢;繼而通過典型相關來判斷共同特征向量的個數，由此斷定兩周期在短期內是否具有共同周期;最后以格蘭杰因果檢驗判斷兩者在時間上的因果關系。1．平穩性檢驗。運用Eviews進行ADF平穩性檢驗的結果見表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IGDP和IC序列是非平穩的。而其一階差分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所以兩者均屬于一階單整的非平穩序列，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2．協整檢驗。應用Eviews建立VAR模型，經AIC和SC信息準則檢驗，選擇滯后階數為2，用Johansen協整檢驗得到結果如表3。無論是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還是跡統計量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兩者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實體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間在長期內具有穩定關系。根據共同特征向量檢驗結果，組合ΔYt和Wt存在一個共同特征向量，即可以找到一組參數使得ΔIGDP和ΔIC共同線性相關，所以，IGDP和IC在短期上具有相似的波動路徑。由協整檢驗和共同周期檢驗可知，中國的實體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具有協同性。
(三)中國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的因果關系根據對信貸規模和國內生產總值周期成分的相關性和協同性檢驗發現，中國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及協同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借助Granger因果檢驗來判斷兩者在時間上的因果關系。選擇置信區間為10%，滯后階數為1－8階，檢驗結果如表7。根據Granger因果檢驗，當滯后階數為1－6期時，IGDP是引起IC波動的格蘭杰原因，而第七期開始則不是。當滯后階數為1－5期時，IC不是引起IGDP波動的格蘭杰原因，直到第六期開始IC才成為IGDP波動的格蘭杰原因。這與之前所觀察到的IGDP和IC周期波動中，信貸的波峰比GDP滯后是一致的。
(四)實證結果分析1．相關性分析。由相關系數檢驗發現，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之間表現出較強的正相關關系，順周期性顯著，這與我們的理論預期是一致的。實體經濟的繁榮會提高人們的樂觀預期，促使投資者需求高漲，消費者熱情高漲，而銀行經營情況良好，也樂意提供高額貸款，因此信貸規模大幅增長。信貸的增長會進一步刺激投資，助長市場積極情緒，推動消費增長，從而增加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為實體經濟增長帶來活力。兩周期相關關系隨時間變化呈遞減趨勢，2004－2013年間兩者相關程度下降，這可能與我國宏觀金融監管政策有關。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逐步加強宏觀審慎工具的應用來降低金融系統性風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協同性分析。借助協整檢驗和共同周期方法，我國金融周期和實體經濟周期在長期內具有穩定關系，在短期內有相似的波動路徑，具有較高的協同性，兩周期之間相互關聯、共同發展。3．因果關系分析。經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在短期內，實體經濟周期波動構成信貸周期波動的格蘭杰原因，反映了實體經濟繁榮或衰退會迅速刺激信貸規模增長或收縮。在長期，信貸周期波動是實體經濟周期的格蘭杰原因，信貸規模變化有助于預測未來實際產出波動。信貸高速增長經由資產負債表渠道、居民渠道等影響實體經濟，信貸周期是否正常進入上升周期是宏觀經濟下一步走向的重要原因(巴曙松，2009)。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經濟周期范文3
關鍵詞：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技術沖擊；時間不一致性；供給管理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11月14日
一、引言
一直到20世紀七十年，現代凱恩斯理論和它的繼承者始終在經濟周期和政策穩定性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波動首先是由需求的變化引起的，并且致力于解釋和說明應該執行什么樣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抵消需求的波動。但是隨后1973年和1975年的石油價格上漲和生產率的下降顯示，供給一方的強烈震蕩同樣給經濟周期帶來很大的影響，以該理論為基礎的經濟政策無法實現預期的經濟目標?；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證明了供給一方，特別是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周期的影響大于需求一方所產生的影響，即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于供給，提出了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這一理論不僅極大地沖擊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周期理論，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貨幣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周期理論，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的焦點。文章借鑒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對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態勢加以分析。
二、實際經濟周期的運用
（一）技術沖擊的運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運行和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學者們主要從貨幣或虛擬經濟的角度分析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而忽視了經濟危機發生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因素。事實上，技術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和杠桿，對經濟危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技術創新浪潮的乏力甚至間斷是引致美國金融危機及隨后出現的全球經濟下滑的內源性因素。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二戰后少見的持續性高速增長，其主導推動力量便是當時發生的信息技術革命，信息技術的重要創新帶來產業利潤率的上升和企業家樂觀預期，進而帶動了其他產業部門創新浪潮的出現和利潤率的普遍上升，由此形成了當時美國經濟的高速度和低失業率，使美國處于明顯的經濟周期上升期，這種經濟的高速度、低物價和低失業率被認為是一種“新經濟”形態。但隨著信息技術創新力的減弱，沒有形成接續性的技術創新浪潮，導致產業投資衰落，“新經濟泡沫”隨之破滅，經濟周期進入下行期。盡管美國政府相繼推出一系列刺激投資的措施，但也只能是延緩經濟衰退的頹勢，而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經濟衰退的趨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金融政策，但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現實情況看，這些貨幣金融政策只是暫時緩解危機的權宜之舉而非治本之策。具體表現在：
第一，GDP增長乏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GDP增速由2008年的11.3%大幅降低，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達到歷史新低6.6%。隨著政府4萬億元刺激政策的實施，GDP增速逐漸好轉，2009年第四季度增速達11.4%，2010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GDP增速都超過了10%，分別為11.9%和10.3%。但隨著4萬億元投資帶來的效果逐漸減小以及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優惠政策的結束，從2011年以來，GDP增速逐季回落，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更是首次跌破8%。
第二，三駕馬車回落。投資、出口和消費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2008年開始三個指標不斷回落。2005年以前，我國投資增長速度較快，2004年一季度曾創下同比增長47.8%的記錄。2006年以后增速呈逐漸回落狀態，2012年一季度同比增速創十年最低。同投資相比，消費增速一直較緩慢，在2008年一季度達到20.6%的峰值后又呈現回落狀態。2012年一季度是5年來的最低增速。我國的出口依存度較高，出口增速在大多時期甚至高于投資。由于金融全球危機的影響，出口在2009年的一季度出現了負增長，直接導致同時期的GDP增速也跌到了谷底。2010年雖有所回升，但2011年以來由于歐債危機的惡化，國內生產成本上漲等原因又再次降低。2012年一季度出口是十年中除2009年一季度外的最低增長水平。
（二）時間不一致性的運用。我國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后，實施了“一攬子計劃”、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從擴大內需的角度出發，刺激了國內經濟，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另外，央行通過其貨幣政策，調控市場中名義貨幣供給，已達到提高利率和產出水平的預期。但在刺激經濟的同時，過度投資帶來的產能過剩、高通貨膨脹、地方政府高債務、需求結構改變等問題日益嚴重。
第一，貨幣供應量增多。2008年實施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大量貸款的產生，使M1、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其中，全球新增廣義貨幣M2的規模中有48%來自中國，2011年中國新增M2的規模全球占比高達52%。2009年中國的廣義貨幣M2增速高達27.7%。
第二，通貨膨脹嚴重。嚴重的通貨膨脹表現在高速增長的CPI和房價上。以2009年為例，商品房銷售額43，995億元，比2008年增長75.5%。其中，商品住宅銷售額增長80.0%，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額分別增長66.9%和45.5%。以此數據計算，2009年新建商品房成交均價為4，695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漲近24%，其中商品住宅價格上漲25%。這兩個漲幅，都是近15年來最大的。2004年全國新建商品房成交均價漲幅近18%，2007年為15%左右，2005年為14%左右，其余年份都不超過10%。與此同時，CPI從2010年開始上漲，2010年CPI為3.3%，2011年CPI為5.4%。盡管這還屬于溫和通貨膨脹的范圍，但因當前居民收入差距很大，3%以上的CPI上漲率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比過去會更大，因此反應會比以前強烈得多。
第三，需求結構改變。消費、投資及出口對GDP貢獻率與2008年之前發生了巨大變化。2008年之前，我國經濟模式主要為出口導向型，出口對GDP貢獻率為正。2009年出口貢獻率大幅降為-37.4%，首次對GDP產生副作用。2008年底政府投資4萬億元刺激經濟，使得2009年投資對GDP貢獻率大幅超過了消費。但隨著房地產深度調控以及地方政府投資的放緩，投資所帶來的關系逐漸降低，而消費則仍保持平穩增長。
第四，企業經營效益下滑，產能過剩。中國24個工業行業中已有21個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其中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等6個行業是重點。不僅一些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而且一些新興產業也出現重復建設傾向。
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對中國經濟的啟示
（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根據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擺脫金融危機，推動經濟步入快速發展軌道，需要依靠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的出現。在我國，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方面技術的創新和產業發展不但在中國長遠發展中有巨大的需求空間，同時也體現了全球新一輪技術發展的方向。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但要著眼于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還要著眼于搶占未來技術和產業制高點，積極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發展新興產業的關鍵是發展模式的轉變。中國長期以引進外資、技術模仿、接受產業轉移，專注低端制造為主。雖然技術引進消化具有必要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問題。因此，我國應轉變發展模式，著力于依靠自主技術來源、主要依靠本國資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將創新的技術發展為先進的產品，實現產業化，完善產業鏈，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產業。實現這一變革的核心要素是要著眼于培育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形成對產業鏈中最具附加值和影響力環節的控制力。
發展新興產業的重點是營造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體制與政策環境。要對新興產業實施更大膽的準入放開政策，民營資本對新興產業有很高的投資熱情，除國家明文規定禁止進入的領域外都應允許民間資本公平地進入。要打破壟斷和部門分割，為新興產業發展消除體制障礙。
（二）實施穩定的經濟政策。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一方面要穩定經濟；另一方面房價居高不下，物價也存在隨時反彈的可能，因此貨幣政策調整要更謹慎，不要輕易動用降息的工具，要盡量減少貨幣政策調整對物價的影響。至于財政政策方面，保持原有基調。因此，借鑒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我國經濟政策旨在提高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增強經濟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執行中也不能排除根據經濟形勢的具體變化或針對新出現的某些問題進行必要的調整或微調。從總體上看，在經濟形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時，我國政府是非常注意保持宏觀調控基本政策的相對穩定性。我國政府基本遵循“政策規則”，適當采取“相機抉擇”，把一定的政策規則和相機抉擇相結合，較好地避免了相機抉擇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實際經濟周期研究的基礎是相當發達的市場經濟，認為政府不應干預市場經濟。我國的市場經濟還處在發展階段，距離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發揮作用的條件還較遠，市場反應迅速且調節有力的條件還未實現。而我國政府在某些情況下，如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或高失業率時，對經濟不做任何干預是不可能的，單靠市場調節會導致嚴重的通脹和高失業率狀況持續過長，將造成極大的政治、經濟風險。
（三）加強供給管理。維系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成本“三低”局面已經結束，既有的以需求管理為導向的宏觀調控方式難以實現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我國由于總需求管理措施直接影響國內消費需求的渠道并不通暢，宏觀調控政策往往是直接作用于投資，而不是通過影響國內消費需求來產生政策效應，所以居民消費需求始終沒有得到有效提升，無法改變“兩高一低”的結構性失衡。因此，政府應降低微觀主體對需求擴張政策的嚴重依賴，積極發揮供給政策的激勵，著眼于結構優化與可持續發展。時下的重點是：第一，調整結構應該從優化投資結構入手，進而帶動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調整。第二，推進價格和財稅改革，提供有利于結構調整的激勵機制。結構調整盡管需要政府的引導，但更重要的是依賴市場機制，特別是要素價格與財稅改革，因為只有資源、能源價格合理了，資源稅、環境稅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節能減排；只有勞動力、資金成本不再被壓低，才會激勵企業注重研發和技術創新；只有穩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才會使地方徹底改變只注重規模擴張與工業發展的狀況，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轉移。第三，打破壟斷，增加有效供給。當前經濟運行中，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供應短缺。因此，要徹底打破壟斷，加強競爭，淘汰落后產能，增加有效供給。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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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周期范文4
經濟學上通常把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定義為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歷史已經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驗證了這樣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經濟發展規律。我們在了解經濟周期性的特征后，應該樹立起理財的信心和長期投資的信念，在周期轉換時提前布局，在家庭理財中占盡先機。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當下，普通投資者普遍存在“一朝被‘基’傷，十年怕投資”的心理，擔心財會越理越少，相信現金為王、保本就好。這樣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們了解經濟周期的規律，知道目前這種狀況只是經濟循環周期里的一個階段，就能坦然面對衰退甚至蕭條，期待復蘇。我們大可不必為暫時的投資失利喪失理財的信心，通過這次危機，真正把理財培養成為一種習慣，繼續關注理財市場，積極尋找投資機會。
投資是場持久戰
作為普通投資者，我們雖然能猜到結果，泡沫總要破滅的抑或經濟總會好起來的，但很難準確地判斷經濟周期的拐點。堅持長期投資，是每個家庭在風險資產投資上最簡單也是最可靠的方法。而目前，我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種幫助我們堅持長期投資的理財方法就是基金定投(每月定期定額投資基金)，在目前相對低位開始進入，堅持等待下一個繁榮期。工商銀行提供超過200個基金定投產品，目前申購還能享受費率優惠。
提前布局占先機
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通常是反周期的，如果我們能把握好經濟周期規律，就能預先判斷宏觀經濟政策變化方向，主動出擊調整家庭資產配置。利率政策是宏觀經濟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之一，對普通投資者家庭資產理財有著最直接的影響。
一般來說，一個較低的利率水平能夠促進投資發展和經濟擴張。當利率較長時間地處于較低水平時，一些和經濟景氣高度關聯的投資品應成為家庭資產的主要配置方向，例如股票型基金、股票等，它們能讓我們分享到之后經濟繁榮帶來的收益。在經濟繁榮時期，政府為了收縮市場流動性，令經濟不至于過熱，往往會提高存貸利率。在預期升息周期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盡量選擇短期限的定期存款，也可以選擇提供分段計息的保險理財產品。當經濟由繁榮轉向衰退時，為刺激經濟發展，政府便會實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預期進入降息周期。這時候一方面我們可以適當配置較長期限的存款；另一方面，進一步的降息預期將給投資長債市場帶來較好的收益，作為普通投資者可以通過將主要資產配置在債券基金上，從而分享這部分收益。當降息預期減弱時，可以根據情況再調整各類資產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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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經濟周期 地區經濟周期 新疆 波動
一、經濟周期與地區經濟周期
在研究新疆經濟周期波動情況之前，有必要對所謂的經濟周期和地區經濟周期做一簡單說明。按照經濟學界已普遍接受的觀點，一般將經濟周期看作是“以商品經濟為主的國家總體經濟活動的一種波動，一個周期是由很多經濟活動的差不多同時擴張，繼之以普遍的衰退、收縮與復蘇所組成的。這種變化重復出現?！保f斯里?克萊爾?米歇爾）據此，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周期是一個總量問題，不是區域問題。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將經濟周期研究方法運用于地區經濟發展研究也正成為一個重點方向。這是因為，全國經濟總量由地區經濟構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由于要素稟賦差異，各地區會形成自身的特殊性，中央與地方之間、全國與區域之間既相互聯系又相互沖突的差異更加明顯。針對一個國家的、一般化的經濟周期理論，不能完全反映地區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有減緩的趨勢。因此，在全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快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地區性的經濟周期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地區經濟周期研究是對一個國家局部的、區域的、中觀層次的經濟周期波動進行研究，是研究全國總量下的局部分量問題。研究地區經濟周期波動必須首先認清以下事實：一是地區經濟周期波動離不開全國經濟周期的影響和聯系；二是地區經濟周期不能完全等同于全國經濟周期；三是國家政策一般是地區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是在全國經濟（周期）既定的前提下，驗證新疆經濟發展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動，并就新疆經濟周期波動的特點加以分析，希望對新疆經濟發展有所裨益。
二、經濟周期的劃分方法及新疆經濟周期劃分
實際經濟增長的周期過程并不都是完整的周期性重復，也不能將每一次上下波動理解為一個經濟周期。對具體經濟周期的劃分最常見的方法是 “波谷―波谷法”或“波峰―波峰法”，也可分為直觀判斷法、趨勢線劃分法和中位線劃分法等。本文主要運用以下兩種方法，對新疆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進行研究。
1、直觀判斷法。即根據時序數據曲線和經濟的周期規律，將一段時期內經濟增長率較低的幾個年份作為一些周期的起點或終點，增長率較高的幾個點作為周期的峰值。對于一些不大的起伏，往往根據經驗判斷為某個周期中的小波動。這種方法劃分經濟周期的準確性跟判斷者的經驗有直接的關系。本文根據習慣上經常采用的經濟環比增長率（這里即GDP年增長率）的變化情況，按照“波谷―波谷法”，可將新疆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九年間劃分為九個小波動（見圖1和表1）。
2、趨勢線劃分法。該方法在假定和承認經濟變量在發生波動的同時還存在著趨勢性變動，即經濟變量圍繞著一條趨勢線上下波動。當經濟變量的變動由谷底接近趨勢變動線時，處于周期的復蘇階段；由趨勢線到達峰頂的過程是周期的擴張階段；再由峰頂回歸趨勢線的過程是周期的收縮階段；由趨勢線回落谷底的過程是周期的蕭條階段。該種方法的關鍵是要確定趨勢線，采用不同的趨勢線會有不同的經濟周期劃分。本文根據新疆經濟的歷史趨勢值得出對新疆經濟周期進行劃分的趨勢線，從而對新疆經濟周期進行劃分（又稱趨勢百分比法）。
首先利用SPSS對新疆生產總值絕對量的實際值Y（按可比價格，以指數表示，1978年為基期）進行曲線回歸，結果為三次方曲線的決定系數Rsq最大，為0.9972，故選用三次方曲線進行擬合，得出29年間新疆生產總值的相應趨勢值Y?鄢；然后求出各年新疆生產總值絕對量的實際值與其歷史趨勢值的百分比y（具體數據見表2），計算公式為：
y表示各年新疆生產總值絕對量的實際值對其歷史趨勢值的上下偏離程度（見圖1，圖2），根據“波谷―波谷法”可以將這29年的新疆生產總值的波動分為4個大周期。其中1978―1982年為一個周期（該周期為不完全周期，沒有分析1978年以前的情況）；1983―1989年為一個周期，長度為7年（該階段的最大值-1.02雖然仍在歷史趨勢線以下，但根據判斷仍將該階段作為一個周期）；1990―2002年為一個周期，長度為13年；2003―2005年為一個周期（該周期也為不完全周期，其發展仍在繼續）。根據表1可以看出，其中兩個完全的大周期又包含幾個小的經濟波動，如，第二個周期包含了3個小波動，第三個周期中包含了4個小的經濟波動。
根據圖2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四個周期的劃分情況，同時能夠縱觀29年中，圍繞著歷史趨勢線 ，新疆生產總值絕對量水平的變動情況。在1978―1982年第一個周期(未完全周期)內新疆生產總值從1978年超過歷史趨勢值27.23%的高峰下降到1982年的歷史趨勢線以下的10.2%；1983―1989年第二個周期內，新疆生產總值絕對量水平一直處于歷史趨勢線以下，即使在1986年峰位（-1.02%）的時候，也未達到歷史趨勢線的水平，說明新疆生產總值在這一周期內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第三個周期（該周期包含4個小的經濟波動）中，1990―1991兩年為經濟的恢復階段，1992―1994年為經濟的擴張階段，并于1994年達到這輪周期的最高峰，1995年開始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歷史趨勢線附近，完成這輪經濟周期的收縮期，1999年下降到歷史趨勢線以下，進入衰退期，并于2002年達到谷底，隨后在下一個周期內，2003年新疆經濟圍繞歷史趨勢值開始上升，到2005年上升到歷史趨勢線以上，目前仍處于上升趨勢。
三、新疆經濟周期波動的特點
1、新疆經濟周期波動與全國經濟周期波動有較強的一致性。由圖2可以較直觀地看出新疆生產總值和全國生產總值各自圍繞歷史趨勢線上下波動的大致情況。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波動趨勢是大致相同的，即當全國生產總值的絕對值從高于（低于）歷史趨勢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歷史趨勢值的低位的過程中，正好也對應了新疆生產總值的絕對值從高于（低于）歷史趨勢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歷史趨勢值的低位（高位）的過程。進一步利用SPSS對新疆生產總值對其歷史趨勢值的偏離度與全國生產總值對歷史趨勢值的偏離度作簡單相關分析，得出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857，表明兩者顯著相關，也證明了地區（新疆）經濟周期是在全國經濟周期的大環境下形成的，受到全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和制約。
2、新疆經濟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國經濟周期。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新疆經濟周期波動與全國經濟周期波動具有較強的一致性，但同時根據圖2和SPSS的分析結果顯示，兩條曲線是不完全重合的，也并非完全相關。這表明地區經濟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國經濟周期，即新疆經濟的周期波動在受到全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和制約的同時也具有一些自身特點，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1）新疆經濟周期的谷位和峰位均有升高的趨勢。經濟周期波動的谷位（或稱深度，本文是指實際GDP偏離歷史趨勢值的深度）體現經濟收縮的力度。谷位越高，說明經濟收縮性越強，抗衰退能力越弱；反之，谷位越低，說明經濟收縮性越弱，抗衰退能力則越強。新疆經濟周期波動的谷位由1982年的-10.2%上升到1989年的-4.79%，再到2002年的-4.36%，上升趨勢明顯，說明新疆在經濟不景氣時期的經濟收縮性變弱，經濟的抗衰退能力增強。從圖2中可以看出，新疆經濟的收縮性要弱于全國經濟的收縮性，但抗衰退能力則強于全國經濟。經濟周期波動的峰位（或稱高度，本文是指實際GDP偏離歷史趨勢值得高度）體現經濟擴張的強度，峰位越高，說明經濟在經濟景氣時期的擴張能力越強，越具有活力；反之說明經濟在經濟景氣時期的擴張能力越弱，缺乏活力。新疆經濟周期波動的峰位1986年為-1.02%（位于歷史趨勢線以下），1994年上升到7.07%的水平，說明在改革開放后的兩個較完整的周期內，新疆經濟在經濟景氣時期的擴張能力是逐步增強的，第三個周期比第二個周期更具有活力。從整體上看，新疆經濟比全國經濟更具有活力。
整體上來看，新疆經濟周期的谷位和峰位的升高，說明新疆經濟擴張有力，活力增強，且經濟抵抗衰退的能力增強，表現出新疆經濟發展趨勢樂觀的一面。
（2）擴張期占總周期長度的比重（周期擴張長度比）有下降的趨勢，而收縮期占總周期長度的比重（周期收縮長度比）則有上升的趨勢。擴張期是指從波谷上升到波峰的時間跨度；收縮期是指從波峰下降到波谷的時間跨度。一般用周期擴張長度比反映經濟擴張的持續性，而用周期收縮長度比反映經濟的抗衰退能力。新疆經濟改革開放后的各周期中，周期擴張長度比有下降的趨勢，而收縮期長度比有升高的趨勢，說明新疆在改革開放后，每個周期中經濟擴張的持續性降低，擴張能力有減弱的趨勢，但經濟的抗衰退能力增強。
（3）經濟周期波動的振幅漸趨平穩。經濟周期波動的振幅（或稱幅度）體現經濟增長上下波動的劇烈程度。從圖2可以看出，新疆經濟周期波動的振幅要大于全國經濟周期波動振幅，但前者又具有自身特點，即新疆經濟圍繞歷史趨勢線上下波動的振幅在剛進入改革開放后，從一個高位急劇下落到一個較合理的水平后，從第二個周期開始至今，經濟周期波動的振幅變化不是很大，第二周期為8.42%，第三周期為11.43%，說明新疆經濟的周期波動趨緩，經濟震蕩相對變弱。
3、新疆經濟周期波動受國家政策影響。新疆經濟周期波動，除了受其自身的條件的影響較大外，國家政策也是地區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國家政策對新疆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在全國經濟整體規劃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新疆經濟發展戰略。在新疆經濟整體戰略規劃的指引下，新疆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三次飛躍，正面臨第四次飛躍?？v觀這四次飛躍，對新疆經濟的發展戰略的定位（尤其是前三次）都是圍繞農業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展開、圍繞其自然資源優勢逐步發展起來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以采掘和原材料加工工業為主的產業體系，屬于典型的自然資源過渡依賴型經濟。
資源開發帶來的經濟增長，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也是近年來新疆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但資源開發帶來的經濟增長本身也存在著一定的負面性。首先，自然資源過渡依賴型的經濟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在帶動經濟發展方面會起到比較明顯的效果，但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為特征的現代社會，資源性產業對地區經濟的持續帶動性差，受市場、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影響，產業發展相對不穩定，從而在新疆整體經濟波動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資源開發的產業鏈上，新疆基本處于最初級的上游，屬于資源的最初級加工，新疆大量原料資源外運，對下游產業依賴度高，投資大、回收慢，效益低下，加上新疆非常有限的運輸條件，一旦下游市場環境發生變化，定會波及上游產業，從而對經濟發展波動會產生較大程度的影響。
四、總結
通過上文對新疆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國經濟周期波動既定的前提下，新疆經濟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動性。新疆（地區）經濟周期波動性與全國經濟周期波動具有很強的一致性，但又并不完全重合，表現出新疆經濟的一些自身特點，如新疆經濟的收縮性弱于全國經濟的收縮性，但抗衰退能力卻強于全國經濟；新疆經濟比全國經濟表現出更多的活力，但分析顯示，新疆經濟的穩定性卻低于全國經濟。就經濟周期波動的特點可見，自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經濟在其自身發展方面是不斷進步和完善的，體現了良好的發展趨勢。但其在與全國經濟整體水平的比較中表現并不容樂觀，反映了新疆經濟還有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潛力。為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新疆經濟，新疆應結合自身資源情況，合理利用國家政策，如結合國家對新疆資源戰略的定位，可在大力發展工業生產的同時，鼓勵第三產業發展；改變新疆資源開發大多處于上游產業鏈上的狀態，加大資源深加工工業生產，大力發展資源生產下游產業。
（注：本論文獲“新疆大學世川良一”課題資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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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周期范文6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創造了一個用于評估中國GDP增長量的指標――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簡稱LKI），以國務院總理的名字命名。該指數源于總理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所喜歡參考的幾個重要指標：工業用電量增長、中長期信貸余額增長和鐵路貨運量增長?！督洕鷮W人》雜志2010年底正式推出LKI指數，受到國際機構普遍歡迎。LKI指數編制中，工業用電量、中長期信貸余額和鐵路貨運量權重分別為40%、35%和25%。
看圖表，LKI指數第一個底部是2005年底，而中國股市上證指數則于2005年6月見底，深圳綜合指數于2005年7月見底。深圳成分指數則較晚見底，正是2005年12月，由于深發展（目前已經改名平安銀行）的權重相當大，與LKI指數非常吻合。
LKI指數第二個底部是2008年底，中國股市則于2008年10月底11月初見底。時間上非常吻合。2012年第三季，LKI指數出現第三個底部。這一次，LKI指數領先中國股市見底。因為過去中國股市投資者整體素質較高，對于股市的分析具有前瞻性；但現在股市機構投資者唯PMI或者GDP數據馬首是瞻，作為投資前提，因此中國經濟成為中國股市的晴雨表，所以中國股市滯后中國經濟十分正常。
前兩次見底之后，LKI指數迅速回升，力度大，因此股市見底后回升速度及幅度以相當可觀；但這一次LKI指數見底后出現反復，當前機構投資者以經濟數據為投資依據，因此股市表現反復亦非常合理。前兩次底部出現之后名喚“強復蘇”，這一次底部之后卻是“弱復蘇”。原來崩潰亦可稱為“強崩潰”或者“弱崩潰”，蕭條則亦可分為“強蕭條”與“弱蕭條”。
這幾次底部周期，其實與基欽周期大致吻合。2008年底的底部由于政府的強力干預，底部略為提前；去年的底部則延期到達。平均起來，周期的長度相當合理。談及周期，10多年前我在本刊文章中多次討論過。
首先是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乃1862年法國醫生、經濟學家克里門特.朱格拉在《論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商業危機以及發生周期》一書中首次提出市場經濟存在平均10年的周期波動。這中等長度的經濟周期被后人稱為「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結婚、出生、死亡等統計時注意到經濟事物存有規則的波動現象。他指危機或恐慌并非獨立現象，而是社會經濟運動三階段中的一個，三階段是繁榮、危機與蕭條，其反復出現形成周期現象。他指周期波動是經濟自動發生的現象，與行為、儲蓄習慣及人們對可利用資本與信用的運用方式有直接聯系。
另外，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基欽（Joseph Kitchin）在1923年出版的《經濟因素中的周期與傾向》提出了一種40個月為一個循環的短周期理論。這種短波理論被稱為基欽周期（Kitchin Cycles）?；鶜J根據美國和英國1890-1922年的利率、物價、生產和就業等統計資料從廠商生產過多時就會形成存貨、從而減少生產的現象出發，在40個月中出現了有規則的上下波動發現了這種短周期。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種短周期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的一種方法，并用存貨投資的周期變動和創新的小起伏，特別是能很快生產出來的設備的變化來說明基欽周期。他認為3個基欽周期構成1個朱格拉周期。通常朱格拉周期稱為中周期，而基欽周期稱為短周期。
2005年以來，中國已經經歷了兩個基欽周期，目前已經進入第三個基欽周期。第三個基欽周期結束時間大約是2015年前后。野村證券經濟學家認為中國2015年爆發金融危機，大致與朱格拉周期底部有關。以上證指數為例，我們看看股市周期：
第一個基欽周期底部是1992年11月；
第二個基欽周期底部是1996年1月，間隔38個月；
第三個基欽周期底部是1999年2月，間隔37個月；
第四個基欽周期底部是2002年1月，間隔35個月；
第五個基欽周期底部是2005年6月，間隔41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