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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現代詩范文1
[關鍵詞] 保育思想;兒童;健康
中國古代有著獨具特色的兒童保育歷史。不僅有哲學、醫學等方面對兒童胎教和保育的理論論證，還從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中體現了對兒童應給予保護和關愛的慈幼觀念。
一、中國古代兒童保育思想
（一）關愛兒童成長的慈幼觀念
中國自原始社會就有重視、保護兒童的慈幼觀念。中國古代慈幼觀念產生并植根于中國古代的社會現實中。由于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農業社會，人力是國家征戰、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是最為重要的財富之一，兒童的誕生與成長預示著一國一家人力財富的增長，因此，從古至今，古人都有多子多福的認知，懷有子孫滿堂的愿望。兒童在長到一定年齡之后就能成為勞動力為一家出力。受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兒童肩負著今后延續家族香火的使命，父母將兒童視為自身和家族的延續。當然，慈幼觀念也與人類本能中對兒童想要呵護的情感有關。因此，無論從倫理層面還是經濟發展考慮，兒童在世人心目中都有著特殊的地位。自原始社會，就有兼養老與教育兒童之用的“庠”作為兒童的看護、受教場所。
古代兒童慈幼觀念的具體表現主要有：在哲學思想中，很早就有關于對幼童應憐惜關愛的觀點。孟子曾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笨隙松鐣腥伺c人之間應相互親愛、尊老慈幼的風氣。在國家管理中，有專門負責兒童事務的官員和政策。如史料中記載，在齊國國都中設有掌管兒童的官員，“敬老慈幼”還被寫入諸侯盟誓中。如《周禮》規定：“（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逼渲?，將慈幼作為大司徒工作的第一位。對兒童身體健養的重視還體現在宮廷教育中。如在王宮中設立專門的幼兒教養機構――孺子室?！抖Y記?內則》中記載，王室出生的幼兒不僅會有專門的教養人員為其服務，還會選擇資質優秀的人成為幼兒老師。其中有專門負責教育和保育工作的太師、太保和太傅，也有專門陪伴太子出入的少師、少傅和少保作為輔佐，從人員配備和養育制度上保證貴族兒童的健康。對普通兒童的健康，政府也同樣重視。如從立法上禁止父母殺死兒童，禁止教師對學生過度鞭笞。對家庭中子女較多者提供糧食和乳母，并通過免除徭役和贈予錢物等手段獎勵生育。歷朝歷代不僅有慈幼之舉，還逐漸出現了專門的慈幼機構。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特有的胎教和兒童保育思想，也體現了古人對兒童的重視。
（二）注重外象內感的胎教理論
早在奴隸社會，胎教就為人所重視。人們認為胎教對兒童的身體、品性、智慧、相貌等都會產生影響。因此，“古人為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謹其所感”。曾為太子教師的賈誼十分重視胎教作用，“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廟，以為后世戒”，認為胎教是為了“正本慎始”，從胎兒期就為兒童一生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古代有針對如何進行胎教的眾多論述，除了教育方面，也有從醫學、哲學角度進行論證的。其中西漢文學家劉向提出的“外象內感”說為古代胎教思想的代表性觀點，“外象內感”的觀點認為母親所接觸到的外界物象會直接被體內胎兒感應到，因此，“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古人對于胎教之法有諸多細節描述，在飲食禁忌、居住環境、身體養護、性情調理，甚至于著裝儀態都有論述。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等種種對孕婦的規定。醫學上，唐代醫學家孫思邈以胎兒“稟質未定”的生理發育狀態為依據，闡明了進行胎教的可能性，提出了孕婦飲食、行為的禁忌，并特別強調孕婦“調心神”、“和情性”、講衛生等建議，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隨著醫學的進一步發展，后世醫生也提出不少胎教之法，如孕婦要調精神、慎寒溫、禁飲酒等。古代胎教理論中有古人總結多年的生活經驗和醫學知識積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實用性。但古代胎教思想也有諸多不合理之處，需要我們從中篩選剔除。
（三）注重惜愛有度的保育態度
“古人為教，不但養其心，而又養其身”，保育作為學前教育的重要內容也為人所重視。唐代文學家元稹提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主張應重視兒童身體養護，以防止其受到傷害。為了使孩子長成健康的身體，人們對兒童保育的態度并非單單是悉心保護，也有惜愛有度、過愛反害的理智態度。在飲食穿衣方面，人們認為“嬰兒之病，傷于飽也”，過飽過暖，都有可能生病，因此民間有“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的說法，即養育兒童飲食穿衣應適中有節制?！肚Y》記載：“童子不衣裘裳?！痹t學家朱震亨告誡為母者對孩子不可富貴嬌養。金朝著名醫學家張從正認為“小兒初生之時，腸胃綿脆，易饑，易飽，易虛，易實，易寒，易熱”， 并據此將育子之理總結為“薄衣，淡食，少欲，寡怒”，還建議少對兒童用藥以增加抵抗力。對幼兒進行母乳喂養，適度添加輔食等兒童喂養方法也受到相當重視，在宮廷教育和家庭教育中都有慎選乳母的相關論述，朱震亨專門論述了乳汁對幼兒的影響，認為乳母身體狀況直接影響乳汁質量，進而影響幼兒健康，因此建議乳母應謹慎節制飲食。
（四）重視體育鍛煉的兒童保健觀
古人還很重視讓兒童進行身體鍛煉，如通過踢毽子、蕩秋千、登高等游戲使幼兒在玩樂的同時身體也得以強健。一些少數民族則重視用軍事體育來增強兒童體質。如金元時代，北方少數民族兒童被要求自小練習騎馬射箭，對此方面的訓練甚至多于讀書。除此之外，古人認為使幼兒形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有助于兒童健康。朱熹提出兒童應雞鳴即起，完成洗漱之后，還應“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凈、整齊”，在做好個人衛生的同時，對力所能及的清潔工作也應身體力行。
二、古代兒童保育思想的現代啟示
古代保育思想基于古代哲學、醫學等知識發展起來，其不嬌養兒童，對其惜愛有度，照顧兒童飲食穿衣適中節制，注重兒童身體和諧發展的思想，不僅具有科學的借鑒意義，也對當前家庭和幼兒園的保育和健康教育帶來價值選擇方面的思考，值得當前家庭和幼兒園進行借鑒。
（一）家庭保育應秉承惜愛有度的養護態度
作為孩子最重要的成長環境，家庭為兒童提供了自出生起維持其生命的一切條件。包括進食、排泄、睡眠等滿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悉心照顧，也包括在養育過程中的親子情感交流等。家庭對兒童的養育態度和教養方式決定了孩子是否能夠正常地生長發育，能否維持并促進其身心健康。古代保育思想中的“惜愛有度”“過愛反害”的觀點也正是現代家庭保育所應秉承的理智態度。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兒童的成長環境大多能夠滿足最基本的要求，物質條件的缺失已經不是兒童成長面臨的主要問題，無節制地為孩子提供過于豐富的物質條件反而成了常見現象。在現代家庭中，對孩子嬌生慣養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小公主”“小皇帝”現象也延續了多年。對孩子的種種溺愛，不僅沒有起到父母希望孩子健康成長的初衷，反而容易導致兒童養成不良的健康衛生習慣，最終危害兒童的身心健康。比如，縱容兒童不良的飲食習慣，導致孩子出現挑食、暴飲暴食、亂吃零食而對吃飯不感興趣，這種習慣可能會使兒童出現營養不良。對孩子身體過于保護，平時衣著飲食太過精致，導致兒童身體沒有機會接受和適應外界自然的環境刺激，使其身體適應能力和免疫力下降。
上述現象背后的原因，與家長對子女過于愛護的保育態度有關。大多數現代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物質條件提供給孩子，卻忽視了兒童自身具備的生長能力和環境適應能力，剝奪了其自然成長的機會。中國傳統保育觀念提倡對孩子應“惜愛有度”，因為“過愛反害”。在兒童日常起居、飲食、衣著照料中，孩子過飽、過暖都是對孩子健康不利的，不可對孩子嬌生慣養。家長應尊重孩子的生長能力和生長發育規律，給予兒童自然發展的機會，秉承古人“惜愛有度”的理智教養態度，讓兒童自主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提高其身體抵抗能力。對待兒童飲食、穿衣等日常照管不應過分精致，應在保證兒童健康的同時，以兒童健康需要為準。
（二）幼兒園應加強其保育工作的科學性和示范性
保育工作是幼兒園工作的重點之一。幼兒園保育工作的順利開展不僅需要高效的管理，還應有科學的理念進行指導。中國古代雖沒有普及專門的學前機構教育，但卻有詳細的宮廷兒童保育教養經驗，并針對普通民眾開設育嬰堂等公共兒童保育機構。中國古代宮廷教育中有專門的教育人員和保育人員陪伴兒童左右專門對其進行的教養，古代兒童保育中對兒童身心特點的關注，以及保育、教育工作的制度性和管理經驗對現代幼兒園有一定啟示。
首先，幼兒園應根據標準配備保教人員。古代宮廷教育中對教養人員配備數量和人員職責有著明確要求，不同人員各司其職做好兒童教育和保育工作，從而保證了保教工作的有序開展。在現實中，幼兒園師幼比例過大，專業人員配備不齊的情況一直是幼兒園管理中的重要問題。2013年，教育部出臺了《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文件，規范了幼兒園應按照服務類型、保教人員與幼兒的一定比例配備教職工。科學合理的保教人員配備是規范幼兒園辦園行為，滿足幼兒在園生活、游戲和學習的需要，確保幼兒接受基本的、有質量的學前教育的前提條件。無論是每日晨檢、幼兒膳食、班級衛生工作、幼兒體育鍛煉還是其他保育工作中，都應由專業人員負責。除此之外，保教工作相關人員還應從知識到理念全面提高自身業務水平，用科學的工作方法保證幼兒園保育工作的質量。
其次，建立科學合理的一日生活制度。無論是古代宮廷教育制度還是一些醫學家、教育家的保育思想中，都對兒童的生活制度有一定要求。例如，古人重視兒童的起居要有規律，日常生活注意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提倡通過游戲滿足兒童活動需要;提倡通過體育鍛煉來強健兒童體魄。幼兒一日生活的合理安排保證了兒童生活、學習、游戲、體育鍛煉等活動的有序進行，是科學規范開展保教活動的重要制度保證。幼兒一日生活中的各項活動應根據其活動特點進行合理的時間和順序安排。
再次，為家庭保育工作做指導。幼兒園擁有能夠指導家庭保育工作的高素質人力資源。從營養師、保健醫到教師，都能為家庭保育工作提供對策和建議。并且，為家庭保育工作做指導，通過家園合作共同促進兒童健康成長，也是保育工作得以長效實施的策略之一。具體說來，幼兒園可為家長提供包括季節性的兒童衣著、飲食和體育鍛煉等方面的家庭保育建議，以保證家庭與幼兒園保育工作的互補性。家園雙方還應幫助孩子形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政府應加強兒童保育工作的管理
我國自古就有關愛兒童的慈幼觀念，對兒童的關愛不僅發生在家庭中，在社會觀念和政府管理中也都體現著關愛兒童的價值導向。這其中，就有政府切實實施的各種政策。如通過立法保護兒童生命安全，制定各種福利政策關愛弱勢兒童，并興建專門的兒童福利機構使兒童有安居之所。當前我國的兒童保育工作，同樣是民政、衛生、教育等部門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政府應借鑒古代慈幼觀念，為兒童身體健康發展切實履行保育工作管理職能。
首先，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力度。“毒奶粉”事件的發生拷問了人們的道德底線，盲目追求經濟利益而拋棄道德準則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讓人們開始關注兒童的飲食安全?？茖W、合理的膳食是保障幼兒健康的重要因素。兒童日常食用的食品大部分是由市場供應?；诒Ｕ蟽和】怠⒖茖W、安全飲食的考慮，整個社會應形成有效的兒童食品安全管理機制，加強從原材料生產到成品加工等各個食品生產流程的食品衛生管理，致力于為兒童提供健康的膳食。這不僅需要政府通過立法、檢測和制定食品衛生標準等措施加強職能管理，也需要整個社會提高對食品生產安全的重視程度。
其次，啟動兒童體質保健工程。兒童體質關乎民族未來，古代保教思想重視通過游戲與體育鍛煉等手段強健兒童體質。在政府倡導的全民保健中，也應高度重視兒童保健工作。這其中，不僅包括合理膳食、醫學領域的疾病防治，更重要的是增強兒童身體素質。身體素質的增強離不開合理的體育鍛煉。政府應為兒童進行體育鍛煉提供場所和設備。不僅應開辟適合兒童游戲和體育活動場所，如公園或公共兒童游戲場等，還應專為兒童增建游戲和體育鍛煉設施，使兒童與成人都有適合自己的體育鍛煉場所和設備。除此之外，針對當前家長由于某些培訓學校的宣傳，將孩子送去參加一些不利于其身體發展的培訓班的現象，政府還應宣傳科學的兒童體育鍛煉理念，引導兒童科學地進行體育鍛煉。
參考文獻
[1]廖其發.中國幼兒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兒童現代詩范文2
一
楊映川的兒童文學寫作游走在傳統侗鄉倫理和現代文化兩端，細細揣摩鄉土文明對于侗鄉孩子身心情感的濡染，塑造出鄉土倫理浸潤中富有個性的、生機勃勃的少年形象?！渡倌陰煾怠分?，鄉土少年玉樟的成長體現出侗鄉鄉野的自由任性，又暗含著侗鄉傳統價值體系的深厚影響。由此在某種程度上，玉樟的成長具有強烈的象征意味——富有創造性的人必定是從傳統中來的，然而卻時常是那種能夠打破常規、不走尋常路、頗有個性的人。玉樟的成長和他對傳統技藝的認知都經歷了一個頗為曲折的過程。文本一開始敘述了玉樟很會玩陀螺，打敗丹霞鄉無敵手，成了鄉里的陀螺王。這些敘述一方面刻畫了玉樟的聰明和悟性，另一方面又體現了他少年天性中的淘氣、貪玩、好勝和虛榮。這個時候，阿媽的見識讓阿爸及時調整了對于玉樟的培養方向，向著真正有利于人品、技藝和生存能力的方向發展。當父子二人在磨刀功夫訓練時產生矛盾，阿媽又從玉樟性格特點的角度，讓阿爸給孩子自己體悟的時間和空間。由此針對聰明、有靈氣、有創造力但是卻不愿過多受訓誡的玉樟，阿爸調整了對他進行木匠技藝訓練的方式，讓玉樟有更多的自由，自己體悟、創新和想象，由此玉樟的少年心性和才華得以最大程度地釋放。玉樟自己琢磨著練成飛斧鑿木眼，把斧頭玩得像多出了一只手，他在游戲精神中體驗到一種非常純粹的樂趣。玉樟做木工活兒主要是用心思，善于琢磨事情。同樣的木工活，在他眼里就能看出不一樣的門道。玉樟小小年紀就能獨立造屋，能夠打造各類微縮小家具，最后秉承傳統侗族工藝，帶領鄉人重新修建了風雨橋。少年玉樟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成長為一個出色的木匠。在清新的鄉野氣息和豐厚的人倫風情中，少年玉樟從懵懂小男孩漸漸成長為一個擁有高超技藝的木匠大師。文本塑造了一個自信、樂觀、要強和獨立的少年形象，敘述了一個具有強烈地域文化特色的少年傳奇?！肚进B飛》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常見的環保題材，然而這種類型的題材對于侗鄉的山林和少年來說，又具備了某種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本源性。因為對于山野少年來說，自然、生命和成長是一體的。少年包森林生活在一個殷實和睦的鄉村家庭里，有當村支書的有領導魄力的阿爸，賢惠的阿媽，德高望重的老獵手阿公，最為重要的是：在鄉村經濟發生轉型的時候，一家人即使經營商業性質的農家樂旅店，也一直堅持生態保護。他們一家愛山護鳥，堅決不提供鳥肉、鳥湯作為農家樂的菜品，以最樸素和實在的方式保護著自己身邊的自然生命。在這樣的家庭中，少年包森林從小耳濡目染，對自己生活的鄉野有著深厚的感情。少年包森林因為純粹的對于自然和生命的熱愛，天然地對于外鄉人的貪欲、殺戮和功利主義保持著警惕，這些讓他成為一個能夠傾聽鳥鳴、守護鳥類和自然的少年衛士。在阿公的言傳身教中，他精通數百種鳥語，能夠吹出不同的鳥鳴聲；他在山野中學鳥叫聲，能夠和鳥兒互相聊天兒；他和阿公守護著大風洞后面的天堂灘，在那里欣賞百鳥爭鳴的景象，做一個身心融入大自然的傾聽者、觀賞者和保護者。正是因為這種對于自然和生命的真正尊敬和愛，他對被網殺的鳥兒們飽含同情，對集中虐殺鳥兒的們極其憤怒，才會勇敢地錄下那些虐殺鳥類者的罪惡行徑……這是一個善良勇敢的鄉村少年和饕餮欲望的外鄉人之間的較量，也是鄉土的淳樸美好與現代商業的貪婪丑惡之間的較量……在少年包森林和舒教授的帶動下，鄉村社會也漸漸內省到大自然和自然生靈對于鄉土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有了環境保護意識。于是在銀蘭村的當下和未來，有了更多的環境保護者，也有著更多清脆的鳥鳴聲。
二
當下的時代情境在楊映川的兒童小說中也有著細膩傳神的刻畫。作者還原現實鄉土生活中的具體生活情境和場景，對于鄉土與現代社會嬗變有著及物的觀察和體悟，塑造了不同類型的少年人物?！肚进B飛》中，包百麗是通過讀書走出大山的農家女孩，她聰明好學，成為家族和鄉里的驕傲。作為銀蘭村走出來的大學生，包百麗在城市生活中也如魚得水。然而，城市生活卻讓她日漸疏離了鄉村生活的質樸與純粹，沾染了現代功利主義，甚至于和自己的善良本心漸行漸遠。她帶著富商客戶來到銀蘭村之后，所作所為違背了自己曾經柔軟善良的本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也成了殺害鳥類的幫兇。同樣，少年余鵬程也是山鄉常見的普通少年形象。他不愛學習，算不上好學生。他愛趕時髦，喜歡好東西，希望能夠掙到更多的錢……對于這樣的鄉村少年，文本敘述了他的愛臭美、好算計和隨波逐流，但是也恰如其分地描寫了他目睹鳥兒被虐殺之后的不安與愧疚。包百麗和余鵬程是鄉村社會常見的女孩和男孩形象，他們無論是否走出了鄉土，都帶著鄉土和時代清晰的印痕，他們的所作所為帶著異常的真實性，投射到整體性的時代生活情境中，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閱讀的移情作用，反觀自我，從而內省作為個體的人對于自身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的選擇?！渡倌陰煾怠吩趯鹘y技藝大師的童年鏡像摹寫中，作者非常形象地刻畫了和玉樟一起成長的鄉土社會中平凡的少年男女。他們平凡普通，但卻樸實真誠，作為少年主人公的同伴們出現，和玉樟一起建構起屬于他們自己的快樂的少年時代。文本中塑造了和玉樟性格互補的楊盛年，他沒有玉樟的聰明巧思，甚至有些懦弱膽小，但是卻憨厚老實，做事踏實細致，像一個兄長般呵護著玉樟。比如小說詳細描寫了楊盛年在家里燒雞的場景，其中諸多細節令人動容。盛年將所有好吃的都給了家人和專門過來等著吃雞肉的玉樟，而自己只吃了一碗蒸南瓜。在貧窮的年代，對待食物的態度最能反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盛年這種寬厚的品質讓少年情誼顯示出金子般的特質。文本敘述玉樟終于可以掙錢了，他用自己掙的錢，買了四只雞，請盛年一起大快朵頤。即便在這種時候，盛年還是勸玉樟要勤儉，將掙來的錢攢起來，不要亂花。盛年在建屋時摔斷了腰，腰好了之后，又遭遇失戀……他遭遇了種種重大的人生打擊，卻很少怨天尤人。在親人和朋友們103的幫助下，這個善良的少年堅韌地默默忍受，最終都挺了過來。盛年雖然沒有玉樟那么耀眼炫目，卻以自己的良善和寬厚在鄉野的土地上茁壯成長。和玉樟一起長大的女孩龍杜鵑則顯示出侗鄉少女聰敏、潑辣和率性的一面，她和玉樟之間少不更事的矛盾沖突，帶著原汁原味的山野特色。比如為了讓玉樟不再喊自己“絲瓜須”，杜鵑在河邊壓住玉樟的衣服，不讓光著身子的玉樟從水里出來的童年趣事。成長過程中，兩個人的言辭一直帶著火藥味。玉樟只要惹得杜鵑生氣就很開心的“古怪心理”，而龍杜鵑對于玉樟時時惱火，又時時在意的矛盾心理……文本對于這對小兒女兩小無猜的總角之情，有著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描寫，讀來令人解頤。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敘述和刻畫，恰恰從質樸的倫理層面勾勒出鄉土少男少女獨特的精神情感世界。
三
兒童現代詩范文3
一、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的具體發生時間的辨析
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具體發生時期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爭論了。在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兒童文學”?存在著什么樣的“兒童文學”?針對這些問題，不同的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其中，以蔣風、王泉根、方衛平、張之偉、譚元亨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兒童文學了。蔣風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的緒論當中這樣寫道:“歷代兒童常常把豐富多彩的人民口頭創作和古代文人文學中的優秀篇章攫為自己的寶貴精神財富，以滿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這就使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與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學保持著傳統的血緣關系?！保?］1蔣風先生所指的優秀文學中，除了《西游記》《水滸傳》等文人文學外，他還特別提到民間文學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巨大影響:“我國古代的民間童話和民間故事，從來就主要生活在孩子們中間，滋養并豐富了過去時代的兒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的一宗極其豐富的遺產?！保?］2王泉根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中國兒童文學概論》等論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觀點:“由此觀察中國兒童文學，中國古代有童謠、童話的存在，自然有兒童文學的存在?！保?］13“如是我們說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資源源遠流長，這顯然是指千百年來民間流傳的口頭兒童文學?！保?］14張之偉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中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客觀存在的兒童文學”［3］。這種提法與方衛平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古代兒童文學的提法不謀而合。但是，方衛平也指出，中國古代兒童文學具有非自覺性。“除了符合傳統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們基本上都不是專門為兒童所創作的自覺的兒童文學作品?！保?］縱觀這幾位學者的觀點，不難做出如下的概述: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民間文學、中某些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以及兒童之間傳唱的童謠等可以看作是兒童文學，但是古代并沒有出現專門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也就是自覺的兒童文學，真正自覺的兒童文學要到“五四”時期才出現。吳其南在《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一書中使用類似的稱法，即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非自覺的兒童文學”。他指出:“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冠禮的記載值得關注。而真正將兒童作為一個共同體來想象其特點的是一批美學家，如老子、李贄等。因此，現代社會以前是有童年觀念的，古人也意識到了兒童與成人的不同，只不過他們的注意點多在生物學層次上，而現代的學者關注的則是文化層面。而兒童文學的產生與近代以來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學校的建立推動了兒童文學讀者群的生成。學校創造一個兒童的文化群體，為兒童提供了一個特殊、介于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空間，創造了一種兒童自己的、又有別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層為兒童文學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據。更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暢通了兒童自身的接受能力這個制約兒童文學建立和走向自覺的瓶頸。”［5］
在“兒童文學是古已有之”這一陣營中，譚元亨的觀點顯得與眾不同。他在《中國兒童文學———天賦身份的背離》一書中將孫悟空、哪吒等神話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歸為“兒童形象”。并且認為，“《西游記》在很大成分上，是給兒童們寫的，而且，可以被視作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雛形”［6］。以朱自強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甚至連“中國兒童文學”這個名詞都不存在。這一觀點最先在他的《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提出:“從有人類的那天起便有兒童，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兒童卻并不能作為‘兒童’而存在。兒童作為兒童被發現，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才完成的劃時代創舉。沒有現代社會對‘人’的發現，就不會有‘兒童’的發現，而沒有‘兒童’的發現作為前提，為兒童的兒童文學是不可能產生的。”［7］3而關于民間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的關系，朱自強則表示:“民間文學要成為兒童文學，一定要經過現代轉化。”［7］4在《“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強運用福柯的知識考古方法和布爾迪厄的“文學場”的概念，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進行知識考古。［8］因此，他認為不能采取對細部進行孤證的做法，認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兒童文學”這一重大的事件的發生?！敖嫷谋举|論”是朱自強針對兒童文學界出現的“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強看來，杜傳坤是建構主義的代表。杜傳坤在《現代性中的“兒童話語”———從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談起》一文中表示:“現代兒童文學起源的‘元研究’的意義并不在于具體是哪一個時期，而是為什么是這個時期。兒童文學的真實起源來自于成人對兒童的想象?，F代兒童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就是兒童被‘他者化’的過程。”［9］在這里，杜傳坤顯然受到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兒童是通過“顛倒”而被發現的風景。不可否認，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成人為隱含的兒童讀者所構建的一個“烏托邦世界”(尤其在狹義的兒童文學中)，是成人想象出來供他們閱讀或欣賞或受益的東西。但我們應該同時注意到，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動的接受。相反，他們正在積極抵抗這些理想化的過程。路易絲·喬伊在2019年出版的專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筆者譯:《文學的兒童:批判的讀者與理想化藝術》)中，分析了“兒童讀者從事的實際的批評活動的本質，強調兒童對文本起何種作用”［10］。通過細讀一系列“黃金時代”為兒童創作的兒童小說，證明了兒童批評是如何在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過程。也許，這本書提供的全新視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糾正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偏頗，從而使我們更加理性地看待“兒童文學的發生”這一問題。
而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大多數的學者都持“五四說”的觀點。但也有少數學者持“晚清說”的觀點。張建青論文《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運用譯介學的方法，從晚清的兒童文學翻譯入手，對不同譯文以及茅盾、葉圣陶、孫毓修的童話作比較分析，從而得出“中國的兒童文學逐漸誕生于晚清，標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現的《無貓國》，它標志著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11］。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孫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一文中對清末民初兒童文學活動史料的梳理和整理，發現“清末民初時兒童文學活動的創作思想日趨成熟、兒童文學創作實踐豐富多彩、兒童文學活動的積極影響不斷顯現，因此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活動，是具有民族性、現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國兒童文學真正呱呱墜地的誕生期”［12］。
二、對這一時期具體文學實績進行研究
對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史料的整理從未停止過。1982年胡從經編纂的《晚清兒童鉤沉》是中國大陸較早關于晚清時期兒童文學史實的著作。隨后，蔣風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王泉根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張之偉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等一系列現代兒童文學史著眼于“五四”到前的兒童文學史實的梳理。對于這一時期兒童文學也以正面評價為主，肯定了“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撥，把“五四”時期作為兒童文學史上的重要節點。但這些著作對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從兒童文學觀、域外翻譯的兒童文學和原創文學三個角度來論述，缺少對史料更深入探究。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逐漸從各個角度審視晚清至“五四”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試圖探究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歷史、社會和民族國家等之間復雜的關系。談鳳霞教授在論文《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審美困境》中，從“審美”的角度，對1903－1927年間的兒童文字進行評價。在肯定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成就的基礎上，同時指出了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矯枉過正。作者選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輻射的面卻非常廣。通過研究發生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性，我們可以關照到整個現代甚至當代兒童文學的審美面貌。［13］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另辟溪徑，從“圖像”這個在兒童文學中習以為常但卻又最容易為人忽視的文體入手，考察圖像由敘事的點綴到直接參與敘事的演變，從而折射出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復雜性。圖像在晚清時期給兒童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在民國初年成為啟蒙的利器，并出現了完全以圖像為主導的《兒童教育畫》，到了“五四”時期，“圖畫故事”作為一種新文體正式出現。圖像對葉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兒童文學作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是現代兒童文學誕生重要的推動力量。［14］
兒童文學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直伴隨著中國兒童文學的各個階段，尤其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階段。吳翔宇的論文《想象中國:五四兒童文學的局限與張力》從“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入手，發現了“五四”兒童文學無法回避成人———兒童的張力關系。在“五四”時期的許多兒童文學作品中，都無法回避地出現成人的聲音。在成人和兒童的身上同樣都存在著自然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霸趦和膶W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無論是過分強調政治之于兒童文學的訓諭和教化功能，還是將兒童文學超脫于政治之外，都是對兩者之間深度關聯的片面理解。”［15］
從兒童文學內部探討兒童與民族國家的命題是另外一個趨勢。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和魯迅在兒童文學方面的貢獻不可小覷。對周作人的研究，學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兒童本位”理論以及他將民俗學、人類學與兒童文學交叉在一起的跨學科方法上。而對魯迅的研究，則更多集中在他對愛羅先珂童話的翻譯上面。談鳳霞教授的論文《魯迅與愛羅先珂的童話》一文中闡述了魯迅選擇譯介愛羅先珂童話的標準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兒童健康成長，并從長遠來看能有利于改良社會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潑、積極的生活情趣和雋永的藝術魅力，能吸引小讀者。論文的著眼點仍在啟蒙與斗爭的主題之中。［16］美國學者安德魯·瓊斯的《發展的童話:魯迅、愛羅先珂和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一文則揭示了魯迅對于啟蒙這一命題十分曖昧的看法。魯迅和愛羅先珂一樣持續關注著進化論及其帶來的發展渴求，但也時刻懷疑這種發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魯認為《狹的籠》是一個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識分子的發展主體為啟蒙價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謝曉虹的論文《五四的童話觀念和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從讀者對象的角度介入來重審“五四”時期的童話。她提出了很有趣的問題:童話在“五四”時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說的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時期當童話被視為“專為兒童所用的文學”時，一個嶄新的讀者群———擁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構建出來。具體到魯迅1926—1927年所翻譯的《小約翰》，進一步闡述了魯迅所看重的童話作品中的“社會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無邪”，而是必須擁有“成人”與“兒童”的雙重視點。因此，魯迅所翻譯的童話，是獻給他們的———那些徘徊在“成人”與“兒童”世界之間，擁有雙重視點的痛苦的覺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學者佩里·諾德曼在《隱藏的成人:定義的兒童文學》中曾說:“我推定敘述者(指兒童文學文本的敘述者)是一個成年人，這些文本往往提供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兒童式的，一種是成人式的。”［18］其實在魯迅翻譯的童話也存在著這種雙重視點，因此才會邀請同樣具有“雙重視點”的讀者進入文本。在余話中，謝曉虹希望借此豐富現時對“五四兒童”、國族想象等課題之探討。李瑋的論文《在東西之間發明兒童———論民族政治與魯迅的兒童觀》一文打破了前者啟蒙語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語境下探討了魯迅的兒童觀。她提出也許并非是魯迅“發現”了作為“人”的存在的兒童，而是魯迅通過“發明”兒童來實現他特定的文化目的?！皟和笔囚斞笇崿F民族解放的一個工具。在謝曉紅“雙重論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其翻譯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與兒童之間，而是存在于殖民語境下魯迅所建構的東/西、新/舊的中國秩序之間。在東西結構中，在新舊轉換之間，“兒童”被賦予分裂傳統文化秩序的特質———“童心”或“童話”?！巴摹被颉巴挕睖贤硪粋€“成人世界”。［19］
還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研究的重點是某一份刊物、某一個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產生的影響。宋莉華的論文《從晚清到“五四”:傳教士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指出傳教士在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活動。在翻譯福音小說方面，傳教士將其改編為兒童讀物，前期的目的在于傳播宗教教義，后期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啟蒙色彩;在寓言方面，傳教士將寓言進行改編，使其更加適合兒童閱讀，寓言正式成為了兒童文學的一種文體;在童話方面，傳教士用白話文譯介了大量經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未來的發生方向。［20］美國學者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一書專門為兒童文學單列一章，重點論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學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把純兒歌從傳統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統文學中分離出來，把它歸入一個專門的民間文學體裁，并肯定它在民間文學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開拓性的作用。［21］陳恩黎的論文《顛覆還是綿延———再論〈小孩月報〉與中國兒童文化的現代啟蒙之路》，通過對《小孩月報》的再考察，發現了《小孩月報》所開啟的“啟蒙之路”并沒有完成一種對傳統中國文化形成挑戰、顛覆和互補的橫向文化移植，而是變異為在現代化名義下繼續綿延的縱向繁殖，進一步加大了傳統中國對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規范、塑造與利用的文化慣性。［22］李艷利的論文《〈蒙學報〉與晚清兒童文學的覺醒》以《蒙學報》為中心考察了其下設欄目在中國兒童文學自覺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麗娜的論文《〈婦女雜志〉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與之結構類似。通過對《婦女雜志》下設欄目《兒童領地》和《玩具俱樂部》發表文章的整理，作者發現《婦女雜志》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尤其是其階段的重大貢獻。它在“兒童的發現”、兒童文學的創作、譯介和本土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24］
近年來，研究者逐漸關注到了兒童報刊圖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一文，陳平原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中的‘兒童的發現’”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名為《轉型期中國的“兒童相”———以〈啟蒙畫報〉為中心》，以1902—1904年間存在北京《啟蒙畫報》為中心，探討轉型時期的“兒童相”?！耙詧D像為中心，兼及相關文字，對比‘婦女相’和‘兒童相’，解讀《小英雄歌》等歌謠的精神意蘊，探究教科書中的插圖，進而關注‘游戲’怎樣成為兒童教育的重要內涵、‘知識’可否變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對于《啟蒙畫報》的利弊得失?！保?7］73－90梅家玲的論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從蒙學報刊與新式小學教育的引進講起，進而講到兩份報刊中的知識結構，包括文學、歷史、算術和地理等多門學科，最后談到了新知識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報刊童蒙教育的開拓與局限。［17］35－72可以看出，這兩篇論文中真正涉及文學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術史、報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時期“何謂兒童，如何啟蒙”。
在晚清至“五四”時期有許多人物都對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做出了貢獻。王蕾的《安徒生童話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按照專題研究的方式說明了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觀念生成、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兒童文學的創作實踐等方面對中國的影響。［25］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新時期以來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發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話語資源，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語境下梳理兒童文學發生期的文學實績，考察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現實社會、文化、歷史的復雜關系。
中國兒童文學到底起源于何時?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兒童文學?這些問題至今仍是學界的熱門話題。針對以上這些議題，筆者認為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兒童?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存在于自然和社會兩個維度上。存在于自然維度上的兒童，從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時期;而在社會維度上的兒童，不同的歷史時期則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即使在同一個時代，不同階級和社會背景的人看待兒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統思想是壓抑兒童天性的，那些所謂的蒙學讀物是不能夠算作兒童文學的，但是在民間，有許多故事和歌謠仍然是受到兒童喜愛的。所以，關于“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的爭論點在于雙方對于“兒童文學”的定義有所不同。持“古代說”觀點的學者是從兒童接受的角度來定義兒童文學的。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某些作品為兒童所喜愛，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兒童文學。而朱自強認為，“兒童文學”應當是一種觀念，只有得到成人認可，尤其是官方認可的兒童文學才是真正的兒童文學。但“兒童文學”究竟應當如何定義，學界至今也沒有準確的定論。在看待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更應該關注作品誕生的條件，包括社會、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作為研究者，更應該考察兒童文學作品在每一個具體歷史環境中如何為讀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樣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讀者，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又是怎樣反過來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現出從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轉變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隱含的復雜內涵，從而糾正了人們之前的許多誤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進一步探究。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對待史料要有著自己的價值立場，才能發現歷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將史料的研究變成單純的考據，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價值。
兒童現代詩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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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擁有燦爛的歷史和文化，其中不乏類型眾多的兒童歷史文獻資源。隨著全世界互聯網開放獲取運動的蓬勃發展，我國古代兒童歷史文獻資源中一些原本僅用于古代文獻收藏的，同時也是難以獲得的珍貴歷史文獻得以重見天日，可以為我們今天的兒童教育、兒童研究、兒童學習、兒童生活和兒童娛樂提供重要的歷史參考文獻資料。因此，了解和研究開放獲取環境中的我國古代兒童歷史文獻資源，并且免費全文地獲取這些飽經歷史滄桑的珍貴兒童歷史文獻資源，在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一、古代兒童圖書資源
（一）清代兒童圖書資源
《孺子歌圖》是清代光緒26年（公元1900年）由北京匯文書院的美國人艾薩克?何德蘭收集并撰輯的中國童謠圖書。該書1900年出版于紐約，由美國紐約藜威勒公司印發。全書157頁，圖文并茂，采用中英文對照，配有眾多有關中國兒童及中國兒童家庭的珍貴攝影照片，封面上有32個中國兒童在玩耍嬉戲。我國最早的照片出現在1844年，到了1856年，中國宮廷及地方官員照相已經成為上層社會的時尚。因此，1900年出版的《孺子歌圖》中的這些照片，是照相技術已經普及到民間的證明。該書的開放獲取電子版圖書采用了國際通用的PDF格式，源自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的文獻收藏。
（二）明代兒童圖書資源
《幼學瓊林》是中國古代兒童的啟蒙讀物圖書，編著者為明代末期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該書本名原為《幼學須知》，清代人鄒圣脈作了增補，改名為《幼學瓊林》，也叫《幼學故事瓊林》。該書共4卷，收錄的內容相當廣泛，共分為28類。其中社會科學類有政治類的武職、科第，司法宗教類的訟獄、釋道、鬼神，經濟類的貧富，親朋好友類的夫婦、兄弟、祖孫、父子、叔侄、外戚、師生、朋友、賓主，風俗類的婚姻、老幼、壽誕；自然科學類有天文、地輿、時序、技藝、身體、飲食、衣飾、人事器用、珍寶、疾病死喪制作、鳥獸、花木。該書屬于讀《增廣》會說話，讀《幼學》走天下之稱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宋代兒童繪畫資源
（一）《冬日戲嬰圖》
該圖為北宋末年汴梁人蘇漢臣所作。該作品現藏于臺北的故宮博物院。畫中一只毛絨絨可愛的小花貓，正讓一對小姐弟玩得不亦樂乎，小花貓則歡快地跳躍奔跑于其間。庭院里的梅花和山茶正開得五彩繽紛，小姐姐手里拿著漂亮的彩旗，弟弟則拿著用紅線綁著的孔雀羽毛，他們似乎正在比賽看誰的東西更能吸引小花貓的注意。如此一來，可讓小花貓傷透了腦筋，一時竟不知該選誰的才好。縱觀全畫的鋪陳，無論是山石皴法，兒童口、眼與手，皆表現的活靈活現，無一不入神似。該畫生動地表現了兒童生活的情形，手法很細膩，形象寫實，色彩明快。
（二）《秋庭戲嬰圖》
該圖也是北宋末年汴梁人蘇漢臣所作。該作品為畫軸，絹本，設色。縱向長197.5厘米，橫向寬108.7厘米，現藏于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在本幅畫湖石花叢下的庭院中，兩個孩子――身穿白衣、腰系紅帶的小姐姐和身穿紅衫的小弟弟，正圍站在一個空心圓凳旁，聚精會神地在玩著推棗磨的游戲。小男孩正在用手撥弄著棗磨，小姐姐則在一旁悉心地照顧著，唯恐弟弟不小心把棗磨弄翻了。在兩個玩耍孩子的周圍，那些簇擁盛開著的芙蓉花與雛菊，則點明了畫作所表現的秋天節令。全畫的描寫非常細膩和寫實，體現了小姐弟倆親密無間的美好感情。
（三）《浴嬰圖》
該圖是宋代佚名畫家作品的一幅扇面浴嬰圖，為團扇，絹本，設色。該作品縱向長35.8厘米，橫向寬35.9厘米。此圖展示了古人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場景――為嬰兒洗澡。畫面上有3名婦女和4名兒童，其中一名兒童正坐在浴盆中洗浴，母親在給他洗頭。另一名兒童在用雙手扶著浴盆等待洗浴的同時，正在看另一名兒童脫衣。第4名兒童此時則正抱著母親在撒嬌。整個畫面設色淡雅明快，氣氛溫馨和諧，表現出了婦女的溫情慈祥和嬰兒的天真無邪，無不充滿了濃郁的母子親情和現實意義。此作品現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其圖像資源可提供開放獲取。
（四）《纏枝花卉童子紋綾》
該圖反映的是1973年在湖南衡陽何家皂山北宋墓出土的北宋時期金黃色纏枝花卉童子紋綾，長43厘米，寬40厘米，存在于服裝殘片上，質地為綾類絲織品。殘片花紋為蓮蓬、牡丹等，其間有攀枝童子，并以纏枝相連。孩童在纏枝牡丹和蓮花中嬉戲玩耍，拙態可掬、生動形象。整個作品的圖案布局協調、線條流暢。從出土墓葬的規格判斷，墓主人應是宋代的一般士人。墓中出土了大小衣物及服飾殘片200余件，
質地以綾羅居多。該作品現在湖南省博物館收藏，其圖像資源可提供開放獲取。
（五）《村童鬧學圖》
這是后人臨摹宋代人畫作作品的一系列繪畫作品，有多幅主題內容類似的不同畫作。如教室內有4個孩童和14個孩童的《村童鬧學圖》，也有教室內外共有8個孩童和16個孩童的《村童鬧學圖》。畫作的主題都是描繪一群在村校讀書的孩童，在炎炎夏日中，他們耐不住靜靜地坐著聽課，乘老師打瞌睡之際，便四處嬉戲、搗蛋、玩雜耍、裝鬼臉、給老師畫像、玩蒙眼游戲、戲弄老師、孩童追打等，把書室弄得翻天覆地。
（六）《古代畫家的兒童畫選集》
由于我國古代兒童題材的繪畫作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兒童人物形象生動活潑自然，所以，雅俗共賞的兒童繪畫和形式多變的兒童繪畫圖案，互為補充、互相襯托，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我國古代兒童題材繪畫體系。該古代畫家兒童畫選集，共收錄了宋代的兒童題材繪畫作品38幅，其中部分繪畫作品的圖像資源可以提供開放獲取。
三、唐代兒童繪畫資源
在湖南長沙唐代銅官窯遺址出土的褐綠彩童子持蓮紋青釉執壺上，出現了以兒童形象在陶瓷上裝飾的繪畫作品。在該壺的八角形流下，繪畫有一名男嬰。在他的身體上系著一件紅色的肚兜。他肩扛荷花蓮杖，手挽飄帶，彩帶在臂間飄舞。該作品因為男嬰的兩眼望向前方，下巴微微揚起，既具有“太子”的一股傲氣，又不乏孩童那一副天真爛漫的神氣。由于很像托塔天王之子哪吒，故又名蓮花太子圖。在陶瓷裝飾中以表現兒童嬉戲和玩耍的畫面又稱嬰戲紋，自唐代出現以來發展迅速，直到明清時代，并且多數用于瓶、罐、盤、碗等器物上的裝飾。
四、三國時代兒童繪畫資源
三國時期甌窯百戲谷倉罐上的嬰戲圖，是出現在1985年于浙江溫州瑞安塘下場橋龍翔寺三國墓出土的甌窯一尊百戲谷倉罐上的嬰孩堆塑造型，這是目前國內發現的青瓷上最早的兒童嬰戲傳世作品。此罐通高30厘米，口徑13.2厘米，腹徑17厘米，底徑16.5厘米。該罐采用平唇、扁型的鼓口，直筒型的罐腹，以及平底的造型。罐體施以黃綠色的玻璃釉料，釉面開有細碎的冰裂紋。在罐口的四周，對稱分布有4只敞開口的小罐。在該罐的肩部和腹部，堆塑有33尊正在玩雜耍和舞樂的人像。這些堆塑的小人被4只小罐分隔成了4組。其中有3組是表演的場面，分別表演有雜技類的倒立和疊羅漢，體育類的玩球和拳擊，樂器類的吹笙、操琴和彈琵琶，以及舞蹈表演。
參考文獻：
[1]劉麗斌，杜玉榮.文化價值觀影響下的中國古代文獻收藏活動[J].蘭臺世界，2009，（15）：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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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增強綜合生產能力”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分散經營向集約化、規?；较蜣D變
近年來，隨著農村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一家一戶分散經營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實現“小農戶”與“大市場”、“小生產”與“大流通”的緊密銜接，就必須按照十提出的“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新要求，推動我市農業生產走組織化、規?；图s化發展之路。一是推動土地流轉，實現“小戶”變“大戶”。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有力抓手。要充分發揮經營主體的龍頭作用，積極推動土地向種糧大戶、合作社和現代農業公司集中，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的經營方式，走商品化、專業化、社會化的發展道路。為了充分發揮合作社的示范引領作用，近期我們將出臺《哈爾濱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若干意見》，完善農業合作組織各種服務功能，推動土地流轉，讓農民“抱團”闖市場。二是推動農業科技園區建設，實現“小塊”變“大塊”。農業園區具有設施先進、技術領先、規模適度、高效開放的特點，代表了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是提高經濟效益和農民收入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市農業重點打造的精品工程。我們要在繼續完善現有現代農業示范園區的基礎上，圍繞糧食、蔬菜、果品等優勢農產品生產，再建設一批各具特色的現代農業科技園區和示范基地，集中打造示范帶21條，示范區37個，示范園53個，努力把這些園區打造成展示我市農業發展成果、探索現代經營模式、示范帶動作用突出的現代農業先行區。三是推動大型農機合作社發展，實現“小機”變“大機”。農業機械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根本所在，是先進生產力集中體現。我們要在完善提高已建的106個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的基礎上，抓住國家和省加大農機投入的有利契機，再爭取新建一批現代農機大型專業合作社，力爭全市綜合機械化程度達到86.5%，提升1.5個百分點。
二、按照“改善需求結構”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數量增長向總量平衡、結構優化轉變
推進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區域結構調整是提升農產品質量效益和競爭能力的基本途徑。面對制約我市現代農業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我們要以敢于擔當的勇氣和前所未有的動作，做好農業結構調整這篇大文章，努力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促進糧食增產、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一是“旱改水”，豐富“米袋子”。我市地處北緯45度，寒地黑土的資源生態優勢適宜高產優質水稻生產，且江河密集，過境水豐富，能夠有效滿足水稻持續發展。同時，發展水稻不僅是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也是我市參與全省農業經濟區域分工的基礎產業。近年來，通過實施“提水擴稻工程”，我市水稻種植面積逐年提高，以五常、方正、通河為代表的哈爾濱大米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市場拓展潛力很大。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緊緊抓住國家、省大力扶持發展粳稻生產的契機，把發展優質水稻作為調整種植業結構的重點，每年新增水田80萬畝，打造1個（五常）200萬畝、5個（通河、木蘭、依蘭、延壽、方正）100萬畝水田大縣，兩年后力爭達到千萬畝以上規模，項目區內農民每年人均增收4200元左右。二是“糧改菜”，建好“菜園子”。以發展棚室種植為重點，將市區周邊糧田有序改種菜田，是平抑菜價、保證供給、惠及百姓的長效之舉。在各級政府的努力和支持下，五常紅旗鄉、雙城市公正鄉、道里太平鎮立業村等一大批設施蔬菜基地相繼建成，結束了我市冬季不能生產蔬菜的歷史，不但滿足了市場供應，還實現了“北菜南運”，蔬菜基地區菜農收入大幅度提高。近期，我們將根據國家和省實施新一輪菜籃子工程的指導意見，大手筆謀劃2013年蔬菜產業發展計劃，形成蔬菜生產設施化、基地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監管制度化新格局，在全省率先實現綠色蔬菜生產基地、儲藏基地、加工基地、北菜南運基地“四型基地”的轉型跨越。
三、按照“創新驅動”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物質投入向依靠科技進步轉變
在農業面臨日益嚴峻的資源約束條件下，科技是實現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為無論是提高農業的產量、質量和效益，還是增強農業的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都依賴于農業科技的進步和創新。目前我市農業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還只有55%左右，而農業發達國家已達到80%左右，且農業人才嚴重流失，走科教興農之路是不二的選擇。一是大力加強農業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引導重點龍頭企業加強農產品深加工技術研究，延長農業生產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圍繞發展“高產、優質、高效” 的農業發展方向，應集中突破一批節能、節水、節地、節肥、節藥和循環利用的關鍵技術，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切實把農業科技的重點放在良種培育上，運用生物技術加大種植業、園藝等優良品種的培育和推廣，努力推進良種產業化。重點支持本地科研單位和企業發展適宜我市種植的玉米水稻等優良品種，形成核心競爭力，擴大市場占有率。二是促進農業技術的推廣與普及。主要抓好優良品種、節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蟲害綜合防治、作物栽培與管理等的推廣。2013年，重點推廣玉米坐濾水種、玉米通透密植栽培、水稻全程機械化、生物災害綜合防治、測土配方施肥等十大重點技術，建立新型多元化農技推廣體系，啟動實施農業科技示范“千戶工程”，提高輻射帶動能力。推廣應用高產、優質品種，良種覆蓋率達到99%。大規模開展糧食高產創建活動，集成推廣良種良法，通過提高單產水平來克服耕地資源限制。三是加強對農民的培訓。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現代農業，必須著力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使其實現從經驗型向知識型、從單干型向組織型、從身份型向職業型、從被動型向主動型轉變?，F在農村文盲人數雖然減少，但真正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并不多。因此，加快培育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適應的新型農民顯得尤為迫切。
四、按照“優化產業結構”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高產優質向精深加工和利益聯結轉變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核心要義是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用工業化的理念發展農業，促進農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促進農民就業增收。一要優布局。事實充分證明，農業發展的動力在產業，潛力在產業，希望也在產業。針對我市農業資源趨同性特點和糧食生產功能區規劃布局，合理調整結構，加快建立生態循環農業產業體系。積極引導企業提升加工規模和檔次，提高農產品原料利用率和科技含量。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重點發展產業，培育三大特色養殖加工板塊，打造十大產業基地，”的總體布局，區、縣（市）也要在總體規劃的指導下，立足自身資源，研究制定自己的產業規劃，上下對接，有序發展。二要抓龍頭。龍頭企業壯則帶動能力強。要通過強管理、擴規模、上水平，做大做強我市水稻、生豬等8大主導產業，進一步叫響賓縣肉牛、雙城乳品、五常大米等名優品牌。采取招商引資大上一批、改造擴建壯大一批、整合資源發展一批的方式，扶持壯大以雙城雀巢、尚志蒙牛、巴彥金鑼、方正綠寶石米業等為代表的龍頭企業群體，努力爭取政策和資金，重點扶持銷售收入超億元以上的龍頭企業。市級龍頭企業增加到130家，銷售收入增長8%以上?；孛娣e達到2024萬畝，參與農戶增加到100萬戶。三要建基地。堅持全市一盤棋，打破行政區劃和城鄉分割，采取政策扶持、以獎代補、利益返還、稅收分成等形式，鼓勵圍繞龍頭企業規?；l展原料基地，切實解決龍頭企業吃不飽和農副產品銷路不暢等問題。引導加工、流通、儲運設施建設向產業基地聚集。四要重雙贏。強化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引導和鼓勵龍頭企業通過風險基金、訂單生產、保護價收購和返還加工利潤等多種方式，加強契約聯結、服務聯結和資產聯結，建立完善“龍頭企業+合作組織+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真正讓廣大農民在產業化經營更多地分享增值利潤、得到實惠。
五、按照“建立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封閉運行向工農聯手、城鄉互動轉變
目前，我國工業化進程雖然已進入中期階段，但農業的基礎地位沒有變。一方面，農業自身發展受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因素的制約，對工業的反哺的依賴明顯增強；另一方面，城市和工業發展迅速，具備了反哺農業的條件和實力，但由于涉及利益分配調整，農業農村經濟社會滯后于城市的問題仍沒有改變。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新變化，要求我們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今后一個時期改革發展的重要方向，堅持一手抓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一手抓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升，著力做好工農聯手、城鄉互動的文章，探索大城市、大工業如何帶動大農村、大農業發展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