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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是亞洲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通過分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由來與特點，進而基于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等探討香港金融業，對其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分析，在堅持“一國兩制”、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揮比較優勢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香港；金融業；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
香港自開埠以來，其現代金融業快速發展，二戰后十余年便成長為地區性的金融中心。而后受益于得天獨厚的地理稟賦、完善成熟的金融制度以及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時代紅利，香港金融業務規模不斷增長，并逐步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2020年港區國安法的出臺，為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繁榮奠定了法律基礎。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異質性角度出發，縱向結合其發展沿革，橫向比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分析香港新常態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變化，并對未來趨勢提出展望與建議。
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由來與特點
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可以追溯至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侵占了中國香港并將其作為轉口貿易港使用，在交易結算需求的推動下，渣打銀行、匯豐銀行等外資銀行開始進入香港，隨后香港首個證券交易所于1891年宣告成立。在二戰時，上海的淪陷導致大批銀行家和商人選擇南下，并使得香港獲得了新一輪資本的注入，也成為香港戰后經濟及金融業發展的基礎。得益于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融資結算等金融業務需求開始增長，商業銀行數量由50年代的29家增長至60年代的73家，并且股市交易額一度突破十億元大關。60年代末開始，為應對貿易競爭并促進產業升級，香港再一次進入了金融自由化時代，先后取消了外匯管制與利息稅，放開黃金進出口，解除了銀行新增牌照凍結政策。一系列政策使得香港實現了資本進出自由。截至1984年，香港共有銀行140家，分支機構1407家，其中，外資銀行占比超70%①。1986年，香港原有的四家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聯合交易所，并成為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的正式成員。隨著香港金融體系日趨成熟，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基本形成[1]。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后不久，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受益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中央政府共逾兩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給予的支持，香港得以平穩度過危機，這極大提振了投資者對香港金融市場的信心，進一步鞏固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大陸與香港之間在經濟與金融方面的聯系不斷加深。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正式開始實施，促使內地與香港在經濟金融上的聯系日趨緊密，其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深化。在國內經濟，特別是制造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外貿與金融專業服務需求應聲而起，而香港所擁有的經驗及配套政策制度則使其能夠快速承接這些需求。同時伴隨著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發展趨勢，香港也成為了對外融資的首選平臺。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內地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5806.60億元，其中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便達14385.31億元，占比逾55%。在融資端，參考2021年12月31日收盤數據，在香港證券市場交易的公司共有2584家，總市值約585408億元港幣。其中，中資公司1209家，總市值達418447億元港幣，數量占比近半數，市值占比超70%，體現了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的緊密結合，息息相關。通過回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其形成與發展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為四大因素：首先是其具備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香港位于亞洲中心，面向南海，利于通商。維多利亞港水深且常年無冰，便于貨船往來。正是這一天時地利，使得香港在發展初期便擁有了極大的貿易結算需求，并吸引大批外資銀行前往，并成為了其金融業發展的啟動器。第二點原因是受益于內地工業發展及改革開放的時代紅利。香港的發展與內地密不可分。在內地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的背景下，香港對外成為了配置中國內地優質資產的中轉站，對內地則成為了對外融資的絕佳平臺。第三點原因，在于成熟且自由的金融制度。自70年代以后，并著力于金融市場開放、保障資金自由流動。并且多次獲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稱，進而吸引大量國內國際資本進入。原因之四是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更為國際與內地企業資本的進入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經濟和金融數據顯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受到一定事件帶來不確定性提升的影響，會出現一定波動。但在長期，獲益于中央政府堅實有力的支持政策及其自身成熟的市場調節經驗，金融業表現出了強大的韌性，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具有優勢。從來自監管機構、證券市場及銀行業的直接數據，到來自市場調查機構、評級公司等第三方機構的間接評估，均可以體現這一觀點。在香港完善、靈活的金融體制以及背靠內地、互聯互通的支撐之下，港股依然具有韌性。2019年香港聯交所近十年來第六次成為全球首次公開募資金額排行榜首位，自九月后，香港證券市場上市活動明顯轉暖，并且第四季度的上市公司數目達到歷年最多。根據香港交易所2019年年度報告披露數據，當年首次公開募股市場集資總額達3142億港幣，同比上升9%，處于全球首位。而從上市公司數量上，當年有168家主板公司在港上市，同比增17%。滬深港通同樣展現亮眼成績，北向交易平均成交金額達人民幣417億元/日，同比上升104％。債券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額亦達10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197％。在不確定因素沖擊下，香港金融市場依然是境內外資本配置往來的優先選擇。受益于包括“港版國安法”落地，香港市場20年首次公開募股金額再創新高，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上海證券交易所，創2010年以來新高。伴隨內地融資環境的不斷改善及資本市場建設區域完善，包括北京證券交易所建立、注冊制試點等政策將對香港證券交易所的部分職能起到替代作用。相較于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則更加敏感。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及各地金融監管部門數據，香港在2018年以前長期處于全球外匯交易量第三名的地位②，這一排名維持了十余年。2019年，香港外匯交易市場規模受到大幅沖擊，其中大量交易轉移到了同樣為自由市場經濟的新加坡。當年新加坡日均外匯交易量飆升至6399億美元，相較于香港6320億美元的交易量高出約1.25%。在貨幣市場上，為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系需求，聯系匯率制度作為香港金融穩定的支柱，保持其正常運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首要貨幣政策目標。監管披露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中國香港外匯儲備資產達到4413億美元，同比增長近4%。而2020年在疫情影響下，全球避險情緒高漲，香港金融管理局應銀行要求，共沽出3,835億港元，并使匯率在7.75港元/美元水平上維持了穩定。外匯基金的龐大財政資源和香港穩健的銀行體系，充分保障了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的長期穩定。修例風波發生前后的2018、2019與2020三年增長率分別為4.01%、3.38%與3.73%，2021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長率更是達到了5.56%，顯示出香港金融業正在擺脫外部事件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且依然具有很強的增長潛力。而從比重上看，2020年香港金融及保險業生產總值超6000億港幣，于2018年對比，其在總體經濟所占比重由19.44%提升至22.57%，在五大國際金融中心③中居首位，進一步體現了金融業在香港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受到影響。如市場調查公司及評級公司等第三方機構，同樣傳達著相同的信號，即中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內的確受到了沖擊，但伴隨局勢的趨穩，未來展望依舊樂觀。其中較為常用的衡量金融國際化程度的是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英國Z/Yen集團共同測算并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在香港“修例風波”前（2019年3月），中國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居前三，僅低于紐約和倫敦。而在同年9月發布的第26期指數中，紐約、倫敦、中國香港雖仍然占據前三位置，但評分均出現了不同程度下降。隨著“港版國安法”的落實，中國香港經濟社會運轉恢復穩定，再次回歸到了全球第三的位置。伴隨香港特區社會恢復繁榮與穩定，有利于穩定投資者信心，進一步吸引全球各地的更多投資者赴港營商投資，中國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依然樂觀。香港強大的公共財政管理能力、強勁的經濟韌性以及較高的人均收入均支撐了香港的信用等級，依然保持了AA－的良好評級，且展望穩定。阿里巴巴等諸多中國大型科技創新企業，選擇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募資，進一步凸顯了香港特區作為中國內地企業境外融資中心的重要地位。這一地位與中國香港地緣優勢將有望獲得進一步鞏固。同時如存款、在香港特區注冊公司數量、就業與簽證等多維度數據顯示出香港作為全球商業中心，地位并未受到明顯削弱。加之作為香港特區經濟制度、簡單稅制及低稅率均未改變，因而其對內作為大陸企業離岸融資窗口，對外作為外國企業開展業務的重要基地的功能將長期持續。
二、香港特區金融業未來發展趨勢香港應積極考慮更好地融入大灣區建設，繼續發揮自身便利作用，吸引中資企業赴港上市等。
（一）發揮自身優勢，證券市場前景光明
根據楊春蕾[2]的測算，香港對內地的貿易依存度正在不斷上升，伴隨內地港口群近些年的不斷發展，香港過往作為內地出口到世界各地轉口港的地位受到影響，但香港對內地的外貿依存度卻在不斷上升，這也體現了香港未來要發展，應更好地融入內地經濟發展。在證券市場上，香港改革的步伐仍在繼續，進而吸引內地科技型公司赴港上市。包括在互聯互通機制的不斷完善，加之美國《外國控股公司問責法》的雙向作用下，中概股回歸港股上市有望成為新的潮流。從2019年開始，港交所施行的新政策包括IPO條件變更、同股不同權公司限制放寬、允許第二上市等，同時恒生指數也將包括同股不同權公司在內的上市公司納入指數選股范圍，并于2020年將阿里巴巴、小米集團等優質互聯網科技公司納入，且幾家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所占權重超10%。在此趨勢下，有望進一步吸引一系列包括這兩年熱門的科技型和創新驅動公司赴港上市。另一方面， 2020年5月，美國參議院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CA法案”），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面臨的退市壓力不斷增大，這也會推動更多中國企業以香港為境外融資的窗口，返港上市。
（二）“十四五”+“粵港澳”助力，金融發展迎來新機遇
2019年出臺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定位為中心城市，香港則在其中承擔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決議》。規劃綱要中再次提到要支持香港進一步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而2020年五月所發布的《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中，也明確了香港在金融領域當中的地位，即“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投融資和咨詢等服務”，“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支持香港開發更多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及其他風險管理工具。逐步擴大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范圍，推動人民幣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便利流通和兌換”。一系列文件的出臺，均從頂層設計上給予了香港更大的發展空間，有利于進一步整合資源，進而促進金融產業轉型升級，朝高端發展不斷邁進。香港與內地，無論是在金融還是經濟關系上，都是緊密聯系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最根本是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與社會的長治久安。在這一前提下，國際資本可以利用中國香港成熟且靈活的制度進入中國內地市場，而內地資本同樣可以通過香港特區這一開放窗口走向世界。在此背景下，香港未來發展的重點或將從原先的內地融資中心，逐步向內地的全球資產定價中心、內地的全球財富管理中心與領先的離岸風險管理中心等三個全新中心轉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香港在此功能的發展商具有先天優勢，包括金融市場更為靈活，具有多樣化的人民幣計價投資產品與風險管理產品；能夠在開放且可控范圍內提供人民幣與國際接軌的條件；相較全球其他主要交易所，香港能夠為人民幣證券提供更充裕的流動性；借力于深港通與債券通，全球投資者能夠獲得更多選擇，推動香港形成發達的人民幣產品生態。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公開信息，在未來也將施行包括“債券通”、“南向通”；發展人民幣債券指數掛鉤產品等一系列措施，推動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建設。財富管理中心：在《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在未來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即支持大灣區內地居民通過該機制購買港澳銀行所售理財產品，同時支持港澳居民購買內地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加之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20年年度報告中進一步強調將聯同各政府部門與業界實施相關措施，營造有利環境。伴隨政策落地，未來香港資產管理行業有極大可能吸引大量資金，同時大灣區內地居民配置國際資產渠道將進一步拓寬，進而建立起香港財富管理中心地位。風險管理樞紐：近年來，香港著力發展股票衍生品與結構性產品，衍生產品可選范圍不斷擴大。如香港期交所于2020年與明晟公司簽訂授權協議，推出或計劃推出一系列以MSCI為基礎的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衍生產品，加之香港原有的恒生指數期貨期權產品，使得中國香港在亞洲甚至國際衍生產品中心和風險管理樞紐的競爭中頗具優勢。
（三）區域合作，國際發展迎來新空間
過往開放的歷史賦予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能夠將中國與海外進行有機的連接。在經濟方面，香港始終是內地吸引外資的最大來源地，也是內地資金走向國際的中轉站。近年來，中國香港在外商直接投資內地中占比始終在70%左右，同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中有近60%投資至香港或經由香港投資至其他地區。中國香港是全球英美法系區域中唯一使用中英雙語的地區，能夠為國際與內地企業提供司法體制便利，進而贏得國際資本的青睞。在實踐中，“一帶一路”建設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議》（RCEP）簽署，能夠在未來數十年，為香港金融市場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香港一方面可以作為“一帶一路”投資過程中的支點，進而撬動國際資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當中，同時香港已深度融入了國際資本市場，能夠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資金，在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基礎上，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人民幣結算問題，滿足不同主體對人民幣的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成為“超級聯系人”。此外，RCEP已成為全球覆蓋人口最多、經濟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協定。而中國香港與其中各國的雙邊貿易額占其貿易總額的約75%④，這一協定的生效將有望促進香港更加深入參與亞太地區貿易與金融活動。2021年2月，中國香港與東盟十國所簽訂的自貿與投資協定全面生效，進一步增強了中國香港在東盟地區的金融貿易效能，伴隨區域合作不斷深入，中國香港金融業有望獲得更大發展空間。
三、政策建議
（一）堅持“一國兩制”，穩定經濟環境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是香港所有稟賦優勢的基石，也是香港回歸后能夠取得長足且深遠進步的根本原因，也將是未來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4]。在這一大前提下，伴隨內地經濟的不斷發展，香港才能夠由數十年前的區域性金融市場，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實現內地與國際的順利接軌，同時也成為國際機構進入內地市場的首要選擇。在未來，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進一步化解現存風險，解決社會突出矛盾，是香港金融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擁抱內地，開拓新機遇
內地的金融改革正在不斷推進，包括股票市場逐步開放，先后取消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與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兩者的投資額度限制，并推出科創板與北京證券交易所，進而吸引更多高科技朝陽企業上市。如何在競爭中找尋機遇，發揮香港金融市場的強大韌性，是香港未來發展所需要著重思考的問題。受益于香港“一國兩制”地位，在金融監管機構合作商，香港有先天性優勢。此外，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揮出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根據支付公司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系統（SWIFT）數據，香港在人民幣計價國際交易處理量中占比超75%，占絕對性優勢。同時結合中國的CIPS系統開通，香港可將之與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活動結合起來，服務于中國和多元化的世界體制，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過去，香港依賴內地的改革開放獲得了極大的福利，而未來，香港的繁榮也將依賴于內地的繁榮發展，因而香港金融業應當更多著眼于合作與融入。
（三）把握比較優勢，抓住創新機遇
繼續發揚比較優勢，發揮地區稟賦，包括進一步推動與完善SPAC制度、建設綠色及可持續金融市場，從而提升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吸引國際投資者關注。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給予境內外投資者充分信心，證明香港有決心、有能力維持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金融環境，能夠充分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針對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科技方興未艾，香港應積極與上海、深圳及境外相關機構合作，試點建立金融科技先行區，繼續推動銀行業、證券業及貿易業的數字化，加強金融科技人才專項培訓，同時展開數字人民幣及人工智能的推廣配套技術與政策研究，爭取借助科技創新風口，實現全方位立體化發展，成為科技支撐型、創新驅動型國際金融中心。
作者：符錦濤 田容至 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