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探析魯迅和賽珍珠筆下的農民形象，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辛亥革命這一標志著中國歷史大轉折的社會事件中，體現農民的愚昧、麻木以及他們對待社會變革的遲鈍態度，是魯迅小說創作的重要內容?！讹L波》中的七斤在城里被革命黨剪去辮子，張勛復辟的消息傳來后，他和家人擔驚受怕，只是擔心沒了辮子，皇帝是否會抓他去殺頭。待復辟鬧劇偃旗息鼓后，魯鎮又復歸往日死水般的平靜。帝制還是共和制，對于七斤們來說，不過是一場是否需要辮子的風波罷了。社會變革，民族存亡，都與這里的人們無關?！端帯分械母锩呦蔫槊癖姭I出生命，他的血竟成了民眾用來治癆病的“藥”。革命要解救的對象和革命的對象竟攜手合力，共同壓制革命。民眾不關心變革，不理解變革，甚至害怕變革，害怕失去既定的生活秩序和做穩了的奴隸地位?！栋正傳》中寫革命發生的消息傳來，未莊農民十分不安，現出“慌張的神情”，露出“驚懼的眼光”，迎著阿Q叫“老Q”，一副討好獻媚的神情，生怕革命革到自己身上。如果發生了暴政，也只愿暴在他人頭上，自己充當快意的看客。“暴政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幸免’。”農民們即使向往革命，發生的也只能是阿Q式的投機革命：“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革命就是報仇泄憤，趁火打劫，有利可圖，本質上是一種“奴才式的破壞”。對待變革，要么作冷漠的壁上觀，要么發泄暴民意識，這是農民在政治生活中的群像。農民的政治就是國民的變革態度，國民的守舊、因循、頑固的本性，是民族進步的最大障礙，因而也是魯迅最為焦灼的。他借剖析農民政治態度來剖析他們的保守封閉、愚昧麻木以及狹隘自私等特性，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悲心和“怒其不爭”的痛心。
賽珍珠對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觀察和再現與魯迅大致相似。寫于1927年的短篇小說《王龍》的故事背景也在辛亥革命前后。農民王龍像七斤一樣，每天進城賣菜，聽城里的年輕人宣傳革命推翻皇帝，建立共和，就是讓“財主變窮漢，窮漢變財主”。王龍聽了很受用，主動剪掉辮子，被村里人叫做“王革命黨”。后來那些革命黨遭到鎮壓，王龍又整天提心吊膽，擔心自己被砍頭。紛亂中匪徒搶劫大戶，王龍也跟著去撈了一塊銀洋。這些情節顯然受到了《風波》、《阿Q正傳》等作品的影響，表現農民對革命的隔膜、誤解、投機的態度，不過賽珍珠沒有魯迅的憂憤情緒和直擊真相的犀利目光，只是以略帶嘲諷的口吻講述了一個“革命滑稽劇”。在《大地》第一部中，王龍在政治上的遲鈍體現在他患貧、患災，而不“患不均”，他在城里聽關于革命的演講，關心的不是分富人的東西，而是富人有何辦法讓老天爺按時下雨，好讓田地不再發生災荒。他最關心的政治是自然意義上的“天”，社會變革不在他的興趣范疇之內。當小兒子告訴他自己要去當兵，參加為國家贏得“自由”的革命時，王龍困惑地說：“我們國家已經自由了———所有我們的好地都是自由的。我愿意租給誰就租給誰。它給我們帶來銀錢和上好的糧食。你吃的和穿的都靠這土地。我不知道你還要什么自由”。賽珍珠生動而精到地反映了中國農民對于政治和革命的心態：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他們只關心與個人生機密切相關的實際利益，而不會離此去思考抽象的人權、平等、體制等問題，政治和革命如果游離于眼前的實際生活之外，則絲毫不能引發其興趣。在準確把握農民政治心態這一點上，賽珍珠已十分接近魯迅。所不同的是，對現代中國救亡圖存的迫切任務缺少了解和認同的賽珍珠并不認為這是缺陷，相反，她認為這是源自中國農民的傳統信念：自治，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們信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沈德潛《古詩源》），因而認為這種態度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欣賞的。
（一）揭示農民的宗教意識
中國國民對于宗教的態度，可以借用南懷瑾先生的比喻來認識：儒教是糧食店，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備品；道教是藥店，有病了才需進來治病、調養；佛教是百貨店，各種商品琳瑯滿目，滿足人的不時之需。中國農民在行為上恪守古已訓之的儒家倫理道德觀念，而缺少嚴格意義的宗教信仰，他們對宗教的態度更多體現為一種迷信，而沒有達到提升精神、寄托靈魂的高度。對此，魯迅和賽珍珠都作了比較準確的揭示。
魯迅在書寫農民的宗教意識時，注重揭示人在無路可走時的自我麻醉以及宗教對人精神的鉗制和毒害。受艱難時事折磨，“苦得象一個木偶人”，對現實毫無變更或反抗的念頭和能力的閏土，向“我”索要香爐和燭臺，只能按照慣例在香煙的彌漫和偶像的崇拜中尋找一點他自己也未必全信的微茫的希望。祥林嫂被逼再嫁再寡后，不僅在現實中忍受喪夫失子的巨大悲痛，承受人們鄙夷輕蔑的目光，還被死后將遭兩個丈夫瓜分的恐懼壓迫著，只能寄希望于廟里的一條木門檻，神權成了壓在她精神上的磐石并最終將她壓扁。她關心靈魂的有無，既希望能有一家團圓的機會，又恐懼死后被肢解的懲處。在魯鎮的人們舉行祝福大禮之際，“……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這些酒足飯飽的神靈哪一個能拯救祥林嫂于萬分苦惱之中？魯迅對農民的宗教意識著墨不多，但聊聊數筆，卻揭示出宗教對于弱者不僅無助無益，有時還是催命的符?。
賽珍珠對中國農民宗教觀的概括是以功利性、變易性和混雜性為特點的。比如王龍，在他的觀念中，他與神靈的關系就是以功利為目的的交易關系，彼此遵循我敬你愛的互惠規則，他禮敬神靈，索取的則是現世回報。而他對神靈的態度是依據所求是否靈驗而變易的。他獲得豐收，又年年得子，便不斷燒香拜神；可一旦遭遇厄運和災難，則對神憤恨而蔑視，認為神靈違背了人神之間的潛規則。王龍的宗教信仰并不固定，既拜土地神、財神，又拜觀音菩薩，誰對自己有用就拜誰，盡量燒好每一爐香，不厚此薄彼。宗教信仰的功利性、變易性和混雜性又都體現為世俗性，天地神靈都是按照人間標準來衡量和調遣的，是人們謀求現世利益和福樂的工具。這種敬神行為與其說是信仰，毋寧說是迷信。賽珍珠沒有像魯迅那樣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場，她讓人物以自己的言行說話，至多對農民這種迥異于西方人的宗教意識略加善意的調侃。#p#分頁標題#e#
（二）剖析農民的家族觀念
家族是傳統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每個個體不是作為他們自身而是作為家族的一員存在于世的，個體僅僅是家族內部傳宗接代、延續生命的載體。一個人邁向成功的全部努力是為了光宗耀祖；一個人娶妻結婚，不是為了滿足他的情感需求，而是為了傳宗接代；一個人觸犯了規范或天條，首先是給祖宗丟了臉。家族可能是人背后的靠山，更可能是壓迫人生命的沉重的包袱。熟諳中國社會的魯迅和賽珍珠描寫中國農民命運時，都自覺地將他們放在家族關系中加以表現。阿Q雖然窮賤，卻也知道家族的威力之大，想和未莊的大戶趙太爺攀個本家，然而趙太爺不許他姓趙，失去了一個有勢力的家族在背后撐腰，阿Q便成了人人得以輕賤的孤魂野鬼。所以小尼姑一句“斷子絕孫”的咒罵，讓一向無憂無慮的阿Q犯了愁，想起“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古訓，破天荒第一次睡不著覺，開始想要個能為他接續香火的女人。阿Q對躋身或建立一個家族的向往體現了這種存在對人的心理的巨大影響力。家族力量一旦形成，就可以對個人命運任意裁決。祥林嫂守寡后，婆婆可以不顧她本人的意愿，強行將她賣進深山。丈夫、兒子死后，大伯子可以來收屋，將無所依傍、對家族失去意義的她掃地出門。中國家族制度以超穩定的自足形式將勢利、橫暴、封閉、保守、踐踏人的尊嚴和生命的殘酷性變成天經地義。而這正是魯迅要為我們剖析并引起療救注意的中國社會落后的重要原因。
作為一個域外作家，賽珍珠敏銳地發現了中國社會不同于西方的家庭結構形式，但由于文化的阻隔，她不可能像魯迅那樣探測到家族內部深層次的內涵，她看到的是家族中父慈子孝、相敬如賓、子孫綿延、生生不息的天倫之樂，同時她也看到了傳統家族形式造成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中國農民獨門閉戶、視野狹小、形同散沙、彼此隔膜的精神狀態，形成了他們只關心家族內部的私人事務，而毫無公眾意識、社會意識的心理模式?！洞蟮亍分械耐觚埲⑵薜哪康氖置鞔_，就是要生兒育女，在他們的土地上接續王氏家族的生命，這是對祖先的最高責任。“人生是兩度黑暗之間的一線光明，從他身后的黑暗中延續出先輩的鏈條，從父到子，這條鏈條一定不能被他中斷，如果他不想失去在一個猜度、未知的領域里生存的朦朧希望的話。”生兒育女意味著“死者與家族聯結的紐帶并未中斷，而且死者繼續行使著他們的權威并保護著家族”。對于現世的人來說，兒子是他經營家族的必要手段，他安排大兒子讀書，二兒子經商，三兒子務農，就是希望按照傳統思維模式構建家族，力圖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家族圈。賽珍珠以欣賞的態度在現實層面上大致準確地勾勒出家族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再現農民的苦難生活
中國農民因遭受天災人禍而不得不忍受物質的匱乏，生活的貧困，這是他們遭受的最顯見的苦難，也是任何涉及這一題材的作家都無法回避的問題。“真能做”的阿Q窮困潦倒時竟至只剩一條萬不可脫的褲子，勤勞的祥林嫂凈身一人被趕出家門，都是物質窮困的側寫。而《故鄉》則通過中年閏土的“辛苦麻木”的生活境況正面反映出來：原先“紫色的圓臉”，由于長年辛勞愁苦，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頭上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原先紅活圓實的手，變得“又粗又笨而且開裂，象是松樹皮了”：渾身上下無不打著窮苦的烙印。“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象一個木偶人了。”閏土的自敘雖然簡略，但已把他承受的沉重苦難大抵講了出來：“……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出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由于魯迅更注重在精神層面解剖國人的靈魂，挖掘苦難根源，因而對農民物質生活狀況描寫得比較概括，在具體生活場景描寫中留下了不少空白。而賽珍珠由于注重作品的寫實性，也由于寫作立場之故，對農民在現實和物質層面上遭受的苦難描寫得具體詳盡得多?！洞蟮亍芬酝觚堃患业脑庥鰹橹行?，詳盡描寫了旱災、蝗災、匪災、兵災給廣大農民帶來的饑餓、死亡、吃人、逃荒、賣兒賣女、流離失所等苦難。在一組總題為《水災》的系列短篇小說中，賽珍珠以親身經歷的南京附近一帶發洪水的情景為素材，具體描寫了水災給人們帶來的毀滅性打擊。洪水淹沒了農民的一切，他們不得不用耕牛、稻種、生魚生蝦、野菜樹皮充饑，可還是不斷有人餓死，到處是背井離鄉的逃難者。一對年輕的夫妻為了節省口糧，不得不把兩個幼弱得只剩一口氣的女兒扔進江里。春回大地，洪水退去，可人們卻沒有一粒種子來播種，等待他們的依然是無盡的絕望。賽珍珠以悲憫之心、寫實之筆記錄下這場天災人禍，以點代面地展現了黎民百姓窮困潦倒的生存慘狀，并認為解決農民現實問題是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首先必須著手的工作。
（四）聚焦婦女的悲劇命運
生活在傳統中國最底層的農村婦女，往往是文學中最能體現個人傳統美德和社會罪惡的藝術形象。魯迅和賽珍珠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于這群奉獻最多、被掠奪最多、受欺凌最多的為妻為母者，自覺充當她們的代言人。
《離婚》中的愛姑是個不甘被欺凌、敢于抗爭不公平命運的潑辣女子，丈夫要離棄她，她整整鬧了三年，迫使對方不得不請出“和知縣大老爺換過帖”的七大人來調停。愛姑敢在公堂上揭露丈夫和公公的惡行，可最終還是在七大人等官僚階層高深莫測的威權面前敗下陣來，不得不屈從于七大人的調遣。在整個封建階級的權勢面前，單槍匹馬的愛姑顯得勢孤力單?！端帯分械南乃哪棠掏砟晔ё?，孤苦無依還要含垢忍辱，連給兒子上墳都滿面羞愧，不敢面對別人的目光?！睹魈臁分械膯嗡纳┳邮莻€貧窮的寡婦，守節守得很苦，每日辛勤勞作至后半夜，守著兒子，守著唯一的希望。社會給予她的就是幾個潑皮無賴時時伺機想占她的便宜。而當唯一的希望也被剝奪之后，明天對于這個絕望的女人又能意味著什么？祥林嫂這個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以自食其力為滿足的勞動婦女，夫家逼她再嫁，命運讓她再寡，無人去譴責那逼她再嫁、趕她出門的人，卻唾棄她是個“敗壞風俗”、“不干不凈”的人，連死亡也不能成為她苦難的解脫而成為恐怖的深淵。魯迅深刻地揭示出，在一個極端不合理的世界中，最為柔弱的婦女在被欺凌、被掠奪得一無所有后，精神上還要承受莫大痛苦，把人物的生存困境刻畫到了極致。#p#分頁標題#e#
同為女性，賽珍珠寫起自己的同類當然更是感同身受，而她則是以同情、尊敬甚至帶著幾分景仰的筆調寫出了中國勞動婦女的忍辱負重、堅毅果敢、任勞任怨的高貴品質以及她們遭遇到的不公平的命運?！洞蟮亍分械陌⑻m有著土地一樣厚德載物的品行，《母親》中的“母親”遭受了許多悲苦打擊而依然頑強執著地生活著，她們都是這類形象。阿蘭有著與生俱來的生活智慧和頑強的意志力，她一生都在不停地操持、勞作、創造，直到最后病倒，她從來沒有懈怠過，體現出驚人的生命潛力和能量。阿蘭雖沉默寡言，反應遲緩，但她頗有見識，行動果敢。在王龍面對災難一籌莫展時，阿蘭卻總能從容應對各種變故。“母親”強壯、勇敢、精力充沛，比她的丈夫勤勞踏實，是家中真正的主心骨，對家人、對孩子、對生活都充滿深厚的熱愛?？删褪撬齻?，卻還不得不忍受被丈夫冷落或拋棄的命運，承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在挖掘婦女悲劇命運的根源方面，賽珍珠沒有魯迅那樣目光深邃，但在再現她們的痛苦遭遇和智慧才能方面，卻體現出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周詳。
作家創作的相似性體現心靈節律的共振，而差異性才更能顯現各自的創作個性。魯迅和賽珍珠的中國農民題材創作在內容上雖然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由于作家的身份、閱歷、創作動機、觀察視角諸方面的差異，又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藝術風貌。
（一）切入文學的機緣不同
緣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熏陶，魯迅和賽珍珠開始都不將小說創作視為文學的正途。魯迅曾說過：“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而賽珍珠在不到十歲時就決定要當一名小說家，可又受啟蒙老師孔先生的影響，認為小說不是文學，而是“為游手好閑者和沒受過教育的人娛樂而寫的”，“任何一個有名望的作家，都不會去屈尊寫小說”。但他們還是選擇了小說。在魯迅，從事文學創作的出發點是為了改造國民性，為了完成對民族的啟蒙大業。“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所以他棄醫從文，從醫治人身體的疾苦到醫治人精神的殘弱。1933年魯迅又說，寫小說“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賽珍珠決定寫小說，一是因為童年時代受到中國民間說書藝人的影響，對講普通人的故事產生了一種癡迷的愛好，“人們渴望創造自己喜愛的東西，而我最愛聽人們生活中的故事”；二是因為她七歲開始閱讀狄更斯，《奧列弗•退斯特》、《老古玩店》、《艱難時世》等作品中對下層人民飽含深情的描寫深深打動了小姑娘的心，也激起她對周圍有著相同遭遇的人的同情。切入文學的機緣的不同決定了二人在寫作立場上的差異：魯迅本著啟蒙的目的，旨在療救國民的靈魂，這決定了魯迅在涉足農民題材時，進入他的取景框的多是鄉村愚昧、野蠻的風俗，是種種奇特的封建陋習，是愚魯、遲鈍、無知的人們。而賽珍珠本著人道主義立場，向世人尤其是向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講述那些地位貧賤、遭受欺壓但心地善良、品格高尚、為人質樸的普通中國民眾的故事，因而她看到的多是中國農民的勤勞、節儉、堅韌、頑強、執著，是古老的中華大地上千年如斯、以土地和家庭為核心的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在賽珍珠眼中，這種生活方式是一戰以后西方社會理性喪失、人性淪落、物欲橫流的商業文明的最理想的生活。所以二人觀察社會的視角和著眼的焦點迥然有別。
（二）關注焦點不同
史沫特萊稱魯迅是“中國的伏爾泰”，這句評價魯迅是當之無愧的。懷抱啟蒙理想的魯迅在創作小說時無時不肩荷著這一沉重使命，因而那些農民題材的作品是其理性的情感記錄。他唏噓于閏土們生活的辛苦麻木，并直揭其背后階級剝削的根源，是“人吃人”的制度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造成了窮人和富人之間森嚴的壁壘，淵深的鴻溝。他痛心于七斤、老栓、未莊的男女們對改變其命運的社會變革的冷漠、愚昧，痛心中國社會死水一潭的僵化局面，“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他指出正是國民們的因循守舊，安于暫時做穩了奴隸的生活，造成了他們世世因襲的苦難和被欺壓遭奴役的生活現狀，造成中國社會的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落后局面。他默然于閏土、祥林嫂對神靈的迷信和敬畏，嘆息他們被壓扁的靈魂。他悲憫單四嫂子、祥林嫂、愛姑們的孤苦無告，被欺凌、被侮辱、被遺棄，看到套在她們脖子上的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四根繩索對她們的無形束縛，對她們生命的窒息。他含淚嘲弄阿Q們的精神勝利法，扼腕于國民精神在這種自我安慰、自我麻醉中逐漸麻木、委頓的狀況。魯迅像一個目光冷峻的醫生，把鄉土中國當作一個呈現出病態的實體加以解剖，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將中國農民的精神病根逐一診斷出來，為中國近代思想革命樹立了一面鏡子，讓它照見社會的積弊之所在，并試圖尋找醫治的藥方。
賽珍珠這個吮吸著中西方兩種文化營養成長起來的女兒，對養育過自己的中國充滿感情，尤其對給過她呵護、關愛、體貼的下層民眾有著深厚的感情。父母以品性和才智而不是以種族和教派評判人的態度使她從一開始就擺脫了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感，對各個民族一視同仁。她看到了這個深受西方列強欺凌的民族深厚的文化傳統、達觀智慧的人生態度和底層民眾堅忍執著的生命活力。當她看到西方人對中國人隔膜、誤解到令人吃驚的地步時，“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本質與存在”就成了她義不容辭的使命。對中國文化、中國農民的誠摯、尊敬、平等的愛，使其農民題材的作品成為她情真意切的情感記錄。賽珍珠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感同身受并代其言說內心情感。她歌唱出農民的土地戀歌，細致表現他們對土地所抱的宗教般的專一和虔誠的眷戀。土地既是他們的生活來源，也是他們的最終歸宿，既是他們的物質保障，也是他們的精神寄托。她吟誦出農民的生存悲歌，寫他們在旱災、水災、蝗災等各種天災和兵災、匪災等人禍的襲擊下艱難度日的悲慘情景。當災害奪走他們一切生活來源時，他們不得不吃視為手足的耕牛、吃野菜、吃樹皮、吃觀音土，甚至開始吃人。阿蘭為了節省糧食，狠心扼死了新生女兒。在終于走投無路時，王龍們只得背井離鄉，逃荒流浪，寄居城市一角，靠乞討、拉洋車，甚至偷竊茍延殘喘。她又以真摯的平民情懷譜寫出一曲普通民眾平凡而又震撼人心的生命贊歌，從阿蘭不停操持、勞作、生育的一生，我們看到在中國農民身上蘊涵著的驚人的生命潛力和能量。從“母親”散發著人性溫暖的母性，我們看到孕育生命的普通女性土地般深厚的熱情、聰慧和頑強。#p#分頁標題#e#
魯迅并非沒有看到中國農民和民眾的優良品德，《社戲》就是一曲明麗輕快的鄉村小夜曲，雙喜、阿發、六一公公都是純樸可愛的鄉民；《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車夫勇于承當，品格高尚。但是，贊美和謳歌不是魯迅的主要寫作目標，他的當務之急是讓中國人睜了眼看清真相，直面人生，從“瞞”和“騙”中醒悟過來，過頭腦清醒的生活，所以，揭露、諷刺、批判成了他創作的主流。賽珍珠也并非沒有看到中國農民的缺陷，如上文已論及的，但由于寫作立場不同，賽珍珠不可能具有魯迅那種痛心疾首的焦灼情懷，她自覺承擔的任務是糾正西方人士對東方民族的偏見和誤解，著重張揚其光彩、活力的一面，即使看到一些弊端，也僅僅以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平靜而客觀地加以陳述。從這一點講，賽珍珠始終是個在場的他者。
另外值得關注的一點是，魯迅和賽珍珠在關注中國農民時都是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物的。魯迅以西方文明的科學、民主、文明和充滿發展與更新的活力相比照，反觀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陳腐、停滯、壓制人性、缺少活力和創造性，從而產生了強烈的批判和變革意識。而賽珍珠以一戰前后失去傳統價值觀念、精神處于荒原狀態的喧囂的西方商業社會和混亂的現代文明作為參照物，中國古老的家族觀念、倫理道德、世代相襲的傳統生活方式呈現出強烈的異質性。這種透著古典、寧靜、和諧的文明，使賽珍珠為之深深折服，她以客觀的態度向西方讀者如實講述她所理解的中國文明，旨在倡導不同文明共融共生。創作立場的不同，使同一創作題材傳達出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情感信息。
（三）寫作風格不同
創作目的不同，觀察生活的視角有異，關注社會的焦點各別，加之個人性格氣質等個性差異，勢必決定了二者在創作風格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魯迅面對中國農民的愚昧、麻木、不覺醒，多采用理性的分析，尖銳的諷刺，冷峻的批判，語多憤激甚至尖刻，而體現出的目光的犀利、思想之深刻，極少作中有人能出其右，振聾發聵，讀之往往在人的心靈深處留下抹不去的印痕。正如公劉先生《也說“面向文學，背向文壇”》（刊載于《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所言：“先生棄醫從文，認定文學可療救和改造中國國民的劣根性，因而至癡，至韌，至準，至狠，鞠躬盡瘁。”而賽珍珠出于對中國農民的摯愛，寫作中多感性的贊嘆，熱情的頌揚，深情的謳歌，體現出女性特有的細膩、溫婉、典麗的風格。“在農民當中，我找到了人類最純真的感情。”“窮人們承受著生活的重壓，錢掙得最少，活干得最多。他們活得最真實，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歡笑和淚水。”“中國北方這些一世耕耘的農民乃是實實在在的人，他們緊貼著泥土，緊貼著生與死，緊貼著樂與悲。訪問農民體現著我自身對真實的追求，在他們中間，我看到的是真而又真的人。”這些飽含真情的語言具有極大的感染力，是對“中國的脊梁”的一種形象描述。
魯迅批判風格的形成除出于啟蒙的使命感外，與他早期受易卜生“個人精神反叛”和尼采“超人”思想的影響而形成的精英立場也不無關系。這種早期的精英立場使他將包括農民在內的民眾看做是“庸眾”，不是變革的阻力，就是無聊的看客。“一蘇格拉底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后世論者，孰不云謬，顧其時則從眾志耳。”“顧窘戮天才，殆人群恒狀，滔滔皆是，寧止英倫”，“中國漢晉以來，凡負文名者，皆受謗毀……”，這種立場在后期有了很大轉變。在1935年寫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熱情贊頌普通民眾：“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而賽珍珠涉足文壇時，因深受孔先生的教誨以及狄更斯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持有一種平民立場。狄更斯的小說“對我同樣有很大影響。這種影響激發年輕人的想象力，使他們對蕓蕓眾生產生濃厚的興趣”，并且使賽珍珠對蕓蕓眾生產生真切的同情和關愛。她一直以平視甚至間或以仰視的視角打量中國農民，看到潛藏在他們身上的種種美德，對他們由于生活環境閉塞、觀念落后而產生的褊狹、愚昧，則采取理解和寬容的態度。
魯迅和賽珍珠描寫中國農民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寓言體特征和象征性風格，但各自寓意完全不同。魯迅借農民寫國民，賽珍珠借中國農民寫世界農民，作品都具有超越題材自身的普遍意義。魯迅農民題材的作品，從寫法上是嚴格按照現實主義原則立意取材、勾畫謀篇的，比如他曾就阿Q這個形象的構思作過如下說明：“我的意見，以為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只要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他筆下的農民生活也打著時代和歷史的鮮明印記，作者力求探討造成這種現狀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這些作品由于在立意上遠遠超越了再現農民這個群體的生活而具有超越其題材自身的普遍意義。其實，魯迅真正關注的并非只是農民性，而是國民性，他借農民來剖析全體國民的靈魂。只是在中國這個農業國家中，農民占據人口的85％，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狀況，選取這個群體來寫作自然很有代表性。所以，閏土的生活變遷、阿Q的優勝戰史、單四嫂子的孤苦絕望、祥林嫂的人生、未莊和魯鎮人的冷漠和愚昧等，這些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都體現出一種“類”的特征，適用于那個時代中國社會中的其他人群。他們體現出的本質特征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文化中沉淀下來的積弊的集中展示。
賽珍珠筆下的農村和農民缺少魯迅作品中那種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氛圍，地域特征不太明顯，人物與社會的聯系也十分模糊，作者凸顯的是其自然特性。從不太清晰的時代特征看，賽珍珠筆下的中國鄉村應該也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鄉村，但這里仍然沿襲著舊的方式運行，看不到社會動蕩的跡象和新思想的萌芽。農民的生活是圍繞著土地年復一年地重復著，人們固守著數代同堂的家居方式和古老的價值觀念，在寧靜而封閉的小村莊里生兒育女，生生滅滅，雖時有戰火和自然災害打亂常規生活，但一種強大的慣性總會迅速將他們拉回舊日生活的軌道。農民對于土地和子嗣的渴望，對于大家族生活方式的向往，以罕見的韌性延續著。農民食不果腹的貧困生活，農村的破產凋敝和農民的流離失所，都被作者簡單歸因于天災人禍的干擾。從現實性角度看，這種簡單化處理削弱了作品的真實性和思想深度，但恰恰因為這一點，作品具備了超越時代、地域、民族的普世價值。賽珍珠在寫中國農民的“戀土”情結時，也寫出了世界范圍內農民的集體無意識，因而極易引起其他民族讀者的共鳴。從這個意義上講，賽珍珠筆下的中國鄉村和中國農民具有某種永恒的特質和寓言特性。這或許是賽珍珠作品被翻譯成數國語言、在世界許多民族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p#分頁標題#e#
魯迅與賽珍珠不僅在創作成就上不是一個重量級，對彼此的評價也不太對等。魯迅和賽珍珠未曾謀面，魯迅曾在私人書信中三次提及賽珍珠：第一次是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中，對賽珍珠的創作作了正面評價，以為“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評價不高；第二次是在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信中，談到對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評價，魯迅雖“聞頗好”，但認為其英文譯著命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夠準確；第三次是在1936年9月15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關于《大地》的事，日內即轉胡風一閱。胡仲持的譯文，或許不太可靠，倘如是，對于原作者，實為不妥”，第三次雖未直接評價，但態度已有轉變，表露出魯迅對自己從一個不太可靠的譯本得來的印象準確度的懷疑，體現了他一貫嚴謹的學風。由此可見，魯迅對賽珍珠有所了解，但不很多，看過一個不太好的《大地》譯本，其余作品是否讀過不詳。因他病逝較早，賽珍珠其后的作品他更是無緣得見，否則評價或可有所不同。
賽珍珠對魯迅則始終贊嘆景仰，推崇備至。章伯雨1933年11月28日訪問賽珍珠時，她曾以“感佩”而“關心”的態度問及魯迅現狀，并在現代作家中特別提出魯迅來，尤其強調了他的《中國小說史略》，說明賽珍珠對魯迅的創作十分關注。1938年賽珍珠獲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中國小說》也借鑒了魯迅的一些觀點。在《東方、西方及其小說》這篇演講中，她提及魯迅對中國古典小說的作者所做的考證工作。她和丈夫接管《亞洲》雜志后，也大力推介過魯迅等部分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在1954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中國世界》中，她將魯迅作為現代中國為數不多的借鑒西方文學來服務民族的優秀作家加以首肯：“周樹人———筆名魯迅———或許是第一個清醒者。他意識到雖然自己的靈感可能來自于西方文學，但只有把自己新產生的激情用于寫自己的民族，才能擺脫摹仿”。在1972年出版的《中國今昔》中她直接評價魯迅農民題材的小說創作：“后來有許多優秀的中國作家寫了有關農民題材的作品，魯迅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
考慮到二人的身份和文學使命，他們對各自創作所做的評價應該還是在情理之中或比較合理的。魯迅終身致力于為國民敲響醒世鐘，他需要做的是沉潛到民族和社會的底層去考量透析，而無須從一個外國作家那里獲得啟發，所以他關注賽珍珠創作較少，也并未在公開場合作出正式評價。而賽珍珠旨在向西方人講中國故事，魯迅這個對中國文化作過入木三分的洞察和披露的文壇領袖的創作和思想自然不會逃過她的慧眼，并從中汲取準確掌握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所需的養分。再則，賽珍珠農民題材的小說創作與魯迅倡導的在“為人生”的大前提下，發掘傳統文化影響下的鄉土社會精神弊病的鄉土文學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僑寓中國的賽珍珠，由于沒有啟迪國民的心理負荷，在充分自由的精神領域里從容勾勒異域圖畫，反映特殊的風土人情，以滿足西方讀者的閱讀期待，這種創作選擇同樣是符合其身份的。令人欣慰的是，盡管他們切入文學的視角和目的不同，他們在文學領域的成就卻都是十分顯著的：魯迅是為中國文壇塑造出一系列典型的農民形象的第一人，而賽珍珠則是第一個以史詩般的宏大規模，全面、細致地再現中國農民平凡而豐滿的生命歷程的西方作家，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創作都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魯迅創作的深遠意義已受到后人充分肯定，只要看看現實生活中，面對與己無關的重大事件，國人除了“打醬油”、“路過”、圍觀外毫無反應的冷漠態度，就知道魯迅所揭示和批判的國民性依然幽靈般附著于國人的靈魂深處。而對賽珍珠中國農民小說的價值我們認識得可能還不夠充分。當社會迫使人們接受遠離土地才能致富、困守土地只有貧窮的現實時，我們的民族便集體從精神上逐漸遠離土地、遠離生命之根，并逐漸變得漂浮、迷失，這時再來讀讀賽珍珠在《大地》等作品對傳統中國戀土情結的深情表述，“我們從土地上來的……我們還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守得住土地，你們就能活下去……”，對于在商業大潮中沉浮著、困惑著、惶恐著的人們是否有一點啟示作用？
本文作者：張春蕾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