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趙樹理個人命運與文學思想嬗變，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鄭紹楠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遭遇到人生一重大變故：大哥袁宗道卒于北京任上。他和弟弟小修悲痛欲絕，為此袁宏道吃素達數年之久，以此懷念胞兄。宗道的英年早逝，使得袁宏道的出仕之情趨趙樹理的小說在解放區最初是因為低級通俗不予發表的，后來經人推薦才逐漸在解放區流行起來，而后又風行國統區乃至全國，并且獲得許多著名作家、評論家的高度認可（如周揚、郭沫若、茅盾、邵荃麟、馮牧）。1947年，在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趙樹理的創作方向被尊為“旗幟”。但建國后，趙樹理的文學又經歷了一個截然相反的過程：評價的猶豫，部分否定，全面的批判，并且因其文學創作方向的問題而遭人身迫害。趙樹理的一生可以說因文學而成名，也因文學而殞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那么他的文學創作和不同時期的文學思想有什么樣的關系？他對趙樹理的創作以及個人命運有什么樣的影響？
一、風行解放區——“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的一個勝利”（周揚）
1946年周揚發表了《論趙樹理的創作》，對趙樹理的小說創作給于了高度的評價，冠之以“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頭銜，最后宣稱趙的小說創作是“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的一個勝利”。事實上趙樹理的創作在毛的《講話》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其作品也完全不是遵照毛《講話》的產物，當毛的《講話》傳到太行山解放區時，趙樹理說：“批準了我的文藝主張”。
1所以周揚的話有點不尊重事實，事實的情形是趙樹理的創作實踐符合了的文藝思想。那么的文藝思想有什么樣的實質內涵？他對文藝的創作又提出怎樣的思想要求？趙樹理的文藝主張是什么？兩者之間在何種程度相互符合，是否有悖離之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中國文學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30年代確立的蘇聯文學思想借助革命戰爭得以強化和普遍化，同時也被中國化。從而形成文藝思想，文藝思想其實質是蘇聯文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
2其特點有以下四點：
第一、政治化的文學觀。認為“無產階級的文學是整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藝從屬于政治并為政治服務，他還提出文藝批評的標準：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這同時也是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思想在這一時期變種，文學的獨立地位被取消，淪為工具。
第二、以“革命現實主義”即新古典主義取代五四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雖然也強調對現實的真實反映，但是在“現實主義”前有加上“革命”前綴，現實主義的性質則發生巨大的變化。它以集體主義、階級意識反對個性主義、自由主義，反對基于個體價值的人道主義，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實質上是一種偽現實主義。這也是出于當時革命戰爭需要以及傳統集體主義思維的慣性，在戰爭角逐過程，更加強調是集體的團結一致（目標明確、方向一致、聽從指揮、思想統一等等），如此才能將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以克敵制勝。當然戰爭同樣需要人的個體天才性，但這畢竟是少數將領領袖的事。
第三、強調民族主義的文學張，即毛要求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從而取代五四文學的世界文學主張。
第四、主張文學為工農兵服務，并把這一原則當成最根本原則。毛要求作家進行思想改造，使自己的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即所謂的“工農兵方向”，具有突出的政治內涵。當時作為一個杰出軍事兼政治的領袖，對對人的精神世界很容易產生深刻影響的文藝作用，應當說是給與相當的重視。
但這種重視是柏拉圖意義上的重視——文藝需服務于外在現實需要（在柏拉圖那兒是理想國的正義、在文藝思想則是服務整個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戰爭的需要），而非文藝本身（比如創造美），二者都具有濃厚的政治功利色彩。在理想國里，柏拉圖提出詩人要在城邦創造詩歌，必須嚴格符合一系列要求：詩歌必須有利于促進城邦的正義，詩歌必須使城邦的所有公民具有道德，而非個人情感和欲望的發泄，非此一類的詩人則要被恭請出理想國。作為一個高瞻遠睹、文韜武略的領袖，不可不意識到文藝的巨大作用。當然，這種作用是雙向的，如果得到好的引導，則有可能為我所用，反之則可能為敵所用或則起到壞的結果。文藝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講，就很好使用文藝這一無形的武器，使其很好地服務于當時現實的需要。趙樹理的小說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解放初期具有“旗幟”和“榜樣”地位，這和他的文學創作契合了文藝思想密切相連系。當然趙樹理并非自覺有意識地去迎合文藝主張。如果說文藝思想是有意識地去引導當時解放區文藝思想的走向，確立其內在的宗旨的話，那么趙樹理的作品卻在無意中闡述了毛的文藝思想。這主要從以下三點可以看出來：
第一、趙樹理的第一身份是從事革命的實際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作為一個革命家來說，把政治目的放在第一位，文學從屬于政治，是沒什么可奇怪的。趙樹理自己說：“我的作品，我常叫它是問題小說……因為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是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會妨礙我們的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3他的文學創作是緊密地和政治目的聯系一起，具體來說有農村的、階級斗爭、民主建設、政權建設、生產運動等等。
第二、不自覺地實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趙樹理的文學主張具有很明顯的理想主義傾向。但是應該說，趙樹理是一個很真誠的作家。他的這種理想主義傾向不是建立對現實矯飾的基礎上。作為一個革命家兼作家，他既是生活的創造者又是新生活的描寫者，趙樹理對解放區人民推翻封建統治獲得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嶄新的生活抱有一種真誠的革命樂觀主義態度，并以這種革命樂觀主義態度去看待農民身上弱點和精神痼疾。這基本上符合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第三、“民族形式”和“工農兵方向”。趙樹理雖然也經過五四新文學的洗禮，但對新文學的歐化傾向極度不滿。經過反思，他開始建立形成偏重大眾化、通俗化的文學主張。在形式上，他對中國以說唱文學為基礎的傳統小說的結構方式、敘述方式、表現手法進了揚棄和改造。創造了一種評書體的現代小說形式，既使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讀者樂意接受，又能夠反映現代生活，表現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在內容上要求文藝工作者思想“大眾化”，以便和工農兵打成一片。但這個“化”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從小的成長環境和革命工作環境，使他對農民的性格、心理、語言、以及農村的風土人情都無比的熟悉和親近，他本人的根便深深地植于農村，從思想氣質到生活習慣都農民化了，因而在創作農村題材的小說能真正地做到駕輕就熟。4“在趙的小說里五四文藝工作者的個性以及個性解放，知識給他們的高貴氣派、多愁善感、纖悉復雜、優雅恬靜……都消失了，取而代之是“腳上有牛屎”的樸素和粗獷，單純的美取代一切。“思想情感方式”連同它的生活視野變得單純又狹窄，既樸實又單調。”#p#分頁標題#e#
趙樹理的出現總算讓了夙愿。5趙樹理文學創作的成功及其巨大的影響力首先在于他成功地實現藝術性和大眾性比較完美的結合；其次，是他的創作無意中契合了文藝思想，從而被共產黨文藝領導人的大力推廣傳播。但這二者的契合還不是完美無縫的吻合，趙的創作在某種程度和文藝思想有悖離之處，這種悖離也是趙樹理的作品可以在解放區以外的國統區乃至全國風行，并獲得各界人士的高度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悖離是趙對五四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
二、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繼承——提升了作品的品格同
時也為趙的創作遭到全面否定和人身迫害埋下伏筆。趙樹理一生致力于文藝的通俗化、大眾化，力矯五四以來的歐化傾向，以及嚴重脫離民眾的弱點。但他本人并沒有因此對五四文學全盤否定，恰恰相反的是，他繼承了五四時期引進的現實主義最可貴的思想內核——對現實的批判精神。盡管贊歌是主旋律，但這種真正的“現實主義”提升了他作品的水平，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趙樹理現實主義批判精神首先表現在對解放區人民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以及中國農民固有的劣根性的批判。趙樹理敏銳地發現，在新社會，盡管封建的經濟、政治制度已經消滅，但是封建的傳統思想、小生產意識仍然存在農民的身上。在觀察和表現中國農民時，他采取了和魯迅大致相同的角度，從農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狀態以及人與人的關系的角度去進行歷史的考察，并且得出相對一致的答案——長期經受奴役（尤其在精神上）的中國農民要擺脫舊文化、舊制度、舊風俗、舊習慣以及其劣根性具有長期性和很大的艱難性。在《李有才板話》里，趙塑造了老秦這樣經歷舊社會的農民。他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卻滿腦袋的封建等級思想。當他認為縣里來的“老楊”是個大官是，對老楊既怕又畢恭畢敬?？墒钱斔览蠗钜彩莻€“住長工出身”的人時，馬上又看不起他了?！缎《诮Y婚》里的二諸葛，盡管人民政府建立，人民可以當家作主，但他從不相信命運可以自己掌握，總是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卜卦求神上，展現一個在舊社會中其精神被嚴重扭曲、靈魂遭受巨大創傷的農民的面貌。五四時期，魯迅活靈活現地展現阿Q式的人物（流氓無產者）在造反成功得勢后可鄙齷齪嘴臉。趙樹理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同樣發現阿Q式的人物?！缎安粔赫防锏男〔斏限r會主任就分地主的房子、土地，趾高氣昂，逼人嫁女，其細節和阿Q居然驚人的相似?！独钣胁虐逶挕防锏男≡斏细刹?，就改換穿戴，“逼鄰居當奴才”……盡管如此，趙樹理所處的時代畢竟和魯迅的時代不一樣：這是一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起來摧毀農村殘余勢力，走上徹底翻身道路的新時代。在魯迅那兒還是一個大問號（因而魯迅的態度基本是悲觀的甚至是絕望的），在趙的時代，生活本身已經初步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答案。6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安排他的人物或轉變（改邪歸正），或暗示轉變的前景。這種“大團圓”的喜劇的結尾，雖然有點古典主義色彩，但畢竟不同于傳統文學中的粉飾現實，他是根據時代的提示，具有人物思想性的內在根據。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吧。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主要是以蘇聯文學思想為指導，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式盡管具有意識形態性，但仍有注重真實的一面，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此外，在戰爭年代，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創造束縛較小，存在較大的“空間”來容納作家有限的批判性的創作。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以及隨之而變的文學思想路線的變化，趙的創作逐漸被否定，以致最后遭到全面的批判。
三、從“榜樣”到“缺點”以至人身迫害——文
藝思想與蘇聯蘇聯文學思想的共治到分裂以及文藝思想的偏執化極端化。建國后，中國文壇上存在著三種文學思想體系，即蘇聯文學思想、文藝思想和五四文學思想。這三種文學思想的復雜關系、激烈沖突，構成了50年代對五十年代文學思想演變主潮流，最終導致文藝思想絕對權威的建立。7這三重文學思想的斗爭同樣影響到對趙樹理創作地位和評價。因為他的小說既有繼承五四文學的傳統，有又蘇聯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因此，在對五四以來的文學思想進行批判以及文藝思想對蘇聯文學思想的斗爭中，趙樹理都難免受到沖擊批判。進入五十年代，蘇聯文學思想和文藝思想處于共治狀態，開始聯手清除殘余五四文學思想，使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功利作用更加突出。這使得趙樹理的“榜樣”作品開始出現“缺點”。作為一個真誠的作家，趙樹理在解放后創作了《三里灣》（1955年）、《“鍛煉鍛煉”》、《靈泉洞》（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他依然不改當年批判的作風和文風。他甚至對1957年以后的農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質疑（趙樹理也因此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遭到“內部”批判）。50年代初，文學界對于趙樹理的評價開始有些猶豫不定，在把他作為“榜樣”的同時，他的小說的缺點“也在不斷地發現”。批評家指出趙樹理“善于表現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現前進的一面”，并且暗示他對創造新的英雄形象還缺乏自覺的意識。8
1955年，長篇小說《三里灣》發表后，批評者又指出，小說的“典型化”的程度不夠，對農村的“無比復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展示，“并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作者對于農民的革命性力量“看得比較少”，“沒能把這個方面充分的真實表現出來”91958年“”開始，文藝思想開始和蘇聯文學思想分道揚鑣，并提出所謂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以取代蘇聯文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意識形態化的文學觀和新古典主義進一步強化。趙的創作則開始遭到了更全面的否定。1959年《文藝報》刊發文章認為〈〈“鍛煉鍛煉”〉〉這個短篇是“歪曲我過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勞動婦女和公社干部”。1962年，在政治、經濟“浪漫主義”的退潮中，趙樹理的“價值”又被“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倡者發掘和肯定（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但很快，到了前期，趙樹理又遭到全面批判，并且對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成就作了否定性論斷：趙樹理同志沒能夠用飽滿的革命熱情描繪革命農民的精神面貌。這一時期由于思想權威與政治權利相結合，使得文學思想政治化，文學思想的斗爭具有政治斗爭的性質。10開始后，對趙樹理文學的批判則轉到對起人身的迫害。1970年9月23日被人在太原迫害致死。盡管作為一個作家，他生前所獲得的殊榮幾乎可以說是無以倫比。稱譽他為“人民作家”，把他同魯迅、郭沫若、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稱為“中國近代的大文豪”，“語言藝術的大師”。曾到過邊區訪問的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甚至這樣說，趙樹理“可能是共產黨地區中除了、之外最出名的人了。”11#p#分頁標題#e#
四、結語
趙樹理的小說和他個人的命運起伏，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緊密相連。令人熱血沸騰的主義與真理、充滿鐵與血的革命與戰爭，以及反動、進步、民族、西方、自由、民主、解放、運動、人民、敵人、階級這些充滿宏大敘事意味的巨大詞匯是那個時代的關鍵詞。這些關鍵詞加在一起就如一列鋼鐵意志鑄成的列車，在歷史的軌道中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轟隆隆地向前行駛。作為渺小歷史個體的趙樹理以及他的創作，曾經湊巧搭過這班鋼鐵列車，這是他在解放區甚至整個中國備受歡迎的根本原因。但是歷史的動向是神秘莫測，遠遠超出個人的智慧和意志。當趙樹理的文學以及文學思想不再與前進的歷史列車平行合軌時，這列無情的鋼鐵列車便無情地從他身上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