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非自然敘事學的建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引言 進入新世紀之后，西方敘事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無論是在敘事理論建構還是在敘事批評實踐方面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鑒于此，德國敘事學研究領軍人物莫妮卡•弗魯德尼克頗感欣慰地說:“在21世紀之初，敘事學非但沒有衰落，反而發展得很好、很繁榮”(Fludernik，2009:12)。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我們該如何推動敘事學的持續發展?對此，戴維•赫爾曼指出兩條路徑:“首先是重新思考敘事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其次是開辟新的不斷出現的研究領域”(尚必武，2009a:103)。論及第二個路徑(即，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赫爾曼特別提到了“非自然敘事”(unnat-uralnarrative)，并把它看作是后經典敘事學的一項主要研究內容(尚必武，2009a:104)。在《后經典敘事學:方法與分析》(2010)一書的“導言”中，主編揚•阿爾貝、弗魯德尼克同樣把非自然敘事看作是后經典敘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Alber＆Fludernik，2010:14)。在非自然敘事學研究的四位主將———阿爾貝等人看來，“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成了敘事理論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個新范式”(Alberetal．，2010:113)。但是對于國內學者而言，“非自然敘事學”依然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話題。什么是非自然敘事?怎么研究非自然敘事?如何建構和發展非自然敘事學?非自然敘事學與經典敘事學以及后經典敘事學的其他分支(如修辭敘事學、認知敘事學、女性主義敘事學等)之間有何區別與聯系?本文試圖從四個層面來探討上述問題。 2．超越摹仿敘事 布賴恩•理查森把西方敘事學界以“自然敘事”為原型來界定敘事、研究敘事的原因歸結為“模仿思維”。他說:“在批評理論史上，好幾個世紀以來，模仿思維都占據了主導地位”(Richardson，2002:58)。理查森的此番論斷可謂一語中的。眾所周知，模仿論是西方最早的文藝理論，其核心論點可歸納為藝術是對某種外在東西的模仿。例如，赫拉克利特認為藝術是對自然的模仿;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對理念世界的模仿;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是對現實世界“行動”的模仿。但事實上，“敘事充滿了非自然的元素。很多敘事違背、炫耀、嘲弄、戲耍這些關于敘事的核心假設。更具體地說，這些敘事有可能徹底解構擬人化的敘述者、傳統的人類特征、以及與他們相聯系的心理或有可能超越真實世界關于時空的概念，把我們帶到概念可能性的最遙遠之境”(Alberetal．，2010:114)。也就是說，盡管敘事是以“自然敘事”為原型，但敘事同樣存在“非自然”的元素。 在阿爾貝看來，非自然敘事是指任何在物理上不可能的場景與事件，即對于控制物理世界的已知法則來說是不可能的場景、事件，以及在邏輯上不可能的場景與事件(Alber，2009:80);或是指那些超越自然敘事的規約(自然的口頭故事講述形式)或違背傳統現實主義參數的“反摹仿文本”(Al-ber，2009:115)。“摹仿性”是區分自然敘事與非自然敘事的主要特征。自然敘事在本質上是“模仿的”，而非自然敘事在本質上則是“反模仿的”。有鑒于此，阿爾貝和弗魯德尼克把非自然敘事解釋為“反模仿敘事”(anti-mimeticnarratives)，它們“通過再現真實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場景和事件，來挑戰和超越真實世界對身份、時間和空間的理解”(Alber＆Fludernik，2010:14)。 理查森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也一直存在兩種主要文學傳統:一種是模仿，另一種是非模仿。一種更加關注再現的對象，而另一種則更加關注創作的行為”(Richardson，2002:58)。前者是傳統敘事理論或經典敘事學所關注的主要內容，而后者是非自然敘事學所著力考察的對象。令非自然敘事學家們感到頗為不滿的是，“很多關于‘敘事’的定義都帶有明顯的模仿偏見，把普通的現實主義文本或‘自然’敘事看作是敘事的原型表征”(Alberetal．，2010:114)。即便是極具權威的《敘事學詞典》也未能免俗。該詞典把敘事界定為“一個或多個虛構或真實事件(作為產品、過程、對象和行動、結構與結構化)的再現，這些事件由一個、兩個(明顯的)敘述者向一個、兩個或多個(明顯的)受述者來傳達”(Prince，2003:58)?？梢姡亲匀粩⑹乱约皵⑹轮械姆亲匀辉卦诤艽蟪潭壬媳唤浀鋽⑹聦W家忽略了。 實質上，“非自然敘事無處不在”(Alberetal．，2010:131)。在理查森看來，反模仿敘事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阿里斯托芬、古羅馬的佩特羅尼烏斯。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反模仿敘事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不過，反模仿敘事表現最為突出的則是后現代主義小說。理查森指出:“對后現代主義敘事的細致分析將會給分析整個范圍內的反模仿小說提供工具，這些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被經典敘事學忽略了”(Richardson，2010:25)?？梢哉f，忽略非自然敘事是敘事學研究的一大缺失。理查森認為，建構“非自然敘事學”具有五個方面的意義:(1)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發展更為全面的敘事理論，而不是僅限于模仿敘事的理論。(2)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對當代最令人激動的文學(先鋒派文學、現代主義晚期的文學、賽博朋克文學以及后現代文學)做出理論評價。(3)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對敘事虛構作品的區別性本質(尤其是其虛構性)的理解和賞析。(4)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可以給分析超文本小說提供一系列術語概念。(5)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有助于在現代實驗派的文學與其他類別的藝術(尤其是繪畫)之間建立聯系(Richardson，2010:25)。 在筆者看來，除了理查森所指出的五點意義之外，研究非自然敘事至少還有其他兩個方面的效用:第一，非自然敘事學可以開辟敘事研究的新領域，進一步拓展敘事學研究的空間。在后經典語境下，敘事無處不在，這其中當然包括非自然敘事。非自然敘事理應被納入敘事學研究的范疇。第二，非自然敘事學可以應對來自不同敘事的挑戰，彌補經典敘事學的缺失。非自然敘事在很多方面挑戰了經典敘事學的理論框架和闡釋模式，作為詩學性質的敘事理論必須對此做出反應。#p#分頁標題#e# 3．不可能的故事世界 赫爾曼認為，閱讀一個敘事文本就意味著進入某個故事世界，因為故事的開端“激發闡釋者(或多或少地舒適地)停留在一個由特定文本所激起的世界”(Herman，2009:112)。是否所有的敘事都可以再現或建構一個故事世界呢?就自然敘事或摹仿敘事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但若就非自然敘事或反摹仿敘事而言，答案則是否定的。阿爾貝說:“虛構敘事作品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它們不會簡單地按照我們所知道的情況那樣摹仿地再生產世界”(Alber，2009:79)。在非自然敘事中，故事世界的基本構成要素，如事件、人物、時間、空間都成了有問題的概念，它們拒絕穩定性和確定性，從而使得故事世界的建構成為不可能。例如，在自然敘事中，故事世界的敘述者是人或者至少是“像人的”(human-like)，但是在非自然敘事中，敘述者有可能是一個“會說話的動物”(speakinganimal)、一具尸體、一部機器等;在自然敘事中，存在因果關系或時間關系的事件序列，但是在非自然敘事中，幾乎不存在連貫的事件，支離破碎的事件之間還彼此相互矛盾、互相排斥。 我們不妨重點以時間為例，來考察非自然敘事所營造的“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在《超越故事與話語:后現代和非摹仿小說中的敘事時間》一文中，理查森歸納了非自然敘事違背“線型時間”的六種類型:(1)圓環型。這類小說沒有走向結局，反而走向開端并由此走向無限，改變了日常生活的線性邏輯;(2)沖突型。故事出現了相互沖突的版本，經典敘事學家關于故事中事件的矛盾序列以及事件的不可逆性都受到了挑戰;(3)反習慣型。在這類敘事作品中，盡管時間是反向的，但是敘述者和讀者都是“前瞻型的”，不僅使用一般現在時，而且還使用將來時;(4)差異型。在這類敘事作品中，一個敘事時間被嵌入在另一個更大的敘事時間中;(5)混合型。在這類敘事作品中，不同的時區之間混淆了界限，融為一體(Richardson，2002:47－63)。 那么面對“不可能的故事世界”，讀者該如何解讀呢?在借鑒并整合自然敘事學、認知敘事學的基礎上，阿爾貝(Al-ber，2009:82－93)提出了下述五種閱讀策略，以期幫助讀者敘事化“不可能的故事世界”:(1)“作為心理狀態的非自然因素”。一些不可能的敘事場景可以被解釋為夢、想像或幻覺，即把這些不可能的敘事歸因于人物的心理。(2)“前置化主題”。當讀者把其他的非自然敘事文本同其文學知識聯系起來，并且從主題的角度來分析它們的時候，這些非自然敘事文本也是可以被解讀的。(3)“寓言式閱讀”。讀者把不可能的元素看作是寓言的一部分，與其說該寓言是關于某個具體人物倒不如說它在總體上是關于這個世界的某些東西。(4)“整合認知草案”。有些物理上不可能的場景無法通過內在心理和已有的文學知識來解釋。對此，讀者需要整合現有的框架圖式。這個策略對于我們評價那些敘述者是動物、尸體或不具有生命力的物體的場景是非常重要的。(5)“豐富框架”。一些非自然的場景不能通過內在的心理、文類知識的基礎或整合以后的認知參數等得到解釋，邏輯上或物理上不可能的場景要求讀者擴展已有的框架圖式，直到其認知參數中包括了那些他們所遇到的非自然敘事元素。 阿爾貝的基本論點是“即便是最古怪的文本也是關于人類的，或是關于人類所關注的問題的”(Alber，2009:82)。因此，讀者需要利用基于真實世界的認知草案或基于文學知識的認知草案來“自然化”非自然的場景。換言之，阿爾貝依然是借用自然敘事或摹仿敘事的認知闡釋策略來解讀非自然敘事或反摹仿敘事。由此看來，阿爾貝研究非自然敘事的理論模式和立場似乎存有如下兩個方面的缺憾: 第一，以“自然化”或“敘事化”的方式來解讀非自然敘事，忽略了非自然敘事的非自然性本質。如前所述，大部分非自然敘事作品都是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其出現與這些作家的創作觀存在一定的關聯。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讀者建構特定的故事世界，違背敘事的摹仿性，彰顯文學創作的虛構性本質。也就是說，非自然敘事作品的創作者與自然敘事作品的創作者在藝術旨趣上存有根本性的差異。非自然敘事抵制自然化、拒絕敘事化。阿爾貝在描述和界定非自然敘事時，對此十分清楚。但是，在建構關于“非自然敘事學”的理論模式時，他又毫不顧及兩者之間的差異，硬性地照搬或挪用認知方法的視角，試圖實現對“非自然敘事”的“自然化”，這就形成了一定的矛盾。 第二，只涉及對“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解讀方式，而沒有探討導致“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根本原因。阿爾貝所提出的五種閱讀方式旨在幫助讀者理解和評介“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對真實世界的偏離。但是，對于“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偏離?”這個問題，阿爾貝沒有做出回答。根據經典敘事學的論點，故事或故事世界的建構離不開話語(即表達手段與方式)。換言之，在非自然敘事中，話語才是導致“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癥結所在。對于非自然敘事的創作者們而言，反常的敘述行為是他們從事創作實驗的主要對象。在這種意義上說，建構起一個模仿真實世界的“故事世界”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4．反常的敘述行為 在模仿敘事中，話語是為建構故事或表達故事服務的。但是在非自然敘事中，話語自身卻成了被傳達的內容。話語不再是為故事服務，而是為話語自身服務。換言之，在非自然敘事中，話語顛覆或消解了故事。話語顛覆故事的手段就是一系列反常的敘述行為。在阿爾貝等人看來，反常的敘述行為是指那些“在物理上、邏輯上、記憶上或心理上不可能的敘述”(Alberetal．，2010:124)。他們以艾倫•坡的短篇小說《泄密的心》為個案分析，指出當“非個性化的”(imperson-al)話語自身被“去個性化”(depersonalized)的時候，以真實世界為基礎的描述就會出現問題。當非個性化的話語在敘述主體的話語層面與被敘述主體的話語層面上出現重疊的時候，“敘述者我”(narratingI)與“被敘述者我”(narratedI)、被敘述內容的時間(thetimeofthenarrated)以及敘述過程的時間(timeofthenarration)之間的邊界會變得模糊不清。#p#分頁標題#e# 顧名思義，所謂的敘述行為就是敘述者所做出的行為或講述行動。因此，對敘述行為的研究應該以敘述者這個角色為中心。經典敘事學僅僅局限于探討敘述者的常規形態，如第三人稱敘述、第一人稱單數敘述等，而忽略了敘述者的非常規形態。因此，若要從話語層面上研究非自然敘事，敘述行為應該是考察的重點。迄今為止，在西方所有的非自然敘事學家中，理查森對反常的敘述行為的研究最值得稱道。在《非自然的聲音》一書中，理查森(Richardson，2006)把這些反常的敘述行為稱為“極端化敘述”(extremenarration)，并且集中討論了“第二人稱敘述”、“第一人稱復數敘述”、“多重人稱敘述”、“極端化敘述者”、“不可靠的敘述者”等幾種典型樣式。① 一般來說，“敘述話語最明顯的、最‘自然’的功能就是作為徹底透明的裝載故事的容器，完全消除自己，同故事相處，講述故事”(O’Neill，1994:3－4)。但是在非自然敘事中，反常的敘述行為并不是為了建構一個以真實世界為模型的故事世界，而是為了彰顯話語本身，揭示文學創作的虛構過程。②在話語層面上以敘述者為中心考察反常的敘述行為，理查森的研究可謂切中要害。因為正是這些反常的敘述行為在很大程度了背離了模仿敘事的原則，才使得對故事世界的建構成為不可能。 5．“非自然敘事學”的未來:建構路徑與研究方向 同后經典敘事學其他分支如女性主義敘事學、修辭敘事學、認知敘事學等相比，非自然敘事學的出現是相對晚近的事情。但正如尼爾森所言:“有的敘事是自然的，有的敘事是非自然的。如果我們用同一個模式來分析所有的敘事，我們就把問題過于簡單化了。對于那些拒絕被以自然的、口頭交流的語言理解為基礎來描述和理解的故事世界、經驗、再現和敘事，建構可以解釋它們具體屬性的模式，似乎成了敘事理論的一個重要任務”(Nielsen，2010:299)。那么該如何建構和發展非自然敘事學呢?在非自然敘事學家們看來，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步驟:首先是描述所投射的故事世界偏離真實世界框架的方式，其次是闡釋這些偏離(Al-beretal．，2010:116)。尤其是在闡釋這些偏離上，阿爾貝(Alber，2009:79－96)做出了積極的努力與大膽的嘗試。就非自然敘事學的未來研究而言，阿爾貝及其同行認為，有三個開放式的問題需要回答(Alberetal．，2010:129－131): (1)敘事中非自然元素的存在對敘事與小說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或一個琢磨不定的問題。雖然大部分非自然敘事都存在于后現代主義先鋒實驗性質的小說中，但這并不表明非自然敘事的成分僅局限于小說敘事的范疇。這就給非自然敘事、甚至是敘事的界定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例如，敘事的定義是否應該在包含自然敘事與非自然敘事的同時又排除“非敘事”(non-narrative)?非自然敘事與“非敘事”之間有何差異? (2)鑒于文學史中的變化規約，審視非自然敘事與時間性之間的關系。非自然敘事以及反常的敘述行為是推動文學史的主要動力。敘述的新方法并不是指用新的方式來講述同樣的故事，而是指擴展那些可以用來講述的范疇。隨著時間的流逝，新的敘述形式和技巧也會被逐漸規約化。但實際上，很多自然敘事也包含一定的非自然性。因此，有必要區別那些已經被規約化了的非自然場景和事件與那些看起來依然怪異的、反常的場景和事件。 (3)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需要結合它同語境、讀者、作者和意圖的關系。這實際上又涉及了許多其他問題，如不同文化語境、不同歷史時期中的非自然敘事是否存有差異?或許，在一個文化中自然的故事講述有可能在另一個文化中會變成非自然的敘述;在一個讀者眼里看起來是非自然的敘事在另一個讀者眼里則是自然的敘事。作者與讀者對敘事的非自然性的理解是否存有差異? 上述三個問題涵蓋了很大的范疇，且每個問題都可以引9申出一系列值得探討的其他問題。例如，非自然敘事的進一步界定、反常的敘述行為的歷史變遷等。或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這三個問題被稱為是“開放式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非自然敘事學是在經典敘事學發展將近半個世紀，在后經典敘事學發展也將近有十年之久的今天才開始勃興的。因此，在經典敘事學、后經典敘事學二分天下、雙峰并峙的格局下，若要建構和發展非自然敘事學，還必須要處理好它與經典敘事學、后經典敘事學其他分支之間的下述四種關系: 第一，非自然敘事學與經典敘事學之間的關系。作為具有詩學性質的理論，經典敘事學在誕生的時候，就確立了一個非常宏大的目標:發掘所有敘事所共享的統一結構，探求普遍的敘事語法。但是以自然敘事或摹仿敘事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典敘事學在分析非自然敘事時，遇到了麻煩，因為非自然敘事抵制敘事化，不具有自然敘事的常規屬性與規約。這就要求敘事學家們必須發展新的理論模式，建構一門與非自然敘事的特性相適應的非自然敘事學，以彌補經典敘事學的缺失。但這并不是說對于非自然敘事或非自然敘事學而言，經典敘事學已經過時了。事實上，在建構非自然敘事學的過程中，經典敘事學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經典敘事學創造的很多術語概念，例如敘述者、聚焦、不可靠性等，對于建構非自然敘事學都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第二，非自然敘事與后現代敘事，以及非自然敘事學與后現代主義敘事理論之間的關系。無論是理查森還是阿爾貝，在研究非自然敘事時，都以討論后現代主義文本為主。這不免會給人一種錯覺，即非自然敘事就是后現代主義敘事，而非自然敘事學就是后現代主義敘事理論。就連非自然敘事學的領軍人物理查森也似乎對此認識不足。一方面，理查森積極推動非自然敘事學的建構。例如，他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連續四屆的國際敘事學年會上都負責組織、主持了“非自然敘事學”專題的分論壇，并參與成立了“非自然敘事學研究團隊”。另一方面，理查森(Richard-son，2010:24－31)又把他最新的一篇關于非自然敘事學的文章取名為“后現代敘事理論”，即在非自然敘事學與后現代敘事理論之間劃上了等號。實際上，后現代敘事只是非自然敘事的一個主要類別，后現代敘事理論也不等同于非自然敘事學。阿爾貝和弗魯德尼克指出:“在某種意義上，非自然敘事學是后現代敘事學與認知敘事學的結合體”(Alber＆Flud-ernik，2010:14)。這一論斷無疑是十分恰當的。但若要使得非自然敘事學獲得更好的發展，我們依然需要對非自然敘事和后現代敘事，以及自然敘事學與后現代敘事理論做出更為明晰的區分。#p#分頁標題#e# 第三，非自然敘事學與跨媒介敘事學之間的關系。至于敘事學研究的未來發展，費倫說:“敘事理論家需要考察不同語境中的敘事(法律、商業、政治、醫學等)和不同媒介中的敘事(電影、電視、繪圖小說、拼貼畫等)是否與文學敘事有所不同，以及這些不同點和相似點對于研究文學敘事的敘事理論有何意義?”(尚必武，2010:159)毋庸置疑，費倫所提到的敘事理論家當然包括非自然敘事的研究者。也即是說，非自然敘事學家同樣需要關注和考察除文學敘事之外的其他媒介的敘事。遺憾的是，除阿爾貝(Alber，2010)之外，幾乎所有的非自然敘事學家都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文學領域中的非自然敘事，而忽視了文學之外的非自然敘事。作為一種普適性的批評理論，非自然敘事學的研究對象理應包括其他媒介的非自然敘事。在這方面，發展較為成型的跨媒介敘事學或許可以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參照。 第四，非自然敘事學與后經典敘事學其他分支之間的關系。就學科屬性而言，非自然敘事學應該屬于后經典敘事學的范疇。非自然敘事學的出現，無疑拓展了后經典敘事學的研究領域。但是與后經典敘事學的其他分支，如修辭敘事學、女性主義敘事學、認知敘事學等有所不同，非自然敘事學不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即以某種方法為主導)，而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即以分析文本特征為基礎)。換言之，其他的后經典敘事學基本上都是引入了敘事分析的某種新方法，即以方法為驅動，而非自然敘事學則以文本特征為基礎的，并試圖給這些文本特征尋求解釋，是屬于“把敘事實踐作為理論來源的研究”(尚必武，2010:158)。雖然在研究立場或研究的出發點上存有差異，但是非自然敘事學與后經典敘事學其他分支之間是可以相互補充的。例如，在理論闡釋力上，非自然敘事學給后經典敘事學其他分支提出了挑戰;在文本解讀上，后經典敘事學的其他分支可以給非自然敘事的“非自然性”提供分析視角。 在談到敘事學的未來發展時，費倫表示，“我充分期待認知敘事學、女性主義敘事學、‘非自然敘事學’，以及其他語境主義敘事學可以繼續成為重要的方法”(尚必武，2010:159，黑體字為筆者所加)?？梢?，費倫已經把非自然敘事學和認知敘事學、女性主義敘事學等其他語境主義敘事學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僅費倫如此，當下整個西方敘事學界都對非自然敘事學十分關注。2008年，理查森研究非自然敘事的代表性論著《非自然的聲音》獲得了“國際敘事學研究協會”年度著作的最高獎項“伯基斯獎”，就是學界對于這個研究領域表示認可的一種象征。 理查森指出，“敘事虛構作品是一個動態的、易變的、顛覆性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在辨證地不斷重塑鄰近的文類和已經建構以來的實踐。在更有革新精神的形式中，它的規約在于改變規約，它的精華在于逃避固有的精華，它的自然在于尋求非自然”(Richardson，2006:140)。對于敘事學這門學科而言，敘事的動態性、易變性、顛覆性、非自然性等特征既是挑戰也是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只要非自然敘事學沿著上述發展路徑，妥善地處理好其與經典敘事學、后經典敘事學其他分支之間的關系，從中汲取有益養分為其所用，定將前景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