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隱之書建構的歷史圖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后現代文學的實踐和對歷史的認識明確標示，歷史寫作是讓人高度疑慮的，它可以是歷史證據，卻與現在發生著持續的曖昧關系，而“現在是唯一存在著的東西”。①這個唯一存在著的“現在”以三種形式占據著人類意識空間:記憶中過去的現在、經驗中現在的現在和期待中的將來的現在。在后現代主義的歷史小說書寫領域，人們在處理過去時總是會遇見來自“現在”的羈絆;“過去”在“現在”的書寫中重生。小說《隱之書》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以反諷和戲擬的方式勾勒出過去作為某種形式的實在，最終制造出我們置身于穩定的現實之中的感覺。但是，小說《隱之書》的寫作并非要與現在的共謀，而是通過提出對過去某種意圖的記憶從而建構一個歷史圖景，于是這個被重構的失落世界就成了存在于記憶與意圖交匯處的一個比喻和期望。 一、“通靈者”與女性容器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時間》中說:“女性在主觀上強調時間由一種節律所控制……它是周期性的和循環的，是永恒的和不朽的。”②女性時間在整個后現代世界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表征了一種具有三維空間性的時間整體。這恰恰與后現代以空間結構一切的基本特征高度一致。在人類的原始記憶中，女性的神圣存在常與器物有關;在原始意象中，母親經常作為生命的容器而書寫定格。后現代主義的歷史編纂元小說反對一元論話語，反對長久以來以科學和知識為話語的霸權歷史。為還原過去的基本面貌，《隱之書》不僅沒有排斥被科學話語所貶抑的原始意象和奇幻情節，反而將這些并不能被證偽的歷史事件加以編輯書寫，以邊緣的立場進入歷史的書寫陣地，揭開歷史編纂背后潛藏著的男性權力機制和成規。 在這部小說中，女性容器和作為“通靈者”的女性靈媒被挖掘出來，浮現在被男權主義大歷史書寫所遮蔽的平面上，讓讀者窺見傳統歷史書寫所排擠出去的部分，也借此揭破了歷史創作自身的幻覺。在小說中，身處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淑女們因為時代悖謬而無法實現自身價值，但她們以一種極其隱秘的方式構筑了一個屬于自己的靈感世界，借以對抗以啟蒙理性為基礎的男性歷史。維多利亞時代的淑女客廳中，曾經有一個神秘而又令人不解、疑惑而使人欲罷不能的靈媒團體，一個存在于科學維度之外的另類世界。這個世界的中心不是男性，男性是這個世界的懷疑者甚至是入侵者，但是他們又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和向往。通過重重的敘事迷霧，艾許研究者布列克艾德教授和克拉波爾注意到艾許曾經至少兩次參加過知名靈媒荷拉•雷依夫人家中舉行的降靈大會;當時很多人相信這位夫人是早期能讓靈魂尤其是嬰靈現身，并讓人觸摸到亡者雙手的專家。但是布列克艾德相信，艾許參加降靈大會的目的是抱著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致知格物的科研態度，并因此經歷而寫下諷刺詩《媽媽著魔了嗎》。艾許的詩極大地惹惱了女性主義批評者，她們認為艾許對詩中的主人公報以最惡毒的攻擊，認為“憑靠直覺的女性行徑”，是在呼應約翰•但恩的詩句“不盼望女人有理有智;在其最柔美、最聰明的時刻，她們充其量也只是“媽媽”(Mummy在英文中還有木乃伊的意思)”。①而布列克艾德教授則認為艾許意有所指地將她的所作所為———將亡者的生命虛妄地、虛構地重現———拿來對照自己寫詩的行為。由此可見，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男性學者和女性主義批評家之間有著天壤之別。正如?？滤懻摰?ldquo;真理”，它是這個世界所建構的東西，它的產生只是因為限制的多種形式。因為真理被建構起來，所以導致了有規律的權力效應。每個世界都有其真理的統治———男性和女性的世界都有其各自的“真理”。在兩性各自所主導的世界中，并行著不同的話語類型。就像被以理智和邏輯標榜的男性社會嗤之以鼻的女性感觀世界，同樣有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區分正確與錯誤論述的機制和事例。在這個思維和行事的空間里，存在著對于真理的獲取程序相一致的價值，也同樣存在著某些人被賦予所說話語即為為真理的權力。后現代的歷史發現這兩個世界如若平等共存，就必須有關于共存的基本原則;這種原則不假設沖突的解決，而是要承認和接受差異。 當大多數人好奇“生機勃勃”的艾許如何與他那乏味無趣的妻子擁有完整的充滿激情的關系時，誰都不知道，大詩人艾許有著一個秘密情人，她就是女詩人蘭蒙特。兩位詩人不可以擁有更光明的未來，因此將心底的秘密愈發埋藏進心中最原始的地域，然后在各自的詩作中流露出一星半點的痕跡。在蘭蒙特和艾許都參與過的“降靈會”上，他們卻抱持著大不相同的目的。直到最后的謎底揭開，人們都無法得知艾許激動地、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大加鞭撻的降靈會事實上在其心底構成一片隱秘的希望———他和蘭蒙特的浪漫故事里有什么存留下來了嗎?那個故事的延續現在何方?她(蘭蒙特)參加降靈會是尋找哪個靈魂的聲音呢?這個聲音和自己到底存在什么關聯?所有的疑惑都因人類自我和對世界的認知中存在一大片未竟的事業空白場而變得神奇又無奈。在這些疑問的背后，有著當時人對人類和歷史認識途徑的探問，有對科學和迷信兩者界限的考察。也許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些問題仍然籠罩在我們頭上。無論艾許還是蘭蒙特，他們都渴望能夠達到認知的深處，更是渴望探究生命本質本身。降靈會事實上充當了人類原始心理狀態的存留和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渴望。在探討“通靈者”與女性容器時，我們發現在幻想和直覺領域，始終是女性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這種直覺力之所以長期遭到科學社會的罷黜是由于男性恐懼臣服于熱情之下，擔心理性沉睡在欲望、直覺和想象力的控制之下。但是當代話語卻對這種充滿原始力量的幻想精神情有獨鐘。而“女性精神”恰恰在幻想和靈感中達到頂點，這種能力起初很可能掌握著一切占卜和預言，即使在后來，它已被父權諸神和男祭司所排擠，但在占卜這個園地里卻一直長期保持著優勢。洞穴母神形象、死亡和生育的大地女神證明了神秘想象與幽靈和死者世界的聯系，女人據以容納和防護、滋養與生育的女性基本特征，其中心是容器。②它既是女性性質的屬性，也是女性性質的象征，它在歷史的流變中幻化成人類精神實底的重要部分，卻被近代以來科學和理性所占據的話語陣地所排斥。在艾許所代表的男性目光中，便包含著對母性世界的崇拜和恐懼。《隱之書》里拜雅特寫到有關兩性關系和有關降靈會的情節絕非偶然。因為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從未中斷過關于唯靈論的科學性的討論。對于這個始終處于科學和偽科學、宗教和反宗教針鋒相對的前沿和模糊地帶的問題甚至成為維多利亞時代中心文化主題之一。靈魂世界毫無疑問是自然未知的一個維度，是科學所尚未達到的領域之一，在其降靈會上“顯靈”的東西到底是江湖術士鼓吹的迷信和騙人的把戲，還是由于某種尚未發現的自然規律和精神機制起了作用，到如今仍是困擾著人類的謎題。但是充當靈媒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卻是有原因的———由于女性生存的基本狀況是女性特有的庇護嬰兒的、容納的身體，所以女人被經驗為同樣優良的容器、是生命的容器本身。#p#分頁標題#e# 二、“詩魂”與肉身 長久以來，以理性和科學所代表的“詩魂”對以本能和原欲為代表的肉身的壓抑顯示了可怕的霸權，這在傳統的歷史書寫中尤為明顯。關于這對矛盾，后現代主義歷史編纂元小說表明了鮮明的立場:解自然化人類被“科學”話語所塑造的一切，還其本來面貌。 《隱之書》里各路學者對艾許和蘭蒙特的研究均由自己的主張出發得出了傾向于自身的結論。艾許的研究權威堅定地認為艾許最典型地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男性話語和思維的結構模式。就像書中以直接引述的方式將艾許寫給靈媒克拉波爾夫人的信件所傳達的信息那樣直白———艾許對女性以自身進入所謂靈性世界與肉身世界之外的神秘地帶進行信息交互的做法有著難以掩飾的厭棄和否定。然而誠如克拉波爾在其傳記中質疑的，艾許這個維多利亞時代典型的詩人，不完滿的婚姻無法給予他全部的生命意象和生命感悟。于是他轉而致力于研究個體生命及個體認同，在面對實驗品水蛭時都顯得驚喜萬分———因為這種生物自體的繁衍、生存，對他而言訴說著萬物生命的延續性與相互依賴性。而這種發現，或許正有助于他修正或去除個體死亡這種觀念，也藉此正視他與自身、愛人、以及他那整個一個時代的人。但是他會以怎樣的心情正視自身呢?當克拉波爾猜測他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揮別了個人對垂死之人、對亡者的情懷，轉而對生命、自然、宇宙展現出大愛，卻真正犯了主觀臆斷的錯誤。他并非一個用科學和探索掩蓋自身欲望和需求的精神至上者;相反，對宇宙、生命、自然的熱情更激發了他對人類和自身生命的熱愛。在他那里，詩魂和肉身同出一源，而生命是詩魂與肉身的高度統一。 而女詩人蘭蒙特的創作則又是另一番景象。其詩作《梅盧西娜》里的中心意象，是人首蛇身的女主人公獨自沐浴戲水的場景。一直以來，女性創作被發現是在極力逃避的心思之下進行，就像是為了蒙騙和逃避男性世界的銳利目光而為自身遮上厚厚的面具。所以女主角梅盧西娜往往悠然自得于一個足以凸顯自我的小世界。就像書中蘭蒙特研究者所總結到的，那里自成體系，有小小的山丘、高地、低矮的灌木叢，以及微微高聳的巖層，遮掩著徐徐下降的山坡和因而不見的谷底，甚或更加隱秘的孔穴和山洞———而帶來生命的泉水也自此處沸騰而起，彼此交流。這是女性意象的藝術化表達。梅盧西娜在索芙泉邊兀自對著自己歌唱，足以知悉萬物的起源和終結。這個意象群或者可以解讀為專屬女性語言的一種象征。當她身為水蛇之際，她就是完整的個體本身，擁有孕育生命和創造意義的非凡力量。這種強大的力量來自其自身，絲毫不需外力的援助。這是女性自身的再生神話。但是，表面如斯的蘭蒙特卻曾經掉入了與艾許的婚外情，在男性的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的再生和毀滅，將自己的痛苦歡樂淹沒進了強大的時代和社會中。艾許和蘭蒙特這一對異樣的情侶:一個擁有婚姻卻沒有情愛、一個單身獨立卻滿藏熱情。在兩人身心結合的背后有著許多心靈的震顫和靈魂的掙扎。在歷史遺留下的證據面前，所有將兩人臉譜化的研究都蒼白無力。艾許藏著自己的秘密，他的另一個自己充滿著對肉身生命的追求和熱情。從某種意義上講，女詩人蘭蒙特是他真正的妻子。兩人在靈魂和肉體上均得到了完全的結合，在時代道德面前卻啞然失語。艾許雖然一直苦苦追尋蘭蒙特和小孩的下落，甚至不惜闖入克拉波爾夫人的降靈會試圖得到另外世界的指示;而蘭蒙特也不得不將女兒送給妹妹養育，從此遁入自己枯槁的世界與世隔絕。兩人在詩魂和肉身之間苦苦掙扎，都因此遭受到痛苦的折磨，卻從未否認過肉體的價值、認為肉體是靈魂之下的次等存在。就像蘭蒙特對侄女莎賓所說:“正好相反，肉體和靈魂無法分離。”① 在這里，沉重的肉身穿越過敘述的迷霧，來到一片擁有意義的境地。禁絕所有正常感覺的精神主義是錯誤的，肉身與精神一樣都是人類平常的溫情與溝通方式。作者拜雅特對肉身情感的重拾有著一種強烈的歷史修正愿望，將人們一貫歪曲誤解的維多利亞時代和維多利亞人還原至另外的形象本身。后現代主義提倡的多元和民主、平等，是一個涵蓋甚廣的精神信念，拜雅特在《隱之書》里通過對艾許和蘭蒙特個體情愛、詩人身份的重構，擲地有聲地鞭撻了歷史話語的一元論表述。 三、兩個時空的對話 《隱之書》在敘述中構筑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時空，對歷史真相的追尋與對當下生存經驗的復雜化關照相互交融，構成了其維多利亞時代特征與后現代歷史想象的深刻互文。同時，她也在其創作中借助后現代的經濟、政治、性、科學等等不同話語形式對話維多利亞時代，通過書中兩個時代人物形象的對比，反諷了當今這個后現代社會的虛偽、功利、充滿符號和話語的時代現實。 作為那個時代的代表，詩人艾許沉靜、理性又不失生活熱情。不僅對科學研究充滿熱情也對歷史和神話的關系飽含探索精神。在其冷峻的外表下，是一顆飽含情感的心靈，對生命、對情愛的追求都顯示出艾許的勃勃生機。他像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尋尋覓覓的正是他所稱的“生命的源起、傳承的本質”。他以狂熱的激情探討生命的奧秘，探求是否有生命能擊敗死亡永遠不滅。艾許們如此崇高的、史詩般的體驗仿佛重生了浪漫主義的原始狀態。而反觀書中今天的學者:布列克艾德教授在大英博物館地下室“經營”著“艾許工廠”。他之所以來這里編纂艾許，全是出于一股怨氣:利維斯教授使他見識了英國文學無與倫比的、堂皇宏偉的影響力和高度，同時也讓他再也無法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躋身這些人的行列。于是，他把自己年輕時所寫的詩文全數焚毀，一頭扎進了年譜、傳記等等一切有關艾許的編輯工作中。而文學助手羅蘭，這個沒有多少天賦、有點落拓的英國青年，無前途、無熱情，有時甚至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從事研究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羅蘭說布列克艾德的艾許工廠就像建在大英博物館這座天堂下方的地獄，這一點都不為過。因為他們都為著某些理由從事著自己都時而否定時而懷疑的工作，他們在重復著永無止境的勞動，與艾許的田野式研究截然相反。艾許們渴望真理，而布列克艾德們則追蹤影子;他們不像艾許那樣，對什么都感興趣———他們對什么都不感興趣，尤其是對自己的研究。今天的人們已經失去了敢于進入真理的勇氣，只在外圍進行騷擾。同艾許的維多利亞時代相比，到底哪個更加虛偽、無趣，更加急功近利、毫無激情?#p#分頁標題#e# 在情愛問題上，那個時代的人們同樣真實。艾許從任何意義上講都是一個好丈夫，但是因為妻子身體的原因兩人并無床笫之歡。可他仍是一個從精神到肉體都健全、飽滿的人，他和蘭蒙特在精神領域無間的交往逐漸蔓延到了肉身，兩人的私奔、訂交、結合，盡管看上去令人瞠目結舌，但卻結結實實地回擊了虛偽的道德言說。盡管之后兩人的生命都因情欲的沉淪而掙扎，但他們是勇敢的，他們毫不畏懼愛情的洶涌，熱情地擁抱、接納彼此。而愛倫•艾許，那個忠誠又無奈的妻子，除了不能賦予艾許作為一個男人和丈夫應該擁有的情愛，她什么都做得足夠好。研究者們發現愛倫看似平淡無奇的日記記述、毫無特色的文字其實藏著朦朧的東西———那種簡單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簡單，引導著讀者去想象到底在背后隱藏了什么，這是一種另類的才華，直到最終發現愛倫忍受著怎樣的痛苦觀看自己的人生和命運:因為不能和丈夫擁有真正的夫妻之事，她變得加倍的溫柔體貼，用一種近乎逢迎的方式去擁抱丈夫;她給娘家寫信謊稱自己和丈夫之間極盡溫柔繾綣，只是兩人無福弄璋弄瓦;她面對告密者格洛弗小姐平靜淡然，仿佛對一切都滿不在乎。這不是女權主義者所謂的壓抑的內化，而是一種真實的道德。然而，身體和心靈仿佛永遠難以邁出同樣的步伐，當心靈的門開啟那一刻，身體已然老去、關閉，面對一個身心都熱情飽滿的丈夫，她又該如何譴責他其實擁有一個真正的“妻子”的現實?更何況，他的丈夫從來沒有對她顯出一絲一毫的厭棄，他們的關系“相敬如賓”。 可是今天的人們呢，愛情究竟是彼此的依戀還是彼此的依賴，肉體的結合究竟是精神的升華還是本能的將就?羅蘭和瓦爾，他們在大學聯誼中相識，第二年便開始同居，靠著微薄的獎學金節衣縮食地過日子。但是兩人的關系也毫無生氣可言，盡管瓦爾在羅蘭的獎學金用完之后一肩挑起了兩人的生計，可羅蘭還是深刻體會到，他再也不想繼續這種日子了，有時候，甚至暗暗巴望著“哪天會出現個銀行家邀她共進晚餐，又或者來個曖昧的律師，帶著她上花花公子俱樂部去開開眼界。”①對比艾許和夫人愛倫無性的婚姻，艾許沒有因妻子的缺陷而將之拋棄，愛倫也沒有因為嫉妒心發作而毀了丈夫。兩人之間始終有一種無言的默契，而維系兩人婚姻的不僅僅是“維多利亞時代虛偽的道德”，還有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更因這份理解而掩埋了個人的痛苦而專注著對方的處境。正如羅蘭自己所意識到的那樣，他們出生在一個不信任愛情的時代與文化氛圍之中，戀愛、浪漫愛情、完全浪漫卻反過頭來產生了一套語言、語言學情欲。他們所熟悉的東西是分析、解剖、解構和暴露……但這些并非愛情，甚至不是情欲。當自然欲望被轉移成為修辭、關系演變成話語，他們無非是被人渴望、被人攻擊、被人消費、被人害怕的矛盾個體。羅蘭面對瓦爾時的厭棄，反襯出艾許那一代人的高大。 對比兩代獨立女性，我們仍然能夠從中看出差異和作者對當今時代的批判。那個希望同蘭蒙特一起創造屬于女性的小世界的布蘭奇•格洛弗小姐，出身微卑卻有獨立的精神和創作的抱負。在蘭蒙特獲得了姨母的遺產、能夠自力更生之后兩人便一起居住。她們一個寫詩、一個作畫———她們不是今天所說的“女同志”，她們是志同道合的伙伴關系。只是布蘭奇愈發感覺到自己的無力、無奈。因為無法得到人們的賞識，她的畫作根本無法使其在經濟上自足，她因此成為纏繞蘭蒙特的藤蔓。她視蘭蒙特為公主，但卻不認同自己是公主的仆婦;她生命中只有蘭蒙特一個知己，卻因為無法和知己達成各方面意義上的平等而羞恥、痛苦;她渴望自己也是一棵小樹，能和蘭蒙特并肩站立，但蘭蒙特卻為了艾許這棵大樹而傾倒;她以為蘭蒙特的出走是拋棄了自己，卻至死都不知道她的“公主”為了自己靈與肉的釋放而背負了沉重十字架，從某種意義上講，蘭蒙特的出走無異于自我流放。但是格洛弗小姐自殺了，帶著自己不融于時代和社會的肉身和抱負沉入了河中。她的生命是沉重的，盡管不名一文:價值的失落、生計的無著、知己的離散，她已生無可戀。但是，她至死都維護著自己的理想。在她的遺書中，她飽含感情地寫到:“……我希望我們打頭陣嘗試的經濟自主，以及我們身后留下的成就，能夠引發性情更加堅定的后人再接再厲，進行實驗，不再失敗。獨立的女性必須對自己要求更高，因為男人和傳統的居家婦女都不認為我們能成氣候，他們認為我們必定一敗涂地，一事無成。”①同樣是女性運動的擁護者、實踐者，弱小的格洛弗小姐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探索、挖掘。可是書中的女權主義者們，仿佛個個都陷入了自我中心和自我專屬的小罐子里，她們更熱衷于那套話語伎倆，將事實縮減為理論、將鮮活的形象消解成干癟的符號。就像貝利博士寫維多利亞時代女人對空間的想象，認為她們對廣場和幽閉的恐懼，是因為她們一方面渴望將自己放逐到不受束縛的空間里，又同時讓自己的空間愈來愈鎖閉，把自己局限在西比爾的罐子里。但這更像是她對當代女性及其自我呈現所作的闡釋———聽起來更像是莫德•貝利們被揭露了自身而發出的遁詞。兩代所處時空截然不同的女性，卻面臨著極其相似的問題;而兩代人站在自己時空中的互看，泄露出當代無可置疑的悲涼。 四、結語 包括拜雅特在內的當代新歷史主義小說作者們意識到，作為方法和產品的歷史總是被價值所浸透，因此他們一直致力于在堅持自己所支持的正確價值觀的同時揭露過去的錯誤和偏頗，而重訪歷史所遺落的書寫就是其中頗為重要的任務。雖然他們在創作時清楚地明白自己并不能夠簡單的通過個人化而交換歷史的框架———因為多元文化主義的、多義的歷史容易宣揚，卻不容易實現。這些小說創作者以性別、種族、少數族裔以及階級的名義對歷史故事進行著召回的努力，必定會導致故事講述中的多種視角還是最終導向另一種話語霸權傾向，其實仍是一個未知數。或者，這種努力是否只會導致在故事和論證上的反霸權，但卻最終仍然建立在單一視角之上?無論怎樣，差異似乎是不可還原的，但是差異也是關系性的，涉及將持續處于競爭之中的權力的等級和特異性。拜雅特女士的《隱之書》正是通過對歷史的重訪將兩個時代和兩個時代的人物放置在同一個天平上，讓歷史自身說話，將差異揭示出來。#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