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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英國十八世紀著名的感傷主義作家勞倫斯•斯特恩(1713—1768)及其風格獨特的小說作品《項狄傳》，我國出版的英國文學史教材一般都會做一些介紹，然后便嘎然而止。誠如劉意青所言:“斯特恩在過去五十年我國的文學教學中基本上被除了名，但作為一個敘事技巧上別具一格又先于時代的小說家，他理應獲得一席地位。”［1］劉意青的專著初版于2000年，不僅總結了斯特恩在我國文學教學中的地位，也總結了他在我國外國文學研究中所處的狀況。這種狀況直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才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其專著《英美意識流小說》中，李維屏追溯了英美意識流小說的淵源，指出斯特恩的《項狄傳》“將有關主人公社會經歷的描寫降到了最低程度，而是以極大的篇幅來展示其豐富多彩、變化多端的感性生活”，［2］認為“這種標新立異的表現手法以及他強調感性的創作原則使現代意識流作家受到了深刻的啟迪”。［3］ 二十一世紀雖然才走過了十一個年頭，卻已經目睹了我國《項狄傳》研究史上的第一次繁榮，值得總結一番。一方面，有關十八世紀英國小說研究的專著不斷問世，其中不少都涉及了斯特恩及其《項狄傳》。另一方面，專門研究《項狄傳》的期刊文章和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也不斷涌現，不僅數量可觀，深度和廣度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期刊文章中，李維屏、楊理達(2002)的《英國第一部實驗小說〈項狄傳〉評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不僅全面介紹了這部小說，而且“深入探討這部小說中標新立異的結構形式、別具一格的敘述手法以及作者對時間問題的巧妙處理”。［4］更令人振奮的是，2006年4月，《項狄傳》的第一個漢譯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發行，譯者是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的退休教授李登科，筆名蒲隆。該譯本的出版發行，至少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國內敘述學研究方興未艾，《項狄傳》在這種氣候下得以出版，真有點‘應運而生’的味道”［5］;二是因為《項狄傳》確實結構混亂復雜，語言晦澀難懂，該譯本實際上是填補了一個空白。雖然閱讀譯本不能代替閱讀原著，但誠如譯者引用孟加拉諺語所言:“有個瞎叔叔總比沒有強。”［6］ 就研究的視角而言，不一而足，有宗教的、哲學的、歷史文化的、女性主義的，也有敘事學的。另外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和體裁理論也被用來解讀《項狄傳》。近來，有兩篇新作探討《項狄傳》中的游戲精神。就專題研究而言，李維屏教授的《英國小說人物史》專節討論了斯特恩的小說人物，指出他們“無不執著和認真，是理性與感傷的忠實踐行者”(李維屏，2008:131)。相比較而言，對《項狄傳》的敘事學研究最為興盛，正應了蒲隆在《譯后記》里的預測。［7］ 一、宗教與哲學研究 斯特恩家族不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而是和宗教有著很深的聯系。1733年，勞倫斯•斯特恩作為一名減費生到劍橋大學的基督學院就讀。1737年，他從這里畢業并獲得學士學位，1740年又獲得碩士學位。而在他之前，家族里已有三個成員在這里上過學:堂兄理查德、叔叔雅克和曾祖父理查德•斯特恩。其中以他的曾祖父最為著名，曾任約克大主教和基督學院的院長。他的叔叔雅克當時正擔任克里夫蘭副主教和約克教堂贊美詩領唱，他便借助叔叔的影響進了教會，于1738年成為一名牧師。他在牧師的職位上干了21年后，才動手寫他的不朽著作《項狄傳》。所有這一切都為探索《項狄傳》的宗教主題奠定了基礎。杜維平(2004)認為，《項狄傳》“不僅僅是玩笑”，而是有兩個明確的宗教主題:忍耐和愛。［8］杜文指出，項狄一家承受的是約伯式的痛苦，而痛苦的典型代表就是特里斯舛•項狄本人:他的不幸始于十月懷胎之前，出生時被產鉗夾斷了鼻梁，被起了他父親認為最為不幸的名字，五歲時被掉下來的窗框砸傷了小男孩的命根。那么，面對這么多的痛苦，人應該怎么辦呢?答案便是忍耐，而忍耐精神的集中體現者則是沃爾特•項狄。小說家對于發生在特里斯舛身上的那些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的過程敘述得比較簡略，但對于他父親的痛苦程度和承受痛苦的方式的渲染則濃墨重染，有的甚至長達幾個章節四十多頁。更可甚者，沃爾特•項狄不僅要承受次子特里斯舛的一連串不幸所帶來的痛苦，還要承受長子博比的死亡所帶來的痛苦，從而使他“經歷了從起初被動地忍受到最后笑對痛苦這一忍耐方式的轉變，他學會了忍耐。”［9］ 所以，“嚴格地說，《項狄傳》的玩笑和游戲是為斯特恩宣揚基督教教義服務的，而他在這部作品中所宣揚的教義則是學會忍耐。”［10］杜文還指出，《項狄傳》的另一個宗教主題是“溫情:對人類的愛。”［11］小說不僅洋溢著人間的溫情，而且通過強調這種溫情來對抗當時流行的唯我論，反對理性，“通過對人類溫柔情感的強調來確立他所信奉的宗教—英國圣公會—在宗教中的地位。”［12］從哲學的角度研究《項狄傳》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斯特恩在《項狄傳》中七次提到英國著名的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洛克的名字，并涉及他的著作《人類理解論》及其核心概念觀念聯想、時間的延續等。杜維平、金萬峰(2003)認為意義是《項狄傳》的一個哲學主題，即《項狄傳》是“關于意義的哲學思考。”［13］具體來講，斯特恩通過這部小說完成了兩項哲學任務:第一，質疑理性和語言在人們獲得意義的過程中的作用，強調意義的源泉是“構成感性內容的東西，如情感、想象、動作等。”［14］第二，試圖把故事作為講解、闡釋哲學思想的一種形式，并對洛克的《人類理解論》所包含的哲學思想進行了“藝術性的闡釋”。 二、歷史文化及女性主義研究 以推崇理性著稱的啟蒙運動是十八世紀的主流思想，更有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其助陣，矛頭直接指向專橫狹隘的宗教勢力。［15］就英國而言，十八世紀也是一個思想家輩出的時代，前期有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洛克、牛頓、莎夫茨伯里和曼德維爾，中后期則有休謨、亞當•斯密、伯克等。受這種激流和巨變的影響，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具有“多樣化和過渡性質”［16］，小說的文體形式和功用也處于探索階段。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有些學者便從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項狄傳》，探索該小說形式在社會變化中的適應與變遷。黃梅、顏靜蘭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者，后有劉戈、曹波等學者繼續探討。#p#分頁標題#e# 黃梅(2002;2003)詳細地介紹了《項狄傳》的敘述特點和文體風格，并結合歷史文化語境、作者生平以及十八世紀的文學傳統來分析其敘事實驗和文本游戲，指出“如果我們更多地把斯特恩的作品放到當時的文化情境中閱讀，便可以意識到，盡管斯特恩的敘事實驗和文體游戲包含思想及藝術上的探索，但是并不構成根本的‘挑戰’，它們在本質上只是時代主流的一種變調，是特權者的炫示和自娛”［17］，“反映了小說在十八世紀里作為尚未定型的文類所擁有的巨大的可塑性和相對寬闊的空間……體現了在當時調整階級關系的社會格局中，仍處在成長與融合時期的統治階級思想文化的豐厚、駁雜和柔韌。”［18］顏靜蘭(2003)以情節處理、人物塑造、敘述模式、寫作手法為切入點進行探討，“分析了作者試圖通過凌亂無序的情節敘述反映人物內心世界的紛亂無序，并渴望讓讀者擺脫故事情節來獲取閱讀樂趣的創作嘗試”［19］，指出“《項狄傳》對小說藝術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并對小說的觀念進行了拓展與更新，豐富和補充了十八世紀剛剛興起的小說文學式樣”［20］。顏靜蘭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別指出了以下幾點。第一，“斯特恩的創作和費爾丁一樣是遵循了一定的小說創作的系統理論”;［21］第二，斯特恩本人認為，自己的小說和費爾丁等人的傳統小說不一樣是體現了小說的進步，是對以費爾丁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小說的挑戰;第三，“斯特恩自己則認為他的作品首尾一致，具有內在的統一性。”［22］對于顏靜蘭這里所說的第三點，斯特恩在《項狄傳》第一卷第二十二章里的原話如下:“Inaword，myworkisdigressive，anditisprogressivetoo，—andatthesametime．”［23］翻譯過來便是:“簡而言之，我的作品是東拉西扯的，它也是循序漸進的，———而且是在同時進行的。”［24］ 劉戈(2005)順著前面兩位學者的思路繼續挖掘，著重探討了《項狄傳》與十八世紀英國的小說傳統，指出斯特恩在《項狄傳》中所使用的敘事策略并不是與當時的主流敘事模式徹底地分道揚鑣，《項狄傳》也沒有違背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基調，也不像其表面上顯示的那樣與主流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相反，斯特恩突出對人物及心理意識的刻畫，“同以心理描寫著稱的理查遜走得更近”［25］;斯特恩“尊奉的依然是笛福、理查遜和菲爾丁等人確立的寫實主義創作原則，只是他做得更徹底，以致表面看來變成了一種悖逆”［26］;斯特恩“真正嘲弄的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道德家們為了突出道德主題，不惜犧牲作品真實性的假道學做法。”［27］劉文認為，就上述三個方面而言，《項狄傳》“都表現出其與傳統之間的密切關系”。［28］曹波(2009)的專著探求的是人性，是“對18世紀英國小說人物性格與形象的全面盤點，也是他對當時英國的道德風尚和價值體系的人文思考”。［29］ 曹波認為，沃爾特•項狄是古怪的思想者，托比是古怪的善感者，特里斯舛是古怪的敘事者。他們背離普通大眾的思維方式，“在項狄廳里演繹出了一曲十八世紀反理性、重感情的絕唱，而敘事中的主角特里斯舛則以小說藝術的形式將父輩們的絕唱推向高潮，展現出種種情感主義的德行。”［30］相比較而言，國內對《項狄傳》的女性主義研究甚少，截至目前只發表了一篇論文，而且還不算是徹底的女性主義研究。王曉培(2010)的論文雖然以小說中男女角色的刻畫和性別特點之間的對立為切入點，但其結論卻認為這種對立折射出了作者對當時“英國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抗衡的看法，展現了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大眾的情感與思想，同時也暗示了作者的意識傾向和道德判斷。”［31］究其本質，這仍然是歷史文化研究而已。 三、敘事學研究 相比較而言，國內學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從敘事學的角度來分析《項狄傳》的結構特點，并試圖予以解釋。陳浩東(2000)、李維屏(2002)、黃梅(2002)、顏靜蘭(2003)、韓加明(2003)、申丹(2005)、徐俊芳(2006)、朱妮婭(2006)、李春燕(2007)、李紅(2007;2008)、李艷芳(2007)、呂娟霞(2007)、易志華(2009)、賴騫宇(2009a;2009b)、張揚(2009)等學者都不同程度地探討了《項狄傳》敘事結構上的實驗性和現代主義特點及其對二十世紀意識流小說家的深遠影響。在追溯斯特恩對于敘事結構的獨特認識的根源時，雖然有少數學者沿用傳統的敘事學或者烏托邦視角，大多數學者都把目光投向了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及其核心思想觀念聯想理論。那么，洛克的觀念聯想理論究竟是如何影響斯特恩及其小說《項狄傳》的呢?綜合起來看，學者們給出三種不同的解釋:直接使用、批判性繼承、直接影響。 韓加明(2003)指出，“真正構成《項狄傳》特殊的整一性是什么呢?是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提出的‘觀念聯想’……換言之，斯特恩提出并在《項狄傳》實踐的小說敘事原則就是非理性的‘觀念聯想’。”［32］徐俊芳(2006)的碩士學位論文專章論述斯特恩對洛克思想的批判性繼承，認定“對洛克思想的批判性繼承是斯特恩作品創作哲學的內在根源”，［33］指出“斯特恩把洛克的聯想主義思想用于小說創作技巧”，［34］而且“這種聯想已經滲透到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小說中一個關鍵的銜接點。”［35］陳浩東(2000)確信，“洛克對斯泰恩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36］而“洛克對斯泰恩的直接影響與斯泰恩小說的成功使洛克的理論獲得廣泛的接受，這種作用與反作用使得對文學的研究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更高的視界。”［37］李春燕(2007)和呂娟霞(2007)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和陳浩東的基本相似，這里不再贅述。 四、巴赫金狂歡理論和體裁理論的應用 截至目前，只有兩位學者將巴赫金的理論運用于對《項狄傳》的解釋和分析。宋建福(2005)探討了《項狄傳》的狂歡化藝術。他首先指出，所謂小說藝術的狂歡，是“有意識地顛覆小說創作中的各種清規戒律，把小說的藝術形式推向了極致，使得小說表現出一種雜蕪混亂、難以卒讀的假象……并不完全否定藝術傳統，而是在保留小說基本要素的前提下以新的異樣形式與之對話，展示小說藝術的多樣性和內在活力，揭示了固化的小說藝術并不等同于藝術的全部的樸素道理。”［38］在此理論基礎上，他認為“《項狄傳》在小說技巧的主要方面，如情節、主題展示、邏輯(旁述)、時間和小說語言方面獨樹一幟，自成體系，明顯具有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本質特征;”［39］而且，《項狄傳》的這種狂歡化藝術形式，“不僅解構了以線性邏輯為代表的情節、主題結構、邏輯(旁述)和時間等內在于小說的重要概念，而且也顛覆了外在要素小說語言的理念。”［40］蔡熙(2008)是從巴赫金的體裁詩學理論出發來探討斯特恩《項狄傳》文本特征的。他從體裁面具、諷刺性模擬、雜語性和小說性等四個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項狄傳》在文本結構和形式上的創新，指出該小說“顛覆了西方傳統的理性思維模式以及強調規范和等級、條理和秩序的詩學體系，把小說從嚴肅的政治的、道德的、社會的說教模式中解脫出來，注入了輕松、幽默的成份，從而革新了審美趣味。”［41］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蔡熙在行文中特別強調:“在巴赫金那里，狂歡化主要是作為文學體裁的傳統產生影響的。狂歡化小說最能體現小說體裁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小說是具有顛覆性的體裁，它能利用其修辭和體裁上的異質性顛覆居統治地位的體裁觀念。”［42］在論述到諷刺性模擬、雜語性和小說性時，蔡熙繼續強調巴赫金對于體裁和狂歡的密切關系的認識，諸如“在巴赫金看來，狂歡化小說本能地蘊含著諷刺性模擬”［43］、“在巴赫金那里，史詩話語只是單一的作者話語，史詩人物缺乏語言創造性，而小說卻是多風格的、雜語的、多聲部的?？駳g化程度較高的小說，即最具小說性的小說是雜語小說。”［44］#p#分頁標題#e# 五、游戲精神 對于斯特恩的游戲態度，黃梅(2002)早已有所涉及，并指出這種文體游戲并不構成根本的“挑戰”，“只是時代主流的一種變調”而已。［45］崔洋、呂滿金于2010年9月共同發表兩篇新作，著力探討《項狄傳》中的游戲精神。她們認為，“斯特恩在十八世紀創作出如此奇特的、‘先鋒’的小說，都得益于他的游戲精神?！俄椀覀鳌肪褪且徊坑螒蛑?，為愉悅自己而作，為調笑他人并游戲他人而作，為消解現實生活的悲苦而作。”［46］至于這種游戲精神的根源，她們認為是“源于他追求快樂的心境”，［47］認為“從創作的動機到創作心態，從創作過程到創作結果，從創作內容到創作形式，斯特恩都像游戲一般自由揮灑，所以才能不落窠臼。”［48］ 六、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二十一世紀的頭十一年，的確目睹了我國《項狄傳》研究的空前繁盛，不僅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視角和方法不斷拓寬，而且研究成果也更加豐碩，研究深度不斷推進，局面大開，令人欣慰。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項狄傳》研究起步比較晚，整體水平還相對滯后。就研究視角而言，國外學者對《項狄傳》的闡釋早已涉及互文性、懷疑論、色情傾向、倫理學、諷刺藝術、敘事學、社會文化、政治、視覺藝術、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等領域，［49］而我國學者的注意力卻極不平衡，尤其是大多數學者糾結于小說的敘事結構，而對其他視角的關注則相對薄弱，研究成果相對也較少，這一局面亟待克服。就具體的研究視角而言，深度也急需推進。例如，就《項狄傳》的敘事結構和洛克的觀念聯想理論之間的關系而言，我國學者所持的三種觀點都以承認洛克的觀念聯想理論為前提，實際上沿襲的是詹姆斯•A•沃克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提出的觀點。［50］而在國外，學者們很早就圍繞沃克的觀點展開了爭論，并且已經有學者指出，觀念聯想理論(associationofideas)不是洛克所支持的觀點，洛克的心理學思想中關于人類認識的真正觀點是觀念串連理論(trainofideas);而且，這一理論對《項狄傳》敘事結構的解釋力更強一些。［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