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西歐文學中女性觀思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西歐的城市文學自12世紀開始從法國興起,它的產生同城市斗爭和“異端”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也適應了市民對文化娛樂的要求。城市文學多為民間創作,有著強烈的現實性和樂觀精神,主要描寫市民生活并提出市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 它歌頌市民或者農民的個人機智和聰敏,反映了萌芽中的資產階級的精神特征。它的藝術手法主要是諷刺與批評,有時尖銳,有時溫和,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層還是下層的立場上,其主題一般具有明顯的反傳統的精神。目前學術界對于城市文學包括的范圍尚有爭論,本文涉及的中世紀城市文學是指13~15世紀在西歐出現的、主要反映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思想主張的文學形式,具體體裁主要包括反映市井生活的短篇故事以及部分反映市民情趣與生活的抒情詩。 中世紀的歐洲社會是以男權為主要特征的,彌漫著一種反映男性控制、掌權和偏見的文化,女性是一個幾乎沒有獨立書寫能力的群體,她們在文學和記錄中出現的形象幾乎完全是男性根據個人或群體的好惡而創立的女神或惡魔。城市文學作為13~15世紀反映西歐市民階層思想的文學載體,其對待女性的態度具有明顯的矛盾性:一方面,對女性充滿了蔑視與敵意,用各種手法對女性形象進行丑化;另一方面,城市文學在其中也確立了他們所欣賞的女性形象,并對其大加贊美。此外,這種矛盾性還表現在精神上的歧視與現實中的正視:傳統的婚姻確確實實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其中男人統治女人及其子女,它代表了地道的父權制,家庭是由父親統治的家庭共和國,但在婚姻之外的生產過程中,女性又成為了男性不可或缺的幫手。雖然作者們對女性的種種“缺陷”進行了揭露和批評,但對于女性在現實的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仍多少有所涉及,這于騎士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相比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一、教會女性觀和騎士文學的影響 城市文學的女性觀明顯地受到了來自教會文學和騎士文學的影響,它一方面繼承了西歐“厭女主義”的傳統,對女性存在著歧視與詆毀的傾向;另一方面,受到騎士文學中典雅愛情的影響,一部分城市文學的作者也附庸風雅,創作了一些反映其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的作品。這種矛盾和對立也構成了城市文學的性別觀念的一大特色。 教會作為當時控制著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統治力量,其對待女性的態度一直代表整個社會的官方立場,教會的女性觀在社會上也占據著統治地位?；浇陶J為,性從本質上是不潔凈的,婚姻、性欲的基礎實際上乃是魔鬼的產物,女人更是邪惡的化身。因此,在教會看來,每個女人一生下來就因夏娃的罪過而罪孽深重,這種“原罪說”在世俗社會則演變成了對女性的恐懼與厭惡。直到13世紀,一座小修道院還存在著這樣的規定:“鑒于女人是世界上一切邪惡的淵藪,她們的罪惡最令人惱火,男子接觸女人受到的危害遠甚于蛇蝎的毒液,在教會人士看來,只要有兩個女人可以升入天堂,同時便有四個女人墮入地獄。為此,我們修道院一致通過教規,為了像維護我們的軀體和財產那樣來維護我們的心靈,我們絕不再接受任何修女,必須和防范毒蛇一樣來防范她們,以免增加我們的罪孽。”[1]女人被當成了生育的工具,是意志薄弱、精神脆弱的低級動物。對于女人來說,保持貞操是最崇高的德行,圣母瑪利亞作為貞潔的典范受到了頂禮膜拜,而現實生活中專心于宗教生活的婦女也受到贊揚。城市文學的女性觀部分地受到了教會女性觀的影響。 除了受到教會的影響之外,萌芽于騎士文學的以性為主題的手法也不可忽視。騎士文學以推崇對女性的美化和崇拜為主要特征,多是圍繞著一位出身高貴的女性和浪漫的騎士之間理想化的傷感的愛情故事而展開的,作者們極力強調女性身上的美德,聲言一位女士可以為了愛情而不顧她的地位,但不能為此而不顧她的美德,于是,對美德的強調凈化了愛情中的肉欲,將女人提高到了純潔無瑕的高尚境地。出身低微的浪漫英雄愛上了領主的妻子,他不擔心被領主知道而對自己不利,卻擔心自己的愛慕會損壞到女主人本身的高貴。為此,他一方面努力使自己成為杰出的人物,以獲得美人的芳心;另一方面,為了她的名譽,他們的愛情總是秘密進行。例如,在《新十日談》中,一位夫人和一位騎士之間的傳奇式愛情一直是個無人知曉的秘密,除了夫人的一個侍女之外,人人都蒙在鼓里,別人都認為這夫人是個非常純潔、非常忠于丈夫的好夫人。[2]情人們往往只是兩地相思,即使偶有見面的機會,也只不過是互訴衷腸和擁抱接吻,不越雷池一步,因此這種愛情帶有一種明顯的神秘色彩。這種所謂的“典雅之愛”的本質在于把愛的對象視為一種極難獲得卻又十分珍貴的理想化偶像,女性在其中的形象表現得更多的是她們所謂的冰清玉潔的高貴美德,而不是其原本的血肉之軀。性欲在其中雖然不像是在教會文學中那樣成為禁區,但還是遮遮掩掩,因為在高貴的人的頭腦中,教會的性別觀依然發揮著作用,在貴族看來,性是不潔凈的,理想的愛情應當超越肉體的粗俗與性欲的罪惡。 城市文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教會文學的女性觀,在某種意義上說又是對騎士文學的一種反叛,代表了新興的市民階層的審美情趣和價值理念。它對性的赤裸裸的描寫,是對騎士文學中已經稍微顯露的兩性關系的一種現實化,而這種性別觀念反映到生活中,便是女性的家庭與社會形象和女性的家庭職責與社會職業的二元對立。城市文學中二元化的女性社會形象不是一種單獨的歷史現象,而是一種歷史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產物。 二、對立與調和的女性觀 對立調和既是指教會女性觀與騎士文學女性觀的對立調和,也是對女性一味貶低和過分抬高的對立調和,盡管這種對立調和的主流是對立多于調和,結果是對女性否定多于肯定。雖然女性在城市文學的婚姻中多是反面形象,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城市文學譴責婚姻,因為在其中婚姻依然是人類生活的中心,即使這是一幅消極圖畫,但卻沒有指明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可以供選擇。 城市文學的這種女性觀大體可以以婚姻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婚前,他們對女性極力地贊美,對愛情充滿了憧憬,對幸福充滿了期待,讓人們仿佛看到了騎士文學的復興的曙光;婚后,他們卻發現原來女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完美、可愛,所以轉而開始變得失望,想要回到從前的單身生活,他們把單身當成是自由的象征,認為是女人使他們失去了自由。于是,他們著書立說,將自己對婚姻的不滿轉化成了對女性的厭惡。公平地講,如果中世紀的婦女可以寫作,她們中的一些人也會寫下相似的看法。有一本書介紹了一對夫婦吵架的情景:雙方都指責對方使自己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困境,這本書諷刺了已婚男人的生活,他們得到的是15個讓人半信半疑的快樂。在結尾部分,作者以諷刺的口吻寫道,他還要寫一本關于無可救藥的婦女所受懲罰的書。無可救藥的壞女人們在故事的結尾往往把丈夫變成了溫順的應聲蟲。[3]這種婚前和婚后對女性截然對立的觀念,在生活中的具體表現便是作者對未婚的少女極度贊美與渴望,而對婚后的女性既厭惡,又恐懼。這樣,性作為劃分少女與非少女的標志,在城市文學中開始占據重要的地位。城市文學的作者們顯然認為男女都有性的欲望,性是享樂的源泉,而得到教會文學肯定的婚姻關系在這里卻幾乎沒有提及,也沒有反映的目的是生兒育女。相反,城市文學描寫的是男女之間的性沖動和性快感?；橐鍪剐躁P系合法化和具有穩定性,作者們同意這個觀點,但他們實際說的卻是另一回事———婚姻同時是對性的束縛。#p#分頁標題#e#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商人的故事里,“一月”說道:“祝福我倆這個束縛,這行動不算什么罪惡,一個人不會害他的妻,正如他不會割傷自己,因為我們是得了法律允許的。”[4]在城市文學中婦女受到譴責,有時是因為她們激起了丈夫強烈的性欲;有時是因為她們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肉體。為了遵守婦道,婦女應該對丈夫履行妻子的義務,但對于婚姻之外的性關系則應嚴辭拒絕,這一點體現出了當時教會道德觀對作者們的影響。 在西方的文學傳統中,一直把創造的能力和權力賦予男性,女性無疑仍處于社會的邊緣,城市文學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觀念中的形象,有關女性的記錄大多都只是男性眼中的女性。?？抡J為,在古代的社會中,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好比是“主動演員”與“被動演員”之間的主導與從屬的關系,男方是活動的主動者,女方是對象,是配角,是各種行為得以實施的助理演員。[5]美神是由男人創造的,她由此成為誘惑男人墮落的禍水和引導男人飛升的天使,多拉•拉賽爾甚至提出,“我們的世界就是男性意識的結晶”。[6]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形象大都被歸入兩類:一類是美麗溫順的純情少女或賢妻良母;另一類則是丑陋古怪、陰險毒辣的巫婆惡魔。這種雙重形象的典型表現,是從男性文學傳統中繼承下來的女性形象,是長期的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產物。作為西方文學傳統的組成部分和西方文學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環,中世紀西歐的城市文學中既充滿了對女性的蔑視,認為女人應當從屬于男人,也不回避男女的性欲望,因此它在禁欲主義方面是對教會文學的挑戰,而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則是對騎士文學中那種抬高女性地位的做法的背離。在這種二元形象的影響下,人性的掙扎在歷史上第一次萌發出了個人之愛,兩性關系成為人與人之間直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關系,表現出強烈的自然主義色彩。 女性天生有缺陷的觀念也體現在很多民間諺語中:“最好的女人也不過是不可或缺的邪惡的化身”,“女人天生就像一只德國鐘一樣,從來不說真話”,“女人和船一樣,永遠也修不好”。[7]女人地位的低下,還體現在她們常常被比作動物,以此來表明她們膽小、吵鬧和沒有頭腦。例如將她們比作貓,說明她們不加掩飾的性要求,而將她們比作馬,則說明男人需要對她們使用暴力來使其馴服。 女性的形象無論是作為整體,還是作為個體都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即處于被奴役的狀態,完全喪失了人格的獨立。隨著男性統治的確立而產生的男權文化,是以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為特征的,這種文化對女性有著一種獨特的欲念要求。第一,要求女性是“花瓶”,是用來滿足男性視覺欲望的欣賞品。 在作為強者和尊者的男性看來,女性一方面要表現得盡量美麗,能夠滿足男性的感觀要求,另一方面,女性則必須表現得柔弱和卑微,似乎只有這樣,才能使得男性強者的心態達到和諧。第二,要求女性是奴隸,是供男性使用的會說話的工具,因此,男性決不允許女性超過自己。第三,要求女性是男性的私有財產,是男人手中的玩物。在抒情詩中,女性形象主要是男性聲音的表達,而不是對女性的一種解放,女性優美的身體引起了詩人對其的愛慕,而她的拒絕使詩人感到痛苦,于是便用詩歌來記錄下這份感情的經歷。在這樣的模式中,女性看似是故事的主角,其實則不然,這樣的女性形象對于構造和建立男性的主導地位是必要的。作為妻子,她的職責就是服從丈夫,履行婚姻的義務;作為女人,她的義務就是保持沉默。 城市文學針對女性所塑造的反面形象有時本意并不是針對女性,而是出于其他的考慮,例如作者在對騎士和教士的虛偽、貪婪進行批判時,往往會選擇女性作為“道具”,將騎士和教士的罪行與她們聯系在一起:騎士為獲得女性的愛,依靠的不再是溫文爾雅和彬彬有禮的騎士風范,而是依靠謊言、詭計甚至是暴力,而他們說覬覦的目標也很明確,就是為了獲得女性的身體。寡婦們被抓到她們丈夫被打死的地方,當場就和勝利者成婚;女兒們則被拖到了殺害她們父親的兇手的床上。[8]此時潛在的強奸犯除了騎士,還有托缽修士。作為一種罪行,強奸使婦女的身體和她們的意志相分離,從而降低了她們的地位。在《新十日談》中,三個方濟各會修士竟然趁著夜深人靜,將三位和丈夫一起去朝圣的婦人騙奸;另幾個修士則對修道院所在的城市中的女性征收“什一稅”。[9]在這里,城市文學的作者們既對兇殘的騎士和貪婪的修士進行抨擊,也反映了女性的愚昧無知。在這個過程中,女性的形象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總是處于被否定或被剝奪的地位。具體在文本中,雖然伊莎貝拉家道殷實,卻仍免不了被哥哥視作商品一般,待價而沽。“婦女的失去自我首先從失去自我身體的欲望感覺開始,她們的覺醒,也就要從身體的覺醒開始。”[10]于是,她們便開始主動追求狂熱的愛情與心儀的男性,用離經叛道的言行去打破傳統女性對自身欲望的虛偽緘默。還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受壓迫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由于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但更深層次上的原因在于女性自身就有奴性。這種奴性是女性自然的、由生理的機制和機能造成的。比如,女性天生的母愛和溫柔,形成了她們的軟弱和柔順的秉性;女性孕育和撫養子女的天職,形成了她們依賴男性、服從忍受的性格特征。 綜上所述,城市文學作為以男性為話語主體和歷史主體的文學形式,雖然女性在其中的存在因為愛情、家庭而與男性聯系在一起,但是不管這種愛情是無性的情欲之愛,還是出軌的肉體之愛,抑或是偉大的母愛,這些渾身浸透著愛的女性,往往因為愛而將男人的世界當作自己的世界,她們為這個世界甘愿犧牲和奉獻自我,卻無法在這個男女不平等的世界得到起碼的承認和相應的回報,因此她們的愛最終使她們變成了“物”———男人欲望的對象或家務勞動的工具,而女性在其中沒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識。在文學中,她們是被塑造的對象,在現實生活中,她們是被改造的對象,最終她們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逐漸適應和遵守各種社會規則,也逐漸變成了“一個失去自我的依附者”。[11]#p#分頁標題#e# 性別關系是具有社會性的,中世紀西歐城市文學中這種對立調和的女性觀,為我們了解當時女性的社會形象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視角。女性要脫離這種非主體的存在方式,就必須去尋找“經驗世界中的真我”,即建立屬于女性的意識形態,確立女性的自我意識,塑造和表現女性的形象,而不是僅僅出現在男性的作品中。[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