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談封建帝王評估問題，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2006年《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了我的《歷史文學中封建帝王的評價問題》一文,得到了包括《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多家報刊的轉載。這兩年我繼續思考這個問題,覺得意猶未盡,這就有了“再談”這篇文章。本文將以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為例展開論述。
一、當前歷史小說、影視劇的基本結構模式及蘊含問題
這30年來,歷史文學的創作成為當代中國當代文化的一大景觀,各類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電影、電視連續劇不斷涌現,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這當然是十分可喜的。在歷史題材的小說、電影、電視劇中,封建帝王的題材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從秦始皇、文景之治的帝王、漢武大帝、貞觀之治的帝王、朱元璋,到清代的所謂“康雍乾盛世”的三位帝王,都以鮮活的形象活躍在銀屏上面,吸引著人們的目光。但是,這些作品的作者對于封建帝王絕大多數都采取了以歌頌為主、貶抑為次的態度,他們一個個都只是小有瑕疵的英主,為中國歷史作出了許多的貢獻,似乎一部中國歷史就是中國封建帝王建功立業的歷史。如果我們撇開這些以封建帝王為題材的文學、影視劇的具體情節和細節,僅就其結構模式來看,除少數的作品之外,幾乎都是忠與奸、善與惡、朋黨與朋黨(指黨爭)、滿(或別的民族)與漢的二元結構。故事就在這些二元結構的模式中演進。在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中,我們看不出這段歷史與幾千年中華文明史的內在聯系,似乎這一段歷史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主要的矛盾是老臣鰲拜與少年康熙的斗爭,藩王平西王吳三桂與成年康熙的斗爭,臺灣的鄭經與康熙的斗爭,蒙古部族首領葛爾丹與康熙的斗爭,這都是忠與奸的斗爭。雖然這些矛盾與斗爭有時也交織著統一與分裂的斗爭,但作者主要是把它們當作忠與奸的斗爭來處理。因為鰲拜、吳三桂、鄭經和葛爾丹的問題是不忠于大清國,想取大清而建立新的王朝。倫理道德的故事在這些作品中也占有相當的成分,除了奸臣是“惡”之外,還有偽朱三太子朱慈炯、太監黃敬之類也是惡人,他們用美色引誘康熙,像朱慈炯在起義失敗多年后還耍陰謀,偷了三門紅衣大炮想在康熙南巡南京之際,企圖謀害康熙。這種善與惡的斗爭也與忠與奸的斗爭聯系在一起。此外就是黨爭了,皇帝的身邊的大臣,總會分成不同朋黨?？滴醭赡陥陶r期,分成索額圖與明珠兩派,這種無窮的黨爭結構模式,也是故事的推進力。如索額圖背后有三皇子———太子,明珠背后有慧妃和皇長子,他們之間勾心斗角,爭權奪利。再如新來的大臣李光地夾在他們兩派之間,左右為難,皇帝明知李光地的處境,明知李光地所陳述的索額圖和明珠的情況是事實,但為了保持朝廷的面子,還是把他打入獄中。此外,滿與漢君臣之間或臣子之間的爭斗,也是交織著其他二元結構的一種模式。康熙和其他滿臣對漢臣周培公的平定三藩之亂,又用又疑,最后為朝廷立了大功的周培公被棄置于冰天雪地的東北,早早了此一生?？滴鹾推渌麧M臣對于用姚啟圣光復臺灣,也是又用又疑或疑用參半,導致姚啟圣三起三落,最后姚啟圣立了大功不過是獎給西湖邊上閑置的一座藏有許多圖書的行宮。
從這種忠與奸、善與惡、朋黨與朋黨、滿與漢的二元結構模式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把忠、善以及利用朋黨矛盾、滿漢矛盾作為肯定康熙皇帝的基本根據,而皇帝永遠是站在忠、善和巧于利用矛盾等這“正確”一邊的,那么順理成章就應該加以歌頌、贊美。這里,我們的問題是,在脫離歷史的大趨勢、大潮流下,所謂的忠與奸、善與惡、朋黨與朋黨、滿與漢等二元對立是否能作為肯定、歌頌的出發點?對此我們需要加以辯析:所謂的“忠”與“奸”的問題。“忠”與“奸”完全是站在某個帝王的立場來說的。為什么忠于康熙就是“忠”,不忠于康熙就不“忠”。“忠”說穿了是一個“依附”的問題。在三藩與康熙斗爭中,如果我們不看歷史大趨勢、大潮流,誰能說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平西王吳三桂起來造康熙的反,就不“忠”?在康熙打葛爾丹的時候,誰能說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葛爾丹就不“忠”?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的實質。當康熙南打北撫之際,康熙不得已把自己的心愛的女兒藍齊兒嫁給葛爾丹,藍齊兒死也不肯去連鳥也飛不到的大漠中去,她去求助于孝莊皇太后。孝莊皇太后只能用自己親身的事例來說服藍齊兒應該為大清國效力,但藍齊兒進一步追問:如果她成了葛爾丹的妻子,萬一自己的父親康熙與自己的丈夫葛爾丹打了起來,她應該忠于誰?對于這個問題連老于世故的孝莊也說不清楚了,她只含糊地說:你忠于父親康熙和忠于丈夫葛爾丹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從這里,我們可以領悟到,所謂“忠”不過是對某個帝王、將相、大臣的依附問題,如果脫離開歷史的走勢,用“忠”與“奸”是不能說明什么的,或者說是沒有意義的。“忠”與“奸”是封建帝王制造出了的、專門用來欺騙臣民的、并使其一心依附于他的統治的思想牢籠。孫悟空說:“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們的作者似乎連孫悟空的思想水平也還未達到,用“忠”與“奸”來作為評價帝王、臣民的依據是很難站住腳的。
所謂善與惡的問題。我們當然承認歷史過程中,確有善惡、賢愚、得失、合乎人道和不合人道等區別,但這些因素都要納入到歷史大趨勢中去考察,才會有意義。在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中,蘇麻拉姑和容妃都以賢慧、善良、講人情、人性出名,但她們的道德行為,只與康熙有關,或者說被納入到康熙統治行為中去,本身并不是改變歷史的積極力量。容妃被康熙允許回福建省親,路上遇到李光地帶領一群孤兒女子,他們攔車上奏折。容妃見這些清一色的女性孤兒十分可憐,連忙拿出二百兩銀子相贈,表現出她的十足的同情心。但她的善行只是康熙恩威并施統治的一部分,并沒有因為她的道德而改變歷史發展的程序。意味深長的是,最后容妃在太皇太后孝莊死后,向征伐歸來的康熙傳達孝莊不讓廢太子以免引起諸王子內斗的旨意,康熙明知這是真的,卻給容妃扣上“矯旨欺君”的罪名,把容妃打入冷宮,最后讓她去洗刷全皇宮的骯臟的尿桶,在康熙執政60周年的慶典的喧鬧聲中,她被尿桶砸死,結束了悲劇的一生。而導致容妃悲劇的惡人就是康熙自己。在皇權思想的籠罩下,狹隘的道德主義對于歷史的發展并不總具有關聯性的。所謂朋黨之爭的問題。在朋黨初現時,皇帝往往故意裝作不察,以利用朋黨之間的矛盾,搞權力平衡,以便于皇帝對大臣之間關系的控制。在《康熙王朝》中,康熙初臨政,覺察到身邊有索額圖和明珠兩黨爭權奪利,勾心斗角,他去告訴孝莊皇太后,孝莊則給康熙傳授經驗,意思是:朋黨之爭,歷朝歷代都有,有弊也有利,“弊”就是影響朝政的運作,“利”就是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不和,加以平衡,樹立皇帝的威嚴,讓不同的朋黨朝臣都能盡心竭力為朝廷服務。孝莊的話,說明了帝王并不是要排斥朋黨,而是要利用朋黨,封建帝王的腐敗性由此暴露出來。我們的作者并不能看清這一實質,往往去贊賞皇帝搞平衡的豐富經驗與玩弄權術的技巧。帝王的另一面是不能讓朋黨威脅自己的統治。在朋黨勢力過分壯大,已經感覺到某個朋黨可能威脅到自己的統治的時候,就要利用所謂的“風聞言事”,廣開言路,揭露朋黨的罪行,堅決予以剿滅。如在《康熙王朝》中,當索額圖和明珠兩黨勢力大增,朝廷上下一半以上的官員都加入了這兩個朋黨,其危害已經妨礙了康熙的統治,甚至有篡權的陰謀在偷偷運作,那么康熙就拿明珠開刀,不但奪其官位,抄沒家產,而且投入獄中,毫不留情。索額圖最后也步明珠的后塵,篡逆事發后,被投入監獄。我們的作者則沒有看清帝王的用心,并非真要肅清腐敗,反而有意無意地稱贊皇帝反對貪腐的決心,歌頌皇帝的圣明,康熙在乾清宮掛上“光明正大”的匾額,作者也似乎認為皇帝就是“光明正大”的。#p#分頁標題#e#
所謂滿漢關系問題。這在以清代王朝的歷史創作的文藝作品中是經常出現的問題。在朝廷中用滿族官員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但滿族在全國范圍內是少數,自身力量不足,不能不任用一些真正有智慧的能干的漢族官員。這樣做既可加強統治的力量,又可給人以寬懷為上、滿漢不分的公平的假象。實際上,康、雍、乾三代帝王對于漢族官員總是又信又疑。在《康熙王朝》中,在以周培公為統帥的軍隊眼看就要平定吳三桂的叛亂之際,朝廷突然調他回京,怕周培公擁兵太多,功勞太大,心存異心。最后周培公被調離北京,正當壯年就老死東北。對于周培公推薦的后來為光復臺灣作出貢獻的姚啟圣,也是又信又疑,使他三起三落,皇帝對他就像耍猴一樣。應該說,《康熙王朝》的作者反映滿漢之間這種部分的真實。為什么說是部分的真實而不是全部的真實呢?因為作者沒有把滿漢關系放到更為宏闊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和描寫(詳下)。由此可見,歷史文學和影視劇中,以忠與奸、善與惡、朋黨與朋黨(指黨爭)、滿(或別的民族)與漢的二元結構模式展開情節、描寫人物,并從這些二元對立的結構中來尋找評價帝王的根據,最終是要落空的,或者說以這些為根據來對帝王進行的種種贊美是不合理的。
二、評價的視野應回歸到歷史唯物主義
那么,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來尋找評價帝王的根據呢?中國漫長的封建王朝統治,是以傳統的封閉自守的小農自然經濟為其生存基礎的。但社會在發展,這種狀況也不是絕對不變的。中國封建社會起碼可以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一般而言“文景之治”應該算早期。“貞觀之治”肯定是中期。所謂“康雍乾盛世”則是晚期了。早期、中期封建社會相對于奴隸社會來說,應該是具有進步性的。晚期封建社會由于阻礙新的生產關系的誕生,就只不過具有落后性了。從歷史唯物主義看來,如果一位處于晚期的封建帝王不能為新的生產關系的誕生創造必要的條件,那就很難給他以正面的評價了。因此歷史文學的作者起碼要把自己筆下所寫的帝王放到宏闊的歷史語境中去把握。看他所處的歷史階段和歷史時期,看他對于新生的生產關系采取什么態度,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1](P33)從馬克思這段經典性的論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一個社會的物質生活矛盾,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與沖突是必然的,矛盾必須得到解決,沖突必須得到克服,一個真正有作為的領袖,必須運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意識形態,去解決這些矛盾,克服這些沖突,為社會的變革鋪平道路。我們衡量一個封建帝王是否也可以用此標準呢?當然是可以的。歷史上的確有一些封建帝王在面臨社會變革的時候,在某些歷史前提的作用下,作出了順應社會發展潮流的舉動,促進了社會變革的發生,他們是帝王中的杰出者。反之,有些帝王逆歷史潮流而動,成為社會變革的障礙,他們是帝王中之無識者。就中國歷史的情況而言,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遲早總是要發生的。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商業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緩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那么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是什么時候發生的呢?這個問題早在上個世紀50年中后期歷史學界曾經有過熱烈的討論,我們深知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不擬也不可能在本文展開對此問題的討論,但引用上個世紀那次討論的成果也許對我們正在討論著的問題是有益的。因為,我們始終不認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也始終認為當代歷史文學和影視劇中如此高調地歌頌康熙、雍正和乾隆是不妥的。因為在他們生活的年代,按照一般的說法,資本主義萌芽在16-17世紀的明代已經出現了①。在此之后的帝王,是催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還是設置障礙阻滯資本主義萌芽成長,就是考驗此后帝王是否明智的重要關鍵。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從1662-1796年,即處于17世紀中也與18世紀末葉之間。這是中國社會發展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即在明代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后,后繼的帝王實行什么樣的政策,對于評價他的功過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可以簡要地來考察以下幾點:
(一)是繼續維護自然經濟,還是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是“重本輕末”還是“農商皆本”?康熙諸帝選擇的是維護自然經濟和“重農抑商”。明代商業開始發展,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貨幣權力日益增長。馬克思說:“自從有可能把商品當作交換價值來保持,或把交換價值當作商品來保持以來,求金欲就產生了。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形式———的權力也日益增大。”[2](P151)明代就是貨幣權力日益增長的時代。清代學者顧炎武編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以徽州地區為例,認為當時的經濟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弘歷以前時期“家給自足”,“婦人紡績,男子桑蓬,臧獲服務”,這明顯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到了正德末“則稍異也,出賈既多,土田不重”,并出現了“高下失均,錙銖共競”的局面。嘉靖、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這就“自爰有屬,產自無恒”。約三十年后,即萬歷時期則“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達到了“金令司天,錢神卓地”②的地步。這些說法雖只限于徽州一地,但明后期的這類情況記載甚多,說明了社會上因經商熱導致貨幣權力大為增長。這種情況反映到思想上,就是張居正所提出的“商農之勢若權衡”的論點,他主張既要“省征伐以厚農而資商”,又要“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張居正所言不能不說是當時社會中農商并重的思想的反映,這與中國歷代“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思想相比,已經大大前進了一步。更進一步,到了丘?、趙南星、黃宗羲等人那里已經形成了“工商皆是本”的思想。清代幾個帝王的經濟政策,推行以前的“重本抑末”的政策,雍正皇帝有一段話說:“凡士工商賈,皆賴食于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于力田,比群趨而為工,則物之制作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農,而并有害于工也。……茍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勢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3]雍正的言論反映出:第一,當時經商做工已經成為一種“勢”,人群眾多,是繼明代末年有了一定的發展;第二,雍正認為這“勢”并不好,會造成農工皆敗;第三,要遏制這種“勢”,因人眾多,遽然繩之以法,勢必造成混亂,不利于他們的統治。還是農民守住自己的地耕作,更好管理。所以這段話不但說明了清代康雍乾幾個皇帝仍然沒有順應時代之潮流,推進資本主義的發展,繼續“重本輕末”,而且也反映了他們“重本輕末”的原因是怕發展工商,需要眾多人群參與,而“滋生事端”,甚至聚眾鬧事,十分不利他們的專制統治。他們并沒有更為宏遠的眼光,推動商業交換和貨幣權力的發展。#p#分頁標題#e#
(二)是開放門戶,與外國交往,還是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康熙諸帝選擇的是“海禁”的封閉政策。“清代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的四十年間,為對付抗清勢力,令‘片板不許下海’,‘片帆不準入口’?？滴醵杲y一臺灣,始開放海禁,允許中國商民出海貿易;又指定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四地為外人來華通商口岸。但對外貿商人、船只和出口商品等仍有許多限制?？滴跷迨?1717),海禁又趨嚴格,除保留東洋貿易外,對南洋貿易,只允許外人來華,禁止中國商人前往貿易。雍正五年(1747)卻又恢復。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將外商來華通商口岸限在廣州一地,其他三口關閉。清初禁海,有戰時體制的性質。從嚴格意義上講,清代閉關政策的推行,應當說是始于康熙五十六年的‘海禁令’。從此以后,雖還有弛嚴起伏,但總的趨勢是門戶越來越小,限制越來越嚴。直到外國侵略勢力用炮火轟開中國的大門。”[4](P702)康熙等清代皇帝的海禁政策與以商品、貨幣為標志的明代后期萌芽的資本經濟是相反對的,它仍然是自古以來的封建自然經濟的產物。“海禁”這一政策的推行直接為清代后期中國衰弱以及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欺凌埋下了伏筆。
(三)是廣開言路、自由開放,還是鉗制思想、禁錮言論?康熙諸帝選擇的是大興“文字獄”,強化思想控制。“文字獄”自古就有,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是歷代最為嚴酷的,而且愈演愈烈。遭受“文字獄”的人多為士人和下層官員,凡被認為“語含怨望”、“狂悼譏刺”者,一經揭發,就成為文字獄的對象。揭發者有功受賞,被揭發者則禍從天降。所以,一時間以私報怨、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文網密布,動輒得咎?？涤呵奈淖知z有案可查的有100多起,在這些案件中被判死刑的200多人,受到株連的更不計其數。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獄發生在康熙年間,第一案是浙江吳興的“明史案”。富商莊廷攏得前朝朱國禎的明史遺稿《列朝諸臣傳》,然后邀請許多士人編輯、增補其書,其中有批滿洲的文句,又使用了明朝年號,不用清代年號等,莊廷攏先死,其父莊允城將書刊行。不久,被人告發,莊允城被捕到京,死于獄中。莊廷攏的墳地被挖,開棺燒骨。其余作序者、校閱者、刻書者、賣書者、藏書者統統被處死,僅這一案連殺70多人,被充軍者數百人。此外就是戴名世和方孝標的《南山集》案,也牽連數百人,戴被斬首,方被戳尸,兩家男丁16歲以上者均被殺害……康熙諸帝大興文字獄就是要牽制思想自由,控制社會輿論。其影響甚深,直到龔自珍的《詠史》詩仍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文字獄到乾隆年間達到高潮。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文字獄就達50起,被冤枉者不計其數。乾隆一朝,雖修了工程浩大的《四庫全書》,但在編修過程中也焚燒了一些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典籍。因此,康、雍、乾三朝雖有一些學問家,卻沒有一個像明代李贄那樣的思想家。這樣一個沒有思想自由的社會,必然是死氣沉沉毫無生氣的,對于資本主義萌芽的思想更受到扼殺,社會也就不能不停滯不前。以上三點,即“重本抑末”、“海禁”、“文字獄”,有相通之處,就是以保守、封閉、鉗制來實行極端的封建專制制度。歷史的規律性,需要經過很長時期,才看得出來。同理,我們看一個朝代一個帝王是否有作為,不能局限于孤立于本朝來看,要看前后幾百年,看歷史脈絡走向,看這個朝代這個帝王是順應時代的潮流,還是逆時代的潮流。實際上,康熙不是什么“千古一帝”,并沒有那么多豐功偉業,他和雍正、乾隆統治中國一百多年,正當中國資本主義成長時期,但他們沒有為此解決矛盾、克服沖突,為它開辟發展的道路,相反卻推行“重本抑末”,“海禁”,“文字獄”等政策,推遲、延緩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展?？涤呵瑫r期已經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他們的統治對于封建制度來說,是遠去的帆影,是黃昏時刻的落日,是將要燃盡的蠟燭,是即將結束的盛宴,是臨死前的回光返照。當代歷史文學和影視劇回避上述歷史核心問題,并那樣高調地評價他們所立下的所謂千秋功業,《康熙王朝》電視連續結尾前的評語是:康熙“一生政績卓著,制服鰲拜,平定三藩,收復臺灣,親征葛爾丹。經過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中國各族人民深切盼望太平與安定,玄燁順應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他所承擔的歷史使命,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滴趸实坌钜蚱湮闹挝涔ψ恐?在位長久,被后世稱為‘千古一帝’。”當然,人民希望由亂走向治,但要求的是什么樣的治呢?是更加專制的嚴酷的停滯的封建統治,還是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上迎接新的社會變革的“治”呢?還值得一提的是,正當17、18世紀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之時,歐洲的主要國家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開始并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科學技術發明接連不斷,轟轟烈烈的現代工業革命創造了人類空前的財富,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把東方各國甩在后面。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已經開始向東方的中國虎視眈眈。中國離遭受別人宰割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如此對比,可見上述那些說法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從評價體系看則是缺乏科學的根據。
三、幾點可供參考的結論
(一)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目前出現的歷史文學和影視劇中以封建帝王為描寫題材的作品,基本上都以歌頌、贊揚、浪漫為基調,他們似乎“在最古的時現最新的東西”(馬克思語),對其罪行、黑暗、齷齪、虛偽、倒行逆施、壓迫人民等等,或者是回避或者是輕描淡寫或者點到即止,或者是把一些批判淹沒在歌頌之中,離開了恩格斯所說的“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有美化封建帝王之嫌,有引人向后看之嫌。
(二)在有了對現實的深刻認識和總結之后才能認識歷史。評價封建帝王需要分歷史時期,封建社會的早期相對于奴隸社會具有進步意義,那么封建社會的后期則要看對待新生的處在萌芽狀態中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是否出現,如果出現的話則要采取什么態度。要評價康雍乾,不僅僅是要看康雍乾本身,更要看后來清代的衰落、滅亡,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形成,看中國革命的勝利,看今天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的重新復興和現代化的快速進展。正如馬克思所言:人類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開始自我批判的時候,才能對封建社會、古代社會、東方社會有清楚的認識①。我們的歷史文學和影視劇的作品,往往對于過去社會殘留下來的社會形態的片段,沒有經過嚴肅的批判,沒有對今天現實的深刻的認識和總結,就匆忙地孤立地來描寫過去的社會的種種事物,因此他們還不可能看清封建社會或封建社會的末世究竟存在什么矛盾與問題,進一步提出深刻的批判當然更不可能。看不清今天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革,就看不清康熙五十六年的“禁海令”有多么愚蠢。簡言之,我們看現實,往往要以史為鑒;而看歷史則要研究今天。我們堅信,關于歷史文學和影視劇的創作,深刻的批判之作遲早會出現的,只有我們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康雍乾,才會發現在20世紀的末期和21世紀初期那樣迷戀于對封建帝王的歌頌是多么奇怪。因為那時我們的作者已經仔細地深入地研究過以前歷史與現實中國的關系。#p#分頁標題#e#
(三)不以忠奸、善惡論“英雄”。忠奸、善惡等在歷史文學和影視劇中屬于道德主義的范疇。忠奸、善惡都是相對的概念。忠奸是依附不依附帝王的意思。對帝王依附往往被說成“忠臣”,對帝王不“忠”就是賊子逆臣。但如果是農民起義,反對皇帝,要求皇帝輪流做,也有一個忠不忠的問題,忠誠于起義的事業就是“忠”,同情要打倒的皇帝就是不“忠”了?？梢?ldquo;忠”與“奸”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善惡的問題大體上也可做如是解。因此以忠奸、善惡來鋪陳故事,并不能給予確定的評價。這樣說,并非講道德不重要或沒有區別,對于歷史文學來說重要的是要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的大框架中去考察。如果某種道德行為有利于生產關系的調整,有利于生產力的積極的變化,則這種道德就屬于歷史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某種道德行為與社會變革的積極因素無關,過多的渲染,并沒有意義,甚至會遮蔽一些更為重要的歷史行為。所以,說到底,歷史文學評價封建帝王仍然要回歸到歷史唯物主義上面來。所謂回歸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讓歷史文學直接去寫如何調整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通過藝術地描繪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和哲學的諸種意識形態的具體感性的變化,來寫克服沖突和解決矛盾等。
(四)重視“歷史的前提”。我們說歷史文學要回到歷史唯物主義上面來,并不是就強令某個歷史時期封建帝王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我們要求漢武帝推動資本主義萌芽,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求康雍乾搞思想啟蒙運動,也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說:“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5](P33),超越“歷史的前提”隨意提出評價的標準顯然是毫無意義的?？怠⒂?、乾三帝是“重農輕商”還是“農商皆本”,是搞“海禁”還是開放“海禁”,是廣開言路還是大興“文字獄”等問題,歷史已經為他們提供前提,他們是可以作出正確選擇的。但他們浪費了“歷史的前提”,這就要遭到合理的批判。
(五)重視美學的品格。我們說歷史文學評價封建帝王,要回到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一種單一的孤立的要求。這種要求必須和美學的要求相結合才是合理的,才是真正文學的。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學的歷史的”的批評原則理所當然可以用來衡量歷史文學中對于封建帝王的描寫與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