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憶語體散文的女性觀，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西晉名士王濟讀到好友孫楚悼念亡妻的《除婦服詩》后，感慨萬千，“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這種評價同樣適用于清代的“憶語體”散文。這種文體產生于明末清初，以冒襄的《影梅庵憶語》為開端，到清中葉乾嘉年間沈復的《浮生六記》達到頂峰，其他影響較大的還有清嘉道年間陳裴之的《香畹樓憶語》、清后期道咸年間蔣坦的《秋燈瑣憶》、清末民初余其鏘的《寄心瑣語》等。作者打破了中國古代文學根深蒂固的“言志”傳統，大膽地敘述閨房之樂、夫婦之情，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對亡妻（妾）的深切眷戀。他們崇尚自然，高揚個性，在自然之美和個人生活的意趣中體悟個體的情感真諦。 “憶語體”散文是作者所寫的自敘傳性質的回憶錄，女主人公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她們不再僅僅是傳統道德規范所要求的賢妻良母，而且勇敢地追求靈肉契合的愛情，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精心營造趣味高雅的情致人生。既體現了傳統女性的共性，又具有之前或同時代女性缺乏的一些新質。這種特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要想全面系統地認識文中的女性形象，必須從明清時期的文化生態談起。 文化生態是指精神文化與外部環境以及精神文化內部各種價值體系之間的生態關系，它將文化納入生態領域，使人們獲得了對文化的新認識。文化生態學中國學派的創始人馮天瑜先生把文化生態劃分為三個層次：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環境和社會制度環境，“文化生態三層次彼此之間不斷通過人類的社會實踐進行物質的及能量的交換，構成一個渾然的整體，同時，它們又分別通過復雜的渠道，經由種種介質對觀念世界施加影響”。[1]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憶語體”散文中女主人公性格特征得以形成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狀況。 一 明朝中葉以后，統治集團日趨腐化墮落。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能挽救明王朝衰敗的頹勢。與政治的腐敗相反，明代的經濟到了嘉靖、萬歷時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手工業技術不斷提高，生產規模日益擴大。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這一切都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繁榮和中心城市的形成，杭州、蘇州、廣州等成為商品集散、人口集中的繁華都市。[2]手工業和商業的高度發展，城市的空前繁榮，導致市民階層的快速崛起，商人的地位大幅度提高。社會風尚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封建的倫理道德受到沖擊，曾經被宋明理學家否定、壓制的人的私欲，被充分肯定和大力張揚。人們開始復蘇正常的人性，自我意識開始覺醒，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個性解放狂潮。 王陽明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理”的觀點，提高了人的主體地位，主張人性的平等，具有反傳統的意義。王氏心學發展到泰州學派，王艮明確提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一切日常欲望不僅不離經叛道，而且恰恰正是“道”的體現，完全消除了“天理”與“人欲”的對立。王氏心學和在文人階層中有廣泛影響的狂禪相結合，使人們開始擺脫程朱理學規定的傳統倫理道德規范，認識到自我價值的重要性，促進了思想解放。士人們不再熱衷于追求科舉功名，轉而追求閑適的生活；開始注重物質生活的享受。他們陶醉在以自我情感為中心的美好世界里，或縱情聲色，或嘯傲山林；或寄情書畫，或參禪修道。“憶語體”散文中的作者也受到這種心態的深刻影響，放棄了對儒家“三立”的追求，把目光從社會轉向家庭之中。他們的閨中伴侶秀外慧中，才華出眾，見解超群，可以和他們一起經營藝術化的人生。在和這些女子的生活中，這些仕途偃蹇、人生失意的中下層文人獲得了真正的愛情，達到了靈肉交融的境界。他們由方外之戀、救贖人世之戀，轉移到了自我，轉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間世俗之戀。 “憶語體”散文的作者傾注了自己的滿腔情感，非常細致地刻畫了女主人公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文中描寫的都是他們共同經歷的一些日?，嵤?，如閨房之趣、烹茶焚香、吟風弄月、插花造景、游山玩水、服勞侍疾等等。文中的被敘述者（董小宛、陳蕓、王子蘭、關锳、胡恕）是敘述者（冒襄、沈復、陳裴之、蔣坦、余其鏘）眼中的人物，是被敘述者情感化了的。在對往事的追憶之中，始終流淌著敘述者的真摯情感。在真情的澆灌之下，女主人公的形象格外光彩照人。冒襄被董小宛的智慧才識、慧心隱行深深打動，贊嘆“姬斷斷非人世凡女子也！”；沈復對蕓娘則心折神服，認為“求之閨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陳裴之非常欣賞紫姬的處世得體，把她視為自己的良師益友；蔣坦對秋芙的才華心悅誠服，敬愛之情溢于言表；余其鏘則深為淑娟的賢能所折服，贊嘆“稱以賢婦，豈過譽哉”，作者是在用自己的情感寫世界和這個世界上的人，抒寫對人生、生活、自然和社會的感悟，言我之志，抒我之情。作者與女主人公共同構成了文章“雙重作者的主體性”，消解了我和他之間、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使敘述者和被敘述者（作者本人，作者和女主人公）合而為一。在“憶語體”散文這種新型的文體中，“我”和愛人——這些在傳統倫理道德束縛下喪失了自我，只是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的個人——終于認識到了自我的存在，發現了理性之外的“有情”世界。他們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追求自我精神的適意滿足。寄情山水，領悟童趣，在閑情逸致中，在審美情趣的追求中，體現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二 “憶語體”散文的淵源，是明代以前注重藝術性、抒情性的古代散文；近源則是晚明小品。“憶語體”散文對晚明小品既有吸收繼承的一面，又有開拓創新的一面。開拓創新主要表現在作品審美容量的擴大和表情的更加直率大膽。這里我們主要分析它對晚明小品的吸收繼承。 晚明時期，小品文空前繁榮，清新活潑、簡明生動，在信筆直書中自然地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當時的一些文壇大家，如公安派的三袁，竟陵派的鐘惺、譚元春，以及徐渭、張岱等都是寫作小品文的高手。晚明小品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創造性。它和“憶語體”散文產生的社會背景是相似的，都與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和市民意識的增強有關。#p#分頁標題#e# 晚明小品文作家的思想，受到徐渭、李贄等人的深刻影響。徐渭為開晚明文學新思潮先風的領袖。他崇尚“自然”，主張抒寫真情，抒寫一己之“真我”。在我國封建社會，女性被排除在社會中心之外，只是一個空洞的能指，“三從四德”、“三綱五常”壓得她們喘不過氣來。文學作品中所描寫和肯定的一些女性，大多都限于烈女節婦。晚明時期，隨著個性解放思潮的興起，出現了較多的描寫和褒揚女性的作品。徐渭更以大量的筆墨，在《雌木蘭替父從軍》和《女狀元辭凰得鳳》兩部作品中分別贊美了兩位女扮男裝的巾幗英豪，得出了“世間好事屬何人？不在男兒在女子”[3]的結論，表現了他對封建禮教和時俗的批判。這種對女性地位的高揚在“憶語體”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文中的女主人公，無論是大家閨秀（秋芙、胡恕）、小家碧玉（陳蕓）、還是地位低下的青樓女子（董小宛、王子蘭），她們的形象都非常光彩照人。她們個個才貌雙全，見識非凡，勤勞善良，具有堅韌不拔的意志和自我犧牲精神。“娶妻如此，夫復何求？”，她們的夫君在文中大膽地歌頌她們，深為她們的去世悲痛嘆息，唱響了一曲女性的頌歌。 李贄作為晚明文學革新者的“教主”，深受小品文作家的推崇。李贄對傳統禮教的沖擊，對個性的張揚，為晚明反對摹擬因襲、抒張性靈的文學思想提供了精神依據。他的“童心說”是晚明個性解放思潮的靈魂，直接影響了“性靈說”的產生。他認為“童心”即是真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4]李贄尊崇個性，對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進行了抨擊，如他同情寡婦再嫁，駁斥女性見識短的謬論。他提倡抒寫自然情性，以“情性”為作品的靈魂，這些被晚明小品文作家和以后的“憶語體”散文作者所繼承，成為一種自覺的創作原則和審美追求。“憶語體”散文的作者們以傳統文人從未有過的坦誠，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家庭生活的瑣事，追求真正的愛情，表現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他們流連山水，注重物質生活享受，并與文化追求相得益彰。每一個“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世界。這些都是與李贄的思想一脈相承的。 “情”是湯顯祖人生哲學和文學思想的核心，《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便是他著意刻畫的一位“至情”之人。在他的筆下，“至情”具有異乎尋常的力量。它超越了生死界限：“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5]。他所謂的“情”也不再是“哀樂”之情，而是理學家們聞之色變的男女愛戀之情。“憶語體”散文的作者們真摯地歌唱愛情，這里有獲得愛情所產生的巨大欣喜，有失去至愛所帶來的深哀劇痛，有情侶分離后失魂落魄的相思，有伉儷相聚時如癡如夢的沉醉。這種摯情，不同于封建包辦婚姻，他們有共同的感情基礎，志趣相投，這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是特立獨行、超越傳統的。袁宏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中堅人物，他提倡的“性靈說”對當時及以后的文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求“真”是“性靈說”的精核，抒寫真情，便不必據守前人陳規，要自抒胸臆。“性靈說”以獨抒性靈為旨歸，將儒家傳統的道德教條棄置不理，主張“率性而行”、“任性而發”，認為“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的自然流露乃為“真聲”[6]，唯有“真”才符合“趣”的審美規范。“趣”是“性靈說”重要的審美追求之一，是自然之趣、童趣、真趣。 袁宏道著重表達山水之樂與山水之趣，并在這種樂趣中表現對世俗的追求與快樂。他無所拘束地袒露自我性靈，信心信筆，靈動灑脫。這些對晚明小品文作家及“憶語體”散文的作者都有深刻的影響。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作家張岱便吸取了公安派散文的長處，文字清新活潑，語言簡潔明快，富有詩情畫意。如他的名作《虎丘中秋夜》、《湖心亭看雪》等，注重天然情趣，獨抒性靈，體現出作者獨特的審美觀和不同凡俗的游賞觀?！陡∩洝返淖髡呱驈鸵舱f：“余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即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棄我取之意；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有非名勝而以為妙者。”他們夫婦時常共同游歷山水，兩人曾同游太湖。冒襄曾偕董小宛游金山、蘇州、杭州，蔣坦夫婦經常結伴出游，回來還要寫下游記，余十眉曾和淑娟泛棹南湖，覓趣探幽。他們將自然景色之美和夫妻恩愛融為一體，極得生活之真趣。[7]山水實際上構成了他們生活和抒發心情的一部分，他們的生活、心境、意緒與山水發生了親密的關系。文章中的山水就是作者依據自己的感受來重建自然的結果，他們將直接現實生活中的情感活動轉移到另一個感性世界——自然山水中，享受到遠離塵囂的愜意與審美的情趣，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見出“天人合一”的境界。主體的精神高揚到了極致，形成了一種超越萬物、渾涵眾有的氣度。 晚明小品文的主要文體特征是注重情趣、獨抒性靈，這與公安派重視文學的獨創性是一脈相承的。“憶語體”散文的作者在作品的抒情品性上，與中郎等晚明小品文作家有著相同的美學追求。這五篇作品都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罕見的抒寫個人天真性靈的作品，男女主人公們以浪漫的情懷追尋人間的至真至善至美，把自己人生的樂趣，更多地寄托在自然的山水、人與人之間的真情、自我的藝術創造之中。 作者們的家庭生活充滿了樂趣，文中的女主人公個個才華橫溢，他們夫婦之間經常詩書唱和，表現出文人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特有的情趣。董小宛與冒襄評詩論畫，其樂融融；沈復和陳蕓課書論古，品月評花；紫姬與陳小云互贈詩詞，筆墨傳情；秋芙與蔣坦聯詩為戲，琴瑟和鳴；余十眉與淑娟推敲詩句，詩情畫意。他們注重感官享受，詩化生活，領悟人生真趣。在園林建筑、房屋布置、室內擺設、飲食服飾、家居閑賞等方面都有講究，但又恰如其分，美而不奢。董小宛蘭心慧質，高雅脫俗，處處追求清新俊逸之美，她在烹飪、刺繡、品茶、插花、制作香丸等方面都有獨到的研究。沈復夫婦更是處處將生活藝術化，時時有物外之趣。沈復在剪裁花樹、點綴盆石、布置園林等方面都獨具匠心，陳蕓性靈獨具，將自然之美引入家庭生活，她所發明的“活花屏”，制作的“梅花盒”，建議插花中使用模仿畫意的“草蟲法”，可謂慧心獨具。他們盡情釋放自己的天性，抒發對天然情趣的熱愛。這是男、女主人公體驗人類生存的文明與美好的表現，是在淡化了“入世”之心后對人生之“趣”的尋覓。#p#分頁標題#e# 另外，“憶語體散文”在語言風格上與晚明小品也一脈相承，它們都具有明快簡練、清新自然、優美動人的特點，“寄寓了中國文人階層中年時最透徹的感悟，保存著他們最天真的性靈。”[8] 三 “憶語體”散文中才德兼備、具有擺脫“他者”地位或隱或顯要求的新型女性形象的出現，還與明清時期女子文學教育的普遍推廣、女子文化群體的崛起、文人家庭文化的熏陶等因素有密切的關系。董小宛、陳蕓等五位女性都有極高的文化修養，見解高遠、談吐非凡，她們親近大自然，追求自由自在的天性，都是當時多種文化生態因素作用的結果。要想使女性高揚主體意識，真正消除男女之間的二元對立，實現人類和地球的和諧統一、持續發展，就必須保護和優化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