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陶潛回歸詩學重新闡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中國古代著名詩人中，像陶淵明這樣長期生活在底層、親自從事勞動生產的詩人的確不多。因此，“勞動”便成為當代陶淵明研究中的一個亮點，并被予以高度評價。 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寫道：“由于詩人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并由衷地喜愛它，勞動，第一次在文人創造中得到充分的歌頌。他的一些田園詩還表現了只有一個勞動者才可能體會的思想感情不僅表現了與剝削階級寄生觀點鮮明對立的依靠勞動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現了不辭辛苦、堅持躬耕的頑強態度。這些都超出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識，使他的田園詩閃爍著進步的思想光輝。”（1）逯欽立先生在其《讀陶管見》一文中，也極力強調陶淵明“長期的農耕勞動和斗爭生活”的意義，認為這“使陶淵明逐步揚棄了封建教養，感染了農民的思想品質，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階級局限。他從堅持躬耕自姿思想到要求人人勞動天下平等的思想，創作思想不斷發展和提高”。為了突出“勞動”的意義，文章還有意把“退隱”與“躬耕”作出區別，認為“退隱”只是“躬耕”的前提條件，“躬耕”才是陶淵明的最高價值與意義。因此，文章認真地告誡讀者，不要過分地推崇那些歌頌隱居的詩篇，只有參加勞動一類的作品“才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代表著他的特殊成就和最高成就。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才能了解陶淵明及其寫作的進步意義”。如果不這樣看，那就將犯下“主觀上推崇詩人，客觀上貶抑了詩人的錯誤。”（2）廖仲安先生甚至還將陶淵明的勞動實踐與儒家“固貧守節”的思想對立起來：“因為貧困生活的逼迫，他開始覺得孔子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話非常不切實際于是不得不學起老農來了。”（3） 把陶淵明的勞動實踐推至登峰造極地步的，還應屬李長之先生。他認為前期的陶淵明是一個“中小地主”，自己有房產，有童仆，屬于剝削階級。因此，“他在詩文中表現的封建地主的意識形態也就十分顯著”，前期的許多詩篇中“都有儼然在人民頭上而服服帖帖死心塌地維護封建統治者的意味在。”四十二歲以后，由于陶淵明越來越多地參加實際勞動，思想感情與勞動人民不斷靠近，與農民的距離不斷縮短，晚年愈是接近于一個農民的生活。“在中國的所有詩人中，像他這樣體會勞動，在勞動中實踐的人，還不容易找出第二人。因此，他終于是杰出的，偉大的了。”（4）為了突出“勞動”的偉大價值，李長之先生還把人們送給陶淵明的“閑適”、“淡遠”、“孤潔”、“田園詩人”、“平民詩人”之類的頭銜，統統看做是對陶淵明的“污蔑”（5）。 上述“勞動成就偉大詩人論”，在我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理論中并不奇怪，當年甚至還曾有過從工人、農民中大力選拔作家、詩人的政策。新時期以來，龔斌與袁行霈關于陶淵明的專著中都不再糾纏于以往的“勞動說”，可謂開明之舉?，F在看來，“勞動創造文學”亦不妨當做眾說紛紜中的一說。但是，無論從人類學還是社會學的意義上講，“勞動”是一個事關重大而又異常復雜的問題，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活動，它與社會、自然、與人的精神生態的關系至為密切，至今存在諸多誤區。陶淵明在“退隱”與“躬耕”、“勞作”與“閑逸”方面的踐行與文學表現，或許會給我們某些啟示。 “勞動光榮”，“勞工神圣”，“勞動創造了人”，“勞動創造世界”，“不勞者不得食”，這些提法固然不錯，但也都是一定語境中的命題。換一種語境，勞動也可以是屈辱；勞工也可以很卑微；勞動可以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也可以創造一個丑惡的世界；不從事勞動（只是別把一切都說成勞動）而單純從事思考與寫作的人也應當有飯吃；勞動創造了人也可以最終毀掉人。尤其在現代社會，“勞動”問題顯得更為復雜，乃至接近于怪秘詭異。 馬克斯•韋伯認為，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工業時代的“勞動”與農業時代的勞動有著本質的不同。農業時代的勞動對于勞動者來說是繁重的、苦累的，然而在勞動時間上則是松散的、靈活的、季節性的，在組織形式上是個體的、家庭型的，在種類上是多樣的——你織布來我耕田、你挑水來我灌園。總之，是富于感性的、效益低下卻相對自由的。而工業時代的勞動，由于機器的廣泛使用且性能的不斷提高，勞動者的體力支出大大減輕，但人被固定在機器上，個人被納入龐大的勞動組織中，專業化程度高，勞動的時間被嚴格規定，精神處于高度緊張之中。韋伯將工業時代的這種勞動稱作“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并把這種勞動方式看做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與“中心問題”。（6） 馬克思強調工業時代的勞動是一種由資本、資料、機器、設備、交通運輸與勞動力“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體就是建立在這種性質的勞動之上的。（7）在對于這種勞動實質的看法上，韋伯與馬克思大體一致，都認為那是一種“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只不過韋伯關注的是精神文化，馬克思更關注的是政治經濟領域的問題。 馬克思指出，在這個勞動組合方式中，資本家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工人“只有自己的手和頭”，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一無所有，而且還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力交由資本家支配。資本家為了高額利潤將勞動者買進，勞動者為了謀生將自己賣出，勞動的剩余價值全被資本家拿去，成為他們繼續增長的資本，工人們則成為徹底的無產階級。在這樣的社會里，勞動產品反而成了統治和奴役勞動者的異己力量；勞動失去人類本性中的自由，成為被逼迫、被強制的活動，勞動者不再能夠從勞動中體會到幸福和愉悅。資本家最喜歡誠實、守紀律的勞動者，誠實、規矩的勞動者對勞動卻充滿憤怒與怨恨。這就是馬克思命名的“勞動的異化”。馬克思時常提起，在這個異化的勞動世界里，資本家比農奴主還要陰險狡猾，工人的處境比起當年的農奴還要悲慘！因此，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8）接下來便是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共產主義運動，遺憾的是，結果并沒有落實馬克思的設計。“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城市里的高樓大廈并不屬于它們的建造者，為城市建設付出最多勞動的“農民工”卻是地位最低下的人。勤勞很難致富，諸多富貴者不須勤勞；面對億萬“農民工”的遭遇，官員們、專家們任何關于“勞動光榮”、“勞工神圣”、“勤勞致富”的標榜，都顯得過于空洞。#p#分頁標題#e# 拋開勞動的階級斗爭學說，“勞動”其實還涉及另外一個重大課題，那就是“人與自然”的元問題。這一問題雖然無比重大，在以往的“勞動理論”或“勞動倫理”中卻一直沒有被認真地當做一個問題。 一些大型辭典中關于“勞動”的概念，一是基于黑格爾的觀點：勞動是人利用工具支配外部自然的力量；一是憑借馬克思的說法：勞動是人以自己的活動調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物質交換的過程。由此得出的結論：勞動是“人類憑借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適合自己的需要，同時改造人自身的有目的的活動”。“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而與自然物質相對立，有目的地以自身的活動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自然對象，在一種對人自己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9）這一關于“勞動”概念的權威釋義，其核心內容竟是：站在自然的對立面，從人的需要出發，改造自然，占有自然！如此看來，勞動既是人類為自己攫取財富的工具，又必然是對自然掠奪盤剝的利器。原來，人們是把資本家對待工人的立場態度置換到了人對自然的關系之中！資本家憑借一切手段控制、改造、占有他人是不公平的，是罪惡的；而人類這樣對待自然卻被認作是天經地義、合理合法的。面對嚴峻的地球生態危機，這樣的“勞動法”、“勞動倫理”，也應當重新審視了！ 目前，在那些所謂發達國家和高速發展的國家里，許多情況下勞動早已不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為了滿足現代人揮霍無度的消費欲望——那實際上是一個永遠填不滿的欲望溝壑。如今的許多規模盛大、組織嚴密的勞動——如砍伐森林，開挖大山，修高速公路，建攔江大壩，蓋摩天大廈，造豪華汽車，開辦超級市場、超級游樂場等等，其目的在于給人們提供冗余消費、奢侈消費，甚至僅僅出于官員晉升的舉措和商家掘金的伎倆。結果，一是激發人們無度的貪欲，敗壞了社會的道德；二是損耗巨量不可再生資源、破壞地球生態系統，最終毀壞人類自己的家園。這樣的“勞動”，更多地是散發出種種腐惡之氣，早已喪失了以往勞動觀念中的道德芬芳。在這樣的勞動觀念支配下，世界上的貧富兩極分化將進一步加劇，人類社會的安定和諧將更加遙遙無期。 這種畸形的勞動觀，也必將嚴重地污染人們的心靈，損傷人的天性，即傷及人類的內在自然。睿智的波德里亞曾論及這一問題，在其《消費社會》一書中的最后一章，他由“消費”引申出另一個概念：“疲勞”。即現代人由于過度勞作、過度忙碌而引發的身心疲憊。他說：正像“消費”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一樣，“疲勞”也正在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成為“世紀新病癥”，成為“我們時代的標志”（10）。上帝似乎給現代人開了一個大玩笑：以身心享樂為目的、崇尚并實施著高消費的現代人群，卻最終“透支”了自己，深深陷入極度的身心疲憊之中。而且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提速，“付出”與“獲得”之間的“赤字”越來越大。那就是說，現代消費文化逼迫消費者不能不付出與日俱增的巨大代價，而從中得到的“幸福”和“愉悅”卻越來越少！其中的道理，其實又再簡單不過：對于絕大多數民眾來說（除去偶爾從福利彩票中賺得500萬、5000萬的幸運兒），一個人要想獲得更多的消費，就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永無休止的消費伴隨著永無休止的勞作。 現代社會里的“休閑”也早已成為名目繁多的商品，并且是價格不菲的商品。君不見以往本是無價的清風、陽光、藍天、星夜，現在也都被打入“農家樂”、“田園度假村”、“生態游覽區”的成本核算中，呼吸一口清新空氣，看一眼繁星密布的夜空，都要支付相當的費用。對于一般民眾來說，享受休閑必須以更多的勞作為代價，最終以新的疲勞收場。波德里亞說，“疲勞”已經成為一種傳染性的病癥，已經成為“后工業社會的集體癥候”。勞作與忙碌已經成為當代人腳上掙脫不掉的“舞鞋”。當代人已經深深地陷入“消費——勞作——消費——勞作”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宛如一個患上“強迫多動癥”的精神病人。與精神病人不同的是，他不但在情不自禁地折磨著自己，同時還在肆無忌憚地糟蹋著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 現在，再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偉大詩人陶淵明，看他是如何過日子的。 陶淵明不像梭羅，家族中有自己的鉛筆制造廠；也不像盧梭，可以替人抄樂譜、寫書拿稿費。為了維持基本生存需要，他只有靠自己與家人的雙手“土里刨食”，從事“夫耕于前，妻鋤于后”的農業勞動：“貧居依稼穡，戮力東南隅，不言春作苦，?？重毸鶓?rdquo;，“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11）這種隴畝之上的勞作，有時還不得不起早摸黑、肩挑背扛，相當辛苦：“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但除此之外，陶淵明并沒有在經濟領域進一步開拓發展的雄心，“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因此，在鄉土田園勞作之余，他仍可以“心有常閑”?？臻e的時間，便用來讀書，“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即便讀書，也不是為了致用，“好讀書，不求甚解”，更多地還是為了消閑。再不就是“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晨昏冷暖之際與街坊四鄰把酒話桑麻，談笑送日月，“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自有無限情趣在。除了這些，當然還有溫馨和諧的家庭樂趣，“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于秋高氣爽之際，帶著老婆孩子，到山中遠足，聽閑谷鳴鷗，看云飛云散。孩子們雖然不求上進，上不了名牌，拿不到學位，但能夠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自由自在地活著，同樣令人欣慰。不消說，在他日常生活中還有重要的一項，那就是詩歌創作，寫下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詩行。#p#分頁標題#e# 總之，陶淵明的生活中既有勞作之苦，也有閑逸之趣，這應該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種理想的有勞有逸、勞逸相得的“耕讀”生活，唯獨陶淵明能夠做得臻于精純。如若用現在生態批評的尺度衡量，這才是真正的“低碳生活”，一種“低物質消耗的高品位生活”。陶淵明的“杰出”、“偉大”，絕不僅僅在于他參加勞動、深入民眾，而在于他真誠地踐行了這一“勞動”與“閑逸”兩相結合的生存方式，而且近乎完美地表達了這一生存方式。這或許就是海德格爾渴慕的那種生存方式：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12）這種東方式的“勞動精神氣質”，似乎天生是資本主義的“消解劑”。按照韋伯的說法，正是由于這種樂于悠閑、近于懶散的精神氣質作梗，中國以及印度在自己的漫長社會進化史中，都沒有能夠從其內部生發出像樣子的資本主義。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恐怕還有待于今后人類歷史演進的驗證。從全球生態安全考慮，現代人倒是不如少一些勞動，多一些懶散。 從現代社會公認的“勞動”理念看，盧梭、梭羅以及我們的陶淵明，這些堪稱生態楷模的人物，看上去都是“懶散”的。梭羅活著的時候就被康克德鎮上的公民看作一個“四處閑逛”、“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人。他自己卻一再表白，不愿意為了“消費的一時舒適”，去從事那些“諸多不適”的勞動，而在大自然中游游蕩蕩，不用花費一分錢，就可以得到人世中罕見的愉悅。（13）他還斷定，現代人的“勞動”已經鑄成“一個大錯”（14）。盧梭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錢多不一定快樂就多，“真正的快樂不能以金錢來衡量，用銅板得到的快樂比起用金幣換來的快樂更親切”。（15） 中國民間有句俗話“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說的也是閑適的可貴。歐陽修的《偶書》一詩，寫到他晚年讀陶的心得：“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猶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詩中充滿了對“閑人”陶淵明的羨慕。蘇東坡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忙碌一生，顛簸一生，晚年從海南流放歸來，方才徹底悟出生命的真諦，決計“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作個閑人”。當代老一輩學者錢谷融先生常自命“懶人”，又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難得閑靜齋”，還在文章中解釋說：“有閑，方能有讀書的時間；能靜，方能有讀書的心情而我這幾十年來所缺的，卻就是這‘閑靜’二字。唯‘閑’與‘靜”，是我一生從青年時代起就日夜向往、苦苦思求的東西。”（16）錢谷融先生把“閑靜”看作自己、也看作“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必要心境，是具有精神生態意義的。一個文化人唯求閑靜而數十年來竟不可得，其中自滲透了難以言表的時代苦惱。如今中國，盡管不再有狂暴的整治知識分子的運動，然而較之前輩學人似更不得清閑。“哀莫大于心死”，與前代學者不同，他們缺少的是對于內心寧靜的自我需求。發文章、上項目、拿獎勵、評職稱，進而當評委、當嘉賓、當老板、當股東、網上開博、簽名售書、電視作秀，辛苦恣睢的結果是什么都有了，唯獨沒有了學問、道德。看來，“閑逸”、“閑靜”不僅是個人心境，也與體制的屬性、時代的氛圍息息相關。 20世紀50年代，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叫《咱們工人有力量》：“咱們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發動了機器轟隆隆地響，舉起了鐵錘響叮當！蓋起了高樓大廈，修起了鐵路煤礦，改造得世界變了樣！”當初作為一首工業支援戰爭前線的宣傳歌曲，無可厚非；今天，作為一種“每天每日工作忙”的忘我勞動觀，已不再被更年輕的一代人認同。21世紀，勞動觀的變化已經悄悄發生在最底層的年輕打工者一族——“飛特族”。 “飛特族”（Freeter）是由英語free（自由）與德語arbeite（r工人）構成的一個混合詞，指那些沒有固定單位，沒有固定職業的年輕打工者。他們中的許多人甘居下游，缺少發家致富的欲望，缺乏向上奮斗的意志，對于他們來說休閑第一，適意第一，工作尚在其次。只在需要錢用的時候他們才去找一份工作，他們拒絕像其父兄輩那樣遵守雇用制勞動道德、獻身職場的生活方式，不愿看老板的臉色行事，也不怕丟掉工作，只希望用必要的一點勞動維持基本的生活。那不是富貴人家的生活，但那一定要是一種新鮮、隨意、由自己獨立掌控的自由生活。他們被人戲稱作“職場的吉普賽人”。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勞動”不再是人生的第一需要，也不再是改造世界的手段，更不再是“神圣的業績”，生命的意義已開始朝著生命自身回歸。從年輕的“飛特族”身上，我們似乎又看到梭羅那懶散放縱、不務正業的身影，悟出盧梭所謂“愉快的生活是簡單的，幾乎隨手可得，那不是富有，而是過不單調、不重復的生活”的哲理：也恍若看到陶淵明“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的灑脫，“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散淡。無奈的是，“飛特兒”們向著生命本真的回歸不能不遭遇到現代工業社會層層鐵幕的阻隔，相對于農業時代的陶淵明，后現代的“回歸自然”恍若一簾幽夢：陶淵明式的“南山”，在“飛特族”那里成了“網吧”，陶淵明式的“賦詩”成了“跟帖”，陶淵明式的“菊花”成了“動漫”，“種豆”成了“偷菜”，“酒壺”成了“微波爐”，“清吹鳴彈”成了“卡拉OK”。“飛特族”們是否最終“飛”得起來，還很難說。 但這畢竟是一個轉折，一個跨時代的轉折。 #p#分頁標題#e# 引人深思的是，這個叛離傳統勞動倫理的“飛特族”，首先誕生在以“朝九晚九工作狂”、以高發“過勞死”著稱的國度——日本。據日本官方統計，日本國內的“飛特族”已超過400萬。日本“80后女性小說家”青山小蕙以“飛特族”為主要人物的小說《一個人的好天氣》，因榮獲2007年度芥川文學獎而風行世界，“飛特族”現象已成為現代職場社會一道異樣的風景。 進入新世紀，此書在中國翻譯出版后，讀者數百萬計，中國社會的“飛特族”也已在北京、上海、臺北、廣州、南京、深圳等大都市閃亮登場。即使不把他們看作是陶淵明幽靈的靈光再現，起碼也可以看作基于“自然”、“自由”的人類天性透過現代社會層層壁障，在新一代年輕人的日常生活中萌生一片新綠，那也許就是“反者，道之動”的又一輪回，亦即《古樂府》中所吟唱的：“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復君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