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翼小說的愛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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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出生的呂翼,是近年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彝族青年作家,魯迅文學院第十五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青年作家班)學員。   呂翼的故鄉是地處滇東北的云南昭通,這里因為所處地理位置偏遠,屬于云南比較貧困的地區。但是,歷史上昭通卻又是中原入滇的重要通道,有豐厚的文化積淀。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起,這塊土地上崛起一個有影響的作家群體———昭通作家群。呂翼屬于這個群體的后起之秀,已經體現出比較強的創作實力,正在成為這一群體的中堅力量。這個群體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底層寫作和苦難的呈現。   不是作家們有意要以苦難來吸引讀者的眼球,而是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承載著太多的苦難人生。作家不過是以自己的良知在對人生進行文學的拷問與探尋。呂翼的小說主要關注點是鄉村底層的現實生存,在表現苦難人生的同時,也體現了他對這一層面人物的愛與痛。走進呂翼的小說,同樣可以感受到作家的心靈在苦難面前的掙扎與沉浮,同時他也在努力尋找著光明的方向。   一   底層寫作在中國文壇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關于它的概念、范疇等等問題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態度。但是,面對底層生活的文學創作實踐,又以不可抵擋的態勢提供了風格各異的文本,它們考量著評論的視野與境界。所以一提到“底層寫作”,總是和“問題”“困惑”“爭議”這些詞語相關聯。評論家孟繁華清醒地意識到:“在‘整體性’已經破碎,多元性已經建構了新的文學格局的時候,妄論統一的‘文學本色’是試圖建立新的‘整體性’,但要實現這樣的意圖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既不是今天文學的現實,也不是文學未來發展需要的路線圖。”①應該說,所謂“底層寫作”是一部分作家面對急劇變化的中國現實,尤其是農村的復雜現實作出的文學選擇。既是作家情感的要求,也是作家良知和理性的自覺選擇。在具體的寫作實踐中,作家和評論家都在努力探索著關于“底層”的寫作方向。2006年,《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曾經舉辦了一場“底層與文學”研討會②,會上作家和評論家們各抒己見,雖然未能形成統一的定論,但卻從不同方向拓展了“底層寫作”的維度。當評論家們在為概念而爭論不休的時候,曾經做過礦工的北京作家劉慶邦在研討會上發言說到自己的創作時,稱自己是“不自覺中就進入了寫底層”。這是作家的人生閱歷中積淀下的底層情懷在起作用。生活在邊遠的云南邊地鄉村,同樣身為農民之子的青年作家呂翼,在走上文學道路之后,也是以“不自覺”的方式選擇了他最熟悉、最有痛感的鄉村生活作為他的小說中底層敘事的主要內容。   雖然關于“底層寫作”的爭議比較多,但似乎很多評論家都認同一點,即所謂底層,應該看到小人物和貧困、苦難的不可分割。小人物,意味著遠離權力,遠離中心,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中國鄉村的小人物,更是和貧窮、落后的生存環境密切相聯。社會發展進步的浪潮,很難波及到一些地處偏遠的鄉村。那里生息的小人物無論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經歷著難以想象的貧困。出生于鄉村的呂翼,在成長中經歷過貧窮與苦難,也經歷過對鄉土的逃離與回歸。為了改變貧窮的命運,他曾經非常渴望逃離鄉土融入城市。但在城市的喧嘩聲中,他又發現鄉土才是靈魂的依托之所,天然地拒絕欲望城市對靈魂的“異化”和“壓抑”。就像很多“尋根”作家所經歷過的那樣,“雖身處鬧市卻魂系鄉村”,成了呂翼進入小說寫作的最初動因。血液中天然積淀下的“底層情結”,使在他獲得文學表達的話語權后,自然地把目光投注到那些無法逃離鄉土的小人物身上,關注他們的生存與掙扎。呂翼的小說也經歷了由“不自覺”地關注底層,到“自覺”表現底層生存的過程。某些作家對鄉土的回歸,是“用溫馨詩意作基調,構筑一個個高山流水般的理想世界”,以此來建構自己心目中的鄉土世界。而呂翼的小說則不同,他更關注農民的精神困境和現實的苦難境遇,為他們還生活在貧困中而備受煎熬。這是一個作家的良知,有愛才會有痛。   呂翼筆下的鄉村小人物,和他有著永遠無法割舍的“親緣”關系。他們是他的親戚、朋友、鄰居,也是他文學寫作道路上重要的精神資源。所以,他筆下的人物才會那么生動、傳神,栩栩如生。他的小說中虛構了一個名叫楊樹村的村莊,聚集了一批“留守”的鄉村人物。這些人物都是些卑微的小人物,卑瑣而生動地活著:配種人王矮三、獨眼趙四、姜寡婦、羅二嫂,所謂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隊。而楊樹村是一個“周圍都是山”,封閉、落后的偏遠鄉村。在這個封閉的世界里,生命的形態變得單純而又駁雜,他們為基本的生存而忙碌,卻又不忘記互相斗嘴、調情,苦中作樂,把日子過得滋味齊全。   在《雨水里的行程》、《方向盤》、《別驚飛了鳥》、《你的爹,我的兒》、《樹葉風塵》、《果農》等小說中,呂翼延續了楊樹村這個村名,在幾篇寫城市生活的小說中,也讓楊樹村的人物繼續出場,從而形成了一個關于“楊樹村”的系列小說,對烏蒙山鄉底層民眾的生存有了比較集中的展示。讀者從中可以窺見中國鄉村現實生存狀態的一個側面。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因為自然環境的因素,楊樹村和外面那個日益變化的時代之間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距離。無論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這里都呈現出嚴重的滯后現象。尤其在小說中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物身上,這種滯后更加突出。他們生活的環境和外面的文明進步的現實之間還遠遠不能“同步”。在《你的爹,我的兒》這個中篇小說中,楊樹村的運轉體現出一套自己獨特的“秩序”,村主任老轉對王矮三說的一番話透露了這套秩序的秘密:“我們有政策,可以讓你成為富有的人,也可以讓你一輩子窮下去。”村婦小桃紅對村主任老轉的幾句抱怨則一下子就點到問題的實質上去:“你一紙責任狀,就把責任落實下來。每年村里發生什么壞事,都跟你沒有關系。……要不是你那責任狀,將責任落實在每一家每一戶,你早就當不了村主任的。”在一個偏遠落后的鄉村,社會秩序的運轉似乎跌入了一個怪圈。一個小小的村主任成了權力的至高代表,他手上的公章、紅頭文件便可以把村民的一切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甚至可以說出“你的羊在我的文件里”這樣的話。而村民在權力面前卻只有以卑微的姿態,才能得到些許的利益。于是代表著這套秩序的公章的丟失,也就成了楊樹村的一件大事,老轉甚至以找不到公章,要“剁”掉全村人的手指來威脅人。雖然村民在權力面前也可用放肆的語言表達自己內心的不滿,但是也就僅僅限于語言為止,他們不可能有更多的反抗。“逆來順受”已經成為一些底層民眾血液中不可更改的符號。所以小說的最后一節,呂翼讓矮三和趙四兩個小人物走在村莊的暗夜里,踩著滿地污穢,感覺到從來沒有過的“冷與黑”。兩人拉著手互相取暖,呼喊著那個偷走公章的能人陽庚的名字,一個喊他爹,一個喊他兒,以此宣泄內心的憤懣與無奈,也傳達了一種虛無的精神寄托。#p#分頁標題#e#   呂翼對鄉村的現實非常熟悉,對鄉村小人物有著深切的同情與悲憫,所以他能以在場者的身份,以含淚的笑講述那些小人物在生活中掙扎沉浮的故事。這是一種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在場,看似平靜、幽默,實則充滿疼痛感的敘事,使他的小說呈現出深沉的力度。   二   落后的自然環境加上失衡的鄉村“秩序”,小人物的生存不可避免地在貧窮落后的旋渦里打轉。與貧困相生相伴的是命運的苦難,以及在苦難中彰顯出來的人性的力量。呂翼對文學中的苦難有自己的理解與認識。他曾在一次發言中闡釋過自己的觀點:“如果作品是花朵,苦難則是風雨,經歷過了,美麗的花萼才能開放,才能脫出魂魄一樣的香艷,才會花謝花飛,結出累累果實,讓你生命力得予延續。如果作品是一塊礦石,苦難則是烈火,浴火再生,就會剛硬無比,無堅不摧。如果作品是刀具,苦難則是粗礪的磨刀石,脫了一層銹,就會變得更鋒利。”③對任何一個時代的作家來說,正視苦難都需要勇氣和良知,需要悲憫的情懷去關注那些在苦難中掙扎的靈魂。有的苦難是顯在的,可以直接從生活的表象中去感受。比如《孝子》中的母親,就是一個承載了太多人生苦難的鄉村婦女形象:17歲嫁做人婦,二十年中生育十個孩子,死了三個,活下來的七個,丈夫在掙錢養家中意外死去。題目的“孝子”,暗含反諷。養育了七個孩子的母親在重病住院的時候,三千塊錢的住院費,讓子女們“個個將臉邁開”,只有身為長子的孝子獨自苦苦支撐著一切。而同樣身居底層,靠打工為生的孝子為母親盡孝的路程也是無比艱辛。打工掙來的幾千塊錢小心地縫在褲襠里,又一張張送進醫院無底洞似的窗口。歷盡艱辛上山采來天麻出售,再給母親買救命的中藥,結果卻發現中藥里包有幾片薄薄的天麻。在充滿荒誕的現實面前,苦難也染上了幾許黑色幽默?!队晁锏男谐獭愤@個中篇所描寫的母親,更是經歷著人生苦難的重重折磨。   小說以母子二人從楊樹村到桑樹坪的一天中的“雨水”行程開始,層層敘寫了一個鄉村母親曲折漫長、與苦難相伴的人生。小說中73歲的瞎眼母親以買棺材為由,帶著打光棍的兒子到老家桑樹坪相親,想完成一個母親的心愿。途中經歷了爬山涉水,走過陰霾、沉悶、壓抑的一天。最后卻在兒子冷漠目光的注視下“跌”進河水,消失在渾濁的波濤中。一對身世曲折的母子糾纏半生的愛與恨,在小說中一點點浮現出來。很難簡單地用道德標準來評判這對母子之間的是非恩怨,說出誰對誰錯。只能說在人生的苦難面前,他們都在努力掙扎,只是前方卻是一片迷霧。只有當迷霧散去之后,才以看清悲劇的結局:兒子冷漠地看著消失在河水中的母親,那一刻既是苦難的結束,也是苦難的高潮。呂翼在這篇小說的敘事角度上有意識地進行著一些探索,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人生故事,只有從多角度敘述才能一點點揭開真相。標題中的“雨水”“行程”也是一種意象,象征著人生漫長的苦難行程。環境和物質的貧困似乎不能完全解釋悲劇的成因,靈魂的貧困有著更令人深思的意蘊。在文學的世界中,苦難也有多種、多重存在的方式。顯在的苦難讓人同情,深層的苦難則令人深思。在《割不斷的苦藤》中,呂翼為了表現苦難的深重,不惜為人物營造一個“苦”意彌漫的環境氛圍。人居住的地方叫苦寨,寨邊的河叫苦水河,地上長的是苦竹、苦楝子樹,山上終年爬滿苦藤,苦寨人的臉上則是一臉的苦相。從這里走出去的副縣長,名字叫辛苦。   嚴格說來,小說的主人公辛苦不能算是底層人物。因為他已經跳出苦海,官至副縣長。但是,他的生活乃至最后的結局,又處處和他出生、成長經歷過的底層的貧困、苦難有著掰扯不清的關系。他希望以修路的方式來實現改造貧窮環境的愿望,卻無法穿過現實中縱橫交錯的“網”,或者處處碰壁,或者同流合污。好人做不成,壞人也做得不徹底,辛苦的靈魂因此而充滿悲苦與掙扎,最后只能以死亡而告終。人物靈魂深處的苦難,比他少時承擔的物質苦難更有一種令人震憾的藝術效果。呂翼對這個人物是用了心力的,他力圖深入人物內心深處,去尋找、剖析他蛻變的原因。從一個深山里的苦孩子到一縣的副縣長,他的成長實屬不易,他的淪落也就更加令人心痛。作家的意圖似乎是為了揭示辛苦墮落的環境和更多的外部因素,對人物多少有些辯護的意思,這也是因為對筆下人物愛得太深之故。貧困和苦難,為呂翼的小說增添了一重深沉的色彩。但是對一個作家來說,展示苦難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嚯y進入作家的視野之后,為他催生的應該是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   三   底層社會的種種問題,與中國社會的經濟轉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有密切關系。但是底層寫作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展示貧窮與苦難,更應該通過現實存在中的種種社會問題與弊端,“引起療救的注意”,尋找到光明的方向。作為一名“70后”作家,以及一名長期生活在基層的文化人,呂翼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有一定研究和思考。他寫鄉村的那些小說,既看到農村的貧窮與貧窮帶來的種種苦難,也在對造成這種狀況的癥結進行追問、思考,尋求解決的良方。從這個角度可以感受到他作為一名作家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正在得到提高和增強。   呂翼的小說在敘寫苦難,但他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相反,他的小說中彌漫著一種鄉村式的幽默,那些小人物雖然活得無比卑微,卻有著樂天的生存態度。他們以堅韌的姿態面對苦難,消解苦難,努力活出人生的滋味。“楊樹村”的村民王矮三、獨眼趙四之類人物的語言就于粗俗中體現出民間生活的諸多情趣。同時,他的小說既寫了一些逆來順受的農民形象,也出現了一些體現著鄉村發展方向的新人形象,這些人是小說中的一大亮點,代表著希望也代表著新農村的發展方向。   在《你的爹,我的兒》這篇小說中,主要人物陽庚雖然沒有出場,但是他的“名聲”卻通過很多人的口被神話和傳揚。小說特別強調了他一雙手的與眾不同,別人的手除了掏大糞,就是用來偷東西、扇別人的耳光。而陽庚的手卻充滿了神奇的力量,在楊樹村創造了很多奇跡。他幫助趙四在門前修了石橋,幫助王矮三修了一棟磚房。幫助村里的女人做木梳、木甑,編竹籮。不僅如此,作為一名高中畢業生,他還對楊樹村的發展有思考與設計,寫成文章到縣報上發表,讓村主任老轉處處感覺到來自他的心理壓力。如果說陽庚代表著鄉村的一種理想,那么在《方向盤》中,大學畢業生尉涪則是現實中新農村建設的新生力量和希望。這個人物出場時還顯得比較幼稚,在事業和愛情之間搖擺不定,對前途也比較迷茫。“像一片飛揚在空中的白楊樹葉,上不沾天,下不落地。”讓他當村文書,他也不放在眼睛里。但是楊樹村的發展變化、建設前景對他還是有著吸引力,加上女朋友許玫的吸引與勸說,使他最終能留在鄉村。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加入對一個鄉村的發展來說,其意義是非常明顯的。而尉涪一家三代的理想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鄉村的變遷。爺爺早年做過馬鍋頭,趕著馬幫上云南下四川。父親這一輩,先是趕馬車,然后開上了手扶拖拉機。到尉涪這里,一心想的則是學習小車駕駛,過另一種新的生活。中國鄉村的變遷雖然緩慢,但是從這一家三代向往的交通工具上,還是體現出鄉村發展進步的趨勢。楊樹村在現行農村政策的指導下,開始修路、建廠,吸引人才,環境和人心都在發生變化。#p#分頁標題#e#   更重要的是小說中體現出的楊樹村年青一代價值觀念的更新,他們在生活、事業、理想方面都有著和老一輩完全不同的觀念與追求。這才是鄉村最值得期待的希望之光。外人看到的是楊樹村人的種種不是,尉涪看到的卻是楊樹村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開發利用的大好前景。他還看到楊樹村的問題是與外界的溝通交流少,宣傳不夠。這說明他的意識已經在漸漸進入一個“楊樹村人”的角色,開始有了主人翁的姿態。小說結尾部分,通過他對方向盤的把握,有意強化了尉涪立足鄉村的意象。他“手握方向盤”“箭一般地朝著楊樹村駛去”。   這篇小說的不足之處是敘事比較拖沓,原本是站在主人公尉涪的角度以第一人稱敘事,但是在敘事視角上過于開放,未能使第一人稱敘事的“限制性”特點很好地體現出來,人物主體的聚焦不夠集中,多少影響了一點小說的表達。和其它幾篇小說相比,《方向盤》中的楊樹村更加充滿活力和希望。這些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人物,在社會和時代的潮流中也在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為改變鄉村面貌,創造新的生活而努力著。一些評論家在討論“底層寫作”時,特別強調要“重建知識分子立場、重溫人道主義價值關懷”④,因為它代表著一個社會的民主、平等、公正的原則。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寫作,需要作者堅持一種樸素、誠懇的文風。“雖然樸素和誠懇未必能成就多么偉大的作品,卻可以保障‘底層寫作’沿著一條健康的道路發展。”⑤呂翼的小說在樸素、誠懇這一點上確實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他的小說沒有夸大鄉村的苦難,也沒有對未來作虛浮的想象。而是堅持立足大地,呈現出中國鄉村一隅的真實圖景。   從呂翼目前發表的小說來看,他的對鄉村底層生活的關注一直傾盡心力。一方面是他對鄉村、底層有著特殊的情感,有著深厚的生活基礎和寫作資源。另一方面也是一名作家的責任感和良知使然,如呂翼自己所言:“文學應該不是保健和護膚,而是苦口的良藥;不是裝飾擺設而是刀劍斧錘。它強調的是批判和解剖,重量和光芒。”⑥所以他的小說既有令人沉重的苦難和黑暗,也有令人感動的光明與溫暖。出生自鄉村和長期在基層工作的閱歷,使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有比較清醒的理解,對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問題也能有理性的把握,這是他創作上的優勢。   如果從小說的藝術角度看,呂翼的小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比如對底層人物人性深度的開掘,以及敘事的方式、語言的個性和小說風格的形成,都還需要在寫作實踐中進一步思考,繼續向新的高度攀登。他如今正在魯迅文學院進修學習,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對他下一步的小說寫作來說,也許是個重要的提升契機。所以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下一篇作品會帶給讀者新的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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