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無字中的男性批判，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縱觀張潔20多年的寫作歷程，從愛情童話《愛是不能忘記的》到兩性關系的集大成之作《無字》，其創作始終關注著男人和兩性情感，結果是愛的理想的墜落與對男性的失望同步，其筆下的男性形象經歷了由“神”到“鬼”的嬗變過程?！稛o字》是作家潛心12年飽蘸膽汁和凄清血淚寫就的一部女性家族史，小說以吳為與胡秉宸近30年婚戀事件為主線講了葉家母女三代不幸的婚戀遭際，女人的悲劇命運是歸罪于男人的。尤其對胡秉宸的冷酷與自私行為的描寫，有吐惡聲、泄私憤之嫌，對男人貶抑似乎有“極而言之”的故意。甚至有人批評《無字》是“吳為對她曾傾注感情的男人胡秉宸由幻滅而憤慨的聲討書”［1］(P173)。在《無字》中，我們分明從中讀到一種女人對男人的尖銳的偏執與刻骨的仇恨，感受到一種固執與極端的女性立場。張潔把對異性的看法幾乎發揮到頂點、極致，對男人不留任何情面的嘲弄、揶揄和批判，簡直是把男人打入十八層地獄。 然而，“也許正是這種極而言之，冷峻地甚至殘酷地掀起讀者的情感波瀾，給人的靈魂以強烈震撼，亦內在顯現了作品的思想與藝術的迫人分量。”［2］在梳理“吳為”一生的愛恨情仇與遭際的來龍去脈時，徹骨的傷痛使張潔無法對作品人物作超然的壁上觀，因此在指責與質問張潔的同時，我們是否有必要追問一下，為什么會出現如此濃烈縱情表達的作家和“極限寫作”?張潔自稱“真正寫作從《無字》開始，哪怕寫完《無字》馬上死也心甘”，那么，在她的情感世界里究竟發生了什么?是什么為什么又是怎樣使一位滿懷希望、對愛情一往情深、甘愿奉獻與犧牲的女性被時光打磨成了一個如此瘋狂、絕望、憤世嫉俗之人?除了張潔獨特的個人遭遇，性格偏執怪異外，男人有沒有問題?為什么對男人的認識和態度發生從“神”到“鬼”如此迥異驟變?男人是受益者嗎?那么，又是誰把男人人性中的丑與惡孕化出來? 張潔忠實于自己真實而深切的心靈感受與生命體驗，但她又超越個體經驗本身，上升為對男女兩性情感整體的關注。更可貴的是，張潔并沒有停留在表層描述兩性關系，《無字》中的戀愛與婚姻又有多少僅僅反映了男女關系，而不是當時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塑造的呢?在兩性關系的結構中，社會與歷史，性別與政治的等級秩序，都是張潔審視與質問的對象。正如評論家李敬澤的解讀:張潔《無字》要說的是整個20世紀中國大歷史與小個人之間的關系。“20世紀的中國，兩性關系的消長從來不是性別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女人對男人的選擇或者男人對女人的選擇，其間又隱含了多少價值觀與審美觀的演變?張潔的寫作正是要超越男女關系，從而完成對社會歷史以及社會歷史境遇中的人的反思。”［3］正如顧秋水、胡秉宸的存在并不僅僅因為他們和幾個女人構成了一種愛恨情仇關系，而是借助他們，張潔“打開了通向歷史隧道的一座座大門”。這就是為什么張潔堅持認為:“我的主題不是愛情，我真正要寫的是愛情后面的東西。”［4］ 一 張潔把胡秉宸等“政治人”變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歸結為革命時期政治異化對人性異化的滲透。“胡秉宸革命前是個很有味的男人，但他非常善于吸取教訓，革命后卻逐漸成長變化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5］張潔認為，胡秉宸從“神”到“鬼”的演變，是在幾十年“布爾喬亞”的鍛煉下變異了的產物。延安著實使胡秉宸成長成熟，革命使胡秉宸脫胎換骨。仔細閱讀《無字》可以看出，張潔盡可能為男人的個人品行開脫，冷靜、理性地追溯到特定的歷史變革時期，努力從社會、政治和動蕩的時代等全方位多層面尋找人性異化的復雜原因。 張潔這樣總結參加革命對胡秉宸的影響:“革命后的幾件事，這三兩個教訓不算很多，但基本上涵蓋了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對胡日后改弦更張如何做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來的。”［6］(P30)此后的胡秉宸，與從前就日漸地不同。不久，胡秉宸便對一個跟隨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員說:“雖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組織上說你是特務，我也會馬上槍斃你，決不手軟!”［6］(P24)張潔對胡秉宸“萬事當前首先保全自己”的行為作了理性客觀的分析，她盡力搬出革命大背景特殊歷史時期為他開脫責任，認為胡秉宸在革命過程中練就的“諉過自保”的本領，是政治法則使然也，而非個人品質問題。從歷史的角度看，胡秉宸的“做人”絕技源自于環境的壓迫，源自他趨利避害的本能選擇。但是，他將這一絕技原封不動地搬用于情愛和婚姻領域，則深深地傷害了吳為和她的愛。我們可以把政治和婚姻對人性的影響作一番對比:在政治上，對公眾、社會扮演一個好角色并不難，關鍵時刻只要一次挺住，守住真理，寬容的人們會永遠記住這個形象。而在婚姻家庭中的人性表現是最赤裸的，一點也粉飾不了?；橐鲋械膬尚躁P系也最能呈現一個人的本性和本質。 吳胡將近30年的關系中，婚前婚后，事無巨細始終面對著一種被黨政集團運作的局面。“吳為哪里是嫁給了胡秉宸?她是嫁給了胡秉宸那個城堡。”［7］(P378)在前前后后幾年的婚變過程中，政治斗爭激烈，多次出現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局面，最終胥德章取代了胡秉宸。婚后，當吳為準備發表日記揭露胥德章們在胡秉宸前妻“婚姻保衛戰”的丑惡內幕時，胡秉宸大怒道:“你要這樣干，我就自殺。”［7］(P322)他這樣以死相威脅不就是害怕胥德章揭發自己嗎?他怕揭發什么呢?胡秉宸雖然對胥德章有掩護、救命之恩，但為了自己攀爬權力的“金字塔”不也設法利用手中的權力拖延胥德章入黨的時間?張潔猜疑胡秉宸的政治動機:胡秉宸政治上真是光明磊落的人嗎?我們不妨對比閱讀張潔創作于1983年的《條件尚未成熟》，黨支部書記岳拓夫，貌似公正無私、冠冕堂皇，實際是一個利欲熏心、詭計多端、心理陰暗、手段卑鄙的政客。他明明為了自己升遷，千方百計阻撓大學同學現在被他領導的蔡德培入黨，卻說自己不徇私情，是蔡德培自己“條件還不夠成熟”，并且義正嚴辭:“這種沒有原則的事我不能干。”岳拓夫的思想和作為與胡秉宸有沒有血緣和基因關系?從創作時間上看，1983年正值“白胡離婚事件”時期，也是孫友余與前妻離婚事件期間，張潔的寫作意圖就可以想見，她從新的角度辛辣諷刺和鞭撻了黨內以權謀私的不正之風，同時又在質疑政治與拷問人性，揭示政治、功名仕途對自然人性的異化和扭曲。#p#分頁標題#e# 張潔借佟大雷之口道出胡秉宸被政治權勢與功名的異化:“他是個偽君子，他用一生的心血追逐名利，爬向權力的金字塔，絕不會為愛情而犧牲地位和黨票。胡秉宸為爬權力金字塔，可以鐵石心腸，六親不認，將七情六欲一一割舍，以求正大光明，無懈可擊……不是說他官迷，綜觀古今中外天下偉男子，哪個不是通過權力來展現他們人格的偉大?”［7］(P214)官場得意是社會衡量一個男人成功與否的標志(甚至是唯一的標志)，時代如此旗幟鮮明地把“權力”和“地位”作為計量單位，佟大雷、胥得章、岳拓夫和胡秉宸們不努力將自己變成“權力”和“地位”，又能怎樣呢?能怪他們墮落嗎?這是張潔對虛偽的現實社會價值的失望與否定。 王蒙先生說:“女主人公也許應該感謝她所極其不滿的那父親與后來的丈夫吧，正是他們引起了她對這些大事的興趣，使她接觸了也多少了解了這一百年來至少是幾十年來中國發生的大事，使她飄忽的，時而天才時而天真的頭腦得到了不僅在私人事情上而且在國家大事上一試身手的機會。”［8］王蒙這段批評中帶有奉勸意味的文字恰好印證了男女不平等的論點:在人類革命歷史上，只有男人擁有參政議政的機會和權利，自然少不了爭權奪利爾虞我詐(人性異化)的熏染和斗爭。女人要想了解或參與國家大事只能借助和“感謝”男人，即便想異化，哪里有條件和機會?女人顯然不是國家的主人，不是思考、參與和決定國家大事的主體。女人卻比男人更富有人性的某些原始品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她們相對脫離社會的生產過程和政治斗爭，使自然本性的品質很少受到“污染”，更多保存和體現了人的真正本性?？梢?，爭權奪利、功名欲望使男人自以為負有高于自然的復雜使命而高高在上(好聽一點，叫做事業心或者責任心)，醉心于此，卻又為此所累所害。因而，男人往往從最功利的目的出發，重結果重目的而非過程和手段。正如徐坤所論:“通常而言，男人都是功利之中的俗物，被生存迫壓得躲閃來躲閃去，在計算精確后，總要找一個最穩妥的巢穴供自己安放沉重的肉身之軀;而只有女人能夠單純為愛而瘋狂，而歇斯底里。”［9］張潔看穿了這種差異，她懷疑:男人果真需要一個有共同語言的女人做妻子嗎?這種懷疑撕下了蒙在兩性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她又告訴我們，愛情是解除女人的武裝，使她們逆來順受的毒藥，哪個男人是愛能夠拴得住的呢?愛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男人是被社會、歷史、政治塑造而成的，自然人性在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被異化了。 其實，做男人很累!很可憐!也很無奈!男人的最佳人生模式是一手官場得意，一手醇酒美人。如若官場失意，消沉落魄，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醇酒美人地瀟灑起來。社會規則如此，奈何?能怪他們官迷嗎?男女之間的愛情與性關系怎能敵得過革命的力量與政治的權威與誘惑?何況還有強大的傳統男權意識滲透!“于是他們同社會不可分割地膠合在一起，漸漸異化成‘社會的人’，漸漸地，他們淡忘了那本該是男人的真正含義的含義。”［10］他們已經無法全心全意愛一個女人，他們太愛自己，太珍惜中老年男人已經擁有的來之不易的一切:權力、功名和地位，而這些在那“社會化了”的男人心目中占據著何等重要的地位!干脆說:他們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而女人往往通過優秀的男人愛自己來實現自身價值，這條路實在走不通了才走男人通常走的事業官場之路。難怪西蒙•波娃說:“男人沒有一個可以被稱為偉大的情人，因為在他的內心還停留在自我中心狀態。他愛的女人僅是有價值的東西之一，他們希望女人整個活在他們的生命中，但并不希望為她浪費自己的生命。對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愛一個人就是為完全拋棄其他一切只為她愛人的利益存在。”［11］(P432)這些是私人經驗，但具有人類代表性。張潔深情呼喚與執著追求的正是人類本應具有的愛的能力和美好品格，“吳為實在不該為一個夭折的英雄，一個夭折的愛情哭泣，而應該為他們并不具備的品格哭泣。”［7］(P404) 我們知道，張潔受18、19世紀西方小說和蘇俄文學影響很深，“我就是這么被造出來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牛虻》、《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這是供給我們一代人整個發育期所需要的養料、水分和陽光。”［12］日積月累，“鐵肩擔道義”的英雄傳奇情結就會不可避免地滲入、積淀在她的心靈世界，具有潛移默化的潛在性和根深蒂固的穩定性，漸漸形成她的世界觀與內在追求，無處不在地支配和決定著她的理性判斷。因此，張潔理想真愛的標準就定格為“勇敢，正直，品格高尚，熱愛正義，尊重女性”［13］的集理想人格與理想人性于一身的男神鏡像。這一男神鏡像正是英雄傳奇情結的產物。而素有英雄騎士情結的張潔決不能容忍利欲熏心、冷酷自私、諉過自保等丑惡人性。然而不幸的是，與她的人性理想相悖的殘酷現實感又不斷困擾、折磨著她的精神和靈魂，她也力圖以理想的倫理意識來引導現實感受，解釋現實感受，甚至不惜扭曲現實感受。當理想人性意識與現實感受相互矛盾、相互沖突到連她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時，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張潔再也無法耐住性子娓娓訴說來自女性世界的那份痛苦和傷害，她怒不可遏，只能以荒誕、黑色幽默的諷喻方式呈現男性世界的骯臟與丑陋，進而在理性控制之下冷峻地嘲諷和不留余地地戳穿。 二 張潔把男人異化的另一原因歸結為中國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男權封建思想、男權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意識對男人思想意識的浸漬與毒害。 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很深的胡秉宸同時受男權傳統文化影響至深，與胡家先祖的男權思想一脈相承，對待女人與婚戀的態度和作為可以證明。在胡秉宸的意識觀念中，男人對女人的關系實際上是個管理問題，吳胡結婚后，胡一直困惑不解于與女人的關系:“一百多萬人的一個大部我都管得好好的，怎么就管不好兩個女人!”［6］(P318)還有張潔借吳為發的“關于取消一夫多妻制的利害關系”的議論，都是張潔在借胡家男權觀念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現行婚姻制度進行質疑與反思。為了取得吳為的同情與信任，胡秉宸一邊放肆地踐踏白帆的人格，以證明他對吳為的忠心，但轉身就為澄清自己博取白帆的信賴而誣蔑踐踏吳為的人格:“我怎能和這種偷人養私生子的女人如何如何?即使和女人鬼混，也輪不到這種女人!”正如胡秉宸再婚后對吳為解釋杜亞莉:“即便和女人鬼混也輪不到這種女人頭上。”其話語如出一轍，胡秉宸用的都是這個社會以及男人對女人最具殺傷力的辦法──她們都是偷人養私生子的壞女人。因此濃烈縱情后的張潔又作出理性分析:婚后胡秉宸時不時地對吳為當頭一喝:“你這個爛女人!”這的確是中國傳統男權文化使然而非個人修養問題。“吳胡關系，不是男女個人間的偶然，而是社會歷史、傳統觀念和現實制度的產物。”［14］不是張潔和男人過不去，只是獨特的個人經驗給了她和筆下人物以及讀者一個觀察思考歷史和文化、男人和女人的機會。我們知道，男人與女人可以換位思考卻無法代位感受。尤其在特殊的時代(女人較男人的處境更惡劣)，男女都自顧不暇，如何舍己為人地站在對方角度為對方著想?因為男人與女人沒有相同的經歷，因此情感體驗不同，自然就很難有共同語言。張潔始終固執地認為:“女人與男人在心理上完全不同，可能他們之間永遠不能相互理解，男女之間根本無法溝通與理解。”為了證明各個層面的中國男人均毫無例外地受到男權傳統文化的浸染，張潔又寫到追求吳為女兒禪月的男同學，根本沒得到禪月的應許，就在同學中吹噓他是名作家吳為未來的女婿，而追求未果時，寫信便罵:“有什么了不起，誰不知道你媽是個著名的破鞋、婊子，有其母必有其女……”［15］(P354)其中心思想與遣詞造句的語氣與顧秋水、胡秉宸的罵語大同小異。張潔不能容忍中國男人們拿吳為的“私生子”問題對她們母女進行無窮無盡的訛詐、勒索，所以，她讓吳為的女兒禪月出國，離開這一塊深深傷害過、以后可能繼續傷害她的國土，永遠不再回來。張潔不無偏激地斷言:“騎士是西方土地的莊稼”，中國土壤里長不出騎士。這是張潔在否定中國人生存、成長的環境，而非人種。雖說幾個男人不能代表中國男人的整體，但至少代表了幾個層面?？梢姀垵崒χ袊腥苏w失望，對中國根深蒂固、冥頑不化的男權封建思想遺留切齒痛恨。但在《無字》中她也作了冷靜的思考和深刻的分析:“這一定不是她們的過錯，也不是男人的過錯，一切社會現象的存在和發生只能從歷史的發展中，去尋找它的物質原因。”［7］#p#分頁標題#e# 三 綜觀張潔對男性異化原因的剖析，可以看出張潔并非有意打擊報復某一兩個傷害女人的男人，而是對中國男性整體和男性集團弱點進行拷問和批判，也是對幾千年來的中國男權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意識進行一種反思與質疑。因此，不論作者如何偏激或者“過而言之”，是敘述別人的故事，還是和女主人公感情貼得過緊，哪怕是敘述自己親歷的故事和隱私(為創作藝術而不惜犧牲聲譽、甚至生命的勇氣和精神不令人感動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無字》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它給我們帶來太多的吟味與思考:關乎歷史和文化的、社會和政治的，關乎愛情的、婚姻的、人性的、性別的、兩性關系的，關乎如何做人的……這些還不夠嗎?無論她怎樣痛心疾首、癲狂絕望都是緣于內心的真誠，張潔永遠膜拜自己的感情與美好的人性，自始至終執著地追求人類永恒的精神層面的書寫。張潔的深刻就在于她把人物放在20世紀大的歷史背景中，入木三分地層層解剖著令她失望已極的男人，剖析他們的深層心理痼疾以及人性扭曲變形，努力從社會和人性各方面追根溯源，力圖從歷史、政治、革命、男權傳統文化等方面尋找人性異化原因，“尋找理解他們的鑰匙，從歷史的動蕩與扭曲來分析那些本來應該可愛的男人的變形與冷酷。”［8］張潔竭力想弄明白的就是:在男女關系中，在人性發展演化過程中，那些深邃、厚重的歷史、政治與傳統文化的因素，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對于兩性關系，張潔過多強調了男女之間的對抗與隔膜，忽視了男性本身也是受害者的事實。張潔不應該因為某一兩個男人報廢、否定了所有男人。女人對于男人，男人對于女人，都不要輕言看透，你所看透的，至多是某幾個男人或某幾個女人，他們的缺點別有來源(社會的、歷史的等)，不該加罪于性別。造成女性困境的并非是某個具體男人，而是綿延幾千年的父權制文化，多數男人自身既是男權文化的幫兇，同時也是受害者。女人如果把男人置于自己的對立面，帶著一種先入為主的天然仇恨片面地詮釋這個世界，難免有自掘墳墓之嫌。我們反對女權苛刻，反對一味否定男性和詆毀男性，正如張潔在《無字》中警告吳為:“對男人對婚姻，吳為是過于苛刻了，她如不打破完美主義的夢魘，不但自己無法生存，她的男人也無法生存了。”［7］(P404)可見張潔很清楚自己的苛刻與偏激，但在感情上她無法說服自己。 在兩性關系中，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對待異性的態度，最能夠體現他(她)的文明與社會進化程度。男女關系問題說到底就是如何做人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從人性的冷硬荒漠中走出來，男人和女人要相知相愛而不是漠不關心，要呼喚并自覺塑造自我美好品格，“讓男性更多接受女性熏陶，世界更多傾聽女性聲音，人類更多地具備女性的品格。讓女性摘下質樸而神圣的王冠，男人放下沉重而威嚴的權杖……”［16］(P11)重建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信任與愛情，共同建構兩性和諧的綠色世界。倘若普天下的男人們不是用野心和奢華而是用愛心和責任來回報女人，那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