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湘女的自然文學，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為一種旨在考察、表現自然與人之間關系，思考、探詢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的文學類型，自然文學否定視人為萬物尺度的“人類中心主義”，強調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中萬物的相互依存與密切聯系。2011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推出了四卷本“湘女自然文學精品”叢書。在近27萬字的精選篇幅里，作家湘女以她手中一支充滿鐘靈之氣的筆，多元、生動、淋漓地宣揚著“萬物一齊”觀，也即倡導人與自然共生共榮。 一、美妙的篇章 “文學有個古今一貫的要求或道德，就是把一組文字，變成有魔術性與傳染性的東西，表現作者對于人生由‘爭斗’求‘完美’一種理想”［1］。湘女所創作的文本極富潛移默化性，是熔鑄了作家個性氣質、情感傾向與美學追求的“言語”。 (一)同構于“水云”的文體湘女的自然文學系列，打破了文體間的藩籬，閱讀時，讀者無須刻意辨識哪是小說、哪是散文，這諸多作品的交集在于揮灑自如的結構。譬如《邊寨童趣》起首:這里的山都很高，山之間是深深的谷。金水河就像個蠻乎乎的山野孩子，淘氣地順著山勢左曲右拐，蹦蹦跳跳。這是條界河。河這邊是中國的云南，對面是越南的萊州。兩岸是一樣的山，山上都有茶園和竹林;一樣的稻田，田里都漾著明澈的水;一樣的村寨，屋頂上炊煙裊裊……最有趣的是河兩岸奔跑尖叫、大聲呼應的男孩女孩，都是黝黑發亮的皮膚，都是濃厚茂密的黑發，都是頑皮可愛的笑臉，都是明亮清脆的嗓音…… 在這三個頗為散漫的段落之后，湘女用了吃芒果、采玉荷花、聽水碓“唱歌”等場景而非依照時序來結構作品，將氣力付諸一系列富于情致的片段上:傣族女孩制作出精美如小工藝品的芒果香包，以備在游戲中拋給自己心儀的人;走在文靜、優雅得仿佛工筆畫的玉荷花樹林里，孩子們禁不住放輕了腳步;利用水碓碾米時，谷粒慢慢裂開，泛起一層金色的糠殼……這些溫潤、微馨的碎片并不增加故事的精彩程度，卻讓讀者收獲到一種深遠的韻味。 再譬如《森林傳奇》里寫一個獵人因無法拔出被他追捕的雄鼷鹿釘在他胳膊上骨頭里的一對小獠牙而再也無法持槍、用刀，文末以一句超越了情節內容的“只有孩子們在擔憂，雄鼷鹿沒有了那對小獠牙，怎么保護它的妻子和孩子呢?”留下缺口，引讀者去聯想、感受作品意義的延伸，讓讀者與淳樸、善良的童心相遇。湘女在她的諸篇作品中以從容、暇譽的筆墨成就了白云出岫、風行水上般的文體結構，而對此種結構的自覺應用，還源于作家的天賦才情與她出乎定法的實踐。 文學作品的形式總是粘附于內容，作品結構體現了作家的認知圖式與思維圖式。湘女自然文學系列中自在的文本結構不盡然是技巧使然。劉禹錫的《送周魯儒序》有“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語;湘女自己在《趕馬人的城•前言》里回憶她“對老家湖南的印象是一片雨。那雨從我們出門就淅淅瀝瀝，飄個不停。天空霧蒙蒙的，地上一片泥濘。雨中，奶奶撐著一把紅油紙傘，抱著我看湘江”［2］;吳然《在兒童散文的路上》里說“我總覺得‘云南’這兩個字彌漫著一種不可言喻的浪漫與芬芳”［3］……楚地圓美流轉的柔波、潺潺不斷的霖雨，云南變幻多姿的云霞、各具特色的自然地理與民俗風情共同培育了湘女的精神品格及創作心理。按照格式塔心理學的原則，當某種外部事物所體現出的力的物理樣式與人類情感中所包含的力的樣式結構相同、相近時，這種情感的式樣形式、節奏或某種感性狀態的完型結構便會通過藝術符號這一特殊的“肖像性符號”呈現出來。人類情感所具有的形體上無定性、性質上動而不靜、發展時無定向之特點，與水、云流動、飄浮不居的物理特征相一致，決定了作家在尋求情感表現方式的過程中“規矩虛位，刻鏤無形”［4］。于是，湘女的自然文學作品也便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初無定質，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5］的文體結構。 湘女行云流水的文本原不乏情節性與戲劇化，譬如《雪門坎》里年輕帥氣的巴郎趕著馬途經雪門坎，與一位姑娘兩情相悅，在一次約會后巴郎送姑娘返家，眼見她推開柵欄門將入自家的木楞房，他才轉身回了宿營地。次日，啟程去西藏前巴郎想再見姑娘一面，騎馬趕到姑娘家卻得知姑娘一夜未歸竟是被雪狼下了毒手。譬如《桫欏寨》中當年13歲的老山貓在隨其父“下壩子”時因遭遇盜馬賊而莫名入得桫欏寨，那里有長了怪眼的燃燒的樹兜，有野蠻的人群，有惡心的湯水，有眼珠烏黑、嘴唇猩紅、笑容粲然且渾身披掛五顏六色珠串、會仰頭大笑的小姑娘月兒。在那里，伺機想要逃跑的老山貓被人發現之后又被月兒策馬劫走，后來月兒勒住馬拖著他跳下馬背，咬牙切齒地逼問他想怎么死……不過，此類情節性與戲劇化時常在由段段文字交織而成的起伏的情感流程中得以情境化?！堆╅T坎》里，是一片世事無常的悲涼與巴郎對心上人的負疚與癡情;《桫欏寨》里，是一方詭異但神奇的“月亮上的寨子”的幻境……由是，湘女的作品實現了一種流動的平衡乃至意境的雋永。 (二)“陌生”而“熟悉”的修辭湘女筆下不時可見“陌生”而“熟悉”的遣詞造句。它們，是作者生命情思外化而成的語言符號。所謂“陌生”，是說湘女避開“直尋”而創造了一種通過不平常的詞語組合以供讀者久久回味的語言效果;所謂“熟悉”，則指這些不乏奇崛的語句恰恰是源于“童心”的認知與想象疊加而出的世界的模樣。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有一首《每當看見天上的彩虹》:每當看見天上的彩虹/我的心就激烈跳動/年幼時如此/成年后如此/愿年邁時依然如此/否則，不如讓我死去/兒童乃成人的父親/愿我的時日一天天地/都由天生的虔誠串起。［6］ 兒童何以成了成人之父?答案在于以赤子之心觀看彩虹或其他一切事物，方可保持對事物本初的真切印象。湘女筆下的《喊月亮》，有著一個“違背”了常識卻同時也因為充盈著童心氣息而讓人叫絕的標題。通過記述一段“邊疆大山上的月亮，是孩子們喊出來的”的故事，湘女用心、用情地為讀者塑造了一個自然、自在的對象世界。它既是一個客觀的邊地自然空間，也是生活在那里的孩子們天真、樸拙的心靈世界。讀畢全文，回頭再看“喊月亮”這個奇妙組合的動賓結構短語，讀者更不難體會到湘女運思的新鮮、別致。#p#分頁標題#e# 再如《神秘的菌子山》開篇:“每年五月之后是云南的雨季，這時，天上的云變得又厚又重，像一只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包袱皮兒一散，掉出來的全是雨”。“鼓鼓囊囊的大包袱”這一喻體并不符合常規的“美”的標準，但因其直觀、準確、饒有童趣而具有了別樣的美，甚至于，一場陡然降落在云南這塊神奇土地上的雨，也因此被寫得猶如一次魔術。就這樣，生動、“準確”的修辭展示了湘女作品語言的魅力。而類似例子在湘女的自然文學作品中俯拾皆是。 二、尊貴的主體 無論采用第一人稱與否，湘女的自然文學作品中始終有一個懷揣人文關懷的審美主體。面對無數審美對象，或自然的一隅、或人間的景象，這一審美主體都能敞開自己，將一己幻化至其中，始終為著人類與自然結成的種種關系或歡欣，或疼痛。 “去看看一粒種子怎么變成大樹，去聽聽花開花落的聲音，去摸摸被露珠洗過的天空，去數數被夜色擦亮的星星……去和那些飽經磨難，卻依然勇敢頑強、奔跑如飛、目光似水、童心像小鳥一樣撲閃的山里孩子一起，圍著篝火跳舞，迎著山風唱歌，站在山的最高處，大聲呼喚月亮吧。你就會驚喜地發覺，人與自然的關系，突然間變得如此純真透明、簡單親近……”［7］以“萬物一齊”為核心主題的湘女的自然文學作品，歌吟大自然的偉力，感恩大自然賜予人類的無盡物質、精神財富，重拾流逝了的詩意生活，救贖迷失的人性，經過作家藝術審美的浸染與消化，字里行間顯現出一種個性光華與人格力量，是謂“尊貴”。 湘女的自然文學大致兩路: 其一，人天相契型。 “我有時逃開自我，儼然變成一棵植物，我覺得自己是草，是飛鳥，是樹頂，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條水平線，覺得自己是這種顏色或是那種形體，瞬息萬變，去來無礙。我時而走，時而飛，時而潛，時而吸露。我向著太陽開花，或棲在葉背安眠。天鵝飛舉時我也飛舉，蜥蜴跳躍時我也跳躍，瑩花和星光閃耀時我也閃耀?？偠灾?，我所棲息的天地仿佛全是我自由伸張出來的。”［8］喬治•桑的“自由伸張”說同樣適用于湘女的自然文學創作。在以“人天相契”為主題的一類作品中，主角幾乎都是身居邊疆、與自然共生的孩子以及童心未泯的成人，這些擁有“一雙遠離喧囂的眼睛”、“一顆濾去雜質的心”的人們，能夠“乘著風的翅膀，循著云的足跡，沿著一千條從天外飄來的小路”，在“高遠的邊疆大山”與“縹緲的云霧深處”同大自然里的一切生靈進行交流，不論剛剛冒尖的竹筍、豆豆花兒、南瓜、村野里的平凡植物，還是高傲的白鷴、聰敏的獵犬、“越獄”的懶猴、靈巧的魚鷹、母性的貍貓、癡情的黑頸鶴，以及那些為“我”這個成人所珍視的黑蜜蜂、壁虎、螢火蟲、袖珍青蛙…… 湘女將充分的活力與動人的意味賦予了自己筆下的世界，她總能發現并挖掘出蘊藏在擁有赤子之心者們身上人性的點點滴滴，欣賞、尊重他們純潔、美麗的心靈世界，并力圖用筆墨呵護這一個個心靈世界。同時，通過書寫“從冰峰雪嶺到深峽密林，從平壩河谷到山間田野，在馬鈴搖響的每個黎明，在篝火映亮的每個月夜，仰視著那一張張風雨磨礪過的面孔，體驗著他們的艱辛、憂傷和快樂，你就會深深懂得生命的意義、活著的勇氣”［9］。湘女還把這份呵護延伸成為一種對在工業社會里深感被“異化”了的人們所心馳神往的精神家園的守望。 其二，警醒告誡型。 作為一個堅定的“萬物一齊”觀的持有者，湘女在其自然文學作品中所探求的人與生靈的平等共生方式，并不限于人類單方面的行動與付出以維護自然與人的和諧。湘女筆下的動物、植物們，無不具有自己的生存智慧乃至區分善惡、辨別美丑的能力及標準。譬如在收入《獵人的故事》與《山貍貓金爪》的諸篇作品中，那一個個毫無敬畏之心、篤信“人類中心主義”的獵人、采菌人、摩托車手、采燕窩者、捕“江豬”者等，在對自然的無度索討乃至殘忍傷害時，他們未必都不能遂愿，但無論得手與否，貪婪與自大使得他們無一不在自然的偉力面前顯得如此猥瑣、丑陋、狼狽，注定因為自己的不義陷于惶恐、孤立。而那些倚仗自己的生存本性、生存智慧對付乃至嚴懲侵犯者的自然生靈，始終保持了自身的意志與尊嚴。面對它們，人必須省思該如何自我約束、主動節制，并有所敬畏。 屹立于湘女自然文學作品中的這個審美主體，時常以遼闊的眼光注目、審視包括人類在內的世間一切生命，于是，湘女的筆下生出了一種博大的美，且這份博大與她文中書寫對象的巨細無關。從高山大川到一花一草，從龐然大象到“頂多就三個蘋果那么重”的鼷鹿，均承載了湘女那份廣闊的氣度與堅定的信念:“我們難以逾越物種的生命形態，但我們擁有共同的生存空間。作為大自然的一員，我們在對待同是自然生命的生物時，任何踐踏與輕視，只會帶來無窮盡的懊悔與沮喪。大自然會以種種神秘的方式，傳遞著它的仁慈與溫厚、威嚴與警示，讓人類一點點收斂、省悟，一點點孕育出悲憫之情，培育出珍重之愛，樹立起敬畏之心。”［10］ 三、豐沛的文情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11］。劉勰把文情比作織機上的經線，視其為文章構成的命脈。對此，湘女尤其善于以形象為緯線、情感作經線，編織出極富美感的圖景，她的筆下，沉潛著豐沛的情感。 (一)外化了的真切體驗 日常閱讀中不難遇到有寫作者喜歡把自然化作恍若宋詞元曲中的意象，發揮它們的抽象審美意義，仿佛因此，作者便可儼然以一副隱逸之士的面孔引領讀者體驗某種逍遙之美。殊不知，技術性抒情的背后只是一片空洞，借未及心靈抵達的書寫對象來“急疏利鎖、頓解名韁”很容易陷入虛妄。那樣的文字里洋洋灑灑蕩漾著的，不過是硅膠質地的情意。文學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湘女的創作也不例外。她筆下的場景營造、細節設置時見藝術虛構，但這些虛構皆因源自作者深厚的生活積累而真實、誠摯。#p#分頁標題#e# “如果不是以活生生的人為依據，逐漸摻和或加上合適的成分，而是以觀念為出發點，那么我是從來不敢‘塑造形象’的。我由于并沒有多大的天地來自由想象，就總是需要一個立足點，以便由此邁開堅實的腳步。”［12］生活積累為創作奠定堅實基礎，不僅對屠格涅夫如此，對一切作家都如此。湘女曾與少數民族孩子們同一間教室學習，曾在距國境線不遠的村寨“插隊落戶”，曾赴有“夷方”之稱的人跡罕至的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生活。數十載里，她的足跡幾乎遍及云南每一處角落。顛沛的生活成為饋贈，豐裕的閱歷使得湘女與邊疆的人、物、事、景建立起了息息相通的關系。作為一個具有靈敏感悟力的創作者，湘女擅長于從審美對象中捕捉到容易為常人所熟視無睹的光色、聲響、味道、觸感、形象、節奏，繼而探幽、攬勝，獨辟蹊徑地從中提煉出富于審美價值的哲思意味。 譬如《綠色童話》里那條勐巴拉娜大森林里能夠如向導般引人“曲里拐彎地繞遍”整座山林的最長的青藤，歷經艱辛回到原來的家園(一棵大香樹上)的經歷，如同半部植物版的《奧德修紀》。這則童話所表達的“歸鄉”主題如此真切地寫照了人類精神的浪跡，足以觸動從孩童直到老者的廣泛讀者群。湘女筆下的自然天地，均具有成為令人不時眺望甚至企盼返身其間的“故鄉”的本質。它們有著質樸且多姿的地域風情，它們有著清麗或神秘的山野韻味，它們以自己天光云影之下的開闊曠達、親切坦蕩頻頻召喚著一度倚仗所謂自身強勢對自然野蠻相待，從而制造了統治和進步假象的人們。對于湘女，“故鄉”并非一個單純的詞語，它蘊涵著豐富的生態學、生理學、心理學、詩學、美學的意義。 (二)復調型的美學韻致 “復調”本為音樂術語，是多聲部音樂的一種主要形式。“復調音樂”由兩組以上同時進行的聲部所組成。這些聲部各自獨立卻又和諧地統一為一個整體，彼此形成和聲關系。前蘇聯文藝學家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巴赫金將“復調”概念引入文學批評，用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描寫出了生活的多種可能性與人性深處的矛盾，而非灌輸一種絕對的、千篇一律的思想，從而使得他的小說既具有辯證的色彩，又包含開放的可能?？梢哉f，衡量一部作品成熟、成功與否的標準之一，便在于考量其文情的信息量，也即作品是否波瀾層疊、明暗交織呈現出一派繁復的人性景觀。德國作家米切爾•恩德曾說“據我們的經驗，孩子原則上絲毫也不關心的主題，或是孩子完全不理解的主題，是不存在的。問題是你如何用心，用頭腦來敘述那個主題”［13］。湘女從不因為自己在兒童文學的范疇內書寫人與自然而淺化作品。她的文字，具有一種復調構織的美學韻致。 《大樹杜鵑》、《無字的情書》皆寫在邊疆支教的青年女教師面對“離開，還是留下?這是一個問題”的故事?！稛o字的情書》里的“我”雖然沒有因為由一串紅豆所“寫”成的特殊的情書就此留在小學校放棄回城，但也因此推遲了回城的行程而慨然去赴一場與一位陌生的傾慕者的約會，并在不畏風雨的赴約途中領略到了山嶺在夜色中如詩如畫的景象，眼前浮現出“我”所執教的宛如童話城堡般的小學校。而《大樹杜鵑》結尾，“我”感念于鄉民們的熱情、樸實以及對知識的憧憬而決定留下，同時向著在遠方念大學的戀人阿林發出一句“你真的不來了嗎?”的問語。這個設問如此意味無窮，盡管兒童讀者或許暫時還敏感不到湘女在這個句子里用了一個表示已然的時態助詞“了”，但由此也拒絕了給這個故事綴上一個常見的燦爛、圓滿的尾巴。 優秀的作品旨在激活讀者的感悟，而非宣布某個一清二楚的結論。那位男友阿林他究竟來是不來，湘女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這種開放所產生的多義性，對于每一名實在地生活著的讀者尤其是處于成長中的小讀者來說愈加可貴。因為讀者們由此得以隨著自己人生不斷的漸進而不斷理解作品更多的面向，這些面向可以互為補充、修正甚至于取代。而這，才是人與世界真正的模樣。唯此，故事里那位青年女教師得失選擇的個性與她的價值觀才愈加凸顯，并春風化雨般予以讀者影響。在禮贊自然的同時注重刻劃立體人性，是湘女自然文學作品中尤其值得稱道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