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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御窯廠每當入窯焙燒之時，“每夜廠官新臨窯邊巡督編立更夫并民快各五名，分定更籌，遞相巡警，以察勤惰。”工師及監工根據工匠的生產數量和業績給予記分，稱為“計功”。官府按工匠計功的多少，發放生活費用。計功因工匠性別、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秦律規定：“冗隸妾二人當工一人，更隸妾四人當工一人，小隸臣妾可使者，五人當工一人。”婦女和兒童體力不如男子，故計功至少減半。但女奴因長期從事制作，為熟練工，計功時僅減半，征發的女工不夠熟練，計功僅為男子的四分之一。計功因季節不同也有差異，秦規定冬日每作三天，只抵夏季兩天，同時影響計功變量還有技術因素。隋唐仍是“凡居作各有課程”，“功有長短，役有輕重”。唐規定“凡計功程者，夏三月與秋七月為長功，冬三月與春正月為短功，春之二月、三月，秋之八月、九月為中功”，根據季節的長短，劃分為長功、中功、短功，其功值各不相同，這種長短功制度是對漢制度的完善，并為后來的趙宋王朝所沿襲使用。同時唐計功除仍有性別、年齡的差異外，更注重工匠的技術差異。元代仍是“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由提調官計點功課。明朝時計功多采用計件制，洪武時規定各工匠憑自己作功的數量領取相應的生活費。清對工匠的產品進行嚴格挑選，依據其產品質量獎懲，“至開窯時器皿完美，厚賞旌勞，倘有不堪，量其輕重懲戒。”
貫穿始終的“物勒工名”管理模式
為考察工匠的勤惰，核查工匠生產的數量和質量，各代都規定每個工匠要在自己的產品上刻上名字或其他記號，作為監工對其產品的質量和數量進行考核的依據，同時可對產品進行質量跟蹤，工師可對工匠產品質量反饋，確定其生產技術或質量。《禮記•月令篇》：“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物勒工名”是官營手工業的常用管理方式，陶瓷業也是如此。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制度不斷得到健全、完善，至明清時期變得非常嚴密，也十分繁瑣。
1983年在江西鷹潭角山發掘的商代窯址，出土大批陶瓷器具及制陶工具，還在不少工具及器皿上發現刻劃符號或文字計1500余個。東周至漢時這一管理方式已相當成熟。首先“勒名”的方式由刻劃變為戳印，之前采用銳器刻劃，現制成陶文印模，在胎體將干未干之時印在器皿上，使標識更加規范，同時提高了效率，也使廣大目不識丁的工匠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不會書寫的問題。其次“勒名”的內容有所增加，不僅包括工匠姓名，還包括工匠所在的管理部門、工匠籍貫、產地等，以便于找到產品的制作者及其管理人員。這一時期的陶文發現很多，周王室及各諸侯國遺址均有出土。不僅標識于陶容器上，也大量出現在建筑陶構件上。秦朝陶器銘文發現最多，主要在都城咸陽和兵馬俑坑等地出土，有陶器、建筑構件、兵馬俑等，尤以建筑構件最多，格式或官署加工匠名，官署多簡稱，有左右司、都、北司、大、匠等，如工匠是從各地征發而來，則銘印工匠所居的鄉里或籍貫。如秦都咸陽遺址發現的陶文“咸陽隧更”、“咸陽成申”、“咸邑如頃”等。這些磚瓦之所以有官署和工匠名，是因為秦律規定工程必須有一年的保質期。這些官署和工匠名就為責任追查提供直接依據。
漢代官營制陶作坊的“勒名”管理遠不如銅器、漆器嚴格，因為建筑制陶作坊往往設在建筑工地附近，使用者對陶建筑構件作坊相當了解，不必刻于器物，只要標出工匠名則可。同時當時陶器仍作為較低級用品或用作冥器，其質量的好壞，出窯時即可一清二楚。唐時規定“凡營軍器，皆鐫題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閱其虛實”。唐制陶業“物勒工名”的現象非常普遍，考古發掘的許多條磚上面印有工匠手印，這些手印是工匠對產品加上的一種不可篡改的標識，是對“物勒工名”制度的完善和補充，說明唐代官府制陶坊管理日益完善和嚴密。
宋代同樣沿襲唐的這一制度，司馬光云：“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功致為上，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元朝在承襲這一制度的同時，所記內容稍變復雜，故宮收藏的三彩龍蓮紋香爐，上刻“至大元年汾陽琉璃待詔任塘城造”，山西平遙縣東泉鎮百福寺發現的琉璃寶頂上刻“介休縣張元村琉璃待詔張琳男仲祥，延?三年六月造”。其上有生產時間、工場和主持官吏等內容。明朝則變得更為復雜，官營作坊生產的建筑材料上印有府縣、主持造磚官吏和工匠及甲頭姓名、生產時間等，并且越往后越復雜。明代法律嚴酷，往往實行株連制，故官磚瓦上的有關人員之姓名都被列上，這些都反映出封建國家對作坊管理的日趨嚴密，制瓷業官營作坊生產的御用瓷器沒有勒工匠之名，而是書帝王年號，但其內部管理實際上仍采取這一管理方法。作坊內對每個匠師都有序號，“次早照號點名入席，行若魚貫，列若雁序，坐定匠師。”“畫完坯，用在官回青，當堂各畫樣品一件，書名。”出窯后依其樣器核對各工匠所作的數量和質量，“樣器既完，置號簿一扇記數。照原定坐席，序出號，堂上逐一唱名。”［12］清乾隆以后瓷器除書帝王年號外，一些制瓷名家也開始書寫工匠名款。中國古代官營作坊產品制作精良，這種質量的保證，是與“物勒工名”制度分不開的。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制度才能貫徹始終，并日趨嚴密。同時“物勒工名”的方式對民營陶瓷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嚴密的物業管理
歷代官府對作坊產品及生產原料的管理也非常嚴密，對工匠防范有加。工匠損壞成品、生產資料要給予處罰，秦律規定：“城旦春毀折瓦器、鐵器、木器……輒笞之。”“直一錢，笞十；直廿錢以上，熟笞之。”元朝規定官府作坊的物料，要有詳細的賬目，物品的收支要辦理必要的手續，由正官親行關支，每次支取材料，必須詳細登記，半月具結一，收支賬目須由正官印押，“若有收支而不收支，應標付而不標付，而耽誤造作者，拖延三日，主管官罰俸三月；五日以上者決七下。失收濫支者，另行追斷”。#p#分頁標題#e#
明燒造磚瓦窯作坊對各原材料的管理都有明確的規定，洪武時便已規定“凡燒造共用器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所用蘆柴，官為支給，其大小厚薄樣制，及人工蘆柴數目，俱有定例。如遇各處支用，明白行下各該管官員放支。”物品移交，必須手續清白，對每一窯所需燃料，也有定額，對于節省者，“即乃賞給”。明還實行嚴格的稽查制度，由戶部給事中負責監督鹽課和物料，規定各倉管大使等官，考滿給由，各親賚本冊，赴科交查。凡甲字庫官遇考滿等項，本科官一員引奏，須將收過錢糧等物委官查盤。每季本科與各科輪差官一員以甲字等十庫所收錢鈔進行監收。給事中對作坊管事官吏對工匠人數以少報多、冒領錢物等方面實行重點稽查，對原料的發放也要定期檢查。制瓷作坊也是如此?；厍嗍敲骱笃诜浅０嘿F的青花料，嘉靖朝對上等的回青料的管制可謂費盡心思，規定在敲青時，各置小桌，加以尺高紗罩，研磨乳料之后，待畫師上工之時，再“開柜出罐，當眾用鑰”。為防止工匠偷取青料，有人在工場內周回巡邏，甚至“食時散工，出入搜察，防帶入石青，偷出石青之弊”，同時“仍派原巡邏官晝夜巡警，以防盜取”。制度雖如此嚴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由于主管官吏貪圖私利，無孔不入，他們朋比為奸，利用各種途徑假公濟私，對于回青，“真青每插于雜石，奸徒盜于衣囊”；對于藁柴，“為用最多，其弊亦夥”；柴價銀“支領之間，弊竇疑多”；工銀“夫頭、作頭朋合為奸，于上工砂土夫妄開虛數”，致有“各色包泊昌領之數”。如此嚴密的制度也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明晚期朝政腐敗，其弊愈烈。清工部制作場的物業管理也非常嚴密，其下有制造庫，有郎中、司匠、司庫、庫使等人負責管理成品，料估所，有司員滿、漢族各三人，負責制造原料及工具的管理支出。
中國古代官營陶瓷業延續了幾千年，隨著社會制度、生產關系的變化，工匠的社會身份也有很大變化。官營制陶業工匠的來源因時代不同，前后有不同的變化，工匠的身份也因時代不同而各異。但加強對工匠的控制，是歷代對官營制陶業的慣用統治方法。限于篇幅，將另行撰文討論。
本文作者：黃慧 單位：景德鎮陶瓷學院，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