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劉羅鍋的敘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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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劉羅鍋的敘事結構

 

“不是歷史,而是民間傳說”,這便是《宰相劉羅鍋》創作的自我定位。在每一集的片頭,劇編導都在用字幕的形式反反復復強調著這一創作原則。而片尾的主題歌則更像是對該劇創作手法的一種總結和詮釋。“我聽爺爺講了一個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壞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壞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說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也許是真事。故事里的事,也許是從來沒有的事。其實故事本來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如同歌詞中所講的一樣,《宰相劉羅鍋》是劇編導對觀眾講的一個故事,故事發生在遙遠的昨天,所以故事也許是真實的,也許從未有過。所以對于故事的是否真實,觀眾大概不必過于認真,因為故事不是絕對真實,而是相對模糊的真實。一切都只是故事,是關于劉羅鍋,關于乾隆爺,關于和珅的故事。于是,對于故事模糊真實性的認知態度便成了鑒賞該劇的前提條件。如果觀眾從史實出處是否真實的角度來對本劇進行鑒賞,則背離了劇作原創者的初衷。“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壞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壞事”。由此可見,人物和情節是該劇敘事結構中兩個重要的主干因素,也是我們對該劇進行鑒賞的兩個重要的方面。   一、人物角色的三角設置   《宰相劉羅鍋》在人物設置上采用了合理的角色搭配、設置。利用角色之間的相互作用來推動電視劇的敘事。其中,角色的三角設置是該劇最大的特點?!对紫鄤⒘_鍋》按照正面角色、仲裁者、反面角色來設置角色。劉墉是正面角色,他為民請命,是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清官。乾隆是仲裁者,他掌握著生殺大權,是最高的權力象征。和珅是反面角色,他拍馬溜須、一味鉆營,對金錢和權力瘋狂追逐,對于百姓則殘酷壓榨。仲裁者乾隆皇帝處于角色三角的頂端,掌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為臣子的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劉墉與和珅,則同處于角色三角的下方,享有同等的競爭地位。正是在這種角色三角設置的抽象層次上,人物被體現為一些典型模式中的角色:如爭奪(主體、對手;幫助者、反對者),追尋(主體、對象;幫助者、反對者)等。   該劇中正面角色與仲裁者、反面角色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電視劇敘事的主要推動力。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以及仲裁者之間相互的動作或行動構成了該劇敘事的主要線索,它們之間的動作或行動決定了故事發展的方向。先來看看爭奪模式中主要角色之間的相互作用。爭奪是電視劇中比較常見的角色設置模式。在劇作的開始部分,便有一處以爭奪為模式的角色設置。六王爺的女兒準備手談擇婿,圍棋招親。此時,劉墉是正面角色,是爭奪格格的主體。乾隆既是仲裁者,又是劉墉的對手,與正面角色形成對立。和珅是反面角色,充當乾隆的幫助者,是劉墉的反對者。而爭奪的方式則是劉墉與皇上之間進行的圍棋大戰。當乾隆的皇帝身份被確認后,劉墉不得不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這場爭奪他如果輸了,可能會被殺掉;如果他贏了,照樣會被殺掉。面臨這種兩難抉擇如何應對,就成為一種緊繃觀劇興致的角色沖突設計。一面是勢單力孤的劉墉,一面是群臣擁戴的皇帝,這場爭奪在眾臣“皇上圣明”的歡呼中似乎已經作了一個應有的了斷,那就是劉墉必輸。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劉墉面對巨大壓力,依然不卑不亢地贏了乾隆,贏了格格的芳心,最后用“成人之美”感謝了皇上的不殺之恩,了結了這次爭奪。正是因為主要角色之間的相互作用,才使得爭奪模式下的角色沖突格外引人注目。再來看看追尋模式中的角色設置。追尋模式也是該劇常用的角色設置模式之一。劉墉為民女李秀清申冤一段就是利用追尋模式來進行角色設置。此時正面角色劉墉為主體。追尋的對象是為民申冤的正義。反面角色是和珅、仲裁者為乾隆。反對者是順天府尹,幫助者是張成、劉夫人。   劉墉化裝入順天府替李秀清討還公道,要求順天府尹釋放蒙冤被抓的李秀清,并要求嚴懲殺人兇手馗海。順天府尹由于受和珅暗中指使,所以不管是非曲直更加恣意妄為,將劉墉痛打五十大板后打入大牢。劉墉被打入大牢,追尋正義受阻。此時,必須要有幫助者來解救,才能使劉墉轉危為安,才能使追求正義的行動繼續進行。于是,劉墉的仆人張成進入順天府的大牢將劉墉解救。此時知道劉墉身份的順天府尹大驚失色,不得不將案件的實情和盤托出,并指出由于受和珅的指使才使得案子一錯再錯。到此,順天府尹已經失去了反對功能,而具有更大反對功能的和珅作為反面角色登場了。劉墉將順天府尹的供詞給和珅看,和珅表示自己尚不知情。于是劉墉便以自己不上朝為名,逼著和珅答應把自己的小舅子馗海打入大牢。這時,追尋正義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只是把馗海關入大牢并不能完成追尋正義的進程,只有把馗海繩之于法才算有個了結,于是,仲裁者乾隆引入其中。聽說劉墉被打,乾隆親自登門拜訪,以示關心,在劉墉家中碰到了前來求情的和珅。劉墉欲擒故縱,先奏請皇上嘉獎和珅深明大義,能夠大義滅親斬殺自己的小舅子。   皇上非常高興,此折恩準。劉墉再奏誅殺徇私舞弊、包庇罪犯的順天府尹,再得皇上恩準。正當皇上準備與劉墉談談書法之道,劉墉又掏出了第三本奏折。皇上被劉墉一本本奏折煩得夠嗆,本以為劉墉負傷在床無折可奏,可以享享清閑,特來談談琴棋書畫之道輕松一下,沒想到劉墉依然保持“一日三本”的風格,一氣之下準備打道回府。如果皇上回宮,那么馗海的案子依然無法定奪,于是劉夫人挺身而出,以為皇上做蓮子羹為由,留住了皇上。劉墉趁機奏請皇上將逼人致死的馗海繩之于法。和珅向皇上求情,說馗海是自己的親戚,求皇上網開一面?;噬弦獎④丛诤瞳|的面子上放馗海一馬。劉墉則利用皇上“要獎和珅則必殺馗海”的這個結論巧妙地將馗海殺掉。到此為止追尋正義的行動似乎應該全部結束了,因為馗海已被正法。但劇編導卻沒有就此打住,而是讓角色之間繼續進行著矛盾的沖突。   乾隆對劉墉挑自己話根的做法十分不滿,他利用劉墉的邏輯反問劉墉,“如果我讓你死,你是不是也去死呀?”和珅聽到這句話后立刻添油加醋,欲置劉墉于死地。劉墉無奈,只得答應皇上,自尋死路,便問皇上想讓他怎么死法。皇上開玩笑讓他投湖自盡,然后便與和珅下棋為名,不動聲色地觀察劉墉這次如何脫身。泡完澡之后的劉墉,跪倒在皇上面前,說自己本已投湖自盡,但碰到了同是投江的屈原大夫。因自己不愿把乾隆比作昏庸無道的楚懷王,所以掙扎著又活了過來。一番話說得乾隆喜形于色,于是赦劉墉免死無罪。至此整個追尋過程才全部結束。當然,爭奪模式和追尋模式之間的區分也不是完全絕對的。有時二者之間是相互交叉的,爭奪模式中會摻雜著追尋正義的成分,追尋模式中也會夾雜著爭奪的痕跡。角色的設置不僅使人物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引人觀看,還使得荒誕的情節得以合理地引入。#p#分頁標題#e#   二、情節的荒誕化處置   該劇形成“戲說”風格,其中情節的荒誕化處置功不可沒。也正是因為成功顛覆了傳統歷史正劇“情節必出于史實”的創作手法,才使得觀眾在觀看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宰相劉羅鍋》在一開始有一段西洋樂團演奏的情節段落,為全劇的情節設置作了鋪墊,從而奠定了全劇情節荒誕化設置的整體基調。在欣賞完巴赫的小步舞曲后,和珅奉旨對洋人樂隊的演奏進行點評。首先夸獎“拿洋鞭”的指揮,說他人很勤快,手里一直在不停地比畫,腦袋瓜都冒汗了。然后表揚了吹笛子的小妞,說人家腮幫子一直鼓著,非常盡力。還有拉小提琴的,一會兒一塊拉,一會兒自個拉兩下,也比較勤快。有立就有破,對于拉“大風匣子”(大提琴)的樂手,和珅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理由是那個樂手太懶,高興的時候就鋸兩下,不高興就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有時候干脆撥兩下就草草了事。對于和珅的評論,乾隆加以補充道,說西洋音樂雖然好玩,但也只不過是小打小鬧,絕非音律正宗,于是便帶領這些洋樂手欣賞了一曲能代表天下音樂之正宗的中國古樂。這一情節段落便是在不倫不類的東西樂器合奏中轟轟烈烈地結束了。這種漫畫式的跨文化誤讀,在奠定全片情節荒誕化的同時,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出了反面角色和仲裁者這兩個角色。劇編導通過這兩個角色對中西文化最初碰撞所作的點評,不動聲色地把角色設置和情節鋪展緊密聯系在一起。荒誕的情節不但使觀眾認識到了和珅的愚蠢可笑,也讓觀眾看到了乾隆的盲目自大。所以一開始就對大臣、對君王定了性,和珅只是個溜須拍馬、胡說八道的佞臣,而乾隆也不是個知人善用、明察秋毫的明君。   劉墉巧諫乾隆整頓科舉一段也體現了情節的荒誕性設置的創作原則。劉墉因受和珅所害未中科舉,于是趁乾隆巡查之時,將考場“貢院”的大匾改為“賣完”,引得乾隆大怒。六王爺將泄漏的試題交給皇上,皇上大驚失色,決定親自測試中榜舉子。他給第一個考生出了個上聯,“一行征雁向南飛”,得到的回答是“兩只烤鴨往北走”;他讓第二個考生以“正月”為題,即席賦詩一首,不想那名考生竟唱起了淫詞俚曲;他讓第三名考生斷案,而這名考生卻站到椅子上去咬自己的鼻子。無奈之下,乾隆宣布重新舉行科考,以確保優秀的人才得以選拔。就這樣,故事中的“是是非非”與“非非是是”被夸張、變形到近似荒誕的程度。而這種夸張、變形使得觀眾在本來應當沉重的歷史中享受到了“戲說”的快樂,也正是這種夸張和變形奠定了《宰相劉羅鍋》的喜劇風格。在汪中直的建議下,乾隆大興文字獄的情節段落將這種情節的荒誕化設置發揮到了極致。乾隆大興文字獄,被錯殺的文人不計其數,致使街道上店鋪招牌已無全字,人們不敢說話,只得用手勢比比畫畫。六王爺教育劉墉要做到“知之為不知,不知為不知”,劉墉無奈之下只得用裝啞巴的形式進行反抗,于是在朝上不再說話,而是用手比比畫畫,指指點點。   劇作者巧妙地利用飲酒作為環境來完成情節荒誕化的設置,六王爺酒后傳道,劉墉酒后解詞。傳道人的醉醉醒醒,更使得“難得糊涂”成為亂政下明哲保身的處世原則;解詞人的醒醒醉醉,也使得曲解詩意的文字獄更顯得荒唐可笑。老百姓都不得不保持沉默,檢查視聽的官吏也無事可做,無人可抓。這時,大街上只剩下毛驢的鳴叫聲。當得知自己的臣民已經被逼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時,乾隆決定微服私訪,體察實情。不想陪伴自己查訪的和珅卻因說了句“明兒”,被官府抓去痛打一頓。無奈之下乾隆接受了劉墉的建議,殺掉汪中直以謝天下。參掉汪中直后,劇編導似乎還有些不過癮,又設置了劉墉參乾隆的情節。當劉墉參皇上寶座之上“正大光明”的匾牌時,皇上趕忙用手捂住了劉墉的嘴,告誡眾臣今后不得再提此事,這時一場焚書坑儒的鬧劇才終于結束。情節的設置不是隨意設置的,不是為了荒誕而荒誕的,是為了更好地突出和體現劇中的主控思想而設置的。也正是因為這樣,才使得“故事里的事,說是就是,不是也是;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三、荒誕情節包裝下的人生思考   如同片頭主題歌中歌詞,“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桿子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盤的星”,《宰相劉羅鍋》體現了民貴君輕的思想,其角色設置和情節設置原則都是為這個主控思想服務的。然而該劇并沒有停留在一般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忠臣、逆賊式敘事模式上,而是通過對三個主要人物之間相互的審判來完成對為君、為臣、為百姓的思考。   首先是劉墉對乾隆的審判。二人在澡堂里赤身相見,展開了一場太上皇與草民之間的對話。乾隆是君,劉墉是臣,二人本無法建立一個平等的對話環境。但劇編導卻利用二人同洗桑拿的機會,把他們的劇中角色和人生角色暫時雙重卸下。二人不再是君王和臣子,而是兩個赤身相見的人。這種平等對話氛圍,使得乾隆有機會向劉墉吐露心聲,感慨著自己高處不勝寒的境遇。劉墉也有機會對乾隆的功過是非進行評說,評說的標準也不再受以往君臣身份的限制,民貴君輕的思想在此得以猛烈地釋放。劉墉勸乾隆做真人勝過做假神。可泡完澡之后,君還是君,臣還是臣,太上皇還是太上皇,草民還是草民,真人繼續做著真人,假神也還繼續保持著假神的身份。   其次是乾隆與和珅對劉墉的審判。劉墉是個為民請命、敢于直諫的好官,但就是這樣一個好官,是否能有一個好的結局?劉墉晚年的牢獄之災有點像西天取經的第八十一難,他必須經過這一難才能修得正果。這一難讓他真正明白他所面臨的是,究竟要讓皇上一個人得到幸福,還是讓天下的百姓得到幸福?天地之秤,老百姓才是秤砣,只有時刻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才能保證大好的江山社稷;只有讓老百姓都過得幸福,才是為君、為臣最終的幸福。   最后是劉墉對和珅的審判。在獄中和珅念念不忘太上皇的恩寵,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頑強的辯解。在臨死的時候,他終于嘗到民間的酒香,也終于理解了為民的快樂。他想用自己的所有財產來換取粗茶淡飯的平淡生活,可是劉墉告訴他悔之晚矣。每一個人的結局都是自己設定好的。#p#分頁標題#e#   在電視劇的結尾部分,劉墉告老還鄉,在返鄉路上一時興起,與小兒玩起了彈球游戲。游戲的最后,一身布衣的劉墉幾分智慧、幾分狡黠地回眸。劉墉在回想什么呢?是在回想這場彈球游戲的勝利,還是體會那耗盡他大半生的官場斗爭的勝利?又抑或在感嘆自己終于脫下了那身沉重的官袍,重新換上了能讓他自由自在的那身布衣?一切也許都有可能,一切也不必成為可能,因為布衣而來然后又布衣而去,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著太多寓意的故事。劉墉的回眸一笑,打破了劇中人物與觀眾的界限,打破了劇編導與觀眾的界限。   于是“背彎人不弓”的劉羅鍋在這里成了一個隱約的象征。面對著這個充滿著功名利祿的世界,我們應該如何選擇?究竟要像劉羅鍋那樣,為民請命,舍棄名利,堅持自我,做個“背彎人不弓”的人,還是像和珅那樣玩弄權術,追名逐利,喪失自我,做個“人彎背不弓”的人?什么是功,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什么是傻,什么是精?那些是是非非中的帝王將相和平頭百姓,究竟要如何面對命運的擺布?恐怕誰也說不明白,也許答案就在荒誕不經的情節之中。如同曹雪芹的感慨,“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既然說不明白,倒不如索性只“留下多少好故事,講給后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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