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利美運動對當下宗教文化的啟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二十一世紀，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宗教文化研究形成了具有廣泛意義上的互動與發展趨勢。在立足本民族宗教文化基礎之上，深入發掘本土人文傳統，倡導并加強族群之間的關系互動，與不同宗教進行理性對話，力求突破宗派對立的窠臼，重估本土宗教理論資源的豐富性、多樣性和獨特性認識的同時，不拘宥于宗派分別之見，利用多宗教互動，擴展視野，突破自派束縛，以發展和變化的動態眼光審視具有包容、互利、共榮的宗教理念，不僅成為宗教研究者的愿境，而且也成為當下一種文化的大趨勢。眾所周知，藏傳佛教作為世界佛教的三大體系之一，自公元七世紀從印度傳入吐蕃以來，在長達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立足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形成了全面接受佛陀三乘教義、顯密結合、聞思修并重，教派傳承不斷的具有廣泛思想文化內涵和鮮明地域與民族特色的信仰體系。千百年來，藏傳佛教作為藏民族文化的主體與核心，維護了藏區生態環境與資源的多樣性與平衡性，豐富了藏族文化的內容與形式，深刻地影響了藏民族的思想道德觀念，尤其是作為藏族文化中的核心精神———藏傳佛教哲學思想，就沉淀在藏傳佛教不同教派各具特色的教義傳承與修持之中。藏傳佛教的寧瑪、薩迦、噶當、噶舉、格魯等教派，依各自的教乘信仰和不同經典傳承，從各自的教義研究出發，在修行次第過程中形成了終極目標一致，途徑多樣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不僅極大地豐富了藏傳佛教文化的思想內涵與表現形式，而且各教派在長期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求同存異的發展中，對構建藏傳佛教與文化的多樣性形成了有力的思想保障與話語資源，從而也成為中國佛教內部多源性與多樣性的構成特征之一。 一、“利美運動”與藏傳佛教各派之間的互動 “利美”一詞，是藏語“無偏向、無偏見”的意思，多見于闡述宗派觀點的著述中。“利美”，《東噶藏學大辭典》中認為:藏區有寧瑪、薩迦、噶舉、格魯等諸多藏傳佛教教派，各派不以自派主張為據，在不誹謗不歧視其他教派的基礎上，各持己見，清凈守持見修，稱之為“利美”。“利美”作為一種思想文化運動，始于19世紀的康區，并以德格為中心形成副射全藏區的一場藏傳佛教復興運動。代表人物是寧瑪派高僧降央欽哲旺波(1820－1892)、噶舉派貢珠•云丹嘉措(1813－1892)等人。其總旨在于沖破各教派的門戶之見，倡導兼容吸納各派之長，摒棄宗派偏見與諍論，主張求同存異，共謀藏傳佛教的長期發展。這一運動不僅在康區贏得了許多高僧大德的擁護，而且也沖破教派藩籬，得到其他教派的積極響應，不僅對藏傳佛教自身的發展起到了主要的調和作用，而且作為一種佛教內部的思想文化運動，對重新認識本土宗教與文化的思想價值，拓寬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內部的對話路徑，打破宗派“先入為主”的思維制約，尋求宗教的普世價值具有根本性的范式革命?？v觀藏族宗教文化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追溯“利美運動”思想的起源與發展軌跡。公元七世紀時的吐蕃王朝，不僅是藏傳佛教初傳、中興和中斷的階段，也是“宗教無偏見”的肇始之際。當時，佛教作為一種新思想、新宗教和新文化傳入藏地時，首先遭遇到吐蕃的本土宗教———苯波教的抵制與對抗。佛苯之爭在歷史上，或針鋒相對、或彼消此長，經過多次的思想交鋒后，最終相互調和，形成“佛笨互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P.113)的新局面。公元8世紀末藏族大譯師比盧遮那對佛苯兩家的哲學思想與宗教儀軌進行了細致的比對與分析，他的這種對本土宗教和佛教重估與重新闡釋的方法與過程，可以說是“利美”思想在宗教對話與吸納兼容中的最初嘗試。避免宗教沖突與文化災難，防止極端訴求，也一直以來，成為藏傳佛教精英階層高度重視的一個現實話題。藏族歷史上多次的佛苯之爭，使法難頻生，王朝中斷，造成多起大的人文災難。史書《賢者喜宴》記載吐蕃大臣瑪尚仲巴杰“規定小法律，誰奉佛法，將其放逐邊地，國王壽短，乃行佛法之故……此生之災，苯教才能消除”［2］(P.325)，“使大昭寺作為屠宰場”［3］(P.109)等記載來看，你死我活的佛苯之爭，促使學者必須通過從宗教本身去尋找對話的平臺。大譯師比盧遮那的比較方法與重新闡釋主張，在當下看來，尤如一支文化的“潤化劑”，既匡正了當時苯教當權者的自大和先入為主的思想偏頗，同時也彰顯了佛教包容兼顧的柔性智慧，使其憑借教義的深邃和理論的精密得以長驅直入?？梢哉f，這種以和諧共生共長，以不同相輔相成的文化理念，始終成為“利美”思想在各個發展時期堅守的根本精神。 “利美運動”思想的第二個發展時期，出現于藏傳佛教在公元10世紀后形成的“后弘期”時期，與吐蕃時期的“前弘期”相比，當時，佛教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得以不斷成熟，藏傳佛教在各地方勢力的大力推崇之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名僧譯師層出不窮，佛經翻譯、法典修訂、著書立說尉然成風，并形成了寧瑪、噶當、薩迦、噶舉等派別。各大教派百花齊放，各抒己見。各派高僧大德，書檄往來，百家爭鳴。并在教義與教理的互礪互淬中安立各自的見修，形成了各派梳理佛典、尊重傳統、保護并固守傳承的宗派之見。這一階段尤如中原歷史上的諸子百家時代。各大教派對不同教義的多元思維與互補選擇，成就了藏族文化在公元11世紀后的一次精英智能匯聚的時代。這一時期，各教派相互尊重、友好相處，藏傳佛教也跟隨著時代的變遷，進行著入世的精神指導。公元13世紀，是藏傳佛教薩迦派政權執政時期，薩迦派領袖人物貢噶堅贊，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不僅使西藏和平歸順，而且把藏傳佛教帶出雪域高原，搭建了蒙藏之間的文化之橋，蒙藏文化最初雖然以戰爭拉開了帷幕，最后卻以佛教文化的大交流而謝幕。薩班貢噶堅贊博通佛學，精專五明，作為藏區第一個獲得“班志達”(大學者)稱號的大德，他在宗教觀點上吸各派之長，認同不同觀點，他在補充、加注、兼容各派思想，綜合各宗理論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了薩迦派主要的法門———道果法中的“五蘊學說”的理論內涵。元帝師八思巴是掌管總制院實權在握的人，他秉承薩班的學術思想與文化態度，以自己廣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政治經驗，贏得了元朝統治者和藏地各大教派的尊重。當時，忽必烈為表示自己對薩迦派的尊祟，欲下令在吐蕃只準修習薩迦教法，八思巴以寬闊的胸懷和顧全大局的膽識，向忽必烈介紹藏地宗派的格局，建議忽必烈對藏傳佛教各派給予平等發展的機遇，他以掌上五指比喻為藏傳佛教的五大宗派，言五指成拳，缺一不可。最后，在元朝統治者的尊重與禮讓之下，各教派不僅得以完整保留，而且，也在不斷的交流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尤其是最具藏傳佛教特色之一的密宗，就是在各大教派共同修持中，得到了更多的實修與承傳，才形成了寧瑪派的大圓滿觀修、噶舉派的那若六法與大手印、薩迦派的道果法和格魯派的生圓二次第等各派獨有的法門，匯聚成藏傳佛教獨有的金剛密乘。如果缺乏對佛法終極目標一致的共認，缺乏修持中“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屬教誨［4］(P.89)”的智慧洞見，缺乏不同教派對三乘四續顯密佛法都是應機教化的方便法門的認同感，就很難確立教派無偏見的“利美”思想。因此，在藏傳佛教文化史上，元帝師八思巴堪稱是“利美”思想的首倡者和踐行者。#p#分頁標題#e# 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看，“利美運動”思想總是伴隨著藏族社會的發展與變革時代，而每一次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和大交流，也同樣伴隨著藏傳佛教文化不斷自我審視和不斷尋求新的發展的律動。五世達賴喇嘛、四世班禪洛桑曲吉堅贊、章嘉國師、土觀洛桑曲吉尼瑪等高僧大德幾次對歷史上佛苯兩家思想的融匯，對佛教內部不同體系思想之間的比較與宗教的反思與重估現象，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和公正客觀的評價，對宗教教義與教理的共性與個性，進行過理論上的概括與總結，對各大佛教體系的歷史淵源，尤其是共同點進行了中肯的評價。五世達賴喇嘛作為格魯派政教合一的領袖人物，在他的宗教主張中，也可以發現從最初的獨尊自派到兼顧各派的觀念變化，而導致這一變化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來自教派外部的抵制，而是佛教因果論的威攝和他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家目光以及人文情懷。“利美”思想作為藏區多教派共存的思想基礎，最重要的是這一思想始終秉承萬法不離其宗的佛法根本宗旨，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佛法，這也是“利美”思想的倡導者，無論面對本宗還是不同體系的佛教，都能以平起平坐的心態，用比較的方法在差異中尋找到共性，從而完成愉快的互補。著名高僧土觀•洛桑曲吉尼瑪，著有全集17函，他的宗教名著《宗教源流史》，不僅對印度佛教、藏傳佛教各大教派的教義有精辟的論述，而且還對苯教、漢地儒道等派的歷史和教義有著獨到的見解;不僅對寧瑪派的高僧及伏藏法典給予了充分的價值評估，而且對苯波教的歷史變遷和文化地位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這種不偏頗己見，涉獵廣泛，破宗派疆域堅冰的“大宗教”情懷，與他通曉藏、漢、滿、蒙、梵等多種語言，參與《四體清文鑒》、《滿文大藏經》的整理與翻譯并長居北京，參與各種文化交流有著直接的關系。近代藏族文化史上著名的學者更登群培，更是以廣闊的文化視域和南亞12年的全方位文化現場體驗，使這位從小浸潤藏傳佛教傳統文化、全向接受藏傳佛教經院教育的學子，在具有前瞻性的比較文化與比較宗教學的視域中，倡導兼容并包，教派平等的“利美運動”思想，他不僅閱讀過大量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的經典，而且將其與佛教進行比較與研究，在宗教文化的“自我”與“他者”的參照中不僅重新尋找到了進入歷史和文化的新途徑，新材料。而且，使他在宗教學、歷史學、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上遠遠超出了以往學者只重文本，缺乏現場體驗的局限，并在跨疆域與跨學科的交叉研究中，走出了本位自大、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奠定了他在藏族思想文化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利美運動”與藏傳佛教精英階層的互動 宗教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的方式，它與文化一樣，極難定義或描述。因為它始終與文化相伴而行，所以就如同文化一樣具有巨大的一種包容性，可以說是囊括了一切文化的樣式。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的不可割離性，就是因為藏傳佛教具有豐富的文化知識內涵。藏族文化在經歷了吐蕃時期的大量引進和本土創新后，到11世紀后，伴隨著各大教派的形成，塑造了豐富多元的文化個性。 薩迦派一代宗師，開創藏族研習五明之風，將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傳播到中原和其他民族中間。噶當派廣開佛學之門，迎請阿底峽等高僧入藏，譯經著書。噶舉派名僧輩出，以實修譽滿雪域。格魯派匡正學風，使藏傳佛教思辯哲學登峰造極，還有寧瑪派以古老傳承，開啟伏藏之門，使法脈得以弘廣不絕。各大教派所割之地，藏區的文化藝術爭彩斗艷，奇葩怒放。“利美運動”，既是一場宗教界的思想運動，又是一場依托宗教思想，遍地開花式的文化復興運動。“利美運動”的代表人物降央欽則旺波、貢珠•云丹嘉措都是19世紀藏傳佛教寧瑪派和噶舉派的高僧，他們學富五明，佛學造詣深厚，精通本派與其他教派的哲學，著書立說，影響深遠。“這場＇利美運動＇的文化和智慧遺產，一直跨越了20世紀，持續到今天。它的影響遠的波及到了藏區東部以外的其他地區”［5］。“利美運動”的踐行者和倡導者們，大多是各個教派的領袖人物，他們對于藏傳佛教的歷史有著清醒的認識，對藏傳佛教在每一個社會轉型面前面臨的困難與選擇，有著深切的體悟。藏傳佛教在歷史上曾發生過兩次重大的變革:一次是吐蕃時期及后來逐漸本土化的過程，伴隨著佛苯之間從對峙、沖突最后走向調和與融匯的歷史;第二次是源于藏傳佛教內部15世紀的格魯派宗師宗喀巴的改革，如果說佛教本土化對于凝聚民族向心力，促進藏族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話，那么第二次的宗教革新首先消除了長期以來沉積在各大教派之中的腐敗與墮落的弊端。當時各大教派紛紛擴張自派勢力，公元11世紀出現的噶舉派大師米拉日巴，就曾呵斥那些下坐重裀，上張傘蓋，茶酒交飲的“偽僧”［6］，五世達賴喇嘛撰著的歷史名著《西藏王臣記》中記述了噶舉派直貢支派與帕竹支派之間的多次惡戰［7］，書中對各宗教教派勢力集團縱橫捭闔、錯宗復雜的紛爭場面一一記述，甚至用文學的筆觸，曲折而形象地反映了元朝宮廷內部和西藏不同政治宗教集團之間的明爭暗斗［8］(P.381)。教派內部的互不統屬，以及不同觀點引發的內訌與分化，致使各派為尋求不同政治靠山，或結盟通聘于外，或陰謀交訌于內。也正是鑒于歷史的教訓，宗咯巴創建格魯派，力挽狂瀾，其意義不僅拯救了瀕臨危急的藏傳佛教，同時，也促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并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學經制度，使藏傳佛教的理論研究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宗喀巴大師也以其博學經論、智慧無礙得到了各大教派的真心擁戴，他在《菩提道次第論》中的這句:“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屬教誨”，的名言，表達了宗教領袖人物對教派無偏見的觀點。19世紀又是藏傳佛教面臨著一個重大變革的前奏期，如何舍棄偏頗于門派之見而引發的教理曲解，如何遵循佛陀教義，重新挖掘日趨淡化的法脈傳承和伏藏法本，如何將偏執于辯論哲學與闡釋經教而淡薄于文化傳承，成為當時“利美運動”關注的主要內容，“利美”倡導并堅持各個教派的傳承特點研究，并不是要求各宗派放棄自己的宗教修持重點與見地，而是倡揚在一個寬容、包容的前提下，不拘泥于某一派之主張，鼓勵相互溝通理解，積極對話與開放，從而使藏傳佛教既能保持多元，同時又能形成和諧的局面。為實踐這一理想，“利美”思想的倡導者和領導者降央欽則旺波13年來行走西藏各地，在遍訪各派高僧的同時，與這些學者交流思想，不斷汲取教法精華，親自領受不同傳承的法門修持，特別是許多瀕臨失傳的教法，在他的領受下得以保存。另一位倡導者貢珠•云丹嘉措，不僅遍讀佛學經論，而且很重視世俗知識的傳播，重視本土文化資源的開掘，他主持并編纂的《知識總匯》，被譽為是涵蓋佛學、醫學、歷史學、文學等諸多學科的百科全書。這部一百多函的著作，成為歷代學者引述、求證和探尋藏傳佛教文化軌跡的指南。#p#分頁標題#e# 另一位“利美運動”的倡導與發起者，居米龐(1846－1912)大師，不僅精通顯密經典及五明知識，還精于醫道，他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不僅成就了《國王修身論》等名著，而且是為數不多的研究《格薩爾王傳》的宗教學者之一，他對民間藝術和世俗文化的重視與研究，直接詮釋了文學與宗教想象之間的隱喻關系。這些具有“利美”思想的文化精英階級，一方面倡導多數派無偏見思想，一方面以自己的實踐活動引領了宗教精英階層對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審視與定位。尤如興起于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樣，培養了一大批精通佛學理論與實修，又注重從本土文化資源中去尋找新資源的一代精英，我們從“利美運動”的幾個發展階段都可以看到這些智者對已瀕臨失傳或受到強勢宗教遮蔽，處于邊緣的本土宗教和民間文化的實地研究和親歷過程，降央欽則旺波大師13年的徒步尋歷，以拯救瀕臨失傳的教法，貢珠云丹嘉措從小出生于苯波教世家，師從50余位各派大德，習寧瑪派教義，34歲開始講經直至87歲圓寂，40年中，親自走訪講經百余次，舉辦大型法會30余場，這種親近世間，實踐書寫的真實狀態，正是“利美運動”對后世學者提供的豐富話語資源。“利美運動”的另一個倡導者德頓•曲吉嶺巴，也是一位開掘古老伏藏典籍，致力于典籍文獻的整理與開發，在寧瑪派的傳承中，經典傳承和伏藏傳承可謂是一大特色。藏傳佛教前弘期時，寧瑪派開創者之一的蓮花生、無垢友等人，由于在吐蕃時期的宗教斗爭中處于劣勢，為避免對方毀滅典籍，將之埋藏起來。到后弘期時，逐漸有人將其發掘出來，弘傳于眾，這些經典便稱為伏藏法，發掘者稱之為掘藏師。寧瑪派中有許多來自伏藏的典籍，如《密集續》、《馬頭金剛》、《大圓滿》［9］(P.303)等。曲吉嶺巴與其他“利美”大師一樣，對“地方性知識”和被中心主流遮蔽的邊緣與弱勢文化抱有強烈的拯救意識，開掘了許多稀有的伏藏法，并與降央欽哲旺波一起，對這些典籍進行鑒別和再闡釋，賦予這些古老典籍新的理論資源與文化價值。無論是“利美運動”的倡導者，還是“利美運動”開展的整個過程，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這些宗教精英階層的參與及倡導，他們身體力行地對本宗以及其他宗派的經典進行鑒別、研習與再闡釋。而再闡釋與價值的重估，從某種意義上看是一種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這是一個把新的因素賦予到原有的舊意義上，或是以新的價值改變舊形式的文化意義的發生過程，大師們廣博的佛學修養，不拘一格的寬闊胸襟，和孜孜以求，以身立言的人格典范，成為“利美運動”得以迅速壯大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利美運動”的普及，不僅在康區一帶保留了多元宗教的生態領地，而且通過他們與其他教派的相互交流，通過對本土文化的重新發掘，賦予了“利美運動”實質的內容。同時，各教派的和睦相處，平等對話，使每個參與者開闊了人文視野，獲得了文化反思的認知能力，從而在情感與心態上消解了自大與本土束縛，其意義尤為深遠。 三、“利美運動”對當下宗教文化的啟示 二十一世紀，無論是宗教，還是民族文化，都呈現出一種“轉向”趨勢，尤其是與宗教密切相關的民族文化，呈現了從中心轉向邊緣，由單一轉向多元的過程。在對話中尋求革新，在差異中謀求獨特，共同促進繁榮。“宗教自覺”與“文化自覺”一樣，宗教作為一種以信仰為核心而形成的綜合社會文化體系，秉承佛教和諧為主的思想，在多民族長期共存、雜居、交融而形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格局下，尋求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和宗教內部的對話，以“他山之石”相互借采，重新審視當下宗教與文化的多重功能與意義，避免某種自大與自卑的極端思想，進行自我審視與反省，“利美”思想具有一定的文化啟示意義。 1、“利美”與“融攝”推動了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宗教對話。藏傳佛教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獨具地域與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在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雖然在佛學理論，教派傳承和傳播方式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但是，在秉承佛法的根本性上，與漢傳佛教、南傳佛教完全一致。藏傳佛教在歷史上曾以佛法的“大悲心”與“不二智慧”為兩大法寶，與佛教的故土印度、尼泊爾和佛教早期傳入的中原諸民族進行過多次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吐蕃時期的“拉薩僧諍、頓漸之辯”，到敦煌一帶的大譯師管•法成的譯經活動;唐末僧人守溫制定的漢語音韻系統，“由于吐蕃語在梵漢語之間的橋梁作用”，因此，漢語音韻的建構便有了更大的發展［10］(P.405)。宋、元、明、清歷代藏傳佛教高僧到內地無論是傳播佛法，還是尋求政治庇護，藏傳佛教始終以活態的流動形式，對周邊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這一切立足于宗教共識的思想基礎。方立天在《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一書中認為:調和性、融攝性和簡易性是中國佛教的三大特點。其中，調和性和融攝性在藏傳佛教中通過“利美”思想得以表現。漢傳佛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以其柔和的調適，逐步完成了與儒道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匯，并且通過佛經的翻譯，將兩種思想的交鋒與對峙逐漸弱化，甚至為避免政治與文化沖突，在譯經時自覺或不自覺地調譯經文，避免因文辭不合造成的直接的沖突，巧妙地解決了佛教與其他外部宗教文化之間的矛盾。而發生在藏地的佛苯之爭、頓漸之辯，多是雙方思想觀念的對峙，調和大多通過辯經問難和爭論的形式得以實現，并嚴格遵循佛經的真言真義，保持印度佛教的本真性，是通過梵藏譯師同力合譯，并將原文經論以母本的形式完整保存，而梵藏在文字上的淵源關系，和藏人“敏情持銳，善學不回”的文化態度，造就了法本的純真性，但對母本以外的子本則多以學者個人的理解和闡發而著，兼顧了具有多種見地的不同思想的表達。所以，調和性在不同佛教體系中亦有不同表現。隋唐時期也是漢傳佛教宗派林立之時，標志著漢傳佛教的鼎盛階段。既有儒化現象，又有“和而不同”獨樹一幟的門派(如禪宗)，但無論如何，佛家的柔性傳播無論進入中原，還是進入高原，佛教對外部其他宗教一直使用調和的方式，獲得了立足的先決條件。佛法的根本總旨、基本教義在同一信仰體系內的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不同宗派中都能尋找到共同的答案。對佛教內部而言，融攝性一直以來是漢地漢傳佛教對待內部不同宗派時，以中國佛教統攝種類經典和各派學說，統一佛教各派學風的一大特性。尤其是天臺宗倡導的“止觀雙修”原則，轉變了當時的北方偏重禪法，南方偏重義理的學風。藏傳佛教各派主張先顯后密，顯密結合，但各派側重點不一，噶當派主修菩提道，不倡學密，薩迦、噶舉、寧瑪主修密法，格魯派主張先顯后密，顯密并重。尤其是格魯派對先后的順序排定，以及并重雙舉的修習，無疑不偏不倚，對各派有一定的統攝之舉。漢傳佛教除了消除教派內部沖突，用融攝性統一以住各地佛教學風不一的差異外，還根據漢傳佛教不同傳譯和講習而來的學說混雜性通過判教的方法，使漢傳佛教與傳統文化相得益彰，表現出典型的性格特征。藏傳佛教倡導的“利美”思想，作為一種表現在宗教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復興運動，對教派內部的多元并存，始終強調“各美其美”，要恪守自己的宗風特點，并以自宗的特殊性和差異性，詮釋佛教思想內涵的博大與豐富，但同時不能蔑視和輕視其他宗派，以平等、尊重的姿態換位思考，尤其強調對其他宗教的教義、教理解釋與講授時，不能曲解或斷章取義，更不能妄自尊大。在求同存異中，實現佛教的終極追求。無論是漢傳佛教的融攝性，還是藏傳佛教的“利美”思想，都是佛教這棵大樹上盛開的花朵，其意義在于通過各種比較與對話的渠道，重視淵源的一同性與交流的變化性，并在宗教外部對話和內部對話的并行過程中，提供借鑒模本。#p#分頁標題#e# 2、“利美運動”提供了宗教對話的模本。“利美運動”雖然是藏傳佛教內部的一次調和與對話運動，但從它取得的實際效果來看，對宗教外部的對話也同樣具有啟發意義。在現代化建設的當下，宗教的功能、宗教的意義愈加得以彰顯。全球化的進程，使任何一種宗教，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超然物外”。在國人面臨與傳統隔膜，與其他外來文化又默然相對時，作為最具柔性智慧的佛教文化，應在觀念沖突、文化沖突頻發的當下，擔當起搭建對話平臺的責任，本著佛法的慈悲與智慧，和自身在長期歷史進程中積累下的調和與融通經驗，為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內部提供和諧對話的經驗與范式。雖然全球化下的文化新格局，在經濟生產與市場領域不斷同質化，但思想領域中的民族特殊性的表達仍然受到普通的尊重。宗教之間的交流、對話，尤其是三大佛教體系內部之間的對話，在當下更具有現實意義。作為同一個中華信仰文化圈內的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不僅同屬于大乘佛教，而且以各自的哲學思想體系和傳承特色構建了中國佛教多元通和模式，牟鐘鑒先生在《中國宗教》上撰文:“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沒有一教獨占，一神主導的傳統，而是多教并存，多神并崇、人文與宗教共生的多元通和傳統。”這是“一種良性宗教生態，也是世界宗教未來發展的方向。”這種宗教模式的形成，正是鑒于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交融中形成你來我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體”共識，在于中華不同宗教以及各大宗派之間多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寬容的過程。歷史上，漢傳佛教曾以調和與融攝完成了佛教與傳統儒道等文化的融匯與再生，藏傳佛教曾以“利美”思想調適了不同宗派內部的爭論與矛盾。無論是融攝，還是“利美”都從不同層面體現了“有容，德乃大”的多民族建構下的中華文明包容性。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以及中國文化的核心“和而不同”都奠定了可以與任何文化進行平等交流與對話的精神基礎，而藏族文化的主旋律和基調就是和諧，佛教哲學中的業造說、緣起論、因果論、佛心觀和福田觀，都從不同的層面闡述了大千世界法不孤仗，和諧世界從心開始的文化觀念。文化是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相見與溝通時的友善之旗，尤其是在文化交流領域，只要宗教回歸到文化本位，將在哲學、道德、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發揮重要的作用，“利美運動”帶來的宗教文化多元化和諧共處的思想在藏地乃至世界的弘揚，值得我們借鑒。結語肇始于19世紀藏區的“利美運動”，作為一種帶有鮮明區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復興運動，不僅倡導了兼容吸納、摒棄宗派之見，求同存異，和諧相處的教派無偏見思想，而且借助這場運動，寧瑪派、噶舉派等高僧大德身體力行，飽覽佛教典籍，開掘頻危失傳的文獻史料，進行整理匯編、重估與再闡釋，出現并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宏觀視野、敢于蕩滌狹隘宗教與文化偏見，倡導尊重多樣性、尊重本土文化，勇于守護非中心邊緣文化的覺悟者。這種立足于宗教，成就于文化的思想運動，不僅促進了藏傳佛教多元化的發展，而且有效地化解了歷史上宗派之間因各種矛盾與紛爭積累下來的怨憤，為宗教內部的調和與和睦相處提供了具有借鑒意義的模本。與此同時，“利美運動”還帶給我們更多思想上的啟示與解放，那就是以開闊的眼光來看待自我與他者的文化異同，在相互理解、尊重和溝通中，取長補短，消解各種自大與自卑的極端訴求，以和諧共生共長，以不同相輔相成。 “利美運動”雖然產生于藏地，但她的輻射能量是巨大的，在“利美運動”思想的影響下，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相伴而行，走出藏區，深入到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國家中。在不同觀念對峙面前，“利美運動”思想的踐行者們總能尋找到一個對話的平臺與交流的機緣，同時，宗教的文化屬性亦促使藏傳佛教與其他宗教進行對話，尋找具有普世意義的精神價值觀念，并在不斷的對比、參照中得以反思和借鑒。僅從這點意義上來講，“利美運動”思想在當下建構社會和諧、文化和諧和宗教和諧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及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