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三喜臨門方言劇中的酒文化綜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四川方言劇的情感特色與酒的情感功能
在當代，酒文化與影視劇相互滲透，特別是在白酒生產異常發達的四川，方言劇對酒的利用表現得異常突出，酒作為一種題材，已成為編劇塑造人物形象、傳達情感的重要工具。酒是導演手中塑造人物形象的獨具特色的道具，從西周開始，酒的社會化進程就已經開始，其精神價值也在日益擴大。在影視劇中，刻畫人物性格離不開人物的言行，而展現人物言行又往往要借助于酒，通過表現人物酒后的言行，來凸顯人物形象，從而傳情達意。為了理解藝術作品，必須理解藝術形象;而為了理解藝術形象，又必須理解藝術作品中的符號，在卡西爾看來，符號作為對象的指稱形式，它的統攝功能具有生成人性和塑造人類文化的作用。酒作為一種符號，在影視劇中也起著塑造形象、生成人性的作用，特別是在善于運用酒元素的四川方言劇中，表現得較為明顯。
四川方言劇《三喜臨門》中，有多處以酒傳情，刻畫人物形象的場面。如第二集中，申會計在體制改革中被迫下崗，無奈只有自謀職業，一個人喝悶酒，力圖通過酒精麻醉的方式來擺脫現實苦悶，這正與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消愁解悶的酒文化相暗合，人生得意之時可以飲酒盡歡，失意之際又能借酒消愁。李白的“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②正是其中的顯例。人們通過飲酒至醉，可以忘卻現實煩惱，以獲得暫時的歡樂，申會計喝悶酒，不僅是為自己消愁解悶，也通過喝酒過程中痛快的交談，暴露了國企的體制弊病。如果說，人在清醒的時候還會用理性來束縛自己的言行的話，那么，喝酒之后，人的天性中某些野性也會隨之釋放，對于喝酒的人而言，醉是一種情感心性的放縱，是日常生活中一種苦喜交織的生命狀態，它可以讓人解除束縛，直面人生的痛苦。比如申會計的酒友說:“現在的廠長，其實什么都不懂，只有當官在行，弄垮一個地方再到另外一個地方……”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國企都如此，但編劇卻巧妙地借劇中人之口，表百姓內心之憤，充分表現了體制改革中下崗工人的痛苦、憤懣、無奈。這種借酒語來表達普通百姓對特定歷史時期體制改革的看法的方式，恰恰迎合了普通觀眾的審美趣味，從而形成觀影快感，獲得審美享受。從這個層面上講，四川方言劇中的酒文化就絕不是那種醉生夢死的人生理解，相反卻帶有了一種濃烈的四川地區的地域性特點，四川人的火辣、善良、智慧和面對挫折的堅韌與川酒的醇、香、辣、回味悠長在此正好互為映襯，相得益彰。劇中的另一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就是工商所劉所長。閑暇之余，雖然他的最愛不是喝酒，而是和三五戲友混在一起唱川劇，但即便如此，他的人生命運也和酒有著密切關聯。在生活中，他是典型的“耙耳朵”，甚至還有些貪小便宜;但在工作中，他是受人尊敬的干部，面對市場上不法商販任意哄抬物價的行為，他能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處理。但因其老婆愛慕虛榮，將房子出租給賣假酒的不法商販，不法酒商便利用劉所長家存放假酒，躲過工商所工作人員的追查，大肆進行假酒交易，使市場陷入恐慌，最后假酒事件查清，劉所長因假酒事件引咎辭職，毅然投身民營企業，發揮自己的管理特長，最終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因為假酒事件，劉所長的人生命運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也因為酒壯人膽，使他在酒后敢于吐真言，在聲淚俱下地道出婚姻不幸的同時，使自己的妻子頓悟，重新贏得了自己做人的尊嚴。
另外，在該劇中，以殺豬賣肉為生的小商販，一出場是以小人物的面龐出現，但在劇中他們所做的事卻意義重大，面對強大的倒賣假酒團伙，憑借平民生活的智慧，協助公安機關智擒犯罪分子，讓觀眾看到了平民英雄的誕生;吃“皇糧”的工商所長，敢于面對自己的錯誤，因為假酒事件辭職下海，重新迎接生活的挑戰，這些無不讓觀眾感受到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力量。《三喜臨門》以寫實的方式刻畫酒，并以酒傳達人情，它將酒與濃郁的四川民風、與形形色色的四川人交織在一起，在展現喝酒人言行的過程中，挑戰留存在四川人頭腦中的那些陳舊意識和劣根。酒讓申會計擺脫舊觀念，從下崗的迷惘中清醒;酒讓劉所長丟了官，又讓他沖破了生活的制約和束縛，找到了新的人生定位。在一個個喝酒的場景中，酒助推人轉變心態、改變觀念，劇中人物的性格因而得以立體化展示。換句話說，在該劇中，酒作為一種重要的元素，參與并重塑著方言劇，方言劇也因為有酒文化的參與滲透，在表現人物性格、傳達人物情感時也顯得更加游刃有余。該劇表現的是最普通的社會事件，最普通的家庭情感，最普通的人物，但因為酒文化的滲透，使劇中人矛盾復雜的內心世界完全展露，進而使得劇中的那些日常生活事件，具有了一種在詼諧外表之下隱含的悲劇性，這與那些超出民眾生活之外的大制作電視劇相比，更為符合我們真實的存在。同時，因為“電視是一個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語言媒介”③，四川方言劇充分發揮了作為象形媒介的優勢，善于借助“酒”這個特定的影視語言符號、用影像還原生活的本來面目，用諧趣、調侃的表現形式，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會人生本相，傳達生活情感。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方言劇借助酒元素極為微妙地反映出了林林總總的人生形態和方方面面的人生情愫，四川人思想行為、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印痕。④歷史長河中，酒和酒類文化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酒是一種特殊的食品，是屬于物質的，但又同時融于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有其獨特的地位。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幾乎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近幾十年來，在影視藝術中，酒作為一種重要的表情達意元素，起著特殊的作用。
四川方言劇的敘事特征與酒的敘述功能
四川方言喜劇《三喜臨門》以幽默詼諧的輕喜劇風格，通過三個主人公在經濟體制轉型時期，事業、家庭所經歷的種種考驗，從一個側面深刻地展示了現代都市人為適應新形勢而重新調整心態的痛苦過程。該劇通過大量貫穿在其中的“酒”元素，將那些盤桓在人們的思想、情感與心緒里的意識存在，和大片生活現實的景觀，用“酒”作為敘述手段，一一呈現在影像中。“任何敘述都建立兩種時間性:被講述事件的時間性及講述行為本身的時間性。”⑤當編導想對漫長的故事時間采取概括的形式，去掉故事中“無用的細枝末節”⑥，并且要加快敘述節奏時，最常用的敘述方式就是省略或者概述，影視藝術的這種表現手段直接受到小說藝術的敘述方式的影響，在影視劇情節組合的過程中，有意地省略某些情節部件，制造一定的情節空白，激發讀者結合自己的知識、經歷來補充它、完善它，這就是省略。比如影視劇為了加速情節，直接用“幾個月后”或“三年后”的字幕，便對劇中人三年的生活時間，進行了直接過渡。概述，就是對劇情的一種概括表達，省去對主題無多大用處的枝節，留下情節主干，在該劇中，酒對故事情節的概述功能體現在對整個故事敘述節奏的調整，通過變換不同的喝酒場所的鏡頭切換方式來巧妙推進故事情節，達到概述事件的目的。在第二集中，國企改制，許多職工面臨下崗，申會計也陷入下崗困境，借酒澆愁，為了使情節盡快推進，該劇并沒有花長時間糾纏于下崗工人的苦悶，而是鏡頭一轉，讓辦鄉鎮企業的張廠長出場，張廠長是申會計以前的學生，求賢若渴，正是用人之際，至此，情節快速推進，人物命運發生變化，張廠長在酒桌上的一番話，掀起了申會計內心的波瀾，最后申會計在矛盾斗爭中終于實現了艱難的觀念轉型，投身民營企業?？梢?，通過喝酒，既解決了劇中人物的現實困境，又避免了大篇幅渲染下崗工人困境的沉悶，使劇情緊湊，不拖泥帶水，這就是概述功能在該劇中的體現。除上述概述功能外，酒在該劇中的敘述功能還表現在酒已經成了一種線索，串起了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有的事件都圍繞酒來展開，并以歡慶的喝酒場面收束。#p#分頁標題#e#
《三喜臨門》共十集，幾乎每集都有酒元素。第一集中，有慶祝魔芋公司成立開業剪彩的慶祝酒。第二集中，有兩處喝酒場面，一是下崗職工喝悶酒;二是以酒會友，申會計喝悶酒時遇上自己多年前的學生，命運出現轉機。第三集中，朋友小聚也喝酒，因為普普通通的酒，三五鄰居在閑暇時間聚在一起，通過散漫的酒語，道出了經濟轉型期普通老百姓內心的憧憬和無奈，特別反映出老百姓在經濟轉型期，對進“國有企業”和對進“私有企業”的問題上，存在著極其矛盾的心理。第四集，孫廠長邀請別人加盟時離不開酒席，觥籌交錯中，事情得以辦妥。從第五集開始的后面幾集，基本圍繞“假酒事件”來展開，到第十集，與新加坡商人的商業談判也離不開酒，最后假酒事件告破，新人結婚更離不開酒。該劇中，從家庭到酒吧、從路邊小餐館到酒店、從好友相聚到通過飲酒改善人際關系、從吃喝的生理快感到人物復雜心理的流露，酒已經成為戲與戲之間的串聯和推向高潮的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雖然該電視劇只有短短十集，但就在這緊湊的故事中，酒參與并推動了整個劇情的發展。該劇以酒為線索，表現了特定歷史時期，極具四川人文特色的風俗人情和社會矛盾。眾所周知，酒一直是四川重要的產業，目前，四川正積極打造中國的白酒“金三角”。長期以來，四川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酒文化，而四川方言劇，也成了表現地緣文化(包括酒文化)特質的一個很好的載體。四川方言劇中的酒，與普通四川人的日常生活相伴隨，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步，它既是人物命運的某種渲染，又是連接傳統文化和當代生活的紐帶。川人釀酒，歷史悠久，一代一代傳承，獨特的地域環境釀就了獨特的川酒文化，也造就了川人獨特的個性。影視劇來源于社會生活，必然離不開和人們生活緊密相關的酒，影視劇中，圍繞林林總總的酒行為，便形成了個性獨特的酒文化形態。而酒作為一種表達意義，敘述情節的重要手段，或者說一種影視劇中不可或缺的道具，承擔著獨特的表意與敘述的功能，大大地拓展了影視話語表達的空間。隨著影視藝術的勃興，方言電視劇作為大眾傳媒文化中的通俗藝術，已被社會中的各個階層所喜愛，并取得了在美學上合法的文化產品的地位。有批評家曾斷定，“通俗藝術的審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朝向于藝術和生活的重新組合。”⑦從某種角度說，《三喜臨門》是酒元素與影視藝術的結合，而這種結合，正是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謂的藝術與生活的結合與重組。該劇中，酒無疑充當了重組生活現實的重要手段，單就該劇的劇情來看，當具有特定意義的酒元素融進具體人物形象和劇情中時，酒便不再只是作為一般物質意義層面的酒，而是對特定故事情節的一種陳述性表達。
四川方言劇的文化蘊藉與酒的折射功能
酒是時代和環境的折光。除了能推動電視劇劇情、塑造人物形象，還能通過創造特定的環境氛圍，來折射鮮明的時代環境。酒是在人類社會和文明發展的過程中產生的，社會生活的廣闊性決定了酒必然成為文藝創作中別具特色的一個方面。在盛產白酒的四川，方言影視劇中的酒自然成為社會生活邏輯的一種必然反映，具有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強烈的滲透性，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特定歷史時期時代環境的折光。四川方言劇《三喜臨門》的故事發生在開放的村鎮(邊緣化城市)，一個具有典型四川民居特色的普通四合院，幾戶普普通通的人家，其中有小知識分子、基層官員、個體戶。在這個車如流水人如浪的小城里，十個行人九沾商，市場經濟的大潮也席卷了巴蜀小城，沖擊著這些老平房里住著的人，這是該故事發生的社會時代環境?！度才R門》全劇圍繞經濟體制改革這一典型社會環境氛圍，通過劇中主角之一申會計在國有企業改制中下崗喝悶酒，發泄心中不滿，到以酒會友，轉變思想觀念，再到市場放開后經濟領域出現假酒事件，最后打擊假酒事件取得成功，整個劇情圍繞酒這一元素使人物關系始終處于一種微妙的糾葛中，生活氣息濃厚，既有市井的智慧，又有方言的幽默，題材直接來自本土，夾裹著最底層的氣息，劇中人物生存的環境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市鎮，不游離劇情，具有天然的四川地理特色。該劇中，酒與時代環境互為依托，傳達出了市場經濟初期，普通四川人的情感沖擊和思想沖擊，揭示了社會轉型期必然出現的社會矛盾。
“酒”作為該劇中的一種符號，其折射功能突出地表現在圍繞“酒”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了 20 世紀末的四川這個特定的社會環境滋生出的底層百姓的真實生活形態。不同的時代環境，不同的地域特點，會催生酒文化的多樣性;反過來，哺育酒文化產生的地域也會因酒的滲透而折射出特定的時代環境氣氛。電視劇只有給觀眾想要的東西，才可以得到市場占有率。《三喜臨門》以普通的“酒”作為窺視社會的窗口，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觀念，產生了豐富的審美價值，給予了觀眾極大的審美滿足。眾所周知，“大眾藝術的價值是依據其‘功利’的程度來評判的，也就是說，有利于日常生活，而不是與之保持距離。”⑧四川方言劇作為一種大眾藝術形式，其建構的時代環境，也必須有利于表現那個特定時代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有利于表現那個時代老百姓的日常生存經驗。酒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必然會反映在影視作品中，并重塑環境，影響大眾，而觀眾在接觸、觀賞四川方言劇時，就可能將酒文化作為一個切入點，按照自己的個性差異，對劇情進行意義解讀，從而使觀眾在觀賞過程中完成對電視劇的再創造。由此可見，酒文化是特定時代的藝術折射，《三喜臨門》通過酒的特定折射功能來營造時代氛圍，對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變革和人生百相做了真實的記錄。影視中的酒文化以其特有的媒體傳播優勢，對特定歷史時期的四川人的世俗人生進行了審美觀照，而影視藝術也因為酒元素的介入，成為了一種與大眾生活、人類心靈貼得最緊的藝術形式。正是因為酒文化和影視劇都與當下人們的現實生活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所以方言影視劇才得以借助具有多重符號意義的酒，來反作用于人們的實際生活，從而增強觀眾對影視藝術的接受度和認可度。
結語
對于一個城市而言，精英文化與草根文化是共存的，酒來自于民間，必然具有其草根性，四川方言劇取材于底層百姓生活，是民間智慧的結晶，必然與酒文化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度才R門》因地制宜，選材上注重貼近現實生活，藝術上注重體現四川人的情感方式和開掘傳統的酒文化，將酒元素與電視劇情、劇中人物、時代環境有機融合，塑造出了鮮明而豐滿的藝術形象，在表現影視的地緣特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遺憾的是，如果將批評的視野擴大至整個四川方言劇，不難發現，酒元素在與四川方言劇的互滲過程中，也存在著某些為取悅觀眾而出現的純粹娛樂形式。在某些方言劇中，酒不過是一種擺設、一種炫耀，甚至有的電視劇為了達到讓觀眾發笑的目的，不顧劇情需要，出現了粗俗的酒語調侃。因此，以娛樂為主導的四川方言劇，必須記住赫胥黎的警示:“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⑨由此看來，酒元素對電視劇的介入必須從表象走向底里，才是其最好的存在方式。隨著當代審美文化向世俗化的轉變⑩，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在寫實題材中展現豐富的人性已成為世界電影創作的主導價值取向，影視的多樣化和對現實的關注日益成為影視發展的趨勢，酒元素與影視劇的結合，特別是在與產生于有著深厚酒文化底蘊的四川方言劇的相互滲透過程中，必須謹記在運用酒文化的同時盡量堅守四川方言劇固有的特色，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真正具有地域文化品質的影視作品。#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周志凌 單位：宜賓學院文學與新聞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