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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民 封延會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經濟學院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
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種文化過程，作為人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經濟文化直接影響經濟政策實施與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目前我國科技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現象說明，我們的經濟文化還存在許多誤區。為了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有必要對當前的經濟文化進行系統反思。所謂經濟文化，既是指在經濟行為中體現出來的心理結構、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及行為模式［1］，同時也是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在創新、創業、合作與競爭等經濟問題上的基本價值觀［2］。因此，經濟文化談論的并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對科技的關注也應該成為經濟文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在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文化問題時，自然離不開對經濟與科技關系問題的研究。
經濟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動力有關［3］。在分析科技與經濟關系時，我們需要將重點放在不同經濟文化理念下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上，即經濟發展是以資本、勞動、資源、制度、技術哪類為主的問題。
(一)成就簡述
從這些年中國的發展來看，在科技與經濟關系的處理上，我們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這種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體現在發展理念的轉變上。20世紀80年代，為了縮小我國與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加速經濟增長，我們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和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科技戰略，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我國生產技術水平與生產能力有了顯著提升?，F在，我國數百種工業品的產量居世界首位。繼20世紀80年代提出經濟發展要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要面向經濟建設這一任務后，1995年又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入21世紀后，面對國際科技、經濟競爭的加劇，2001年起，國家開始調整科技發展戰略，適時提出科技自主創新戰略，大力謀劃創新型國家建設: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出臺，并公布了詳細的配套政策;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頒布，強調自主知識產權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這些舉措，極大地推進了有助于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社會文化氛圍的形成。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顯著，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我國科技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應該說，在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依靠科技進步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問題上，我們的理念轉變已經完成。
二是體現在科技發展所需要的投入不斷增加。在理念轉變作用下，我們對經濟文化的時代性特征認識日漸清晰，科技投入不斷增加。2001年我國已經進入科技起飛階段(R＆D強度達到1%)。2010年第二次全國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資源清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2009年全國R＆D人員318．4萬人;全國R＆D總經費5802．1億元，是2000年的6．5倍，年平均增長23．0%;R＆D經費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0%，比2000年提高了0．8個百分點。目前我國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總額的比重與日本相差無幾，這說明，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正是出于對形勢的科學判斷，我們才提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這個命題，從而使我國科技與經濟關系的處理帶有了鮮明的經濟文化時代特色。
(二)存在的問題
盡管我國在科技與經濟協調問題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問題依然存在，科技短缺情況依然嚴重。
一是研發強度有差距。2001年通過的“十五”規劃要求，研發強度到2005年要達到1．5%以上，但實際上，這一目標到“十一五”中期的2008年才實現。目前，全國統計的R＆D強度達到1．70%，但是高于這一比例的省份僅有北京、天津、上海、陜西、江蘇、浙江6個省市。一些經濟大省如廣東、山東、遼寧等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說明我國還未真正走上依靠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的軌道。
二是自主技術少。我國是世界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外貿的依存度很高。不過在出口產品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比重很低，還不足10%［4］;特別是，在發達國家科技管制不斷強化的今天，盡管國家層面上形成了對自主科技的高度需求，但在微觀層面，企業往往是從短期的投入產出比角度思考問題，從而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主要還是依靠資本、勞動力和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投入，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不高。
三是自主創新理念上的差距依然存在。為了保持政策的延續性，根據世界科技發展趨勢，在科技戰略轉變的過程中，我們將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吸收開發再創新作為自主創新的三個內涵，后來又明確，外資企業可以視為中國制造的一部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過去跟蹤模仿政策的一種延續。作為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基于利潤考慮，很難將工夫放在原始創新上，從而導致中國自主創新的質量大打折扣。
四是科技創新質量低。中國還沒有走向價值增長之路，依然是粗放型的數量型增長模式。以我國高速鐵路發展為例，國人將之視為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升與科技進步的標志性工程，但國外對我國高鐵技術的質疑不斷出現。盡管中國方面表示，高鐵技術是我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但同時也承認，為了引進這些現有技術，我們支付了大量的專利費。中國現在每年申請與授權專利構成中，發明專利比重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提醒我們，我國科技自主創新的質量還很低。
五是地方政府與企業的戰略意識欠缺。中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面臨嚴重的資源、環境約束。按照西方大國科技、經濟發展的歷史，我們應該利用這個壓力，實現科技水平的飛速提升。而且，為了應對國際氣候變化，中國政府已經向國際社會承諾了明確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從而為我國技術進步找到了一個新的切入點。然而，2010年下半年部分地區出現的拉閘限電現象說明，地方政府與企業并沒有真正意識到科技進步對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意義，對經濟增長動力源泉的關注中，缺乏對經濟文化時代特性的感悟。
二、經濟文化視野下的科技與經濟不協調原因分析
人在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活動中需要不斷地做出理性判斷和選擇。由于人總是處于一定的經濟文化環境中，這樣的判斷與選擇不可能擺脫諸如價值觀、傳統習俗、社會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影響［3］。從經濟文化視角看，我國科技與經濟關系處理上存在的問題由以下原因造成:
#p#分頁標題#e# (一)傳統經濟文化中存在不利于科技創新的因素
國民的自主創新意識和能力受不確定規避傾向，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傾向，權力距離大小、剛性和柔性傾向等文化因素影響［5］。在上述四個文化維度中，我國有利于科技自主創新的因素要大大低于不利于自主科技創新的因素。對這個問題，以研究國民性著稱的美籍華人許烺光在分析中國為什么在近代工業化中失敗時也曾做過分析。他指出:“相互依賴的文化模式是對中國工業化失敗原因的一個較為全面的解釋。”［6］298他認為，雖然相互依賴對于增強人們的安全感、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時也羈絆了人們的獨立性、創造性和積極進取的精神。這種狀況不改變，作為整體的文化就只能保持相對的停滯，中國的社會就不能富強進步。“因為經濟收益不是他們安全感的主要源泉，人們也不強調經濟收益的作用”［6］306。既然這樣，國民顯然很難在內心里產生對經濟增長動力源泉的深刻關注?，F代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屬于創新驅動型，科技研發、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在國內產業結構中比重較高。國內企業與學者雖然對這個問題有了一定認識，但是并沒有轉化為實際的經濟行為。西部大開發政策提出后，按照“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東部沿海地區應該加快技術轉移與升級步伐。但是，部分發達省市卻擔心這樣做造成本地的“產業空心化”而積極性不高。其實，支撐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主要來自于國際間的產業轉移，在技術創新形態上屬于跟蹤模仿型。在今天的社會和組織中，人們日益靠知識而不是技能來工作，知識勝于技能［7］123。對于這一發展趨勢，我們的認識不是很清醒。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通過“創造性模仿”來維持領先地位，這些觀念在我國是稀缺的，并沒有成為經濟文化的主流。缺少這樣的氛圍，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進程必然被延后。
(二)經濟發展理念重塑不到位
文化是一個群體所學到的一系列共享的基本理念，這些理念可以解決這一群體的外部適應和內部整合的問題，能夠使群體成員對相關問題形成正確的感知、思考和行動方式［8］。這一特點告訴我們，作為推動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經濟文化理念的偏差必然導致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失當。中國是經濟大國但還不是科技大國的主要原因在于理念重塑沒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認識到了發展新的經濟文化的重要性，但在對如何定位自主發展等問題，我們重視得還不夠。經濟文化總是存在于一定時間中，必然打上時代的印記。高科技含量與日俱增、信息經濟逐漸擴展是目前經濟文化的主要時代性特征。經濟主體只有適應這一要求，才能不斷增強自身競爭能力，以最少投入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9］。但是，理念上的偏差使得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很清醒。特別是多年間形成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慣性思維，使得我們缺少一種通過觀念變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緊迫性。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對公害問題、石油危機的壓力，日本實現環保技術與節能技術突破的案例告訴我們，制定建立在風險意識與危機意識上的經濟科技發展長期戰略的重要性。不過，在科技戰略向自主創新轉變已經過去10年的今天，在短期的經濟增長還是長期的技術進步這一問題上，拉閘限電現象說明，我們的認識還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戰后日本科技與經濟的高質量協調發展經驗提醒我們，經濟文化理念中確立對科學技術的真正關注是非常重要的。
(三)經濟成功的包袱沉重
有人曾經將日本的發展定義為“適者”模式的典范，即保持對外部環境的敏感性以隨時調整自己的對策來追求成功。其實，“適者”模式需要的不僅僅是扭轉逆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善用機會的能力。不過，這種能力容易受到“持續成功”的威脅，受到“小成即滿”的威脅［7］123?，F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在經濟增長動力源泉上存在的問題，人們對我國在國際經濟與科技競爭中面臨壓力的認識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大。在這方面，日本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思考。20世紀80年代，日本領跑亞洲大陸經濟，但是，在能真正推動經濟增長的高科技領域，如信息技術、生物化學、基因遺傳、軟件和金融等方面，日本與美國相比差得很遠［7］序言，2。不過，泡沫經濟破滅帶來的巨大沖擊，使日本對正在發生的歷史性的世界大轉換———網絡化的信息技術這一現代科技的發展方向認識不到位，依然沉迷于過去的成功中而對國內經濟結構調整重視不足，由此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年之久的衰退。其實，無論是冷戰期間日本的成功，還是冷戰結束后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都面臨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以趕超發達國家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作用完結之后，如何迅速形成能夠承上啟下適應國內外巨變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常見的情況往往是，成功持續的時間越長，人們越容易陷入“成功的包袱”，越會滋生對支撐以往成功的制度、習慣、政策等模式的過分依賴，乃至心理麻木［10］。中國目前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與日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情況非常相似。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需要追趕的對象已經不多，應該到了關注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候了。在這個新的時代，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經濟總量的增加，更要關注這種總量增加是由什么因素支撐的。換言之，趕超時代已經結束，我們必須自己開拓新的發展模式，必須擺脫從短期的“成本—收益”角度進行技術創新的慣性思維，要勇于挑戰自主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經濟文化中這種意識的缺乏，是造成我國在世界上經濟地位與科技地位不相稱的主要原因。
三、經濟文化視野下的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政策設計
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不過，由于經濟文化理念方面的偏差，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高。為了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矛盾，我們有必要從經濟文化層面入手，對如何協調科技與經濟關系做出政策設計。
(一)推進經濟文化的時代性
高度重視現代科技在經濟數量增長與質量提升過程中的作用是當代經濟文化的主要特征。理念上的偏差使得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很清醒。例如:對于中外經濟摩擦，我們更多的是試圖從共享性發展這一角度說服相關國家改變做法，而沒有意識到正是科技水平的落后導致了我們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的被動狀態。這種情況說明，要形成與經濟文化的時代特性相適應的主流經濟文化理念是多么的困難。面對日本經濟低迷時期凸顯的中日經濟競爭，日本人提出，政治上的摩擦是個別問題，不是本質問題。關鍵在于中日兩國的哪一方能夠努力把用于政治摩擦的能量轉化到提高教學質量、擴大設備投資等方面，進一步提高自身的附加值上去［11］53?？梢哉f，對國際經濟文化的這種深刻體驗，是日本從“失去的十年”中走出來的思想根源。對中國來講，如何適應世界經濟文化的時代性特點，走創新型發展道路，同樣應該成為一種普遍的經濟文化氛圍。對于發展自主高新技術的反對意見，我們應該采取中川秀直那樣的態度:在難以學會計算機的那些人中，說“計算機沒有必要”的人很多。但是，就算你們是這樣認為的，也請不要妨礙孩子們的教育和學習。因為這樣會犯舊日本軍隊同樣的錯誤。舊日本軍隊陶醉于日俄戰爭的勝利，拒絕一切軍事技術進步，用目測能力和精神力量與用雷達裝備起來的美軍作戰，結果招致了慘?。?1］77－78。必須認識到，知識經濟與信息革命導致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果我們的經濟發展理念缺少這一共識，對經濟文化的時代特性認識不清，將會像日本20世紀90年代那樣，導致經濟的止步不前。#p#分頁標題#e#
(二)尋求發展的新坐標
在中國，對技術跟蹤模仿路線的迷信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人們思維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國外出于對中國科技、經濟成長的恐懼而開始控制對中國的技術轉移時，這種情況仍然在持續。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戰后日本在實現經濟趕超的過程中，特別注意發展自主科技，提升經濟增長的自主能力;在經濟趕超階段已經結束(成為西方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時候，日本馬上提出要建立適應“先導型經濟”的科技體制與政策，也就是要以“課題先進國”的自覺意識探討21世紀的發展模式，將其作為開創新業績的出發點［10］231。日本的經驗說明，一旦經濟追趕過程結束，民族國家就必須努力實現技術的自主發展。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趕超時代已經結束。我們不能繼續陶醉于經濟總量上的繁榮，而要站在世界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前沿來重新設計未來的發展模式。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構建與“趕超國”向“先導國”轉變相適應的經濟文化，強調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強調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尤為重要。這樣做，不是否定過去，而恰恰是要在過去的基礎上，開創更為美好的未來。我們要明確，如同人的一生不可能只適合穿一個尺寸的衣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任何時代都適用的單一型號模式，也不可能有通用型發展模式。適當的模式永遠是動態的，隨時準備適應環境的變化和條件的變化才是最重要的［10］205－206。對于中國來講，日本戰后科技與經濟發展的經驗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
(三)實現發展的自主性與可持續性
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社會財富總量的急劇增加以及各種附帶問題的不斷出現，關于發展的有效性問題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無論從經濟、科技等哪個環節，發展的有效性都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發展有效性的主要體現就是自主性與可持續性的增強。目前，人們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應該說，這樣的思維方式本身并沒有錯。但是，從更深層次說，要解決發展的可持續問題，關鍵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特別是要實現發展的自主性，要依靠科技進步和知識的擴散與普及。知識經濟實質上是一種經濟文化形態。在知識經濟中，知識、信息、智力、能力及人才真正成為發展的戰略性資源［12］。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發展單純靠制造業是不行的。單純依靠量的擴張而不考慮在產業鏈上位置的提升，是一種無效的發展或者低效的發展，是不符合可持續性原則的。文化能夠影響技術進步。要通過科技發展實現經濟增長的自主性與可持續性，必須要考慮發揮經濟文化的作用。面對國外的科技管制，我們要認識到，關鍵是如何化壓力為動力。在經濟還未走出困境之時，小泉內閣就提出日本未來50年培養30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宏偉目標，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如果沒有文化底層對國家自主性的深刻關注，是不會出臺“知識產權立國戰略”的。反觀中國，如何形成健全的經濟文化，似乎還是一個問題。大多數人還滿足于生產能力的提高，而忽視對自主技術水平的關注。如果說20世紀末期，是人類從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的轉化，那么，面對日益增加的環保壓力，21世紀經濟文化的時代性應該加上大力發展環保產業與節能技術這一點。充分認同時代觀、時代的價值觀，不拘泥于環保措施短期內對經營的局限性［10］35，這應該成為我們的發展理念。
(四)加快經濟文化制度化進程
在經濟文化中，關于經濟發展的基本理念是最重要的。基本理念變化必然引起人們關于經濟發展方式選擇以及內部整合和外部適應方式的變化，最終導致制度變化。反過來說，經濟文化也必然要通過制度來確立自己的地位。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提出與逐步確立的過程，充分說明了制度或者政治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一個快速變遷的時期，為了確立某種經濟文化的主導地位，更是需要制度設計上的跟進。事實上，制度創新是文化變遷的基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提供了經濟文化與制度創新相互影響的事例［13］。在中國經濟文化重建的過程中，必須將經濟文化的制度化作為一個重點來把握。從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這個角度，我們要認識到，經濟轉型不是單純的資源配置方式或交換方式的變化，而是機制與觀念的結合，信息、知識、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競爭越來越重要［14］。發達國家經濟與技術領先地位的取得，與其鼓勵科技創新的制度尤其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健全有關。適應這一趨勢，我們要努力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推動科技自主創新，爭取短期內實現經濟由數量型增長模式向價值增值模式轉換，并將其作為我國經濟文化建設的重點?，F在，歐美主要國家依然限制對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我們只有借助行政與法制的手段，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扶植力度，才有可能推動科技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