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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民 張海偉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
2011年以來，隨著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以及一些企業經營過程中的非道德行為不斷發生，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不過，現實中人們更多地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道德問題，強調經營主體的自律行為。事實上，任何群體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按照文化的形式塑造而成的。目前我國凸顯的各種社會責任問題，首先是由于經濟文化理念的偏差造成的，如果整個社會經濟文化氛圍沒有根本改變，這一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
一、經濟文化與社會責任概念分析
(一)何為經濟文化
所謂經濟文化，是在人類社會經濟實踐中形成的指導、約束人類經濟行為的觀念、制度以及對經濟行為加以控制的手段［1］，是滲透到社會再生產全過程中的傳統價值觀念、審美道德及知識、才能等要素的總和［2］。經濟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作為人類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社會成員具有社會化功能:它能夠培育出人的經濟意識、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形成一種自覺的社會運行機制，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因此，發展經濟必須要發展經濟文化。從企業發展來看，企業文化是經濟文化的重要載體。作為后者的一種表現形式，企業文化包含了企業的經營哲學、發展戰略及相關制度安排。不同的企業文化有不同的思維方式、經營理念和行為規范，對企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這表明經濟文化以社會共有價值觀的方式約束企業行為，企業文化是經濟文化的深化與發展，是經濟文化對企業施加影響的媒介之一。
(二)何為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根據社會目標和價值來制定政策、做出決策以及實施行為［3］。狹義觀點認為社會責任僅是企業責任的一個構成部分，強調的是一種義務。廣義觀點則將企業與自然、經濟和社會融于一體進行考察，認為社會責任體現的是一種企業的價值觀念或商業行為模式［4］。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后一思路更能夠體現這一概念的價值追求。作為市場主體，企業存在的出發點是為投資者營利，應該首先考慮自我生存與發展。不過，作為一種社會角色，企業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其經營行為必須符合所處時代的主流文化與價值標準，即企業不能單純考慮經濟利益，還要兼顧社會目標，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必然要求。作為追求利益實現方式的一種理念和價值方式，以損害賠償為原則的強制性責任和以福利增進為原則的選擇性責任是所有企業考慮社會責任問題時需要認真對待的兩個維度［5］。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文化的關系
一方面，對經濟文化的認知是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強弱的關鍵。企業社會責任在本質上屬于企業文化［6］，因而必然成為經濟文化的組成部分。企業是否履行社會責任，主要取決于企業的價值觀即經濟文化理念。就現階段的中國來看，無論是強制性社會責任，還是選擇性社會責任，相應的文化氛圍都未形成。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忽視經濟文化的作用。正如總理指出的，“在文化建設上形成講誠信、講責任、講良心的強大輿論氛圍不僅是維護正常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從根本上鏟除滋生唯利是圖、坑蒙拐騙、貪贓枉法等丑惡和腐敗行為的土壤”［7］。另一方面，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提升經濟文化理念。我國很多企業談論企業文化時遵循的通常是“投入—產出”原則，沒有將社會責任作為經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如果企業缺乏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背離主流經濟文化，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從這一角度來講，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起到營造新的經濟文化的作用。社會責任理念如果能夠內化到企業行為中去，就能為企業建設明確倫理方向，不僅有助于企業內部共同價值觀念的形成，還會在社會上產生強大的示范效應，激發人們的從眾心理，實現經濟文化的整合與重構。
二、當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主要表現
改革開放前，雖然存在種種不足，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企業代替國家承擔了大量社會保障職能，對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只是1978年之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加速與經濟文化理念的變遷，我國企業放棄了過去的表現型角色定位，轉而追求功利性，才造成部分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行為失范。
(一)利益至上，忽視消費者權益對利益的追求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目的。但是一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走上了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道路，大量使用灰色技術就是突出表現。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雙匯的“瘦肉精事件”，以及地溝油的泛濫成災，可以看做是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對我國相關產業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的典型案例。“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不僅直接導致三鹿集團倒閉，而且對我國奶制品行業的沖擊至今仍然存在，雖然抽檢結果表明國產進口無差異，但是七成消費者已不選國產奶粉。2010年9月起，國家進行乳品行業整頓。截止到2011年3月底工作結束，全國只有643家企業通過生產許可重審，通過率不到55%。這一現象暴露了我國相關奶品企業技術上不過關，或者利用國家政策法規漏洞采用灰色技術謀利，更重要的是告訴我們，部分企業在最初從事生產經營時，就沒有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其他行業也存在這種現象。以高鐵為例，雖然有人不斷強調，應該保證普通人的出行成本不致過高，但是高鐵擠壓普客列車的情況還是不斷發生。直到2011年4月，鐵道部才決定，京滬高鐵采取降低運營時速、拆除豪華座椅的方式貼近普通消費者的需求。技術先進性要與市場性相結合，經濟利益要與社會利益相結合，否則必然影響企業利潤的獲得，也無法發揮技術應用的作用。企業主要不是以科學或技術上為重，而是要以對市場和顧客的貢獻來衡量其創新的價值［8］。如果技術創新帶來的是消費市場的萎縮或困境，其價值就值得懷疑。其他諸如河南大型超市以成本過高為由，集體上書發改委請求不打價格標簽，家樂福、沃爾瑪價格欺詐等情況說明，部分企業關注的只是自己得益多少，根本缺乏對消費者應有的社會責任意識。
(二)規避法定義務，漠視勞動者權益2010年深圳富士康連續發生14起跳樓事件，引起社會各界乃至全球的關注，而富士康不僅經營沒有受到影響，而且還被多個內地城市延攬，根源就在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沒有引起各方的真正關注。當然，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的還有很多，如自2007年山西磚廠“黑窯工事件”以來，新疆、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份都曝出智障人被販賣為奴工的事件;沿海制造業中農民工的工資還很低，“欠薪”的情況依然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現農民工在政府門口下跪討薪。更為重要的是，大量勞務派遣工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高工資行業的平均工資，掩蓋了事實上的收入不平等，不斷強化社會疏離感，為社會和諧發展埋下隱患。部分國企置國家規定于不顧，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起了不好的帶頭作用。如2010年2月，國家相關部委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單位用人時禁止乙肝歧視。然而數據顯示，有六成國企明確表示入職體檢時要“檢測乙肝項目”，四成國企歧視乙肝攜帶者［9］。不僅在準入問題上，就是原有職工因企業原因健康受損后，也很難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福建仙游、安徽鳳陽、甘肅古浪農民工群體性塵肺病事件表明，職業病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公共衛生問題，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更是凸顯勞動者維權的艱難。在勞動關系層面構建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力機制是當前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p#分頁標題#e#
(三)道德失范，破壞良性經濟秩序企業不僅是一個經濟實體，也是一個道德主體，不僅具有經濟性，還具有一定的文化性［10］。不過，造成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非道德現象的部分企業對此缺乏應有的認識。例如，雙匯“瘦肉精事件”曝出后，企業不是考慮如何將消費者的損害降到最低，而是忙于計算自身損失。康菲公司渤海漏油事故發生后，該公司百般推卸責任，竟然聲稱事故提升了企業知名度。國美騙取家電以舊換新補貼同樣是一個突出案例。國家出臺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是為了減輕消費者在電器更新過程中的負擔，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老舊家電。但這一政策卻被商家當作促銷工具來牟利。惡性競爭與涉嫌行賄也凸顯了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缺乏。2010年底的“3Q大戰”充分說明部分企業缺乏相應的職業操守。近年來，媒體披露的UT斯達康為了獲得商業合同向中國電信公司行賄、雅芳中國區高管涉嫌行賄被免等事件，既對中國企業的國際形象帶來了負面影響，也沖擊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此外，部分國有企業忽視公共功能，強化自身利益的傾向同樣對市場秩序造成損害。中石化組織網絡宣傳員圍繞油價調整開展博文評比等，都是國企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的產物。
(四)技術進步遲滯技術創新是企業的重要社會責任之一。2010年，我國高技術制造業產值達7．6萬億元，居世界第二;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達4160億美元，為各國之首，但缺乏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仍然是無法回避的問題。蘋果公司手機iPhone雖是“中國制造”，卻只有3．6%的價值來自我國;我國每年生產35億支圓珠筆，但是筆芯90%以上要靠進口或進口設備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低下導致我們應對現實問題的能力嚴重不足。頻繁發生的鉛污染、香煙重金屬超標、大米鎘污染等說明我國重金屬污染情況已相當嚴重。但是，目前國內重金屬治理技術還處于實驗室探索階段。應該說，重金屬污染現象的出現，是企業經營活動的結果，企業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防患于未然，首先就是一種缺乏社會責任的體現。在問題暴露之后，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尋找商機，說明我國企業前瞻意識不足，不能從經濟社會需要角度考慮技術選擇。當然，在企業技術進步問題上，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對某些高新技術的推廣使用，同樣可能對環境與人的身心健康產生影響，如節能燈與融雪劑推廣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提醒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防止在科技發展中出現新的污染源。
三、全球經濟文化發展趨向與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
企業社會責任缺失不僅拷問企業良知，也是對政府執政能力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一種警示［11］。因此，從文化角度分析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既是一個現實問題，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是檢討我國經濟文化的一個合適的切入點。
(一)當代經濟文化發展的趨向與特點
1．從“以物為中心”的發展向“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轉變現代經濟文化的誕生主要是為了批判封建神學對人性的壓抑，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現在，這一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但也附帶產生了各種異化現象。作為對這種現實的回應，當今經濟文化更為關注對物化世界的挑戰、超越以及對發展合理性的追求。人們認識到，公眾不僅有免于各種具體侵犯的權利，而且更為緊迫的問題是如何維護和促進人的尊嚴，使人過上體面的生活。企業作為社會的組成細胞與經濟發展的主體，必然受到這一社會共同價值觀的約束。
2．從“利潤最大化”向“利潤———責任平衡”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經濟機制是利潤最大化，而社會責任作為一種帶有普遍性意義的企業經營方式，是工業社會向未來社會轉變的經濟機制［12］。未來的企業競爭焦點不再是單純的人才、技術和產品，而是企業社會責任品牌。從追求利潤最大化到追求社會責任，是當代經濟文化的另一主要特征。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放棄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理念，強調生產過程對人、環境和社會的貢獻。唯有如此，才能克服經濟中心主義，防止發展異化，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和諧。
3．高新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日益顯現經濟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高科技含量與日俱增與信息經濟逐漸擴展是目前經濟文化的時代性特征［13］。經濟主體只有適應這一趨勢，才能不斷增強自身競爭力。從根本上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提升綜合國力都要依靠科技進步。通過科技創新解決生產和生活的現實需要，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知識經濟時代對于企業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是快速提高其自主創新能力，而不是依賴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來維持經濟總量增長。4．可持續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觀念當代經濟文化的另外一個特征是強調可持續增長，是否具備這一價值理念，對企業經營行為具有深遠影響。傳統的企業決策準則基于“經濟人”的假設，企業行為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導向，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企業決策需以“社會人”假設為基礎，將環境和社會因素納入決策模型［4］。可持續發展既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處理，也包括人際關系的和諧;既要求科技水平的提升，也要求克服發展異化與科技異化現象。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同樣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之一。
(二)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經濟文化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對經濟總量的追求成為過去30多年經濟文化中最主要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在發展后期，我們認識到了這種價值理念的負效應，先后提出了新型工業化、和諧社會、
科學發展觀、包容性增長等概念，以適應世界經濟文化發展趨勢。不過，由于在市場權力擴張與政府權力削弱的同時，公民社會并沒有發展成熟，導致經濟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沒有同步跟進，從而使得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凸顯?？梢哉f，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狀況是對經濟文化理念的一種客觀反映，當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主要是由這些年來形成的主流經濟文化決定的。
1．企業發展過程中注重短期收益，缺乏戰略思維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避免發展異化，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但我國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往往局限于對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的認識。工具理性意味著行動僅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14］，由此導致企業發展缺乏戰略意識，長遠發展前景有限。從根本上來說，企業不愿意履行社會責任，主要在于其經濟文化理念存在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企業在追求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博弈中，必然包含一個成本和收益分析的過程［15］。這本身是不錯的，但在我國的經濟文化背景下，這個成本收益分析往往是短時段的，這在企業對科技自主創新的態度上體現得非常明顯。經濟文化是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在創新、創業、合作與競爭等經濟問題上的基本價值觀，其內容包括開放思維、創新精神、合作意識、信用觀念等［16］。但是在以GDP為主要指標的政績考核觀念下，地方政府官員需要依靠企業創造顯性的物質財富來為自己的升遷創造條件，因而對企業忽視自主創新等有違社會責任的行為往往予以默認。我國制造業處在國際產業鏈的底端，對靠壓低勞動者工資來維持高收益發展模式的依賴，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企業致力于技術進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導致企業社會責任不佳問題以復合型的方式表現出來。#p#分頁標題#e#
2．市民社會發展不成熟，對企業發展制約能力差
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包括了企業和社會兩個主體。我國有較好的經濟文化傳統，“義利一體”、“親和自然”等價值理念，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具有積極推動作用。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不盡人意的關鍵在于缺少社會層面的相關利益團體的制約。首先，消費者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制約能力差。我國消費者是價格敏感型的，企業可以用低價來抵消消費者對其不承擔社會責任行為的反感。有數據顯示，降價5%會導致負面刺激下的消費者購買意愿最高上升21%［17］。其次，我國社會文化的高容忍度也是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頻發的根源。市場上有很多跨國公司對我國與外國消費者區別對待的案例，我國一些企業也奉行這種差別對待的做法。這些行為背后反映的是我國市民社會的不成熟。社會對失信等非道德行為的超常容忍度刺激了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冒險沖動。外國企業在我國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比在本土差，就在于我國當代社會文化給他們提供了生存空間。消費理念與權利意識的不成熟，使得對絕大多數企業來說，除了政府力量，根本感受不到來自消費者以及其他社會成員的壓力［18］。在蘋果中國供應商員工中毒事件調查過程中，治療醫院上下緘默等說明，社會層面的問題不解決、社會性的監督機制不健全，企業社會責任狀況就不會根本好轉。
3．地方政府不作為導致對企業監管不到位
經濟文化涉及生產、銷售、消費等經濟生活環節。其中要研究人們行為、風氣的現狀，但更有價值的是要研究應該如何規范的問題［19］。面對屢禁不止的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雖然政府總理多次過問，但是現狀仍然不容樂觀。事實上，在資本與勞動的博弈中，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站在了資本一方。例如，為了迎接大運會，深圳發文嚴禁農民工通過群體性上訪等手段討要工資。另一方面，對于重慶出動特警為民工討薪，卻遭到了所謂知識分子的質疑。所有這些爭論，實際上都歸結于一個問題，即政府究竟應該做什么。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提供一定的制度規則是政府必須履行的職責。不過，由于我國現階段的剛性約束是經濟發展，社會利益的約束相對較軟，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往往遷就和容忍企業的違規行為。因此，我們必須明確，政府行為偏好是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重要原因［11］。特別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中長期存在政出多門、權責不清的情況，必然會加大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難度。2011年4月，沈陽查獲40噸毒豆芽，但是工商、質監、農委等各監管部門均稱不歸己管，充分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經濟文化確立了社會普遍適用的經濟價值觀、價值標準與行為模式，從而對社會經濟行為起著導向和約束作用［1］。政府在經濟文化制度化上的不作為，強化了企業機會主義行為的動機。哈藥六廠非法排污事件曝光后，地方政府同意將異地建廠作為問題解決的辦法，康菲公司渤海漏油事件半年過后法院才受理漁民訴訟申請等事件，非但不利于營造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氛圍，而且容易誤導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
四、經濟文化、社會責任與企業發展協調的對策設計
經濟文化通過對經濟意識形態化的批判，揭示人的價值觀念、政治體制、風俗習慣等對經濟持續發展的影響［20］。這一論斷表明，加強以社會責任為基礎的經濟文化建設是解決當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企業長遠發展的客觀需要。
(一)企業要強化社會責任管理，培育長久競爭力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頻發，關鍵在于追求利潤和社會責任的平衡沒有成為企業的價值取向。為了改變這種現狀，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積極回應社會期望，按照主流價值理念調整經營行為。企業的合法性是法律和社會雙重認可的結果。忽視社會責任，即使企業可以逃脫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制裁，也很難逃脫非正式制度———“社會譴責”機制的懲罰［21］。在負面信息下，所有消費者都會對企業產品表現出較低水平的忠誠［22］。這說明，即使從利益實現的角度出發，企業也要根據社會大眾的期望和道德要求對經營理念作出適當調整，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有助于企業獲得社會資本，增加長期收益。
第二，強化戰略管理，形成新的逐利模式。企業必須高度重視戰略性社會責任意識培育。所謂戰略型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通過產品或服務創新、技術創新、流程創新等價值鏈創新活動，使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相一致的社會責任行為［23］。由于公眾維權意識不斷高漲，當前我國企業面臨著強大的承擔社會責任的現實壓力。我們必須通過社會責任戰略管理，使企業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與企業盈利一致性的必要與可能，形成一種新的經營模式，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第三，以人為本，重建企業評價體系。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如果缺少以人為本的理念，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不會成功的，企業社會責任狀況也不會真正好轉。因此，必須重建企業評價體系，要妥善處理經濟與社會、技術先進性與市場性的關系，在企業活動中介入倫理價值維度，克服發展異化問題，形成“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這里的“人”，不僅指股東、企業員工，還包括社會、環保等方方面面［24］。要認識到，重建企業評價體系，樹立“以人為本”的意識是形成以社會責任為內容的經濟文化的重要措施。
(二)發揮政府職能，推進經濟文化的制度化
社會經濟運行的組織結構、管理制度及關系原則、規范等屬于經濟文化的制度層面［1］，它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狀況有著直接的影響。
第一，改變政績考核觀念。在政績考核過程中，把GDP總量增長作為決定地方官員晉升主要依據的做法導致地方政府與企業成為利益共同體，缺乏事前主動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在經濟文化中，關于經濟發展的基本理念是最重要的。基本理念的變化導致價值觀以及行動方式的變化。同時，經濟文化必然要通過制度來確立自己的地位。因此，改變目前企業社會責任不佳的狀況，關鍵是要改變政績考核方式。只有如此，地方政府才會真正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我國經濟發展才會符合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客觀趨勢。
第二，加強法制建設。法律的缺失對企業不承擔社會責任形成不了“可置信威脅”。在我國現階段，國家法律和政策范圍以外的社會利益組織化程度很低，無法對企業違反社會道德的行為施以有力的約束。因此，政府必須通過建立健全法規、規章體系來強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25］。要明確，法律義務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最起碼的要求和底線。政府必須通過法律的規范性來增強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自覺性，從而降低企業行為對社會的危害。#p#分頁標題#e#
第三，強化監管執行力。沒有經濟文化的制度化，符合時代特征的經濟文化理念就無法形成，它的積極作用就無法得到發揮。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多發與政府監管力度不足密切相關，既不能讓有道德的企業受到法律保護和社會尊重，又不能使違規經營者受到法律與社會的制裁。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來推動的，其效果嚴重依賴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措施，這就要維護政府公信力。因此，在強化執行力上，中央政府加強對地方政府而不是企業的監管是更加有效的策略選擇［18］。
(三)充分發揮社會的監督與治理功能
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我國實施不能單純靠企業的自覺。經濟文化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社會營造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文化氛圍，對企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尊重企業的社會性。企業社會責任涉及企業、政府、社會的互動關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作為處于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那部分制度空間的社會，主要是指各種非政府組織［11］。隨著經濟、科技和社會高速發展，公眾對生活品質有了更高追求，越發難以忍受資本逐利的負效應，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呼聲不斷高漲。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經濟性與社會性的對立逐漸消失，只關注經濟利益對企業和社會發展都是不利的。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部分愿意接受產品溢價來支持“做好事”的企業，以及不受產品低價誘惑抵制“做壞事”的企業的消費群［17］。我們必須通過努力，逐漸加大社會責任在消費者購買決策中的分量，促進良好經濟文化氛圍的形成。
第二，推動社會治理方式變革。如果投資者和消費者不在意企業是否履行社會責任，那么以此為由批評企業將沒有什么效果。在推進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時，社會力量必然而且也確實在利用法律機制推動企業行為發生積極變化。解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最好辦法是發揮勞動者、消費者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國家治理模式的選擇問題。對我國來講，應該將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作為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的一個有效途徑。要認識到，推進企業社會責任有助于形成政府、企業及其他社會主體共同承擔公共責任的多元社會治理機制［26］，這樣既能減輕政府的負擔，又能通過經濟文化的制度化形成良好的社會心態與社會參與方式，維護社會穩定。
(四)加強自主創新，奠定承擔社會責任的物質基礎
堅持科技自主創新，既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解決其他方面責任缺失的前提。作為具體的政策設計，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自主創新是連接經濟文化、社會責任與企業發展的紐帶。由于在國際產業鏈條中處于低端位置，在國際價值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為了維持自身利潤，企業往往采取降低工人工資，過量消耗自然資源，依賴價格競爭等為特征的發展模式。這一現象提醒我們，如果能夠使技術進步真正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那么，現在受人關注的社會責任問題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因此，我們必須努力通過經濟文化的制度化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真正發揮自主科技對企業發展的積極作用。
第二，追求價值管理，形成健康的企業文化。文化為企業提供了行為框架與準則。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自律機制，必須根植于文化的價值信念［14］。沒有文化的跟進，技術創新的效果是不會好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促使企業揚棄落后的生產方式，實現企業文化與管理方式從提供產品到創造價值的轉型。而價值管理注重的是價值鏈上的位置升級，因而必然帶來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
第三，推進經濟文化的時代性。技術進步只能發生在高工資的環境中，即隨著工資上升，對利潤的追求促使企業必然將重點放在技術進步上，由此帶來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調整。目前，部分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原因就在于，雖然國家規定了什么樣的行為是不可行的，但由于執行環節的問題，并沒有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形成一種具有約束力的文化觀念與行為模式，使企業技術創新回報無法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影響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力的提升。只有在時代性基礎上切實推進經濟文化的制度化，企業社會責任狀況才會最終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