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電影文化生態觀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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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電影文化生態觀的傳播

作者:毛琦 單位: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掠過那些交織著生命印記和歷史變遷的視聽景觀,人們得以觸摸并為之怦然心動的,是尖端科技水平與天馬行空之想象的奇妙碰撞。而所謂影像的真實意義,是在貌似虛幻的光影背后所映照出的,人們對永恒命題的迷戀與追尋,以及對自身命運的冥想與焦慮。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穿越夢想和現實之間界限的獨特能力,使得電影能將人們感受真切且普遍關注的社會現象,演繹為富有感染力的敘事情境進行更廣泛而直觀的傳播,或近距離展現客觀世界的本色原貌,或借助虛構的角色和引人入勝的劇情,在銀幕上重新喚起人們對于現實問題的思考與理解。

這種把社會語境和敘事語境相互對接的實踐特性,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突出表現在關于生態問題的多元思考上:在社會層面,人類正在越來越頻繁地遭受環境惡化所帶來的巨大災難,“末日意識”散布全球[1],關于如何改善生態條件,讓自然界重歸和諧,成為街知巷聞的熱點話題;而在電影的敘事層面,這種由于生態失衡所引發的天災人禍被集中、加速或放大,成為駭人聽聞卻又逼真可信的驚險事件,反復挑戰著觀者的視聽神經,電影本身,也越來越多的融入一種自覺的生態觀念與反省精神。電影中所謂的“生態觀念”,并非“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上,對自然或環境的簡單描述和膚淺贊美。更不是利用人類以外的物種和生命,來象征、比喻或襯托人類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2]。而是尊重各種生物形態的生存意志,并且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和終極標準的是非觀念與價值判斷。事實上,在反映生態危機和自然災難的電影當中,人類角色往往是悲劇事件的始作俑者和直接受害者。而最終消除生態問題,挽救人類命運的,常常是那些不再將自然生物視為人類謀利工具,能夠拋開狹隘的族群觀念,并真正對自然和生命抱有尊崇與敬畏之心的角色類型。

一、唯美與真實:生態景觀的全息記錄

在影像中追溯自然世界和生靈的美好,人們也許更愿意從一些歷久經年的動畫電影里找尋。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鼴鼠的故事》,曾經以如水墨丹青般的繪畫風格,原始拙樸的筆調,從孩子般純真、善良而活潑的小鼴鼠的視角,為我們勾勒出簡約而動人的森林景象。而在宮崎駿的《龍貓》里,河流清澈,綠樹成蔭,枝蔓高聳入云,孩子們與森林間的精靈嬉戲玩耍,野花小草在柔和的晚風中恬靜地搖曳著身姿。這一切,其實都是電影“原生態”主題的詩化表達。而闡釋這一主題最直觀的形式,莫過于將攝影機面對人類以外的生物世界,用紀錄片式的影像語言描摹出它們的生活景觀。作為電影類型中被公認的最具文化品格與獨立精神的片種,紀錄片在生態觀念傳播過程中,往往起著核心的作用。

與以往傳統科教片有所不同的是,經過英國BBC、美國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等節目制作群體的多年經驗積累,目前許多優秀的紀錄性電影無論在投資數額還是在拍攝技法上,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許多作品不僅耗費漫長的拍攝時間,動用大量最先進的攝像設備與技術,在藝術的把握上更是精益求精,可謂是不計成本地進行制作,作品本身常常也成為超越時空,值得永久回味的銀幕經典。如法國導演雅克•貝漢2003年拍攝完成的《微觀世界》,作為一部纖毫畢現地將昆蟲世界綻放成為視覺奇觀的紀錄電影,它花費了導演20年時間,最后剪成73分鐘的片長,呈現于世。被人們的日常生活所忽視的腳下,平素默默無語的生命漸漸顯影:從螞蟻搬家、蜜蜂采花、甲蟲大戰、蝴蝶破蛹而出,到蜘蛛吐絲、蝸?;ハ嘀乱?、孑孓變蚊蟲飛離水面……一系列昆蟲們生息繁衍的過程,被耐心而細致的鏡頭準確地捕捉。同時,導演也充分調動音效、剪輯和攝影機的運動,如工筆畫似的,記錄下懸掛蜘蛛網上的雨滴、彩色樹葉所映襯的蜜蜂、蝗蟲擺動的觸須,以及靠近露水的瓢蟲,配合以或詼諧或緊張的聲畫效果,營造出富有動感和節奏的自然風景。

導演隨后拍攝的另一部影片《遷徙的鳥》更是將紀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所拍膠片長達450公里,動用十多位飛行員和一支專業科學考察隊,配以自然和諧的背景音樂,全程記錄候鳥南遷北移的旅程。在生命軌跡的冥冥指引下,候鳥們克服種種惡劣的自然環境,穿越狂風亂沙與冰天雪地,翱翔在浩瀚無垠的大海之上,為保護幼崽與天敵頑強對抗……一切的努力與忍耐,都只是出自于最簡單的求生和繁衍之愿望,如同開篇旁白所說的,是對生命的守護與承諾。同類題材還有講述南極大陸上企鵝生存境遇的《帝企鵝日記》,在數千年來荒無人煙、冰雪覆蓋的南極世界,可愛、滑稽而又頑強的帝企鵝種群,以它們的勇氣與智慧,演繹出震撼人心的生命故事;而《深藍》則引領我們潛入海底5000米,進入抹香鯨“深藍”的人生歷程,這只兩歲時就經歷生離死別的深海之王,跨越重洋,終生都在搏斗和旅行中度過,也目睹了人類對海洋日益貪婪的侵略;2009年,由呂克•貝松監制的電影《家園》則帶領觀眾俯瞰地球的美麗與創傷,完成了全球50多個國家的空中拍攝,以警示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重視,對生物資源的珍惜。

除了相當程度的投資規模和時間成本,這些美輪美奐、如同傳奇史詩一般的影片還具備這樣一些創作理念和藝術特征:首先,它們在物質和技術上的投入,雖然多半通過商業組織贊助等途徑籌集,但制作本身,力求達到最忠實的情景記錄和最完美的拍攝效果,而非出于任何炫耀或者商業的炒作;其次,作品當中人的形象,始終是被淡化的,是自然界生物的陪襯而非主體;再次,在拍攝過程當中,創作者努力與生物之間進行有效溝通,在設法親近它們并了解它們的習性,使之逐漸消除對人類的戒備之后,才開始正式的拍攝工作;最后,對于“忠實再現”和“藝術加工”兩者的尺度把握,始終遵循“既高度重視生物的本來面貌,又適度借助視聽元素來渲染氣氛,強化情緒”的藝術原則。這些創作理念和實踐手段,既體現了現代紀錄片與傳統科教片的諸多差異,也充分折射出在大眾娛樂甚囂塵上的今天,該電影類型為適應商業形勢的快速變化所進行的合理調整。

二、懷舊與反省:生態處境的文化憂思

如果說,那些用高清數字攝影技術所銘刻的,是一些唯美精致得讓人贊嘆的視聽勝境,是賞心悅目、滌蕩心靈的夢幻旅程,那么,翻轉過來,也有可能是倒映殘酷真相的多棱鏡,從中可以窺探得到,在華麗影像的背后,自然世界由于科技文明的極度擴張而變得千瘡百孔、傷痕累累的另一面,以及作為生物環境的入侵者與改造者身份、而非勝利者身份出現的人類形象。早在《鼴鼠的故事》中,就有很多地方表現文明生活的種種“不自然”,當鼴鼠和伙伴們在森林里快樂地嬉戲的時候,突然發現身邊的參天大樹在機器的侵襲之下,成片倒地,它們只能擠在一根小木樁上,惶惑無助地四處張望,并為保護路邊的一束野花在城市里倉皇奔突。影片多次表現出森林/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前者是潔凈的、祥和的、種群是多類別的;而后者是污濁的、忙亂的、是以機械工業化復制為基本特征的,形象地體現了現代科技文明對農耕社會的顛覆,對生物環境的破壞,對生命本真的異化。#p#分頁標題#e#

同樣,在宮崎駿的許多電影里,這種人類拓荒者與自然界之間涇渭分明的關系,往往演變成無法調和的激烈交戰。因為政府決定實施東京附近的多摩新市鎮開發計劃,嚴重威脅當地野生貍貓的生存,貍貓們想盡各種方法與人類對抗卻以失敗告終,這是《平成貍之戰》所講述的故事;《風之谷》里所描繪的“腐海”,實際上是凈化污染水源和土壤的神奇空間,人類卻對它懷著恐懼和憎恨,甚至試圖將其燒毀,導致腐海中憤怒的“王蟲”席卷而來;在《幽靈公主》里,因為人們燒荒砍伐森林,深受滋擾的野豬神決心與人類拼死一戰守衛家園,人類砍下森林守護神麒麟獸的頭,幾乎導致滅頂之災。在這一系列的生死激戰中,人類始終是處于入侵者的地位,而看似靜謐安詳的自然界,也會在面臨危機之時,爆發出人類難以想象、更無法抵御的狂暴與魔性。

相對而言,以紀錄片形式出現的生態主題電影,其寫實主義風格就顯得更加強烈,更強調新聞報道式的非虛構性。它擅長以觸目驚心的事實序列說話,以淡化敘事色彩的旁白和現場采訪,深度解析事件的因果關系。航拍漂滿黑色原油的水面,呈示的是海洋污染問題;漫天黃沙的荒漠,展現的是愈演愈烈的土地沙化問題;成群的被剝皮的藏羚羊尸體,講述的是難以遏制的偷盜捕獵問題。這些為人們帶來視覺沖擊和心理震撼的影像語言,充分彰顯出紀錄電影尊重事實的藝術本性與關注現實的社會功能。這種從投資、制作,到發行和宣傳整個運作機制的高度社會性和公益性,在2010年2月的臺灣紀錄片《正負2度C》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影片取名“±2℃”,源自日前哥本哈根會議的結論,即未來人類如果要生存,就必須將氣溫控制在攝氏兩度以內,但在創作者們考察實際情況之后,卻認為前景堪憂。影片由臺灣媒體節目主持人陳文茜率領工作團隊共同制作,從敘事結構和敘述技巧上看并無太多新意,但在發行環節卻富有公益色彩:在經費上獲得多位知名企業家的聯合贊助;在宣傳上也得到許多臺灣知名歌手和演員的鼎力支持;主張以不牟利而讓更多人觀看為首要原則,公開影片版權以供全球網民們下載、播放,全力呼吁民眾重視全球暖化議題,尤其是希望島內觀眾能由此對臺灣的海平面上升問題形成足夠的關注度。

影片在結尾引用2009年一位印度女孩在聯合國所發表的談話,將這一問題聯系到政治領域。這位女孩曾經如此追問在場的各國代表:“我希望你們對地球做出改變,你不要讓我長大之后,回過頭來質疑你們,當你們擁有權力的時候,你們做了什么?”由此可見,雖然是一部以紀錄風格呈現于世的電影,但無論是鏡頭的使用還是主持人的旁白,都帶著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和價值傾向,體現出游離于傳統紀錄風格之外的意識形態傾向和環保宣傳意味。如果說,《正負2度C》對于海平面上升問題的擔憂與思考是一種積極正面的大眾宣傳的話,那么,在揭示生態失衡真相,追尋事件發生緣由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對某些人類群體陰暗本質的揭示,換句話說,許多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生態悲劇,都是人類貪婪本性所造成的惡果。這在2010年奧斯卡獲獎紀錄片《海豚灣》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

數十年來對海洋哺乳生物異常關注并積極參與其中的理查德•奧巴瑞,以超絕的智慧與膽魄,和近乎冒險的工作方式,與環保主義者、導演路易•皮斯霍斯積極合作,為人們揭開一場長久以來不為人知的黑暗內幕。他們的工作組深入位于日本的“太地(TAIJI)”海灣,共同展開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偷拍任務。這個地勢險要風景美麗的秘密海灣,卻因為當地漁民對海豚實施的無限制捕殺,而成為葬送海豚生命的可怕地獄和“屠宰場”。創作者們突破戒備森嚴的重重防線,潛過那些“又高又尖的鐵錐的大門、帶刺的鐵絲網和像剃刀一樣鋒利的柵欄”,以“非常規”的方式,完整記錄下當地捕殺海豚的真相。首先,在制作團隊的構成上,《海豚灣》是非常規的。由于捕殺海豚是當地小鎮的支柱產業,是漁民們牟取金錢的主要途徑,所以任何試圖接近腹地、記錄真相的行為都有可能導致被羈押甚至被奪去性命。皮斯霍斯所邀請的成員,都需要有“特種部隊”式的超常能力,以便能及時應對突如其來的偷襲和各種形式的攻擊;其次,在拍攝方式上,也是非常規的,除了邀請國家潛水冠軍和“工業光魔”的特效高手,幫助他們在水下偷偷安裝攝像頭和竊聽器之外,還請電學專家為攝制組提供高速運行的馬力系統和無人駕駛的遙控飛機模型;整個拍攝過程全部使用只有在軍事領域才會用到的無熱源高清攝像機。

歷盡艱辛和危險所拍攝下來的影像資料,成為揭示關于海豚灣生態問題的最有力證據,那些充滿現實感的鏡頭無需太多解說,足以引起觀眾對于這一屠殺行徑的強烈憤慨,以及對海豚境遇的深切同情。作為擁有比人類更大腦容量的生物個體,海豚具有與生俱來的善良與同情心,它們也是唯一會主動拯救人類的可知野生動物。但是為了可怕的貪欲和野心,人類卻放棄了最基本的良知,背離了本性,處于利益鏈條之上的政府部門,同樣對海豚的獵殺行為采取不聞不問的漠視態度,電影在制作和發行過程中,也遭遇不同程度的冷遇和阻撓。正如有人所形容的,“人類是地球上的癌細胞”,這部影片的深刻之處在于,它不僅用異乎尋常的堅韌與信念,將這場殘忍的生態悲劇展示于世人面前,更深入探究了悲劇之所以發生的人性根源與社會根源,使觀眾能夠在譴責和反省人性丑惡之劣根性的同時,對丑惡現象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制度與現代文明土壤給予深切的思考。從某種意義上,《海豚灣》為生態觀念和自然精神的傳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探索方式和文化高度。

三、炫目與煽情:生態理念的商業策略

雖然記錄風格的電影更加注重對事實數據的推敲與鋪陳,所揭示的真相也足以讓觀者警醒,但那些產生于主流商業體制之內的娛樂電影,同樣對生態觀念和環境問題進行著一種特殊方式的有效傳播。與紀錄片最明顯的區別是:通俗劇中的生態危機傳播,并不是生活中具體存在或者已經發生的,而是依據現實情況所推導出來的一種“潛在”風險。這種“莫須有”的生態風險和危機,因為被賦予了看似有理有據的邏輯推理,而變得具有說服力,同時那些生動、形象、驚險萬分的災難過程因為加入敘事元素的嚴密建構,使得觀眾即便沒有經歷過此類事件(紀錄片有時會因為過于真實反而給人造成一種距離感),卻會在觀影過程中“將其轉化為自己個人經驗的一部分并獲得某種心理和情感的認同”[3]。從這個角度說,通俗劇的敘事屬性一開始就決定了它將是最能將生態觀念進行廣泛傳播的電影類型。其中最具視覺色彩的災難片、科幻片,以其形象的直觀性與超絕的想象力,不僅為人們揭示了更具威脅性和破壞力的生態危機,也蘊涵了更為通俗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元素。#p#分頁標題#e#

在數萬年前的冰河世紀,無敵于天下的恐龍徹底滅絕,如果新冰河世紀來臨,人類會不會遭遇和恐龍同樣的噩運?影片《后天》就是基于這樣一種想象所進行的災難故事。繼拍攝該片數年之后,導演羅蘭•艾默里奇以更加先進的電腦科技與特效,制作了另一部生態災難題材電影《2012》。在這部影片中,導演“匯集了幾乎電影史上所有的災難:地震、海嘯、颶風、火山爆發、洪水滔天,大量體現人類文明的標志性建筑物在自然界面前顯得如此脆弱,不堪一擊”[4],整個城市如同陷落的輪船,迅速地斷裂、傾斜、破碎,渺小的人類群體也因此遭受難以想象的滅頂之災,人們對于生態災難的無窮想象,似乎也在一系列天崩地裂的劇變中,被發揮到極致。與《后天》《2012》《彗星撞地球》《地火熔城》《海云臺》等影片相比,采用IMAX技術拍攝的《阿凡達》,則不再偏重于渲染災禍所帶來的可怕后果,而是嘗試建構一種更加完整和成熟的生態學思考。

影片講述地球上的某大型公司,為了攫取潘朵拉星球上的能源礦藏,毫無顧忌地派遣軍隊,破壞當地綿延茂密的生態環境。作為潛入者“阿凡達”出現的傷殘退伍兵杰克,在與納美人交往并相愛的過程中,被他們神圣而莊嚴的生命理念所打動,最終改變立場,挺身而出,成為納美種族對抗特種部隊的英勇首領。這部看似俗套的科幻愛情片之所以被視為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不僅在于它代表了電影科技目前所能達到的巔峰,其復雜的表情動作電腦捕捉及合成技術令人嘆為觀止,更在于作為一部投資高達5億美元的商業娛樂類型電影,竟然還能在常規敘事和主流道德觀念之外,張揚一種叛逆意味的價值取向,并且,能以此為基準,雄心勃勃地建造出一座充滿神奇、幻想與自然主義精神的生態家園———潘朵拉星球,與因現代科技文明泛濫而導致資源枯竭、人性淪喪的地球,遙相呼應。

這個星球擁有“無以倫比、高度發達”的生態系統,動植物種類不計其數且每一種都具有獨特的外形與個性,如潘多拉烈馬、迅雷翼獸、終極魅影、錘頭雷獸、斑牛、蝰蛇狼、閃雷獸……;生命逝去后化成的精靈就像空中飛翔的水母一張一合,夜晚發光的植物如同瑰麗的神秘仙境;懸浮在天際的巨大山脈;虛空中飛瀉千尺的巨大瀑布;納美人用“辮子”的神經末梢與動植物連接感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身心合一”;更富想象力的是,星球上的生態環境是內在聯結的,所有生物都能借助神經纖維網絡———“愛娃”的觸須,自由下載生命的密碼與信息。這一切,共同構成了《阿凡達》敘事的真正主體。

影片的生態觀念與情感立場同樣令人回味,納美人在狩獵的時候,只索取維持生存的基本能量,從不過分砍伐或殺戮,他們相信,生物之間的能量,是一種暫時寄存的關系,并會在生命終止的時候交還給大自然;在科幻片中通常以受害者和弱者出現的地球人類,變成了貪得無厭的侵略者;而傳統價值觀下的“背叛者”杰克,卻是保留人類最后一點善良和道義的英雄,他與伙伴們的反省與抉擇,象征著人類群體道德回歸的部分……這些無疑都在暗喻,過度的貪婪是無意義的,而且必將導致自我毀滅。尊重生命的自由選擇、保護生物的多樣性、以正當的手段獲得維系自身生存的能量,這些并不新鮮的生態主題,在成熟運轉、行之有效的商業運作機制之下,借助一段在外星球上發生的奇幻冒險旅程,被賦予重新讀解的可能。

結語

以生態理念和自然意識為精神主旨的電影敘事,在日趨嚴峻的生態危機背景下,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這是社會轉型與民間力量的催動使然,也反映出電影文化迎合時代潮流與大眾口味的傳播本性。只不過,冷靜寫實的紀錄主義,在細致還原事物本來面目的同時,因其內容的揭露性和敏感性,往往受到許多現實因素的限制,不能進行足夠廣泛的傳播;而情節曲折、引人入勝的通俗劇模式,卻容易將原本殘酷的現實,演化成令人寬慰的虛假狂歡。這種取舍兩難的二元悖論,常常潛藏在那些充滿激情的文化表述背后,暗自糾結。事實上,借助影像的多重書寫,人們試圖獲得的,是對這一問題暫時性的情感紓解和精神寄托,而非尋求真正徹底的解決之道。電影文化所能意指的,也只是人們內心對于生存境遇的焦灼與追問,以及對生命旅程的無盡猜測與想象。生態危機的設問與解決,是一個關乎社會體制、政治立場和經濟利益的復雜命題,需要多方協同,才有突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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