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清中后期浮口形成原因及社會影響，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引言
“浮口”，又稱浮戶或浮民，是指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或者其它生產資料、生存方式，在社會中處于待業狀態下的人口的總稱。“浮口”一詞最早在贛南地區的文獻資料中出現是在清朝中期，同治版《贛州府志•風俗》載:“山邑地瘠而民拙，所恃惟力耕。近以沙淤，失南畝之利，故失業者多。失業者謂之浮口。今之浮口患更甚于昔，俗之日非，浮口為之也。”［1］同一時期的《贛縣志》中亦有相關記載:“鄉居之民，力耕者眾。……又生齒日繁，游手者眾，贛人謂之浮口。一浮口輒費數農之食，其拳勇馳逐，遇事風生者，更為民之蠹。”［2］其實，“浮口”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早就出現了，常見于唐宋以降的正史文獻及其它文獻資料中。“浮口”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傳統社會中普遍存在，它反映了傳統社會中人口數量與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關系及特定時期政府的控制與鄉村社會的運作問題。解析“浮口”，是解讀中國歷史的一把鑰匙。然而，“浮口”問題在贛南地區是怎么產生的?它與贛南的社會經濟有著怎樣的關系和影響?對于這些問題，目前學術界尚無人詳細論述過。本文對此作初步探討。
二、贛南地區“浮口”的出現
根據史志資料及專家學者的研究可知，大約從明朝嘉靖時期開始，贛南地區就接納了大量閩粵地區的移民，客家學界習慣把延續至清初的這次移民高潮稱之為“明末清初閩粵客家的倒遷入贛”。［3］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其中忽略了南明以贛州城為中心的抗清保衛戰及清康熙年間三藩叛亂等一系列動亂對這次遷徙浪潮產生的人口影響。清兵入贛后，南明政府以贛州城為中心，組織了抗清保衛戰，戰爭使贛州人口大量死亡或逃亡，“贛當明季戶籍十萬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戶。”［4］順治年間的動亂使贛南的社會經濟一度蕭條，時任南贛總兵的胡有升曾言“贛南自圍困以來，廣逆疊犯，……死亡過半，赤地千里。”［5］“殺戮逃亡人丁占全省總人丁的36%，拋荒田地占全省總耕地面積的38%。”［6］說明清初江西地區因戰爭死亡及逃亡的人數占當時總人數的比重較大，而且田地荒蕪的現象也大量存在，作為相對偏遠的贛南山區更不言多說，如“順治三年四月初十日，大兵臨南安城，其間民多有死難不屈者。師旅之后，繼以兇疫，郡戶口漸凋耗云。”［7］
再者，江西是三藩叛亂的主戰場之一，戰亂不斷，民不聊生，人口大量逃亡，社會經濟凋敝，致使閩粵移民倒遷入贛的潮流一度中止。時任兩江總督王新命在《清除荒疏》中指出“(江右)自遭諸逆變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蕪，傷殘蹂躪之狀，蕩析仳離之慘，什倍他省……殺戮逃亡人丁七十余萬口，拋荒田地一十七萬余頃。”［8］“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上猶人絕煙斷，空余四壁，孤城一片荒山。……卑縣蕞爾荒陬，迭煙寇變，土番百姓徙亡過半，田土悉多荒蕪，招佃墾辟。”［9］而從戰亂之后贛南地區官府廣行招徠的政策也可推知一二，如興國縣“頻年以來，仰賴上憲嘉意無綏，廣示招徠。”［10］此后，贛南便經歷了一個人口增長和區域開發同時展開的過程，到了清朝中后期，贛南就已經是個人煙稠密，戶口日勝的地區，“浮口”現象漸趨顯現。如寧都州，“國家承平百年，休養生息，四關居民數萬戶，丁口十萬計”，［11］即便偏遠的長寧縣亦是“今戶口日稠，無地不墾，無山不種”，［12］以致“鄉居之民，力耕者眾。……，又生齒日繁，游手者眾，贛人謂之浮口。一浮口輒費數農之食，其拳勇馳逐，遇事風生者，更為民之蠹。”［2］清中后期的“浮口”問題就是在大量移民涌入，贛南人地關系日趨緊張，造成生產資料嚴重不足的背景下形成的。
三、“浮口”形成的原因
清中后期贛南“浮口”問題的出現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是眾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土著及漸次遷來移民的自然增長、土地兼并和外來人口的涌入是“浮口”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闡述外來人口的涌入對“浮口”形成的影響。
外來人口可初步分為安插在此的被鎮壓或招撫的作亂者以及自發的移民群體組成。鄭成功反清失敗后，清政府將投誠的鄭氏舊部安插在興國、贛縣進行屯田。［1］“庚戍春，蔡璋率其屬張治、朱明……等目兵千有余人扶絮家口又數倍到縣……郡守孔興訓親到邑，履畝按籍授田而析置之。軍之名籍者，不自耕，召慕閩廣流人賃耕，旁郡邑賃耕者來如市。”［13］蔡璋屬鄭成功部將，投誠后率領部將攜妻帶口作為軍籍被清政府安插在興國縣。
根據饒偉新的研究:“自宣德年間以來，來自閩、粵、贛中的三大移民群體，分別以不同的形式持續流入贛南地區。贛中移民主要以佃耕、流寓、寄莊或經營工商業的方式向贛南流移。他們主要分布在贛南中部和北部的盆地或河谷平原地帶。閩粵移民則主要表現為流民與流寇，……閩粵移民在贛南的空間流向與分布，表現出一定的地緣接近趨勢:贛南東部諸縣為閩籍移為主，西部諸縣為粵籍移為主，南部諸縣的閩粵籍移民相對平衡。”［14］筆者認為清初贛南的外來人口延續了明末進入贛南的移民趨勢，主要由贛中、閩、粵三大移民群體構成。在地方志及家乘譜牒中，描述清初閩粵流民活躍于贛南地區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深山荒谷，則粵閩僑居，蠻蛋之習，有時而染”，［15］“現則雜以粵人僑寓，險詐叵測，疊遭毒害。雖客其耕耘，以贍國賦，然輕於來者，尤當慮其掉臂而去也。”［16］再如《定南縣改廳部文》稱:“(定南)幅員縱橫二百余里，復嶺重崗，實屬山多田少，俗悍民刁，兼之廣東無籍窮民來此墾種，異籍環處，日漸繁劇……。”［1］康熙初年“閩粵之人，雜處其中，土著者七，流移者三。”［17］
那么，清初贛中及閩粵移民為什么會大量流入贛南地區呢?究其原因，應與下述幾點情況有關。
1．當時情景下贛閩粵邊區社會經濟的基本狀況為閩粵移民遷入贛南提供了可能。清初贛南由于戰亂不斷，人口流亡現象嚴重，出現了大量的荒蕪田地和山區，而與其毗鄰的粵東、閩西一帶多屬山區，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山多田少，耕地面積極其有限，無法承載過多的新增人口，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誠如羅香林先生所言，粵東、閩西客家“第四步的遷移，則以內部人口的膨脹為主因:蓋客家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廣東內部以后，經過朱明至清初的生息，系裔日繁，資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山多田少，耕植所獲，不足供用，以是，乃思向外擴張。”［18］如閩西的上杭，“杭邑田少山多，民人稠密”，［19］粵東“而粵又地狹隘人眾多。”［20］所以在閩粵流民看來，贛南地廣人稀，具有接納移民的較大空間。再者由于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山區的開發價值逐漸提升。贛南有著豐富的山區資源尚待開發利用，這對當時與其毗鄰的閩粵移民而言頗具吸引力，贛南山區可從事商品性的農業經濟作物或經濟林木的種植，以便獲取生存空間。#p#分頁標題#e#
2．清政府政策的吸引。清初實行的遷海與長時期的海禁政策促使閩粵二省流民向贛南遷徙。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政府頒布了“遷海令”，封鎖了沿海地區，強令福建、廣東等省沿海居民內遷30－50里，向內地擠壓，這就造成了“閩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粵東“地窄人稠”的局面，［21］人地矛盾異常尖銳，經常引發械斗，于是有些民眾遷入贛南山區。禁海令則是順治年間頒布的另一政策，嚴格禁止商船、民船私自入海，不允許用大陸的產品、貨物進行海上貿易。海路航運中斷使得閩西、粵東的民眾轉向依賴毗鄰的贛江河運，這也帶動了閩粵民眾向贛南的移民運動。
清政府在沿海推行遷海政策的同時，在內陸地區實行招墾政策。清初贛南動蕩不安，戰亂不斷，各地舊荒未墾、新荒又生的情況較為普遍，社會經濟凋敝，為恢復贛南社會經濟，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平定三藩之亂后，清地方政府廣行招墾。如戴盤在《招粵民墾荒利弊說》中言:“東南各省肅清后，土曠人稀，所以，前年有招徠開墾之議也。”［22］時任兩江總督的王新命在談到江西丁田荒缺時提到“容臣等嚴督各屬，廣行招徠，隨墾隨微。”［8］興國縣官員積極推行政府政策“頻年以來，仰賴上憲嘉意無綏，廣示招徠”。［10］康熙年間寧都知府宋必達在一份奏折中主張“清泰、懷德二鄉久罹寇焚，民多流徙。必達請盡蠲逋賦以徠之，得漸次開墾。”［11］大批贛中及閩粵民眾積極響應政府號召，陸續遷入贛南墾荒。如:“閩粵之能種山者，掣眷而來，自食其力”;［15］“深山荒谷，則粵閩僑居，蠻蛋之習，有時而染”。［15］以致出現了“贛水東西之客家，十九皆閩粵之人”［23］的狀況。
3．田主招佃措施的作用。田主招佃由軍籍招來賃耕者和豪富、大戶招收的佃戶組成。清政府在贛南地區安插招撫軍隊，當時軍籍一般都有招來賃耕者的舉措。如在興國縣安插投誠的鄭成功舊部時，“軍之名籍者，不自耕，召慕閩廣流人賃耕，旁郡邑賃耕者來如市。”［13］贛南當地大戶招收佃戶的做法在明朝中期就有記載:“南、贛二府地方，地廣山深，居民頗少。有等豪富、大戶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為莊所。鄰境小民畏差徭，攜家逃來，投為佃戶，或收充家人。”［24］又載:“訪得南贛二府地方大戶并屯旗軍，多有招集處處人民佃田耕種，……其間富戶包占田地甚廣，招集逃民耕種。”［24］清朝初年延續了之前的舉措，豪富、大戶同樣招集流民耕種土地。如寧都直隸州“先代相仍，久耕一主之田至子孫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25］清初“雩本山縣，田多荊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閩、廣人來耕，其黨日多。”［26］如此良策對與贛南毗鄰的贛中及閩粵無地人口而言頗具吸引力，贛中及閩粵流民進入贛南也就不足為奇。
4．地緣區位和交通條件的便利。贛南地處贛閩粵三省交界地帶，毗鄰粵東、閩西。雖然贛南三面環山，但是沿邊諸縣與閩西、粵東、粵北各縣之間，歷來都有往來的通道，把贛南、閩西、粵東連成一片。這些通道在清初閩粵流民流遷贛南的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根據李世熊《寧化縣志》記載，閩西與贛南之間可以交通往來的隘口主要有三處:武平與會昌之間的火星崠、長汀與瑞金之間的桃源崠、寧化與石城之間的站嶺隘。［27］清初閩西人口便是通過這三條通道進入贛南的。根據周雪香的調查，粵東北各縣入贛的途徑主要有:其一，逆石窟河而上，在武平下壩轉陸路至尋烏羅塘或會昌筠門嶺，由此北上進入會昌、于都、興國諸縣。其二，由平遠壩頭北上，進入朱斗光(今尋烏南橋鎮)，抵達石排下后分兩路:一路逆吉潭河、澄江河北上，過盤古隘到達筠門嶺，寧都、雩都等縣運潮鹽即沿此路;一路向西經太陽關至安遠、信豐、南康等縣。其三，由興寧羅浮越過南嶺進入尋烏，然后北上石排下，或是向西進入安遠、定南等縣。［28］這一時期水路通道的便利為贛閩粵三角地帶頻繁的人口流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5．血緣關系的驅使。正如羅勇教授在《客家贛州》中所言:贛南是客家先民南遷的第一站，是客家民系的搖籃地，許多遷往閩西、粵東的客民與贛南存在著遠祖關系;人窮返本，閩粵客家在走投無路時自然會想起自己的“故鄉”，這樣出于血緣與地緣關系，贛南這塊土地對他們而言頗具吸引力。［29］其中有大量的族譜資料可以證實此點。而且由于血緣親情的關系使得移民在同族間還具有相互牽引的作用，許多后續的移民是從先前同族移民那里獲知就業信息并接受其提供的交通和就業安排而遷入的，使得同一家族的外遷人口在遷入地的分布相對集中。［30］
綜上所述，清初由于戰亂贛南尚處于地廣人稀的狀態，政府遂廣行招徠，贛南在接受外來移民的過程中政府難以控制其數量，致使移民源源不斷地流入贛南地區，至清中后期贛南人地矛盾逐漸顯現出來，“浮口”問題由此出現。據《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嘉慶年間，贛南(不包括龍泉、廣昌)人口達3，858，038人，而田畝僅4，109，864畝，人均耕地1．07畝，人口過?，F象普遍，出現了大量的失業人口。［31］因此也可以說，“浮口”問題是政府“作為”與“難作為”下的產物。
四、“浮口”問題的社會影響
清中后期贛南“浮口”問題的出現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1．提供廉價的勞動力，促進了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中期以來，隨著贛南經濟作物商品生產的發展，贛南地區經濟作物的加工業也相應地發展起來，而具有自由身份的浮民則為這些工廠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如瑞金煙廠，“瑞近于漳，土性所宜，不甚相遠。又制熟煙，必得茶油為用。瑞故產油之地，故漳、泉之人，麋至駢集，開設煙廠……聚千百制煙之人。”［32］材料中所說的“聚千百制煙之人”很大一部分是當地的“浮口”，他們成為工廠的雇傭工人，促進了商品加工業的發展。
清中后期，隨著贛南“浮口”問題的出現，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這促使前期引入的玉米、紅薯等高產糧食作物部分變成為主食，這就打破了贛南單一的糧食生產結構。據《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嘉慶年間，贛南人均耕地僅僅1．07畝，因而許多地方以番薯、玉米這些高產旱糧作物作為主糧，［31］同治《贛州府志》亦載“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終歲不米炊，習以為常。”［1］#p#分頁標題#e#
2．搶劫之風滋生。浮民在贛南地區的大量存在使社會處于不安定的狀態。浮民沒有土地，難以生計，部分入山為寇，干著打家劫舍的勾當，致使清中期以后贛南山區動亂不斷，搶劫盜竊之風甚烈。同治《贛州府志》記載:“地險俗悍，五方雜處，染僑戶蠻蜑之習。舊《志》云爾，學使仁和趙佑題試院楹聯云:‘地是虎頭州，端藉詩書銷武健;春生麟角館，還資法律濟寬仁。’此語于今日尤切。”［1］贛南獨特的地理環境為浮民作寇提供了溫床，“江西匪類甚繁，各有頭目，多藏交界處所……明劫暗竊，持贓勒贖，肆行擾害”，“欲搜捕，則山路崎嶇，深林密菁，兵力難施”。［33］172－172易堂九子之一魏禧針對當時情形就有如下言論:“百姓不謀生業者，宜置常罰，令鄉耆鄰里時簡舉之。蓋游手好閑之人，如米中蠹蟲，饑饉之時，死亡尤甚，多至為盜賊者。”［34］同治《于都縣志》載:“得業者憐失業者之一貧而救濟出銀，名曰‘不敷’，原屬額外通情，為厚俗之一。相沿已久，視為分內之財，至累索不休，且有九找十不敷之云。恃強橫取，竟于除夕碎器毀房，使守業者不予之不得，最為惡俗，惟北鄉無之。”［26］“得業者”主動救濟“失業者”結果卻事與愿違，失業者“恃強橫取”。
大量浮民的出現也助長了贛南的會匪問題。那些失去土地無以為生的“浮口”，是清中后期會匪組織的重要組成人員。浮民通過會匪組織聚財斂財，以解決生計問題。誠如李曉方、溫小興所言:“清代贛南的會匪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即是廣大無以為生的‘失業者’對謀求生存資源的變相表達。”［35］
3．生態環境惡化。由于“浮口”的大量涌現使贛南過度開墾山地以滿足其生存的需要，在此情景之下贛南的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同治《南安府志》載:“傍溪之山，邇來開墾不遺尺寸，山無草木，難受雨淋。土既松動，不敵水力，一徑大雨，沙泥俱下，流及大江，尚猶斗水升泥。近山溪澗沙壅，知必不免。在圳或加挑海，在陂任聽填塞。沙多而水蓄自少，泥平而水易流竭。兼之水失故道，更多沖激橫決之虞。”［7］而生態環境的惡化又使清中期以后贛南的水旱災害頻繁。同治《贛州府志》卷22《輿地志•祥異》記載，明代水旱災害6次，而清代則多達36次。黃志繁根據地方志中對水災的頻率和強度的記載指出，清中期以后，贛南進入了一個洪澇期，水災越來越嚴重，而植被破壞、生態惡化是水災頻繁的重要原因。［36］
4．迫使政府采取相應的政策。針對待業人口多，糧食困難的情況，清政府實行“遏糴”的政策，禁止糧食運輸出境。如道光《寧都直隸州志》載:“一禁遏糴阻糶，谷不流通。……州俗每有私自聯崗，不許搬運出境之事。甚至不許搬運出村，又甚至一城之內亦分畛域，本關之谷不許糶與別關，而田主存倉之租谷亦阻止不許入城，以致米價益昂，小民日食維艱，最為惡習。”［11］面對因“浮口”問題而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清政府嚴行保甲制度，積極核查戶口，以控制無業者，減少不安定因素，以圖社會穩定。如同治《贛州府志》中記載:“贛郡城地廣人稠，五方雜處，最易藏奸，往往假充員弁，不服盤查。近年保甲令嚴，……示諭官紳軍民，均編設門牌，歸地方官會同保甲委員一體稽查。……隨時察核戶口，日夜按段巡查，奸宄無所容身，莠民漸為斂跡。”［1］道光時期，為進一步打擊搶劫盜竊之風，清政府加大了對犯罪者的懲罰力度，“嗣后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地方，如有拜會搶劫訛詐等案，除實犯死罪及外遣為奴罪無可加，并捆人勒贖已照閩粵兩省之例問擬，均各照舊例辦理外，其余軍流以下各犯，均于本罪上加一等定擬。”［33］591
五、結語
贛南地區的“浮口”現象出現于清代初期，至清中后期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有限的生存資源的情況下，由于人口的過度膨脹引發的社會問題，集中表現在人口數量過多而土地資源相對不足，而造成人口膨脹的原因又是相當復雜的。不可否認，“浮口”問題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促進了贛南地區的開發和發展。但是，也帶有負面的影響，給當地社會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面對“浮口”問題，當地官府采取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誠然，這些政策的實施是當時官府意愿的真實表達，但是其效果如何及浮民與地方士紳、宗族之間的關系問題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浮口”問題是清朝前期社會變革的結果，是政府的“作為”和“難作為”共同作用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