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翻譯適應選擇論在譯作西風歌的體現，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Odetothewestwind”是英國文學史上最有才華的抒情詩人之一珀西•比希•雪萊(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于1819年創作的不朽詩篇。在這首詩中，雪萊以熱烈的革命主義者情懷贊頌了西風橫掃舊事物的摧枯拉朽之勢，孕育新生命之功。這首詩感情真摯、氣勢磅礴、格調激昂，表達了詩人打破舊世界的決心和追求新生活的渴望，被認為是“戰斗性的政治詩”。而雪萊也被馬克思贊譽為“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對雪萊極其推崇的文壇巨匠郭沫若，于1922年將其譯作《西風歌》介紹到中國，引起了年輕一代的共鳴，激蕩了他們的革命熱情。此后很多著名翻譯家又將其重譯，版本多達八、九種，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深。本文通過分析郭沫若首譯的《西風歌》，從翻譯適應選擇論視角考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對翻譯生態環境的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 一、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內涵 翻譯適應選擇論是胡庚申教授于2004年提出的。該理論利用人類所進行的翻譯活動和自然界“求存擇優”法則的共通性和關聯性，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適應/選擇”學說為指導，明確指出翻譯的實質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1］。這里的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是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連互動的整體”。［1］16，84，102翻譯的過程則是譯者不斷追求自我適應與優化選擇的一個循環過程。具體地說，“翻譯過程是譯者對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2］。翻譯的原則是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因而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會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方面做出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從而產生“整合適應選擇程度”最佳的譯作。 二、翻譯適應選擇論在譯作《西風歌》中的體現 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群情激蕩。它鞭撻封建專制思想，傳播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塑造了當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思想。于是，封建舊文化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改良過的歐美新文化替代了舊文化，它啟迪了民智，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融，推動了對西方文學作品的譯介和研究。當時很多著名的學者、文學大師像魯迅、胡適、茅盾等都積極投身于翻譯活動，開始大量地介紹和翻譯國外的文學作品，創辦進步刊物和文學社團，帶來了我國譯學研究的一個繁榮時期。郭沫若作為一名思想上進、熱情洋溢的五四啟蒙時代的活動家、翻譯家更是與郁達夫、成仿吾等創辦了“創造社”，積極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在此過程中，英國文學有如春夜喜雨般悄悄浸潤著他熱血澎湃的心。他熱烈地、義無返顧地愛上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為他的斗志、才情所折服，翻譯了他的一系列作品，并首譯了這首抒發壯烈革命主義情懷的《西風歌》。這首詩歌的翻譯是郭沫若對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所做出的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 (一)翻譯《西風歌》是郭沫若對自身需求的適應與選擇 胡庚申認為譯者在翻譯一件作品時，“適應和選擇個人的生存需要、實現自己的生存價值就是一個重要方面。這也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致力于適應和選擇的一個內在動因和目標”［1］。郭沫若從小飽讀四書五經，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有著扎實的中國傳統文學功底。但郭沫若童年所處的時代正是封建制度行將崩潰，資產階級新文化不斷沖擊的時代。特別是從1903年開始，各種新學書籍和新式教本不斷沖擊他的視野。對新學的涉獵，開啟了郭沫若接受外界新鮮事物的思想之門。年少的郭沫若不但善于鉆研書本，而且在中學期間就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政治意識。1914年郭沫若抱著報效祖國的宏偉志愿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在日期間，他學的科目是醫學，可他卻說自己“走錯了路”。面對橫七豎八的解剖尸體，他心里流淌的竟是詩的旋律。當的洶涌浪潮吹到日本時，郭沫若心中壓抑的文學情愫猶如山洪般爆發。作為一名洋溢著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翻譯家，郭沫若對新的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他渴望中華民族的復興，渴望“生底顫動，靈底喊叫”［3］208。雪萊所創作的“Odetothewestwind”在這時闖進了他的視野。作為一名19世紀的作家，雪萊所處時代的背景與郭沫若所處的時代非常的相似。雪萊于1819年寫了這首詩。當時歐洲各國的工人階級為了爭取自身的生存權利，同資產階級展開了英勇的斗爭，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廣大人民在醞釀著反對封建復辟勢力的革命斗爭。面對著歐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形勢，雪萊為之振奮，為之鼓舞，詩人的心中沸騰著熾熱的革命激情。這時，一場暴風驟雨的自然景象，觸發了詩人難以抑制的革命激情，一首慷慨激昂的詩歌立刻沖出胸膛，一瀉千里。它是詩人“驕傲、輕捷而不馴的靈魂”的自白，是時代精神的寫照。與此相距一百年之后的中國，面臨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劇烈的社會動蕩，國家內憂外患，戰事頻仍，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急需精神上的慰藉與鼓舞。相似的革命環境與革命追求，促發了郭沫若對雪萊的崇拜，對他作品的喜愛。他在《〈雪萊詩選〉小序》中寫道“男女結婚要先有戀愛，先有共鳴，先有心聲的交感。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得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我和他結婚了。———我和他合而為一了。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作一樣”。［4］334作為熱愛祖國、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郭沫若找到了實現自己生存價值的目標，《西風歌》的翻譯成為抒發自己憤懣之情，喚起民族斗志的利器。 (二)翻譯《西風歌》是郭沫若對自身能力的適應與選擇 郭沫若認為“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必須有深刻的生活體驗，對原著的時代背景要有深入的了解。”［5］他和雪萊相似的時代背景，使他能深刻體會《西風歌》中所表達的一種無處不在的宇宙精神，一種打破舊世界，追求新世界的西風精神。同時他還強調翻譯者應具備一定的文學修養和語言修養，“語文修養是一切翻譯工作的基礎，尤其是本國語文的修養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如果本國語文沒有深厚的基礎，不能運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礎，翻譯起來也是不能勝任的。”［6］翻譯者如果缺少這一條件，從事詩歌翻譯將是舉步維艱。還在孩提時代，郭沫若就受母親的影響，誦讀“唐人絕句”，至六歲入家塾讀書，開始全面接觸中國古代詩歌，背誦《三字經》、《千家詩》和《古文觀止》等，同時進行了古典詩詞寫作方面的訓練。到十三歲讀樂山高等小學時，郭沫若已能翻檢深奧難懂的古典史籍，背誦先秦諸子、《史記》，并能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這些傳統的中國文化給郭沫若在詩歌的翻譯與創作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國學修養是一般的翻譯家難以企及的。而在日本留學的十年間，郭沫若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并能夠在這些不同的語言中自由穿行，其雄厚的外文功底也使人難以望其項背。在翻譯《西風歌》之前，郭沫若已于1921年出版了詩集《女神》，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這本自由體詩的詩集，沖破了中國舊體詩僵硬格律的束縛，運用現代白話的方式進行寫作，以強烈的革命精神，鮮明的時代色彩，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豪放的自由詩，開創了一代詩風，為詩歌的創造和革新樹立了榜樣，郭沫若也被認為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在詩歌譯介方面，郭沫若在翻譯海涅、歌德、拜倫、惠特曼詩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了自己的翻譯主張—“風韻譯”和“以詩譯詩”。他的風韻譯指的是“理想的翻譯對于原文的字句，對于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于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原文中的字句應該應有盡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譯，或先或后，或綜或析，不在損及意義的范圍之內，為氣韻起見可以自由移易”［7］211。他的這一翻譯思想既是對前人的超越，又啟迪了后來的翻譯家，也具體體現在了他的翻譯實踐中。由此可見，翻譯《西風歌》是郭沫若根據自身能力所做出的適應與選擇。#p#分頁標題#e# (三)翻譯《西風歌》是郭沫若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 1．對語言維的適應與選擇 語言維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的形式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適應性選擇與轉換?！段黠L歌》是一首格律詩，是三行詩節和十四行體的混合。全詩在形式上是由五首十四行詩構成的，即每一詩節都是十四行，其中四個三行詩節，一個雙行偶句。每個詩行基本都是五步抑揚格，韻腳為aba，bcb，cdc，ded，ee，句法嚴謹而又富于變化，較好地抒發了作者慷慨豪放的激情，表現了西風狂烈不羈的氣勢，從而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作為“風韻譯”的主張者，郭沫若認為理想的翻譯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譯，應該在不損害原文意義的前提下，對原文中字句的先后綜析可以自由移易，但一定要保持原文的氣韻和情緒。所以他的譯文也正體現了他強調文章“氣韻”的主張，完全打破了原詩的格式，以恢宏的氣勢譯出了獨特的神韻。以原詩第五部分來看:原文:Makemethylyre，evenastheforestis:Whatifmyleavesarefallinglikeitsown!ThetumultofthymightyharmoniesWilltakefrombothadeep，autumnaltone，Sweetthoughinsadness．Bethou，Spiritfierce，Myspirit!Bethoume，impetuousone!DrivemydeadthoughtsovertheuniverseLikewither’dleavestoquickenanewbirth!And，bytheincantationofthisverse，Scatter，asfromanunextinguish’dhearthAshesandsparks，mywordsamongmankind!Bethroughmylipstounawaken’dearthThetrumpetofaprophecy!OhWind，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譯文:請把我作為你的瑤琴如像樹林般樣:我縱使如敗葉飄飛也是無妨!你雄渾的和諧的交流會從兩者得一深湛的秋聲，雖凄切而甘芳。嚴烈的精靈喲，請你化成我的精靈，請你化成我———你個猛烈者喲!請你把我沉悶的思想如像敗葉一般，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請你用我的詩句作為咒文，把我的言辭散布人間，如像從未滅的爐頭吹起熱灰火燼!請你從我的唇間吹出醒世的警號———嚴冬如來時，哦，西風喲，陽春寧尚迢遙?從譯文來看，郭沫若拋開了原詩的格律，未采用任何韻腳，而是根據作品本身所表現出來的內涵和氣韻，打亂了原詩的語言順序，運用文言白話的形式，重新構建出一套符合漢語行文的格律詩，讀后仍感“氣勢奔放，音調雄厚，有如暴風馳騁，神韻不減原作”。［8］189在文中，“deadthoughts”，“incantation”和“thetrumpetofaprophecy”分別譯作“沉悶的思想”，“咒文”和“醒世的警號”，既符合了原詩暴風馳騁的音調，又反射出五四時期中國人沉悶的急需激勵奮進的精神狀態。而“Bethou，Spiritfierce，Myspirit!Bethoume，impetuousme”被譯為“嚴烈的精靈喲，請你化成我的精靈，請你化成我———你個猛烈者喲!”兩個“化成”語氣迫切，情感真摯，氣勢恢宏，堪稱傳神之筆。結尾句中“嚴冬”和“陽春”的對照，更顯文章典雅莊重。 2．對文化維的適應與選擇 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關注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和內容上存在的差異，避免對原文的曲解，同時在進行原語語言轉換時，注重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與闡釋。郭沫若翻譯《西風歌》時，中國的文學體系正處于由傳統詩歌向白話新詩的轉型過渡時期，詩歌的翻譯也必然受到這種客觀文化因素的影響，而詩歌翻譯策略的選擇與譯者自身對本國民族文化地位的主觀認定有密切的關系。作為白話新詩的鼻祖，郭沫若在翻譯此詩時，既沒有完全拋棄傳統的“五言”、“七言”格律詩的形式，又沒有徹底使用白話，而是以文白夾雜的形式作為目的語語體，以風韻譯的翻譯思想接近譯文讀者，在對原語語言進行轉化之時，注重本民族的審美情趣和文化心態。在詩的第二節，原文在描繪狂暴西風的精神面貌時說:“LikethebrighthairupliftedfromtheheadofsomefierceMaenad”。“fierceMaenad”本指希臘神話中的酒神女祭司，然而由于當時的社會對西方文化缺乏足夠的了解，直接翻譯并不能產生似原文讀者般所理解的文化意象，因而譯文中采用了“猛烈的預言者”來消除異域文化的陌生感，以期譯文讀者會和原文讀者一樣產生強烈的共鳴。 3．對交際維的適應與選擇 任何翻譯都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而任何交際活動都有其自身的目的與意義。郭沫若認為翻譯家在翻譯作品之前，若對所譯作品作過精深的研究，有正確的理解，在翻譯過程中具有創作精神，在譯述之時，就會感受到迫不得已的沖動，這樣產生的作品才會生出效果，引起讀者的興趣，達到交際目的。郭沫若有感于當時中國大地的黑暗和沉悶，有感于人們精神狀態的憤懣與沉淪，滿懷激情譯就《西風歌》。它無情地揭露了封建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罪惡，熱情地謳歌了反抗壓迫、爭取自由的革命主義精神，燃起了中國人民的革命激情與斗志。尤其是詩的最后兩句，曾經激勵著無數愛國青年克服重重困難，奮勇前行。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說的“一百多年來，當革命者在舊社會的黑暗深淵里，感到心情沉重，不少人是吟詠著這兩句詩又重新抬起頭來的”。 三、結語 通過運用翻譯適應選擇論對譯本《西風歌》的翻譯過程進行解讀，不難發現作為“風韻譯”的首倡者，郭沫若在創作過程中完全貫徹了其翻譯思想，充分發揮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他的個人氣質、藝術功力、行文習慣自覺不自覺，或多或少地在翻譯過程中反映了出來，直接影響到了其譯文的形成。［9］作為擁有深厚國學功底和外語天賦的翻譯家，郭沫若在新舊社會和新舊文化過渡的特定翻譯生態環境下，從語言維、交際維和文化維三方面進行了適應性選擇轉換并維持了三者之間的有機結合與平衡，形成了“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