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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當今的翻譯研究領域，翻譯行為的多視角研究成為熱點，翻譯倫理研究的興起是其中的一抹亮色。法國著名理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Berman）曾提出有必要思考翻譯正當的倫理目標(Berman，2000:285；轉引自彭萍，2008:24)。2001年《譯者》（TheTranslator）又推出了《回歸倫理》（TheReturntoEthics）?？?，凸顯翻譯界對翻譯倫理問題的極大關注。 但是學者們的關注都有自己的側重點，例如LawrenceVenuti提出的“差異性倫理”（theethicsofdifference）（Venuti,1998:81）和AnthonyPym提出的“跨文化交際倫理”（theethicsof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Pym，2003:2）等。本文則側重論述道德因素對譯者的影響。因為譯者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浸染在輿論或倫理道德中，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并非會嚴格按照忠實的規約去操作，會出現譯者有意識的不忠實行為，而這樣的行為產生了什么后果，又會受到怎樣的評價？本文就以發生在《葉問Ⅰ》和《翻譯風波》這兩部電影中的主人公身上的一系列事件為例，從語言文字層面和道德層面論述譯者有意識的不忠實行為。 2.語言層面上的“不忠實” 傳統翻譯倫理建立在“忠實”的基礎上。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譯者要么對原文文本、要么對原文作者保持忠實（同上:1）。對比中西方翻譯史，關于“忠實”的翻譯是有著相似的根源的：中西大規模翻譯活動（指筆譯）的發起及其展開都與宗教文獻的翻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西方是《圣經》的翻譯，在中國則是佛經的翻譯[……]他們都是懷著非常虔誠的心把原文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然后對著原文字斟句酌，逐行推敲,謹小慎微,殫精竭慮，惟恐在翻譯時稍有不慎而影響忠實地傳遞原文的思想，從而歪曲了上帝的旨意、佛祖的教誨（謝天振，2010:5）。正是因為面對大量的宗教文獻，使得信仰宗教的譯者們都是誠惶誠恐地去翻譯，所以才有了忠實的傳統流傳至今，這是翻譯實踐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也是譯者在文本層面忠實于原作的表現。 但是傳統的忠實倫理已經不在翻譯理論中廣泛流行了，因為它仍保持著對譯者任務的一種社會偏見（Pym，2003:2）。這種偏見認為譯者應該忠實于原文或者原作者，而且忠實倫理束縛了譯者的能動性，增加了譯者對原文或原作者負責的壓力。實際上，在當今的翻譯過程中，翻譯是由譯者、修訂者、技術工程師甚至包括作者和客戶等成員組成的一個小組來完成的，而不是由單獨的譯者去對整個事件負責（同上:2）。同時復雜的社會環境，道德、經濟、政治甚至是軍事等因素都對譯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譯者的個人倫理與職業倫理發生激烈沖突的時候，譯者會最終被迫做出激動人心的決定——他們愿意在何地、何種情況下去工作（Robinson,1997:25）。所以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譯者有時候會做出有意識的不忠實舉動，而這種有意識的不忠實看似違背了譯者的職業道德的約束，實則是為了在更高的層面獲取更大的利益（不僅包括物質上的利益，而且涵蓋了對譯者心靈的慰藉等精神層面的利益）而做出的正確選擇。此時就無法用具體的翻譯策略來解釋譯者的行為了，而翻譯倫理則是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對譯者的這種行為給予了合理的闡釋。 例如在電影《葉問Ⅰ》中至少有三處場景體現出了譯者有意識的不忠實。首先，當三浦將軍踢給葉問一袋他打贏后所獲得的米時，說道：“再來吧”。 李釗翻譯為：“他想讓你再來”。葉問說：“我不是為這些米而來的”。李釗卻翻譯說：“他會再來的”。三浦又問葉問：“你叫什么名字”？李釗對葉問說：“他想知道你的名字”。葉問回答：“我只不過是一個中國人”。李釗翻譯為：“他叫葉問”。葉問要為同胞爭口氣，就挺身而出打敗了囂張的日本人，維護了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在面對日本軍官的詢問時，顯示了民族氣節，給出了每一位中國人心中的答案。殊不知這樣的回答定會惹怒日本軍官，所以出于保護葉問的目的，李釗篡改了葉問的回答。 其次，當日本人跑到葉問好友周清泉的工廠去找葉問的時候，佐藤上校對著工廠的工人大喊：“葉問在哪里？”作為譯者的李釗及時站出來對大家喊道：“大家千萬不要說話”。此處雖然僅有短短的一句話，卻將李釗的機智和勇敢描繪得淋漓盡致。李釗做出這樣極其不忠實的翻譯行為，一方面是為了穩住日本人，緩和劍拔弩張的氣氛，另一方面是考慮到工人和葉問的安危，確實不能讓工人們透露葉問的下落。 他的目的非常明確，既要保護工人免受傷害，又要確保重要信息不能外泄。 我們再來看第三處，三浦要求葉問教日本人學功夫，葉問回答：“我不會教日本人功夫，你那么想看我打，我就跟你打”。李釗譯為：“他說他會好好考慮做教官的事，他還說想與三浦將軍您切磋”。在這句話中我們應該注意到李釗的用詞。葉問說要跟三浦“打”，但李釗翻譯為“切磋”，并且葉問用的是“你”，李釗在翻譯時卻替換為日語中的敬語“您”，語氣上減少了許多銳氣和鋒芒，多了些緩和。 上述三處場景清楚地展現了在翻譯過程中，“翻譯倫理不可能被忠實的概念所約束”(Venuti,1998:81)，所以譯者突破了忠實原則的束縛，他/她沒有選擇與原文一一對應的翻譯策略，而是根據場景，在不違背譯者良心的前提下，自由發揮，所以出現了“不忠實”現象。事實上，譯者作為一位社會人，他/她的翻譯行為必定受到多方面客觀條件的制約和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在翻譯過程中，或多或少地都會加入自己的感情。而且從譯者的動機來看，在感情層面上，李釗的翻譯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師傅不受到傷害。李釗作為一名譯者，雖然被葉問罵為走狗，而且面對兇殘至極的日本人，他自己被毆打致頭破血流，但是仍然竭盡全力保護師傅及其家人免遭日本人的毒手。#p#分頁標題#e# 其實“有些譯者顯然不能選擇不為哪些具體客戶服務。比如目前在伊拉克，譯者就沒有很多選擇，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需要養家糊口。如果你被迫無奈為你不信任或不尊重的客戶工作，而且這個客戶還在侵略你的國家，屠殺折磨你的同胞，那么在我看來，你完全有理由運用語言（和其它）技能來打擊她/他所屬的機構”（Baker&Chesterman,2009:37）。正如電影《葉問Ⅰ》中，李釗要維持全家人的生計，去為日本人做翻譯，也是無奈之舉。 盡管日本人是李釗的客戶，但是這些侵略者卻在迫害或屠殺中國人，這樣的情況正符合上述情形，并且李釗也像Baker所贊同的那樣，采取了符合正義一方的倫理道德的行為。他竭盡全力用“語言技能”去保護同胞，防止日本人的陰謀得逞。由此我們就能理解李釗為什么不忠實于他所謂的客戶——日本人了。可是畢竟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李釗也要活命。所以在當時那樣動蕩的環境下，僅靠一個譯者是不可能拯救所有人的，即使是一代武學宗師——葉問也無法做到保護每個國民都不受傷害。不過葉問和李釗都選擇了勇敢地去面對列強的暴行，他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護身邊人的安全以及維護國家的榮譽和民族的尊嚴。 縱觀歷史，譯者的作用主要由當時的權力層級結構以及譯者在其中的地位決定的。在這方面，如果你或你的同胞在這個層級結構中處于嚴重不利的地位，最道德的立場或許是，以另一種忠實——忠實地抵抗——的名義，在翻譯的時候絕對地“不忠實”。 （Cronin,2002:58-59;轉引自Baker&Chesterman，2009:37）電影《葉問Ⅰ》以中國遭受列強侵略為時代背景，來展現一個譯者為了保護自己的同胞而選擇不忠實的翻譯策略。正如前段所言，在侵華戰爭中，中國在“層級結構中”，正“處于嚴重不利的地位”，所以譯者選擇了“最道德的立場”——絕對的“不忠實”。 因此人們對李釗機智勇敢行為的欽佩，不會因為他的不忠實翻譯而削弱，反而會認為他是位尊師、愛民的合格的譯員。 如果說，電影《葉問Ⅰ》中的不忠實情況重點體現在語言文字層面上，那么，下面電影中的例子則是在倫理道德的精神層面。當譯者面對道德上的“對與錯”時，她/他該作何選擇？ 3.道德層面上從“保密”到“泄密” 對于EmmanuelLevinas來說，重要的一點是，倫理不能被社會或者歷史的壓力所鎮壓，盡管它會引起社會或政治的變動。因此Levinas堅持倫理高于政治（Baker&Saldanha，2009:101）。電影《翻譯風波》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在電影中，一名在非洲出生的聯合國口譯員希薇亞•布倫（SilviaBroome），有一天在無意間聽到有人用只有包括希薇亞在內的少數人聽得懂的非洲土語，討論一項暗殺陰謀，暗殺對象是即將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的一位非洲國家元首。當她聽到這個驚人秘密之后，很快就發現自己也成為兇手的追殺對象。隨后她向相關單位報案，托賓•凱勒探員（TobinKeller）被指派保護希薇亞•布倫的安全。經過二者的合作及密切調查，最后得知這場詭譎多變的政治暗殺行動是為了讓那位總統擺脫因獨裁統治而走進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最終電影揭示行動失敗，那位戕害人權的獨裁統治者也被繩之以法。雖然這只是電影中的故事情節，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即當譯者得到的消息，尤其是與政治紛爭或社會穩定相關，是選擇為了保全自己而緘默，還是選擇為了保護更多無辜人民的生命不受威脅而揭露這些不法活動？此時的譯者已經不會再糾結于是否忠實地翻譯原文這種語言文字層面上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在翻譯行為發生前，操縱譯者行為的倫理道德的層面。 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MonaBaker教授曾在與AndrewChesterman教授的一次訪談中談到了這個問題。譯者“收集他們非法活動的證據，以（在適當的時候）揭露他們的陰謀，使他們‘胎死腹中’。這種行為符合道德標準嗎？在我看來，這無疑是合乎道德規范的；不采取行動阻撓客戶的行為，反而是不道德的[……]我們是在和活生生的人而非機器打交道，任何行為準則或‘職業精神’的言論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永遠不能。”（Baker&Chesterman,2009:38）隨后Baker舉了一個實例：凱瑟琳•甘曾經是為英國政府工作的議員，2003年她以叛國罪被審訊，但在很多國際名人的幫助下最終勝訴。甘向報社泄露了絕密信息——美國為了促使聯合國通過授權攻打伊拉克的決議，要求英方協助美方竊聽了幾個國家駐聯合國外交官的辦公室（見英國《衛報》的報道，2004）?，F有的任何道德準則都不會建議人們泄露客戶的秘密，然而在這個案子中，甘（以及她的很多支持者）確信自己的行為是合乎道德規范的。據報道，她曾經說過：“我對自己所做的事一點都不感到內疚，所以我不會承認自己有罪，即使我會因此而獲輕判”。（Baker&Chesterman,2009:38）正是因為有了道德這樣堅強的后盾作支撐，譯者良好的修養和善舉以及社會對譯者及其所揭露事情的關注，才讓凱瑟琳•甘贏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也就不會再有那么多硬性的職業標準或者法律法規等指標來制約甚至是懲罰凱瑟琳•甘的行為。 按照職業素養，譯者在翻譯中要堅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不應該將個人偏見或宗教信仰、倫理道德觀強加給他人（許鈞、穆雷，2009:197）。盡管有如此職業素養的要求，但是完全不介入、不干涉的翻譯根本不存在，即便是譯者想保持絕對中立也不可能?？紤]到譯者也是有良心和道德判斷水準的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種情況：譯者自己覺得無法避免以比較直接的方式介入（Baker&Chesterman,2009:38）。 所以現實世界的紛繁復雜，倫理道德的操控使得譯者從恪守職業準則的“保密”變為“泄密”。#p#分頁標題#e# 4.總結 翻譯倫理被越來越多地用于解釋翻譯過程中有意識的不忠實翻譯行為的產生原因，以及闡釋倫理道德因素對譯者翻譯動機和翻譯策略的影響。兩部電影取材于生活，以其獨特的視角和表現手法將譯者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以及面對種種壓力甚至要付出巨大代價時所展現出的機智和勇敢詮釋得淋漓盡致。雖然譯者應該嚴守職業準則，如機器一般不帶任何感情而且是忠實地服務于她/他的客戶，但也阻止不了倫理道德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背后默默地操控、衡量、拷問，甚至是支持著譯者的行為。 于是才出現了與職業操守背道而馳、卻能被社會廣泛接受的譯者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