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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門縣歷口鎮環砂村，古稱環砂富村，白果樹下，俗稱程家。宋代屬祁門縣孝上鄉文溪里，元明清屬十七都文溪里富村社，后屬歷口鎮。這里地處祁門西北隅，牯牛降腳下，與歷口、彭龍相連。［1］發源于大歷山的湘東河繞村而去，注入閶江。環砂村亦因湘東河縈繞，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條沙帶。據《祁門縣地名錄》載：環砂村“因村落背山環水，四周盡砂石”而得村名。環砂村有160余戶，500多人口，相傳過去是金、鮑、李、程四姓混居，滄海桑田，金、鮑、李三族相繼衰落，而由祁門城北遷此的程姓卻是一枝獨秀，成為環砂村獨一無二的望族。［2］ 環砂村程姓據《寓巖程氏族譜•序》記載，“考程氏得姓自黃帝重、黎之后，伯休父為周宣王大司馬，封程伯，后逐以國為氏，故始望安定；戰國時，嬰公實存趙宗系出晉陽，故再望廣平。東晉，元譚公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善政，詔賜宅于歙黃墩，新安程氏咸祖焉。十三傳至忠壯公，又十五傳至仲繁公，始居善和，祁門程氏咸祖焉。八傳至令?公，生四子：浚、滋、淳、潤?？９谒谓B興（1131-1162）間遷環砂富村，自號寓巖，示不忘善和本原之義。”［3］ 這里是目連戲故里，據祁門縣舊志記載，自唐代以來，祁門的僧寺和道觀一直就很興旺，宗教氣氛非常濃厚，香煙不斷。環砂村過去沿湘東河上下9里，就有寺觀廟宇13座，號稱“九里十三庵”。它們依次座落在：傅家背、陽山、三山廟、汊上、莫家嶺、三灣里、環砂村、舒家嶺、黃土嶺、石亭子、環砂嶺。其中環砂村一地就有圓覺庵、紫金庵、屈原廟，次第建于“會緣橋”附近，前二座現在僅存廟基瓦礫，而屈原廟在最近二年也已圯衰敗。［2］ 祁門縣環砂村祠堂的院子里以及河邊等地方，有不少古代遺留下來的碑刻，這些碑刻不僅是環砂村重要的地方文獻資料，它是當時這個鄉村的政治、經濟、宗教、民俗等活動的具體反映，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和文物實物價值。 一、成化二十三年寺廟功德碑 環砂村祠堂的院子里有一塊“成化二十三年(1487)歲在丁未春三月立的寺廟功德碑，”碑刻規格為77×38厘米，碑靠在院子里中圍墻上，碑文如下： 孝上鄉文溪里富村社奉神眾信弟子，喜舍己財，做造龍牌、香案、石鼓、槽門入廟供奉，祈保各家清潔，百事興隆，福有所歸者：程文昌、文悌、壽保、本海、本端、文華、文斌、光遠、本鉞、尚?、文禎、文壯、本浩、光榮、尚武、文□、文英、本鳳、本輪、尚迪、葉氏嬌奴、文祿、本良、本鵠。為首人：克寬、本仁。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歲在丁未春三月吉旦謹題① 屈原廟為環砂村的水口廟，俗稱“大廟”。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國貴族。屈原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法律的制定，主張章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后遭讒去職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國攻破了楚國國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滅，對前途感到絕望，雖有心報國，卻無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投汨羅江自殺。其作品《離騷》、《九章》、《天問》等對后世影響很大。 屈原被環砂村民尊為“水府老爺”，屈原廟依山面水，整體建筑頗為雄偉。廟宇分為前后兩進，前廳高大空曠、平坦古樸，可供信徒集會，或往來行人小憩。后廳是供奉屈原神像的主殿，高于前廳兩米，拾級而上，頓時肅穆莊嚴、神圣虔誠。神座前后有兩尊屈原神像，后面1尊為固定不動之高大雕塑，前面1尊則為可以移動，形體相對稍小，可以更換衣冠龍袍的木雕坐像。1936年在上海做紅茶生意的程吉人，為這尊坐像最后裝了一次全套金。 過去，環砂村在每年農歷四月初一屈原誕辰日，都要辦請神活動。從三月三十開始，忠義會通宵達旦在屈原廟舉行敬奉儀式，宣讀祭文，每逢端午節則更加隆重。四月初一村民迎接屈原神像到程氏宗祠“敘倫堂”，安放在寢堂專設的神座上，供全村人禮拜，至第二天送還。請神迎送活動全村人幾乎全部參加，神像被安放在一個特制的鑾架上，由四個人抬著，前面是4個人抬著繡有“清道”二字幡旗，依次是印著黃龍圖案的彩旗兩面在前面開道，眾人隨后各持樂器、鑼鼓、香案和鞭炮，魚貫而行。時而鎖吶高奏，時而笛聲悠揚，整個活動特別隆重而熱烈。［4］ 現在，屈原廟雖然已經倒塌了，但這塊距今有524年的功德碑卻是環砂村宗教氣氛非常濃厚的一個見證。 二、隆慶四年修理寢堂碑 環砂村祠堂中有一塊“隆慶四年（1570）庚午歲一陽月后二日立的修茸寢祠碑刻,”碑刻規格為87×52厘米，碑刻鑲嵌在寢祠左旁的墻上，碑文如下： 大凡有祠，則有寢。是仁人孝子，恐不得致其如在之誠云爾然，建寢匪財弗治，而工費難備者多也。族派十有六股，不拘以分茍匪人弗成而住重不勝者多也。族十有五，首取惟其能，凡茲首人遂承寢事，惟謹夙愿悉心效力，毋荒毋怠，其間鳩工聚材之不一，工作匠事之并興，田春及小陽十三日，茲室底成。匪首之能，孰能成功就緒如此哉！族嘉及績，子因錄其實，命工刻之，以示勸于將來云。計開股分：仲公伍分伍厘應公一分貳厘杰公伍分伍厘陸公壹分熙和公貳分富公捌厘首人例名于左：本秀、伯哲、宗淳、萬冬、伯順、宗潭、時珊、玄錫、宗棣、時鶚、天照、宗享、伯享、新生、應龍旨隆慶四年（1570）庚午歲一陽月后二日希堯草撰天統書② 環砂村程氏宗祠“敘倫堂”位處村中心，坐東朝西，占地上千平方米。宗祠整體建筑宏偉高大、古樸莊嚴，分前、中、后三進，由前院、儀門、大天井、享堂（正廳）、小天井（天池）和寢室與閣樓組成。祠堂內所有立柱與橫梁，原都是懸掛有形相各異的楹聯和匾額，數以百計，僅光緒甲申《程氏族譜》記載的即有27件。尤其是高懸于正廳上方三個各約一米見方的蒼勁大字———《敘倫堂》和矗立兩側的程氏祖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斗金大字，令身臨其境者，肅然起敬。［4］#p#分頁標題#e# 宗祠儀門，即大門樓，以中門與左右兩道耳門為脊分成門里與門外兩個門廳，必要時，可分別搭臺唱戲或集會。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打目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本村業余黃梅戲劇團演出，就是在里門廳搭臺進行的。而外門廳搭臺唱戲，則多為1949年以前，邀請一些外地民間小戲班演出。宗祠大門，即中門，開在整個祠堂中軸線上，門兩側是一對用黟縣青石料雕刻成的抱鼓石，基座上襯以花草鳥獸圖案，工藝精細，具有較高的藝術、欣賞價值。祠堂日常多以兩側耳門出入，重大節慶、祭祖、迎親、迎接貴賓時，中門才可開啟，所謂“大開中門”。儀門頭上至今仍懸有“崇祀忠義”豎匾，是清代咸豐皇帝為表彰族人端潔“殉粵寇難”而賜贈的。 寢堂是祠堂三進中最高一進建筑，主要為突出其至尊至圣地位。寢堂為兩層結構，上層閣樓主要用于儲藏村規族譜、歷史文獻以及公共物什。北廂設有樓梯上下，1570年重建寢堂的碑刻就鑲嵌在樓梯下的墻中。寢堂下層后部設有高大神座，供奉歷代祖先牌位，是為后人緬懷先人功德、激發孝心的神殿；也是為逝世族人入殮、舉行祭奠儀式的靈堂。上世紀“”年代，曾一度淪為農村“大集體食堂”，燒鍋煮飯，煙熏火燎…… 據吳建之調查，這所祠堂前兩進是程家的宗祠，而后面的第三進則是傅家的宗祠。一祠二姓在徽州地方是絕無僅有，經請教村中的長者，他們說傅家樂善好施，睦鄰關系友好，傅家后來想建祠堂可苦于沒有地皮，程家就讓傅家在自己的祠堂后加了一進。這樣就兩祠緊緊相連，兩姓共同祭祖。后傅相升天，后繼無人，程家就代為祭祀，祖輩相傳。從外面看兩祠相接部分痕跡明顯，尤其是第三進墻體要比前面兩進寬60多厘米。［2］ 宗祠門前大院，原比較狹窄，民國三十三年（公元1944）前后，經鴻傾、和一、克昌、士儒、鴻鈞、景明等多位族人首領倡議、組織，才擴建成現今這樣規模的。院中以精制青石欄桿護持的月池，亦名放生池，常年蓄水、養魚，既為宗祠美化增色，又是祠堂乃至全村消防常備之主要水源。先人們早年植于月池邊上兩棵桂花樹，年復一年，依然花香葉茂，生機盎然。院內原來還存有多對碩大的旗桿石，是顯示環砂程氏輝煌歷史的一種標志，如今多已殘損無存。［5］ 三、明代“重建富村橋記”碑刻 在環砂村祠堂的院子里有一塊“明代（具體年份不詳）新建富村橋記”碑刻規格為161×61厘米，碑靠在院子里中圍墻上，碑文如下： 余里富村橋，?萬歷年間先祖理公倡首所建也。東連徽浙，北接池安，往來行人，莫不稱便，厥后頃圯，未能復建，每值溪水暴漲□□洪濤□□莫□□□□□□，前人創造苦表□□重議□□□□大眾諸君子好義鼓□樂輸□□為表共□□□今率工完略紋巔末勒名于石永垂不朽云。計開：程之瑤貳拾兩、發秀貳拾兩、之琮貳拾兩、都用拾、元宙拾、元順拾、元寢陸、元侃、元禎伍兩、元鈺伍兩、□□伍兩、□□伍兩、□□肆兩、王氏儀然肆兩、□會肆兩、師錦伍兩；叁兩陸錢、元作叁兩陸錢、嘉□叁兩伍錢、之炳叁兩伍錢、之班叁兩伍錢、開艮叁兩伍錢、元銘叁兩、□杰叁兩、發趁貳兩肆錢、發起貳兩、起來貳兩、元□貳兩、嘉謀貳兩、開坎貳兩、發豹乙兩、元奉乙兩伍錢、元點乙兩伍錢、元鈿乙兩乙錢；起范乙兩、起佳乙兩、際北、光錢乙兩伍錢、正和、□□伍錢；□叁兩、方佛旁叁兩（另有51人字跡模糊不清楚，無法辯認）募緣首人：王國俊、程之琮、程之□、程之經、起秀、發興、□□、□□、起饒、發秀、發熊、元孫、元?、元伉、元宙、元順、開□、□□。③ 環砂三面環水，橋梁是人們出行的主要通道，那么，環砂造了幾座橋呢？除了在目連戲中傳說的“會緣橋”以外，有據可查的應該就是“富村橋”了。雖然，“重建富村橋記”沒有具體的年份，但是可以從另外一塊殘碑看出它的大概年份來。環砂村子中有一口井，井面是用一塊碑刻做的蓋，這塊蓋就是一塊碑刻上挖了一個口。這塊碑刻規格為260×105×15厘米，碑額上有“富村橋記”，左下方落款為“明萬歷二年孟秋月立，”還有“刻工何金?、□□□、發桃、方海、方標。”內文因為被鑿成了一個井圈圓洞，加上常年人們在上面洗東西，字跡已經無法辯認。④ 為什么把這塊好好的碑刻鑿成了一個井圈呢？村中老人程必郊告訴過我，1954年村中大面積發生血吸蟲病，為了避免血吸蟲病害，祁門縣血防站為他們打了這口井，因為井比較大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東西做井圈，人們才把這塊碑刻鑿成了一個井圈圓洞。在井旁邊的一條小水溝上，有一塊不規則的條石，上刻“吃水不忘打井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重建富村橋記”中說，“余里富村橋，?萬歷年間先祖理公倡首所建也。”應該說的就是富村橋是在“明萬歷二年”做的，可是這橋是“厥后頃圯，未能復建，”說明橋做好之后又頃圯了。于是，之后不久，王國俊、程之琮等18人又樂輸新建。程必郊說橋的位置在屈原廟的下首，那里原來是進村的村口。原•23•來橋北有一塊指路的碑刻，上面刻著“直下往黃龍口，過橋往歷口街。”關于橋的名稱，環砂村是目連戲的故里，戲劇的主人翁傅相就是環砂人。因此，環砂村又叫傅家莊。這橋為什么叫“富村橋”而不叫“傅村橋”呢？程必郊說，“富、傅”同音，取其吉祥之意了。 四、雍正九年放生池碑刻 在環砂村河邊有一塊“雍正九年放生池碑刻”，碑刻原來在村子對面的河畔旁邊，后來村民把它立在河邊水口林下面的大樟樹下，碑刻規格110×43.5厘米，碑文如下： 奉縣主示禁放生池，上至雙河口起，下至灣袋坑口止。雍正九年（1731）孟春月吉旦立⑤ #p#分頁標題#e# 環砂村的“放生池”其實就是在湘東河劃一段河流禁止捕撈魚腥，不過這一段河流從雙河口起，至灣袋坑口止，卻是有3公里左右的長度。誰要是違反了條規，一經查出，無論是族內族外，本村外村，一律要如數交出所捕之魚，并按重量罰他買相等重量的錫箔香紙，在族長、鄉紳的監督下，當著廣大鄉親的面，將錫箔香紙燒化了為魚超生。不僅如此，村里還專門設立了“魚孤會”，對“放生池”實行監督。置義田若干，有幾百斤的地租，平常由村民輪值管理，每年的七月十五，村里做盂蘭盆會，主事人以米飯和豆腐倒入河中喂魚，并請和尚做佛事祭祀魚孤，儀式十分隆重。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40年代。［2］ 程必郊老人介紹，“放生池”最終的消失是在民國二十九年的夏天，當時國民黨的“忠勇、忠誠”部隊，他們路過環砂，被“放生池”魚群吸引住了，這些“國軍”不顧老百姓苦苦相求，將手榴彈紛紛投到河里，一時間，只見河水發紅，死魚成片，從那以后“放生池”再也看不見悠然自得魚群了。［4］ 在徽州關于放生的現象比較普遍，歙縣呈坎前后羅氏宗族的《祖訓》規定?川河自官培亭至后湖河道河魚,為“養生溪”,禁止捕釣。如違,一律嚴懲。［6］婺源縣游山董氏宗族的族規為保護流經本族村落?源河段里的紅鯉魚(它是行善人家放生的),禁網、禁釣、禁捕。違者,處以用錫箔將魚燒成灰燼的懲罰。［7］乾隆四十五年(1780)休寧北鄉儒村吳氏宗族的族長等吳氏尊長針對棚民“砍樹藥魚”等行為稟告官府,“勒石永禁”,禁止藥魚等行為。 祁門十三都康村康、凌二族共有“版潭稅河一號”的河魚,時常為一些“不法魚船,縱放鸕鶿,恃強盜取”,使“國課虛納,是以目擊心傷”。于是兩個宗族在清雍正八年(1730)二月聯合制訂了禁捕河魚的束心合約,⑥并向祁門縣堂提出“勒石嚴禁,長養河魚”的飭禁申請,于是知縣頒布了嚴禁強捕河魚告示。以至40年后有外姓人鄭有富犯禁私入河中捕魚,受到康、凌二族的處罰,并立有一份“甘服合約”。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徽州張氏宗祠“和祠加禁河告示”稱:“張宗祠諭，本祠門前河道,上至雙港口,下至水口橫潭,并東邊河道,上至橋頭上,前經請示禁養河魚,歷尊無異。近有不肖支丁,肆行無忌,持竿沿釣,更有無恥之徒,膽敢袒裼裸裎,入河摸魚,不顧婦女往來,浣衣汲水,深為可惡。今本祠集眾嚴行加禁,嗣后敢有如前仍在禁河竿釣摸魚者,定行呈官處治,決不寬恕,各宜恪遵,毋貽后悔。”［8］ 許承堯關于放生池的記載就有“古放生池，自唐顏真卿魯公，宋勸農使王隨，皆奉敕撰文，命建瀕水州郡。固山川靈化所證，實人主好生王政。郡故有碑，在南郭石壁下。自河西橋至漁梁，夾溪而東，皆放生池舊界。始于天禧五年。”［9］ 五、乾隆五十年九月奉憲演戲禁強討強要乞丐碑刻 在環砂村祠堂的院子里有一塊“乾隆五十年九月奉憲演戲禁強討強要乞丐碑刻”，碑刻規格為107×47厘米，碑靠在院子里中圍墻上，碑文如下： 奉憲請示演戲嚴禁，三群五黨強討乞丐，毋許入境擾害，孤老殘疾，不在禁內，其丐不許容留給業，□□程正□□即□□□送官究處，禁復各處，毋得私行給業，查明行罰戲一臺。乾隆五十年（1785）九月日環砂約立⑦ 關于禁止乞丐的碑刻在徽州比較多，演戲禁止乞丐情況還是比較少見。那么，在環砂村禁止乞丐不僅請示縣太爺的許可。而且還“演戲嚴禁”，這可能與這里的人喜歡戲曲或者說演戲公告這種習俗有關。環砂村雖然是祁門西域一個大的鄉村，純樸的民風民俗使這里“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三群五黨強討乞丐常常進村騷擾，確實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而“容留給業”更是助長了這種風氣。由于碑刻字跡模糊，這里的“□□程正□□”很可能是一個乞丐的頭子。因此，一經發現，立刻“送官究處”。對那些不遵守條約的而“私行給業”的，查明以后罰戲一臺。當然對那些“孤老殘疾”的人是“不在禁內”，這也體現了環砂村村民的人道與人情。這一張“奉憲”示禁的布告，不僅在本村張貼，也張貼在附近的鄉村。 本人在環砂村附近的楊村收藏一本《祭文雜錄》，規格19.5×13厘米，里面就有一幅關于“請示置酒演戲申禁乞丐聯”，是不是就是指環砂村這一件事情呢？我們不能肯定，但是可以說明的是過去在徽州鄉村三五成群強討強要的現象十分普遍。 可知道么看我輩約已立官已求酒戲這般嚴肅何苦來三五成群依門呼爹叫奶；不打開了勸爾等田可耕山可鋤工商皆屬正業急早去千萬拆散歸家育子養親。⑧ 這一幅對聯就是對當時情形一個生動真實形象的描寫。 六、大清嘉慶二年正月永禁碑 在環砂村祠堂的院子里有一塊“大清嘉慶二年十一月永禁碑”，碑鑲嵌在古祠堂院墻上，碑刻規格為165×97厘米，碑文如下： 特授祁門縣正堂加五級紀錄五次趙，為懇恩示禁等事，據西鄉十七都民人程加璨、之瑤、延芳、元順等稟稱：“環砂地方山多田少，向賴蓄養山材，河通江右以活民生。近數年來，非惟材木少覲，則即采薪亦艱。揆厥弊端，總因燎原莫撲，本根既無絕故也。今幸合境人心深感憲化，倏然丕變，演戲公議立約定規?？v火挖樁在所必禁，松杉二木在所必蓄，違者罰戲一臺。但恐日后犯規不遵，硬頑難制，謹粘養山合墨呈叩，恩賞示禁，永垂警后，始振文風，繼興地利，世世被澤”等情到縣，據此合行示禁。為此，示仰環砂地方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該山挖樁及私砍樹木、縱火等情，概依合文例禁，倘敢故違，許業主人等協仝地保查明赴縣具稟，以憑拿究，決不故寬。該業主亦不得籍端滋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遵右諭通知嘉慶二年十一月日示#p#分頁標題#e# 告示 立養山合墨文約人環砂程之璞、起來、發秀等，蓋聞本立道生，根深枝茂；盈谷百木，叢生條枝，可供采取，即長養成林，而供課資用亦大有益。邇緣人心不一，縱火燒山，故砍松杉，兼之鋤挖柴樁，非惟樹盡山窮，致薪如桂，且恐焚林驚冢，滋事生端，為害匪輕，似此人人嘆息，所以不謀而合。共立合文，演戲請示訂完界止。所有界內山場，無問眾已，蓄養成材。自后入小燒炭采薪，如有帶取松杉二木，并挖柴樁及縱火燒山者，準目觀之人名鳴眾，違禁者罰戲一臺。如目觀存情不報者，查出與違禁人同例。倘有硬頑不遵，定行鳴官懲治，仍要遵文罰戲。議至三年之后，無論眾已，山業出拼之日，每兩內取銀三分交會湊用。如自山自取正用并風損折者，俱要先行出字通知，在掌會首事務要進出分明，?成美舉，有始有終，慎勿懈怠，沿門簽押，子孫遵守，如違規條，合境口出此文同攻，鳴官費用，議作三股均出，如犯何山，該山主人認費二股，眾朋出一股。追賠木價，亦照三股均收，仍依是約為始，恐后無憑，立此養山合文，一樣二十四紙，各執存照。—養山界，七保里至九龍口外至環砂嶺，八保里至口家口外連七保界止，東至風浪嶺、羅望嶺，西至八保上嶺、七保羅家嶺。—中秋神會演戲，程村社并門下迭年架火松柴，準七月議期一日采??；王村社迭年八月初九日則規交納松柴，準八月議期一日采取，以上所辦之柴，除墳山庇蔭及二只圍成材之料不砍，仍準按期節取。—縱火燒山者，罰戲一臺，仍要追賠木價。—挖樁腦者，無問松杉雜植，罰戲一臺。—采薪帶取松杉二木，并燒炭故毀，無問干濕概在禁內，違禁者罰戲一臺。—舉報者，賞給錢一百文，如日觀存情不報，查出與違禁人同例。—自山取正用并風損折者，要先行出字通知。—材山出拼者，無論眾己，每兩內取銀三分交會使用。—山場自后有砍口興苗者，先行出字登帳準種，花利五年，違者定行處罰。—公議首事支持進出帳目及一切違禁之條，務要巡查鳴眾議罰。大清嘉慶二年(1797)正月日立養山合文約之環砂首事：程之瑤發曙元順延芳元愷元喜元祝加燦加信加向開暢延松延遇張貴沈祖汪進玉汪有祥凌明旺吳光起凌接生張成初汪自盛⑨ 清乾隆末至嘉慶初，歷口環砂一帶亂砍濫伐盜賣木材風氣很盛，毀林墾荒，砍樹挖根現象隨處可見，不但嚴重破壞了山林資源，而且滋生許多事端。環砂村有識之士深感憂慮，發起民眾公議，訂立“養山合墨文約”封山育林。約發起人有22人，其中13人為程姓，9人為周邊舒家塢、楊村、黃家源、屏山、大源等地方有識之士。⑩說明當年這一舉動得到了眾多村民的理解和支持。這些人將文化程報到縣衙核準。時任祁門縣正堂的趙敬修，對這份鄉規民約較為重視，親筆作了批示。為使封山育林的文約做到家喻戶曉，子子孫孫自覺遵守，文約發起人程之瑤、加燦等人，決定除了演戲集會當眾宣布外，還將此公議文約連同知縣趙敬修的批示一并勒碑刻石，定名“永禁碑”，以警后世。 “永禁碑”歷經200余年風雨侵蝕，至今保存完好，陰刻楷書碑文仍清晰易辨。碑文分兩部分，上部分為當年祁門縣正堂趙敬修的親筆批示，下部分為立約正文、所禁四至界限和立約人程加燦等22人的姓名。碑文闡述了亂砍濫伐的危害性，強調了保護山林資源、嚴禁亂砍濫伐、嚴禁縱火毀林墾荒的意義，并制定了各項獎懲措施，是一份寶貴的保護山林資源的實物教材。 罰戲，在鄉規民約中不失為一個較好的辦法。這演戲可不是一般的事情，一是花費大，二是轟動大。一旦定下日子演戲，宗祠要殺豬請客，還要請鄉鄰紳士，前來助興觀摩。演戲前，要將鄉規民約當場宣布，要求合村民眾及周邊村民不得違反，否則，要罰戲重禁，這鄰村紳士除了冠以觀摩之名外，更重要的作用便是最好的見證人。［10］ 祁門縣武山龍昌里康村的康、凌二宗族自明代開始就已聯合立議蓄養水口林木庇蔭。到清代康熙和乾隆朝，利用對犯禁者處罰之契機兩次聯合再議規約加禁。乾隆四十八年六月日二姓封育規約稱：“凌務本、康協和堂，原共有金竹稅洲，為申飭文”“自后家、外人等毋許入洲竊取，稅州（洲）地毋許鋤種，如違，罰戲壹臺，樹木入眾。”［11］ 婺源縣發現清代的《目錄十六條》文書收錄的演戲封山的“禁帖”規定:“嗣后內外人等，一概毋許入山樵采，竊取椏枝，盜砍成林樹木，如有犯者，照禁規公罰演戲，賠償樹命。”［12］ 《目錄十六條》中有一份橋會《加禁帖》文書稱:“自今特行加禁之條，毋得入山林取柴薪，庶山林之木常美，而梁橋之濟不可勝用矣。如有仍前不遵者，通眾公議罰銀若干，入橋會內公用，決不徇情，特帖通知。”［12］今天在徽州鄉村看到一些地方古木繁天、濃蔭蔽日的森林景觀，就是徽州社會長期堅持不懈保護山林的結果。 七、嘉慶十四年奉憲禁兇丐殃良碑刻 在環砂村祠堂的院子里有一塊“嘉慶十四年奉憲禁兇丐殃民碑刻”，碑刻規格為151.5×66.5厘米，碑靠在院子里中圍墻上，碑文如下： 特授祁門縣正堂加五級紀錄五次張，為兇丐殃民等事，據西鄉十七都黃家源地保呈稱，該地窮源山僻，家家種田為業，住居零星散處，前因丐匪為害毀擾。乾隆四十二年沐前府憲林，給發告示頒行嚴禁，身地領示不許停留，不敢肆害。乃近有一班流丐于六月十二日在該地方突至，挨家逐戶兇索惡討，訛要米糧，稍不滿欲，捉雞捉犬；且俱身帶器械，口出厲言。各家粘示，叩拿按究，靖地安良等情稟到縣。據此，除飭差嚴拿究處外，合亟加示嚴禁。為此，示仰黃家源等地方居民人等知悉，嗣后，除老幼殘疾之外，其余概行驅逐。如有仍前不法惡丐強討滋事，許該處保甲長立即扭稟赴縣以憑嚴究，如敢徇隱，察出重處，斷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遵右仰知悉。嘉慶十四年（1809）六月二十七日示告示仰西鄉十七都黃家源地方實貼毋損???黃家源是環砂村隔壁的一個小村，碑刻是怎么搞到環砂村祠堂的？村長方錦祁說在黃家源一戶人家菜園地里，他用兩包水泥把碑換回了環砂村。#p#分頁標題#e# 關于徽州的乞丐有一種說法是變像的棚民，他們在山中搭棚居住，或開山種田，或采煤燒灰，從事種種謀生或營利的生產經營活動，“徽寧在萬山之中，地曠不治，有賃耕者即山內結棚棲焉，曰：棚民。棚民之多，以萬計也。”［13］這就是徽州歷史上的棚民現象。 棚民的無序的墾山種田，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區的生態環境受到了較為嚴重的破壞。“乾隆年間，安慶人攜苞蘆入境，租山墾種，而土著愚民間亦效尤。其種法必焚山掘根，務盡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盡童，田尤受害。雨集則砂石并隕，雨止則水源理竭，不可復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澇不能瀉，原田多被漲沒。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4］休寧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訴棚民罪狀時，就曾聲淚俱下地陳述棚民對休寧山區生態的破壞。他說“我們住居地方，環抱皆山，禍遭流匪方會中等向無業地棍程金谷等盜租山場，搭棚糾集多人，私行開墾，種植苞谷，以致山傾石瀉，漲塞河道，山上墳塋盡行挖掘，山下田廬皆受其害”。［15］ 棚民的野蠻開墾與開采，引起社會治安形勢惡化，各種紛爭與訴訟事項增多，加上一批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異籍賭棍、乞丐組織也隨棚民一道進入徽州，致使賭博、盜竊、強討強索事件屢屢發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會治安形勢的惡化。休寧“邇年，時有無籍游民，多屬少年壯丁，結黨成群，借丐為名，強討惡索。小竊叉雞，其名曰單。其單有首，散則莫□其蹤，聚則難清其數。一遇婚娶喪祭，遂行糾集男婦，戶開則升堂入室，戶并則拋石擊門，強索酒食，議折銀錢。稍不遂欲，動輒滋端。” 在進入徽州的棚民中，尤其是祁門最多。據楊懋恬飭令徽屬各縣確查，其具體數字是有1563個棚，丁口8681人。其中祁門分別是579個棚，丁口3465人。［13］因此，棚民對祁門的危害也是最大的。這在祁門調查的碑刻中有多通包括新安、彭龍、桃源等地立于嘉慶、道光年間的禁止賭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隨之而進入徽州的乞丐、賭徒和黑社會組織，給徽州社會治安形勢惡化所造成的影響。 這塊嘉慶十四年碑刻說棚民對黃家源的危害不是第一次了，乾隆四十二年徽州府憲林，已經頒發過告示實行嚴禁。到了嘉慶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乃有一班流丐突然來到黃家源，他們挨家逐戶兇索惡討，訛要米糧，稍不滿欲，捉雞捉犬；且俱身帶器械，口出厲言，可以說是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 八、道光二年奉憲禁止賭博碑刻 在環砂村祠堂的院子里有兩塊“道光二年奉憲禁止賭博碑刻”，分別是“道光二年（1822）仲夏月公立奉憲禁止賭博碑刻”，碑刻規格為66×30.5厘米；“道光二年（1822）七月環砂公立奉憲示嚴禁賭博”碑刻，碑刻規格66×30.5厘米。兩塊碑刻都是靠在院子里中圍墻上，兩塊碑文如下： 上至狐貍嶺、九龍碣，下至環砂嶺、羅望嶺。道光二年（1822）仲夏月公立???里至狐貍嶺、九龍碣，外至環砂嶺。道光二年（1822）七月環砂公立。 這里的狐貍嶺、九龍碣、環砂嶺、羅望嶺都是環砂村的村界線，狐貍嶺是通往楊村的道路，九龍碣是通往鋪嶺的道路，環砂嶺是通往歷口的道路，羅望嶺是通往黃龍口的道路。比如說“環砂嶺”，離環砂村3公里許，離歷口約1公里。整座都是用青石鋪成的古道，北坡寬而緩，南坡窄而陡。嶺設有茶亭，為行人歇息和遮風避雨，無償供應茶水。南坡茶田若干，其資金用于一是茶亭費用；二是看護山林費用；三是“六房”祭祖費用。當年環砂嶺可謂是修竹翠陰，古道綿長。［5］ 賭博是古徽州的一大公害,劉汝驥在《休寧縣附生李蟠根呈批》中寫道：“鳧溪口、黃畬口兩處，雖系祁、休接壤之區……仰休寧縣立即會同祁門縣約期弛詣該村，密孥著名賭棍，盡法懲辦，并會銜出示，嚴申禁令，以杜后患，均毋率延。”［16］ 在徽州對于賭博除了禁止和打擊，許多地方還強調道德教化作用，以通俗易懂的歌謠進行宣傳教育。清代黟縣宏村汪云卿寫的《賭博那里是消遣論》的文章，向人們講述了賭博的危害，勸人勤勞致富。［17］黟縣民間的《莫好賭》就是借當地歌謠的風俗，將賭博的危害以說唱形式表達出來，規勸人們戒賭。《莫好賭》這樣寫道： “勸世人，莫好賭；好賭之人必吃苦。莫看平日人忠厚，陷入賭場如惡虎；毀了多少好前程，拆了多少好夫婦。贏了還想贏，輸了不服輸。賊盜多由賭博生，犯法受刑自找苦。” 明清時期，賭博活動引發的社會問題對徽州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危害。因此，圍繞禁賭問題徽州各地形成的一些民俗，至今仍然有良好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