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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德 孫越 單位：南京大學
丹尼爾•A•科爾曼是美國綠黨運動北卡羅來納分部的創立者、全美綠黨綱領的制定者之一，《多棱鏡》報紙創辦人。科爾曼在其所著《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中，以犀利的眼光、嚴謹的邏輯和翔實的材料批判了“淺綠色”環境觀，并主張以“深綠色”環境觀取而代之。
一、“淺綠色”環境觀：西方社會的遁詞
淺綠色環境觀往往只看到表面的和直接的原因，把環境問題歸因于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脹、對技術發明和運用的失控以及消費者對商品的消費無度等等?？茽柭鼘Υ顺直Ａ魬B度，并逐一給予了批判。
1.“人口爆炸”：西方社會規避責任的“逃遁之路”。把環境問題歸罪于不發達國家的人口膨脹，持這種主張的在環境思想界大有人在。如羅馬俱樂部總裁奧里雷奧•佩切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費德里科•馬約爾、以“共用地的悲劇”和“救生艇倫理”而聞名的美國生物學家哈丁，等等?？茽柭沂玖?ldquo;人口膨脹說”的虛偽性、表象性和，指出了發達國家人口的高消費及其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侵略，才是誘發生態危機的深層原因。他以一系列科學的和歷史的事實為例說明了這一點。例如，破壞臭氧的氯氟?正是從工業化國家的空調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生產和各種噴霧劑中釋放出來的，國際金融機構向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提供化學依賴性農業的鼓勵性貸款嚴重污染了當地的水土，歐美國家的工業垃圾和夕陽工業大規模地向第三世界國家輸出與轉移，等等。“快速增長的人口經常被列為環境破壞的頭號原因，這一看法無視一個事實，即大量的環境破壞，尤其是大氣污染和與有毒廢料的產生，實際上是由人口穩定的工業國造成的”[1]?？茽柭M一步指出，“人口膨脹說”的實質不過是為工業化國家的文化沙文主義尋求辯護：《人口爆炸》的作者保羅•埃里希為什么只描述新德里擁擠的街道，而不描寫人種混雜的曼哈頓呢？美國《經濟學家》雜志為什么將環境污染的配發照片聚焦在面帶菜色、臉色饑荒的第三世界兒童，而不是倫敦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呢？其實，這兩個不同問題的答案都是共同的，即意在為西方社會規避國內及全球環境責任找尋“逃遁之路”。因此，如果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加劇了環境惡化，那么，解決的辦法是，且只能是，“提高世界底層階級的經濟自足水平并增強其政治自主能力”[2]。
2.技術的背后：對“短期利潤最大化”的貪婪。針對環境問題的緣起，不少人把目光鎖定在技術本身而不是對技術進行運用的主體上。例如，美國女作家卡遜就把“寂靜的春天”歸因于農民運用的化肥和農藥DDT，卡普拉的《轉折點》認為科學技術嚴重地打亂了甚至正在毀滅著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體系，巴里•康芒納的《封閉的循環》把核污染、化肥、殺蟲劑、洗滌劑、塑料、合成纖維、啤酒等技術載體看成是“吞噬著美國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等等。針對這種對技術本身的無端指控，科爾曼考察了工業化以前古希臘人的“多元工藝”（深深地扎根于社群文化和倫理感受中的技術），以及聲名狼藉的美國汽車和石油業的發跡史，從中得出結論：技術只是一把“雙刃劍”，其本身無所謂“好”或“壞”；在技術破壞環境的背后，隱藏著的是資本對利潤的片面追求。“資本主義的天生法則就是使經濟活動突破社群的既有藩籬，不斷求得增長，它的興起自然解放了科技力量，使科技服務于日益擴張的經濟。原先被視為罪惡的唯利是圖成了頭號的追逐目標，技術創新再不是置于護生的倫理框架之中審慎操作，而是一切唯提高生產工具的效率是從，自己變成了一個目的”[3]?？茽柭M一步指出，“技術失控說”忽視了駕馭技術發展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割裂了技術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有機聯系。“技術的選擇不是在孤立狀態中進行的，它們受制于形成主導世界觀的文化與社會制度”[4]。因此，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技術本身的倫理或價值轉向來拯救這個流血不止的地球，就無異于“僅僅貼貼止血膠布”，充其量不過是“以簡單的辦法去解決無邊的問題”的烏托邦主義。要使異化了的技術發生再異化，就必須對其背后的牽引之手———唯利是圖的價值觀———來一次徹底的“手術”，因為“對技術進行綜合改造并不能求助于技術本身，相反，它需要重新構建一套視野寬廣、重視生命的社會價值觀。只有在這樣的價值觀念之上，生態可續的技術發展才會有堅實的支撐”[5]。
3.消費者的“選擇”：身不由己的“虛假消費”。把環境破壞視為消費者對自身消費行為“選擇”的結果，這種觀點在西方環境思潮中屢見不鮮。例如，在《改造社會》中，默里•布克欽就把消費者的橫流物欲視為對制造污染的大公司的支撐；在《綠色生活方式手冊》和《治愈地球病患的1001種方法》中，杰里米•里夫金則是把消費者看作環境破壞的主體，并以此為預設而展開其“節約”理論的。科爾曼認為，將生態惡化歸咎于消費者的行為“選擇”，本質上不過是“經驗主義的感覺直觀”。事實上，消費者的消費本身并不是自由或自主的。例如，消費者只能購買到統一以塑料而非玻璃容器包裝的牛奶、化學合成的而非生物降解的洗滌產品、服用激素和抗菌素長成的而非自然喂養的豬肉、依靠化學肥料而非有機肥生長的農作物產品，等等。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消費者的選擇說到底不過是公司的選擇。因為工業產品的均一化、模式化、齊一化和標準化使得消費者毫無任何選擇性的自由。與其說消費者在選擇商品，還不如說公司在選擇利潤。事實上，消費者也和環境一樣，都只是工業資本一味追求利潤的受害者。“要對環境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就必須問清，是哪個環節的決策釀成了污染。答案很清楚，此類決策多由產業界和政府做出。在許多情況下，留給消費者的選擇空間不過是在同樣危害環境的諸種方案中做出選擇而已”[6]。因此，將環境污染的罪名強扣在消費者的頭上，其用心同樣是在為工業資本家的破壞環境開脫罪責，其邏輯進路是：我們每個人都是與生俱來的消費者，因此，我們每個人作為消費者都同等程度地參與了生態破壞，也就都同等程度地負有相應的責任；由于“法不責眾”在全球社會的普遍有效性，人人有錯就等于沒有任何具體的機構或個人來承擔責任，因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溜之大吉了。#p#分頁標題#e#
二、狹隘價值觀：生態危機的深層緣起
與淺綠色環境觀相反，科爾曼主張，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必須首先透析并批判其深層的、背后的終極原因，即“不增長就死亡”的狹隘價值觀。
1.狹隘價值觀首先表現在“只顧降低成本、不計環境后果”生產決策上。由于通行的、維持贏利的辦法之一就是避免產生生產成本，又由于自然向來都被看作是誰都可以免費獲取的資源而不計入成本之中———即使計入成本也不能予以報銷，于是，“財務會計并不承認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的區別；只要今天的供應源源不斷，未來可能的稀缺是置之度外的，環境退化的代價也是不加考慮的，子孫后代或者其他物種的棲息需求也是不必操心的”[7]。如此，生產者無節制地開采和榨取自然資源就成了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2.狹隘價值觀最明顯表現在“短期利潤最大化”的最高行為準則上。對于資本主義生產者而言，只要能給自己帶來利潤，任何非人類的生命甚至包括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就此，科爾曼以美國福持汽車公司為例予以了闡發。福特公司曾對“花馬”車所造成的死亡費用與為安全起見而重新設計的費用進行了細致比較：“花馬”車的氣缸在低速撞擊中極易崩裂，如果采取預防措施，每輛車將增加11美元的成本，而根據美國政府對每起交通死亡事故賠償20萬美元的估價，在每輛車上安裝11美元的零件將比預期每年2100次氣缸燃燒還要多花數以百萬計的美元。于是，福特財務分析人員采用標準的成本效益會計方法，做出了令人不齒的齷齪決定———放棄對“花馬”的技術改良，具有爆炸危險的氣缸也就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了下來。資本主義生產史表明，單一的決策準則必然導致追求單一的目標；當企業為利潤最大化而決策時，所有其他的價值包括非人類的“利益”就都成了“等而下之的東西”。
3.狹隘價值觀集中表現在對“國民生產總值”的頂禮膜拜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都是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為“圓心”而運轉的，為了這個“圓心”，任何手段都是可取和可行的。例如，就石棉的生產來說：多少年來，石棉被當作建筑材料加以銷售，自然就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做出了切實貢獻。不僅如此，石棉粉塵還會導致一種危險的肺病———“石棉沉著病”。此病的患者需要醫療，而醫療成本也可切實貢獻于國民生產總值。患者再后來因所受損害而起訴石棉生產者，由此導致的法律費同樣可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足見，石棉的制造與銷售對經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生產廠商預想的范圍，把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當作健全社會的唯一指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對于這種一切圍繞國民生產總值而運轉的短視行為，科爾曼借用黑茲爾•亨德森在《太陽時代的政治》中的話說：“環境污染、社會崩裂、家庭生活瓦解、原有社會關系失范，這種種問題的社會成本也許是國民生產總值中唯一在增長的部分。把這些社會成本當作真實有用的產品計入國民生產總值，讓人百思不得其解”[8]。不過，針對某些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替代現行國民生產總值的新指標，即不僅要扣除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而且要增加非貨幣化經濟活動的貢獻值的主張，科爾曼采取了辨證揚棄的態度。他指出：一方面，沒有這樣的衡量指標，地球的生物遺產不僅在財務報表中無可尋覓，而且會在現實世界里消失殆盡；但另一方面，鑒于新指標會把非貨幣性經濟行動標上貨幣價值，它們只會從道德領域刨去更多的活力，將之投入市場領域，從而進一步侵蝕那個所剩無幾的、本可成為生態社會基礎的“和諧、道德的世界”。
4.狹隘價值觀還表現在其對技術創新的目標主宰上。豐厚的利潤呼喚著高額贏利的新產品和更加高效的生產手段，效率或增長成了技術創新的唯一向度，結果是，其對社會或環境的影響被拋到了九霄云外。為此，科爾曼引用芒福德在《權力的五角大樓》中的話說：“科學家會為大面積地迅速使用殺蟲劑、殺菌劑，甚至是同樣危險的人用藥品做出辯護，他們會說，充分地試驗這些藥劑、證明其價值和無毒性，要花上十年時間，而‘產業無法等待’。很顯然，財務的壓力高于科學的理性精神，人類生命的呵護在產業界眼里不是頭等大事。”[9]據此，科爾曼得出結論：技術的單向度并不是技術本身的錯，因為技術本身也是惟利是圖的受害者；與其說科學技術危害了環境，還不如說惟利是圖、逐利不止的產業驅動體制才是環境破壞的真正原因。
三、護生價值觀：“有效行動的支柱”
科爾曼認為，生態危機的加劇，在向我們昭示狹隘價值觀的罪惡的同時，也向我們昭示了重建“寬泛的護生價值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1.護生價值觀要求對自然和人作“全新的理解”，消解狹隘價值觀所導致的人類自我中心主義。自然是系統性、有機的、復雜的和非線性的。“世間萬物環環相扣，一草一木無不關聯”，只要自然之網中的某一個紐結遭遇破壞，整個生物鏈就會因此而發生連續性的中斷，直到整個生態共同體的崩潰。就此，科爾曼引用詹姆斯•拉弗洛克的“蓋亞假設”予以了證明，按照蓋亞假說的觀點，“存在于地球這一行里之上的生命體合起來可被視為一個‘單一的生命實體’。該實體通過復雜無比的共生聯系網維系著地球的大氣層及地球供養生命的能力。”[10]人是生態系統的一個普通的組成要素，是自然生物大家庭中的一個平等的成員。人類并未編織生靈之網，而只是網中的一根線，不論人類對這張網做了什么，自然之網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人類自身。“凡事降臨于地球，也必降臨于地球的子民”?？茽柭?ldquo;人類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看成是寬泛價值觀的“第一個觀點”，是“至為重要”的觀點。自然的系統性、非線性和人與自然的一體化關系，說明了自然不僅具有增加利潤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工具性價值，更有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內在的價值；說明了除了人類自己，“其它物種也應在陽光之下享有一席之地”；因此，人類即使不把自然看成是一個有意志的實體，也要把自然看成是自己的生存之“根”。為此，人類必須顛覆傳統倫理學對人的“固戀”，將自然納入“道德顧客”的考量范圍，這種“顛覆”并“納入”的過程就是“生態智慧”的自覺與培養的過程。“生態智慧能夠激發我們去理解地球蕓蕓眾生之間的互相依存關系及各個生靈的內在價值。與現代世界觀的超理性主義適成對照，生態智慧隱含著對直覺與參與性體驗的尊重。在生態智慧所追求的取向中，理性與直覺互為促進，以讓人充分地認識到，人類社會不過是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護生價值觀要求人類消解狹隘價值觀所導致的自我中心主義或工具主義世界觀。與尊重自然的內在價值相對應，科爾曼反對以“人是中心”為邏輯預設、割裂人與自然一體化關系的“環境”范疇，主張以“生態”取代“環境”，因為“生態”一詞不僅意味著自然界事物之間的“環環相扣”，而且意味著“人類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意味著人類是在自然世界中表現其自由、理性和倫理的，人類社會是作為自然的一部分而走上歷史舞臺的?？茽柭軐W家洛恩•尼爾•埃文登在《自然的異類：人類與環境》的話說，“看來，正是這種人與自然片面割裂的世界觀造就了我們的環境概念。環境之所以存在，恰是因為人們把它從昏然的整體中分裂開來，從而讓它顯露出來。環境的存在蓋源于我們把它從整體中割裂了出來。”因此，“不是我們處在環境危機之中，我們自己就是環境危機。”[12]護生價值觀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它要求限制人類對自然的過度消耗，把“未來的基本需求”放在比“目前的奢華享受”更為優先的位置加以考慮。護生價值觀要求人類在經濟利益和生態利益、生產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做出抉擇，“要么按照市井心態，視之為一片可供野蠻開發的茂盛叢林，恰如買賣關系中人們可以彼此開發一般；要么重新看待自然，視之為一片萬事萬物生生息息、欣欣向榮的天地。”[13]#p#分頁標題#e#
2.護生價值觀要求重構文化多樣性和社會多樣性，消解狹隘價值觀所導致的生產和生活的單向性。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社會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相應地，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和社會的多樣性也是相輔相成的。然而，不增長就死亡的狹隘價值觀把人模式化和齊一化了。“當代社會的目標是要讓全球人類同吃一種麥當勞，同看一出電視劇，組成單一形式的以商品消費為本的全球經濟。這樣一種與自然完全脫節的社會，必然誤解、貶低并最終破壞環境。”[14]文化成了單向度的文化，社會成了單向度的社會；人們只能沉迷于或滿足于單一的消費刺激，陷入了虛假消費，進而刺激或加劇了生產對自然的控制與掠奪。因此，護生價值觀要求重建人的文化多樣性和社會的多樣性。這種文化和社會的多樣性不再像以往那樣一意孤行地把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化為資本，而是把人從殘酷競爭的異化中解放出來，讓人有時間、有機會繼續接受教育和從事探究活動，從而打開人類想象與創造的源泉。這種文化和社會的多樣性不僅強調公平地分配物品，而且訴求平等地分享保健、教育、食物、住所、文化娛樂、個人和社群的自由表達。在這個社會里，沒有人會為了追求地位或聚斂財富而大肆破壞自然環境，因為大家都懂得，自然的福祉、社會的福祉與個人的福祉是相互依存、共生訴求的。在這個社會里，不僅自然環境普遍得到尊重，而且人自身的自然也得到公平的對待。如此，“所有人都能休戚與共地奔向共同的未來”。此外，護生價值觀還要求根據各地自然狀況的多樣性和特殊性構建“生物地區主義”。生物地區主義并不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其旨趣在于依據各地獨有的自然條件，如分水嶺的存在、動植物群的變遷、土地類型或者地質形態而塑造一種獨有的人類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
3.護生價值觀要求環境公平和環境正義，消解狹隘價值觀所導致的環境利己主義。護生價值觀認為，“一個社會或社群如果以鄰為壑，靠損害較不富裕的鄰居來求得自身的環境安康，這是無法接受的”[15]。環境公平和環境正義必然要求環境行動上的“胸懷全球，行于當地”，反對環境利己主義：環境污染是不分國界的，“風的流動是不需要護照的”。美國排污釀成的酸雨會讓加拿大的湖泊遭殃；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泄漏會污染遠在北歐拉普蘭的牛奶；用于在新英格蘭地區或佛羅里達州發電的鈾，會給鈾礦所在的西南地區土著美國人的土地留下致命的礦渣。據此，科爾曼認為，若沒有胸懷全球的戰略眼光，治理環境的全球責任就得不到有效的貫徹：“全球責任的第一個原則是‘誰都無可逃遁’，在我們自家的屋子邊，沒有誰的后院可以傾倒污染。”[16]發達國家的富裕生活和清潔環境都不能建立在“他人的脊背上”，必須在外交政策和國際經濟活動中支持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經濟潛能與民主潛能，因為正是這些人民的勞動與資源，支撐了一個對他們回報甚少的全球經濟。
四、簡評
1.科爾曼否定“淺綠色環境觀”，把生態危機的深層動因歸結為“不增長就死亡”的狹隘價值觀，這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類似的觀點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哥達綱領批判》、《論猶太人問題》、《對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的審判》、《神圣家族》、《資本論》和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證法》、《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均有表述。馬克思主義認為，鑒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或財富是資產階級的最高需要，甚至是唯一的需要，鑒于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們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因此，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到自然的價值并關心自然的利益的。“在私有財產和錢的統治下形成的自然觀，是對自然界的真正蔑視和實際貶低。”“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價值，是一種獨立的東西，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價值”[17]。因此，與其說生態危機是“人口膨脹”、“技術失控”和“消費無度”造成的，還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狹隘價值觀所致。在“不增長就死亡”的狹隘價值觀面前，自然不再是“自在的更高的東西”，人也不是“自為的合理的東西”。因此，相對于“淺層”環境觀而言，科爾曼的生態政治學說更具有“深層”的歷史唯物主義意蘊。
2.科爾曼“寬泛的護生價值觀”與當代西方環境哲學的倫理訴求，特別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拓展主義”，有著殊途同歸的理論妙用。為消解“強式”人類中心主義對人的自作多情，樹立人對自然的倫理意識，非人類中心主義，特別是其中的生物平等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普遍主張自然的內在價值，呼吁拓寬“道德共同體”的“邊界”，使之不僅包括人類自身，還包括自然的界的一切———從土壤、巖石、水、大氣到動物、植物，等等。類似的觀點在奧爾多•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的“哲學走向荒野”、阿倫•奈斯的“深層生態學”、阿爾貝特•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和湯姆•雷根的“動物權利”等著作中均有表征?？茽柭鼜淖匀坏南到y性、有機性和復雜性出發倡導自然的內在價值，呼吁建立寬泛的護生價值觀，這就在某種程度上迎合并彰顯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拓展主義”，為全球環境問題得到根本的治理提供了建設性的實踐路徑。
3.科爾曼片面倚重價值觀的“寬泛”，而不是社會的“變革”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的思考多少帶有“自然的浪漫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認為，環境問題，說到底是由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貪婪本性所引起的。資本主義不僅創造出了“對自然界的普遍占有”，而且創造出了對“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創造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和人與社會關系的異化。因此，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要合理地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要想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調節，“僅僅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迄今存在過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在一起的我們今天整個社會制度的完全的變革”[18]。誠然，狹隘價值觀的盛行的確是生態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卻不是原因的全部。因此，科爾曼把拯救地球的希望過分寄托于價值觀的變革而非社會變革上，這在揭露資本主義逃避全球環境責任的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轉移了人們的視線，間接掩飾了資本主義對于環境的罪惡，從而陷入了自然的浪漫主義的窠臼。#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