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淮河水生態環境的改變，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水生態環境主要指影響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以水為核心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所形成的有機統一體。歷史時期，淮河流域①水生態環境因自然地理因素和人類社會活動的共同作用而發生過多次重大變遷，每一次重大變遷都深刻地影響著淮域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關于淮河流域環境變遷的研究，前此學界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②，但多以某一個時期為主，或過于集中在黃河奪淮對淮域環境變遷的影響，而系統梳理整個歷史時期淮域水生態環境變遷的成果則比較少。鑒于此，筆者以水生態環境為分析對象，試圖通過對淮域水生態環境歷史變遷的系統研究，以冀對當今淮域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關系的正確處理以及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有所啟示。 一、南宋以前淮河獨流入海時期流域水生態環境 遠古時期，淮河干流的洪澤湖以西河段與現代相似。古無洪澤湖，淮河干流經盱眙后折向東北，經淮陰向東，在今江蘇漣水云梯關入海。當時淮河流域有眾多湖泊，大多散布于支流沿岸、支流和干流尾閭，以及濟、泗二水之間，如滎澤、圃田澤、萑苻澤、孟諸澤、菏澤、大野澤、沛澤、富陵湖和射陽湖。位于今鄭州市東的圃田澤，在當時擁有方圓數百里的廣闊湖面①。在豫東南還有一些湖沼，因水體隨季節變化大，無固定名稱。 春秋戰國時，由于政治和經濟的需要，人工開鑿的運河相繼出現，徐偃王開陳蔡運河溝通沙水、潁水和汝水;吳王夫差開邗溝溝通江、淮，辟菏水溝通泗、濟水系;魏國開鴻溝溝通江、淮、河、濟“四瀆”②。隨著淮域水生態環境的改善，農業開發則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淮北地區人口激增，農墾大為發展，平原可耕地大多辟為農田，甚至一些陂、澤、湖、沼地也被開墾。 入漢后，淮域農業經濟呈現一派繁榮景象，不僅淮河下游沂、沭、泗流域的農業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狀態，上游陳、許、潁川等地的農業也因水利的興修而得到長足發展③。但此時的黃河卻進入了歷史上第一個頻繁決溢時期，并開始了較大規模的侵淮，淮域水生態環境因此遭遇一定程度的破壞。如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十二月“河決酸棗(今河南延津縣北)，東潰金堤”，以致“河溢通泗”，河決不久即“大興卒塞之”④。元光三年(前132)夏，“河決于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東南注巨野(古湖，今山東鄆城東)，通于淮、泗”⑤，這次黃河決口，情形與以前大不相同，決口廣大，黃河水泛濫而出，淹塞嚴重，而且導致濮陽、定陶、睢陽、彭城等經濟都會的蕭條，定陶甚至從此一蹶不振⑥。至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派汲仁、郭昌堵塞了瓠子決口。漢平帝元始年間，黃河在滎陽縣境內大幅度向南擺動，導致黃河、濟水、鴻溝分流處堤岸嚴重坍塌，造成黃河、濟水、汴水各主流支流亂流的嚴重局面。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亂不斷，淮域土地荒蕪，農業凋敝，人民遷徙流亡。不過，由于農業經濟的衰敗，人類活動對淮域水生態環境的破壞較輕;漢代王景治河后，黃河也相對安瀾，淮河基本未受大的黃河決溢侵擾;而統治者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在淮域修造了陂塘、堰、壩等各種水利工程以灌澆屯田。因此，漢代以來一度遭遇較大破壞的淮域水生態環境逐漸得到改善。據《水經注•渠》記載，當時黃河以南，江淮以北，嵩山、汝、潁以東，泗水以西的區域內較大的湖泊有140多個。在豫西山地東麓洪積沖積和鴻溝之間的交接洼地，有洧(今雙洎河)、?(今清?河)等河流聚積而成的一些湖沼。在豫東有一片由濟水、濮水、汴水、睢水等河流匯集形成的東西向排列的湖沼，著名的有圃田澤、牧澤、白羊陂等。據《水經注》記載，當時的圃田澤跨中牟、陽武二縣，“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崗，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徑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大灰、小灰……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湖區已被大小沙崗分割成為許多小沼澤，湖中長滿了水生植物麻黃草。其他如牧澤(今開封北)“方十五里”⑦，白羊陂(今杞縣、睢縣境內)“方四十里”⑧。在淮北低洼平原的汝淮、汝潁、潁渦之間，支流眾多，下游宣泄不暢，沿河壅塞成了一連串的湖泊，形成分布極密的西北—東南向的湖泊帶。在淮北、淮南低洼地帶，有很多湖沼系人工圍堤而成，如曹魏正始二年(241)，鄧艾令淮北屯2萬人、淮南3萬人，“北臨淮水，自鐘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茨现T陂塘中，以芍陂為重點，當時在芍陂旁邊還修了小陂50余所。蓄水屯田，成效頗巨，但眾多陂塘或蓄水過多或阻礙泄洪行水，導致水災頻繁而嚴重，以至于晉朝的杜預在咸寧三年(277)上書認為，“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淤，高地皆多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因此主張“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等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畝收數鐘”⑨。 隋唐五代時期，淮域水生態環境依然良好，呈現的仍是湖泊密布、河流交叉的水鄉景象?！端涀ⅰ酚涊d的湖泊，這時期大都保存著，圃田澤仍是一個東西長50里、南北長26里的大湖①。孟諸澤有周圍50里的廣闊湖面②。然而，由于關中人口急劇增加，隋唐王朝大規模營建西安、洛陽，對黃河中游森林大肆砍伐，使墾殖區重新擴展，黃河中游廣大范圍內的森林開始遭到破壞。黃土高原失去森林保護，水土流失加快，黃河中挾帶的大量泥沙又開始在下游河道堆積，以至于河患愈趨嚴重。據統計，隋唐時黃河下游決溢共23個年份，平均14年就有1年泛濫為災。五代時期，共有19個年份決溢，平均不足3年就有1年出現決溢，黃河決溢頻率顯著增加。這些決溢南北岸都有，其中南決沖入淮河水系的就有開成三年(838)、同光元年(923)、天福六年(941)、開運元年(944)4次③。 降及北宋，漢末以來相對穩定了近千年的黃河又進入了歷史上第二個頻繁決溢時期，河患加劇。宋人呂陶就云:“大河為患，歲歲決溢。……大抵壅之于東則奔于南，障之于西則注于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④隨著黃河的頻繁決溢，決入淮河水系的次數逐漸增多，規模也愈來愈大。如太平興國八年(983)五月，河決河南滑州(今河南滑縣)，東南流至彭城(今江蘇徐州)界入于淮，十二月告塞。咸平三年(1000)五月，“河決鄆州(治今山東東平)王陵埽，浮巨野，入淮、泗”，月余即堵上了決口。天禧三年(1019)，河決滑州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⑤，8年后決口才堵塞。熙寧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黃河又大決于滑州，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而分為兩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⑥，至次年四月決口才堵上。#p#分頁標題#e# 總的來說，南宋以前，淮河獨流入海，干支流水系較為穩定，水生態環境緩慢演進。其間，黃河雖多次決溢南泛入淮，但未聞大溜奪淮，且決口不久即被堵塞。黃河南泛的主要影響僅限于淮域北部的古濟水—梁山濼一帶，對泗水水系及淮水下游則影響輕微。此時的人類活動也還未威脅到流域水生態的自我調適和自我修復能力，人類活動與水生態環境處于相對協調時期，未從根本上影響淮域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 二、南宋至晚清黃河奪淮入海時期 流域水生態環境南宋以后，人類不合理的活動助推了黃河在北宋就已開始的大規模南泛侵淮的趨勢，黃河南泛入淮最終演變成全面奪淮，淮河水系因之而紊亂，水生態環境為之一變，正所謂“中世以降，黃河南徙，奪泗與沂，因而奪淮，兩雄角力，強者戰勝，蓋數百年焉”⑦。 建炎二年(1128)，杜充在河南滑州以東掘開黃河，黃河濁水在豫東、魯西地區漫流至今山東巨野、嘉祥一帶注入泗水，再由泗入淮⑧。金人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是無暇治河，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利用新決河來擴展領土，故采取利河南行、以宋為壑的策略，唯恐黃河不決，河勢因而益南行。大定八年(1168)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金人以“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v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為邊患”為借口，聽任黃河決口泛濫。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彌漫至于歸德府”，黃河“遂失故道，勢益南行”⑨。南宋光宗紹熙五年即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河決陽武(今河南原陽)故堤，灌封丘而東，“東注梁山濼，又分為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入海”，“由是而汲胙之流塞，此河之四大徙也”???。金人“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從此，黃河主流河道南徙，“自徐城以南，泗水悉為黃河所占，而《禹貢》會淮入海之舊跡不可考矣”???。金宣宗貞?三年(1215)為避蒙古遷都汴京后，又企圖“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以御蒙古，結果直至天興三年(1234)亡國，南道不治，北道不復，聽任黃河泛濫。 元代建都大都，“轉東南之粟以贍京師”，但河勢南遷，河道或南或北，“漕渠屢受河潰，行海運者廿余載，風濤險暴，贍粟缺乏”，為防黃河北岸潰決堵塞運河通道，乃“用韓仲暉謀河導流南，而漕渠無害，贍粟免缺乏憂矣”①。至元二十六年(1289)，“會通河成，而北流漸微”②。元朝采取的重運河輕黃河政策(也為后來定都北京的明清王朝所繼承)，落實在治黃實踐上，就是分黃河多股南流，結果是愈分愈淤，河務敗壞，水患特甚。太宗六年(1234)八月，決開封寸金淀以淹南宋，至杞西河分三流，謂之“三岔口”，北支行杞縣城北汴河故道東趨睢縣、歸德(今商丘)、徐州，合泗水入淮;南支行縣城西南下趨太康、陳州(今淮陽)，合潁河入淮;中流經縣城北，東向鹿邑、亳州，合渦河入淮③。至元年間(1264～1294)，“河徙陽武，南奪渦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此河之五大徙也”④。 明初，黃河仍趨東南，以汴河、泗水、渦河、潁河為主要泛道。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河水暴溢，決原武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⑤。永樂十四年(1416)，“河決開封，經懷遠由渦河入淮，故渦有大黃河之目”。正統十三年(1448)，“河決分為二，其一自滎澤南流，復由渦河入淮”。弘治三年(1490)，“河決自楊橋，一由通許入渦河，下至荊山入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亳縣，亦合渦河入淮。全河縱橫潁亳間，渦為河身”⑥。“弘治以前，北流猶未塞也”，弘治八年(1495)，都御使劉大夏為了保漕運暢通和鳳陽皇陵、泗州祖陵不受淹浸之害，一方面堵塞今安徽淮河以北的黃河決口，阻斷黃河入淮河中游的通道，一面在黃河北岸筑堤360里(史稱“太行堤”)，阻斷黃河水東潰經曹州侵泗的水道，迫使黃河水循古汴道經泗入淮，“自黃陵岡筑成，而北流永塞，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⑦。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后，經潘季馴四次治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形成了一系列堤防工程，將黃河約束于歸德、虞城、徐州、宿遷一線，至清河會淮入海。自此，黃河多道南泛局面結束，“南流故道始盡塞”⑧，“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⑨。 “夫黃河蓋天下之強水也，其所過靡不變實移易矣”???。黃河南徙奪淮，對淮域水生態環境的影響至巨，具體表現主要有: 第一，導致淮河入海河口東遷。黃河南徙帶來大量的泥沙迅速淤積了淮陰以下黃、淮入海河道，造成入海尾閭不暢，下游河床淤高、變窄，河口東遷。明代萬歷時自黃淮交會的清口至安東縣(今漣水縣)河面闊2至3里，自安東至河口河面闊7至10余里，深各3至4丈。清順治年間，清口以下河道尚深2至6丈，寬200至700丈，到康熙時深僅2至6尺，寬僅12至19丈，23年間，河深只剩下原來的1/10，寬度僅剩下1/30。河身變窄，加上海潮頂托，泥沙堆積，河口向海中延伸。1580年河口還在云梯關外四套附近，1677年已到云梯關外100里，1700年在十套以東約30里的八灘之外，1735年又到了八灘外的王家港處。至1804年，河口已在云梯關外250里處???。 第二，迫使淮河主流南下長江入海。1194年后，雖然黃、淮合流入海，但“黃強淮弱”，至萬歷時淮河“南徙而灌山陽、高(今高郵)、寶(今寶應)”???，淮河因黃河進逼已有南徙之勢。明中葉潘季馴實行“蓄清刷黃”之策略，加固高堰大堤，堵閉洪澤湖北邊引河，引全淮注黃。潘季馴的治河刷黃效果明顯、運河通暢，但加劇了泗州、鳳陽祖陵和皇陵的水患，于是繼潘氏治河的楊一魁提出并實踐了“分黃導淮”之策，在高堰上興建減水壩，引洪澤湖水東入運西諸湖后，分別經射陽湖、廣洋湖入海和經邵伯湖下芒稻河入江???，這是人為引淮改道南徙之舉。迄清初，靳輔治黃，仍是“蓄清刷黃”與“分黃導淮”并重。至清中期，入海河道淤高致使淮已難以抵黃時，淮水始由高堰上諸壩泄流，進入高郵、寶應、白馬諸湖，分入江海。1851年，啟放高家堰南段山陽、盱眙之間的禮河壩，沖損未修，遂成通口，俗稱“三河”。前此淮水之出高堰，均由減水壩，尚有節制，至此則終年開放。從此，淮水南下經芒稻等河，形成淮河主流南徙入江的形勢①。歷史上獨流入海的淮河演變為長江的支流。由于入江水道排泄不暢，以及江潮的頂托，淮水滯蓄在高郵、寶應西部洼地，白馬、寶應、?光、甓社、高郵、邵伯等湖因之連成一片。分淮南下并設歸海五壩泄洪水入里下河地區，造成了里下河平原洪澇災害頻繁。#p#分頁標題#e# 第三，形成了以洪澤湖為主體的淮河干流“河成湖泊群”。今天的洪澤湖在遠古時期為?湖，有破釜澗、白水塘、富陵塘、泥墩湖、萬家湖、成子湖等，湖泊間原有很多水道相連，是淮水經行之道。一方面，“自黃河奪淮，淮日鼓漲，溢為巨浸”②，另一方面，明中葉采取蓄清刷黃、借黃濟運的治河政策之后，高堰大堤愈加愈高，眾多小湖泊相并，湖區不斷擴大。1577年前后，阜陵、泥墩、范家等湖合并;1601年前后，湖面擴大為300多里;1659年前后，北三洼(成子、安河、溧河)合并入湖③。1666年，河決宿遷之歸仁堤，經過桃源、清河灌注洪澤湖，在此之前淮尚與湖分，此后便“并淮為一湖，而湖勢始大”④。洪澤湖水位的抬高，使得原本就比較低洼的淮河中游形成一系列新的河成湖泊，其中較大的有焦崗湖、黃湖、殷家湖、沱湖、天井湖、城西湖、城東湖、瓦埠湖、高唐湖、花園湖、女山湖、澗溪湖等。這些湖泊的形成，一方面與淮河中游的長期沉降有關，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黃河南泛導致淮河干流河床不斷淤高，淮河兩岸的支流不能匯入，于是各支流的來水就在支流與淮河干流交匯地帶，或者在附近的一些低洼地帶潴水成湖⑤。 第四，淤塞了淮河干支流的河道，并將一些湖泊淤成平陸。如連接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動脈汴河在金代被淤塞淹廢，著名的孟諸澤屢遭黃河沖淹終被淤為平地。泗水原出泗水縣陪尾山，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入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會淮，但“自黃河南徙，徐州以下奪泗，而泗之故道不可問”⑥。濉河因被黃水淤塞，造成多次改道:“明季河決，睢寧孟山以東濉河故道悉淤，揚疃、陵子等里潴而為湖，于是濉水浸溢于靈、虹、睢、宿之境，然其下游仍由小河口、白洋河而入黃也。迨至歸仁決，而濉水南，黃水入宿境，河溝悉為淤墊，濉不得不假道歸仁，以趨洪澤矣。”⑦睢寧縣的白山湖，因康熙十四年河決花山壩，湖淤大半;白馬莊湖、黃山湖自河溢后，皆平湮為田⑧。在淮河下游地區，“昔之湖猶可容納也，今則湖身日就淤墊矣。昔雖受湖之害，然淥洋、黿潭等湖可以灌輸溝洫，城西諸湖從萬家塘、杭家嘴等處可以引入閘河，猶用以濟旱也。今則淥洋等湖既半就干涸，運河日墊高。設遇干旱，并不能引西湖一勺之水以溉潤民田矣”⑨。位于鹽城縣治西140里的射陽湖，嘉靖、隆慶年間以后，“淮水奪淮之柳鋪灣而下，黃河南徙則又奪高、寶之堤而下，并匯于射陽湖，日湔月洗，兼以黃河之水?蓄沙積，于是射陽湖日就淤淺，非曩昔矣”???。 第五，造成淮域水患頻仍而嚴重。黃河奪淮淤塞了淮河入海尾閭和淮北支流河口，淤高了淮河中下游段河床和洪澤湖底，加劇了淮河的水患。據統計，在黃河奪淮以前，從公元前185年到公元1194年的1379年中，淮河流域共發生較大水災112次，平均12．3年發生一次較大水災;黃河奪淮時期，從1194年到1855年的661年中，淮河流域共發生較大洪水災害268次，平均2．5年發生一次較大洪水災害???。另外，我們從志書中還能具體地看到黃河奪淮加重當地水災的情況。如光緒《泗虹合志》卷三云:黃河在“清口以下奪淮，而淮之尾閭不得暢流，川壅而潰，上游州縣所以歷受淮患也”???。又光緒《睢寧縣志稿》卷四載，睢寧縣河道自古以來泗水為大，睢水次之，潼水又次之，諸河之水皆注入淮河。當時淮河寬廣，泗、睢、潼暢流，雖有澇年也不致成災。“自黃河奪泗，而睢邑之河遂?變古制，其害且展轉而延于今。泗為河遏，有時挾河以為虐，一害也;泗為河占，注泗之水均不能入，遂致濱河兩岸全成澤國，二害也;黃河屢決，沙淤壅積，遂將睢、潼諸渠全行墊塞，泛漲不能容受，以致四出為患，三害也;睢、潼改道南行，河沖成渠，致別成白塘河、沈家河、龍河、沙河諸名，運道橫分，黃堤中格，闔邑之水僅恃洪澤為尾閭，宣泄不暢，田疇被淹，四害也;山水潴為各湖，運河高仰，致使邳州諸河末由宣泄，伏霖秋汛，一片，五害也。”① 三、晚清民國時期流域水生態環境 清咸豐五年(1855)，黃河在河南南陽銅瓦廂決口，北流大清河，于利津牡蠣口入海。黃河北徙不復南后，淮域從此少了一巨浸，水生態環境又生一巨變。 黃河北徙后，在淮域的河南蘭考至江蘇響水之間留下一道600多公里長、高出地面七八米的廢黃河故道沙土崗，形成了淮河干流水系和沂、沭、泗水系的平原分水嶺。從此，淮不能再行故道入海，南下入江;泗、沂、沭河也不能再注入淮河，只能各自入海，造成了“古之淮獨流，既而合黃，今則黃水絕而與沂泗為緣”②的局面。民國《泗陽縣志》亦云:“迨后治復改道北行，淮水失其故步，匯而為湖。湖不能容，則泄而入運，竄而入江。豪奴欺主，泗實當之。泗又挾其余威以凌沂，沂因病沭，各辟其出海之途，而距淮愈遠。附庸小國，自為雄長，又百余年矣，此又一變也”，其“變而之衰者，則淮水是，泗、沂不與焉。泗、沂不會淮，淮不入海，其患皆中于泗陽”③。 道光以前，黃、淮交匯，淮域“患潦之歲多”④。黃河北徙后，淮域水患有所減輕，如泗虹地區，“淮自黃河北徙，三河暢流，歲無大漲，亦不甚為患”⑤，“雖值甚澇，而湖水不致彌漫”，“庶無蕩析離居之患”⑥。黃河北徙后遺留下的一些黃河故道，往往成為大雨泄洪之地，近故道之地也不至于大雨成災。如在河南睢州，“黃河故道交于境內，兩岸寬闊，彌漫數里，昔蓋嘗為人患。今既枯竭，七八月間霪霖暴降，平地常至數尺，往往近河之地得以時泄，不致大損禾稼，人且食其利焉”⑦。水患雖然有所減輕，淮域的旱災卻凸顯出來，“每遇時雨衍期，憂旱之歲且半于憂水”，“此水利之一變也”⑧。當然，黃河奪淮數百年，對淮域水生態環境浸淫破壞太久，即使黃河北去，其所遺留下的生態惡果尚一時難以消除?；从蛑緯髡叨嘧⒁獾搅诉@一點，常發出“今雖黃河遷徙，而堤岸橫格，清口淤高，遽如往古群川載道，吐納洪流，夫豈易易”⑨之嘆。在泗虹地區，淮河因“迭經黃水，河身淤墊，每遇伏秋雨甚，西南七十二山河并淮暴瀉，其沿河一帶上起龍窩，下至窯灣嘴等處，久經淹沒，涸復無常，已非人力所能為”。#p#分頁標題#e# 咸豐以后，黃河改走新河道雖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由于太平天國戰爭以及清廷內部存在復故道和走新道的爭論，清廷無暇顧及黃河的治理，黃河新河道并不穩定，還曾發生過多次決口南泛侵淮的事件。如同治七年(1868)六月，黃河在河南滎澤決口南流，“下注皖省之潁、壽一帶，潁郡所屬地方一片，已成澤國”???。同治十年八月，黃河在山東鄆城侯家林南岸決口，東注南旺湖，又由汶上、嘉祥、濟寧之趙王、牛朗等河，直趨東南，入南陽湖???。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十三日，黃河在河南鄭州決口，正河為之斷流，大溜由賈魯河入淮，徑注洪澤湖，“三省地面約二三十州縣盡在洪流巨浸之中，田廬人口漂沒無算”???。在河南鹿邑，“河決鄭州上南廳石橋九堡，橫流南溢，縣西南境皆苦泛濫”???。在安徽阜陽，“四鄉遍成澤國”????？梢哉f，此次黃河南決為害之烈，損失之慘，幾乎與銅瓦廂北決之難不相上下。 黃河北徙后，最為嚴重的一次黃河南泛入淮則發生在抗日戰爭初期。1938年6月，國民政府為阻止日軍西進，“以水代兵”，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段，造成平漢路以東淮域洪水泛濫。黃河之水自花園口穿堤而出，大部分沿賈魯河經中牟、尉氏、鄢陵、扶溝，以下經西華、淮陽，至安徽亳縣順潁河到正陽關入淮。一部分自中牟順渦河經通許、太康、亳縣至懷遠入淮。此外，還有一小部分自西華向南至周口注入潁河。黃水與淮水至安徽懷遠以下，橫溢洪澤湖，而后分注江、海。黃水所到之處，頓成一片。6月7日，花園口決口，黃水流入鄭縣境，長約37里，決口處寬約百米，其南有至四五里者，深二三米不等。中牟縣為縣屬趙口決口和花園口決口之黃水所經，6月15日各處水位不斷上漲。尉氏縣至6月14日也有黃水沖入，直貫全境，主流由尉氏東流入鄢陵縣①。到7月4日，黃水泛濫白沙以東、扶溝附近以及尉氏以西、馮村一帶以東，潰流也分三路:一向周家口，一入淮陽，一趨太康②。7月15日，洪水分兩支入開封、中牟縣③。7月30日，黃水且由河南沈丘、項城兩縣交界之槐店，趨入皖境太和縣，并直趨正陽關④。至7月22日，茨河、肥河均已暴漲，沿河數里均遭水災⑤。據民國《阜陽縣志續編》記載，黃水“其入皖境也，一股奪潁河經界首而東，一股泛濫于南北八丈河、谷、茨各河之間，終循茨河至縣城西北茨河鋪，與潁河匯”，二股在阜陽合流后，“遂以全量加諸潁、茨，不惟潁、茨不堪，且自城東三里灣倒灌泉河，大田集以西亦被波及，縣城更數瀕危殆”⑥。 鄭州花園口之決，泛區范圍廣大，西自鄭州北郊花園口西邊的李西河起，東南經鄭縣的祭城，中牟城南的姚家和鄢陵、扶溝間的丁橋，過扶溝城后至張店村繞折西南，經張橋直至沙河岸畔的逍遙鎮，以下沿沙河北岸到周口，再經沙河南岸的商水到水寨，向下又沿沙河北岸經界首至太和，而后沿潁河西岸，經阜陽城西的襄家埠、城南的李集、潁上西北四十里鋪，直至正陽關。東自花園口東南的來童寨起，東南經開封朱仙鎮、通許南的底閣、康城北的楊廟、城東的朱口，至鹿邑城南，再沿十字河至渦河畔的渦陽，下至肥河口，再順西肥河東南至王市集，又折向西，經潁河西岸的正武集，再折向東，經板橋集、張溝集，自此沿西肥河東岸直下鳳臺城。從西北到東南，長約400公里，寬30至80公里不等。黃水對淮域泛區水生態環境的破壞十分嚴重，據不完全統計，河南、安徽、江蘇三省遭受洪水泛濫之災的達44縣、市⑦，受災人口達1250萬，390萬人外逃，89萬人死亡，淹沒耕地1993．4萬畝，經濟損失折合銀元近11億元⑧。此次黃河南泛淮域長達9年，使淮域土壤的沙化、鹽堿化日趨嚴重，各種生態災害頻發，農作物減產加劇，防洪排澇和灌溉系統遭到破壞，人居環境持續惡化。 四、新中國成立后的流域水生態環境 新中國成立后，淮河成為第一條得到全面綜合治理的大河。人類活動開始成為影響淮域水生態環境變化的最主要因素，在強度上甚至超過了自然因素。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召開治淮會議，做出治理淮河的決定，治淮方針確定為“蓄泄兼籌”。1951年，又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在“三省共保，三省一齊動手”的團結治淮原則指導下，著重修建淮北大堤及下游的三河閘，在河南境內完成石漫灘、薄山等山區水庫建設，在大別山區建設以佛子嶺水庫為代表的水庫群，在江蘇、山東開展導沂整沭工程。1958年治淮委員會撤銷后，改由流域四省分別治理，山東、河南在山區修建起眾多的大中小型水庫，江蘇修建江都抽水站以抽引長江水實施江水北調，安徽修建了淠史杭灌溉工程等。1975年，治淮委員會恢復建制，治淮走上統一規劃、統一治理的軌道。1981年國務院召開治淮會議，明確提出鏟除河南、安徽境內的童元等4個小行洪區，退耕還河。1985年，國務院治淮會議做出在淮河干流擴大行洪通道的決定，并得到迅速實施。1991年大水后，國務院又做出實施治淮19項骨干工程的決定。從此，淮域基本形成一個蓄水、防洪、排澇、灌溉、航運、水力發電等綜合開發，布局合理，比較完整的水利體系。 新中國治淮雖取得巨大成就，但人水爭地、水土流失、河湖污染之類的水生態環境問題仍很嚴重。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淮河湖泊、洼地和沿淮行蓄洪區人水爭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先是修建保麥小圩堤，繼而筑圩堤保秋以與水爭地。改革開放后，淮域各地的洼灘地大面積被圍墾。據統計，上世紀末，洪澤湖、駱馬湖、南四湖的面積較50年代已減小了35%，蓄水庫容減少了35億立方米。淮河下游的里下河地區因盲目圍湖、圈圩，湖蕩大面積收縮，1965年有湖蕩992平方公里，1979年減少到497平方公里，1991年大水前只剩下216平方公里，湖蕩面積減少了近80%①。人水爭地，導致淮域調蓄洪水能力下降，加劇了洪澇災害的發生。 長期以來，治淮的重點是防治水災，而對水土保持工作有所忽視。隨著人口的增長，為解決糧食問題，從1958年開始，淮域一些山丘區陡坡被開墾。隨后，在淮域山區所進行的開礦、建廠、修路等現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活動，又造成大量森林被毀，地貌遭侵蝕，土層流失嚴重。據淮委1990年遙感普查，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積5．9萬平方公里，土壤年流失2．3億噸②。水土流失是造成淮域洪澇、干旱災害和水資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p#分頁標題#e#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淮域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大力推進，人類的過度開發大大超出了流域水生態環境的自我修復和自凈能力，人水關系日趨緊張，洪魔旱魃還遠沒趕走，又遭受了日益嚴重的污染困擾，淮域水生態環境又生重大變化。據統計，淮域近50%的河段已失去了使用價值，污染事故屢屢發生，較大的事故近年來多達160余起③。淮河污染由來已久，1974年，蚌埠市淮河自來水水源受到酚和酒精廢水污染;徐州市工業污水排入奎濉河，下泄洪澤湖溧河洼，造成50萬公斤魚類死亡;鄭州、淮陰等地發生多起廢水污染農田萬畝以上的事故，損失糧食數百萬公斤。1980年代以來，污染事件增加。1989年2月和1992年2月，淮河兩岸發生大面積污染事故，盱眙縣被迫關閉水廠，停止供水④。1994年7月中旬，淮河上游河南境內突降暴雨，潁上閘因超過防洪水位而開閘泄洪，將積蓄于上游一個冬春的2億立方米污水排入泄洪河道，所經之處，魚蝦喪生，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達54天之久⑤。2004年7月中旬，因大雨驟降，沙潁河、渦河等支流相繼開閘放水，黑臭污水在淮河干流形成了155公里的黑色污染團，污染團中的污染物總量達3．8億噸，使河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標在平時的基礎上增加了7倍。污水匯入洪澤湖，給當地水產養殖業帶來慘重打擊，產量損失3．2億噸，直接經濟損失達3．1億元⑥。 淮河水污染的加重，與淮域水資源短缺、水利閘壩調控水體、工業污染和生活廢水污染過量排放等社會因素有關。淮域人口密集，是我國缺水嚴重的地區之一，水資源人均占有量為565立方米，畝均476立方米，約為全國人均、畝均水量的1/5。水資源的短缺，勢必加重對流域內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河流生態用水嚴重不足，加上流域5000多座水庫、5000多座閘壩調控水體，造成平水期和枯水期的閘壩成了排污河，而一到洪水期開閘泄洪就易造成大面積水污染。此外，淮域各地高污染的傳統產業結構仍未得到根本扭轉，造紙及紙制品制造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食品制造業、紡織業、飲料制造業7個高污染行業還是淮域的主導行業，這7個行業的污染物排放量占全部工業廢水總量的80%以上。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廢水排放的組成和結構在發生明顯變化，城市生活污水所占比例正逐步上升，淮域四省的生活廢水所占比例均已超過工業廢水，尤其是經濟較為發達的江蘇省，生活廢水占廢水總量的63%⑦。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質變壞，八十年代魚蝦絕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⑧這首流傳于淮河岸邊的歌謠，道出了淮域水生態環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滄桑變遷。實現現代化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在社會經濟欠發達的淮域，人們加快發展的愿望尤為迫切。因此，在當前和可預見的將來，淮域仍將經歷農業產業化與農村城鎮化、工業化的深刻變革，經濟發展、社會生活與水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還會長期存在，淮域水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任重道遠。 五、余論 綜上可知，淮域水生態環境以黃河奪淮和北徙以及現代化建設為標志，經歷了南宋以前淮河獨流入海、南宋至晚清黃河奪淮入海、晚清民國黃河北徙、新中國成立以來全面治淮四個歷史時期的重大變遷。這種階段性變遷呈現出的總趨勢和總特點是，人類活動與水生態環境關系從相對協調到日趨緊張，水生態環境日漸惡化和脆弱化。洪澇頻發，旱魃肆虐，污水困擾，構成了淮域經濟社會發展難以破解的難題。 歷史時期淮域水生態環境的階段性重大變遷，是黃河奪淮(其中也有人為因素的助推)等自然因素以及農業墾殖、戰爭、政府治黃淮運政策、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化等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水生態環境中的核心因子是水體，通過治水消除水患以及發展航運、灌溉等事業以造福人類，一直是歷代政府治水控水的基本目標。約阿希姆•拉德卡說過:“生態的危機常常伴隨著權力使用的機會。水利建設在許多情況下的環環相繞為上層的干涉提供了可能。”①南宋以來黃河奪淮并逼淮南下入江，以及輸送江南漕糧供給京師的南北大運河縱貫于黃河、淮河、長江的尾閭地帶，使得黃、淮、運、江關系極其復雜，淮域水生態環境一直處于惡化狀態。面對淮域水生態環境的危機，元明清政府不是順水之性，上、中、下游兼顧地對黃河、淮河、運河進行全面系統的整治，而是為了保護漕運(明代還有保護祖陵的目的)的暢通這一最高的朝廷利益，在運河地區不僅做了詳密的制度安排，還修建了許多防水控水工程，至于對黃河、淮河本身的治理反倒置于次要位置。正是淮域水生態環境的治理承載了許多政治因素，才出現了“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茍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②的尷尬局面。銅瓦廂決口后，清政府內部為黃河流經問題發生爭執，“或主挽歸江蘇云梯關故道入海，或主因勢利導，使河流北徙由大清河入海”③。新舊河道之爭實質上是山東與安徽、江蘇的地域利益之爭，斷斷續續進行了30多年的爭論使黃河長期處于“無防無治”狀態，以至于北徙的黃河還不時地決口南泛侵淮。清末民國時期，隨著運道淤塞，海運興起，鐵路暢通，淮域水道交通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業已不再，加之近代以來內外交困的社會危機破壞了社會環境的穩定，更直接地威脅著清王朝的政治統治，“籌防為先”便成為清政府政治決策過程中壓倒一切的最高準則，一代大政———河工因此失去了昔日的殊榮而退居次要地位④，因之以治黃、“導淮”為中心的治河方略和各項舉措，難以落到實處，更談不上成為戰亂時局下國家和流域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統一而安定的政治局面以及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才最終形成了“蓄泄兼籌”、上下游兼顧、流域各地協調的良性治水局面。 淮域水生態環境日漸惡化和脆弱化的歷史變遷，所付出的代價是異常沉重的。黃河奪淮的后果尚難根本消除，湖泊洼地蓄壅頂托等遺留影響還會繼續，淮河水污染仍呈加重的趨勢，淮河治污、低洼地治理和行蓄洪區調整仍是個大難題。歷史告誡我們，人類必須尊重自然規律，在充分利用自然的同時，應盡量避免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給自然界帶來負面影響。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此，今后淮域水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要以史為鑒，嚴格規范和約束人類自身的行為，以減輕不合理的物質生產活動、生活行為給流域水生態環境帶來的過度影響;必須將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與水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問題納入統一框架，融水生態環境因素于淮域發展戰略和各項政策以及人們的生產、生活當中;要轉變淮域歷史上只以人對水的控制利用為目的的傳統治水之道，積極尋求能多使人水親和而少使人水對抗的非強制性治水方法，進而構建人水和諧共生、促進淮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水生態環境。#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