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政黨政治角度下的政黨文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民國初年，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西方的民主政治被移植到中國實行，中國政治出現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政黨紛紛出現，數至幾百;臨時參議院內幾大政黨對峙;數目很多的小政團逐漸結合，成為幾個大黨;正式國會選舉，各政黨的激烈競爭;國會內的辯駁爭執等等，引發了中國歷史上政黨政治活動的第一個高潮［1］。同以后的政黨活動相比，它的特殊之處并不在于是第一次，而首先是在于其中頗有些結社自由、合法反對、公平競爭之色彩，其外在形式很有些接近于西方式的競爭性政黨政治模式。民初政黨政治最終以悲劇性的失敗結束，令人惋惜，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對我國后來的政治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民初的政黨政治以其“紛繁復雜”、“曇花一現”而為史學界所關注。目前國內學術界關于民初政黨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初政黨政治特色的成因;二是關于民初政黨政治中的主角;三是關于民初政黨政治的評價。民初政黨政治所表現出的多黨林立、分合無常等特色，除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歷史原因外，還有中國人對政黨功能認識上的誤差;而充當民初政黨政治主角的不只是革命民主派的政黨，還有立憲派的政黨和買辦官僚軍閥的政黨，這樣才是完整意義的“民初政黨”;民初政黨政治有積極的意義，尤其是使中國民眾初步了解了何為政黨和政黨政治等問題;民初政黨政治失敗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組黨參政，政黨林立，為民初政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新現象。它集中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對參與或獲得政權的追求與向往。同時表明在辛亥革命風暴的洗禮下，人們民主熱情的普遍高漲，參政意識的顯著增強和共和觀念的進一步加深。從根本上說，這是新舊時代交替的產物，是新形勢下的各階級、各階層通過政黨活動和政治角逐實現自身利益的需要。民初政黨政治雖然最終失敗，但它第一次在中國大眾面前展示了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力量，特別是當時的輿論界關于政黨問題的討論、辯論，使不少人對于近代政黨的涵義、功能、制度等理論問題有了全新的認識。而從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段，我們可以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文化。 一、全新的政治模式 第一，民初政黨政治的肇興。皇權專制時代，政黨不允許存在，即使到了“預備立憲”的清末，凡與政治及公共事務有關的結社集會，同樣也不可以“照常設立”。武昌起義的槍聲，換來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春天，隨著皇冠的落地，從未松懈的黨禁驟然間被拋到了九霄云外。人們渴望民主、進步，被壓抑了多年的政治熱情一下子噴涌而出。如何民主進步，最簡捷的方法就是學習與模仿西方。尤其是取得了一定經濟基礎的資產階級和一般市民要求參政議政，迫不及待通過政黨政治獲得自己的政治保護與政治權力。因此，民初政黨政治的取向與實踐，是來自于社會的公共需求，來自民眾的內心動力，它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種政治時尚。當然這一切，即民主與有序，也與當權者的默認與認同有關。1912到1913年是中國政黨政治的鼎盛時期。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組黨合法?！杜R時約法》雖然沒有關于政黨的條例，但明確規定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這就為政黨的組建、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護。二是政黨林立，名數繁多，空前絕后。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據張玉法教授統計，從1912年1月到1914年1月國會解散，宣布成立的黨團就達682個，其中進行過一定政治活動的有312個。其中僅僅上海一地，自1911年11月至1912年7月，半年時間先后或主要活動在上海的黨團就有56個，除了同盟會、光復會、國民協會、中國社會黨等，其中絕大多數是新成立的。三是各黨可以公開地批評時政，而且可以競爭參政，甚至組成政黨內閣。顯然，政黨組織在民初政治中扮演著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第二，民初政黨政治特色的成因。民初政黨政治的鼎盛，當然與各階層尤其是資產階級急迫參政欲望有關，與人們議政參政的意識有關，與民主氛圍有關，與政治寬松有關，其中也與革命領袖和首任臨時大總統的倡導有關。孫中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不斷學習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并能消化吸收，這其中就包括西方的政黨政治制度。民初各種政治勢力紛紛以政黨形式展開公開競爭，組黨參政，介入政壇，但其中實力、規模、性質、影響甚至目的迥然相異，相差甚遠。有的只有十幾人、數百人，有的多達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有的毫無權力背景，勢單力薄，僅僅能在某一區域內活動;有的實力雄厚，聲勢顯赫，不僅在各省有分支機構，甚至在海外也有很多黨員，而且還與政府關系密切，擁有多名內閣成員和都督。有的只求在議會中有一席之地，或者只是想擴大一下影響，如中華工黨、公民急進黨等;有的實力雄厚，影響廣泛，力爭成為第一大黨，問鼎權柄，如共和黨、國民黨等。南京臨時政府實際上是同盟會內閣，革命黨人為首的聯合政府，掌握實權的各部次長僅湯鄉銘一人并非同盟會成員。北京政府也具有政黨背景，袁世凱同樣利用政黨，先是支持和借助共和黨，推行“國家主義”，后來授意成立進步黨，以同國民黨對抗。 二、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 第一，傳統中國，只有朋黨，沒有政黨。如唐代牛李黨之爭，明代東林復社。關于政黨與朋黨的區別，梁啟超認為:“政黨者，以國家之目的而結合也;朋黨者，以個人之目的而結合者也。”這一解釋雖然道出了其中的差別，但還是未能闡明政黨的性質。在西方辭書論著中，對于政黨有過各種各樣的解釋，下過各種各樣的定義。《大百科全書》曰:“政黨，是為爭取選民投票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選人而高度組織起來的集中統一的團體。”法國學者博雷拉在《今日法國》一書中認為，政黨應該是由男女組成的集團，表達他們共同的意志與行動，這個集團必須提出一定的治理國家的建議，其宗旨在于取得政權和行使權力。還有人認為政黨是一部分國民為實現一定的政見而自由結合的永久性團體等。這些解釋側重點各不相同，各有合理的成分，但都是從形式上對政黨的活動和形象作了描述，而未能揭示出政黨的本質特點。我們認為，政黨是代表某一階級、階層或者集團并為維護其共同利益而斗爭的秘密的政治組織，是社會經濟和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特殊的政治歷史的產物。#p#分頁標題#e# 第二，民初政黨政治的雛形。近代政黨概念和政黨制度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西方逐漸輸入的，創建于清末的同盟會和憲友會可以說是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的濫觴。前者志在推翻滿清帝制，后者力求打破封建壟斷，它們都是中國政黨文化的最初嘗試，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壤上的產物，是移植物。由朋黨到政黨，體現了歷史發展中的新舊嬗遞，這也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必然趨勢。隨著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知識分子中的政黨意識逐漸覺醒:“天下者，黨派之天下也;國家者，黨派之國家也。歐西訓國政治，皆操之與政黨。政黨者，聚全國之愛國之士，以參與一國之政;聚全國舌辯之士，以議論一國之政也。凡設立內閣，則內閣之大臣，皆是政黨之魁首;召議會，則議會之評議員，皆是政黨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則暴政絕跡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則民情無微而弗達。”皇權專制的鎖鏈被砸碎后，中國人長期被壓制的政治熱情頃刻噴涌而出，民初民主共和的主流氛圍也為探索政黨政治提供了可以馳騁的空間。那么，哪一種政治運作模式更好，如何兌現民主，以什么樣的方式參政，這些問題就凸現出來。很顯然，成熟的西方政黨制度可以模仿也值得模仿，于是一時間黨團林立，組黨參政蔚然成風。短期內涌現出那么多黨團，馬不停蹄地進行政黨政治的實踐，不僅在中國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屬于罕見，這是一種文化現象，中國式的政黨文化，它同中國人照搬西方，急于使中國政治近代化的心態有關，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表現。 三、中國政黨文化的特點 我們從民初政黨政治，可以看出中國政黨文化有如下的一些特點: 第一，運作不規則，缺乏規范性和穩定性。組建隨便，分合不定。今天開會，明天結社。今天稱甲黨，明天改成乙黨。忽然合成大黨，不久又告破裂。分化組合過于頻繁，熱鬧異常。有的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沒有正常的組織活動，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機構和必要的組織經費，只能說是一個松散的集體，好比是過往云煙，轉瞬即逝。不少政黨為了湊數營造聲勢，凡是登記就可以入黨，黨員跨黨現象嚴重，無組織紀律約束，有的黨員根本沒有政治認同。如此跨黨現象，與原同盟會、光復會組織特點有直接相關性。參加同盟會的人可以直接隨意地加入其他組織，秋瑾是一個例子。陶成章寫道:“秋瑾者，素熱衷于辦事。凡開會時彼如有到會之資格者，無不到;凡革命黨秘密會之有可入者，亦無不入。始于某某等十人，在橫濱相結為三合會。至同盟會成立，即又入同盟會(浙人之入同盟會者，秋瑾為第二人云)。比返紹興，復由徐錫麟之介紹，乃又入光復會。”柳亞子又是一例，1906年柳氏到上海，“后來想進健行公學讀書，卻被高天梅拉去教國文。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同時，復以蔡孑民先生的介紹，加入了光復會，算是雙料的革命黨了。”有趣的是蔡元培這時也是同盟會的會員，接著又擔任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可是卻把一個同盟會的成員發展成為了光復會的成員。這些同盟會會員在參加其他的社會組織時，并不需要同盟會組織的批準。他們在這些組織中的活動，也并不代表同盟會，甚至跟同盟會也沒有多大的關系，文學社的蔣翊武、劉復基是同盟會會員，共進會的孫武、劉公、張振武等也是同盟會的會員，但他們回到武漢后，在各處組織中都不是以同盟會的身份進行活動。這兩個組織雖然都從事運動新軍，開始卻互不相謀，甚至是隔閡很深。以后的聯合也不是出于同盟會的策劃。組織的松散，時有時無，多少也與此有關聯。同盟會在南京開大會，實際上已經是一個一度解體后重建起來的政黨。光復會也是如此，缺乏經常性的組織活動。 第二，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與廣大人民民眾脫節。雖然各政黨均聲稱代表民意，實際上真正能代表民眾根本利益的很少。不少政黨只是投機政客們的掌上玩物，他們宣稱代表民意，實際上是以組建政黨作為自己謀取官位利祿的手段。一些黨員驕縱失態，隨波逐流，政黨與政黨之間忙于爭權奪利，相互攻訐，甚至黨同伐異，相互傾軋，如此種種，自然讓民眾望而卻步。第三，政綱大同小異，立場卻是大相徑庭。政黨一般多以民主共和國為標榜，實際上政綱歸政綱，政爭歸政爭，政綱不過是招牌，政綱相似，立場未必一致。有的強調國家主義，擁護袁世凱。許多政黨的調子過高，實際上言行不一，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完全是兩碼事。第四，對政黨政治認識粗淺。政黨政治對于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政黨政治的實踐更是第一次。不少黨員認為入黨有好處，不是抱著信仰，而是沖著好處去的。也有的對政黨政治認識簡單化了，認為只要組黨參加競爭就可以了，不知道政黨政治是一個復雜的運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非常復雜的因素，需要逐步的完善。當時很少有人從制度化方面作過考慮，不明白政黨政治在中國有很多條件與環境尚未健全，比如法律、法規和制度等等。民初政治大多源于南方，尤其是上海，活動于北京的很多的政黨都誕生于上海，隨著國都的確定才北遷。民初政黨有一個逐漸整合與變大的趨勢，還有一個逐漸與武力結合的趨勢。 四、結語 民初政黨政治民主化的程度，超過了我們對近代中國的通常認知與一般的想象。那是一段值得驕傲的歷史，“君主制的種種象征已被如此徹底地消除了。這一事實的本身就提醒了我們，新的共和國不僅是形式，而且也是內容”。可是在告別帝制走向共和的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它卻步履維艱，命途多舛。其實從東西方的歷史經驗來看，這樣的現象也并不鮮見。歷史實踐表明，民初政黨政治曇花一現，最終在武力威脅下夭折了，政黨政治不自覺地成為了新專制的幫兇，以后再也沒有出現過像民初的政黨政治的高潮。民初政黨政治曾經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提供過契機，那是一段少有的時光，可惜沒有能繼續走下去。從傳統文化層面上來看，政黨文化與傳統文化不同。政黨文化講競爭，中國傳統文化講究秩序，強調道德。中國當時還是缺乏政黨政治的基礎，總體上中國人還缺乏民主的意識。從政治關系上看，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過關心時事的觀念。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家與國分開的，國事是皇上關心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才是老百姓關心的，現在國與家都同自己有關，民眾一時還不能適應。 #p#分頁標題#e# 民初的主流是民主共和，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象征。最初執政的同盟會弘揚民主，主張共和，為民初政黨政治的模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盟會和平讓權于袁世凱本身無可指責，問題在于讓權之后沒有全力關注與推進政黨政治，以機制來約束私心，防止袁世凱的權力過于膨脹。資產階級倡導政黨政治，企圖躋身政權，但清朝封建專制時代，終究未能實現，盡管如此，資產階級從沒有放棄過建黨的嘗試。革命派立志推翻清朝朝廷，立憲派力求打破封建壟斷，辛亥革命前創建的同盟會與憲有會，可以說是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的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