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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文化比較
文化通過自身的吸引和感召作用獲得域外人民的認可與向往,在潛移默化之中增加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從而推動形成較為一致的價值共識和戰略判斷。同時,文化可以超國界傳播,一旦一種文化成為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或主流文化時,發源這種文化的國家自然就獲得了更大的軟實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可以說是軟實力的核心要素。在文化資源方面,中國源遠流長、蔚為大觀的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軟實力,尤其是其引人入勝的文化古跡、博大精深的文化藝術和影響廣遠的文化精神對世界各國頗有吸引力。日本的文化軟實力則集中體現在其發達的現代文化上,無論是絢麗多姿的流行藝術(動漫、音樂、電影等),還是卓越的現代企業和產品品牌,都在世界范圍內廣受擁躉,對日本文化軟實力的塑造功不可沒,這方面是現階段中國文化所欠缺和望塵莫及的。在文化實力方面,以兩國文化產業作為主要參考,中國與日本仍存在較大差距。日本有效整合其豐富的文化資源,充分利用其現代化進程中的先發優勢和廣闊的國內外市場,培育了強大的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中國雖然是文化資源大國,但文化資源到目前卻未能有效轉化為文化實力。中國文化產業存在生產要素配置不合理、居民消費層次低、產業價值網絡未形成、文化產業集聚水平低、政策法律不到位、高層次文化產業發展不足等諸多問題,嚴重制約著中國文化產業價值創造力和國際競爭力?？傮w而言,中日兩國文化軟實力的整體水平是相近的,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本地區乃至世界范圍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但是兩國文化軟實力的來源卻不同。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幾乎全源自其豐厚的傳統文化資源,而日本的文化軟實力則以其發達的現代流行文化為基礎;中國的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落后于日本,文化產業發展面臨諸多制約因素,文化實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二、中日發展模式比較
發展模式,是指“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5 ]?；谏铄涞膽鹇栽O計、完善的制度體系和先進的指導理念之上的發展模式,將會推動一國經濟社會實現持續進步和長遠發展,引發其他國家的關注和向往,從而形成強大的軟實力。發展模式的軟實力意義還具有明顯的溢出效應,對于文化、政治價值觀、國際制度、國家形象等軟實力資源的生長產生注入作用。中日兩國在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分別立足本國國情和文化傳統,廣泛借鑒古今中外發展經驗,開拓創新、銳意進取,各自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國發展實際、極大推動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強烈國際反響,成為中日兩國軟實力的重要來源。從發展模式的特征來看,中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堅持經濟發展主義,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和長期繁榮,使中日兩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中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強調政府干預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但中國模式下政府主導色彩更為濃重,發展成效更為顯著,消極后果也更多;中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具有開放性特征,都與外部世界和國際市場緊密相連,都積極參與并受益于經濟全球化。相比之下,中國模式比日本模式的內涵更為豐富,日本模式的經濟屬性十分明顯,是一種經濟現代化模式,而中國模式則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和發展、改革、穩定等多個領域和層面。從發展模式的國際影響來看,中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都對國際秩序形成了巨大沖擊。得益于日本模式的成功,日本迅速實現了經濟現代化,重塑了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秩序,形成了美歐日“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時日本推行的“雁陣模式”有力帶動了區域現代化進程, 助推了戰后東亞各國群體性崛起,引發地區秩序的調整和變遷。中國模式30多年的實踐,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中國回歸到國際核心舞臺,東亞地區乃至整個國際格局都因此受到強烈震蕩。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日本模式的國際影響和軟實力已經大大減小,而中國模式的國際影響和軟實力效應則伴隨中國經濟奇跡般的增長而持續發酵?？傮w來說,中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但與日本模式相比,中國模式所具有的自主式現代化道路、更為豐富的發展內涵、更為成功的經濟增長效應,贏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國際認可,也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國際影響,中國模式因此比日本模式具有更強大的軟實力。
三、中日政治價值觀比較
政治價值觀是一國政府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對于人類發展過程中所公認的一些基本和普遍價值的追求與維護,既包括該國政治系統運轉程序的價值標準,也包括政治系統運作目標的價值追求。先進的政治價值觀致力于體現并維護人類基本倫理和普遍價值,具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對內可以凝聚共識、提高政權合法性、推動政治發展和社會進步,對外可以獲得國際社會的價值認同和政治共識,從而降低外交政策成本、塑造良好國家形象、形成政治軟實力。中國和日本的政治價值觀在內涵上有廣度之差,在實踐上有程度之別,在國際影響上有高下之分。日本的政治 現代化 道路最 終選 擇了“全 盤西化”的方式,因而其政治價值觀 也全部承襲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中國基于自身悠久傳統、社會制度和復雜國情,經過實踐探索形成了“共富、發展、穩定、和諧”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價值觀,同時也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人類基本價值,因而中國的政治價值觀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但是政治價值觀內涵豐富并不意味著軟實力強大。日本具有扎實的民主政治基礎和制度保障,在普世價值的推行和維護方面表現可圈可點、享有國際聲譽,在歐美發達國家和眾多發展中國家受到廣泛認同和贊揚,產生了巨大的軟實力效應。中國維護和實踐政治價值觀的程度卻不如日本,踐踏民主法治、迫害自由人權的現象時有出現,“共富、發展、穩定、和諧”等價值觀的推行情況也不盡如人意甚至南轅北轍,引發了貧富分化、發展失衡、社會動蕩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因而中國的國內政治常為國際社會所詬病,使得中國軟實力受損嚴重?？梢钥闯?盡管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有比日本更為豐富的內涵,但是在維護和實踐層面中國卻遠不及日本,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的批評指責,這與日本在此方面所受到的廣泛認同和贊揚形成了鮮明對比。當前中國在政治價值觀方面的軟實力與日本相比確實存在差距,成為中國軟實力的一大軟肋。
四、中日國際制度比較#p#分頁標題#e#
根據羅 伯特•基 歐漢的界 定,國際 制度 是指“規定行為角色、限制行為和塑造預期的一系列持續存在的和相互關聯(正式和非正式的)的規則”。從構成要素上看,國際制度包括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和國際慣例。國際制度在國際政治中則具有明顯的權力屬性,是一種典型的軟實力資源,對于一個國家表達和貫徹本國政治理念與主張、設置國際議程、政治動員與結盟、塑造本國聲譽都意義非凡,是提高國際影響力、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戰略資產。[6 ]從國際制度的參與來看,中國和日本對國際制度的參與都經歷了“挑戰者”、“參與者”、“維護者”的身份轉換,國際制度參與的目標都從最初低層次的“獲得國際認可”提升到后來更高層次的“實行國家戰略”和“增進國家利益”。中國和日本如今都是國際制度積極而建設性的參與者,是維系現有國際秩序和國際制度的重要力量。中日兩國參與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積極支持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在發展中國家援助、國際維和行動、打擊恐怖主義、全球環境與氣候變化、核裁軍與核軍控、國際與地區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人道主義救援等領域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贊譽。相比之下,日本參與國際制度時間更長、程度更深、經驗也更為豐富,在利用國際制度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方面具有更強的能力;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時間相對較晚,過程也頗為坎坷,但是隨著國家實力的迅速走強、世界大國地位的日益明晰,中國在國際制度參與的諸多領域盡顯后來者居上的態勢。從國際制度的構建來看,限于歷史、實力、意愿、經驗等原因,中國和日本都未能在全球性國際制度的構建方面有效發揮作用,因而產生的在世界范圍內的制度支配力是極其有限的,與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制度設計方面的巨大力量相形見絀。但是在地區性國際制度的構建方面,中國和日本卻表現出濃厚興趣,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中國參與并占據核心作用的“朝核六方會談”是各方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國與俄羅斯攜手推動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在鞏固地區安全和穩定、促進聯合發展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中國倡議并大力推動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于2010年1月全面建成;中國首倡、日韓積極響應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已于2012年11月正式啟動,對于加速東亞一體化進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日本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創想,并在亞洲開 發銀行成 立過程 中發 揮了領 導作用。[7]冷戰結束以后,日本積極構建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參與各種區域組織和論壇并爭取在其中發揮核心作用。新世紀以來,日本的地區制度戰略是以推動“東亞共同體”為中心進行開展,先后提出了“東亞共同體”的“小泉構想”(2002年)和“鳩山構想”(2009年)[8 ],謀求在東亞一體化進程掌握主導權。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的國際制度參與水平與日本尚有差距,尤其在利用國際制度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戰略的能力上仍有待提高;中國的國際制度構建水平與日本旗鼓相當,在全球性國際制度構建方面成果有限,在地區性國際制度構建方面興趣濃厚、競爭激烈?？傮w而言,當前在國際制度方面的軟實力,中日兩國互有長短,任何一方均無明顯優勢。然而從長遠看,鑒于政治大國能力的缺失、外交自主性的不足以及國家實力的相對式微,日本難以在國際制度參與和構建方面有大的作為;而憑借不可逆轉的崛起態勢、巨大的地緣及全球影響力、國際制度參與能力和意愿的不斷增強,中國必將成為未來國際秩序調整和國際制度重塑的核心力量,屆時中國將獲得更為強大的國際制度軟實力。
五、中日國家形象比較
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精神面貌和政治聲譽在國際社會的集中展示,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道義的軟實力。作為一種國格魅力,良好的國家形象能夠產生一種硬實力難以獲得的吸引力,可以通過影響和改變對方的觀念和價值取向來獲取對方的理解和認同,從而推動該國參與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事務的深度和廣度,有助于獲得國家發展所需的各種戰略資源和良好的外部環境。[9]本文選取英國廣播公司(BBC)國家影響力調查報告和安赫爾特國家品牌指數(Anhold-GfKRoperNationBrandsIndex)調查報告中有關中國和日本的部分內容對兩國的國家形象進行比較。根據英國廣播公司2006 - 2012年間的7次調查,在所有被調查的17個國家(包括歐盟)中,7年間中國在積極影響方面最好名次是2012年第5名,最差排名是2011年第9名;而日本在積極影響力方面則一直名列前茅,并于2007年、2008年、2012年三度摘得世界最具積極影響力國家桂冠(2008年與德國 并列),最低 排名 是2009年第4名。2006 -2012年間,中國在國際社會積極影響率主要分布在40% -50% ,消極影響率主要分布在30% - 40% ,而日本在國際社會的積極影響率主要集中在53%-58% ,消極影響率主要分布在18% - 21% ,中日兩國的國家形象高下立判。安赫爾特國家品牌指數2005 - 2010年6年間的9份報告①則顯示,在所有被調查的35 - 50個國家中,中國的國家品牌指數排名介于19 -28之間,尤其集中在22 - 24之間(6 /9);日本的排名則較為穩定,全部位于5 - 9名之間。中日兩國橫向比較,9次排名中每次中國都與日本有較大差距,位次差距在11 (2006第3季度)和23(2008年)之間。以2010年安赫爾特國家品牌指數報告為例,日本以排名第5的成績遙遙領先于排名第23的中國,而且中國在6大評價指 標(“出口產 品”、“治 理”、“文化”、“人民”、“旅游”、“移民與投資”)的排名上全面落后于日本。無論是英國廣播公司還是安赫爾特國家品牌指數的調查,都表明中國目前的國家形象是欠佳的。中國幾乎在影響國家形象的所有要件上都落后于日本,中國國家形象軟實力與日本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中國的國家形象與當前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是不相匹配的,甚至是嚴重脫節的。
六、提升中國軟實力的建議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在發展模式方面的軟實力比日本有明顯優勢,在文化和國際制度方面的軟實力與日本則互有長短、難分伯仲,而在政治價值觀和國家形象的軟實力方面卻與日本有較大差距。中國的軟實力建設雖成績斐然,但當前整體水平仍弱于日本。中國的現代文化發展滯后、發展模式有待完善、政治價值觀踐行不當、國際制度參與乏力、國家形象亟需改善,凡此種種都成為掣肘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羈絆,中國軟實力建設前景值得期待卻任重而道遠。放眼未來,中國要想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理想,要想在中日關系交涉中充分掌握主動權,必須珍視軟實力的戰略價值,堅定不移、多措并舉地發展軟實力。鑒于以上分析和考慮,本文對未來提升中國軟實力作如下建議:#p#分頁標題#e#
1.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長時段的經濟高速發展是中國崛起的根本所在,是中國軟實力尤其是其文化、思想、發展模式受到關注的主要原因[10 ],是近數十年來中國軟實力迅速膨脹的源動力。沒有強大經濟實力作支撐,軟實力之于中國猶如無本之木、空中樓閣。未來中國經濟應盡力保持快速發展態勢,繼續彰顯中國模式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從而為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經濟基礎;為參與和構建地區及全球性國際制度提供實力保障;為擴大對外援助、推動全球治理及改善國家形象提供現實可能。同時,中國經濟的發展應注重發展質量,在發展中逐漸破除資源浪費、環境破壞、貧富嚴重分化、創新滯后、產品質量低下等缺陷與不足,實現可持續、高品質的發展,從而為中國軟實力在國內的培育和在國外的投射創造可能。
2.改善國內治理。中國在市場經濟、貧富分化、政治腐敗、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等國內治理問題上的欠佳表現一直備受國際社會抨擊,成為制約中國軟實力提高的重要原因。未來中國政府應把改善國內治理上升到戰略和全局層面,通過深化國內改革和加強制度建設等系統性手段使這一愿景得以實現。要下決心破除阻礙進一步經濟改革的制度性障礙,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要打破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支持民營經濟繁榮發展,為企業投資和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要采取有力措施縮小地區及城鄉經濟差距,遏制貧富分化繼續擴大的勢頭;要果斷推進政治改革,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要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讓民主在更大范圍內得以推廣和普及;要繼續采取高壓態勢打擊政治腐敗,加強制度化防腐建設;要加快推進法制化進程,建設法治國家、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要繼續改善人權狀況,維系與國際社會的溝通對話機制。
3.提高文化現代化和產業化水平?，F階段中國文化軟實力主要來自傳統文化,中國現代文化發展滯后且發展空間巨大。今后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若想取得突破,必須在提高文化現代化水平上做好文章。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應追求有所作為、有所超越,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文化現代化道路,而其中精要則是找到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契合點,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衍變。除了積極推動文化現代化進程,中國還應該努力提高文化產業化水平,增強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縮小與日本及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要積極學習借鑒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經驗,進一步完善文化戰略設計,使之更具全局性、長遠性和可操作性;要充分珍惜和利用當前文化產業發展的大好機遇期,將《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落到實處,積極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型產業,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4.深度參與國際制度。改革開放30多年,是中國迅速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制度的歷史時期,也是中國實現大繁榮大發展的歷史時期。中國是戰后國際制度的最大受益國之一,中國應堅持積極參與和維護當前主要國際制度的態度決不動搖;當前國際制度仍存在問題、有待改進,中國應當仁不讓、不失時機地推動國際制度改革完善,使國際制度更具公正性和合理性;中國應增強參與國際制度的能力,在制度創立和議程設置方面發揮更為積極、更具建設性的作用;中國應維護負責任大國形象,合理承擔國際義務,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尤其在地區國際制度層面,中國應充分發揮地緣政治影響力和經濟輻射作用,使之持續轉化為參與國際制度的權力資源,在地區重要政治經濟議題上發揮關鍵作用,爭取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的領導地位。
5.增強對外傳播能力。中國在軟實力資源方面較為豐富,但在軟實力資源的轉化和投射方面卻不夠充分,而軟實力資源的轉化和投射與對外傳播能力的強弱有直接關系。中國對外傳播能力的不足直接使中國的觀點和價值理念不能得到有效傳達,中國的真實情況不能被完整呈現于國際社會,導致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普通民眾對中國的隔閡和抵觸加深,中國的國家形象被丑化、異化。未來中國必須著力增強對外傳播能力。要加強海外傳播力量,加大對涉外傳播媒體的支持力度,構建全方位、立體式的對外傳播網絡;要了解和尊重國際傳播規律,主動、巧妙地設置國際傳播議題,采用“中國立場,國際表達”的報道方式;[11]要打造一批世界級的傳媒品牌,使之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積極發出中國聲音,牢牢把握輿論引導力,爭取國際話語權。
本文作者：陳萬里 單位：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