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廉恥觀與社會行政道德創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白萍 別道學 單位：湖北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政教系 武漢行政學院
處在轉型期、變革期的中國社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出現價值多元的現象。當新道德體系尚未建立、健全之時,社會行政道德的失范無疑已成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大阻礙,它直接影響著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并制約著社會新風尚的形成。因此,在構建當前行政道德建設的制度路徑的前提下,以民族文化為根基,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要求為價值導向,反思傳統的“廉恥”觀,重構新時期公民的榮辱意識,是我們應對全球化挑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一、傳統“廉恥”觀考辨
在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史中,所謂“廉”,指公正、廉潔、立身清白,它是為政之本、為官之寶,是一種吏德,也是一種修為;所謂“恥”,指恥辱、知恥心與羞恥心,作為一種榮辱觀,它是一種道德意識,也是一種價值評價。荀子最早將知恥與廉潔并提,提出了“廉恥”這一道德規范。此后,廉恥與義利、理欲等價值觀念相并列,共同成為中國古人判斷善惡、美丑、是非的價值準則,也成為中國古代“立人之大節”。“廉恥”作為一種吏德,包括三方面內容:公私之辨、貪廉之辨與榮辱之辨。
1.公私之辨公私之辨,即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關系問題。中國古代各派思想家雖然價值理論不一致,但在公私問題上幾乎都主張“崇公非私”。盡管對“公”的理解各有詮釋,但在國家、民族、社會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家庭的利益之間發生矛盾時,都強調要為公克私。這種公私觀的形成與中國古代宗法制的社會結構及道德治化的文化傳統直接相關。以吏德言,“公私之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公忠體國,先公后私。公私觀念開始時是作為“忠”的一層含義被運用的,它主要指個體利益與諸侯國國君“公室”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凡沒有私心、私利,以“公”的利益為重的臣僚都被贊以“忠”的美譽:“無私,忠也。”(《左傳•成公九年》)所以,“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周禮•周官》)針對當時社會“親親而愛私”的現象,儒家學者從社會治化的角度,提出了“先公后私”,“以公為重”的價值觀念,認為“明通而公”、“無有私事”是理想政治的必要條件?！抖Y記•禮運》篇進而將公、私看作“大同”與“小康”兩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根本標志,“天下為公”因此成了傳統中國人世代追尋的社會理想。及至宋明時期,隨著傳統的德治教化體系漸漸走向成熟,公私之辨更是與義利、理欲之辨相溶合,成為宋明理學家為人治世之基本準則。所謂“人只有一個公私,天下只有一個邪正。”(《朱子語類》卷十三)其二,秉公執法,清正嚴明。當個體利益與國家、社會之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人們應舍己為公,對此,古人基本達成了共識。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當為官從政者在處理日常事務時,能否真正作到崇公非私,則取決于他能否秉公執法。法律的公正與否取決于執法的公正與否,而執法的公正與否則取決于執法者的道德素質如何。由此,執法者的清正嚴明也成了中國古代吏德建設的又一重要內容。
“立法廢私”,以法為度之思想源于法家。法家的“立法廢私”與儒家所倡導的以天下、國家、人民之整體利益為公并不完全一致。漢以后,儒家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張以德治為主的德刑并用。于是,王道之綱常倫理成為了傳統中國法治的核心精神,秉公執法也因之成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基本原則之一。秉公執法的標準在于“法”,而法執行的核心則在于“公”,這里的“公”指公平和正直。公平指對人和事的一種態度,它要求人們效法自然,無所偏私,按一定原則辦事。正直就是心胸坦蕩,堅持原則,處處出于公心和坦誠。“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荀子•修身》)人如果能像天地那般自然無私,不以物害己,亦不以己害物,便能成其公平。而一旦人有了私心,有了喜怒好惡、親疏遠近,必然導致賞罰不分、徇私枉法,很難公平處理事務。所以,秉公執法要求為官者必須以法為繩,剛正不阿,不徇私情。故公平、正直是中國古代為官從政者之大義,“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王陽明全集•山東鄉試錄》)
2.廉貪之辨中國古人認為,所謂廉,即不茍得,不妄取,不受不義之財。廉的反面是貪,即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不義之財,索賄受賄,為了充塞私囊而不惜踐踏道德與法律。故廉是為政之本,為官之寶。廉者為何不可妄取?孟子說:“取傷廉。”(《孟子•離婁下》)“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公孫丑下》)他人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卻饋贈錢財給你,那必然是在用錢財收買你,君子怎么能被人用錢收買呢?所以廉潔之人應見利思義,將道德的價值看作高于財物的價值。況且廉不僅是個體價值的表現,廉與不廉還會影響到國家、社會之“公”的價值,因為收受不義之財必然導致執法有私,影響為官者處事的公正,久之,“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漢書•宣帝紀》)。《周禮•天官》認為,判斷考察官吏的政績,應以六件事為標準,即:廉善,清廉而政績優異;廉能,清廉而能干;廉敬,清廉而忠于職守;廉正,清廉而正直;廉法,清廉而秉公執法;廉辨,清廉而明辨是非。6條標準全被冠以廉字,表明廉是為官之本。漢武帝實行“興廉舉孝”的政策,使社會風氣大為改觀。東漢的“舉孝廉”則成了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的一種官制。雖然這一選拔機制也容易帶來循私舞弊和道德的偽飾,后世漸被廢止,但以廉潔與否作為考核、察舉官員的基本標準這一點在中國古代則始終未曾改變。明代名儒龔?說:“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卷二)同是見利思義,不欲、不想、不敢這三種不同心理導致了從政者廉潔的三種不同境界。而自覺將道德要求內化為內在境界的廉潔,才是最高層次的廉潔。
3.榮辱之辨榮辱之辨是與“恥”范疇直接相聯的。中國古人認為,惡皆生于無恥,人只有知恥,才能自覺地為善去惡、趨榮避辱。因此,羞恥心是人珍惜、維護自身尊嚴而產生的情感意識,是一道極為重要的道德堤防,故知恥歷來被稱為“立人之大節”、“治世之大端”。知恥則為人,無恥則入于禽獸。毋庸置疑,凡人都具有榮譽感和自尊心?？墒?何謂榮辱?見解殊多。荀子將榮、辱分為義榮、義辱,勢榮、勢辱。所謂義榮,指因重道義、修德行而得到的榮譽,義辱則指因道德敗壞、人格卑下而招來的侮辱;勢榮是由權勢、地位帶來的榮耀,勢辱則是由外部勢力強加于人的侮辱。義榮、義辱發乎內在;勢榮、勢辱則來自外加。前者源于義,后者源于勢,兩者本質不同。故在傳統儒家看來,義榮、義辱才是真正的、應該給予重視的榮辱。而對于外在的毀譽,則不必太過在意。因為,毀譽在人,立身在己。毀譽固然可以不掛于心,但榮辱卻不可不明辨。因為人一旦沒有了榮辱之心,就會沒有了羞恥之心。#p#分頁標題#e#
無恥則無惡不作。“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于甘為不善而不知改者,是無恥也。”(陸九淵《人不可以無恥》)人心漸無善惡,天良漸近喪失,世風日下,國之存亡也就岌岌可危。而為官者漸無羞恥之心,則會釀成國恥。“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乎!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于禮義,其原皆出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顧炎武《日知錄•廉恥》)正因知恥的重要,所以教人知恥也就成了古代極為重要的道德教化之一。要教人知恥,古人認為,首先必須教人知道何為榮,何為辱?知道了何為榮辱,自然就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人能發自內心地明恥知禮,社會也才能因此走向安定、和諧。“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樣,知恥又轉化為一種精神。對于個人而言,知恥可以改過遷善,“知恥近乎勇”(《禮記•中庸》);對于民族而言,千百年來,它還塑造了中國人自尊、自立、自強的民族凝聚力。
傳統廉恥觀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尤其是吏德建設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其基于經驗思維的對人性與社會治化的睿智思考與實踐,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然而,和中國傳統道德體系的固有缺陷相聯系,廉恥觀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理論缺陷。因此,當傳統道德失落于現代社會時,廉恥觀被現代中國人所遺忘也有著必然的理論因果?？僧吘?一個新的行政道德體系的建立不可能剝離傳統而存在,作為可傳之“統”與已傳之“統”,廉恥觀依然有其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所以,在構建新的法制體系的基礎上,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詮釋“廉恥”觀,應是現代中國社會行政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
1.敬業奉公,澄清權利與義務之界限首先,傳統廉恥觀中先公后私、公忠體國的觀念在培養了傳統中國人胸懷天下的寬廣情懷與高尚境界的同時,也培養了為官者為民除害和以為生民謀利為己任的道德責任感。它對于現代中國社會行政者的行政責任意識的樹立無疑有著深刻影響,這種道德治化境界也是人類迄今為止依然在追尋的理想政治境界?？蓡栴}在于:如何真正超越個人利益進入這一境界?本文認為:對追求高尚境界的倡揚固然重要,但對職業道德的最基本要求應該更能切入問題的實質。在現代社會,行政者首先應該明白自己有什么樣的權利和義務?顯然,先公后私、為人民服務并非僅僅是高尚精神的寫照,它首先應是一種責任,一種由老百姓、納稅者賦予行政者的應盡的義務。否則就應當因瀆職而接受處罰。那么,行政者又擁有哪些權利呢?無疑,作為社會的普通公民,行政人員所擁有的權利是與民眾同等的。對行政人員權利與義務的界定,對社會公德與私德領域的劃分,應當可以讓“公私之辨”更加明晰。“崇公非私”是行政道德的最基本要求,而“大公無私”是個體所追尋的崇高境界,兩者的相輔相成則是強化行政道德責任意識的必由之途。
秉公執法、清正嚴明也是古代社會吏德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在為官從政、執法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公正品格無疑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德之一,如鐵面無私的包拯、鋤強扶弱的海瑞、公正護法的狄仁杰等人,他們都是人們崇拜的偶像。然而,中國古人所執之“法”始終只是君主之法,是綱常禮教。中國古代社會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機協調、權力相互制衡、具有終極裁決職能,能在不斷反思中走向平衡的相對獨立的法制體系。因此,官員所秉之“公”只能是道義之“公正”,非法治之“公正”,而這則直接衍發出了傳統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清官崇拜意識。顯然,個體的經驗判斷在很多時候并不可靠,而將維系法治公正的職責全部寄托在為官者的道德自律與高尚情操之上,無疑更失之于理想化。一方面,它使得“法治”成為了“人治”;另一方面,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加上社會的期盼,也必將使“清官”們不堪重負。所以,就現代社會行政道德建設的行政公正這一職責而言,固然不能摒棄對行政人員秉公執法的道義期盼,但更應強調,建立一個高效、有序、相對平衡的現代法治體系,轉換中國人傳統的法治觀念。以落實“天下為公”的道德治化境界的社會文化根基。
2.立身清白,力求他律與自律的統一為什么人們往往難以做到廉潔呢?古人認為,這是因為人有私欲、有貪心,所以,要倡廉必須反貪。儒家強調,反貪要把握三個要素:一是先要懲貪。尤其要懲戒那些包庇、袒護貪官的高官,以警官心、以慰民心;二是必須戒貪。反貪須戒之在初,從小事做起,自律修身,安貧知足。三是必須拒賄。沒有正當理由的財禮,應嚴辭拒收,或婉言謝絕。一方面,這是維護“公”之利益,維護百姓民生之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自己行事更公正、人格更磊落。
儒家認為,法律只能懲惡,難以揚善,嚴刑懲罰只能治標,難以治本。所以,相對于懲貪而言,中國古人的反腐更強調戒貪、慎獨,強調對“良知”的敬畏。誠如東漢楊震在拒賄之后所言的“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此“四知”即內涵著古人對自然、生命、制度和對他人的敬畏。這是一種真實的、普遍的、崇高的道德情感。它使人們在紛亂、變動的社會活動中能夠始終保存對高尚價值的追尋以及對自身的不斷省視,而這恰恰是“人心秩序”與“社會價值秩序”達成一致、得以建立的基礎。[1]一個社會的治理無疑需要法制約束,對權力的制衡更是如此。濫用權力必遭懲罰,但僅有這些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尤其是在我們民主、法治的社會機制尚未健全,整個社會和諧共生的文化體系尚未建立之際。通過以敬畏為內涵的社會文化心理機制的濡染,如社會風俗、輿論及良知等道德評價機制的心理約束,化民成俗,繼而在和諧的社會環境的熏陶下,完成從“他化”到“自化”的轉化,這種他律與自律的統一是傳統道德治化的重要經驗,同時也是尋求法治與德治相容共生的理想之途。
3.明辨榮辱,追尋善惡與美丑之人生、社會意義“禮儀廉恥,國之四維”(《管子•形勢解》)“無羞恥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無疑,作為一種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恥”觀念對于傳統中國人人生的約束力是巨大的,它對塑造中華民族自尊、自立的民族精神的影響至今猶存。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傳統文化的預制下,“恥”既是一個底線的倫理要求,又是一個高尚的道德境界追求,兩者的混而為一,求義則榮,背義則辱,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不能不帶來了傳統中國人理論上價值觀念的單一和事實上價值選擇的混亂。一方面,在大多數人心靈深處,道義始終是人之所以貴為人的內在依據,人們不難判斷何為崇高,何為卑污,何為榮,何為辱;但另一方面,人們很難據此作出實際的價值選擇,因為對道義崇高的追求需要人們付出心靈的冶煉,它絕非人人能及。所以,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理論的價值評價與事實的價值選擇并不一致。#p#分頁標題#e#
在現代社會,在西方現代與后現代思潮良莠不齊地裹挾沖擊之下,當價值多元化成為改革轉型期中國當下社會最鮮明的時代特征時,多元的價值一方面擴展了國人的選擇自由,人們都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無需背負很大的思想壓力;一方面也在價值折中和多元妥協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斷。這種價值評價的失范與人們道德發展水平的參差不齊有關,與我們整個價值體系的不完善更直接相關。因此,盡快建立一個合理的價值體系與評價標準,讓人們在“做正當合理的行為”這一基本道德要求與“完善你自己”這一崇高道德境界之間[2],有所溝通和選擇,讓每個個體在悖離底線倫理的要求時,感受到恥辱與卑污;而在追尋崇高人生境界時,感受到榮耀與美好,并且,經由此善惡的評判與審美的愉悅,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質,不斷尋求對己、對人、對社會都更有意義的生活,這是現代中國社會道德建設面臨的也是行政道德建設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們提出并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意義所在。
總書記最近提出的“八榮八恥”的論述是一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道德價值共識,它在傳統榮辱觀的基礎上提出了最基本的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讓大家知道該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因此,以“八榮八恥”觀為指導,依據社會公正的理性要求,化民成俗,通過社會排惡引起的孤獨感、輿論抨擊引起的恐懼感及內心道德法庭審判引起的良心譴責等倫理懲罰方式[3]來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知恥”辨辱,揚善懲惡;依據每個個體尋求自我完善,珍惜、維護自身尊嚴的內在心理需求,讓人們感受到崇高精神追求的審美愉悅,繼而營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文化氛圍。因為只有這樣,崇高者才可能因其崇高而讓更多的人景仰,而卑污者才可能因其卑污而愈加被人不齒。只有這樣,中國傳統的廉恥觀才可能經過創造性整合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產生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當然,要讓社會主義榮辱觀真正滲入民眾的精神情懷、鑄就中華民族的精神魂魄,依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