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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從“進口替代戰略”過渡到“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提升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如何提升的？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同樣依賴于出口導向路徑的中國而言尤為重要，十分值得思考。 一、韓國的貿易品技術結構及其變動趨勢 關于貿易品技術結構，Lall（2000）在三位數的基礎上，將SITC0～9類共三百多種產品按照技術含量分為五大類：初級產品（PP）、資源性產品（RB）、低技術產品（LT）、中技術產品（MT）和高技術產品（HT），然后仍按照技術含量將后四類產品進一步分為9個小類。這一方法被研究者廣泛認同。本文采用這一方法，統計出韓國各技術層次的主要產品（見表1）及貿易品技術結構的變動趨勢（見圖1至圖4）。①其中，圖1和圖3分別是較低技術層次產品（含初級產品、資源性產品RB1∕RB2、低技術產品LT1∕LT2）的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圖2和圖4分別是較高技術層次產品（含中技術產品MT1∕MT2∕MT3、高技術產品HT1∕HT2）的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圖中每一“柱體”的長度是該圖所涉各類產品在韓國總出口或總進口中的占比之和，而每一“柱體”中各種“圖案”的長度，則表示各類產品各自的占比。圖1表明，韓國較低技術層次的五種產品在出口中的總占比，從期初的46％降至期末的26％，其中，RB2出口比重顯著增長，LT1出口比重顯著降低。圖2顯示，中技術和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比重，從期初的51％升至期末的70％，其中，MT1、MT3和出口比重增長尤為顯著。可見，韓國出口結構呈現升級趨勢。圖3和圖4中，技術含量較低的五類產品的進口比重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趨勢性變動，但技術含量較高的HT2和MT3進口比重呈現較明顯的降低趨勢。韓國貿易結構的變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有待驗證。 二、計量檢驗與結論解析 （一）計量檢驗 1．模型、變量與數據來源 從前述理論分析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可能通過改變要素比例和產業結構調整，來影響母國貿易結構，由此可以推出，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結構存在滯后因素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當年貿易的影響可能是不顯著的，因此本文構建模型如下：其中，被解釋變量tRD表示韓國的貿易結構，解釋變量fd表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考慮到直接投資存量對貿易結構影響的滯后性，本文采用其一階滯后序列；解釋變量ex表示韓元的實際匯率；β為參數，ε為隨機誤差。式（1）中，λ分別取ex或im，表示出口或進口；tech分別取PP、RB1、RB2、LT1、LT2、MT1、MT2、MT3、HT1、HT2，表示貿易結構的10個技術分類（見表1），因此該式實際上包含了20個模型。具體而言，被解釋變量TrdPPex表示韓國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韓國總出口額的比重，被解釋變量TrdPPim表示韓國初級產品的進口額占韓國總進口額的比重，以此類推。本文選取的樣本區間是1991～2010年度數據，韓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韓國進出口銀行網站數據庫，按照表1技術分類的產品進出口數據來自韓國貿易協會數據庫，實際匯率數據來自國際清算銀行。 2．檢驗結果 對于上述模型的計量檢驗分為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回歸分析三個步驟。①首先，單位根檢驗的相關序列包括20個表示貿易結構被解釋變量的時間序列和兩個解釋變量時間序列，檢驗結果為：在5％的顯著性程度下，22個序列的水平值都是一階單整（I（1））序列。其次，對20個被解釋變量和兩個解釋變量分別進行20組協整檢驗，結果發現，除了TrdPPim、FD、EX之間以及TrdRB2im、FD、EX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外，其它18組變量之間均在5％的顯著性程度下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這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可以進行回歸分析。第三，基于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的結果，對上述具有協整關系的18組序列進行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總體來看，在18個模型中，除了以TrdPPim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解釋力不佳外，其余17個模型的統計量都是顯著的。同時，這17個模型的擬合優度最小值為0．347，最大值達到0．948，均值為0．683，說明總體上這17個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具體來看，在出口方面，滯后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FD）對于RB1、RB2、LT1和LT2類產品的出口比重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對于MT1、MT2、MT3、HT1和HT2類產品的出口比重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在進口方面，在5％的顯著性程度下，滯后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FD）對于RB1、LT1、LT2、MT1、MT2和HT2類產品的進口比重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實證檢驗顯示，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的提升。對于低技術層次的RB1、LT1、LT2類產品，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其進口和出口都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對于較高技術層次的MT1、MT2、MT3和HT1、HT2類產品，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它們的出口，并抑制了其中MT1、MT2和HT2類產品的進口。這與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論預期基本一致：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低技術層次產品制造業的對外轉移，從而降低了該類產品的本國出口和與此相關的進口，表現為貿易替代效應；同時，國內重點發展高技術含量產品制造業，較高技術層次產品的自主制造能力得以加強，增強了該類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并減弱了其進口需求，表現為出口創造效應和進口替代效應。 （二）實證結論解析 對于以上結論，我們可以觀察韓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要素尋求特征，從中獲得進一步的事實佐證。首先，從韓國對于不同經濟體的投資行業模式來看。表4選列了接受韓國直接投資存量居于前16位的經濟體，韓國對它們的投資存量占總存量的比重超過3／4，因此這些投資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按照投資行業集中度的特征，16個經濟體可分成四組。不難發現，韓國對于具有不同要素稟賦條件地區的投資模式不同，表明了其要素尋求的多重性，既包括對低成本勞動力、自然資源等低級要素的尋求，也包括對國際銷售渠道、技術、標準、品牌、全球企業網絡等高級要素的尋求。特別是對于中、印、俄和美、德、荷的“制造業＋批發與零售業”的投資模式，反映了韓國對成熟市場與潛在不成熟市場的需求并存。其次，從對不同技術層次產品制造業的投資來看。對于處于較低技術層次的石化業（RB2類）、紡織業（LT1類）和鋼鐵業（LT2類），韓國的海外投資集中于中國、印度、越南等勞動力、自然資源成本低且市場需求大的地區。而對于較高技術層次產品制造的行業，汽車業（MT1類）在西歐、北美、東歐、中亞和大洋洲等地廣泛建立生產基地，藉此帶動國內生產的整車和汽車零部件出口，并實現海外生產體系與全球化的營銷網絡；造船業（MT3類）的投資，一類是土地岸線、勞動力資源較豐富的中國、菲律賓等國，另一類是國內需求亟待釋放的巴西、俄羅斯等海洋油氣資源大國。一方面可將較低附加值項目轉移到國外，另一方面則可在國內集中力量開發液化天然氣船等高附加值船型；電子業（HT1類）的海外投資布局同樣反映了其對低成本和市場要素的尋求：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以組裝廠為主、選擇發達國家附近工資比較低的國家進行投資、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以零件廠為主①。最后，從對外投資主體規模來看。韓國的大型綜合商社憑借其較為成熟的國際經營經驗和雄厚資本，多在發達地區進行資金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開發，而中小型企業（SMEs）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從事技術等級較低的勞動密集型項目的投資。比如韓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以制造業為主，中小企業及個人投資在項目數上占83．0％，在投資金額上占40．6％①。不同規模投資主體的組合，有利于發揮各自的相對比較優勢，從而提高要素尋求的有效性。綜上所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要素尋求方式，使其位于韓國總部的母公司得以整合全球資源，改變了韓國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國際分工地位，乃至提升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p#分頁標題#e# 三、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的要素結構相對失衡，在一定時期內，勞動力資源充裕，而資金、技術和一些自然資源類的要素短缺，那么，中國又是如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去實現全球范圍的要素配置的呢？在數量上，中國已經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大國。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居全球第五位。但2003～2010年，中國流入國際避稅港②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據當年總流量的年平均比重達到76．94％。③這一結果，既可能是因為外匯管制條件下的熱錢流動，也可能來自于為了享受外國直接投資種種好處的“迂回投資”———在境外注冊再回到國內的國內資本。不妨推斷，這些投資源于扭曲性因素。同時，2005～2010年中國流入歐美地區④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據當年總流量的比重年平均為4．58％；而該期間流入東盟地區的流量年平均比重為3．75％。如果說，流入歐美地區的直接投資具有尋求技術、國際銷售渠道等高級要素的動機，流入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具有尋求自然資源、低成本勞動力等低級要素的動機，那么，這種具有明顯要素尋求特征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總流量中的占比顯然過小。因此，從區位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要素尋求特征并不明晰。 然而，從投資主體構成及其投資行業來看，在中國對外投資中，尋求自然資源輸入的投資行為占很大比重。特別是居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地位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近年來頻頻通過海外并購獲取海外資源，且不乏“不計成本”的并購競價案例?？梢哉f，中國國有經濟巨頭的海外投資不單純是商業行為，具有顯著的政治經濟性。同時，中國當前的出口結構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術和低附加值的LT1類產品方面，雖然高技術產品HT1類產品的出口比重明顯上升，但更多從事的是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環節，而最能反映技術深度的MT類產品、具有較高技術層次的自動化產品MT1類，以及要求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較高研發投入的高技術HT2類產品，在中國出口結構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較低（齊俊妍，2008）。由此表明，中國以對外直接投資提升貿易結構恐怕尚不具備條件。基于現狀，韓國經驗的借鑒首先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尋找對外直接投資中政府和企業的利益均衡點。政府與企業共同構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雙重主體，政府應考慮如何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宏觀戰略目標下不斷調整雙方利益均衡點，政府對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介入和支持，應盡可能采取政策引導和法律支持服務等形式，同時應使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更市場化。 第二，趨于市場化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應考慮，當得自于政府的異質性資源不可持續時，如何通過合理的投資區位選擇，去實現資源的全球優化配置?？梢越梃b韓國的經驗：向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產業的“梯度轉移”；在發達國家尤其是技術資源與智力資源密集地區，建立研發機構和技術密集型合資企業，以達到跟蹤和開發高新技術，促進國內產業結構乃至貿易結構升級的效果；鼓勵擁有小規模適應性技術的中小企業，通過海外生產和銷售，有效規避貿易壁壘，帶動相關國產技術、設備、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 第三，消除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扭曲因素。如前所述，占年均流量3／4的資金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不明，不僅容易引起人們對數據的誤判，更反映出中國資金運用低效的現狀。對此，應考慮改善國內相關制度設計，比如消除內外資企業的差別待遇、消除對民營企業的制度性歧視、完善資本市場等，從而從根本上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效率，為貿易結構的提升創造條件。